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邏輯

第二十二章 吃的是風險

　　清朝的中央財政，在拋去皇帝的個人開銷由內務府提供外，其餘部分全部由戶部來統一管理。在封建“家天下”的財政體係中，國家財政與宮廷財政或合而為一，或有分有合，真正能夠從製度上規範二者界限的時候幾乎沒有。對於那些不負責任的皇帝來說，國也是家的，家也是國的，自己愛怎麽折騰是自己的事。為了負責管理從全國各地征收上來的銀錢、實物等稅收，戶部還專門設立了三個大庫，也就是“戶部三庫”。

　　這三大庫分別是：銀庫、緞匹庫和顏料庫。這三大庫分別用來存儲地方每年解往京城的稅銀，綢緞布匹，以及礦產、顏料、藥材等項物品。戶部作為帝國的財政中樞，戶部銀庫就成了皇帝用來保管國家財富的專門機構。

　　清朝的財政狀況，在乾隆時期以前算是一個鼎盛時期。乾隆以後，由於國內國外形勢糾結，財政狀況日趨衰微。尤其是進入嘉、道年間，政府財政因為多年來的收支失衡，導致虧空嚴重。隨著1840年鴉片戰爭的爆發，軍費支出浩大；戰敗後，英國侵略者又借機敲榨了巨額賠款，更是讓政府財政雪上加霜。1851年，國內又爆發了太平軍起義，十四年間，內戰蔓延18個省區，大半個中國早已無法征收各種賦稅，而內戰戰費、軍餉等支出，頻年浩增。正當內戰進入激烈階段之時，戶部已經無力籌集軍餉，政府財政陷入嚴重危機。

　　戶部肩負著總攬帝國財政的職責，很多時候需要麵對皇帝傳辦內廷事務的上諭和國家各項急需支出的請撥，皇帝的事與國家的支出常常讓戶部官員處於左右為難的夾縫之中。尤其是清朝晚期，隨著戰爭的頻繁和賠款、外債的激增，戶部在這種內憂外患的焦慮狀態中漸漸喪失了兼顧國家與皇室的能力。

　　作為戶部三大庫之一的銀庫匯集了全國曆年來的稅收銀兩，如果我們把戶部視為國家財政的水源，那麽銀庫就是其中最大的蓄水池，水源的豐盈與枯竭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座蓄水池。

　　清朝京師銀庫共有三座：戶部銀庫、內務府廣儲司銀庫和紫禁城銀庫，這幾個都屬於銀庫的內庫。就清代的財政體製而言，三庫衙門應該是戶部中一個相對獨立的機構。在實際的運作過程中，戶部與銀庫卻存在著差異。按照定製，戶部滿漢左侍郎應該監管三庫事務，但是實際上是由皇帝另派的“管理戶部三庫大臣”。由此可見，皇帝在“錢”的問題上不敢有絲毫的馬虎。

　　作為銀庫的主管官員，無論是三庫大臣還是戶部左侍郎，他們的主業都不是銀庫管理工作，也就是說，銀庫工作隻是兼職。真正在銀庫負責具體日常事務的，通常是由那些中下層官員負責打理。那些負責銀庫的郎中通常是三年一任，一任期滿，即使再清廉的人也能染上銅臭，私囊中飽。按照中國人的思維邏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著銀庫當然就要吃銀庫。

　　當然最讓人羨慕的還不是那些占位不管事的官員，最讓人豔羨的“肥缺”是那些具體辦事人員，也就是一天到晚進出銀庫的司庫、書吏、兵役人等，其中尤以庫兵為甚。庫兵基本上都是滿族人，同樣也是三年一換。如果漢人想要幹這活就要通過一些非正常手段冒用滿名，頂替上來。

　　一個庫兵在三年任期內，撈取三、四萬兩銀子不在話下。作為一個下層小吏能夠有如此含金量，怎不讓他的那些同行們羨慕。當然這個庫兵也不是什麽人都能當的，通常要找到滿族尚書以上的高官，花上六、七千兩銀兩打通關節才能當上。

　　其實庫兵並不是穩定的工作，它帶有一種服役性質，類似於我們今天的服兵役。政府征召他們並不要求他們去動刀動槍，而是讓他們去國庫裏搬運官銀。按理說，這是一項苦役，可是苦一點，卻能夠撈到大實惠，苦差也就成了肥缺，因此這種毫無地位可言的苦工每年輪換都能吸引成千上萬的人去爭奪。有幸中選的人，猶如我們今天買彩票中了大獎。

　　在民初流行的一本筆記小說《清代野記》裏就記載了庫丁的工作經曆，每逢朝廷選拔庫丁的時候，那些符合條件的滿族人都會花大價錢去爭相行賄。一旦當上庫丁，他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花錢聘請拳師當自己的保鏢。之所以請保鏢，是因為那些沒錢去行賄的人會聚集在一起，等在大堂下，守候著入選的人，乘其不備就把他綁架了去。綁架的目的並不是想加害於他，而是讓他們無法上班。那些被綁架的庫丁就沒辦法按時報到，朝廷就會將其除名。這樣一來，不光可以空出名額。而被劫的庫丁，也會花費數千銀兩來為自己贖身。

　　道光二十年（1840年）十月，監察禦史駱秉章領了個重要的差事，道光皇帝令他去稽查戶部的銀庫，防止國有資產流失。

　　道光皇帝是一個守財奴一般的皇帝，他把財政部清產核資這麽重要的工作交給駱秉章，自然也是對其格外信任。駱秉章受寵若驚，非常積極地投入工作，領旨後十天就到了銀庫。對於銀庫腐化之事，他早有耳聞。他到任後先是找來四名庫官談話。那四個人的姓名，他還記得清清楚楚：榮鹿、榮祿、公占和蘇隆額，清一色的滿人官員。

　　第一次接觸，駱秉章對這幾個人的印象並不好，覺得這幾人都是苟且之輩，毫無責任感意識。駱秉章後來又接連去了幾趟銀庫，工作態度極為認真。

　　駱秉章的認真，讓那些庫官們再也坐不住了。他們就找了個機會，把駱秉章請到庫內匯報工作。在匯報的時候，庫官們毫不隱瞞地道出了銀庫的運行情況。庫官的匯報內容大致如下：銀庫在接收地方捐款入庫的時候要遵守一個陋規（常例），那就是捐贈人每交一百兩銀子，我們這些庫官就要加收四兩銀子，作為收銀入庫的辛苦費。有一次成親王稽查銀庫，請求皇上將多收的四兩劃歸公款。我們也不願意白幹活，於是每收一百兩捐款，就給交款人加碼四兩。所以捐款入庫，每百兩加收四兩，那是為公家收的正款。作為我們這些庫管在完成正款的時候，還要另外再加四兩，其中二兩歸銀庫辦事員，二兩歸銀庫主管。同時奉旨查庫的禦史，也能夠利益均沾。此事已成慣例，捐款人也願意多出這些銀子。作為庫官辛苦一年，總算有了一點酬勞。

　　這在庫官們看來，是理所當然的陋規。既然駱秉章是奉旨查庫的禦史，就不是外人，也應該利益均沾，有應得的份額。庫官們道出的這番話，並沒有獲得駱秉章的認同。駱秉章卻認為這是銀庫官員的腐化表現，一個官員除了朝廷給的俸祿以外，還要多收交款人的銀子，私自分掉，這明明是灰色收入，在這裏卻被這幫人理直氣壯地說成了合法收入。

　　駱秉章並不是官場上的生瓜蛋子，他也明白官場上的這些那些貓膩。他還想了解更多的情況，就問他們一年能掙多少？庫官給出了一個保守數字，那就是一年能夠到手大約兩萬兩銀子。

　　這個數字讓駱秉章很是吃驚，他在心裏盤算了一下：像自己這樣一個正七品的監察官員年俸祿不過就是四十五兩銀子，如果不加上灰色收入，像他這樣的七品官員一輩子都攢不起來兩萬兩銀子。要知道他所生活的這個時期是清朝的道光時期。

　　在清朝的十二個帝王中，道光皇帝應該算是最摳門的，正因為摳門，他才把錢看得重於一切，才會想到反腐倡廉。道光元年（1821年），剛剛即位的道光皇帝就作出決定：清查陋規。這是道光在利害權衡之下的一種無奈之舉，國庫裏的銀子是有限的，要把有限的經費用在刀刃上。作為官員哪些是該拿的，哪些又是不該拿的，都應該有個界限，不能揮霍無度。

　　讓道光皇帝沒有料到的是，自己其實是在玩一種危險的權力遊戲。他的諭旨頒布以後，並沒有贏得各方勢力的叫好與回應，聽到隻是一片反對之聲，其中包括一些忠君愛國之臣。官僚集團反對的主要理由是，陋規本來是大清律令所禁止的，皇上即位不久就明令準許，實在是有失政體。與此同時，那些靠陋規中飽私囊的官員也對道光皇帝製定遊戲規則表示不滿-以後要是隻能拿辦公經費的話，這陋規還有什麽拿頭呢？索性從財政劃撥好了。

　　由此，道光皇帝即位後的第一項改革措施就這樣麵臨流產。已經年近四十的道光皇帝在這件事卻陷入困惑，他真的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高舉改革大旗，還是讓改革偃旗息鼓。事實上這樣的困惑牽涉到幾個重大的原則問題：名與實，國體與政體，手腕與手段，道德與利益。他必須做出一種取舍，這種選擇隻能是單一性的，因此顧此失彼就成了難免的事。

　　道光皇帝很快就做出了取舍，那就是停止清查陋規。並且他還找到了吏部尚書英和來當這個替罪羊。為什麽需要替罪羊呢？因為當初也正是英和建議道光下詔，清查各省官場的陋規，以整頓吏治的。既然不改革了，那麽就要向官員們有個交代，不然他這個皇帝給人的感覺是朝令夕改太過隨意。

　　雖然道光皇帝的權力之道有一個陽光燦爛的開頭，但是隻能收獲一個暗淡無光的結局。在朝令夕改的皇權遊戲背後，讓我們見識到的是這個世界上最有權力的男人在麵對潛規則大行其道的權力博弈時所表現出來的慌亂。每個有抱負的君王都試圖開辟一條嶄新的權力之道，可讓他們真的去麵對混沌的官場文化，去重新定義官員的利益時，他們也會不由自主裹挾進權力的泥沼，成為異形規則的犧牲品。

　　道光皇帝平時用膳不過四道菜，除上朝穿的龍袍外，平日裏所穿的衣服破了打上補丁繼續穿。他還要求，自己的嬪妃平時不得穿錦繡的衣服。另外除太後、皇帝、皇後以外，非節慶不得吃肉。有一次，皇後生日，道光皇帝決定為皇後祝壽。於是，滿朝親貴重臣獻上壽禮，拜完壽，自然留下赴宴。開宴後，眾人發現每人麵前隻有一碗打鹵麵，後來聽說，為此次壽筵，道光帝特批禦膳房宰了兩頭豬。盡管如此，皇後還是非常高興，因為道光皇帝曾經明確規定：皇帝生日的萬壽節、皇後生日的千秋節及除夕、元旦、上元、冬至等慶賀禮儀筵宴都停止舉行，這一次算是破例了。

　　對於道光皇帝的節儉之舉，朝中大臣們也是亦步亦趨，投其所好。

　　官員們的節儉，隻是做出來給自己的皇帝看的，而私底下，該撈的錢一分也不會少，該花的錢同樣一分也不會少。當時道光皇帝最信任的首輔大臣穆彰阿極力迎合道光皇帝，在生活上麵極其節儉。可是在私底下卻幹了許多貪贓枉法、窮奢極欲的事情。有一次，皇太後過生日，道光皇帝害怕鋪張浪費特地下旨，“天子以天下養，隻須國泰民安，便足以盡頤養之道，皇太後節儉垂教，若於千秋大典過事鋪張，反非所以順慈聖之意”，因此大小臣子隻須入宮行禮就行了，不送禮，不擺酒席。但是道光皇帝最信任的首輔大臣穆彰阿表示，千秋節的一切開銷都由臣民孝敬，不花內務府一文錢。道光一聽挺高興，同意了。結果，穆彰阿到各省大小衙門勒索孝敬，從一百兩到五十萬兩銀子不等，除極少一部分用於慶典外，足足撈了一千萬兩銀子。

　　道光皇帝對此蒙在鼓裏，上有所好下必附焉。這時北京城裏的舊貨鋪子把庫存的破衣爛衫都拿出來賣個好價錢，舊衣服往往賣得比新衣還貴。有些窮京官兒買不起，隻好將新衣做舊，把新袍子挖幾個破洞弄點髒墨水再打上補丁。道光皇帝上朝的時候，看見滿朝文武都穿著舊衣破袍，龍心大悅。他認為自己倡導的勤儉節約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於是將這場節儉秀演繹得更加生動。

　　在道光皇帝的影響下，表麵看起來官場風氣有了根本性的轉變，其實官員們私下裏奢華依舊。他們穿著舊衣破袍行走在宮門內外，就像模特走在T型台上，既然皇帝喜歡他們這樣秀，他們隻好投其所好。

　　大清王朝因為道光皇帝的身先士卒，讓權力係統陷入這種虛幻的節儉風氣之下。盡管如此，也擋不住這些銀庫的官吏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大肆貪汙。這讓駱秉章憤怒不已，他問庫官，你們這麽大肆撈取灰色收入，皇帝知不知道。如果已奏明皇帝，我就遵守你們的遊戲規則，收取這筆灰色收入。如果沒有奏明皇帝，我是一分錢不敢收取。

　　駱秉章這句話是明知故問，他知道這幫庫官本來奉行的就是灰章程那一套，哪裏還會有膽量讓皇帝知曉？

　　庫官們見駱秉章不屑於與他們這些人同流合汙，也不強求。可是庫官們不能因為來了這麽一位油鹽不進的禦史，就斷了自己的財路。庫官們在沒有摸清底數的情況下，就將自己的利益分潤規則說了出來。既然事已至此，他們也不打算再作隱瞞，直接將話挑明了說：“既然駱大人不願意收取自己應得的那份，我們兄弟還要收啊！”言下之意是說，既然你不願意和我們共同發財，也請你不要擋了我們的發財道。

　　駱秉章見對方大言不慚，自己也不隱瞞觀點。他告訴庫管，如果這件事損害了朝廷利益，那麽他就要認真考慮。如果對無損朝廷利益，他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過去了。他平生從來不受任何人挾製，如果他拿了這份灰色收入，就沒法做到秉公辦事了。

　　對於駱秉章而言，生活在那樣一個社會環境中，政治製度存在著那麽多的漏洞與誘惑，什麽樣的人能夠長期頂得住？常在河邊走，就是不濕鞋，這是一項難度係數極高的活法，幾人能夠做到？除非不在河邊走或是不穿鞋。他駱秉章也是人，同樣有妻兒老小，有七情六欲，也要生活並且也要體麵地生活，自己有道德堅守，家人的反對之聲，現實的橫比豎看，外界的進攻利誘，同僚的諷刺打擊，十有八九要被拖下水。清官的生存環境很艱難的，是在夾縫中掙紮。對上，必須同皇帝搞好關係，皇帝一旦翻臉不認他這個清官，他是苦了自己又苦了家人；中間，他還要和官場中的腐敗勢力苦苦周旋，隨時防範致命的傷害，還要運用妥善的方法抗擊腐敗勢力；對下，要關注民生，為百姓饑苦奔走。

　　可以這麽說，駱秉章在做出選擇的同時，就等於在這個世界選擇了一種最累的活法。

　　沒過幾天，庫官又來找駱秉章談話。既然大人不肯收下這四兩銀子，那還有一個辦法。就是你讓銀號的人都來上繳捐款，每年大約也能收入一萬多兩。

　　駱秉章還是沒有同意，庫官實在沒有辦法，隻好另想辦法。庫官們找到駱的一個姓李的同鄉當說客。這位李姓同鄉也沒有兜圈子，隻是詢問駱秉章想不想收到見麵禮？如果肯收，各銀號馬上會送上門。

　　所謂的“見麵禮”，也就是上級官員剛剛到任，下屬官員按照常例前往參拜，大家見個麵，算是認識了。見麵不能空著手，這樣顯得不夠誠意，所以要帶上“見麵禮”，以示尊崇。這種“見麵禮”也叫“贄禮”或“贄見禮”，或是稱“上任禮”或“到任規禮”。州縣官員要向自己的上司送“見麵禮”，衙役在州縣官員剛剛上任時也要送上“見麵禮”。與“上任禮”相對應的是“離任禮”，也稱之為“別禮”，它是在上司升遷、調動離任時送的。第一次參拜上司要送“見麵禮”，平時拜見也要送禮，稱為“門禮”、“門敬”，送的禮銀稱為“門包”。“門包”從字麵上理解是送給守門人等隨從人員的，但是這項費用的享用者，很多時候並不是官員的隨從、家人，而是官員本人。

　　駱秉章很是好奇，就詢問這份“見麵禮”的數目是多少？為什麽要送自己“見麵禮”？

　　李同鄉就告訴他，這份“見麵禮”大約有七千兩銀子。一年中的三個重要節日（春節、中秋、端午），每次都要送七千。他們送錢的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請您在關鍵時候能夠法外開恩，不要挑他們的刺，堵住他們的生財之道。

　　駱秉章還是不肯妥協，他認為這是自己的一項工作，而捐款是銀號的一項業務。銀號做好自己的業務，有錢賺就接受捐款業務，沒錢賺就不要隨意接活。駱秉章請自己的同鄉轉告各家銀號，按照規定繳納成色足夠的銀子，自己就不會挑刺，如果以少充多，銀色低潮，自己絕對不會坐視不管的。

　　李同鄉沒有料到駱秉章會把話說到這個份上，隻好怏怏而歸。緊接著，駱秉章的故交好友紛紛登場來做他的思想工作，都沒有收到效果。

　　在駱秉章看來，稽查銀庫並不是多麽難辦的差事，對於一名監察官員來說，這件事不是難在辦案上，而是難就執法官員能不能突破權力賦予的灰色章程。這些人希望自己收黑錢，就是想讓自己和他們一起來蹚這趟渾水。隻有水渾了，才好渾水摸魚。作為一名監察官員，一旦遵循了這種遊戲的玩法，不要說辦案，就連自己的身家清白也會搭進去。

　　駱秉章在銀庫任職，每個月隻收夥食費三十八兩銀子，並且從一年所得的夥食費中，拿出一百兩，給予車夫和跟班，不準他們在銀庫裏索取分文。收銀放銀，嚴密稽查。一時之間，名聲大噪，他的這些做法讓那些庫官們無所適從。為了把住收發兩關，駱秉章用最原始的盯人法，他搬來一把椅子，就坐在天秤對麵，把砝碼查核一遍，不給收銀員任何做手腳的機會。

　　駱秉章抓住兩大關鍵。一是發放數目最大的，通常是八旗的錢糧。隻要稱銀時查驗清楚，防止多出就行。二是作弊最多的環節是收銀。捐款和崇文門的稅銀，在接收的時候問題是最多的。收銀員常常把六七百兩或四五百兩當作一千兩收進來，導致庫銀虧短。

　　為了防止收銀作弊，駱秉章事先令人打掃銀堂。隻準銀號一人、銀庫收銀員兩名進入。一名收銀員上砝碼，另一名收銀員上銀子。禦史必須當麵稱兌，不準收銀員壓秤。如果銀兩不足，還須添補，隻準將銀子逐錠輕放；庫官用錘子敲秤，必須敲在當中，不準敲在旁側。

　　每天讓一個人盯著那麽多白花花的銀子，就像裸眼盯著太陽看。時間久了，就算是火眼金睛也會讓人受不了的。即使如此痛苦，駱秉章連眼睛都不敢多眨，生怕收銀員趁其不備就做了手腳。對於駱秉章來說，銀庫監察官的差事除了辛苦，還得罪很多人。關係好的人來繳銀，因為他的不徇私情，難免反目成仇。不過，駱秉章的性情溫和，往往柔中帶剛地就化解了。有一天，乾泰銀號的掌櫃領著一個人來交銀子。掌櫃瞅準時機，湊到他身邊耳語道：“此人就是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潘世恩大人四公子的親戚的家丁，想必四公子已經給大人打過招呼了？”

　　潘世恩是駱秉章的恩師，又是朝廷重臣。掌櫃提到的這位潘四公子的確在事前向他打過招呼，說有個親戚要來交銀捐個官做。駱秉章不敢怠慢，連忙吩咐收銀員稱銀。來人要交八百五十兩銀子。庫官稱過以後，提議少秤二十五兩，按照八百五十兩算。

　　駱秉章雖然心裏有數，可還是要堅持自己的原則，一分都不能少。這件事很快傳揚出去，潘相是駱秉章的老師，他都絲毫不留情麵，何況是其他人？從此以後，再也沒有人到駱秉章家裏來說情了，因為說了也白說。

　　駱秉章不願意與庫官們同流合汙，可是憑他一己之力根本無法扭轉權力運行所形成的陋規。庫官們謀利的手段層出不窮，一個駱秉章又怎能應付得過來。從前銀庫官吏做手腳，隻是在庫外截留，截多截少，都是由書辦決定。他們一旦發現庫內有盈餘，便截留解數，在外瓜分。這是多餘的款額，對公家造成不了損害。後來出了一個外號叫做穆麻子的庫官修改了章程，原本油水很大的書辦隻能得一筆好處費，收方盈餘都歸官丁所有，公家究竟虧損了多少，也無從考究。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五月，銀庫出了貪汙大案，朝廷追究駱秉章失察之罪。道光皇帝將其革職，並且罰他賠償公款。這時候駱秉章雖然已經轉崗，補授奉天府丞兼學政一職。由於這個案子的連帶效應，駱秉章隻好回京接受處罰，當他看到皇帝給自己開出的那張罰單時，他驚疑莫名。驚的是一萬二千八百兩銀子無異於天文數字，疑的是皇帝為什麽要給已經離任的自己開出這麽大一張巨額罰單。更何況自己在庫官任上的清廉是人盡皆知的事，這麽的銀子什麽時候能賠上。

　　國法無情，清廉如駱秉章也未能逃脫罪責。他在親戚朋友、門生故舊的捐助下，用了大半年的時間，才算將所罰的款項繳齊。

　　其實駱秉章在這裏實實在在做了一回冤大頭，他在任上兢兢業業，沒想到最後還是以賠款了事，成了皇帝眼中的黑烏鴉，可見銀庫的這汪水有多深。在這裏我們可以來大致了解一下，銀庫究竟水深幾許，能夠讓一個秉公執法的清官成為冤大頭。

　　銀庫，從性質上來說，它就是一座倉庫。不同的是倉庫前麵多了一個“銀”字，就和錢打上了交道。當權力成為打開這扇倉庫的鑰匙，那麽監守自盜的事也就自然而然地發生了。對於這一點，像駱秉章這樣的監察官員也是心知肚明的。可是在實際操作中，潔身自好者也無法擺脫灰章程帶來的束縛。

　　為了防止庫銀被盜，朝廷對那些在銀庫服役的庫丁也是防之又防。庫丁在銀庫工作期間，無論冬夏一律要求裸體入庫。他們在進入庫房時，要排著隊從堂官公案前魚貫而入，進去以後可以換工作服。如果幹活幹累了，庫丁可以出去稍微休息一會兒，但出來時依然要裸體走到公案前，兩臂平張，露出兩脅，胯部也要抖一抖，還要張嘴像鵝一樣大叫。雖然監管如此嚴密，可那些要錢不要命的庫丁們仍然有漏洞可鑽。

　　坊間有傳言，這些庫兵基本上都是子承父業，從小就是在家長的要求下按照一個職業庫兵的標準來修煉自己的。他們那套高超的職業技巧，絕非一日之功。我們就拿肛門夾物這門絕活來說，沒有十年功夫是練不出來的。修煉者先練習夾雞蛋，然後逐步升級，依次換成鴨蛋、鵝蛋，以至於鐵蛋。修煉到最後，這些庫丁每次能夠夾圓錠十枚，足有一百兩之多。等到他們進入銀庫服役，就可以作案了。每逢出入銀庫，庫兵們就把銀錠藏在肛門中，夾帶而出。在各地的官銀中，庫丁最喜歡的是江西官銀，外形光滑無棱，夾帶方便，被稱為“粉潑錠”。

　　我們可以大致推算一下，每個庫丁平均每月輪班三四次，每次出入庫多達七八次，少也有三四次，每次夾帶以五十兩計，四次也就有二百兩了。這也難怪，庫丁這個職業在當時會如此受到大眾的青睞。

　　對於一個苦役庫丁來說，雖然無品無級，可是他的實際權力的含金量卻非一般官吏可比，庫丁盜銀已經沒有秘密可言，《清代野記》的作者張祖翼曾經去戶部轉餉。他在文中記錄下了這一幕：在銀庫的門前有一茅廁，裱糊得密不透風，庫兵到此後就會將贓銀卸出，然後埋起來。有時為了能夠多偷銀錠，庫丁在搬運官銀時會借口勞累休息，然後多次夾帶銀錠到茅廁。等到茅廁中的銀錠積累到一定數量，庫兵就會用水桶將其運走。水桶通常是庫兵入庫時帶來的，因為每次入庫前都要用清水灑塵，所以庫兵們會把水桶改裝成夾底的兩層，以便作為作案工具。等到堂官走了以後，庫兵們就會若無其事地挑著裝著庫銀的桶走出來。

　　庫丁的法定權力就是搬運官銀，出的是體力活。在這一點上，他與普通服役人員並無二致，怎一個累字了得。對世人來說，他們更為看重的是庫丁的實際權力，那就是賄賂官員，將其拖下水，然後將盜取官銀半公開化。庫兵三年更替，等到役滿的時候，一個人可餘三四萬金不等。他們的管理者銀庫郎中也同樣是三年一任，任滿，貪者可餘二十萬，就算是一個清廉的官員亦能餘十萬。

　　庫兵的工作具有一定的風險性，他們雖然能夠通過超越人體極限的技術手段偷盜庫銀，但是與那些能撈會貪的庫官大員們相比，畢竟是一樁小買賣。這些人動輒幾十萬、上百萬的挪用公款，獲取的利益要遠遠小於風險。戶部銀庫自乾隆時期和珅當國後，就從來沒有認真清查過。嘉慶年間，雖然朝廷也曾經派過專官盤查，但由於受到庫吏的腐蝕，那些負責監督的官員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走走形式。

　　隨著晚清吏治的腐敗，銀庫的侵蝕現象愈發嚴重，就像當時有人寫道：“子而孫，孫而子，據為家資六十餘年矣”。銀庫官兵上下沆瀣一氣，時間一久，不出大問題才是真的有問題。

　　嘉道時期，銀庫的製度已經形成一整套陋規體係。當皇帝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時，就會采取補救措施。這時候就會派禦史駐點清查銀庫，禦史也是人，駱秉章那樣的清廉之士畢竟鳳毛麟角。按照當時的陋規，庫官會私下向禦史奉上規銀三千兩，就連禦史身邊的仆從也能得到兩三百兩。

　　道光十年（1840年），禦史周春祺經過一番調查取證後，獲取了大量銀庫幕後交易的證據，他打算將調查結果上奏朝廷。他的姻親、曾任戶部尚書的湯金釗就勸阻他：“此案若發，必藉數十百家，殺數十百人，沽一人之直而發此大難，何為者？”也就是說，這個案子如果被揭發，將有很多家庭被抄沒，很多官員被殺頭，你不能因為隻考慮自己的政治前途而沽名釣譽，興此大難。

　　雖然周春祺聽從了他的建議，沒有將這件事捅出去，但是權力運行過程中的千瘡百孔還是會有糜爛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