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邏輯

第二十五章 帶頭大哥的風險值

　　程佶就這樣被迫退出這場利益博弈遊戲，準確地說是逃離了眼前的生存困境。一個做著升官發財夢的知縣，就這樣因為一場隨時可能爆發的官民衝突而選擇逃出官場，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巨大的諷刺。此時的禹州在程佶看來，就像是坐在了火山口上，隨時有噴發的可能。他可不能為了升官發財，而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搭進去。

　　在程佶逃離禹州官場之後，朝廷很快就派了一個叫朱光宇的官員來接替他的位子。本來就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官，有人的地方就不缺當官的人。

　　根據《禹州縣誌》記載，這個叫做朱光宇的官員，堪稱“健吏也。”就是說，朱光宇是個非常有能力的官員。既然上級能夠在官民衝突一觸即發的關鍵時刻將其遣派過來，就是看中了他身上具有滅火隊員的潛質，能夠為領導分憂。在這樣的一種局麵下，也是最考驗一個官員的時候。無論是對官員處理問題的能力，還是應對困境的精神能量，都將是一次嚴峻的考驗。

　　程佶是個十足的膽小鬼，他的臨陣脫逃，一半是被那些鬧事的群眾嚇得，一半是被自己嚇得。雖然禹州之前的曆任地方官吏也同樣收刮民資民膏，可收刮得程度和手段並沒有今天這麽厲害，鄉民雖有怨言，但是還沒有釀成激烈的社會矛盾衝突。程佶的逃離更多是因為聯莊會的異軍突起，鄉民有了聯莊會這個組織撐腰，就不再是個體與官家的對抗，而是集體與權力的博弈。又加上聯莊會有了劉化鎮、嶽三教這樣敢於公然為鄉民伸張正義的帶頭大哥，像程佶這樣膽小的地方官員又怎能不有所忌憚？事態的發展雖然還沒有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局麵，但是有著豐富政治經驗的程知縣還是嗅出了不祥的氣息，民間與官府的對立情緒開始蔓延。

　　無法走出博弈困境的程佶隻好選擇離開，用未知的前途來賭未知的命運，他沒有足夠的勇氣。

　　對於新任知縣朱光宇來說，他所接手的這盤沒有下完的棋雖然不是一盤死棋，但是要想走活這盤棋又談何容易？他要想真正走活眼前這盤棋，唯有將前任知縣濫加的浮收全部減免掉。隻有這麽做，才能夠消解民怨，緩和官民之間的緊張氣氛。

　　本來鄉民抱團就是源於利益上的訴求，一旦官府做出讓步，那麽他們對抗官府的理由和動力就會隨之動搖。如果官府再尋找機會改組或者取締聯莊會，那麽抱團的村民就會從鄉團組織的母體上被生生剝離出來。失去組織庇護的鄉民陷入單兵作戰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也就失去了向官府和官員叫板的實力，失去了他們在底層社會好不容易爭取到的那點話語權。其實底層社會的話語權並不是一個或者幾個鄉民發出的聲音，而是一幫人，一群人，一個地方的人集體吼出來的聲音。

　　如果朱光宇接受了上麵的這個建議，也就贏得了事態發展的轉機。可是朱光宇好像與鬧事的鄉民在較勁似的，他偏偏沒有選擇妥協。他不但沒有妥協和讓步，反而沿著前任知縣開辟的錯誤道路準備一條道走到黑。如此一來，鄉民們實在坐不住了。

　　鹹豐四年（1854年）九月，嶽三教等鄉民代表在聯莊會帶頭大哥劉化鎮的帶領下，前往縣衙向新任知縣朱光宇請願，希望朱知縣能夠體諒民眾的疾苦，能夠將前任程佶加派的那些浮收減免。鄉民們的願望是美好的，可是這場請願行動並沒有取得他們想要的實際效果，新知縣朱光宇根本就不願意做出半點讓步。真是讓人搞不明白，朝廷怎麽會安排這麽一個油鹽不進的人到禹州地界來充當救火隊員。

　　這難免會讓人懷疑他到是來救火的？還是來澆油的？如果是救火的，他應該想辦法暢通官民交流的渠道，不應該將其堵死。在綜合各方利益的基礎上，隻有一個解釋能夠說得過去。那就是為了個人的利益。那些加派到老百姓頭上的稅賦，是一筆不菲的收入。更何況這個收入，基本上都會化為地方官員的灰色收入，進了個別人的腰包。不要小看了這筆灰色收入，他通常是正俸的好多倍，當時官員發財就是發的這部分財。朱光宇既然被時人評價為“健吏”，就說明他不是一個草包，他在權力運作方麵還是有一套的。

　　朱光宇不願意向鄉民妥協，並不能說明他這個新知縣就不知道如何去平息這件事。他不願意妥協，是因為他舍不得放棄那些唾手可得的灰色收入。正因為他是一個“健吏”，他才覺得自己有不妥協就能夠擺平一切的能力。其實在此之前，他的前任程佶又何嚐不是如此這麽想的。這是大部分官員的通病，他們的自負雖然是基於自身實力的考量，說到底還是公權力壯了他們的慫人膽。

　　他們在大部分時候的狀態就像是一個被打足了氣的足球，而權力就像是充實在他們身體內的氣體。一旦權力喪失，他們就會瞬間變為一隻癟足球。他們始終認為自己擁有了公權力，就等於是擁有了對普通民眾的合法傷害權和利益索取權。在官與民的權力博弈中，雙方實力懸殊。作為官家製度的履行者，無論是昨天的程知縣，還是今天的朱知縣，他們在走馬上任之時，都堅信自己有能力掌控一切。

　　我們再來看一看，官員眼中的抗糧“刁民”提出的削減賦稅是不是無理要求。在正常情況下，沒有鄉民敢拿自己的身家性命與皇綱國法相抗衡，這不符合他們的利益訴求。對於那些該繳納的皇糧國賦，包括那些不合常理，已經成為陋規慣例的火耗平餘，他們並沒有拒絕。他們提出抗議的，要求減免的，是那些濫加進去的不合理收費。他們沒有奢望官府能夠免稅，而是要求減去另外增加的部分。清朝中後期，全國各地的抗糧風潮也是此起彼伏。

　　當時的河南學政張之萬在他的奏疏裏就陳述了這一點，他說：“奸民之糾眾，皆謂減價完納，非敢謂抗不完納也。皆謂求減差徭，非敢謂不應差徭也。”被稱為“奸民”的農民們不是不願承擔賦稅，也不是不能忍耐不公平的濫派和浮收，但是請不要把他們往死路上逼。並不是所有人的忍耐都可以沒有底線。當他們退無可退的時候，兔子被逼了還咬人呢？更何況是人。

　　聯莊會的幾位帶頭大哥劉化鎮、嶽三教等人本來就是以民權代言人的身份成功上位的，他們之所以能夠將鄉紳大戶取而代之，就是因為他們是站在“民”的立場上去考慮問題。而聯莊會首領的身份讓他們在這件事上要有所擔當，最起碼不應該退縮。退，就意味著放棄自己已經到手的民間地位，同時背上一個勾結官員、與民爭利的罵名。

　　正因為如此，當知縣朱光宇嚴詞拒絕了劉化鎮等人要求減免浮收的請願後，聯莊會首領們的胸中怒火被徹底點燃。這些人在與知縣爭執無果後，罵罵咧咧就離開了衙門。可是就在他們跨出縣衙大門的那一瞬間，被衙門口的看門人喊住質問。也許是為了向自己的主子邀寵賣乖，這個衙門裏的小吏與劉化鎮等人就在衙門口碰撞出激烈的火花。

　　這些鄉民代表本就對官府雇傭的這幫胥吏恨得牙癢癢，這幫人無品無級，就因為披上了權力馬甲才為所欲為。官家製度下的權力運作的每個環節幾乎都離不開這幫人的參與，所謂“地方公事，如凡捕匪、解犯、催征、護餉之類，皆須其力”。按照有的人的說法，胥吏是“為官之爪牙，一日不可無，一事不能少。”因此，他們手上都掌握著官府賦予的或大或小的權力。於是，他們就利用這種權力，敲詐勒索，濫肆搜刮。作為公權力的幫凶，由於他們身份低賤，所以很多時候既不受封建道德的約束，也不受官家體例的束縛。

　　這個張姓小吏如今見這幫鄉民代表還沒走出衙門口，就開始罵自己的主子。也許是護主心切，就與鄉民對罵起來。其實小吏還真不是多管閑事，畢竟鄉民要求減免的浮收裏也有自己的那一點點分成。他仗著自己是衙門裏的人，與劉化鎮等人爭執不下。鄉民代表在朱光宇那裏憋了一肚子的火，正愁找不到地方發泄，於是一股腦全部宣泄到這個張姓小吏的身上。

　　在劉化鎮、嶽三教等人的帶領下，他們搗毀了張姓小吏的住宅，還順帶著將一個叫田子昌的胥吏家的房子也給搗毀了。

　　俗話說，打狗還得看主人的麵。知縣朱光宇聽聞後，極為震怒。他立即會同營訊長官帶兵去捉拿當事人方在潁河北校場展開對峙。劉化鎮等人以為經過這麽一折騰，朱光宇應該見識到他們這些地方鄉民的手段，態度能夠有所緩和。於是鄉民代表再次要求官府能夠減免稅賦，不然後來很嚴重。劉化鎮等人的如意算盤再次落空，在這件事上，知縣朱光宇沒有絲毫的商量餘地。這一次，朱光宇決定讓鄉民們領教領教“健吏”的手段。

　　劉化鎮等人的怒火又一次燃燒起來，他們再次謾罵著，咆哮著。朱光宇命令兵勇上前捉拿肇事者，如果遇到反抗，就地正法。雙方撕扯一處，聯莊會裏有個叫趙仁的鄉民代表在衝突中被殺死。不管是失手誤殺，還是被故意擊斃，總之在鬧哄哄的現場，有人死了。

　　我們可以還原下事發現場，趙仁命喪當場，當事雙方都感到萬分震驚，喧鬧的現場立即安靜了下來。

　　按照常理來推斷，作為一縣之長的朱光宇肯定會就擊斃趙仁一事給出交代。要知道在任何時代的專製政府眼裏，“聚眾”都不是鬧著玩的，都是破壞社會秩序的重罪。按照《大清律例》規定：“抗糧聚眾，或罷考、罷市至四五十人，為首者斬立決。”斬立決就是立即斬首。“如哄堂塞署，逞凶毆官，為首者斬梟示。”斬梟示就是將頭砍下懸在杆子上示眾。就連那些沒鬧明白怎麽回事就跟在後麵瞎起哄的群眾，按照刑律規定，也要杖責一百，以儆效尤。

　　官民雙方見鬧出人命，不再纏鬥一處，很快各自散去。按理說，鄉民被殺應該是整個事件的爆點。可是事件被推向爆點後，卻自行平息，雙方不戰而退。應該說劉化鎮等聯莊會會員在看到自己的同伴被殺之後，內心的憤怒是難以想象的。可是憤怒並沒有讓劉化鎮等人昏頭，理智最終戰勝了衝動。劉化鎮知道，此時若要殺官複仇，自己這個帶頭大哥就會背上誅滅九族的重罪。當然這是他最不願意看到的，正因為如此，他才以聯莊會會首的身份，極力阻止事態的進一步惡化。

　　作為一縣之長的朱光宇，他抓人殺人，表現得極其野蠻粗暴。當鬧出人命時，麵對著人多勢眾的聯莊會會眾，他在權衡利害之後選擇了暫時忍耐，任由對方懷恨而去。事後，為了推卸責任，朱光宇上書河南巡撫兼提督英桂，說禹州老百姓抗糧造反，鬧出人命。他在上書中隻強調“抗糧造反”，卻隻字未提地方縣衙濫加浮收之事。當時，太平軍在河南境內正鬧得沸騰，“造反”二字是最為敏感的字眼。河南巡撫英桂在接到朱光宇的呈報後，於第一時間派出軍隊前往禹州平亂。

　　官民雙方就好像是商量好了似的，就在鎮壓官兵整裝待發之際，聯莊會已經集結好自己的武裝開始攻打州城。這是讓人想不明白的地方，為什麽劉化鎮等人在退回鄉裏後，會再次組織大規模的武裝卷土重來，這等於正式向官方宣戰，將“造反”的罪名坐實？唯一的解釋就是，聯莊會內部氛圍這時候已經完全被嶽三教等好勇鬥狠之人所掌控。

　　民間武裝力量畢竟不是正規部隊，根本沒有實戰經驗。而禹州曆來都是中原重鎮，城高牆厚，不要說是聯莊會，就是那些訓練有素的正規軍來了，一時半會想要攻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在聯莊會的鄉軍久攻不下時，省府派遣的平亂部隊距離禹州已經不到十裏的路程。圍城的鄉民得到情報後，不敢在此戀戰，隻好再次散去。朱光宇不虧是個“健吏”，他率眾一路追殺至聯莊會的總部，放火燒毀了聯莊會設在高廟的總部所在地。雖然劉化鎮帶領部下逃到了密縣超化鎮，可仍舊遭到了地方官兵的圍追堵截。

　　朱光宇傳檄密縣縣令胡燕清，希望能夠與之共同圍剿劉化鎮。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別無選擇的劉化鎮隻好選擇了自殺。

　　可以說，劉化鎮的自殺來得過於突然，讓所有人都大為不解。這時候的聯莊會雖然處於被動局麵，可還沒有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從劉化鎮自殺，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那就是做為聯莊會會首的劉化鎮雖然有為民請願的熱情，可是他從來就沒有想過，有一天為鄉民利益而造反。他雖然是個有俠義心腸的鄉民首領，但卻不是有天下藍圖的軍事革命家。他希望能夠當上帶頭大哥，不過是為了替鄉民主持公道，或者壯大宗族的勢力。在艱難的世道裏求生存，劉化鎮雖然隻是個雜貨鋪或鐵匠鋪，難以實現人生的大富貴，但是對於一個底層民眾來說，他的日子要比一般老百姓富足。

　　劉化鎮在自己的人身沒有遇到更大的傷害時，內心受到民間俠義精神的召喚，才會義不容辭地挺身而出為民爭利，替那些受到傷害的底層民眾謀求公義與公理。可是隨著事態的發展，尤其是官府將聯莊會的行動定位為“造反”時，這要人命的罪責足以壓垮任何一個循規蹈矩的鄉民。

　　在這種如火烹油的局麵下，作為“帶頭大哥”的他不得不重新考慮進退得失，對自己所做的事做出新的判斷與取舍。

　　當初，劉化鎮出麵為鄉民伸張正義，並由此成為聯莊會會首的時候，估計連他做夢也不會想到自己正在走上一條江湖不歸路。當他在沸騰的民意裹脅之下，一躍升級為對抗官府的帶頭大哥時，他在被迫承擔道義責任的同時，內心的惶恐要遠遠大於“帶頭大哥”給自己帶來的使命感和榮譽感。“造反”不是普通意義上的罪責，不光會讓自己陪了前世今生，還會讓自己的整個家族受到牽連。劉化鎮知道，事已至此，如果僅僅依靠那些目光短淺，且遇事衝動的鄉民，事態的發展將會遠遠超出想象。

　　劉化鎮曾經想過聘用一個有些文化素養的人，作為自己的師爺或者軍師。他也曾經邀請過同城舉人王成業來擔當這個角色，可是卻遭到了對方的拒絕。聘請舉人來擔當自己的師爺，他是出於兩方麵考慮。既可以借用文人的理性來調和聯莊會組織內部的非理性因素，同時王舉人的特殊身份又能夠在關鍵時刻為自己規避風險。

　　王成業在道光年間曾經中過舉人，並沒有進入官場，一直在家鄉做私塾先生。鄉間的文化人本來就沒有幾個，又加上王成業中過舉人，在當地很有威望。他曾經依照保甲法製訂了《民約》，成為維係地方秩序的民間約法。

　　如果能夠將王成業聘請到聯莊會，那麽將會在聯莊會和官府之間架起一座溝通的橋梁。在民間社會的權力序列裏，舉人往往具有特殊的地位。一個舉人犯了罪，地方官府是沒有權力將其直接問罪的。隻有先上奏朝廷，取消他的舉人身份，然後才能進入法律程序。

　　應該說劉化鎮的想法沒有任何問題，可畢竟是他的一廂情願。在王成業這樣的鄉間文人看來，聯莊會聚集的都是一些鄉間的好鬥分子。正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王成業拒絕了劉化鎮地好意，他可不想和這些沒文化的人攪合在一起。

　　劉化鎮最終在嶽三教等好勇鬥狠者的裹脅下，一腳踏進了被迫造反的死亡泥潭。劉化鎮從來沒有想到過，自己要和朝廷對抗。當朝廷鎮壓的消息傳來時，他的精神完全崩潰了。在官兵還沒有殺到眼前時，他就選擇了自殺了斷。

　　劉化鎮的悲劇在於，他隻是個有著俠義心腸的江湖之士，而不是可以做大事的領袖人物，他沒有領袖的韜略和駕馭局勢的能力，卻不幸被推上了領袖的位置。而他的俠義意識，又使他明知事態日益惡化，卻又做不到激流而退明哲保身，在嶽三教等人以民怨和義氣為感召，提出莽撞的攻城報仇的計劃時，他也同樣無法後退。而當攻城失利，巡撫派出的鎮壓大軍開到之後，已經陷入萬劫不複境地的他崩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