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考古與多學科研究

二十四、從白蓮教起事看巴山老林附近地區鄉村防禦體係

　　周琳

　　在川陝鄂三省交界處，橫亙著綿長險峻的大巴山脈。由於山高林密、地形複雜，曆來是社會動亂的多發之地，嘉慶年間喧囂一時的白蓮教起事便是一個明顯的例證。因此，巴山老林附近各（廳）州縣，如萬源、城口、通江、開縣、渠縣、忠州、達州、梁山、墊江等，一直是清代川省地方防禦的重中之重。而該地區的治安狀況和防守力度，更成為透視其社會活力和凝聚力的獨特視角。此外，由於該地僻處山區，所以本文將考察的重點放在鄉村，以更真實地反映該區域的特色和社會發展狀況。在切入正題之前，讓我們先回顧一下清代初年巴山老林附近地區的防禦狀況。

　　一、清代前期巴山老林附近地區防禦狀況

　　清代初年，國家政權的建立並沒有消彌巴山老林附近地區曠日持久的戰亂，數支反清武裝依然憑借著該地易守難攻的地形做困獸之鬥。接二連三的戰亂高潮，使得這一地區幾乎陷入滅頂之災。

　　所載：屠戮無算，

　　據《開縣誌》“張獻忠複入蜀，靡有孓遺，開縣人民所存僅止數姓而已。”又據《萬源縣誌》記載：“清順治二年春，搖黃賊竄擾巴、通、東、太、達、梁、新、開諸縣，所至屠城寨、焚廬舍，炮烙吊烤以取財穀，盡殺紳士軍民，惟掠其少艾子女入營，壯丁則縛以牛皮，紋其麵，以任肩荷，積屍滿地，臭聞千裏。”而康熙十三年的三藩之亂中，戰火再一次燃起，以至於“太平、通、巴諸州縣悉被勒索，十室九空，雖深山窮穀無或幸免”。

　　麵對殘酷的劫掠和屠殺，不乏有地方官紳挺身而出，浴血抵抗。如渠縣人郭榮貴便率領鄉裏十五族，三千餘人築寨抵禦。然而這樣組織有力的地方自衛力量畢竟是鳳毛麟角，而浴血奮戰後身歿城陷的事例則比比皆是。如萬源縣：

　　“（順治）三年，流寇楊秉蔭圍城，諸生譚璞等百計禦之三閱月，城陷，焚殲無遺，譚璞罵賊不屈死，訓導王明德偕妻某氏赴泮水死，千總羅維先手刃妻子，赴火死。把總鄧天祿、諸生鄧明才皆力戰被執不屈死。冉潛妻袁氏、諸生冉斐同妻龐氏均死之……”

　　即使郭榮貴等人誓死據守的大斌山寨也是“有疊碁累卵之危，無蚍蜉蟻子之援”。這樣，巴山老林周邊僻遠而脆弱的鄉村，成為動亂勢力肆虐的樂園。整個社會陷入惶恐、激憤而又無所適從的窘境。

　　總之，白蓮教起事之前，巴山老林附近地區，尤其是農村地區，未曾建立起有效抵抗外部衝擊的地方防禦體係，普通民眾的生命和財產在擾攘的戰亂中成為最直接的犧牲品。

　　二、白蓮教起事時期巴山老林附近地區鄉村防禦體係的諸層麵從乾隆六十年開始，又一次嚴重的戰亂不期而至。這就是本文所討論的白蓮教反清戰爭。下麵，我們依然從防禦體係的視角，對這一時期的巴山老林附近地區進行一番審視。

　　（一）清政府在該地區的駐防軍隊以及臨時派遣、征募的平叛部隊清政府在川東北的常駐軍隊以營為單位。營即綠營，由漢族兵丁組成。清代全川共設營八十，總計兵丁約34300餘名。

　　除此之外，為鎮壓白蓮教的反清鬥爭，清廷還緊急調遣大批外地官兵入川增援。現將清政府曆次調遣軍隊的命令摘錄如下：

　　嘉慶元年十二月命陝甘總督宜綿入川總統軍務

　　嘉慶二年二月命署廣州將軍襄勇伯明亮率領侍衛內大臣子爵德楞泰入川與總督宜綿會攻金鵝寺嘉慶二年六月尚書總統惠齡領楚省官兵尾追齊王氏、姚之富入川嘉慶二年十二月尚書惠齡領官兵由太平入川至達州調雲貴總督威勤侯勒保代宜綿為四川總統嘉慶五年正月命參讚大臣德楞泰自陝入川，前經略大臣勒保釋罪以藍翎侍衛為領隊大臣，馳驛赴川協剿這一部分軍隊，情況緊急時奉令調入，局勢緩和則撤離。他們與該地的駐防軍隊相策應，構成清剿白蓮教反清武裝的主力。

　　另一支由政府組織的清剿武裝是隨征鄉勇。這部分人員在編製上不列入軍籍，其招募和解散都根據戰爭的實際需要而定；在待遇上，鄉勇在從征期間的糧餉由國家財政支付，額度明顯低於正規軍，但在實戰中，卻往往由鄉勇充當前鋒，故鄉勇隊伍成為清剿力量中不容忽視的一環。

　　但清政府苦心經營的防禦力量也有其難以克服的弱點。首先，各地駐防軍隊的兵力實際上是極其薄弱的。從整個川東地區來看，越靠近盆地中心（如重慶），駐軍越少（僅為每汛34人），而巴山老林附近的川東北州縣，則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為防守的重點，如梁萬營，每汛駐軍達到66人。但實際上，即便如此，仍然不足以有效維持地方治安。以萬源縣為例，清代該縣共設六汛二十四塘隘，以“每隘要設馬兵一各，守兵四名，每塘要設守兵三名”的定製計算，該縣全境僅設戰守兵丁160名。以竹峪關汛為例，其距東北相鄰的大竹河汛在地圖上的直線距離大約為300裏，距西南相鄰的龍鳳場汛在地圖上的直線距離約為200裏，而其本身隻有守軍45名，在倉猝起變的情況下，顯然無法做出快速而有效的反應。加之該地山勢蜿蜒，遙連秦隴，要使各塘汛的微薄駐軍彼此策應，更是難上加難。

　　此外，正規軍的戰鬥力更使清剿大員們十分頭痛。白蓮教起事之時，距平定三藩之亂已有上百年。長期的安定與和平，致使軍中惰性滋生。川督勒保對官軍的畏敵懼戰做過入木三分的描述：

　　領兵官離城數十裏而遙聞賊往，則與之俱，

　　（賊行則與之俱行，竟如護送一般）以賊之遠去為幸，前途滋擾，若與我無幹。至派往各路堵禦官兵，原恐有賊竄來便可帶兵夾擊，豈知聞賊一至，閉營自守。幸而賊不攻我，便可貪天之功。雖聞賊營演戲高歌，亦無從而顧者。賊去一兩日後方始放炮開營。於附近各村莊內，將被賊棄置之難民，殲獲數人。偶而遺亡之器械撿得數件，以為某處賊匪被我殺退，即行稟報邀功，恬不知恥。

　　此外，鄉勇的征募雖然不失為頗見成效的應急之策，但是也遺留了很多問題。首先是鄉勇的素質問題。因為鄉勇報酬微薄，地位低微，故應募的大多是遊手好閑的市井無賴。即時人所謂“閑撻浪”，“此輩值有軍興則充鄉勇營夫，所得銀錢隨手花消，遇嘓匪則相從劫掠，值兵役亦相幫搜捕，不事生業，總非善良。閑撻浪既久，即成嘓匪，嘓匪之眾，即為教匪流賊”。可以設想，大量忽兵忽匪的無賴之徒廁濫於鄉勇隊伍中，會對其戰鬥力造成多麽大的負麵影響。另外還有鄉勇的士氣問題。鄉勇因在待遇和地位上被打入另冊，所以與政府之間的矛盾在所難免。尤其是在裁撤鄉勇隊伍和縮減糧餉時，這種矛盾甚至會以兵變的激烈形式爆發出來。嘉慶十八年，給事中陸泌就曾指出：

　　前此川楚用兵時，動輒雇募鄉勇隨征，冊報不下數十萬人，聚無籍之徒，幹不戢之禁，去來無定，桀驁不馴，當其戰勝之時，已有難製之勢，洎乎凱撤之際，尤鮮善處之方，遣之則為流民，羈之又成悍卒，寧陝、瓦石坪前鑒具在。

　　由此可見，召募鄉勇從征雖然可解一時的燃眉之急，卻潛伏下更多的不安定因素，故難以成為長久之計。

　　由於政府軍事體製的種種漏洞，不得不以其他的武備形式對其進行補充，這就是下文所要述及的團練和寨堡。

　　（二）各地為保衛鄉土而設置的保甲團練組織

　　保甲製一直是清代最基本的地方治安保障製度，清廷於順治四年、康熙四十七年、雍正四年和乾隆二十二年四次嚴飭力行保甲。然而，巴山老林附近的邊遠州縣，在嘉道以前很少見到有關編審保甲的記載。正如當時人所描述：“山內村落極少，不過就所種之地架棚築屋，零星散處，所稱地鄰，往往嶺穀隔絕，即兩山相望，而一上一下動輒數裏，匪徒竊劫，難資守望之力，孤掌難鳴，不敢與匪徒為難。”

　　然而，白蓮教起事卻成為該地保甲製度嚴密化的外在動力。這一時期興起的團練是保甲製度的發展形式。它在保和甲之上設立了團，“每保正所管之地為一團，又合數保正或十數保正之地為一大團……其大團議立團總一二人或三四人，總理各團之事”。這樣，將原本各自為戰的保甲，整合成一個組織有序、調度統一、規模更大的地方居民互助防衛體係。

　　嘉慶元年，白蓮教起事之初，四川總督宜綿便以六百裏加急發布了《通飭各州縣仿照南充縣令曾自柏辦理團練章程》，並以嚴厲的懲罰措施對各地方官加以申戒：

　　“倘該地方官司竟敢視為通常事件，並不實力奉行，無論賊匪，失陷城池固當按律嚴辦，即潛逸境內，漫無抵禦，亦必從重參究，凜遵毋違。”直至嘉慶十年，白蓮教起義平定後，川督勒保仍然強調保甲團練組織對於肅清白蓮教殘餘勢力、保持地方長治久安的重要性。可見政府對團練的重視的確非同一般。

　　關於團練保衛桑梓的戰績，在各種史料中也多有述及。以萬源縣為例：嘉慶元年九月，徐添德、王三槐在達州起事，迅速波及鄰近的萬源縣，當時四川官兵大半調赴形勢更加危急的湖北，守備極其空虛。城口主簿蔣日紀、汛防把總馮繼世急招鄉民三千餘人組成團練，於十月初八日進攻鴿子山。焚殺叛亂武裝一千餘人。在倉促應戰、缺乏援助的情況下，取得如此的戰果，足以證明此時該地區已具備了建立地方防禦體係的良好基礎。鴿子山之役後，萬源縣迅速著手組織更大規模的鄉裏團練。一個月後，再次與白蓮教接戰時，便有十餘支鄉勇隊伍作為戰鬥的主力。據縣誌記載，嘉慶元年九月，白蓮教初起之時，有姓名可考的教首有十人，截至當年十二月底，除一人仍負隅頑抗外，五人被生擒，兩人在交戰中被當場殲滅，另有兩人因戰敗而投崖身亡。

　　可見，在衛護鄉裏的過程中，保甲團練的確功不可沒。

　　（三）實施堅壁清野策略而修建的寨堡

　　巴山老林附近地區曆來以地形險峻、易守難攻著稱。當白蓮教起事使當地社會陷入危機境地時，造物的神奇賦予了人們擺脫危機的靈感，那就是堅壁清野的策略。

　　堅壁清野最著名的倡導者是龔景瀚。就其具體實施方式，龔氏提出：平地則用堡，不能歸“山地則用寨，山中之村落零星，人居稀少，並者，及老林之居民，皆遷其人，而空其地，資以口糧，賜之宅舍。”具體地說，即是在民眾與白蓮教武裝之間構築一道堅強的壁壘。這樣，無論是積極的進攻還是消極的守禦，都能以寨堡為依托，達到以靜製動、以逸待勞的目的。正如龔景瀚充滿自信的斷言：

　　“堅壁清野法，不戰而屈人，策之最上者也。”實踐證明，堅壁清野在當時巴山老林附近鄉村的確是一項行之有效的防禦策略。

　　當然，這些數字並不具有絕對的準確性，因為在編寫方誌的過程中，一些規模較小的寨洞難免被遺漏在外。另外，山內有許多天然的洞穴，對這些山洞的利用是源於人們求生的本能，還是依賴有識之士精心構建的堅壁清野策略，目前已無法考證。但從這些頗為可觀的數據看，從各地方誌對其作用的極力渲染中，我們不難體會到，寨堡（洞）在當時鄉裏社會自衛活動中舉足輕重的作用。

　　以梁山縣為例，嘉慶二年春，自方積接任縣令伊始，便全力修築寨洞。當年五月，白蓮教果然開始大規模流竄，鄰近州縣先後遭受重創。

　　是時，鄰水、大竹、長壽、墊江、豐都、忠州六州縣之民攜老扶幼，悉東走避賊，賊行急，民攜累行遲，經城邑不敢納，恐有賊諜也。亦不能納，人眾邑小也。諸民甫入梁山境，賊遊騎已過墊江，民益窘迫。聞梁山有七鬥寨，爭趨之。寨長不能辨良莠，倉促招之，一晝夜登者二十餘萬……散棲他寨者亦不下十餘萬，梁山民之在寨者不計焉。民登寨之明曰：見諸寨嚴備，複以鄉兵塞諸隘，賊“賊大至！”不敢攻，北走新寧、達州，民於是始知築寨之利。

　　戰後，嘉慶帝也對堅壁清野作出了極高的評價：

　　“自結寨落後，不特賊無由焚劫，且居民等憑依險固，心膽既壯，賊至即合力攻擊，斬獲甚多。其後陝楚一律仿照，賊勢日益窮蹙，始能將無數凶渠，以次掃蕩。今三省肅清，閭閻安堵如常，揆闕所由，實得力於堅壁清野之策。”

　　三、體係各層麵之間的關係

　　上文主要羅列了白蓮教起事時期，巴山老林附近地區防禦體係的主要層麵。下麵我們將對其各層麵之間的關係進行更深層次的考察。

　　（一）政府機構和官員與團練寨堡的關係

　　翻檢與白蓮教起事有關的文獻，我們不難發現，其中自始至終貫穿著政府的行為。實際上，散居各處的百姓在危急時刻能及時組織在一起，進行積極的守禦活動，關鍵在於當地牧令以有效的守禦策略和誓死抵抗的決心，在短期內形成強大的凝聚力。也就是說，政府機構及官員的存在，在任何時候對於百姓來說都是一種不可或缺的心理資源。

　　在清剿白蓮教叛亂武裝過程中，政府對地方防禦體係的支持，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麵：

　　（1）

　　以政令的形式推行興團築寨的策略。嘉慶元年和嘉慶七年，先後兩任四川總督，分別發文通飭各州縣籌辦團練，興建寨堡。同時，相當多的地方守令將其付諸切實有力的實施。如梁山知縣方積、南充知縣曾自柏等都憑借這一策略取得了捍衛地方的矚目成效。

　　（2）

　　政府對寨堡給予必要的財力支持。川督勒保即明確製定了獎賞和補貼的辦法：

　　團（寨）勇出寨迎敵時，每日按名發給口糧一升。團（寨）勇遇有陣亡，每名官給埋葬銀十兩，受重傷者每名酌給養傷銀二兩。團（寨）勇擒敵一名，賞銀二兩，殺敵一名，賞銀一兩，擒獲敵方小頭目一名，賞銀五十兩，若能擒獲敵方首將，遵照欽頒賞格給發。

　　誠然，由於該地複雜的地形，政府的資助勢必難以遍及所有團練和寨堡。但從勒保的奏折中，我們不難體會到政府積極、負責的態度。

　　（3）政府在興團築寨的過程中給予必要的督導和調度。當然，這種作用的有效發揮經曆了一個過程。在白蓮教起事前期，其方式較為粗疏。正如勒保所評價：無官統率，“舊日鄉團隻能各自為守，終覺散而無紀，難期得力。”而到戰爭後期，隨著官府在這一問題上經驗的增加，對團練寨堡發揮督導職能時，人員安排更加細密，職責分工也更為明確，據勒保所述：

　　四鄉辦理團練之事，惟有遴委熟悉軍務大員分路總理其事。仍多派正佐雜員，各定段落，各專責成……每佐雜一員，管領寨碉若幹處，每正印官一員，管領佐雜若幹員，均以各該路道府總理其事。現在大小各員俱已陸續前往差所，分路查點寨碉團勇，造其花名清冊，刊立告示條規，頒發賞格，約定二月間可以辦定章程。

　　可見，此時地方團練寨堡的運作，已經在官府積極的人力財力支持下，更加有組織、有成效地展開。

　　但另一方麵，不容忽視的是，團練寨堡組織建立後，體現出日益增加的自主性。首先，從各團堡負責人的遴選中，我們便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基層社會力量的凸現。政府設立保甲長的用意，無疑是培養一批在能力和威望上堪為表率的地方領袖，使其成為整合政府和鄉裏社會的紐帶。尤其在社會動亂的危急時刻，選任高素質的基層管理者更成為人們的共識。事實上，確有一大批地方士紳在領導鄉民捍衛桑梓的過程中，發揮出不容忽視的能量。嘉慶《四川通誌》中，記載了綏定府為保衛鄉裏而捐軀的團練組織者十六人。在這十六人中，除兩人身份不明外，其餘為文武生員九名，武舉兩名，監生一名，吏員一名，捐職一名。其中沒有功名，沒有職銜的普通生員占了絕大部分。他們的存在無疑象征著鄉裏社會內部潛滋暗長的自組織能力。

　　另外，團防經費的籌集也折射著鄉裏社會力量的增長。依當時的經濟發展狀況，政府的財力自然遠不夠負擔辦理團防這筆龐大的開支。於是，廣泛動員民間社會的力量便成為勢所必然。民間社會經費的募集大約有兩條途徑：一是向普通百姓募集，如嘉慶元年萬源保衛戰中，各鄉募集團練經費時，便出現了“輸粟者眾，不煩官為籌備”的景象。可以設想，若沒有民眾對於基層領導者的信任，生活拮據的小農是絕對不可能樂於捐輸的。第二種途徑則是鄉紳的慷慨解囊。如達縣武生潘啟光，在徐添德、“募鄉勇王三槐起事後，六百名，自備鹽糧，前赴土地埡設卡堵截，又捐貲一千九百五十兩，穀三百石以助軍餉”。從這則材料中，我們所看到的，不僅是一股急公好義的豪俠之氣，更是一種對鄉裏社會深切的認同感和責任感。

　　（二）政府正規軍隊與地方團練寨堡的關係

　　前文曾述及正規軍隊中存在的種種弊病，但這並不是否定官軍在平定白蓮教起事中的主力作用。實際上，無論是在兵力、裝備及後勤供應上，官軍都擁有絕對的優勢。而且，要使風鶴易驚的普通民眾在長達七年的戰亂中始終保持對政府的向心力，政府軍隊的存在絕對是一個重要的前提。正是有賴於官軍與地方自衛力量的配合，被擾亂的社會秩序才得以重新恢複。這種配合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麵。

　　（1）大規模正麵交鋒與側麵牽製小股白蓮教武裝的配合。政府軍隊由於兵力雄厚，給養充足，所以在與白蓮教武裝正麵交鋒時有不可替代的優勢。但由於官軍多由外地征調，不熟悉地形，加之人數眾多，調度不易，因此在靈活性和機動性上，較土生土長的團丁寨丁相去甚遠。因此團堡組織在實戰中便成為官軍必不可少的補充力量。正如當時人所說：

　　賊匪大隊過去，必有拉後之數十人，委頓道途間。突出截擊可以盡擒。前寨既用此計，後寨亦依計行之，則賊所過寨堡必有折損。又賊於夜間駐紮地方附近寨堡，揀壯健於夜間更深時用大礮過山鳥遙擊之，縱不能多殺賊，而徹夜不得休息，必驚惶拔走，明日至他處又複如此，則賊亦疲罷，被擒者益多，我不勞而彼已不支。

　　這種防不勝防的突然襲擊，顯然使白蓮教武裝陷於防不勝防的被動境地，對於配合正麵戰場大有裨益。

　　（2）轉戰清剿與就地堵禦的配合。白蓮教主要由無業流民組成，其特征就是流轉各地，往來無定，平叛部隊勢必在事發各地輾轉清剿。然而，一進入崇山峻嶺，官軍的優勢立即喪失。正如當時人所說：我兵必分道架梁，其來如“蓋賊匪之勞我師者，而賊匪翻山越嶺，虎，其去如鼠，跟追倏無蹤跡也。”而散處各地的團練、寨堡則有助於彌補官軍在這方麵的劣勢。白蓮教武裝流轉至一地，當地團練寨堡若能及時堵截，待清剿部隊趕到，團丁與官軍裏應外合，必然會取得可觀的戰果。《三省邊防備覽》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成功的戰例：參讚德楞泰率軍追擊教首樊人傑、徐添德，樊徐二人在奔逃過程中，在馬鞍寨被團練所拒，德楞泰率精兵隨後趕到，團丁與官軍相互策應，致使叛軍傷亡慘重，樊徐二人數日後也被殲滅。

　　總之，在實戰中，官軍與地方團練寨堡，相互策應，互為表裏，戰爭的勝利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此。

　　（三）地方保甲團練與寨堡的關係

　　在實戰中，保甲團練與寨堡也是共存共生的。

　　首先是保甲組織與寨堡的關係。寨堡中實行保甲製度的宗旨便是保證寨堡居民成分的純潔性。具體的操作方式是：

　　“十家聯保，互出甘結，始準移居，匪類送官究治，其蹤跡可疑尚無確據者，另附冊尾聽其任居自便。毋使溷入以滋後患。其餘良民使團聚，家有幾人，大小幾口，所操何業，田地若幹，詳注冊內，以備稽查。”

　　由此可見，當白蓮教起事使社會陷於動亂時，保甲製度寄居在寨堡的外殼下得以繼續存在和有效運作。同時寨堡也依賴於保甲獲得必不可少的安全和秩序。

　　此外是團練組織與寨堡的關係。與保甲相比，團練的職能更傾向於防禦力量的組織，而這恰恰也是寨堡建立之後的當務之急。正所謂：“未有團防不成而關寨自固者。”足見團練與寨堡的結合已基本成為當時人們的共識。總之，寨堡和團練的結合使得地方防禦體係進可攻，退可守，賦予鄉裏社會更強的抗危機能力。

　　由此可見，保甲團練與寨堡在彼此依附之中相得益彰，在清代中後期相當長一段時間裏支撐著社會的穩定秩序。

　　四、結論

　　從清代前期麵對外部衝擊的惶恐和被動，到白蓮教起事時期應變的積極和從容，我們不難感受到該地區民間社會從幼弱到成熟的發展曆程。文中所述團保經費的籌措，團保寨長的遴選，以及對散居各處民眾的組織和安撫等種種行為，都使一種在以往和平發展時期潛滋暗長的社會力量驟然凸現。這種力量並不僅僅在於消滅多少社會正常秩序的破壞者，更在於一種對鄉裏社會深切的認同感和責任感。這才是這一社會存在的依據，更是其在重重考驗中頑強生存、良性發展的憑借。這個角度上看，白蓮教起事不僅是這個社會內部矛盾的一次爆發，更是對這個社會的一次嚴峻考驗。而清中期的巴山老林周邊社會以積極而富有成效的作為，平穩地渡過了這次劫波。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清代開國一百多年以來這一地區，以及整個四川社會從滿目瘡痍中漸漸恢複元氣的事實，同樣可以為清代中後期乃至近現代四川社會的發展尋找可靠的曆史依據。

　　從另一個角度，我們也必須看到政府在協助地方擺脫危機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主導作用。盡管清代中後期政府對地方總體控製的削弱已基本成為學術界的共識，但至少在本文所討論的這一時期、這一事件中，各級政府和政府官員從總體上體現出高度負責的態度，做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更為重要的是，政府這一時期的種種舉措，處處滲透著與民間社會密切配合的誠意。四川社會能最終克服這次動亂，重建穩定而正常的地方秩序，很大程度上有賴於這種良性互動關係的建立。

　　長達七年的白蓮教起事反映了清代四川社會內部潛伏的種種不容回避的問題，但是也為我們認識這一時期四川社會的活力和潛力提供了獨特的視角。本文所論證的巴山老林附近地區防禦體係的建立，隻是這一視野中的一個側麵。對清代四川社會發展的全貌的提示，則還期待著研究課題的深度和廣度的進一步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