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邏輯

第二十四章 以利益為中心

　　河南自古以來就是中華版圖的中央地帶，清朝自建國以來，這一地區一直是風平浪靜。既然是太平之地，朝廷也就放鬆了武裝戒備，將這一地區的駐防官兵逐步裁減。裁減的力度不可謂不大，我們就拿境內的禹州城來說：在清朝建製之初，基本上市按照明朝的舊製，設立分巡大梁道，駐紮於城內。康熙年間，這個地方大量裁軍，就連最基本的防禦性武器也撤去不少：“大炮二十八尊，三眼槍二十八杆，俱解省訖，鉛子、硝黃並革。”

　　等時間到了道光年，朝廷又對地方駐軍進行了削減，城內所有的馬步兵加起來也隻有區區四十五名。估計當時稍微有點勢力的地方鄉紳豢養的民間武裝都會超過這個規模。這點人，這點武器，平時扛著武器出來嚇唬嚇唬那些平日不敢惹事的老百姓還差不多。如果真的碰上不要命的造反者，根本不頂用。

　　這些守城的軍士，並不是清朝的經製軍隊綠營軍。在這裏找到一份當時河南綠營軍兵力布防情況說明：河南駐各縣（州）城守汛一般隻有25人左右，分防汛弁後，小汛隻有1—6人，守城兵少的不到10人。所謂“戰陣屬兵，守城屬百姓”。守城的軍士官隻是地方負責民政工作的守土官，守土官所依靠的守城力量正是以城中紳士為長副，從城內居民中臨時抽調的丁壯，類似於我們今天的民兵，在當時稱之為“勇”。

　　守城當然需要士兵和武器，更少不了糧餉的支持。當時的軍隊給養，通常是以每人每年食米3石5鬥計，一支1000人的部隊至少需要3500石。這些糧餉基本上都是地方平時攤派的積貯，全部取自於民，用之於兵。非但如此，就連那些用來打硬仗的正規軍所需要的糧餉也是依靠底層社會的捐輸。而基層統治構成的諸多基層社會實體組織及地方鄉紳就成了上層權力係統的依賴對象，州縣以下皆自治，這裏的自治就是基層社會實體組織的作用力。

　　這些地方勢力之所以能夠在非常時期為朝廷賣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他們擔負起地方的防禦職責，完全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他們一方麵結寨自保，另一方麵也真刀真槍地攻防。

　　由此可見，在當時的河南省境內，不光一個禹州城的武裝力量薄弱，其它各地的情況也大抵如此。這樣的軍隊裝備根本談不上什麽戰鬥力，那些鏽跡斑斑的槍炮隻是政治走秀時用的道具而已。這也是為什麽那些沒來得及渡過黃河的太平天國小股部隊，在河南境內能夠長驅直入的最根本原因。

　　河南巡撫陸應穀就是因為剿防不力被朝廷革職，而接任巡撫一職的是滿洲正藍旗人英桂。英桂為了避免重走前任的老路，他在就任河南巡撫之後，經過一番利害權衡之後，傳檄河南各地，著令地方鄉紳組建聯莊會，以抗賊自保。

　　聯莊會到底是個什麽組織呢？簡單說，也就是聯合各村莊武裝力量的民團組織，相當於我們今天的民兵預備役。這種民團組織在生產生活中一旦遇有突發性事件，會互相照應、互相支援，進行自衛還擊。

　　既然朝廷的正規軍無法擔當起抵禦流寇侵擾的重任，那麽地方官府索性就發動民間武裝力量，通過開辦團練以對抗太平軍和撚子。經過實踐證明，這是一舉多得的好辦法：既不需要朝廷資糧助餉，更不需要地方官府勞心費力；在化解朝廷眼前困境的同時，又能夠讓權力集團打著保護老百姓私人利益的旗號將民間力量都爭取到自己身邊，為己所用。

　　正是基於以上目的，經過一番利害權衡，河南巡撫英桂才會做出組建聯莊會以抗賊自保的決定。

　　建立聯莊會固然是非常時期的一種無奈之舉，可也的確能夠起到禦敵保境的作用，算是紛亂時局下的上選之策。官府號召鄉民們拿起武器保護私人財產和自己的家園，在這裏地方官府沒有提到如何去保護現有的政治體製，隻是說保護好老百姓自己的私有財產。

　　對於鄉民們來說，自己的家園和自己的家資才是最為現實的眼前利益。相對於鄉民的私產，而官府更為看重的是地方的穩定。建立聯莊會，既可以孤立那些舉旗造反的“暴民”，又能夠起到節約兵力的目的。

　　有了官府的支持，鄉民“剿匪”的積極性得到了空前高漲。等到太平軍或撚子隊伍再次奔襲而來時，他們看到的就不再是四散逃命的官兵和老百姓，而是那些訓練有素的鄉團舉著武器向自己迎麵撲來。

　　這些占據鄉土，在自己家門口抵禦外敵的聯莊會讓那些流動作戰，沒有任何後勤保障的流寇們傷透了腦筋。聯莊會的會眾是以逸待勞，通常是整鄉整族總動員，其凝聚力和戰鬥力可想而知。另外直接參與組建聯莊會的，都是那些地方上的鄉紳和大戶，在地方上都是有頭有臉的實權人物。

　　聯莊會這種民間組織之所以能夠以滾雪球的態勢發展起來，除了有鄉民自保的成分在裏麵，還有民間社會抱團自肥的謀利行為在其中。在利益的雙輪驅動下，其發展勢頭焉有不快之理。

　　中國的社會形態其實就是一張龐大的“家國網絡圖”，在長達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始終被置於“國”與“家”的大網絡體係中。我們習慣了隻見國家行使權力，不見社會爭取權利。

　　對於我們這樣一個超級大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而言，那些寄生於“國”的概念下的權力結構其實是較為粗放的形態；而“家”的概念下基層社會的家族、宗族、鄉族等組織係列則更多體現於行政、司法、經濟生活、精神生活等方麵，成為權力結構末端的補充。正因為如此，中國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家”與“國”雙線調整下的波浪式推進。

　　尤其是到了清朝中後期，以太平天國、撚軍為中心的國內戰爭綿延不斷，沒完沒了的匪患和兵禍，使得這種雙重權力格局更加凸顯無遺，並淋漓盡致地展現於世人麵前。

　　由於晚清官場腐敗導致上層統治對國家權力逐漸失去掌控力，使其在雙重權力格局中喪失了自己應有的主導地位。這也是為什麽洪秀全的太平軍所過之處，各地方政權、綠營軍望風而逃。太平軍經常是在沒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況下長驅直入，在各府州縣城如入無人之境。清廷花大錢打造的綠營軍毫無戰鬥力，進不能戰，退不能守。

　　古代官家製度的權力設置始終處於一種空中樓閣式的懸浮狀態，皇權隻是高高端坐於權力金字塔的上層，即使有著光芒萬丈的輻射力也不能做到通透徹底，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皇權不下縣。最低一級的行政機構是縣衙，縣級以下則屬於權力自治的範疇。在上層權力格局失去主動權的同時，縣以下基層社會統治在雙重權力格局中的重要性就會日益凸顯出來。

　　下層權力格局並不需要正式權力的過多介入，它通常是在民約鄉規和宗族製度的規範下運行的。這裏臨時組建起來的民間鄉團組織往往會推舉那些在地方上有影響力的鄉紳作領袖，承擔起維持鄉土秩序的責任。事實情況也的確如此，在當時的確有相當數量的基層社會組織及其紳士代表，完全做到了以鄉政取代縣政，他們將民間社會的權力牢牢地控製在自己手上。

　　也有相當數量的基層社會實體組織及其紳士代表，以個人利益為中心，試圖擺脫這種雙重權力格局的束縛，不再盡心竭力地支持上層政權。

　　在紛亂的社會時局下，原有的雙重權力格局就這樣被生生打破，或者說是被撕扯得殘缺不全；另一方麵原有的雙重權力格局中的上層統治也開始漸行漸弱，與之相對應的是下層統治逐漸走強的狀況也開始變得日趨明朗化。官府要求地方建立聯莊會，他們指定由那些地方的強勢人物牽頭組建。這些地方強勢人物大多是大戶出身，家裏田產眾多，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都要優於普通民眾。但是話又說回來，當太平軍、撚軍或其他匪寇到來時，最先受到衝擊的也正是這樣一撥手裏有錢，地裏有田的人。無論是分田，還是分資產，作為有產階級的他們都要首當其衝。

　　因此我們可以想見，當權力集團無從指望的時候，這些地方大戶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對於籌建地方自衛武裝將會變得非常賣力。而在官府之外，也隻有這些大戶和鄉紳們，才有充分的財力和地方影響力，去動員整個鄉土社會，聯合起來建立聯莊會這樣的民間武裝力量。

　　當聯莊會建立起來之後，這幫人也自然會當仁不讓地成為各地聯莊會的帶頭大哥，有錢有田才好說話。

　　接到現任巡撫英桂的檄令後，禹州城率先行動起來。當然這時候不行動起來也找不到其他更好的辦法，更重要的是這種製度環境可以讓那些地方上的臉麵人物撈到實在好處，以鞏固他們在地方上的勢力。因為太平軍的騎兵曾經一度抵達禹州城下，形成圍城之勢。禹州城的守城負責人沒廢多少周折，就在最短的時間裏於各裏甲建起了聯莊會。

　　在這件事上，官府與民間力量為了各自的利益達成了短暫的共識。為什麽說是短暫的共識，因為在官府、民間力量和太平軍三方力量處於利益博弈狀態時，這種利益驅使下形成的共識是存在的；可是當其中一方的利益傷害值逐步縮小，他就有可能不再去冒險，甚至撤離利益博弈的困局，那麽以利益為紐帶的共識也就自然消解。

　　這時候禹州城內的三方博弈還處於膠著狀態，可偏偏節外又橫生枝節。禹州城轄區內有一處叫紫金裏的地方，當地有個窮人跟一個富人因為某件事發生了激烈的爭執，甚至鬧到要告官的程度。在告官之前，雙方就找到了紫金裏的聯莊會首領來主持公道，不出意料的是接到申述的聯莊會首領早就被富人花錢買通了。收到好處的首領完全棄公平公正於不顧，在仲裁時明目張膽地偏袒富人。

　　聯莊會首領本身就是地方大戶，屬於地方上的富人群體。所以在某種程度上說，他這麽做也是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人以群分，其實分離的界限往往就是現實利益的界限。另外作為地方大戶，他們與那些窮老百姓之間又存在著一種天然的隔閡。事情發生之後，地方上下輿論嘩然。這個消息很快就傳到了紫金裏一個叫做劉化鎮的人耳朵裏。此人是個有俠義心腸，愛打抱不平的人。他在聽到這個消息後，主動出麵替這個被欺負的窮人說話，當眾指責聯莊會首領這麽做太不地道，有點欺負窮人的意思。

　　這個劉化鎮並不是普通的鄉民，他是一個開過雜貨鋪的小商人，也有人說他開的是鐵匠鋪。這種人在民間社會雖然不能與那些財勢雙全的地方大戶相提並論，但也算是鄉民中的能人，在民間社會裏擁有一定的話語權。通過這件事，我們也可以看出劉化鎮是個為人仗義，急人所難，有意於承擔社會公共責任的人。其實在底層權力結構中，這種民間能人往往能夠占據一席之地。地方官府當初要求組建聯莊會時，像劉化鎮這種人也應該是積極分額中一員，甚至還考慮過謀取個首領位置。

　　劉化鎮這樣的鄉間能人，與老實巴交的鄉民有著很大的區別。他們的生存根基並不是完全紮根於土地，他們往往有個一技之長或者腦子比較活泛，會做點小本生意。如果說底層社會的大部分人賺取的是活命之資，那麽鄉間能人走的就是富裕之路。他們的生存收益介於大戶與普通鄉民之間，比大戶底子薄一些，比普通鄉民底子厚一些。可是在注重門閥資曆的鄉土宗法社會裏，像劉化鎮這樣的社會能人的社會地位和他的經濟地位一樣，始終不上不下，上不得是因為自己的經濟實力不夠，下不得是因為自己的確還有一些實力。

　　這種上下不得的狀態又讓他們心有不甘，始終在尋找利益突圍的機會。

　　恰恰就在這時候，他遇上了這場發生在富人與窮人之間的利益博弈。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劉化鎮也適時抓住了這個機會。於是才上演了這樣一幕，他在大庭廣眾之下揭發並駁斥聯莊會首領違背公義，不配做鄉民的領頭人。

　　聯莊會首領麵對劉化鎮咄咄逼人的氣勢，也感覺到理屈，隻好辭去了首領一職。

　　造成這種局麵，至少可以表明兩層意思：一是這個辭職的地方大戶尚有羞恥之心，還算是個明白之人；二是從這件事上我們能夠看出來，劉化鎮與普通鄉民在民間社會的影響力還是有很大區別的，至少在民間權力係統中的位置要高於普通鄉民。

　　如若不然，心黑臉皮厚的地方大戶絕對不會因為他的兩句指責就將首領之位拱手相讓。

　　像劉化鎮這樣的鄉間能人，他們並不甘心長期居於鄉紳大戶之下。他們熱衷於公眾事務並不是學雷鋒，主要還是想通過這樣一種方式實現自己民間話語權的最大化，當然並不排除他對於聯莊會首領一職的向往。

　　聯莊會首領雖然算不上正式權力係統的官銜，但至少是民間社會身份的一種象征。

　　與劉化鎮這樣的鄉間能人相比，那些大戶對於擔任聯莊會這種武裝組織首領卻表現得很是糾結。首先擁有鄉紳的社會身份已經證明了自己在民間社會的影響力，這個身份也讓他們成為溝通民間與官方的中介人。危急存亡之際，官府讓他們挺身而出成立聯莊會，以保家的名義保衛國家現有的權力機製。對此他們也是有自己的利益考量。

　　隻要是動刀動槍的事都會有風險，而且是隨時會要人命的大風險。那些“流寇”殺來的時候，做為抵抗武裝力量的帶頭大哥，肯定要比一般老百姓所要承擔的風險更大。這種風險來自於政治與人身安全兩方麵，前者的風險性要大於後者。一旦己方在戰鬥中潰敗，那麽就會受到對方的懲罰。就算戰爭結束後找替罪羊，隻清算一個人，作為落敗方的領頭人必然首當其衝。家破人亡也未可知。

　　鄉紳大戶支持官府在民間設立聯莊會，並不代表他們就想站出來當這個帶頭大哥。

　　他們對聯莊會的熱心還是源於利益上的考量，對於出任聯莊會首領一職，他們內心的糾結也同樣源於利益。

　　當劉化鎮在鄉民前麵斥責大戶不公時，大戶並沒有做出過多的反駁，就勢辭職。

　　當這件事傳播開來，其他裏甲大戶好像找到了一條自我救贖的路經，也跟著紛紛辭職。

　　由劉化鎮事件所引發的“蝴蝶效應”很快在禹州以及周邊地區的鄉紳大戶中掀起一股辭職風潮。有人說這是大戶之間抱團博利的一種表現，也有人說這是富人之間講究“圈子”義氣。但是問題是，這種由大戶“圈子”所表現出來的援助方式，不是聯合，不是抱團對抗自己的競爭對手，而是采取了一種決絕的方式——辭職。也就是說，如果這個富人“圈子”走的是抱團博利的路子，或者結有政治和利益聯盟的話，那麽他們就不應該是以退職的方式來應對這種局麵，而是與劉化鎮這樣的鄉間能人死磕到底。

　　為了保護個人豐足的家資，這些大戶們對於建立地方武裝以自衛的積極性是有的。但是他們對於擔任地方武裝的帶頭大哥這件事還是很糾結的，畢竟當帶頭大哥的風險性在那裏擺著。他們並不願意將自己的身家性命作為賭注押在利益博弈的台麵上，自己寧願守著既得利益苟安於世。黃金雖值錢，生命價更高。這是一項非常現實的利益考量與選擇。

　　地方的鄉紳大戶以劉化鎮事件作為借口，紛紛辭職。沒有辦法，官府隻好將劉化鎮這樣經濟實力一般，社會地位不高，具有公道和俠義之心的人推向前台，更主要的是這幫人有承擔社會公共事務的強烈願望。當時有一大批像劉化鎮這樣的鄉間能人成為各地聯莊會的新帶頭大哥，比如嶽三教、武宣文、李賢、袁西成、王自修、王化純等等。這些人共同推舉劉化鎮為會首，並且將聯莊會的總部設在了紫金裏的高廟。

　　劉化鎮等人就這樣由鄉間能人轉型為鄉間強人，而聯莊會也由鄉紳大戶領導的地方團練，轉型為普通民眾為骨幹的地方武裝組織。應該說，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即使沒有劉化鎮事件的發生，聯莊會的轉型也是必然會發生的。其實這種轉型隻是形式上的變化，並非實質性的身份轉換。從表麵上看，鄉間能人接過了聯莊會的權柄就有成為鄉間強人的可能。可現實卻並不是這麽簡單，作為底層權力結構中的博弈三方，無論是普通民眾、鄉紳大戶，還是地方官府都沒有意識到這種轉型帶來的禍患。

　　聯莊會的發端是由官方發起的，官方的本意是想借著民間力量來製衡民間力量，以達到利益自保的目的。可是在封建專製製度下，官與民的矛盾往往是不可調和的。官員可以動用公權力和國家暴力機器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同時可以讓公權力成為自己掠奪民間利益的工具。而普通鄉民隻能被動地接受這一現實，在強大的國家機器麵前，他們好像永遠是弱勢的一方。

　　就算有人並不甘心在現實麵前低頭彎腰，可所有的掙紮與努力都會以失敗而告終。官員在公權力的庇護下，向民間索利的手段更加花樣百出，也更加酷烈。食權者恨不得腳下踩的這片土地是中東地區，隨便刮地三尺都能見到油水冒出來。此時禹州知縣程佶就是這樣的官員，他將盤剝鄉民的手段用到了極致。

　　清朝中後期，天下兵禍不斷。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不光老百姓會失去生存的安全感，就連那些朝廷官員也同樣會迷失於紛亂的時局中。老百姓擔心形勢的惡化會讓他們連最低的生活保障都將失去，時代洪流不知要將他們這些命運的浮萍卷向哪裏？而像禹州知縣程佶這樣的朝廷官員最擔心的兩件事，一是現有的權力格局被生生打破，讓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嚴重損失或者被完全顛覆；二是像聯莊會這樣的民間武裝力量正在發展壯大，有可能威脅到自己的利益。前者隻會讓他陷入更加瘋狂的貪婪境地，後者又會讓他陷入權力和財富的雙重不安之中，他擔心正在發展壯大的民間力量一旦擁有和自己坐下來談條件的資格，結果將會不堪設想。

　　程佶決定采取行動，既要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時又要擴大自己的利益外延。在當時，一個知府的利益外延究竟有多大？取決於兩方麵，一是他所能夠擁有的正式權力指數，也就是官員的品級；二是他的非正式權力範疇究竟有多寬泛以及他對老百姓的傷害程度有多深。作為一縣之長的程佶要保護自己的灰色收入，隻能從普通鄉民身上下手，通過損害地方鄉民的利益來滿足自己的利益。

　　對於一個知縣而言，撈取灰色收入的通道主要是來自於賦稅，準確地說是正稅之外的附加部分。其實紛亂的時局對於官員來說，猶如一把雙刃劍。國內戰爭的爆發，讓地方官員的前途和命運有了更多的不確定因素。當官都願意當太平官，沒有人願意當一個滅火隊員，代價太高，風險性也太大。可亂世有亂世的好處，比如說紛亂的時局能夠為他們提供亂中取利的一方舞台，同時也為他們增加賦稅撈取私利提供堂而皇之的借口。

　　禹州知縣程佶就是這樣一個習慣於亂世取利的官員，他以地方軍費為名，每兩銀稅又加收了340文錢，每鬥米則在650文錢之外加收200文。按照《禹縣誌》記載，當時禹州城的正供賦稅為40000餘兩銀子。如果這套方案能夠得以順利推行的話，按照上麵的標準推算，禹州地方官府將在原有的基礎之上每年要多收1000多萬文銅錢。這不是一個小數目，更何況禹州地界的老百姓剛剛經曆過蝗災、旱災和兵災的“三災”洗禮。

　　當時禹州地界大約有30萬人口，官府增收的1000多萬文的賦稅雖然不是小數目，但是要平攤到30萬人的頭上，也成不了壓死人的最後一根稻草。自古以來，中國農民身上都具有很強的生存彈性，鬆一鬆，他能夠活下去；緊一緊，他同樣能夠活下去。正因為如此，他們早就已經習慣了官府強加於他們的那一套又一套灰色章程。無非是窮一點，再窮一點。雖然他們清楚，官府這麽做既不合情理，也不合朝廷法度。可沒有觸及到他們生存的底線，他們是能忍則忍，忍不了了大不了背地裏放聲罵罵娘也就過去了。

　　如果我們要了解普通鄉民在在繳納稅賦時需要經過多少道程序的盤剝，首先要搞清楚“火耗”究竟是怎麽回事。

　　明代中期實行一條鞭法後，老百姓基本上是以銀子來抵賦稅，也就是由征糧變為征銀。老百姓所繳的銀子由於納稅量有多少之分，為了圖方便，征銀大多是以小塊的碎銀為主。可是各州縣衙府在匯總上繳國庫的時候，也為了方便起見，又將老百姓上交的碎銀熔煉成大塊，然後再上繳。

　　火耗，我們從字麵上理解就是在火中耗去的那部分銀錢。也就是碎銀在火中熔煉過程中會發生損耗，損耗部分總要有人來補足，比猴還精的州縣官吏不會認這個賬，最後隻有將損耗部分攤派給老百姓。於是在應繳稅銀之外，作為納稅人的老百姓就要多繳納，多繳的部分也就是“火耗”。

　　按照碎銀熔煉損耗的官方標準，一般損耗率在1%—2%左右。可是由老百姓認下的“火耗”卻要遠遠大於這個數，據資料顯示，康熙後期各省征收火耗一般省份達到每兩銀子加耗三四錢，最高的竟然要高達七八錢。當然清代火耗征派量加大的原因，除了地方官吏貪得無厭，借火耗之由巧取豪奪外，還與當時官員實行低薪製，朝廷允許地方官吏加征火耗來變相提高自己的收入有關。清朝建立之初，一個知縣的年俸僅有45兩，遠遠不夠養家糊口、聘用師爺、賄賂上司、迎來送往的諸多開銷。當時像禹州知縣程佶的俸銀是每年80兩銀子，但是實際上拿到手隻有24兩左右。這點錢恐怕連家都養不起，更不用說升官發財了，這顯然不符合程佶這樣的功利主義文人進入官場謀私利的初衷。

　　作為知縣，程佶隻好從火耗征收上來打主意。在征收銀錢之外，朝廷也需要大量的糧米，用以皇室和大批京官的利益吞吐。糧米在運送的過程中，是需要運輸成本的。當時的交通狀況並不發達，運輸成本也相對較高。而這個運輸成本，朝廷將其壓給了地方官府，地方官府又毫無例外地加攤到了納稅人（農民）身上。如此一來，就造成了官民利益的二次博弈。很多時候，擁有權力工具的官府衙門和官員也就有了二次侵害納稅人的機會，作為納稅人的鄉民也隻有接受二次傷害的命運。官府衙門也趁此機會大肆加派，以至到了在一石糧米的正稅之外，再加一石米的額外損耗，甚至更多。而這多餘的部分，不用說也都中飽了各級官吏的私囊。-

　　如果說征收銀錢是利益集團的供血管道，那麽在這條供血的主管道上又分出了若幹條支管道。要了解這些利益管道，我們就要先弄清楚幾個簡單概念。比如說在銀錢征收過程中出現的火耗銀子、依靠匯率而多收的那些銅錢、以及額外加征的糧米，叫做“羨餘”，又叫“平餘”。這些所謂的平餘銀錢，就是地方官員灰色收入的主要來源。州縣官吏對多征的火耗也不敢一個人裝進腰包，在這條權力生態鏈上，每個食權者都有分肥的資格。帝國的權力底層就像一個永不枯竭的中心血站，知縣是這個血站上遊的第一節管道，這條管道沿途要先後經過知府、道員、按察使、布政使、巡撫、總督、中央衙門和大臣。除了主管道需要奔騰不息的血源，次管道同樣需要底層血庫的供血，畢竟維係一個官員的權力運轉，並不是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的單兵作戰。但凡有些權力的朝廷命官，都要想盡一切辦法來壯大自己的權力產業，畢竟他還要通過自己的權力收入來豢養管家、門客、師爺等等。

　　道光年間，河南禹州鄉民的賦稅額目是每兩正供稅銀，加上火耗之後，折算征收製錢2600文；漕米的成本損耗，則是每鬥加收650文。到了鹹豐年間，由於太平天國運動橫掃了大半個中國，朝廷的軍費開支也徒然升級，國家可供利用的庫銀也急劇減少。隨之而來的就是銀價跟著水漲船高。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朝廷還按照原來的額度來征收銅錢，那麽將其折換成銀子之後，除去應該上繳國庫的那部分，地方官員能夠獲取的灰色收入也就所剩無幾了。

　　混跡官場多年的程佶對此也是心知肚明，這也是促使程佶伸手向老百姓刮地皮的根本原因。作為知縣程佶的政治經驗還是很有一套的，但是他信奉的那套順民可欺的定律並不是在任何條件下都能夠成立。比如說當鄉民抱團與官爭利時，這個定律就會失去作用。

　　這時候的禹州就遇到了這樣一件事的兩個方麵：一麵是以程佶為首的官府與民爭利；一麵是以劉化鎮為首的聯莊會與官府爭利。當然這裏的兩個“利”，性質是不同的。前者是灰色收入，後者是自己的應得之利。

　　禹州還是那個禹州，鄉民也還是那些鄉民。不同的是，作為個體的鄉民已經不複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鄉民組織——聯莊會。當官府派出的胥吏拿著雞毛當令箭踢開門催糧時，鄉民們去尋求組織的庇護。聯莊會本來就是鄉民組織，隨著那些鄉紳大戶從領導層退出，聯莊會比以往更具有平民化。尤其是劉化鎮、嶽三教這樣的帶頭大哥成功上位後，完全是以民間英雄的姿態出現在鄉民麵前。隻要鄉民有難，就會激發他們身上那股江湖兒女的俠義熱情，路見不平一聲吼。做為帶頭大哥，他們覺得自己有責任也有義務為鄉民伸張正義。當然這也是鄉間能人成為鄉間強人所必需要經曆的一個階段，不然他們拿什麽讓鄉民信服。

　　如此一來，聯莊會就成了鄉民維護個體利益不受侵害的民間組織，類似於我們今天的基層工會。鄉民要維護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就必然要動用力量與侵害者對抗，也就是抗糧。這也是清朝建製以來，禹州農民第一次以民間組織的形式與官府直接對抗，這就是組織的力量。從一個人的戰鬥，到一幫人的抗爭，這是底層社會權力形式由量變到質變的一個過程。這種變化是禹州知縣程佶始料未及的，他遇上了超出自己政治經驗之外的權力困境。

　　那些準備動用暴力機器的胥吏，在麵對一個民間組織時，就像是一條狗圍著一個刺蝟打轉，卻不知道從何處下嘴。這種局麵如果打破不了，最後的結局不是狗瘋狂了，就是狗與刺蝟兩敗俱傷。

　　無所適從的程知縣就這樣陷入騎虎難下的境地，他希望能夠盡快找到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來改變目前的困境。不然的話，民眾沸騰的情緒將有可能釀出更大的禍端。這是程佶最為擔心的事，當務之急穩定才是最重要的。為了撈取灰色收入，結果卻激起了民憤，釀出了民變。禹州城外，太平軍虎視眈眈；禹州城內，官民碰撞對抗。對於程知縣來說，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要想真正擺脫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修改征糧方案，尤其是降低強加於老百姓的賦稅標準。但這也從另一個側麵說明，地方官員在這場利益博弈中的主動權正在逐步喪失。

　　對於地方官員來說，還有一種可能的選擇。那就是以官府的暴力機器作為製度的開道手段，繼續向鄉民施加壓力，強製征賦，為此不惜激起民變，然後再用一場血腥的殺人遊戲來鎮壓那些抗糧到底的鄉民。

　　雖然程知縣是個財迷加官迷，可是他此時卻沒有繼續再走下去的勇氣和膽量。對於程知縣來說，他既不想重新修改已經頒布的規章製度，免得世人以為官家製度是鬧著玩的兒戲。更重要的是，一旦他廢除或者降低修改標準，那麽他就等於是破壞了官員生存遊戲的潛規則，等待著他的還有來自於權力係統上遊的懲罰。這真是一道讓人糾結的選擇題，可他又不敢豁出去放手一搏火中取粟。此時此刻，知縣程佶必然會為當初加派浮收的舉動追悔不已。經過內心的百般糾結之後，他做出了一個令人感到意外的決定：辭官。既然沒有更好的辦法，索性撂挑子不幹，至少在現實世界裏可以做到明哲保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