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後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鬥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
出自《史記·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子嬰進言規勸皇帝胡亥說:“微臣我聽說過去趙王遷殺他的賢明臣子李牧而起用顏聚,燕王喜暗地裏采用荊軻的計謀而背棄與秦國的盟約,齊王建殺死他前代的忠臣而改用後勝的計策。這三位國君,都是各自因為改變舊規喪失了他們的國家,才使禍患殃及他們自身。如今蒙氏兄弟是秦國的大臣謀士,而國君打算一下子就拋棄他們,我私下認為不可以這麽做。我聽說草率考慮問題的人不可以治理好國家,獨斷專行、自以為是的人不可以用來保全國君。誅殺忠良的臣子而起用沒有品行節操的人,這樣在內會使大臣們不能相互信任,在外還會導致作戰的將軍戰士們軍心渙散、喪失鬥誌。我私下認為這樣做不可以也不對。”
做事用人應該以史為鑒,不要輕易相信和起用那些道德修養很差的人,那樣做隻會害人害己。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團體,應該清醒自律,並且對有學問而且道德修養高尚的人要好好加以提拔任用,否則一味地獨斷專行、自以為是,其結果往往隻會眾叛親離,落個失敗的下場。
俗話說:“話不投機半句多”,這中間的“機”,有兩種解釋:一是時機,二是興趣,如果話說的不是時候,別人當然不會理你。如果你說的話題別人一點都不感興趣,那也談不來。所以,說話的時候要注意別人是不是在做別的事或正在與別人說話,不能打斷他人的談話,除非你有特別重要的而且是有關於他的。還有就是要注意他人的興趣,比如說他喜歡籃球,你卻和他一直說足球,那就不可能有共同點,談話也不可能繼續下去。
範雎逃離魏國來到秦國,由於結識了王稽而見到了秦昭王。
秦昭王是—個善於用人的君主,也從王稽口中得知範雎是—個賢能的人,於是就叫手下的人退下,要單獨和他談談秦國的國家大事,就對他說:“有幸請得先生教導我。”範雎隻是唯唯諾諾而已,不說—句話。
昭王再請他談話,他都還是如此,一直到了第四次,範雎隻憑空大放厥詞。到第五次,才挨得上邊際。
第六次,暢談外事還是不涉及秦國內政。等到秦王拜他為客卿,采用他的話有幾年了,自己有了充分的把握,就痛陳內事。於是廢除太後,驅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到關外。
後來大家才知道,範雎之所以這樣,是因為當時的秦國,內有太後專橫,外有穰侯的跋扈,再有高陵、華陽、涇陽君等人為虎作倀,所以不敢與秦昭王深談,隻能一步一步的談,並一邊等待時機,避免說話達不到目的,反而有可能招致災禍。
關於說話的時機問題,韓非子在他的《說難》中,談到了很多:“凡是所說的務本,在於裝飾所說的應慎重,而要滅去他人的所恥;他有私急,必須以公義而強橫他。他有意於下,然而不能不已;說話的人要裝飾他的美,而少說他一些不能做的方麵。他有心攀高,實在不能及,說話的人為他舉出過錯,使他看到這方麵的壞處,多使他不能這樣做。有要想慎重智能的,就為他舉出不同事的同類,使話利於我,卻裝著不知,以資助他的智慧。要想保存自己說的話,就必以美名來明示於他,而使他能看到合乎自己私利。想陳述危害的事情,就顯示出對事情的毀謗,也能使他看到合乎自己私利的壞處。稱譽他人與同行的人,規勸他事與同計謀的人,有與同於美玉的人,就必須大肆裝飾他,使他沒有傷害。與同樣失敗的人,就必須以明理勸他,使他不失去信心,使他自己多做努力,就沒有因他的難而感慨他。自勇其斷,就不以他的過失而惱怒他。自智其計,就不以他的失敗而沒有智謀。大意沒有違逆,說話無所抨擊,然後及時以智慧來辯解,這就做親近不疑,而能盡自己的所說。”
韓非子所說的這些,雖然是為遊說人士所立的原則,但今天對於朋友、同事、上級和下級之間的關係,隻要是與別人進行談話,都有很好的用處。
總的來說,說話的最佳時機就是要看準對方的目的,投其所好,再加上掌握談話的時機的變化,以及其他一些細小方麵的具體事項,這些不是一般能講得明白、透徹的理論的東西,而是要靠每個人在實踐中去領會,去發揮的。
在立足於事實的前提下,尋找到彼此談話的最佳時機是最重要的。就好比讚美一位漂亮的女士,必須事先發現她值得稱讚的地方,然後加以讚美,如果稱讚的不得法的話,或是稱讚她還沒有確實令她引以為自豪的地方,那你隻能是自討沒趣,也當然是徒勞無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