悅讀MOOK（第十四卷）

學部大院裏的“文革”舊事

　　◎ 徐兆淮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起，大凡往來北京的人，隻要一出北京火車站向右一拐，便立刻會醒目地注意到，在長安街建國門五號矗立著一幢新建的十五六層的大樓。進出大樓的人衣著隨意，上下班時間也不那麽整齊劃一，既不像是政府官員，也不像商務白領，大多倒像是些並不注意衣著打扮的文質彬彬的知識分子。

　　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北京市各種款式新穎的現代時髦大樓如雨後春筍地屹立於長安大街上，建內五號那幢式樣簡樸、古板的大樓在後建的現代、新穎的大樓映襯之下，便顯得格外陳舊和古板了。然而，當你得知出入這幢尋常樓宇的人，大都是國內一流的社會科學的精英和國寶級專家學者，相信你一定會對這幢樓宇和出入這幢樓的人群肅然起敬，另眼相看的。蓋因時至今日，人們大約再也不會懷疑這些精英和專家們的學術成果和聰明智慧，畢竟曾經並繼續地影響著我國上層建築的某些政治決策和文化走向。

　　這就是現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革”前，它的正式名字是：哲學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它學科齊全，幾乎囊括了中國文、史、哲、經、法等十幾個社會科學門類的研究所。學部大院和大院裏的知識分子曾經在“文革”十年浩劫中演繹了許多讓人怦然動容、悲痛欲絕的奇聞軼事，這一切，對於現今的人們，即使是置身於學部大院裏的年輕學者，幾乎也是聞所未聞，不可思議的。但這一切，又是千真萬確的客觀曆史。作為一個親曆者，尤其是畢生難以忘懷的。

　　三四十年前，那時的學部大院並不是這樣的。那時的學部大院裏，隻有七八幢二三層的小樓可憐地蜷縮在長安街上，最高的一號樓也隻有三層樓，其餘的辦公室都是二層的小樓。那時的學部雖也聚集著一大群全國老專家、中青年學術精英，但卻因“文革”的到來，而呈現出另一番非同往常的狀態。這狀態，不僅迥異於當今的學部大院，也全然不同於一向被稱為“翰林院”和國家級社科基地的原本麵目。而這不同所顯示的，正是那段沉重而畸變的曆史。

　　一九六四年八月，大學畢業後我滿心歡喜地來到北京建內五號學部文學所報到，實指望苦讀十年，成為學有專長的專家學者。未料想，為十年從“四清”到“文革”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所累，到頭來，我竟一事無成地離開學部，回到了我讀書和出發的所在地南京，從此改變了我一生的職業和人生軌跡。

　　離開北京文學所已經五十多年了，如今我已年過七旬，白發滿頭，依舊忘不了在北京學部大院裏的那段崢嶸歲月，忘不了發生在學部大院裏的“文革”舊事。我知道，這並非是人老了總愛憶舊的緣故，實在是那段記憶裏，不僅蘊涵了我個人的一段非凡經曆，而且也牽動著中國的一段特殊曆史。

　　大字報的海洋，大批判的戰場

　　一九六五年底，我等剛分配來文學所的年輕大學生，從安徽的四清工作隊歸來。雖然自姚文元《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發表之後，已能感受到彌漫在文學界的緊張氣氛，緊接著一九六六年上半年，隨著文藝界批黑線專政論，批“三家村”，學部一些敏感知識分子已能察覺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前期征兆了，因而不免從內心常湧上幾分不安的情愫，但從總體上說，學部大院裏依然較為平靜，從外表還看不到狂風暴雨即將橫掃學部的征候，至少像我等這樣毫無政治鬥爭經驗的一幫年輕人，確實無法預料即將到來的運動風暴。

　　真正打亂學部的平靜釀成學部動亂，並引發十年紛爭的是學部黨組織所主持召開的一次批判大會。原來，自打報刊傳媒猛烈批判“三家村”之後，學部被迫組織了一次關於楊述（學部政治部副主任）“青春漫語”的批判會。會議地點借在吉祥劇院，時間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正是在這次批判會上，發生平生以來最為驚心動魄的一幕：會議按原先計劃安排發言不久，忽然有哲學所部分青年學者打破慣例，衝上主席台搶奪話筒，強行發言，當場指責坐在主席台上的黨組書記關山複、劉導生等人搞假批判、真包庇的把戲，一時間會場攪成一鍋粥，爭吵聲、口號聲此起彼伏。有人高喊衝擊會場者：“滾下台！”有人則支持衝擊會場強行發言者。我和大部分人從未經曆過這種場麵，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隻好呆愣在那裏，不知如何是好。最後，主持者隻好宣布暫時休會。

　　更讓人意料未及的是，第二日在學部大院即貼出第一批大字報，一部分人反擊衝擊會場者，維護黨組領導；另一部分人則揭批黨組，揭批“保皇派”。記得以哲學所和《新建設》雜誌為首的一批年輕造反派造反行動最為激烈。而學部機關一些黨員同誌則寫大字報予以反擊。其他大部分人則持觀望態度。在一段時間裏，做資產階級保皇派，還是做無產階級造反派，似乎成了不容回避的政治選擇。直到六月上旬，《人民日報》發表反擊資產階級保皇派的社論之後，方才稍有平息。隨後，在對各研究所走資派和反動權威的造反行動中，誰也不願再當保皇派了。造反和造反派成了最時髦、最激進、最革命的詞匯。

　　學部大院大批判的第一個高潮始於運動初期對“走資派”、“三反分子”、“反動權威”、“黑幫黑線”等牛鬼蛇神的衝擊與批判。這一階段被揪鬥的對象，不但麵廣人多，而且揪鬥的方式，也是名目繁多、花樣翻新，實可稱為這個知識分子成堆、專家學者聚集的學部大院裏一道道奇異景觀。

　　即以我所在的文學研究所而言，當時被揪鬥批判的對象就有：文學所所領導何其芳、毛星，現代室主任唐弢、當代室主任朱寨、古代室主任餘冠英、理論室主任蔡儀、民間室主任賈芝、《文學遺產》陳翔鶴，罪名大體是“三反分子”、“走資派”，另有俞平伯、錢鍾書、吳世昌、吳曉玲、孫楷第等則被戴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即使是嶄露頭角的一些中青年研究人員如胡念貽、鄧紹基、劉世德、曹道衡、樊駿、蔣和森等人也曾一度被大字報點名批評。

　　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間，學部揭批“三反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反動權威”的運動正在如火如荼地開展著。文學所所謂“黑線人物”、“黑幫分子”何其芳、毛星等所級領導和俞平伯、錢鍾書等權威正處於被揭發、被批鬥的驚恐之中。於是，在學部大院內常能看到這樣奇異的景觀：文學所何、毛、俞、錢等十餘人在所裏被批鬥之後，先是由何其芳帶隊在學部大院敲鑼打鼓地遊街示眾，此時，被批鬥者大都戴著奇形怪狀的紙帽子，胸前掛著大小不一的黑牌子。其中，何其芳的高帽子最為顯眼特殊，黑牌子最為沉重醒目。率隊遊街時，還要一邊敲鑼，一邊高呼：“我是三反分子、黑幫分子何其芳！”遊遍學部大院後，還需一字排開，站立在文學所六號樓前，接受“革命群眾”的責問與羞辱。至今我還清晰記得，錢鍾書先生當時戴著一頂酷似古錢幣式的紙帽子，被學部工人戰鬥隊—水電工單拎出來接受批鬥時的情景：嚴厲責問錢為什麽不許他家高聲開收音機，收聽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雲雲。弄得錢哭笑不得，無以作答。

　　麵對此情此景，我等一幫青年學子大都始則震驚困惑，不知如何是好，旋即就被一篇又一篇的《人民日報》社論、中央文件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所迷惑所引導，而進入一種集體無意識的狀況，失去了自己的判斷能力，深深地陷入到現代迷信之中。記得當時當年參加過延安整風、審幹運動的朱寨同誌曾好心地提醒我們，年輕時他在延安也曾經曆過這一切，意謂切不可過於擴大打擊麵，雲雲。未料想，好心的朱寨立即遭到我等許多年輕學子的嗬斥與批判。從此在很長時間內，便再也聽不到類似的聲音了。現在想來，真該為自己當年的幼稚輕信而臉紅後悔。

　　直到“文革”結束多年之後，我等中青年知識分子才逐漸醒悟到，曆次迫害運動嚴重挫傷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與獨創精神，思想的翅膀被殘酷地剪斷了。以至頭上長著自己的腦袋，卻不會思考，不善思考，總是期望偉人和先賢代替自己的思考。

　　按照常人平日對學部知識分子的印象，我覺得不管是老專家，還是青年知識分子，待人接物總是和藹可親、文質彬彬的樣子，平日整座大樓裏很少有高聲喧嘩與爭吵之事，可是“文革”一來，整個學部大院仿佛頓時變成了沸騰的油鍋與火場，一向說話低聲下氣，溫文爾雅的知識分子和專家好像完全變了樣。一時間爭吵聲、辯論聲、銅鑼聲、口號聲幾乎充斥在學部大院的每個角落。大字報貼滿了從一號樓到各所的牆壁上，會議室裏，就連食堂也掛滿了琳琅滿目的標語、口號，讓人連吃飯也難以安靜消停下來。

　　還記得，運動初期，時在《新建設》雜誌工作的劉再複來到文學所批鬥何其芳的大會上，以濃濃的福建口音，聲色俱厲地揭批何其芳的“三反”罪行，他的口才和膽識曾給我等文學所的年輕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令人料想不到的是，大約十年之後，“四人幫”一垮台，劉再複偏又陰錯陽差地調到文學所工作，再後，還當上了文學所所長之職。真個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世事著實讓人難料。

　　作為一個親曆者，我曾經親眼目睹了學部大院裏那一幕幕令人吃驚的怪異場麵：文學所一位一向文質彬彬的中年研究員曾在全所批鬥會上把廁所裏的字紙簍強套在所領導何其芳、毛星的頭上，一位平素溫文爾雅的中年專家竟伸手打人嘴巴，以示革命的堅定態度。而親手製作高帽子、黑牌子，強行戴在被批鬥者的頭上、掛在身上，迫使其在大院裏敲鑼打鼓、遊街示眾的也大都是些中青年知識分子。然而，大字報的威懾力和大批判的殘酷性到此並未截止。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尤其是兩派群眾的出現，對立的增強，大字報和大批判給人的強烈印象隻能是：鋪天蓋地，觸目驚心。這是我十年學部生活的最鮮明印象，也是我一輩子政治生活最為強烈的感受。

　　大凡經曆過“文革”的人，總會對大字報、大批判留有特殊的感覺。在我看來大字報本是中國在特定背景下大眾表達民主意見的一種方式，大批判更是帶有濃厚中國特色的政治鬥爭重要的形式之一。“文革”初期當人們憚於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的經驗、教訓時，是《人民日報》發表一係列鼓吹造反有理的社論，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澤東用《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把大字報、大批判推到更為激烈、更為殘酷的地步。於是，學部“文革”運動也與全國一樣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大字報、大批判遂像烈火一般燃燒起來，並迅捷形成燎原之勢。

　　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文革”歲月中，大字報、大批判早已是席卷全中國的尋常之事，但學部的大字報、大批判卻也有著明顯的不同，呈現出獨特的風貌。

　　麵廣量大，轉換迅捷。如前所言，學部是一個知識分子成堆的單位，部裏的研究人員又絕大多數是來自全國各重點高校的優秀畢業生。寫（抄）起大字報來，龍飛鳳舞，千言萬語皆不成問題，參與論辯，則又口若懸河，滔滔不絕。記得文學所的祁連修用鄭板橋體書寫大字報，曾引起許多人稱許，許誌英抄起大字報來迅捷如飛，而哲學所的徐崇溫參與論辯，真可謂是口若懸河妙語連珠。那段時節裏的學部，從中心一號樓學部機關到曆史所、文學所、外文所的各樓內外，舉凡從走資派、反動權威的曆史、現實問題，到生活作風的細節，直至吳傳啟、林？菖？菖等人造反內幕揭秘，充斥了整個學部大院。

　　消息靈通，新鮮刺激。作為中央的一個部委，學部連接著中央各部委的中樞神經，又直接通向“文革”的指揮機關——中央文革。學部所貼出的一些重要大字報，每舉辦一些批鬥活動，常能引起首都各派的關注與矚目，常能反映出來自“上麵”的意向與動作。記得“文革”開始的兩三年內，首都高校和社會各界常來學部觀看大字報，參與大批判會，了解運動動向，而北京市造反派凡有重大聯合行動，必力邀學部造反派參與其中，並名列首位。那段時日裏，學部常能爆出轟動京都的新聞，風頭真是出足了。一九六八年三月下旬，中央點名批判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時，學部貼出了一批“倒謝（富治）”大字報，當時我所在的群眾組織（紅衛兵總隊）參與其中，事情過去了四十年，至今我還記得我與其他“戰友”，在學部一號樓前所貼出了一張題為《三個變色龍，一條小爬蟲》的大字報，引起很大的轟動響應。那幾日，學部大院裏人頭攢動，熙熙攘攘，幾乎成了首都眾目關注的重大集會場所，學部門前的自行車停得裏三層外三層，擁擠得公共汽車站也不得不改點設置。

　　文人提筆又動口，君子動口也動手。在人們印象裏，平日學部的知識分子們好像大都是文質彬彬、氣度優雅的謙謙君子，說話做事一副輕聲慢語從容淡定的樣子。可是，“文革”風暴一來，白麵書生們好像換了個人似的，頓時性情驟變，脾氣暴躁起來，大字報大批判幾乎攪得學部大院雞犬不寧，人人難安。那段時日裏，優雅的風度少見了，平和的氣氛驟減了。代之而起的則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此起彼伏的口號聲。當時學部大院裏流傳著一句順口溜正是：“貼不完的大字報，站不完的隊，寫不完的檢討，受不完的罪。”平日感情很好的夫妻，因政見不同而反目，交情不錯的朋友，轉瞬之間便成了仇人。古人所言的君子動口不動手，這時已變為“君子動口也動手”，武鬥、謾罵的現象亦不鮮見。曾見過，哲學部的青年學子嚴家其曾在辯論會上被揪掉了頭發。文學所的陳全榮、張大明因懷疑中央文革的關鋒、戚本禹而被抄家毒打。“文革”就這樣把書生變成了角鬥士，而學部簡直成了角鬥場。

　　紅與黑的角逐，通天的造反派

　　大凡熟悉學部的人，大約都知道這裏曾經流傳過的一句話：“學部一條蟲，社會一條龍。”這自然不僅是因為這裏曾經聚集過一批文化水平高、學有專長的中青年才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還因為這裏有一批具有相當革命經曆的老幹部和學術成就傑出的學術權威。他們與中央級領導層有著現實與曆史的聯係渠道，具有相當的話語權和信息來源。

　　不消說，學部來自全國各重點高校的高才生們有著多麽巨大的活動能量，當年曾經積極寫大字報、參與大批判活動的中青年才俊，如美學家李澤厚，文學家劉再複、張炯、何西來、錢中文，經濟學家吳敬璉、周叔蓮等人多年後都已成了活躍在文史哲經各領域內著名的學者專家。而那些“走資派”“老專家”們如何其芳、尹達、孫冶方、馮至、劉大年、任繼愈等人，還有社科院院級領導人郭沫若、潘梓年、關山複、劉導生及與中央文革王、關、戚等理論新貴有密切聯係的某些神秘人物如吳傳啟、林聿時，則與中央領導層多少都保留著各種渠道的聯係。所有這些能量與關係，都無疑增加了學部運動的複雜性、詭異性。

　　一九六五年前後，自打毛主席對文藝界的兩次嚴厲批示和林彪委托江青主持製定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中，提出解放後文藝界有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政”論之後，人們很容易就接受了所謂紅線與黑線路線鬥爭的理論，緊接著到“文革”便出現了兩個司令部的概念。受此理論的蠱惑，當時的許多人也往往以誓死保衛紅線、揭批黑線為己任。

　　盡管在今天看來，這一以人劃線的理論與概念實在有悖於馬列主義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基本常識，但在“文革”初期，大多數人卻是對此理論深信不疑，並要“緊跟中央文革，誓死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即使學部的知識分子，也不例外。在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理論影響之下，學部一些資深的老幹部和名噪一時的學術權威，早在運動初期，已被當做黑線與黑幫代表人物揪鬥打倒，而蠱惑全國造反運動的一些野心家陰謀家，卻異常活躍地或點火於基層，或策劃於密室。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學部批判“三家村”和楊述“青春漫語”大會上，當哲學所吳傳啟、林？菖？菖等人策動部分人會場造反，會後貼出造反大字報時，我和許多人曾感到迷惑不解，直到哲學所揭發有人秘密串聯、暗中策劃寫大字報之際，人們這才懷疑這些人意欲何為，而當人們得知吳、林原與身處中央文革的關鋒過去曾合作署名“撒仁興”撰文，現又相處甚密的背景：原來，吳、林在學部策動造反，是想在全國首舉造反大旗，以便得到毛澤東的首肯與批示，獲取更大的政治資本。

　　學部“文革”運動如今已經逝去了四十多年，如果說，當年大部分人都對吳、林在學部策劃造反的舉動持有懷疑態度，那麽，隨著王、關、戚的垮台，人們已經大抵明白其中的緣由，而二○○八年當我讀到《文革前十年的中國》（晉夫）中，披露了一九六六年前後“戚本禹、吳傳啟等後來紅極一時的‘左派’也都到了上海進行串聯”一段話時，我仿佛這才懂得“通天的造反派”能量和膽子有多大。

　　正是在這些自稱為紅線、自詡為“左派”的通天造反者指揮下，學部的造反派從學部殺向北京，一會兒參加揪鬥劉（少奇）火線指揮部，一會兒又成了揪鬥陶鑄聯絡站的重要成員。最終，在成立北京革委會時，奪得了諸多實權部門的領導權。哲學所的周？菖？菖成為北京市革委會的重要領導成員，文學所的塗某也掌管了《北京日報》大權。

　　作為一個學部運動的親曆者，在這裏，我親眼目睹了在所謂紅與黑的殘酷角鬥中，謊言肆虐、空話連篇，權利欲望的惡性膨脹、人性的極度扭曲。在這裏，我也見識了一些革命口號喊得震天響、文章寫得頗為出彩的“左派”們是如何玩弄陰謀和權術，欺騙群眾篡奪權力的。

　　紅與黑的角鬥，兩條路線的理論曾經毒害過許多青少年學生，也迷惑我等剛入學部的青年學子。直到我在學部目睹了這一理論蠱惑下，一派群眾組織的青年學子陳？菖？菖僅因懷疑中央文革的王、關、戚是學部吳、林的後台，就被打得皮開肉綻，另一派群眾的朱？菖？菖抄家被發現有議論當時流行的某些理論，而被揪出批鬥，最終采取迎麵衝擊火車臥軌自殺的殘酷事實。麵對此情此景，我不禁震驚不已，扼腕歎息。及至一九七一年在“五七”幹校，聽到林彪折戟溫都爾罕時，我與一些青年學子，這才冷靜下來，重新審視這一理論的正確與否。

　　紅與黑的角鬥，兩條路線鬥爭的理論，給予了我等中青年知識分子終生難忘的啟發和教育。讓我們明白，在複雜多變的政治鬥爭中，企望緊跟人頭、緊跟路線，不辨是非、不動腦筋走捷徑，終究會誤入歧途，犯大錯誤，甚至犯了大錯而不知錯在哪裏。誠實與慎重，仍應是應對人生難題的有益箴言。這當是學部大院“文革”經曆給予我的最大教益。

　　大院軍號響　老九操練忙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正當學部運動也像全國各地一樣進入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之際，中央決定，派遣工、軍宣隊進駐學部，占領並領導上層建築。應當說，這既是運動的需要，也實在是無奈之舉。此時的工、軍宣隊麵臨的是混亂不堪的一副爛攤子。鬥、批、改已無法進行下去；群眾組織對立情緒甚濃，清查“五一六”運動正處於撲朔迷離的狀態之中。

　　按理說，此時的學部正需要上級組織派駐強有力的領導幹部改變現狀，使學部運動和工作步入正常軌道。可是，在當時的情況下，最終隻能援引北大、清華之例派遣工、軍宣隊進駐學部。

　　派遣工、軍宣隊進駐學校和社科研究單位，是“文革”中期出現的一種特殊的補救措施和權宜之計。時過四十多年，如今看來，用文化層次較低的工、軍宣隊來占領上層建築，就如同“文革”中提拔勞模陳永貴來當副總理，讓王洪文擔任黨的副主席一樣，頗像是有中國特色的黑色幽默。其荒謬與可笑自是不言而喻的。事實上，工、軍宣隊進駐知識分子成堆的學部之後，確也爆出不少讓人哭笑不得，又讓人不得不深思的奇聞。

　　首先是，文人自由散漫的生活方式與軍營化管理的鮮明反襯。也許文學所軍宣隊清瘦精明的薛隊長和他部下那些來自農村的樸實戰士，也許來自軋鋼廠的工宣隊壯實的丁隊長和矮小的老李，還有胖胖的趙師傅和高高的王師傅，在部隊在工廠原都是不錯的軍人和工人，但當他們接受派遣來領導、管理學部的老幹部和社科研究人員，讓那些白發蒼蒼、行動緩慢的老幹部、老專家集中在辦公室裏，打地鋪睡在水泥地上，令一向自由散漫的文人們，聽命於軍號聲而早起，集中出操，排隊吃飯，唱語錄歌，跳忠字舞，這情景這場麵本已顯得滑稽可笑了，而透過那些悲喜劇，又怎能不讓人悲愴痛心？

　　對於眼前發生的一切，當時的我感到既陌生又新奇。那時，我還不到三十歲，雖然對於排隊吃飯，飯前要唱語錄歌，課間要跳忠字舞，頗感不適，要完成聽軍號聲出操之類卻並無多大困難，而對於像何其芳、陳翔鶴那樣的老幹部老專家則就困難多多了。這兩位都是年近六十歲、身材矮胖之人，即像睡地鋪起夜、聽軍號出操，也就著實難為他們了。難怪當時就傳出，陳翔鶴起夜困難，隻好用茶缸接尿，而何其芳則因操練不濟，常受到不明事理的小戰士訓斥。而那些年齡不過二十來歲的小戰士，哪裏知道年邁尿頻本屬老人常見病，而早在抗戰時期，何其芳就在延安參加過賀龍將軍的野戰部隊。

　　作為學部的年輕學子，“文革”中我參加被某些人嘲笑為“雞”派（機會主義）的紅衛兵總隊，這派群眾組織主要宗旨便是始終反對吳傳啟、林？菖？菖等“左派”及其後台王、關、戚。一九六八年前後王、關、戚相繼垮台後，我又參加過清查“五一六”專案。大約正因如此，工、軍宣隊進駐學部，便讓我繼續參加專案組工作。既搞曆史專案，又參與清查“五一六”專案。正是在專案組期間，我接觸了錢鍾書、陳翔鶴及王春元等人專案。其間，亦曾發生過一些值得一記的軼事。

　　關於錢鍾書現行言論的審查與結論。對於錢先生的曆史與學術成就，即使是“文革”中亦未有多少異議，當時有大字報所揭發的現行言論卻多是置人於死地的現實“罪行”：其一是有人揭發錢在《毛選》英譯委員會工作時，曾說過我不把翻譯《毛選》工作帶回家做，是怕褻瀆了我的家。其中“褻瀆”二字是用英語一詞說的。其二是，有人檢舉錢說過一段關於廚房政治的話語，大意謂：食客吃菜不要光看廚師端出來的菜肴五光十色煞是好看，你卻不知道，在廚房烹飪時是多麽肮髒！政治大體如此。文學所凡是了解錢先生為人的人，大都知道錢先生出於留學習慣，平日說話喜好幽默說笑，有時不免失之刻薄，其實並無多少惡意。因此，給錢先生做現行結論時，便以第一條屬孤證，無法做結論，擬作推翻；第二條屬於錯誤言論，錯誤在於未能區別無產階級政治和資產階級政治。誰都知道，在當時情況下，第一條屬惡攻，是死罪；第二條罪名，即使放在今天來看，也實在算不了什麽。政治鬥爭本就很難離得開縱橫捭闔、陰謀詭計，甚至汙血與肮髒的。何況，錢先生說此話時，亦隻是泛泛而論，並無具體指向和特定背景。

　　關於陳翔鶴之死。陳原是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沉鍾文學社的重要成員、《文學遺產》主編兼曆史小說家。他創作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的《陶淵明寫挽歌》、《廣陵散》在當時曾產生過重要的影響。但在“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的語錄風行之後，尤其是在“文革”前夕，卻遭到嚴厲的批判，被視為“影射文學”的代表作。工、軍宣隊進駐學部之時，陳已年屆六旬，身患重病，卻要被迫與大家一道住到辦公室地鋪上，身心既已疲憊不堪，加上所裏連續舉辦批判會，逼迫他承認影射問題。陳終於被迫服用過量安眠藥而致死。陳之死未留任何文字或言語，工、軍宣隊卻無端地為之做出了“服毒自殺身亡”的結論。進而影響到他入伍的子女和家人。在那個野蠻的時代，即使是冤屈自殺，被迫自殺，自殺者及其家人，也會遭到不該有的罵名與待遇。這當是那個非常時代所給予我們的深刻教訓。

　　在專案組，除了參與對資深老專家曆史舊案的審查外，我還接觸了“文革”新案——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案的清查。“文革”過來人大約都明白，“五一六”反革命一案是“文革”中曆時最久、波及範圍最廣，又屢經中央下達清查文件的一個大案件，也是一個“剪不斷，理還亂”的謎團。如今時過境遷幾十年，作為參與清查的當事人，仍然還有不少難以消除的迷霧，讓人看不明白。

　　首先點到“五一六”兵團的，乃是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而我最早聽說“五一六”兵團則是一九六七年冬季。該兵團似乎是由少數走極端的青少年學生組成，意在宣揚反對周恩來總理的思潮。隨後聽說學部紅衛兵總隊在法學所辦了清查“五一六”專案的學習班，已向中央報送了清查“五一六”的材料。學部儼然已成了“五一六”兵團的大本營。雖然，我所也為塗？菖？菖、外文所也為興？菖？菖辦過學習班，但所交待材料，大多仍撲朔迷離，似是而非，一時間委實難以判斷真偽。直到工、軍宣隊進駐學部，接受了有關專案材料，中央緊接著於一九七○年三月又發布了《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部署在全國開展揭批“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從而在全國形成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緊張氣氛。作為學部運動的親曆者，連我也搞不清，到底是學部誤導了中央，還是中央文件誤導了學部和全國各地。最終清查“五一六”簡直成了一筆糊塗賬，林彪“九一三”事件後，以至中央“五一六”專案組辦公室主任也自殺身亡了。

　　在工宣隊胖胖的老趙師傅的主持下，我與年輕的解放軍戰士小張共同參與王春元和張？菖的“五一六”專案工作。那時節，所謂清查、辦案通常不過是背誦語錄、政策攻心及輪番上陣、疲勞轟炸。所謂語錄無非是毛主席關於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批語和《敦促杜聿明投降書》之類，顯然都是一種針對階級敵人的有罪推定，而非無罪審查。至於政策攻心疲勞轟炸，那就讓人難以承受了。一次對王春元連續攻心二十多小時之後，已是深夜兩三點鍾，我實在吃不消，就找了個地方休憩了兩個小時，後來被軍宣隊小戰士小張發現，竟把我找去訓斥了半個鍾頭，大意是清查“五一六”就是對敵戰場，你隨意離開戰場不就是臨陣脫逃麽？被小戰士如此嚴厲批評後，我心中雖有不平不悅之感，但一想到像何其芳、朱寨那樣的老革命、老幹部都動輒挨訓，我等小子還有什麽怨言呢？

　　拿這套簡單化的鬥爭方式，對待並無實證的所謂“五一六”分子，自然毫無成效可言。王春元和張？菖都是頗有人生經驗的中年人，雖然麵對工、軍宣隊如此強大的陣容，並無驚慌失態之舉。大體說來，王春元更能沉得住氣，任你發火猛批，他從不硬頂，也不亂供。故而審查後期，審查者與被審者幾乎成了要好的朋友，並無多少芥蒂。而張？菖在清查時則又是另一副架勢，他能口若懸河地訴說交代，也能痛哭流涕地下筆千言地寫上一摞交待材料，當然，那些材料雖然繁冗，卻大都無法落實。以至清查後期，所謂“五一六”一案即將撤銷時，反轉來還要動員他自己收回、否決那些水貨材料。

　　直到幹校後期，一九七一年林彪折戟於溫都爾罕之後，我等知識分子這才如夢方醒地悟到，正像運動初期製造的批吳晗《海瑞罷官》、批彭陸羅楊案、批肖、楊、餘傅案、批劉少奇案一樣，折騰了三四年之久的清查“五一六”案，原來也是一場曆時既久、波及麵甚寬的冤假錯案。所不同的是，前者整的大都是黨內高級幹部，而後者挨整的卻大都是響應號召參與造反的群眾組織。一場打著革命旗號的文化運動，就這樣從上到下，又從下到上，幾乎在集體無意識的情況下，整整被折騰了十年之久。是耶非耶，豈不更值得全民尤其是知識分子深思麽？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學部運動正處於鬥批改和清隊階段，隨著林彪一號戰備令下達，我與學部所有人員，扶老攜幼、連家帶口，全部被疏散到河南信陽地區“五七”幹校。離開學部大院那幾日，我常帶著留戀的目光打量學部大院裏的一號主樓，還有文學所的六七號樓，那裏曾經寄寓著我期望當學者專家的夢想，如今我知道再也難以實現了。一種悵然若失的情愫不由地泛上了心頭。

　　大院裏的新角色：木匠與清談組

　　一九六八年十月，毛澤東發表了針對廣大幹部的最新指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都應這樣做。在職幹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一年之後，借助林彪發布戰備一號令之機，學部統統被趕到河南“五七”幹校。不過，一同被驅趕下幹校的，就不僅是輪流分批的問題了，而是包括像俞平伯、錢鍾書、何其芳、蔡儀那樣的老弱病殘。隨同幹部一道前往的，還有他們的家屬與小孩。

　　當然，當年下幹校時，我等一幹青年知識分子尚是懵懵懂懂地明事理，不知道自己將來的歸宿在何方，一切隻好聽從命運的安排。直到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發生，林彪摔死在溫都爾罕，我們才開始學會用自己的頭腦去分析、思考“文革”中所發生的一切。還記得，在明港軍營裏傳達林彪事件時，我們或坐在床邊，或坐在馬紮上，整個會場寂靜無聲，空氣仿佛凝固了一般，然而，我們的內心卻震撼無比，仿佛頓有大夢初醒時的徹悟。

　　一九七二年夏，我們在幹校折騰了兩年半之後，終於又回到了學部大院。然而此時此刻，我們的心境、我們的生活秩序已非昔日可比。一九七二年九月前後，隨著工、軍宣隊奉命撤出學部，再也聽不到軍號和出操之類的軍事條令了。整個學部好像進入了運動的間歇期和調整期。沒有昔日的喧鬧，當然也沒有“文革”前濃濃的學術空氣。清查“五一六”行動已陷入停頓，學術資料室、圖書館仍然關閉著。研究工作當然無從談起，但學部知識分子內心積聚的苦悶終究需要宣泄，長久儲存的能量終究需要釋放。於是，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的學部大院終於出現了一些與國家級社科研究基地極不相適應的奇異景觀。或者可說是在短暫平靜的背後，又悄悄刮起了三股異樣的風潮。

　　其一是乒乓健身風。每日清晨，或是午休、晚飯之後，總有一批年輕人聚在乒乓球桌前，羽毛球場上，打球健身，消磨時光。這時候，不同群眾組織之間的對立情緒大抵已消除殆盡，過去的爭執辯論也已不複存在。我素來愛打乒乓球、羽毛球，且在所內一直排名前三強，此段時日裏，我的乒乓癮不僅得到極大的滿足，而且還常與對立派的張炯、王春元過招，幾乎忘掉了過去的芥蒂。而在羽毛球場上，竟也吸引了像許誌英、王保生、董乃斌、何西來等不太喜歡運動的人滿懷興致地投入進來。當然，也有不少人借打撲克、下象棋打發時光。這大約是十年“文革”中，我度過的最輕鬆、最逍遙的時光。當然，也是我輩知識分子思想由迷惑到清醒的重要階段。而每每在打球之後的深夜裏，總希望能找一二知音訴說心中的鬱悶。

　　其二是打家具風。平日裏，人們常把讀書人看作是手不能提籃、肩不能挑擔的無用之人。在幹校兩三年的日子裏，人們總算看到知識分子也能學會種田蓋房等勞作，現在回到北京實在無事可作，又滿腹怨氣時，我們終於又找到一種發泄方式。那就是自己打家具，並在文學所蔚然成風，成為一道景觀。於是，在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那段時日裏，我等文學所中青年知識分子又再次轉換了自己的角色：由中青年學者變成了能工巧匠。那段時節裏，我幾乎整日就想著怎樣對付斧子、鋸子、刨子和鑿子、釘子，謀劃榫頭與榫頭的對接，我將所有精力發泄到即將打造的某一件家具中去。那一年夏天，當我在文學所在學部大院空耗、白待了十年之後，我已決定告別學部，調回江蘇工作、安家。有時當昔日幹校的“戰友”應召去開會之時，我一人把自己關在六號樓一間鐵皮門辦公室裏（自幹校回京後，我等單身漢無處安身，隻好住在辦公室裏），揮汗如雨地打造家具，以作回寧安家之用。

　　那一年裏，我陸續打製了一個碗櫃、一個半截櫃、一張大方桌、一個床頭櫃，還有兩個小方凳。我知道，我的手藝不算好，在文學所家具打得最好的無疑當推許誌英和裴效維，他們一個是複旦大學的高才生，一個是北大的高才生。許打的半截櫃，裴打的沙發，真跟家具店裏買的差不了多少。如今，我的一本書裏，還夾著一張沙發設計圖，那便是我臨離開北京時，裴效維幫我設計的。如今，調離北京和學部大院已經三十多年了，我仍保留著一些自己親手打製的家具，蓋因那些簡陋的家具裏，寄寓著一個特殊年代裏我的難忘記憶。

　　其三是清談議政風。中國古代讀書人中似乎早就流傳著一句話，叫做“身居鄉野之中，心在廟堂之上”。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的學部知識分子雖然因“關心國家大事”而吃盡了苦頭，雖然也在一段時期內，被迫當過逍遙派，在玩乒乓、打家具中宣泄了心中的怨氣，但大多數人都還不是消極出世者，胸中仍跳動著一顆愛國愛民的紅心。即使是在林彪、“四人幫”肆虐之時，他們仍然時刻關注著時局的變化，國家的命運。平日裏，或午後或夜間，總有三五人或七八人圍聚在一起，議論學部運動的走向，更議論朝政的得失，甚至中央高層人事的悄然變動，而且往往也大抵分析得有理有據、頭頭是道。

　　最讓人驚奇的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幫”垮台前夕，何文軒回關中探親，臨行前，參與清談議政的核心人士許誌英、欒勳等人就預測到，等到何探親歸來，或許那幾個紅得發紫的人，就要“完蛋”了。後來，事情的發展，果真不出所料。難怪有人稱他們時常參與清談議政者為“清談組”，也難怪有人說，清談組的“常委”倘有機會進中央政研室，一定幹得並不遜色。

　　離開學部大院已經三十四年了。如今我還依稀記得一九七四年十一月，離京那天，北京的冬天已經來臨，天氣灰蒙蒙的，風沙漸起。想起一九六四年八月滿懷心誌來文學所報到，蹉跎十年後離京之際，除了自己所打製的幾件家具，在業務上，我幾乎一事無成、空手而歸，心中不免泛起一陣難言的酸楚與落寞。我並不後悔來到學部文學所，十年的學部生活畢竟讓我見識了許多，學會了許多，而這一切又是別處別時難以給予我的。

　　親曆了學部“文革”運動之後，即使是調離了學部，我仍不時地拷問自己。“文革”之中，當極左之風盛行、獸道肆虐之際，學部知識分子卻在相當長的時段裏，陷入集體無意識和集體啞語的狀態之中。這種啞語和啞語背後的怯懦通常表現為初期的迷亂困惑，繼而是遲疑、探索，最終才是清醒、徹悟。較之同時代的知識分子林昭、張誌新和學部的顧準等人，我輩青年學子就顯得過於懵懂、遲鈍，更缺乏堅毅與勇敢。一位當代作家在回顧自己文學生涯時，說過一段充滿激情又頗有見地的話語：“有識見容易，有膽識很難；耐得住長夜的寂寞更難。由於怯懦和患得患失而浪擲最美好的青春年華——這是我最大的遺憾。”我以為，這不僅是作家個人的遺憾，更應是我輩知識分子的最大遺憾。一位偉人說過：忘記曆史就意味著背叛。而要記住曆史，便尤需要不斷拷問自己和自己的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