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考古與多學科研究

二十三、明中葉荊襄流民運動與三峽區域社會

　　滕新才

　　一、流民風潮

　　明朝中後期是中國社會問題比較尖銳複雜的曆史時期，一方麵，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不斷侵蝕著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結構，受價值規律的影響，不少人貧困破產，“富者百人而一，流離失所，貧者十人而九，貧者既不能致富，少者反可以製多”的兩極分化現象司空見慣。這是造成中國15-17世紀全國性流民運動的經濟基礎。

　　另一方麵，明朝中葉由於土地兼並，賦稅苛重，廣大農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貧富懸殊之巨大令人驚詫，而賦役負擔的不公平卻愈演愈烈：“富者田連阡陌，坐享兼並之利，無公家絲粒之需；貧者雖無立錐之地，而稅額如故，未免縲絏追並之苦。”如果再加上天災人禍的肆虐，戰爭、疾病的摧殘，農民的處境更如雪上添霜，除了流亡他鄉、“適彼樂土”再也沒有任何生計可供選擇了：凍之外，“農夫蠶婦，而織，饑而耕，供稅不足，則賣兒鬻女，又不足，然後不得已而逃。”。這是造成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流民問題的社會基礎。

　　所謂流民，顧名思義，就是指背井離鄉、流亡異地的人民。明朝政府對此有一個界定，年饑或避兵他徙者“其人戶避徭役者曰逃戶，曰流民”，似乎二者有所區別，逃避徭役的人戶稱為“逃戶”，因饑饉災害或戰爭兵燹而逃徙他鄉的人口才稱為“流民”。前者強調的是主觀意圖上的“避徭役”，後者則是出於客觀上的無可奈何而迫不得已的選擇。其實，“避徭役”的前提實在是因為賦役苛重，貧富不均，故“逃戶”往往淪為流民，其中絕大多數人都不具備轉化為自由雇傭勞動者的條件，而“流民”則必然是逃戶，二者是水乳交融無法截然分開的社會群體。

　　明朝中葉，關於流民問題的記載已連篇累牘地出現在官方文獻中。正統間。正統八年“山東、陝西流民就食河南者二十餘萬”（1443年）巡按直隸監察禦史彭勗在“龍興重地”鳳陽、潁川一帶“所見逃民，動以萬計，扶老攜幼，風棲露宿，詢其所自，皆真定、保定、山東諸處之民”。正統十年，（1445年）“陝西遠近饑民求食者日有二千餘人，饑死數多”。這些流民的大量存在，使明朝的黃冊製度形同具文，賦稅徭役無法僉征；而且數量龐大的流民聚集到一起，隻要有人振臂一呼，就很容易發生武裝暴動，直接威脅到明朝的統治秩序，明憲宗成化時戶部題奏已明確把流民問題視為當政者惶惶不可終日的“腹心之疾”。雖然明政府也采取過編造“逃戶周知冊”、“挨勘流民令”之類的措施，但由於未解決根本的社會問題，流民的滾滾洪流不僅沒有衰退，反而是有增無減。

　　當時流民聚集得最多的地方是湖廣荊襄地區。這個地區以荊州府、襄陽府為中心，西起終南山東端，西南到巫山，東南到桐柏山，大別山，東北到伏牛山，南至荊山，包括湖廣荊州府、襄陽府、德安府、黃州府，四川夔州府所屬之巫山、大寧（今重慶巫溪縣）、大昌（今重慶巫山縣大昌鎮）等縣，陝西西安府所屬之藍田縣、洛南縣、商縣，漢中府之漢陰、紫陽、洵陽（今旬陽）、平利等縣，河南南陽府、汝州府、汝寧府南部、河南府西南部的盧氏縣、嵩縣、永寧縣（今洛寧縣），為川、楚、陝、豫四省交界地帶，形勢險要，地貌複雜，用後來總督軍務專辦流民事務的都禦史項忠（1421-1502年）的話來說：

　　“荊襄地連數省，川陵延蔓，環數千裏，山深地廣，易為屯聚。”山區土地肥沃，礦藏豐富，盛產木耳、蘑菇及各種中藥材，兔、鹿、獐、麂等小動物出沒其間，吸引著大批流民如潮水般湧來。成化二年（1466年）參與辦理流民事務的副都禦史王恕（1416-1508年）“荊向朝廷奏報說：襄一帶，山林深險，土地肥饒，刀耕火種，易於收獲，各處流民、僧道人等，逞逞逃移其中，用強結庵立產。”至於“逃移其中”的途徑，明代文獻缺乏記載，清中葉則有北道、東道、西南三條路線，可供參考：

　　“流民之入山者，北則取道西安、鳳翔，東則取道商州、鄖陽，西南則取道重慶、夔府、宜昌，扶老攜幼，千百為群，到處絡繹不絕。”這些流民來自四麵八方，散居山區各地，人數極其眾多，成化元年（1465年）戶科給事中袁芳報告說：“今南陽、荊襄等處流民，不下十餘萬人。”成化七年（1471年）項忠鎮壓流民起義後，僅僅是“招複流民”人萬十五百達“多就”者業還量當更為龐大，至少是在150萬人之上。荊襄山區曆來是個政治敏感的地區，元末至正年間就有所謂的“流賊作亂”，明初衛國公鄧愈（1337-1377年）以大兵進剿，將這裏劃為封禁之區，“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天順八年（1464年），明朝政府又在湖廣布政司添設參議一員，專門管理荊、襄、南陽三府流民事宜，以加強對本地區的嚴密控製。矛盾愈演愈烈，終於爆發了劉通、石龍和李原、小王洪領導的荊襄流民大起義。

　　劉通（？-1466年），河南開封府西華縣人，膂力過人，能隻手舉起縣衙前千斤石獅，人稱“劉千斤”。曾流寓豫、魯交界的流民聚居區，後輾轉南下，潛往襄陽、“正統中惑於妖言，房縣，與妖僧允天峰……那麽此前進入荊襄地區的流民數（《明史紀事本末》作尹天峰）謀亂”。

　　……經過精心策劃和準備，成化

　　元年（1465年）四月，劉通在房縣西北150裏的大石廠村立黃旗聚眾起義，據梅溪寺為宮殿稱王，國號漢，年號德勝，任命了將軍、元帥等官職，以石龍（號石和尚？-1466年）為謀士，劉長子、苗龍等人為羽翼，組建了簡單的軍事政權，戰鬥於襄陽、鄧州一帶。起義得到了荊襄山區群眾的熱烈響應，“流民從者四萬人”。劉通將部眾駐紮在襄陽、房縣、豆沙河等處萬山叢嶺中，分作七屯，且耕且戰。明朝以撫寧伯朱永為總兵官，工部尚書白圭（1419-1475年）為提督軍務，調京營、山東、湖廣及河南軍隊，分三路圍攻起義軍。劉通、石龍誘敵深入，據險設伏，在梯兒崖大敗官軍。成化二年（1466年）三月，白圭征得朝廷同意，集結重兵，從南漳、遠安、房縣、穀城四個方向向義軍反撲，並采取“犄角並進”的戰略，處處圍追堵截。由於力量眾寡懸殊，義軍傷亡慘重，“死者無算，擊斬萬人”，劉通、苗龍等人被俘，押解北京，慘遭磔刑。義軍家屬亦遭到殘酷迫害，“男子十歲以上者斬之”。所幸石龍、劉長子率餘部殺出重圍，進入四川，繼續堅持戰鬥，接連攻克巫山、大昌兩縣城，殺夔州通判王禎，取得輝煌勝利。

　　關於石龍進入四川後的戰鬥，諸書多語焉未詳。《明史·白圭傳》僅稱“石龍與其黨劉長子等逸去，轉掠四川，連陷巫山、大昌”；《明史紀事本末·平鄖陽盜》亦浮光掠影地交待了一句，“（成化二年）六月，石和尚集眾千餘，焚劫四川大昌縣，殺夔州通判王禎”。其他皆未涉及。倒是來自私人撰述的資料則豐富得多，詳細披露了這次戰況，可補正史之不足。

　　王禎（？-1466年）字維禎，江西吉水人，成化初以國子監生授夔州府（今重慶奉節縣）通判。成化二年四月底，王禎上任還不過五個月時間，石龍率領荊襄流民義軍便逼近了巫山。負責“督盜”的夔州府同知王某生性狡詐，貪生怕死，托病不敢出兵。王禎憤憤不平，麵斥之曰：“所主何事？忍委赤子餓虎口耶！”“汝食朝廷祿，當即代替王某出征，率所部民兵晝夜兼行，抵達巫山時，縣城已被義軍攻占，正屯集山中，王禎督軍出戰，斬殺義軍將士33人，其餘撤走。王禎進入巫山縣城，撫慰傷殘，招徠潰散，處理善後事宜，安排妥當後回到夔州。三天後，義軍向大昌發起猛烈攻擊，王禎催促王同知救援，再次遭到拒絕。”瞿塘衛指揮曹能、柴成二人與王同知結黨營私，多方詭辭為之庇護，並故意激王禎說：“公誠為國家出力，肯慨然複行乎？”王禎慷慨應諾，要求二將同往。成化二年五月九日（1466年6月26日），官軍渡過大寧河，剛與義軍一接陣，曹能、柴成即丟盔棄甲，望風而走。王禎孤軍奮戰，陷入義軍重圍，從寅時激戰到申時（大約相當於早晨5時至傍晚17時），人困馬乏，誤入泥淖中，被義軍擒獲。

　　最初義軍想勸王禎投降，遭到破口痛罵，將士們大怒，揮刀斷其咽喉和右臂而死。

　　從王禎戰死的現場到夔州府城約有300裏路程，王禎所騎戰馬連夜狂奔逃回，血汗淋漓，毛鬣盡赤，眾人驚駭失色。25天後，王禎之子王廣收斂父親遺骸，麵色如生，不以天氣暑熱而腐朽。然王家兩袖清風，一貧如洗，無法扶送靈柩回故鄉安葬，迫不得已賣掉戰馬和行李。王同知乘人之危，既貪圖這匹駿馬，卻又不肯償付分文價值。夜半時分，戰馬哀鳴特異，王同知起身察看，馬突然跳上前來，死死咬住其頸項不鬆口，又奮首搗其胸，將王同知撲倒在地，第二天即嘔血而死。這件事在當時傳為奇談，稱之為“義馬”。吉水籍狀元羅洪先（1504-1564年）特撰《戰馬記》，記載王禎事跡甚詳，俾備國史之缺遺。清初修《明史》時，也將王禎列入《忠義傳》。

　　這年十月，石龍、劉長子等仍聚眾巫山。提督軍務白圭派指揮張英實行分化瓦解的策略，不惜高官厚祿引誘義軍中的動搖分子。劉長子叛變，石龍及劉通妻連氏等600餘人被俘殺。叛徒劉長子亦遭到可恥的下場，與石龍一起被寸磔於市。

　　第一次荊襄流民起義被鎮壓後，明朝各府州縣並未加強戍守設防，而連續幾年的天幹大旱，致使糧食顆粒未收，饑寒交迫的“流民入山者九十萬人”。在這種形勢下，李原、小王洪率荊襄流民再度舉起了反抗的大旗。

　　李原（？-1471年），河南新鄭人，原是劉通的部將，因長有一部漂亮的美髯，人稱“李胡子”。劉通起義失敗後，李原逸走，潛伏山區，秘密活動，準備新的起義。成化六年（1470年）十月，李原聯絡劉通另一部將小王洪聚集起義，自稱“太平王”，發出了政治上要求地位平等、經濟上要求待遇平均的呐喊，活動於湖廣南漳、河南內鄉、陝西渭南三省交界地區，“流民附賊者至百萬”，是明朝中葉規模最大的一次流民起義。

　　聲勢浩大的流民起義引起了明朝政府的恐慌，明廷派都禦史項忠總督河南、湖廣、荊襄軍務，率湖廣總兵李震等前往鎮壓。項忠於次年正月抵達襄陽前線，采用剿撫並用的策略，派部隊搶占要害之地，多設旌旗鉦鼓，虛張聲勢，震懾義軍，然後派人入山招諭流民，以認耕複業為誘餌，誆騙流民離開起義隊伍。流民多半是迫於生計、赤手空拳加入李原起義的，既沒有嚴密的組織，也缺乏精良的裝備，經不住項忠的誘騙，有40萬人扶老攜幼出山歸順，削弱了義軍力量。項忠又奏請增調湖廣永順、保靖土兵，會合25萬人馬，兵分八路殺向義軍。在官軍強大攻勢下。李原在竹山“流民歸者又數萬”。

　　與官軍遭遇，兵敗被俘。小王洪率餘部

　　“盡死拒敵”經過頑強戰鬥，500人轉戰到均州，亦被擒獲。至成化二年十一月，第二次荊襄流民起義宣告平定。

　　項忠對荊襄流民進行了血腥的大屠殺。原屯居竹山縣官渡的李原所部600人、屯居均州龍潭溝的小王洪所部百人被捕獲後，均斬首示眾；俘家口3萬餘人，戍湖廣邊衛，家屬隨往；其餘流民一概逐回原籍，甚至有自明初洪武以來就已取得本地戶籍、成家立業、繁衍子孫、“未嚐為惡”亦在驅逐之列，無的和平居民，“兵刃之加，分玉石，驅迫不前，即草薙之，死者枕藉山穀”。那些被遣戍邊衛的流民，命運也極其悲慘：貴充軍者，棄屍江“其解去湖、舟行多疫死，滸，臭不可聞，怨毒之氣上衝於天”。項忠的所作所為，遭到社會輿論的猛烈抨擊，紛紛彈劾其“濫殺”。項忠先後兩次上疏為自己辯解，文過飾非，宣稱：“今臣已遣回流民一百五十餘萬，謫戍賊黨一萬二百有奇，隨居家屬五萬九千餘，四省之內，帖然安矣。”洋洋自矜於其赫赫武功中，隨後還在流民的累累白骨堆上，公然豎起了一塊“平荊襄碑”，內容不外乎紀功宣德之類的無恥讕言。而民間老百姓則稱之為“墮淚碑”，以嘲諷項忠的屠夫政策，對無辜流民表示深切的同情。

　　二、鄖陽開治

　　流民武裝起義雖然被殘酷鎮壓了，強行驅逐的政策也未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矛盾，饑寒交迫的流民“入山就食，勢不可止”，到成化十二年（1476年），聚集到荊襄地區的流民又多達數十萬人。

　　為了尋找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途徑，國子監祭酒周洪謨特撰《流民說》，認為東晉設僑置郡縣的措施是“前代處置荊襄流民者甚得其道”的良方，“若今聽其近諸縣者附籍，建議明朝政府仿效其法，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裏甲，寬徭役，使安生業，則流民皆齊民矣”。

　　……受到都禦史李賓的賞識，轉奏皇上。成化十二年五月，明憲宗命左副都禦史原傑（1417-1477年）赴南陽、荊襄撫定流民，指示他“用圖經久之計，毋徇目前之謀”，要從長遠著想，不得苟且於一時。

　　兩個月後，北城兵馬指揮司吏目文會上書條陳三事：

　　“曰荊襄土地肥饒，皆可耕種，遠年入籍流民，可給還田土，所附籍者領田土力耕，量存恤之，其願回籍者聽；曰流民潛處，出沒不常，乞選良有司為之撫綏，軍衛官為之守禦，則流民自安；曰荊襄上流，為吳楚要害，道路多通，必於總隘之處，多設府、衛、州、縣，立為保甲，通貨賄以足其衣食，立學校以厚其風俗，則其民自趨於善矣。”文會的建議與周洪謨的出發點是一致的，殊途同歸，但具有更強的可操作性，既要撥給已附籍的流民以田土，保障他們正常的生產和生活；又要設官府加強管理，更注重經濟開發和文化教育，促進區域社會的和諧發展。這些意見都給原傑提供了有益的啟迪，並逐步付諸於實踐。

　　原傑集思廣益，下車伊始，實地調查研究：

　　即深入荊襄山區，“遍曆諸郡縣，深山窮穀，無不親至。至則宣朝廷德意，問民疾苦，諸父老皆忻然願附版籍為良民。”於是原傑會同湖廣、河南、陝西三省官員勘查流民，至成化十二年底，“取勘流民共一十一萬三千三百一十七戶，男婦共四十三萬八千六百四十四丁口”，其中係近年逃來，不曾置有產業，原籍田產尚存的16663戶、45892口流民發送回籍，其餘96654戶、392752口流民，應當糧差“編附各該州縣。至此，牽動朝野的荊襄流民問題，暫時得到了妥善的解決。”

　　在做好安撫流民及附籍工作的基礎上，原傑親自踏勘地形，調查關隘，著手地方政權建設，以加強荊襄區域社會的管理體製。他向朝廷奏報說：迫近漢江，路通竹山、房“今踏勘得鄖縣地方廣闊，縣、上津、洵陽、淅川等縣，正四通八達要地，遞年盜賊出沒之所，應合展築城池，添設所衛，控製地方，撫安軍民。”鄖縣地方古為麋國所在，明代屬襄陽府，居於竹山、房縣、上津、商縣、洛南各縣之中，道路四通八達，距府城500餘裏，山林深阻，官司罕至，猝然發生緊急情況，府治迢遙，因此原傑拓寬城池，“分襄鞭長莫及。擬設鄖陽府，陽府所屬竹山、房縣、上津、鄖四縣來屬”；析竹山縣地置竹溪縣（治原竹山縣之尹店鎮），析鄖縣地置鄖西縣（治原鄖縣南門堡），析漢中府洵陽縣地置白河縣（治原洵陽縣白河堡），俱屬新府。又於西安府增設山陽縣（析商縣地置，治原商縣豐陽鎮，升商縣為商州），南陽府增設南召縣（析南陽縣地置，治原南陽縣南召堡）、桐柏縣（析唐縣地置，治原唐縣桐柏鎮），汝州府增設伊陽縣（析嵩縣、魯山縣地置，治汝州之伊闕故縣），分別隸屬各自舊府。原傑殫精竭慮、苦心孤詣設計的方案，得到了明朝政府的高度重視，成化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1477年1月4日）正式下令“開設湖廣鄖陽府，其地設湖廣行都司、衛所及縣，撫治荊襄”，領鄖、房、竹山、竹溪、上津、鄖西六縣，弘治十年（1497年）十月又析房縣地置保康縣（治原房縣潭頭坪），至此，鄖陽府共領七縣。

　　原傑設計的這一套地方政權體係，當然也並非至善至美，尚有不盡如人意之處，那就是太著眼於湖廣、河南、陝西三省交界地帶，而對四川範圍內的三峽地區和陝西境內某些重要地區沒有給予充分的重視，留下了一點小小的遺憾。300多年後，“原傑清人評論說：於鄖陽奏設巡撫，將山內州縣遼闊者設縣治，洵安邊大猷也。惜其所籌措者，隻為秦、豫、楚三省交連之處，未謀及秦、蜀也。山之在楚、豫者，雖亦高大，而未逮秦、蜀之嶮峨，且老林深箐，多在秦、蜀接壤。川東北郡邑之邊秦者，距成都二千數百裏，視鄖陽之距武昌更迢遙矣。至縣大難以兼顧，如太平（今四川萬源市）之城口、洋縣之華陽、安康之磚平、平利之鎮平者，此類尚多，當時尚未議及，豈今昔情形不同，固有待於後賢乎？”所幸這些遺憾由原傑的繼承者吳道洪逐漸彌補，使草創時期的各項製度得以完善，故後人評論說：“鄖政之始建也，原公綱之，而吳公紀之，有開拓於前，有彌縫於後。”對於荊襄流民地區的治理，原傑開創之功不可堙沒，吳道洪彌縫之功亦永垂不朽。

　　在地方政府粗具規模的情況下，原傑舉薦鄧州知州吳遠任鄖陽知府，各州縣官員皆以練達政事、熟諳風土的良能吏擔任。又舉薦巡撫河南禦史吳道宏（四川宜賓人）接替己任，明憲宗立即下詔擢吳道宏為大理寺少卿，從成化十三年（1477年）閏二月開始坐鎮鄖陽，撫治鄖陽、襄陽、荊州、南陽、西安、漢中六府。原傑以功進右都禦史，轉南京兵部尚書，因積勞成疾，赴任途中卒於南陽驛舍，享年61歲，為流民事務耗盡了最後一滴心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鄖陽府的開治，完善了荊襄山區的社會管理體係，“割地三省，設置六縣，而鄖陽巍然重鎮矣”！特別是湖廣行都指揮使司坐鎮鄖陽，以重事權，加強了對流民的督察和治理。從此，“流人得所，四境乂安”，真正實現了變流民為齊民的目標，穩定了川、楚、陝、豫四省社會秩序。

　　三、山區開發

　　荊襄、鄖陽地區由於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擁有豐富的山川資源，土地肥沃，但“居民鮮少，郊野荒蕪”，為廣大流民的生存、發展提供了豐厚的物質條件，“各處客商有自洪武、永樂年間潛居於此，娶妻生子成家業者，叢聚鄉村，號為‘客棚’，不當差役，無所鈐轄”。

　　他們以驚人的毅力，披荊斬棘，篳路藍縷，頑強地生息在這塊荒蕪的處女地上。明中葉數十百萬流民湧入，也是衝著山區“多平曠田地，可屋可佃；及產銀礦、沙金，可淘可采”的自然條件而來的，他們來後，刀耕火種，水耨旱耙，從而奠定了川、楚、陝、豫四省交界地帶區域社會的發展格局：一是土著居民與外來移民雜居錯處，二是形成了以山地墾殖為特征的農業生產布局。

　　據成化二年撫治南陽、荊襄流民的右副都禦史王恕奏報說：“各州縣土民雖少，而地土廣闊，中間趁食流民、屯田軍餘，與土民參雜住種者，不計其數。”這種“參雜住種”的情況到清中葉依然如故：“川北、川東風土，與漢南相近，自明以來，荊襄流民即聚此數郡之間……民多外省搬入，而湖廣之人尤多，以其壤地相連，易於搬移也。”曆史上曾經先後有過兩次“湖廣填四川”的高潮（元末明初、明末清初），明朝中葉雖然不在高潮之列，卻也是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至清中葉居民構成的情況大致是這樣的：土著之民十無一“川陝邊徼，二，湖廣客籍約有五分，安徽、河南、江西各省約有三四分。”盡管這個定量估計不一定十分準確，但基本上可以反映一個事實：本地土著居民甚少，外來移民占了絕大多數，尤以湖廣客籍最多。據光緒《巫山縣鄉土誌》第六《氏族》統計，有明確遷入時間的外姓客籍73姓，其中明代26姓，全由湖廣遷來。又據民國《雲陽縣誌》卷二十三《族姓》統計，178姓大族中有33姓係明代遷入，其中湖廣籍26姓，河南籍1姓，陝西籍1姓“呼朋招……這些外來人氏，與本地居民融洽相處，類，動稱盟兄，姻婭之外，別有幹親，往來住宿，內外無別”，共同建設了區域社會的和諧局麵。流民進入山區後，以開墾荒地、種植旱糧為主要生產方式。明初最早進入荊襄山區的“客棚”，至清代被稱為“棚民”寫地開墾，伐木支椽，上覆茅草，僅蔽風雨，借雜糧數石為種，數年有收，典當山地，方漸次築土屋數板，否則仍徙他處，故統謂之棚民。明朝中葉如潮水般湧來的流民，其基本生活方式仍然是重操舊業。王恕奏狀中兩次提及：襄陽府房縣、穀城、襄陽四縣，荊州府當陽縣“南漳、地方，接連陝西、四川、河南，疆域廣闊，道路險阻，要害去處因無巡司盤詰，以此各處流移人戶、逃軍、逃囚、僧道人等，往往來彼，或開山耕種，或結庵居住。”“襄陽府均州、南漳、穀城、竹山、鄖縣、上津、房縣等處，荊州府當陽、遠安等處，俱有各處流移人戶，並逃軍、逃囚人等，帶領家小，在彼耕種趁食。”針對流民“開山耕種”的特點，王恕在巡撫荊襄、南陽期間，督同各府州縣官員取勘撫治，采取的措施是：無田地者區劃撥，無衣食者設法賑濟，願入“無牛耕者措辦分給，籍者編成裏甲，願複業者省令秋成回還。”所以當時無論已經入籍還是願意附籍的流民大都留了下來，繼續從事山地墾殖農業。後來項忠之所以能夠輕而易舉誘騙多達40萬的流民出山歸順，也是看準了流民的心理，投其所好，以準許認耕複業為釣餌，說明在流民心目中，土地仍然是他們最在乎的命根子，男耕女織是他們夢寐以求的理想生活。鎮壓第二次荊襄流民起義後，項忠在所上《善後十事疏》中特地強調“凡流民所棄平川土地，務令府縣官吏履畝檢查”，“若山穀新墾田稅舊應禁者，俱與開豁，仍禁官軍不得妄稱拋荒，占為屯田”，說明廣大流民的汗水沒有白流，他們付出了艱辛的努力，把昔日荒蕪的曠野墾種成為膏腴的熟田，以至於引起了官軍的覬覦。特別是鄖陽府設置後，大批流民被納入版籍，允許他們開墾荒地，永為己業，而且降低稅額，以示獎勸。雖然流民被重新套上了封建枷鎖，但他們在付出鮮血和生命的代價後，終於取得了開發荊襄山區的生存權利，這是他們來之不易的勝利成果，因而勞動積極性大受鼓舞，以加倍的熱情投入到山區經濟開發中。

　　荊襄流民問題前後持續達百餘年，其間既有劉通、李原揭竿而起的戰爭洗禮，也有項忠“兵刃之加，無分玉石”的斬盡殺絕，既有周洪謨、文會高瞻遠矚的運籌帷幄，也有王恕、原傑殫精竭慮的苦心經營，更有一代又一代無名流民們的辛勤耕耘，才共同促進了區域社會的健康發展。史家曰：賢於十萬之師；勝“故一介之吏，耰鋤之民，於組練之甲。”客觀評價了上述各色人等在流民問題上的作用和貢獻。以鄖陽府的創設為標誌，荊襄流民問題相對說來得以圓滿解決。到弘治初年，相距不過十餘年時間，荊襄山區已出現如此氣象：“流離之民，俱為土著，生有產業，死有墳墓，男婚女配，各遂所願，安土重遷，絕無他慕，即今撫民等官，俱在閑散，故閭閻小民有‘天上仙人，地下撫民’之嘲。”

　　昔日的流民，今已牢牢紮根，安居樂業，成為老老實實為國家當差納賦的編戶齊民，以至於負責撫治流民的官員們無事可做，形同虛設，如天上神仙一般逍遙閑散，川、楚、陝、豫四省交界地帶的區域社會從此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世外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