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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武則天的網

  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初四,唐高宗李治駕崩,臨終遺詔太子李顯柩前即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後進止。高宗的遺詔,無疑是留給武則天的一把“尚方寶劍”,成為她日後臨朝的法寶。

  武則天在帝國編製了一張無所不在的情報網,這張網由下至上。武則天深知,如果在帝國權力上層強行樹立自己的帝王合法性,顯然是不足取的。中華帝國的君權理論發展到李唐王朝,已經形成天命與民意兩大核心體係。

  就算強勢如武則天,在權力的世界裏可以做到蔑視傳統,自我作古,卻不能不顧忌到天下洶洶的輿論,不能不了解民意究竟是為何。她的上位之路分兩步走,一是強化皇權,在全國範圍內樹立起自己的權威。二是要大造社會輿論,在整個帝國掀起一場接一場的的造神運動,宣揚自己才是真正的天命所歸,君權神授,讓整個社會調整心態,逐步接受女主正位的現實。

  從李治駕崩,武則天盡攬大權開始,直至她正式登基為帝。這段鋪墊過程,武則天足足用了六年時間。六年時間,是一個互相磨合和適應的過程。權力有時候如同婚姻,實施權力的人和受製權力的人,兩者之間同樣需要一個彼此適應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翻閱史冊,上下幾千年,我們見識了太多拿著雞毛當令箭的權力者,根基還沒有紮穩就開始做起皇帝夢。六十歲的武則天還願意花去六年的時間來成全自己的王者之路,我們不能不對他的沉著冷靜和非凡耐心感到驚訝。誠如馬基雅維裏在他的《君王論》中所說“君主既然必需懂得善於運用野獸的方法,他就應當同時效法狐狸與獅子。由於獅子不能夠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則不能夠抵禦豺狼。因此,君主必須是一頭狐狸以便認識陷阱,同時又必須是一頭獅子,以便使豺狼驚駭。”

  武則天在通向權力之巔的道路上,需要來自民間力量的輿論支持。這也正好應驗了一個真理,曆史是由人民書寫的。對於武則天而言,隻要能夠得到天下人的認可,她就算大功告成。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武則天自然會大肆鼓勵民間上言,帝國也由此拉開匭檢製度的序幕。

  匭檢製度並不是武則天首創的,在《封氏聞見記》中記載:“漢時趙廣漢為穎川太守,設缿筩,言事者投書其中,匭亦缿筩之流也。梁武帝詔於肺石、謗木之旁各置一函,橫議者投謗木函,求達者投肺石函,即今之匭也。”

  當然和梁武帝的做法相比,無論是其規模、技術含量還是影響力,武則天都要大大超越前者。提議設置銅匭的人是侍禦史魚承曄的兒子魚保家。按照他的設計,銅匭分為四格,用來收受天下表章,一旦投入其中便無法收回,除非用鐵器強行將箱子撬開。四格的開口正對著東西南北四個方向,並援引五行學說,配以四季塗上不同的顏色。

  東方為青色,是為延恩匭,“懷才抱器,希於聞達者投之。”也就是說,如果你覺得自己有才幹被埋沒了,可以投匭自薦。

  南方為紅色,是為招諫匭,“匡政補過,裨於政理者投之。”也就是說接受人們對於朝政和時事的諫言。

  西方為白色,是為申冤匭,“懷冤受屈,無辜受刑者投之”也就是受理冤案申訴。

  北方為黑色,是為通玄匭,“進獻賦頌,涉於玄象者投之。”意思是有想表達對女皇愛戴之情,進賦獻頌者。

  密匭類似於我們今天的檢舉箱。對於中國人來說,檢舉箱並不是稀罕的玩意。我們今天很多政府機構和事業單位的門前都會放置那麽一個箱子,鼓勵人們檢舉揭發腐敗分子的腐敗之舉。在社會關係處於緊張混亂時期,檢舉箱更是被賦予了某種神秘的特質。

  在大多數時候,我們雖然見不到有人往裏麵投信,但是有這麽一個物件擺放在那裏,裏麵就永遠不會空無一物。除非在一種情況下,裏麵才是空的,那就是封口處被人為地封死。既然是告密,那麽箱子裏的密信多半是在夜半無人之際投進去的。箱子擺得堂而皇之,可接近他的人卻要把這種官府鼓勵的行為做得偷偷摸摸,見不得光。

  武則天偶爾會在朝堂上用眼神的餘光掃向密匭,這個敞著陰險懷抱的古怪玩意,肚子裏塞滿了官員、商人、文士、地主以及農民的密件。告密就像是權力係統內部在玩一場掃雷遊戲,不知道哪一天哪一個雷會爆,會殃及哪些人,每個身處權力經緯裏的人都在拿命賭明天。

  他們上朝前,就像與家人進行一場生離死別,寫好的遺書隨時鋪展在案上,要交代後事每天都要說上一遍。看著官員們臉上惶恐的表情,武則天不免為自己這一偉大發明而得意。心懷惡念之人,借著告密大肆攻擊與自己有過節的人;那些無意卷入其中的官員,本著進攻時最好的防守,為了自保也拿起告密的武器。

  為了各自的利益將偌大的朝堂變成了一座權力者的狂歡派對,整個帝國也因此陷入亢奮狀態。人生不能沒有自己的舞台,否則便會生活在別人的陰影之下。

  為了保證這一製度的公正性,武則天還為推行這項製度設立了多名匭使,以諫議係統的官員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一人充當知匭使,以監察係統的官員禦史中丞、侍禦史一人為理匭使。所有投放其中的訴狀,都要在天黑之前由知匭使送達。緊要事情即刻處理,剩下的轉呈中書省和理匭使處置,然後再根據輕重緩急上報武則天。如此一來,帝國的諫議製度,就在原有的“廷議”和“上封”之外,又多了一項投匭。

  有人將銅匭的功能簡單視之為告密,這未免將帝國的檢舉製度過於簡單化。所以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就會慢慢偏離設立這項製度的初衷。如果檢舉製度是建立在國本穩固、社會關係緩和的政治生態基礎上,那麽發動群眾參政議政,就有政治民主化的傾向在裏麵。不過可惜的是,這項製度設立於以周代唐的前夕。對於武則天而言,這是政治權力博弈最為關鍵的時期,權力的運行都要朝著著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

  戲劇性的是,這項製度的第一個犧牲者是銅匭的設計者和鑄造者魚保家。銅匭擺放於朝堂上時間不久,一封人民來信便塞進了通玄匭。這封密信隻指鑄造者魚保家曾經為徐敬業叛軍製作兵器。魚保家因此遭到誅殺,血祭銅匭。說是人民來信,其實和底層民眾並無多大關係,很多時候還是官場內部權力鬥爭的衍生物。發動官員揭發官員,發動官員誣陷官員。對於官員來說,可怕的不是製度本身,而是保障製度得以貫徹執行的嚴酷手段。

  事情變得一發不可收拾,告密的函件如風卷落葉紛至遝來。連武則天也沒有料想到,這項製度的效果會如此明顯。於是她接連頒布鼓勵告密的詔令,這無異於打開了帝國的告密之門。按照最初的設立要求,還有青紅白其它三色,代表著不同的意思。可是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其它三色統統化為陰森肅殺的黑色。

  此項檢舉製度完全成為揭發別人隱私或短處的“告密”行為,這種為人類所不齒的行為,幾千年來如同瘟疫虐行於中華大地,摧殘和折磨著無數人的精神與肉體。中華帝國也由此成為捕風捉影或者無中生有者的快樂天堂,那些攝魂奪魄的告密行為如同纏繞中華文明的一個個夢魘。其直接後果就是導致社會道德體係的崩潰,人性淪喪,社會的長治久安也隨之化為泡影。

  時間的齒輪輾過二十世紀的門檻,皇權專製已成昨天黃花。誰曾想,告密之風依然陰魂不散彌漫於神州處處。在過往的曆史浩劫中,告密依然是人與人之間互相鬥爭的殺傷性武器。我們分析那些告密者的真正動機,無外乎有以下四種情形:一是認為被告者的行為大逆不道,因而大義滅親;二是被告者的言行可能導致連坐,為保護自身做出的選擇;三是與被告者有私怨,借機報複;四是完全是利欲熏心。

  第一種情形相對來說良性化,其它三種情形都讓人為之心冷膽寒。當然第一種情形也有可能是告密者從己方利益出發,所做出的選擇。一百多年前的一個深夜,當手握清廷重兵的袁世凱經過一番思想鬥爭,跑到天津榮祿的住處,進行了一次隱秘的投機活動——告發維新派。這次盛大的告密活動直接改寫了中國的近代史:戊戌變法失敗,六君子被殺,袁世凱擢升飛黃騰達,並逐步走上複辟道路。

  極權製度是製造告密者的肥沃土壤,統治者希望社會單元裏的每一個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個人又都處於被告發的狀態。唯有如此,才有利於帝國權力集團的監控,作為執政者才能有效打擊異端,及時剪除異己分子,以鞏固其政權。

  中國曆史並不缺乏才智過人、果敢深沉的女政治家,盡管數量有限,她們還是在曆史上留下了屬於自己的印記。比如西漢時期的開國皇後呂後,北魏的文明太後馮氏,清初的太皇太後孝莊。她們對於權力的熱衷,以及所持有的政治手段都是可圈可點。與武則天相比,她們都沒有實現皇帝夢,成為統治男人世界的一代女主。她們一生都是以後妃的身份幹預政治,卻始終沒有踏出通往權力頂峰的最後一步。

  武則天能夠完成權力的終極夢想,除了由唐王朝開放包容的時代性所決定,還與權力者的心性有著很大的關係。何為“心性”?用專業的心理學術語來講就是“情商”,也就是一個人在情緒、情感、意誌、受挫折等諸多方麵所表現出來的特質。心理學家認為,情商水平的高低對一個人能否取得成功有著更為直接的影響。對於武則天而言,當時的政治、人物、社會的包容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她的人生道路。

  在人生的某些關鍵點上,一個人的精神小宇宙的爆發能量往往會決定成敗與否。

  同樣是遭遇情感危機,呂後會為了劉邦的用情不專而心生怨恨,武則天則利用李治的性格弱點和愧疚心理,謀求政治上的更高地位;同樣是作為幕後的參政者,北魏文明太後會通過懷柔政策,以消除皇帝對自己擅權專政的懷疑,而武則天則采取高壓政策,讓名義上的皇帝成為自己手中的傀儡,讓這些傀儡失去與自己對抗的能力;同樣是麵對親情與權力的衝突,孝莊太皇太後一直舉棋不定,試圖在家庭關係與政治利益的平衡木上保持穩定,而武則天則毫無顧忌,讓天平倒向政治的一麵。

  隻要有利於自己,丈夫、兒子、女兒還是其他親人都可以被她作為一張牌無情地打出去。

  早年的成長經曆往往會煉就一個人的心性,他的父親武士鑊雖然是唐高祖李淵的寵臣。父親的早逝,讓武則天的後童年時代的生活一直處於寄人籬下的狀態,她要忍受著來自同父異母兄弟的歧視與無禮。女孩子本就脆弱而敏感,童年生活的陰影對她造成了極大地影響。生活帶來的磨難讓武則天變得更為早熟和更有城府,能權變、能忍恥,同時也造就了她的攻擊型人格和暴力傾向,內心世界有著強大的支配欲和控製欲。

  心理學研究表明,這種人往往會忽視別人的感受,隻在乎別人在自己麵前是不是真的屈從和臣服。兩次入宮的經曆將武則天的個性磨礪得更加成熟,甚至可以說造成了她性格上的某種扭曲。不管遭遇什麽苦難,她都能保持一種堅定的姿態,不但不會遇到問題繞著走,反而會迎著困難而上。沒有困難就是製造困難,她也要做一個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的強者。

  按照武則天發布的詔令,凡是告密者,各級官員都要一路綠燈放行,旅途之上一律按照五品官員的待遇供其飲食,夜宿驛亭官舍,每餐都要有七菜一羹,不問身份尊卑都可以進宮謁見武則天。如果地方官吏故意製造困難阻撓告密者,將會受到嚴懲。告密者的積極性之所以這麽高,是因為前方有著巨大的利益誘惑在等待著他們。如果誰的密奏能夠得到武則天的肯定,便可以擢升為官。即使所告發的內容經過查證屬於無中生有,或者純屬誣告,也可以逃避法律的製裁。按照大唐律令凡是誣告者須反坐,也就是按照告發他人的罪名給予追究,可是到了武則天這裏就成了一張廢紙。這讓無數在正常的官僚選拔製度下,沒有資格進入官場的人獲得了新生。整個社會陷入人性顛覆期,一切秩序都被顛倒,一切不可能在這裏也成了可能。

  武則天並不是隨便說著玩的,她以帝王之尊天天在朝堂上親自接見那些來自全國各地的告密者,他們中間有農夫樵人甚至死囚。帝國官員都有些無法適應武則天的角色轉變,這還是那個常常在他們麵前天顏震怒的強權女人嗎?在麵對告密者的時候,武則天表現出來了極大的耐心,眉眼過處無不流露出女性的溫柔,母性的光輝。

  就算查無實據或者不符武則天的心意也不會空手而回,朝廷會給予一定的金錢賞賜作為辛苦費。對於那些告密者來說,這無疑是一項有賺不賠的好買賣,百萬庶民因此陷入一種史無前例的亢奮和狂亂之中,告密的黑色旋風隨即席卷了整個帝國天空。

  清人張鑒《淺近錄》裏記載:在武則天掀起告密之風期間,江淮地區旱災嚴重,朝廷下令,舉國上下要勒緊褲腰帶過日子,禁止屠宰牲畜。當時有個叫張德的官員添了一個男丁,他在私下裏偷偷殺了一頭羊招待同事和朋友,以示慶賀。其實這本不是什麽要緊的大事。可是在張德宴請的人裏有一個同僚叫杜肅,他認為這是一次升官發財的機會。於是在酒足飯飽之後,就寫了一封檢舉信將張德告發了。

  第二天上朝,武則天當著杜肅和滿朝文武的麵質問張德:“你從哪裏弄到羊肉招待客人的?”張德嚇得魂飛天外,不待他回答。武則天又話鋒一轉:“我禁止屠宰牲畜,也不知到底是對是錯。但是你以後請客要看準對象。”說完拿出杜肅的告發信展示給大家,言下之意,就算大家以後請客,也不能請杜肅這樣連朋友都出賣的人。

  告密行為滋生蔓延需要幾個客觀條件:一是對告密人本身具有的利益誘惑。二是告密行為的無後果特質。也就是說不論追查的結果如何,告密者本人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三是不透明的黑箱操作模式。對當朝有怨言而無法明奏,隻能私下謗譏市朝。四是嚴酷的手段。不主動告發的人常常會成為受害者,而那些主動出擊的人卻成了最大的利益者。在這種情況下,置身於權力圈中的人都會做出利益取舍。不求損人,但求自保。人人都想厘清自己,與所謂的異己分子劃清界線。很多人都是抱著這樣一種態度,也正是在這種心理的驅使下,告密才會成為最熱門,最可鄙的一種行為方式。

  如果說告密是滲透進中華文明的一種轉基因文化,那麽將這種基因滲入社會肌體的就是帝國的執政者們。如果說中國人是以“禮義廉恥”的四維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麽告密者所實施的告密行為無異於破壞傳統文化和人性根源的殺傷性武器。在權力者的保駕護航之下,告密者們狠狠地將禮義廉恥踩在自己腳下,如同一個人撕下麵皮露出動物的本性。他們追逐利益就如同蚊蠅趨腥,道德不再是一個人生存的法寶,善良也成了造就個人命運悲劇的根源。利益,赤裸裸地擺在那些想入非非者的麵前,像碧藍的天空誘惑著振翅的鳥兒。隻要有利益可以撈取,一切都不是問題。

  那些藏匿於人性深處的欲望火種,很快就燃燒為吞沒世道良知的燎原之火。那些靠出賣他人換得自己百倍身價的告密者,慶幸自己抓住了這個時代的救命稻草,做出了一個正確無比的選擇。雖然他們在此前也曾經痛恨過社會的不公,官場的腐敗,權力的傾軋。可是當利益向他們招手的時候,他們還是義無反顧地投向利益的溫暖懷抱。

  神都洛陽就像是籠罩上一張巨型的大網,其中的每一個人都成了網中隨時待捕的魚兒。

  光宅元年(684年)五月,嗣皇帝(中宗)李顯被廢為廬陵王。隻做了一個多月皇帝的李顯,就這樣被他的母親趕下了乾元殿,幽禁到別殿,同年四月又被流放房州。他的皇後韋氏也同時被廢,韋氏族人均流配嶺南。發生政變的第二天,武則天宣布,立她的第四子豫王李旦為新的皇帝,史稱睿宗。武則天開始臨朝稱製,經過一年的調節和休整,六十歲的老婦人開始向帝位發起了猛烈地衝擊。

  她無需再躲在帷簾之後發號施令,已經沒有人能夠製約她的野心。

  武則天明白自己插手皇權必然會引起天下人的不滿,有可能會將帝國內部潛伏的不安定因素再次激活,引發一係列的連鎖反應。武則天又是一陣緊鑼密鼓的安排,打壓並施,穩定政治局麵。

  這一天,有京畿飛騎(皇帝騎從)十餘人在酒肆裏聚餐飲酒。酒過三巡,其中有一人話語間提及皇帝廢立之事,言語中流露出不滿和不恭。大概意思就是說,侍奉新皇帝還不如侍奉廢掉的中宗所得獎賞多。誰也不曾留意,此時有人悄然離場。還沒有等到酒席散去,官兵已經他們堵在了酒館裏。所有人都被抓了起來,發牢騷的人被斬,其他的人以知情不報而被絞殺,告密的人則被提拔為五品官。《資治通鑒》記:“告密之端由此興矣。”

  垂拱元年(685年)三月,這是一個明媚的春天。武則天向天下官民打開了那扇告密之門,數以萬計的告密者就像是遷徙的候鳥從帝國的四麵八方飛至神都洛陽。他們像是春天的信使朝四色銅箱裏投進他們內容蕪雜,帶著不同目的性的密信。

  他們的表情凝重而愉悅,凝重是因為這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愉悅是因為他們感謝武則天賜予底層草根上達天庭的機會。

  他們不遠萬裏而來,堅信所有的訴狀和諫言都會按照帝國的法律程序遞交到武則天的手中。在武則天接到密信的那一刻,所有的冤屈都會一朝得雪。掌管銅箱鑰匙的監察官員每天都會在固定的時間開啟銅箱,用布袋將密信裝好並密封,並於第一時間送達宮中。他們在清理密信的過程中,發現每次都是黑色通玄箱中的投書居多。

  有人據此推斷,朝堂外或者說是體製外的世界並不像這個明媚的季節,充滿了溫暖、光明和正義,而是布滿了冤屈、陰謀和仇恨。一夜之間,神都洛陽的大街小巷都塞滿了風塵仆仆的告密者。帝國官吏們忙得焦頭爛額,疲於應付,他們在心裏不由得對年逾六十的武則天充沛的精力佩服不已。六十歲的老太太,放在今天已經是退休的年紀,可他們的太後好似打了雞血。

  在此之前,還從來沒有這樣大規模的君王與庶民的直接對話。時隔七百年後的大明王朝,朱元璋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不同的是朱元璋發動底層民眾壓製官僚,而武則天更多的是發動官僚鬥官僚,是權力集團內部的博弈。在朱元璋頒布的《大誥》裏,有這樣一條規定:“今後布政司、府、州、縣在職的吏員,賦閑的吏員,以及城市、鄉村中那些老奸巨猾的頑民,若膽敢操縱詞訟、教唆犯罪、陷害他人,勾結官府,危害州裏,允許當地的賢良方正、豪傑之士將這些人抓起來,綁送京城。如有人膽敢中途邀截,則梟首示眾!各處關津、渡口,也不得阻擋。”

  表麵上看去,帝國的子民們在這裏遵守的是朝廷頒布的正式章程,其實不然,因為無論是朱元璋還是武則天,他們在這裏走的都是非正式章程的路線,與天條律法沒有多大的關係。中國曆史的生存法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官僚與皇權的博弈。官僚需要不斷壯大自己的實力來維持自己的實際權力份額,而君王也常常需要借助權力來限製官僚集團的擴張。在這種情況下,誰能夠將第三方拉攏到自己的權力範疇,誰的勝算就會大一些。

  對於農民出身的朱元璋來說,第三方就是帝國的農民。

  對於武則天來說,第三方就是那些不反對自己的中間派和民間人士。春秋以降,在專製製度下,中國人的道德神經已經被挫辱得接近於麻木,忠義之類的精神氣質完全被眼前的利益所遮蔽。也正因為如此,武則天才確信,隻要給以利益誘惑,這部分人就會成為自己的支持者。

  帝國通過法製和慣例為老百姓提供了“鳴冤叫屈”、“哭訴”、“陳情”、“請願”的一係列途徑或方式,以滿足他們在受到損害時的救濟需求,保障他們的正當權益,防止官吏豪強過分危害他們。但是在各種權益救濟途徑中,“告禦狀”是最不現實的一種選擇。為什麽說這是最不現實的一條路徑,原因有三:

  第一有“越級上訪”的嫌疑。曆朝曆代都把“告禦狀”視為權益救濟的最後途徑,大部分情況下,朝廷會禁止那些沒有經過地方審理,直接呈遞到中央各級衙門處理的案件“告禦狀”。

  第二有“逃脫審查”的嫌疑。一般都要經過一定的接待官員或衙門的審查甄別程序才能有選擇地“上達天聽”,並非如我們想象得那樣,底層民眾直接向皇帝陳訴或遞交狀子。

  第三即使告禦狀者能夠一路闖關來到天子腳下,皇帝出麵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對於皇帝來說,民間百分之九十九的案例,皇帝是不會親自坐堂問理或書麵審理的,而是由受理機關的臣僚們先行審理並提出處理意見後交皇帝斟酌決定。

  也就是這麽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武則天和朱元璋手裏就變成了現實。

  官員們根本無法理解武則天在麵對那些山野村夫的粗言俚語,依然能夠做到如沐春風。官員們還記得,有同僚前不久在早朝途中因為沒有吃早餐,就在路邊攤買了個胡餅邊走邊吃而被彈劾,以儀容不整有傷國體而被解職。可是眼前這些大老遠跑來告密的山野村夫,哪一個不是蓬頭垢麵?這些人居然能夠在太後麵前有了說話的資格,他們中間有些人說出來的話完全不符合語言邏輯,絮絮叨叨,捕風捉影者比比皆是。

  官員們想了這麽多,唯獨有一點,那就是武則天對於官與民的要求怎麽會一個標準?

  那些經年累月沒有得到提拔的官員,抓住這次機遇,一下子等於是撓到了武則天的癢處,連連獲得提拔。其中有目不識丁者,不知道從什麽地方弄來厚厚一遝檢舉信,受到武則天的褒獎,也因此混入仕途。史料記載,當這場席卷帝國的告密狂潮平息下來時,武則天親自接訪的群眾達到近萬人,這應該創造了一項紀錄。

  這種寬鬆的“信訪”製度,極大地刺激了人們不正當的權力欲望。以如此方法,既可以將自己的仇人不動聲色地除掉,又能夠輕而易舉獲得一官半職,天下哪有這般好買賣?在任何時候,有投機取巧之徒,就有耿直剛毅之輩。在這種君臣道德集體墮落的狂潮中,那些特立獨行、忠於人格信念的勇士,並沒有屈服於武則天的非主流執政方式。

  永昌元年(689年)9月,宰相魏玄同與酷吏周興結下私怨,所謂私怨不過是早年的一場誤會。周興在高宗時期曾經做過河陽縣令,高宗想要提拔他,朝中有人反對,周興不知情,到朝堂上等消息。魏玄同見到周興便說:“周明府(縣令)可以去矣。”周興以為魏玄同在背後給自己使壞,便一直記恨於心。

  此時,周興便想搞垮魏玄同。因魏玄同與裴炎關係密切,周興便誣奏:“魏玄同與裴炎為耐久朋。”(即始終不渝的好朋友),又說:魏玄同曾說:“太後老矣,不若奉嗣君為耐久。”意思是做武則天的官做不了幾天,不如做李旦的官長久。當時武則天已年近古稀,此話正好擊中其心病,立時震怒,下令將其賜死於家中。監刑禦史房濟知道魏玄同是被冤枉的,便讓他反告周興為自己爭取生存的機會。魏玄同說:“人殺鬼殺,亦複何殊,豈能做告密人邪!”於是從容而死。

  在死亡麵前,魏玄同是一位智者和勇士。或許他認為在武則天時代,即使能夠活下來也是生不如死。但是他寧死不肯做告密之人,豈非為時代和後世立下一麵巨大的鏡子,燭照了那些卑賤汙垢的告密者的靈魂和誘人墮落的魔鬼的真麵目。

  武則天要實現她的帝王夢,就要取得天下人的信服,當然這種信服帶著一種強製與剛性的色彩。她知道,自己隻是個女人,不要說天下之主,就是正式權力係統內部的一個普通官員,也是女人無法企及的權力高度。

  她並不奢望天下歸心,隻要那些異己勢力不給自己添太大的麻煩就算謝天謝地了。每次麵對拜伏於腳下的帝國官員,武則天都有一種難以抑製的衝動,雖然已經是六十歲的老嫗,早已過了一個女人的衝動年紀,可是權力這種東西比世間一切靈丹妙藥的回春能力都要強悍百倍。她能夠從那些官員的表情裏讀出他們內心的潛台詞,太後臨朝已經是非常時期的非常之舉,更不要說什麽女皇帝。盡管此前北朝鮮卑人統治多年,唐初女人的地位較其他王朝有了大幅提升,但是偌大的中華帝國畢竟還是一個男權社會。做女皇,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無論如何都是件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事。

  在武則天看來,自己能不能逆轉時代潮流,要想成為男人世界裏的那抹紅,當務之急就是要剪除異己,讓那些不服管教的帝國官員能夠真正拜伏於自己的權力台階下。聽說他們中間的一些人,每天上班就像是提著腦袋,即使同僚之間碰麵也是垂首無言,連一個眼神都不敢交流。每天上班的時候,一些官員就會與家人抱頭痛哭,來一場生離死別的儀式,因為他們誰也不知道檢舉箱裏到底有沒有告發自己的信。

  自古以來,聰明的權力者都會將突破口置於人性的陰暗麵。告密不能說是最好的辦法,隻能說是最有效的辦法之一。大家互相懷疑,誰也不信任誰,讓密切而龐雜的社會關係處於分崩離析的狀態。如此再去整治,就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武則天也許早就已經料到,自己掀起的告密之風將會使得醜陋者更醜陋,施惡者更無忌。在己方與他方的權力關係中,有著四種不同的博弈方式:利人利己,損人利己,損己損人,損己利人。

  而在這四種關係中,利人利己是一種雙贏格局,是理想化狀態;而損己利人是雙重不道德行為,它既損害了己方的利益,又導致他人損人利己,對人對己都是不道德的。損人利己是非道德行為,而為損人寧願損己則是極低劣的行徑,傷人八百、自毀一千的做法同樣是一種扭曲的價值觀。

  一般情況下,人們會首先選擇利己,然後才去考慮是否損人,損人的道德拷問要嚴謹得多,因此施行者所要負擔的心理壓力也更大。在形式各異的權力行為中,隻要是損人的,就會有人跟風效仿,就算是走到兩敗俱傷的境地,仍然會有人緊隨其後。告密就是如此。

  告密行為就像是一場蔓延開來的瘟疫,嚴酷的政治環境已經限製了人類良知善行的產生。人與人之間為了避免病原菌的感染,人人唯恐避之不及,更不敢輕言包容,而缺少了法律約束的告密行為使得帝國的政治秩序處於失控狀態。在這樣一種特定的社會環境中,我們可以想象,置身於剛性製度下的人性究竟有著怎樣的扭曲。

  最初的告密行為也許不帶有多麽大的功利色彩,反而帶有一種純粹的忠誠意向。但這一行為導致的是,參與同一活動的人成為告密的主動者和被動者所產生的結果截然不同:一方升官發財,另一方輕者流放發落,重者喪命滅族。初次嚐到主動告密的甜頭和不主動告密的苦頭,後來的人們在利益考量麵前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告密。

  武則天每天都要花去很長一段時間翻看那些來自不同階層、不同人群的告密信,並且樂此不疲。那些告密信就像是一條條伸向帝國四麵八方的觸角,讓整個帝國處於嚴密的監控狀態。為武則天實現權力壟斷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線索,讓她不出宮門也可以掌控朝堂內外的政治動向。武則天不會忘記,因為情報不靈,徐敬業集團在背後搞了那麽多陰謀詭計,朝廷對此居然一無所知,直到他們集結起十萬大軍攻城略地時,武則天才倉促應戰。武則天同樣不會忘記,正是因為有人告密,裴炎兵變的預謀才第一時間就被扼殺於搖籃之中。

  告密,對於一個權力獨裁者來說,是再好不過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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