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考古與多學科研究

十、巴論巴人與“土船”

　　鄧曉

　　本文所要討論的內容，由幾則關於廩君與船的史料引起。巴人先祖廩君務相所造之“土船”，究竟是怎樣的一隻船？討論這一點十分重要，因為巴人從出清江開始，他們的生存與發展、漁獵與販鹽均離不開船。無論是在對外擴張與遷徙的過程中，還是在其立國的位置選擇上，我們都發現了巴人親水與用船的痕跡。並且他們民族的喪葬方式，也與船息息相關，同時巴人還產生了其特有的文化符號“船的圖語”。

　　一、關於“土船”的史料

　　廩君史跡最早見於西漢劉向所撰、但早已亡佚的《世本》。劉宋範曄《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所引以下文字似應出自《世本》，章懷太子曾在該書注中稱：“並見《世本》。”原文為：本有五姓，巴氏、瞫氏、相氏、鄭氏。

　　“巴郡南郡蠻，樊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眾皆歎。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君。餘姓悉沉，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魚鹽所出，‘此地廣大，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群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思（伺）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

　　又《太平禦覽》引《世本·世係篇》：“廩君名務相，姓巴，與樊氏、……氏）曋（暉水中，其船浮因立為君，他船不能浮，獨廩君船浮，因立為君。”

　　相氏、鄭氏凡五姓，俱出爭神，以土為船。雕文畫之而浮對以上史料所涵的相關信息，筆者初步理解並整理如下：其一，當時五姓信仰相同，且實力大致相當，否則便無法“爭”神落坐山離鍾落武。山離鍾落武在的地點神“爭”）權之率統、神祭（於今天宜昌市長陽縣西北都鎮灣東側，麵積約兩平方公裏。該山西北臨清江，東南靠漢溪，三麵環水，高峻突兀。考古發掘表明，清江中下遊地區既有新石器時期的遺址，也有夏商周時期的古文化遺址。這一時期的長陽古人類與長江三峽地區的古人類部落遺址的文化麵貌基本一致。發掘表明，其古代巴人遺址約在夏商時期。

　　其二，其爭“神”的過程是謹慎而嚴肅的，一是“擲劍投穴”，二是“造土船”（或造土船並駕乘土船），其相互間的競爭是平等的。此處的“神”可能是具有至高神權的首領，至少獲勝者可能被視為具有特殊能力的、或神的寵兒。而擲劍、造船兩項技能對於五姓的重要意義在於：

　　（1）擲劍。以比試擲劍之術（

　　以劍投穴）來決定部落首領人選，足見擲劍是巴人重視和擅長的技能。巴劍劍身呈柳葉形，比較窄細，不裝劍格，形製統一，便於擲擊。劍身中脊或凸起呈圓柱形，兩側常有血槽；扁莖斜肩，莖部有穿孔，用以固定木柄。孔多為兩個，莖末端的一個孔在中脊線上，近劍刃的一個孔則偏於中脊一側，少數劍隻有一個穿孔。巴劍多數是短劍，僅少數為長劍。

　　（2）

　　製造並駕乘“土船”。首先是對“土船”定義的解釋，其次是如何駕乘。無論“爭神”者是各自造船，並自駕自造之船；或是他們分別乘同一隻船競賽，從實質上看，均為對其技能、技巧的考驗。顯然，能造船並自如地駕船在當時被認為十分重要，因為這一幕成為了決定大權由誰掌握的壓軸戲。該問題是下一論題將要討論的重點，這裏暫不贅述。

　　其三，廩君曾率巴人憑“土船”大舉渡夷水征夷陽，並在殺死鹽水女神後稱王。夷水亦稱蠻河，該河在東晉以前叫夷水，又因其沿岸盛產泉鹽，故亦稱為“鹽水”。酈道元在《水經注》中多次談到夷水：夷水出焉。又水色“又東過魚複縣南。”“夷水出巴郡魚複縣江也，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見其澄清，因名清江也。昔廩君浮土舟於夷水，據捍關而王巴”。可見稱“夷水”為“清江”，是在蜀開明王朝東征之時。廩君率五姓巴人沿夷水向西至川東的過程中，曾稱君夷城。學者們大都認為夷城在今湖北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恩施。也有的認為在今天長陽土家族自治縣的西部一帶。但鹽水女神之事，本文暫不討論。

　　其四，巴人五姓均出於武落鍾離山，可能有世居與移民之分。稱五姓為世居的史料有：“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又“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且據長陽當地考古發掘認為，古代巴人的遺址大約在夏商時期。但《太平寰宇記》卷一百六十八引《世本》又稱：“廩君種不知何代”未能說出其產生的具體時間。於是，廩君的時代便成了一個謎。亦有學者認為，巴人可能是移民：“廩君先世本在漢水中下遊之西的古夷水及其近地活動，在春秋戰國之際濮人大遷徙的潮流中南遷至鹽水清江，依照地名隨人遷徙即‘名從主人’之例，將鹽水命名為夷水，並在那裏發展壯大了自已的部落組織。”會不會是僅巴姓為外來移民，其他四姓皆為土著呢，他們在居所上明顯的差異（赤穴或黑穴）應是有其原因的，否則史料中不會特別強調。

　　其五，廩君與白虎。白虎與巴人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對該關係已有相應的專著論及，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中再作介紹，但本文的重心不在此。

　　二、對“土船”的辨析

　　據筆者調查，學界在引用廩君“爭神”的史料時，多數學者對“土船”一詞未曾著意探討，但它確實有著認真討論的必要。《太平禦覽》引《世本·世係篇》載：廩君在五姓“爭神”時，是“以土為船。雕文畫之而浮水中，其船浮因立為君”。從文字上看，他們是在用土造船，並飾以紋。

　　據此，便有了所謂“土質說”。據《土船辨》一文的作者高源章、譚傳俊歸納，代表性的記載或研究文章有：

　　五代前蜀杜光庭《錄異記》：雕畫之，又以土為船。

　　鄧和平先生1992年《荊南土家族研究》根據《世本》“雕文畫之”一說，認為“廩君的土船，當屬彩陶類”。

　　王紹全先生1989年主編的《四川內河船運史》稱“廩君所乘土船”。

　　經過了火的處理，“是一種陶船”。持相同或相似觀點的還有如《長江航運簡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7）等書。但筆者以為，若依此則有以下疑點難以解釋：

　　其一，純以泥土造船並能載人浮於水麵，在今天也無可能，除非是陶船。的確，到新時器時代，人們已經學會了燒製陶器，巴人亦當如此。考古學者確曾先後在浙江省餘姚縣河姆渡遺址（7000年前）、湖北宜都紅花套遺址（5600年前）出土過陶船的模型。它們均屬於新石器時代，它們的出土說明當時人們已有了製舟、駕舟的技術，其製陶技術也達到了相當水平。但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能大批燒造出能浮於水、且能在水上搭載多人的船來，亦著實令人不敢妄信。並且事實上，在古代巴人的活動地域內，如巫山大溪、巴東雷家坪、長陽香爐石等遺址出土的，相當於廩君及其前後時期的眾多生產與日用陶器中，卻獨不見陶船或可以被認定為屬於陶船的碎片。

　　其二，假定他們故意將“以土造船”當成一種高難度的考核，也假定廩君果然能造出這種“土船”、並能自如地駕馭它，但又如何解釋廩君成為眾姓之首領後，為爭奪鹽水女神的地盤“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一段記載呢？矛盾之一：土船既厚重、製造難度又如此之高，顯然不可能大批量製造，並以之運載部落全體民眾外出作戰；矛盾之二，從前麵“爭神”一幕已看出能駕馭“土船”的僅廩君一人，足見其技藝的高難度。既然如此，當此眾船齊發之時，又由誰來駕駛它們呢？

　　但若“土船”並非由泥土所造，為何書中又有“以土為船”一說呢？《世本》今已無存。而在《太平禦覽》之前引用該書的《後漢書·南蠻列傳》並沒有如此的記載。僅“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君。餘姓皆沉，惟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謂廩君”一句。如章首所述，該書已被古人認定引用準確。在這裏“土船”是以一獨立的詞出現的，並未談及“以土為船”之事。並且事實上，在土家人的傳說與現實中，便有約定俗成的“土船”一詞流傳至今。據此，我們似可大膽設疑：所謂的“以土造船”是《太平禦覽》的作者在引文時對“土船”二字理解的失誤。

　　而持“土船”木質說的學者則為數甚少。張雄、黃成賢兩先生認為當時的所謂“土船”，隻是借助於火或石斧而製造的獨木舟；高源章\譚傳俊二人則進一步認為，廩君的“土船”起碼是配備有槳楫的、經過改良的初級木船。

　　筆者同意“土船”木質說的理由如下：

　　第一，是對“土船”一詞中“土”字的解釋。筆者認為，“土”字在這裏不應當解釋為作泥土，而可釋為居處、鄉裏，即強調其本土性。在古文獻中不乏相關例子：“超自以久在絕域，”“樂操土風”；“年老思土”；“物土貢，製外內”；“或移徙”“其俗或土著”，等等。繼後，相關詞句使用更多，有如“土酒”、“土產”、“土語”等等。由此，釋“土船”一詞為“本土之船”或“自己的船”是可以的。土家族的本土意識是十分濃厚的，他們還將自己稱為“畢茲卡”（意即本地人）。進而，既有“本土之船”，那麽與“土船”相對應的“外來之船”又是誰的呢？筆者認為可能是“鹽水女神”（掌管鹽泉之部落首領）的，她們常以舟載鹽至武落鍾離山與當地部落交易。倘若沒有鹽的誘惑，廩君是不會率眾傾巢而出去奪鹽陽的。

　　第二，顯然是不會沉的了。可又如“本土之船”既為木料所造，何解釋“餘姓悉沉，唯務相獨浮”一句呢？這裏的“浮”應指的是船的駕馭者，而非船本身的沉與浮。筆者以為，五姓皆非善水之民，因而不善造船，進而其所造之船不便駕馭便有了可能，在這些“旱鴨子”中唯有廩君獨浮，餘者皆沉。說明他率先掌握了造船與駕船的技術。

　　第三，筆者認定鍾離山五姓是不會造船、駕船的“旱鴨子”至少有如下理由：

　　（1）若其原本習水性且以漁業為生，就沒有將造船和駕船（要求僅僅是“浮”）作為高難度的競技奪標壓軸戲，並以之爭奪權位的必要。並且，事實上在競賽中除務相外，其餘皆“沉”，可見其駕舟技藝也確實不佳。

　　（2）

　　材料表明他們有可能是以農業或狩獵為主的部落。史料中說，該五姓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分居於赤黑二穴，顯然應屬於穴居人。應劭在《風俗通義》“廩君乘土船下至夷城，水中亦曰：石岸曲，亦曲，廩君望之如穴狀，曰：‘我既道穴中，又入此，奈何’。石岸為崩，廣三丈餘。升級之……”這裏“我既道穴中，又入此，奈何”一句，進一步明確了他出自穴居人的身份。五姓很有可能就是士著農牧部落，湖北長陽縣有自舊石器時代延續下來的一係列遺址。就算如前所說，巴姓或許由水路外遷而來，但在此已居住了漫長的時光，其間已習慣了農牧生活。且因巴姓為後來者，所以他們無法占有資源豐富的“黑穴”，便隻好居住在“赤穴”了。但是由於廩君在競技中獲勝，於是四姓便隨了巴。

　　（3）其比試時首先以劍而非魚叉投石穴，劍應為以陸上使用為主之短兵器。巴式劍的內含在前麵已經述及，劍上的血槽表明它是用來為動物（而不是魚）放血的。

　　（4）“廩”在古時作糧倉、糧食或儲藏講，如“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在《荀子》中則進而解釋曰“穀藏為倉，米藏為廩”。如此看來，“廩君”應為“官”名，是掌部落中管倉廩大權者，“廩君名務相”一詞意即當時任廩君之職者是務相。由此，亦說明了務相一族是以務農為業。

　　（5）廩君死後化為白虎的傳說，以及以白虎（而非魚、魚鳧）為圖騰的習俗都表明他們陸地生活的分量特別重。湖北長陽縣魚峽口的白虎壟據傳是廩君死後化為白虎的升天處，史料所載殺人祭白虎的風俗，直到明代均於清江流域的廩君後裔土家族中盛行。曆史上亦稱“巴方”為“虎方”，巴人也自稱為“虎人”，巴族自稱為“虎之族”。在鄂西地區出土的大批巴國文物如於、巴氏劍和巴氏矛、鉦等，很多都有白虎標記。而在巴人後裔土家族，過去每家的神龕上還常年供奉著木雕的白虎。結婚時，男方要在正堂的大方桌上鋪虎毯，象征祭祀虎祖，據認為白虎以其陽剛與雄健成了土家人驅惡鎮邪、希翼平安與幸福的保護神。在巴人故鄉長陽至今還流傳著《廩君化白虎》、《廩君與鹽神》、《向王天子顯聖》的民間故事。長陽地區森林茂密且多虎，直至清代亦如此，當時人楊於果曾以竹枝詞記曰：“金坪山色寶尖西，細雨初過踏草泥，怪得狗兒通夜吠，朝來虎跡滿前溪。”

　　對非水上民族武落鍾離山五姓而言，造船、駕船自然不是擅長。

　　於是，能造船（本土之船）並駕馭之，便有可能被當做高難度的競賽項目來舉行。能掌握造船與駕船技術在當時的確十分重要，人們需要更多的資源。麵對崇山峻嶺、原始森林的包圍和頻頻的虎患，水路是走向山外的理想通道。距離“爭神”事件不久，廩君便率領了對鹽水女神的舉族遠征，而此時造、駕“土船”的技術顯然已被眾人熟悉了。如此讀來，史料中“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並稱君夷城（今恩施）一段文字便通順了。

　　有了“土船”為交通工具，巴人便走上了水上民族的擴張之路。

　　他們溯夷水而上奪鹽泉，駕舟楫販鹽、魚。隨著他們主要經濟活動的改變，字與魚和鹽的關係也密切起來。在川江流域的巴人住“巴”地，人們發掘出土了大量的魚骨。對此，有學者提出了“巴即魚，魚即巴”以及對魚、鹽關係的種種假定。古藉中在記敘巴人的起源時有這麽一段話：太皞生鹹鳥，乘釐生後“西南有巴國，鹹鳥生乘釐，照，後照是始為巴人。在這裏。”“乘釐”“船”鹹鳥與所指可能與鹽、有關：與鹽相關。在古時有坐、在二鹹“乘”駕之意，《詩經》中有：“子乘舟，汎汎其景”一句；而“釐”則有“治理”之意，如“允釐百工，庶績鹹熙。”及“釐改製量”“乘釐”會不會就是駕船巡行的統治者呢？如該假設成立，則“太皞”之時當在五姓“爭神”前，而“鹹鳥”、“乘釐”之時亦當在巴人學會製造“土船”之後。看來，巴人的社會經濟曾經過了一段由農牧走向漁獵的曆程。

　　三、巴人的“土船”

　　《易經》曰：“伏羲氏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

　　這說明人類利用舟楫的曆史十分悠久。昔時巴人“土船”的模樣又如何呢？因曆史的久遠，使我們缺乏物證，但筆者認為即便如此，“土船”的模樣也決不會與同時代巴人的“船棺”相距太遠。先讓我們看看戰國中期以來巴人墓葬中的“船棺”：它們平均長約5至6米，寬1米餘，由直徑1米多的大楠木製成；製作方法為“依照木形，將其上麵削去一小半，正中挖鑿船艙以置放屍體和隨葬品，底部亦稍削平，兩端由底部向上斜削使其翹起如舟船之兩端，並各鑿一大孔”。船艙平均長3.9米，寬0.8米。比這更早的“船棺”至今尚未找到，估計其形製更加原始。在利川、恩施等地區的農田基本建設中，人們曾發現大麵積深埋著的陰沉木，“這種木頭圍圓一般在一米左右，呈黑褐色，開始碳化，在地下已有幾千年的曆史。”幾千年前，有如此茂密的森林，造船的木材應是不成問題的。

　　巴人的“船棺”不能完全等同於“土船”，但兩者間的聯係卻是緊密的。“巴蜀地區是我國古代實行船棺葬相當集中的地區。”古代川江流域，河道縱橫，舟船是人們生產與生活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人們生前與舟楫相伴，死後以船安葬亦順理成章。對巴人造“船棺”的原因，有學者認為他們“用船作為葬具，目的在於利用船隻、水道，把人的靈魂送回故鄉”，此說應是有道理的。古代巴人的故鄉究竟在何處，由於受限於考古發掘和文獻資料，今天的我們尚難定論。但是巴人自己肯定是清楚的。而他們那種把靈魂送回記憶中故鄉的願望，就充分地體現在他們將船用作葬具的事實中。有發掘報告指出：從其大小及製作來看，是完全可以實用“船棺墓中的獨木舟，的……此種葬具或者本來就是墓主人生前實用的水上交通工具，死後即以之做葬具。”在他們看來，亡靈回故鄉當然撐自己駕輕就熟的船最好，用時還要捎上生前的用品。以白虎為圖騰的巴人，曾經建立過北接漢中、南極黔涪、東到奉節、西至宜賓，以今天重慶市渝中區（江州）為首都的“巴國”，直至公元前316年，才被秦國滅掉。《華陽國誌》稱：“巴子時雖都江州，或治墊江，或治平都，後治閬中。”巴人頻繁遷都的原因，先是與其不斷擴張相關，後則與楚國勢力的不斷進逼相係。在這一係列遷徙與戰爭的過程中，“土船”一直伴隨著巴人。20世紀50年代初，人們修築成渝鐵路時，於今天重慶市九龍坡區的冬筍壩發掘出了20餘座墓葬，其中就包括獨木舟形“船棺”，和劍、鉞、矛、戈等青銅兵器；這裏可能是當年戍守巴都西大門將士的墓地。他們的同伴以舟葬友，或許正是期望戰友的亡靈能駕駛“土船”回到故鄉。

　　特別需要指出的一種現象是，在一部分“船棺”的艙中，還置有一個殮屍骨及隨身物品的“小木棺”，其他的隨葬器物如陶器、銅器等則放在“小木棺”以外的艙中。這種置放方式似乎意味著“小木棺”與“船”本身原無必然聯係，船原本就是現成的，隻是被用來裝載“小木棺”而已。倘若此推論成立，這部分“船棺”不就正是我們苦苦找尋的巴人“土船”原型嗎？

　　巴人的“船棺”，也有許多是專門製作的，它們甚至還配有棺蓋。

　　在巴人活動的區域：宜昌、秭歸、奉節、巫溪、施恩、利川、鬆桃等地，均發現了不少這樣的實例，其模樣“通體呈圓筒形或扁圓形，棺蓋、棺身各呈半圓形，這種形狀的棺木，蓋和棺身用一段整木剖成兩半刳製而成，棺兩頭檔板與兩側板內收8-10厘米，似簡易的獨木舟。”無論形製如何，但至少“船棺是實用的或仿像的獨木舟”這樣的觀點已得到不少專家、學者的認同。筆者並且認為，即便就是“仿像”的，也隻能是以他們自己的“土船”為原型。

　　巴人“土船”的典型特征是什麽呢？在四川大學博物館收藏的一件於上，有一幅被認為是“巴蜀圖語”的象形符號，在一隻兩頭上翹的船上，前後立著一個人、一隻鳥。有著類似圖案的於我們在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裏也見到過，該圖案不禁讓人聯想起傳說中巴人的一支，來。他們曾經駕著船，帶著馴化的捕魚工“魚鳧巴人”具——魚鷹，從奉節出發，溯江而上去開拓自己的疆域。圖案中他們駕駛的這種兩頭上翹的船是否就是以當年廩君製造的“土船”為依據的呢。有專家認為“巴墓不見蜀地常見的兩頭齊平的槽型獨木舟式船棺，而是以兩端上翹的舟船形獨木舟式船棺和土坑墓為主，在墓葬形製上顯出強烈的地方特征。”兩頭上翹或許正是巴人“土船”的典型特征。在今天三峽一帶巴人後裔土家人那裏，還有一種被稱作“豌豆角”的木構扁舟。據當地人稱，它由先民的“土船”傳承演變而來，且幾乎未經改造。該船形如“豌豆角”般兩頭高翹，船頭駕梢，用以劈水引路，船尾搖櫓，並輔以篙杆和抓鉤，在水急、灘險、峽窄的河道裏十分好使。

　　以上就是筆者對巴人與“土船”的管見。或許，巴人與“土船”的故事僅是廩君的後人為證明其祖先偉大而編織的美麗謊言，甚或隻是對古代巴人崇巫、敬神、信鬼現象的回憶。但即便如此，它也不會是毫無道理的。遠古的神話、傳說所折射的必畢竟是當時社會現實，它是原始人“在想象中征服自然”的重要手段。隻是由於與原始人“信仰的內核”（迷信思想）與“敘事的藝術”（對事實的藝術加工）攪和在一起的緣故，才使得這些傳說本身顯得撲朔迷離、令人費解。而能揭開遠古傳說神秘的麵紗也是件十分美妙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