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邏輯

第二十三章 賊偷賊惦記

　　銀庫從順治初年建立時起，銀庫官員的正式編製數基本上就在20—30人之間浮動。他們分別是：郎中，員外郎，司庫，大使，筆帖式，驗匠、庫使等等。其中郎中、員外郎和司庫三個職位之間在品秩上雖然有高低之分，但是崗位職責卻大致相同，都是掌管銀錢的出納。與此同時，郎中、員外郎和司庫這四個人分成四班輪流值宿銀庫。大使負責文批的收發、餉鞘的點驗和劈鞘。筆帖式和庫使的職掌則從事文字工作，統計文本。

　　從出身和升遷來說，郎中、員外郎在任上滿三年或提前調到其他各部院，其員缺由六部及內務府等各部院自滿洲郎中或員外郎中遴選保送，由皇帝親筆圈定。司庫以下各職位的任期也是三年，其調補之權歸管庫大臣所掌。司庫任滿後升任主事即用，其缺在各部院滿洲正七品、從七品的小京官內遴選保送，由管庫大臣負責調補。庫大使年滿後在各部院滿洲筆帖式內遴選保送。筆帖式也同樣如此，但是每員缺均有二人候保。庫使則來自各部寺的庫使。

　　驗匠、庫兵這樣的非正式官員的任期也同樣是三年。驗匠負責入庫、出庫銀兩的成色，庫兵則負責銀庫內銀兩的搬運。一旦驗匠缺出，則從能辨銀色的庫兵中挑選補缺。由於庫兵是銀庫的第一道關卡，所以他的選拔程序也是相當嚴格。作為一個傳統的權力機構，銀庫的就職人員中絕大部分屬於胥吏，而非正式官員。

　　清朝中下層官員的薪水就算加上養廉銀，也不算高，京官比地方官的日子更難過，以致於一些“部曹家平常不舉火”。當然這裏有誇張的成分，堂堂京官窮到揭不開鍋也是不現實的。與其他權力機構的官員相比，銀庫官員的幸福指數顯然要高很多，過著富足的生活。

　　正因為銀庫官員的幸福指數比較高，所以才會吸引那麽多人趨之若鶩。光緒末年，曾經有禦史就一語道破其中玄機，“（銀庫）郎中一缺任滿，輒挾貲數十萬，員外郎以下次之。此款率取之庫書之手，庫書之下有庫丁，又有保護庫丁者，無不以財自豪”。

　　作為一名中下級京官和吏役如果僅靠正式俸祿是無法做到“以財自豪”的，在這裏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對於這些直接與銀錢打交道的人員，清政府在待遇方麵是有所優待的。根據《清會典事例》記載，道光二十五年，國家每年撥付給銀庫銀匠、庫兵的工食獎賞銀是3200兩，即使按14個人計算，平均每人也達220兩左右，遠遠高於同級別官吏的收入。

　　我們從見諸史料的陋規來看，記載最清晰的應該是平餘銀和解費。雖然說自雍正之後有耗羨歸公之說，但是銀庫中的平餘銀向來是沒有留存的，全部被銀庫人員瓜分殆盡，其數量每年不下二萬兩。另外外省解餉到銀庫的銀子，銀庫人員也要從中抽取一定比列作為勞務費（解費），大致比例是每萬兩銀子提取六十兩。如果按每年解交一千萬兩計，抽取的解費就高達六萬兩。僅此兩項，銀庫人員人均每年所得銀兩應該在一千兩左右。是一個七品官員所得正俸的二十五倍，盡管如此，這些陋規還遠遠無法滿足銀庫官吏們的胃口。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帝國的財政係統出了一件大事。經過皇帝欽點禦史的清查，戶部賬麵上的一千多萬兩銀子，有九百二十五萬兩白銀去向不明。這件事對於節儉得近乎吝嗇的道光皇帝來說，無異於要了他的半條命。

　　這件事的起因是銀庫的官吏們在分贓過程中發生了激烈的爭執，事情傳到了道光皇帝的耳朵裏。道光皇帝極為震怒，借著這樣一個機會諭令刑部尚書惟勤等人前往盤查銀庫。結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

　　這件事的起因是一個銀號的張姓老板想給自己的兩個兒子捐納，也就是拿錢賣官。

　　捐官現象並不是始於清朝，隻是到了至清朝更加發揚光大。朝廷將官職明碼標價，並自稱體係，形成製度。除了科舉取士，捐納成為當時許多有錢人進入官場的終南捷徑，清廷更是將這項製度作為國家一項重要的財政來源。

　　我這裏有一組數據，可以讓我們見識到捐納的盛行程度。康熙十三年至十六年三年間，全國有五百餘名知縣捐錢得官，計捐二百餘萬，人均花四千兩。乾隆時期規定捐大米二十石可當縣丞，當時北京城幾乎所有的旗人都拿發給的老米換了個官。

　　隨著形勢的變化，捐納的錢數、方法也在發生著悄然發生著變化。嘉慶晚期因國庫空虛，朝廷遂大肆發動捐納，捐生人數達到二十二萬人。也就是說，全國一千三百多個縣，竟有二十餘萬名候補官員在排隊領號頭，聽候補缺。由於候補官員太多，而權力係統的正式編製又太少，有很多捐了錢的人直到老死也沒有過上一天官癮。

　　道光皇帝是一個喜歡斂財節儉之人，在他主政期間，帝國的捐納之風越刮越強勁。當時官場上沒有幾個官員是通過科舉考試晉升上來的，捐納在讓天下讀書人寒心的同時，也給了科舉製一記響亮的耳光。捐納的最大收益者並不是那些屢考不中的天下寒儒，而是有錢的商人和民間的中產階級。錢對他們來說不是問題，沒有權力護航自己的財富才是問題。

　　捐官製對於當時的商人來說可謂求之不得的事，這項製度好像是為他們量身打造的。那些做生意賺了錢的商人最為看重的事有兩點：第一點就是所謂的儒商，他們喜歡結交讚助讀書人，表明他們不僅是沾滿銅臭的商人；第二點就是崇尚捐官，花些錢為自己的子孫捐個一官半職，以提高家庭的政治和社會地位，將來也許能夠用權力來反哺自己的家族勢力或者財富。

　　我們接著來說這個案子，張姓老板為了給自己兩個兒子捐納，就找了一個中間人來疏通關節。可是他又擔心中間人不可靠，就讓在銀庫當庫丁的弟弟張誠保到時候留點神。等到交捐納銀的那天，中間人就帶著一萬多兩銀子進庫過秤。

　　當天交捐納銀的人太多，可見生意還是相當火爆的。庫丁張誠保負責銀子過秤報數，也許是忙糊塗了，就把第二稱報成了第三稱。記賬的人也跟著稀裏糊塗就錯記下來。張誠保反應過來見並記賬人並無異議，他又將第七稱時故意錯報為第十一稱，記賬的又沒有發現。這樣一來就多出了幾筆銀子，被張誠保偷偷摸摸的運到庫丁的宿舍。

　　這件事本來就是瞞上不瞞下，在場的禦史沒有發現，但是有些庫丁發現了，要跟張誠保分這筆銀子。幾個人在分贓過程中，產生了分歧，在爭執中將此事捅了出去。這是一樁看似簡單的分賊贓事件，可是牽涉到的人事關係和利益分配格局卻極為複雜。本來隻是行業內的灰色章程，結果成了陽光下的黑幕交易，最終將戶部銀庫巨大的黑洞暴露於世人麵前。

　　道光皇帝聞訊後驚駭不已，命令刑部尚書惟勤等人去查庫，這一查非同小可，發現賬麵上的數字與實際庫存銀兩相差九百多萬兩之多。本來國庫裏應該餘存一千二百兩，如今隻剩下三百萬兩，自己這個皇帝在一夜之間就成了窮光蛋。道光皇帝這一次真的憤怒了，他當著滿朝文武官員的麵痛斥道：“竟虧空銀至九百二十五萬二千餘兩之多，實屬從來未有之事，覽奏曷勝憤恨。國庫的銀子竟如同自家的一般，隨意拿取，簡直就是大逆不道……”

　　他指示刑部、吏部、步軍統領衙門迅速介入此案，要一查到底，絕不姑息。

　　在皇帝的親自過問之下，有大批庫丁被抓下獄，大批官員被停職審查，刑部官員忙得不分晝夜。經過初步審查，刑部的偵破小組很快就得出了結論：九百二十萬兩白銀絕非一人所偷，也非一日兩日作案的結果；至於犯罪嫌疑人基本上可以鎖定為銀庫的庫兵。

　　這本來就不是多麽複雜的案件，審查也隻是走走形式，結果早就一覽無遺。九百二十五萬兩白銀是什麽概念？如果用我們今天載重四噸的中型卡車來裝運，能夠裝滿一百卡車。一個人要從戒備森嚴的銀庫運走一百卡車的銀子顯然是不可能的，就算他有通天本領將其搬運走，可又能藏於何處呢？至於刑偵官員將庫丁鎖定為唯一犯罪嫌疑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銀庫裏除了那些庫丁，其他人根本無法接觸到銀子。

　　這個案子的發端究竟在何處？沒有人能夠說得清楚。也許從銀庫誕生的那一天起，這個巨大的權力黑洞就開始進入它的運轉之旅。所以經過官員的勸解與開導，道光皇帝很快就從最初的憤怒中平靜了下來。他知道，自己在這件事上較真到底並沒有多少實際意義。

　　從這個案子的最後處理結果來看，除了個別證據確鑿、情節惡劣的庫丁被處以死刑、流刑、徒刑外，朝廷官員中並沒有人為這個案子付出血的代價。道光皇帝這麽做有他自己的想法，國家正是多事之秋，急需用錢。與其讓那些涉案官員背負刑事責任，不如讓他們分賠國庫損失，盡可能地挽回國家損失。

　　這個案子拖得太久，很多涉案官吏已經不在任上，甚至有的人已經離開了人世。

　　道光皇帝追究的是嘉慶五年（1800年）以來曆任銀庫官員的經濟責任，按照他們的任期長短，將銀庫的損失分攤到每個人的頭上。其中庫官、查庫禦史任期中每月賠1200兩；管庫大臣每月賠500兩；查庫大臣每查庫一次賠6000兩。那些已故官員的賠償標準減半，由其子孫代賠。

　　道光皇帝還特地製定了繳納賠款的詳細時間表。這一期間有些官員拒絕賠償，按道光皇帝的意思，拒絕繳納賠款者就要被投入監獄，不賠錢就不放人；如果超過規定時間還賠不上錢，就要追究刑事責任。

　　在如此嚴刑峻法之下，道光皇帝追繳的結果如何呢？答案是很不理想。

　　如此巨額款項，又加上當時國家機器運轉效能極其地下，沒有如期完成追繳目標也是可以想象的。在這一點上，估計身居皇宮的道光皇帝也早已有所考慮。不然的話，他不會在時間上，在任務上，做出雙重量化的規定。在庫銀追繳過程中，有些官員或者子孫根本無力賠償，即使把他們投入監獄也賠不出。在這種情況下，道光皇帝不得不調整賠償標準，譬如延長賠款期限或者適當降低賠償標準等。同時，道光皇帝也同意一些特殊官員免於賠償，比如說官員本人已經去世而他的子孫尚未成年，可以免於賠償。

　　銀庫大案讓道光皇帝心疼不已，這種心疼不僅是因為九百多萬兩的國庫白銀，讓他感到憋屈的是，自己堂堂大清帝國的皇帝竟然對這個案子無從下手，其中幾個長年作案的庫兵依然逍遙法外。麵對上報調查結果的奏折，道光皇帝朱批道：“朕除愧恨忿急之外，又有何諭？”

　　事情前因後果查清楚了，但是怎麽善後卻成了道光皇帝的心頭病。整個案件的時間跨度為四十多年，皇帝都換了一茬了，別說更換的官員了，書吏丁役那更是說不勝數。當然這個時間跨度隻是調查結果上的顯示，並非案件本身的時間跨度。時間之長，涉案人員之多，案情之複雜都是前所未有。

　　經過一番梳理，道光皇帝還是想出了一個處理辦法：誰弄丟的誰賠償，崗位責任製。具體的說就是那些證據確鑿的庫丁砍頭的砍頭，流放的流放；官員們網開一麵不追究刑事責任，隻是給了行政處分。從嘉慶五年一來曆任銀庫管理的官員責令按照任期長短分期付款賠償損失，庫官、查庫禦史任期中每月陪1200兩，管庫大臣每月500兩；查庫大臣每查一次賠6000兩，已故官員可以減半。這個解決方案在表麵上看來還是比較合理的，起碼體現了權責對等的原則。最後連死了的曹振鏞也沒有逃過去，要求他的子孫減半賠補兩萬多兩。

　　這件事對於道光皇帝的打擊比較大，一方麵貪心如虎的官吏居然連監控最為嚴密的地帶——銀庫都不放過，這讓他感到震驚；另外一方麵，這個案子的處理結果讓他大失所望，太歲頭上動土，本應是極刑，可是這個案子卻辦得拖泥帶水。盡管大部分庫丁都已經歸案，但是幾個常年作案的庫丁依然不見蹤影，道光皇帝嚴令步軍統領衙門和順天府務必拿獲歸案，最後還是讓這幾個庫丁逍遙法外。為了填補這一巨額虧空，嘉慶五年（1800）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期間管理銀庫或監督檢查銀庫的官僚，包括已經辭世者在內，皆被課以罰賠銀兩。

　　人人都成了欲望世界裏的碩鼠，人人都背負著世紀末的瘋狂與貪婪。在鴉片戰爭這場前所未有的外患之後，道光皇帝絕望地發現等待著他的竟是前所未有的內憂。在接下來的時間裏，財政困難就成了掛在帝國上空的一道陰霾，揮之不去。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戶部僅存庫銀12.39萬餘兩；道光二十九年，戶部存庫銀55萬兩；道光三十年，就在太平天國運動爆發的前夕，大清戶部庫銀“入款有減無增，出款有增無減”。一個龐大的帝國在經濟上左支右絀，一籌莫展，已然走向大崩潰的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