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邏輯

第二十六章 闖關遊戲

　　禹州知縣朱光宇對聯莊會最終走向攻城造反應該是有心理預期的，不然的話，他也不敢在寫給上司的書信裏如此大膽地使用“抗糧造反”一詞。在朱光宇的意識裏，劉化鎮、嶽三教等人肯定會按照自己所預期的那樣一步一步走向“造反”。

　　其實在鎮壓鄉民這件事上，朱光宇曾經也有過猶豫。畢竟前任知縣程佶是被逼辭職的，前路吉凶未卜，他也吃不準自己是否應該做出妥協和讓步。為此，他還利用扶乩招仙這些民間巫術，祈求冥冥之中有神仙相助，為自己指一條光明大道。

　　他扶乩後，得到這樣一首詩：“陽翟新祠宇，高陽舊酒徒。回頭郊原望，一片血模糊。”

　　我們來大致了解一下這首下三濫的詩歌究竟傳達了什麽意思？陽翟是禹州的舊稱。祠宇即祠堂神廟，是供奉賢能聖者的地方。而“祠宇”之“宇”，又正合“朱光宇”之“宇”。高陽舊酒徒，指明末分巡大梁道李乘雲。李乘雲是明末的忠臣良將。李自成攻打禹州城時，李乘雲率部堅守，破城後不屈而死。

　　朱光宇之所以猶豫不決，是因為他知道自己在處理抗糧事件的方式方法上存在著很大的漏洞，搞不好就會陷自己於不利。一旦鄉民真的造反，上麵追究下來，自己作為地方官員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他希望通過這種不靠譜的巫術，得到神靈的庇護。朱光宇從扶乩得來的這首詩中獲得利好消息，那就是他將來有可能會因為這件事成為聖賢英烈，進入祠宇受世人供奉。

　　這首乩詩雖然在文字上禁不起任何推敲，卻正中朱光宇的下懷。四句詩就好像神靈專門為他開出的一劑靈丹妙藥，不但消解了他的精神顧慮，也使他籠罩在一種虛妄的神聖使命感之中，好像自己已經不是逼民造反的惡吏，而是要將精忠報國進行到底的賢臣良將。

　　在扶乩占卜言論的蠱惑之下，就算聯莊會不造反，朱光宇也要將他們生生逼反。鄉民不造反，又怎麽能夠成全自己的忠烈之名。既然已經走出了第一步，那麽每一步都要走得步步驚心。

　　正因為如此，朱光宇才會在衝突事件發生後的第一時間上書巡撫，指控聯莊會會眾抗糧造反。他完全是以一種挑釁的姿態來對待那些聯莊會鄉民，激怒對方將其逼反才是目的。一切盡在他的掌握中，這種極具侵略性的挑釁很快就收到了成效。在嶽三教等聯莊會骨幹的強烈要求下，官逼民反的重頭戲如期上演。

　　朱光宇果然不負自己“健吏”的名號，在這件事上完全擺出一副鐵血酷吏的嘴臉。唯恐天下不亂，使自己無法成就一番功名。朱光宇內心深處的邪惡讓這場戲從最初的荒誕走向最終的慘烈，他急於想用一場戰爭將自己推向政治生命推向巔峰。圍城之戰打響後，朱光宇的表現完全夠得上“健吏”二字。當時河南巡撫派遣的增援部隊殺到禹州城下時，聯莊會的圍城民眾早已撤離現場，朱光宇並不甘心到手的功名就這樣飛了。他親自領著官兵追擊，一口氣殺了三十多人。接著又傳檄密縣知縣，圍剿逃入密縣境內的聯莊會人眾，又殺死了11人，俘虜15人。俘虜人員也全部被其斬殺，屍首懸於城門示眾。雖然劉化鎮這時候已經自殺，可是朱光宇仍然不放過這位聯莊會的帶頭大哥，將其掘墓戮屍，家產全部藉沒。

　　聯莊會雖然遭到重創，可是並沒被完全消滅。如果說當初劉化鎮起兵造反是受到聯莊會內部好鬥分子的蠱惑，那麽在他和大部分首領死了以後，聯莊會的殘餘勢力已經別無選擇，他們隻有豁出命去做最後的掙紮。

　　鹹豐五年（1855年）正月，聯莊會的分會首領李賢、袁西成率領部眾聚集到密縣大隗鎮。密縣知縣胡燕清在收到線報後，親自帶人前去捕拿，不料卻中了聯莊會的埋伏。在這場伏擊戰中，一名叫王青山的低級軍官被殺。這場帶有一定技術含量的埋伏戰，可以說是聯莊會起兵以來打得最為漂亮的一次翻身仗。

　　打了勝仗的聯莊會員們情緒空前高漲，他們決定去找地方官胡燕清算賬。聯莊會分兵兩處，一處留下與知縣胡燕清繼續纏鬥，另一處潛入密縣城。潛入縣城的鄉民趁夜放火焚燒了縣衙，又殺死了知縣的老婆。等到胡燕清帶人趕回來時，這幫人早已不知蹤影。幾次偷襲得手，讓聯莊會的首領們昏了頭，找不準自己的位置，他們居然想要一鼓作氣拿下鄭州。

　　兩下比較，我們就會認識到聯莊會攻打鄭州的做法有多麽荒誕。聯莊會起事之初，以嶽三教為主的主力部隊攻打禹州，尚且不能攻克，更何況是鄭州這樣的河南重鎮。李賢等人隻是聯莊會的殘餘勢力，以聯莊會的殘餘勢力攻打河南重鎮，其結果可想而知。果不其然，這些人很快就敗在了鄭州知府黃見三的手下。

　　聯莊會的鄭州之戰雖然一敗塗地，但是卻驚動了遠在京城的鹹豐皇帝。如果說聯莊會殘餘勢力攻打鄭州是一種非理性的軍事行動，那麽驚動皇帝這件事就像是經過策劃的理性之舉。從劉化鎮舉兵造反到遭受重創，聯莊會一路走來就像是誤打誤撞的孩子，根本不按套路出牌，沒有章法可循。其實聯莊會本可以與外圍的太平軍呈呼應之勢，實現更大的戰略意義。

　　聯莊會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沒有軍事人才的輔佐，雖然李賢和袁西成率領的聯莊會殘餘勢力贏得了一次伏擊戰的勝利，可隨後又接連遭到打擊。因此那樣一次勝利，也就讓人感覺像是瞎貓碰見死耗子的意外。

　　無論怎樣，這件事還是能夠驚動了當今的皇帝。鹹豐五年（1855年）二月，鹹豐皇帝下了這樣一道詔書：“密、鄭密邇省城，突有土匪竊發，何至如此披猖？據府縣稟，又無起釁根由，顯係地方官辦理不善，意存諱飾。著英桂查明具奏。”

　　在這裏，我們可以做一個大膽的假設。如果禹州聯莊會不是選擇造反起事，而是選擇告狀，遵循體製規則一層層告上去，一直告到鹹豐皇帝那裏，鹹豐皇帝必然會拍案而起，痛治那些貪婪無狀的地方官，然後下詔免除浮收，安撫百姓。

　　但問題是，這條在體製內告禦狀的道路能不能走通呢？或者說，這條帝國體製安排的向上管道究竟能有多大的作用呢？

　　在帝國的金字塔形社會裏，從塔底通往塔尖的路是一條遙遠而曲折的過程，或者說，在理論上它是客觀存在的，也可能會走得通。隻是說有可能，而這種可能性幾乎為零。對於底層民眾來說，就如同在玩一場闖關遊戲，一路上阻力無數，險關重重。險關就是各級衙門，阻力則來自於各級官員。

　　在權力集團內部，每一個層麵上的食權者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皇帝忌諱造反，而官員們則忌諱上告，因為他們的劣跡傳到自己上司那裏，他就很可能會被治罪，從而喪失手裏現有的特權。

　　為了防止自己的惡行在老百姓的越級上訪中敗露，他們往往會采取非常規手段阻止地方鄉民赴省、赴京告狀，尤其是告禦狀。對於底層民眾來說，當他們受了壞官員的欺負而求告無門之後，終極的願望就是希望能夠通過告禦狀，將自己的屈辱遭遇上達天聽，讓皇帝為自己當家作主，下旨懲罰那些做惡多端的壞官惡吏。

　　告禦狀的成本極高，不是一般小老百姓能夠負擔起的。告禦狀往往告的是官，不是告官員貪汙腐化，就是告他們濫用公權力。老百姓之間的利益糾紛，是絕對不會去請皇帝仲裁的。

　　自古以來就有“民不與官鬥”的說法，其實這裏說的是一種結果而不是原因，原因是民與官鬥的成本實在太高，尤其是告禦狀。其它不說，光是赴京的交通成本就不是一般人能夠負擔起的。過去沒有寶馬、奔馳這樣的交通工具，普通老百姓進京，隻有徒步或者騎驢騎馬。等到他們耗費一年半載的時間晃悠到京城，告狀成功的幾率是微乎其微，連黃花菜也涼了。

　　另外在中國民間傳說中的告禦狀可以說是恐怖的地獄式考驗，按照史家所言，普通老百姓去刑部申冤或者當眾攔轎首先要掌嘴五十，如果敲響皇宮前的“登聞鼓”，則是要滾釘板。民間傳說就更加玄乎，滾釘板不算，還要在滾動中背出訴狀的內容，一個字都不能錯才能被受理。就算皇帝肯為你出麵，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當年慈禧過問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前前後後下了十幾道旨才擺平此事。

　　在封建製度下，民告官能夠取得最終勝利的，幾乎不可能。除非有兩種情況的出現，才有可能成功，不然告了禦狀也等於白告。一種情況是，被告官員的行為本身損害了統治階層內部規則，或損害了其他多數統治階層內部人員的利益。另一種情況是，被告官員的行為本身雖然沒有損害統治階層內部利益，但卻激起了被統治的百姓中大部分人的不滿，在這種特殊情況下，整個統治階層為了維護整個階層的統治利益，出於無奈的犧牲掉這個官員。

　　鹹豐皇帝在詔書裏隻是簡單點出了地方官員的這個問題，卻並沒有揪住不放。他在詔書裏要求河南巡撫英桂查明原因上奏，這裏可以將其視為鹹豐皇帝對禹州知縣朱光宇等地方官員的警告，同時又給他們預留了極大的補救空間。

　　所謂最好的補救方法，不過就是在暗示他們要在最短的時間裏將那些“披猖”的“土匪”剿滅。其實在這裏鹹豐皇帝已經知道這些所謂的“土匪”究竟是什麽人？知道他們是因地方官府的浮收勒折而被逼造反的鄉民。他不滿意的地方是，地方官府沒有說清楚緣由，有事瞞著他這個皇帝，以至於事態蔓延。他警示那些處事不利的地方官員，以後做事不要拖泥帶水，要當斷則斷，不要留下任何後遺症。

　　麵對官民爭利局麵，皇帝輕輕放過了那些蠹民的地方官，而對那些被逼造反的聯莊會鄉民卻無情地背過臉去。其實鹹豐皇帝又何嚐不想通過這樣的事件來整頓吏治，可是時局容不得他在權力係統做過多的文章。

　　此時的太平軍已經橫掃大半個中國，如果此時再對這些效忠於清廷的地方官們下手整飭，恐怕會進一步動搖政治體製，在穩定大局的政治需要下，鹹豐皇帝選擇了犧牲那些鬧事的百姓，而對叛亂分子的無情打擊，也將震懾其他蠢蠢欲動的人。

　　在封建官家製度下，如果我們把皇帝看做一部權力機器，那麽官員則是機器上的零部件，普通老百姓則是權力機器運作的具體對象。權力機器通過它的各個零部件來掌控著老百姓的一切，並憑借其強製力量索求百姓們的供奉。

　　老百姓雖然不是權力機器的一部分，可他又實在無法擺脫權力的控製。

　　皇帝做為帝國權力的一把手和帝國意誌的抽象化身，他知道皇權存在的根本基礎並不在於官，而在於的是天下百姓。隻有百姓歸心，他的權力機器才會平穩運轉。在帝國的權力結構中，老百姓供奉錢糧，官員們則享受著俸祿。由此俸祿就成了權力機器零部件運轉的潤滑劑，如果俸祿太少的話，權力機器會鏽跡斑斑，難以運轉；潤滑劑太多的話，機器容易打滑，同樣運轉不利。

　　如果我們將老百姓和官員放在一個天平上麵稱量，沒有哪個聰明的皇帝會看不出來官員的那一段會高高地翹起，因為老百姓要重的多。當官員出了問題，影響到權力機器運轉的時候。皇帝不但不反對，甚至鼓勵百姓告官。在這裏，百姓告官，事實上也是加強皇權的一個途徑，因為它從某方麵可以起到幫助皇帝監督官員的作用。

　　對於皇帝來說，百姓可以遵循體製規則做一切事，有冤申冤有怨訴怨，但是你不能造反。造反就是反對皇帝，對抗體製，將自己與所生存的世界對立起來。這是皇帝們絕不允許的。所以，將聯莊會叛黨與雖有劣跡但是聽用的知縣放在一起二選一，鹹豐皇帝嚴懲叛黨而放過知縣就是最自然不過的事。

　　河南巡撫英桂本來就是浸淫官場多年的老手，他很容易地就從鹹豐皇帝的詔書中讀出了其中的玄機。他在接到詔書之後，加大了地方平亂的力度，派遣新任開封府知府趙書升率領精銳部隊猛攻聯莊會餘眾，擒殺百餘人。鹹豐皇帝在收到捷報後，就再也沒有責問過地方官員違法之事，而是再次下詔命令追剿散匿於鄭州、密縣和禹州各地的餘匪。

　　對於聯莊會最終走上造反之路，作為聯莊會首領之一的嶽三教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可以說，正是在以他為首的主戰派的囂嚷下，劉化鎮才被裹挾進這場抗糧造反運動。攻城失敗後，他又與劉化鎮一起逃到了密縣。意誌早已崩潰的劉化鎮見大勢已去，隻好選擇自殺。雖然嶽三教南下襄城聯結當地聯莊會取得成功，但是在禹、密兩地官兵的聯合圍剿下，依然沒有逃脫失敗的命運。

　　兩地聯莊會遭到毀滅性的打擊雖然有自身原因，但也和他們遇上自己的命中克星——禹州知縣朱光宇有很大的關係。

　　朱光宇的彪悍作風在這次平亂中得到了充分展示，他的脖頸被飛彈擊傷，仍然堅持輕傷不下火線督兵奮戰。他親率人馬追殺至順店東的潁河邊，潰逃的聯莊會人員一半赴水溺亡，一半被官兵圍殲。嶽三教雖然在這場毀滅性的戰鬥裏得以僥幸逃脫，但是不久之後還是遭到了官兵擒殺。

　　事情發生後，有人不僅為襄城聯莊會的命運唏噓感歎。他們認為襄城聯莊會本不應該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因為事情的起源與他們無關。其實這種認識是不符合利益連鎖效應的，我們常說，一根繩上的螞蚱需要共擔風險。其實一根繩上的螞蚱在共擔風險之前，他們考慮的卻是共享利益。

　　襄城聯莊會之所以被裹挾進去，主要還是因為兩個地方的鄉民有著一個共同的奮鬥目標。那就是聯合起來，共同爭取賦稅減免。當時受到地方官府盤剝的不止一個禹州，任意抬高浮收標準的也不止禹州城的兩任知縣。銀價驟漲引起的官吏灰色收入銳減，這是地方官員最不能容忍的地方。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隻有通過加浮勒折，以保證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受損失。

　　襄城和禹州之間的聯合，並不是始於叛亂止於叛亂。前任禹州知縣程佶要求提高浮收標準，也是受到其他州縣的影響。他不是這麽做的第一個人，更不會是最後一個人。朱光宇署任之後當然不會輕易破壞這個遊戲的規則，如同聯莊會的會眾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栓在一根繩上，那麽同樣為了自己利益的官員又何嚐不是一根繩上的螞蚱。他們沒有必要故作清高，將自己從這根繩子上摘出來。

　　對於朱光宇這樣的地方官來說，將自己從這根繩子上摘出來的結果：一是放棄這筆可以裝進自己腰包的錢財，既然是灰色收入，自己就沒有放棄的理由。二是因為不遵守利益攻守規則，被淘汰出官場。

　　提高浮收標準的做法，禹州不是第一家，也不會是最後一家。當時在禹州聯莊會起事之前，許州、尉氏的百姓已經展開了激烈的抗糧鬥爭；隨後，滑縣、封邱、孟縣、汜水、輝縣等地也是緊跟其上。當時的禹州歸許州所轄，而許州的叛亂也早於禹州。四麵烽火起，整個河南境內已經沒有一處安靜之所。在這樣一種動蕩的時局下，我們又怎能苛求利益博弈以握手言和的方式來完成。

　　在這根繩上栓著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利益共同體。當這個利益共同體有人踏出第一步，那麽就會有人前赴後繼踩出一條路。河南巡撫英桂傳檄各地建立聯莊會以對抗太平軍和撚子時，做夢也不會想到會產生這個後果。他建立聯莊會的目的隻有一個，發動群眾對抗太平軍和撚軍，為權力集團賣命。當然這隻是官府一廂情願的想法，當聯莊會的權力交接，由鄉紳大戶轉手鄉民（鄉間能人），一切都發生了變化。做為地方自衛武裝，聯莊會首先考慮的必然是自己人的利益。當反黨叛賊擄掠他們時，他們自然會站在官府一邊抵禦反黨叛賊，然而當掠奪者變成了官府，他們會用抱團取利的方式來捍衛自己少得可憐的權益。

　　鹹豐四年（1854年）九月底，禹州聯莊會帶領鄉民起事。也就僅僅過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鹹豐皇帝就頒發了詔書，他要求各級官府務必采取嚴酷手段，懲治“為首倡謀之犯”。

　　作為權力集團的一把手，皇帝是絕對不允許有人動搖自己政權的。

　　這份詔書是發給河南巡撫英桂的，詔書裏並沒有提到禹州之亂。這份詔書指的是河南境內的共性問題，而不是某個點上的特例。鹹豐皇帝在這道詔書裏質疑了鄉民們鬧事的原因（起釁根由）。他在詔書裏為整個事件做了準確地解讀，那就是地方官員“浮收勒折，以致民情不服”。可見皇帝並不是一個糊塗人，他對地方官員在地方事務中所采取的非常規手段還是心知肚明的。

　　可是並不糊塗的皇帝，轉過臉又做了一件揣著明白裝糊塗的事。他沒有拿起王法去懲戒那些胡作非為的官員，而是將重拳直接砸向了那些聯莊會的帶頭大哥們。皇帝在詔書裏明確指使河南巡撫英桂“查有刁生惡棍把持挾製鼓惑鄉愚者，即將首犯按法處治，毋得將就了事，致長刁風。”

　　對於皇帝來說，官家的權力邊界有著不容民間社會觸碰的敏感地帶。在這個敏感地帶裏，規則可以通行，利益可以保障。而皇帝為了捍衛自己的既得利益，會將天下臣民的一切活動限製在一定的範圍之內。官員有官員的權力地盤，鄉民有鄉民的利益空間。不同的是官員的地盤，是公權力撐起來的；而鄉民的空間，是自己一點一點擠出來的。

　　雖然說有時候利益就像是女人的乳溝，擠一擠總會有的。可是作為鄉民，他們手中沒有任何保障自己利益不受侵犯的資源。當天下紛擾，官員首先想到的是自保，然後利用手中的權力資源為自己謀利益。當自己的利益與民間社會利益同時受到衝擊的時候，他們又會利用民間力量來捍衛自己的利益。在皇帝、官吏與鄉民的三方博弈中，要始終保持一個量的均衡。

　　在一個政治體製相對平和的年代裏，三方力量是均衡的；當一個王朝陷入動蕩，三方力量的均衡狀態就會被生生打破。

　　當百姓的利益被那些壞官惡吏壓至最低點，皇帝會想辦法保護百姓不受官吏欺負；當官吏受到地方百姓衝擊時，皇帝又會轉身支持官吏去對付百姓。無論三方博弈如何演繹，有幾個不爭的事實始終存在。一是皇帝既是參與者，又是仲裁者。皇帝就像是賭球的裁判，吹的永遠是黑哨。官吏是裁判一手扶持起來的，他們撈取的灰色利益養活了整條權力食物鏈，也穩定了帝國的權力係統。二是鄉民無法自己保護自己，就算他們不想玩這場打假球遊戲，可也無法逃脫遊戲規則的束縛。也就是說他們無法逃出體製之外，去尋求其他解決途徑。

　　對於禹州知縣朱光宇這樣的朝廷“健吏”來說，他們寧可將地方鄉民逼急了造反，也不願意與他們坐下來心平氣和地談判。隻要能夠將其逼反，他們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動用公權力將其捕殺。這麽做，既可以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不被動搖，又可以對皇帝和上司有個交代，更重要的是平亂可以成就自己的功名。

　　河南各地抗糧事件暴發後，地方鄉民也認清了一個現實。這個現實就是在權力係統鏽跡斑斑的時代裏，老百姓想要依靠皇帝來治官，顯然是不靠譜的。在鹹豐皇帝的詔書裏說得很明白，“大府庇該州縣，不肯罪官，而但罪民。”也就是說，上級隻會袒護下級，將一切責任都推到聯莊會裏那些鬧事的鄉民頭上。

　　上級袒護下級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畢竟大家都是一根繩上的螞蚱，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既然大家在一根繩上栓著，那麽就要遵守權力世界的攻守同盟。你淪陷，我也不會好過，拔出蘿卜帶出泥。所以能糊弄盡量糊弄過去，隻要能夠瞞過皇帝這個最高仲裁者。所以，皇帝所代表的體製為老百姓安排的上控道路其實上是起不到什麽作用的，更多的隻是一種象征意義。讓百姓們產生一種在體製內有路可走的假象，而這條路就像是一個迷宮，老百姓在裏麵轉得暈頭轉向也難得償所願。等到老百姓到了無路可走的時候，官家集團又會反過來指責老百姓放著正路不走，偏走歪路。

　　這樣的體製安排將老百姓置於一個被動的地位，沒有任何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夠使他們規避由體製帶來的風險。對於地方鄉民來說，他們沒有任何合法的方式和能力參與社會博弈，在社會分配體係裏添加對自己相對有利的規則。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如果一個普通鄉民想要生存下去，首先要磨練好自己的生存技巧。

　　何為生存技巧？就是說一個活在體製內的人應該懂得如何去迎合體製，懂得迎合官員以及官府。當個人利益與官府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要學會放棄個人利益。當官員和官府施以小恩惠時，要懂得如何感恩。在任何情況下，不要學嶽三教與公權力掰手腕，不要試圖與地方官吏爭利益。

　　作為底層民眾，他們在很多時候往往表現的很糾結。比如說，地方官吏加大盤剝的力度，如果他們自己不去爭取，皇帝也懶得做惡人，畢竟自己給官員發的薪俸還不足以養廉。當自己的利益受到傷害，對於底層民眾來說，隻有兩種選擇：要麽啞巴吃黃連做順民，要麽像嶽三教那種暴脾氣去拚。

　　在這次抗糧事件發生不久以後，也許是鹹豐皇帝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在頒發的詔書裏明令禁止州縣浮收。皇帝有心解民困，可結果並不能遂人願。就算鄉民們提著自己的腦袋換得了朝廷的回應，可具體執行政策的還是那些地方官員。縣官不如現管，還是有一定道理的。

　　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一個業已腐爛的官僚係統會不打折扣地貫徹皇帝安民的旨意，比如身為禹州知縣的健吏朱光宇。縣誌載：“禹州事已上聞，明詔查參，而朱光宇仍負固不悛。”也就是說，皇帝都同意的事，一個七品知縣的芝麻官都膽敢不買賬。直到鹹豐五年（1855年）正月，河南學政張之萬上書朝廷，道出地方浮收的原因及解決之道。巡撫英桂在朝廷的飭令下無法再替自己的下屬兜攔，朱光宇不得已與紳民們坐下來商議減免浮收之事，並很快收到效果，並在這一年的二月間下令取締浮收部分，恢複過去的標準。

　　朱光宇在前麵之所以敢於在皇帝下詔後仍舊不買賬，正是因為他領會了權力機製的奧秘，知道皇帝此時此刻最關心的是什麽。聯莊會起義被朝廷鎮壓之後，他沒有受到任何責罰，依舊穩坐知縣之位。這證明了他的判斷是正確的。同時被證明的還有：這時候的帝國體製已經徹底不適合金字塔底的草民生存了。如果這時候不是張之萬上書言事，正本清源，使得巡撫英桂也沒辦法為地方開脫，就算劉化鎮他們把自己的腦袋割下來獻給皇帝，也解決不了問題。

　　鹹豐五年（1855年）五月，鹹豐皇帝正式下詔，諭令解散聯莊會。

　　也就是在這一年的七月份，角子山撚兵進犯禹州。從這以後，直到同治六年（1867年）撚軍首領賴文光率部過禹，凡十七年間，幾乎每年都有流寇巨匪抄掠禹州，有時甚至一年數至。官府既不能為地方鄉民提供足夠的庇護，民間也不能再結社自保。在這種情況下，地方百姓形如魚肉，匍匐在這片砧板一樣的大地上，任由製訂規則和破壞規則的權力者淩奪與宰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