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邏輯

第二十一章 翰林的權力管道

　　在京城的大小京官，很多人都是出自翰林院。我們就拿翰林來說事，對於一個初涉官場的人來說，能夠混上一個翰林身份應該說是無上的榮耀。一方麵可以得到時下知識界的認可，另一方麵也可以得到皇帝的賞識和恩寵。這兩方麵可以使得自己獲得官場升遷的資格。

　　翰林作為皇家人才的儲備基地，成天與皇帝和高級大臣們打交道，經常出席朝廷各種重大典禮，是個讓人感覺很有麵子的職業，地位顯赫自不必說。然而與此相對照的是，翰林們的收入卻與自己地位極不相稱，時人常有“窮翰林”之謂。在清朝的俸祿體係中，一個七品京官的年俸是四十五兩。乾隆體恤京官們的日子過得有些捉襟見肘，就將京官的工資標準大幅度提高，實行的是例支雙俸。就是說，每個月為京官開雙份工資。這樣七品京官的工資就增加到了每月九十兩。另外再發一些糧食，“每正俸銀一兩兼支米一斛”，還有四十五斛（二十二點五石）“祿米”。錢和糧食加在一起就是七品京官的全部收入。按照當時一石糧食值一兩五錢四分銀子換算，他們的收入也不過就是一百二十四兩六錢五分。這些錢糧放在一起，折算成今天的人民幣也就二萬五千多塊錢。

　　作為一個七品京官一年收入二萬五千多塊錢，那麽他一年需要花去多少錢呢？張之洞在《請加翰林科道津貼片》為七品京官們算了一筆賬：“計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須一金。歲有三百餘金，始能勉強自給。”這話就是說，一個很會過日子的七品京官每天也需要花一兩銀子，一年算下來要花銷三百多兩銀子。收支對比，一個七品京官每年要欠下二百多兩的債務。如果真是這種境況，做京官成了一樁賠錢的買賣。而在這一點上，似乎也不難找到佐證。光緒年間的京官李慈銘在日記裏記載他一個做京官的族弟“屋宇倚漏，人有菜色”。住的房子漏水，因為缺乏營養臉有菜色。當時也有翰林做詩來哭窮：“先裁車馬後裁人，裁到師門二兩銀。師門三節兩生日，例饋賀儀銀二兩。唯有兩餐裁不得，一回典當一傷神。”京城的老百姓中也流傳這樣一句話：“上街有三厭物，步其後有急事無不誤者：一婦人，一駱駝，一翰林也。”這句話形象地道出了小京官的嘴臉，走路上班，還要邁八字步擺架子造成交通堵塞，急壞了跟在後麵有急事要辦的主，隻有在心裏詛咒他們。

　　其實“低薪製”對於官員們來說隻是繡花枕頭，中看並不中用。雖然打著為朝廷節約開支的旗號，但是作為一把雙刃劍，它傷害到的往往是那些奉公守法的清官。清官們買不起房，住在京城外圍的棚戶區，一個個麵有菜色。

　　對於那些貪婪的食權者而言，“低薪製”無疑給了他們一個搜刮灰色收入的充分借口。朝廷俸祿如此低，“不取之百姓，勢必饑寒”。這話就連皇帝聽了，也覺得有七分道理。在這種心理驅使下，皇帝也不得不對官員們的“灰色收入”保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由此使得明清時期的官員貪汙舞弊成為可以原諒的行為。

　　當然像翰林院這樣清水衙門裏的京官是個特例，因為他們手裏可供支配的權力資源十分有限，那麽，通過權力來獲取灰色收入的基本條件也有限。但是為了能夠在這條食物鏈上存活下去，京官們也會學著在鋼筋水泥的權力叢林裏四處打洞找出路。有想法總會有辦法，許多京官的智慧還是無窮的，他們能夠從一些不是機會的機會裏發現有機可乘。

　　清代中後期，京官通過替外官（地方官）跑關係，找門路，落點手續費和跑腿錢。能夠搭上地方這條權力管道，無異於從權力結構的上層插下了一根隱形的供血管道。很多人靠著地方的供給，也活出了不一樣的精彩。雖然在他們的詩文裏和抱怨裏還是在不停地哭窮，可不知不覺哭出了“幸福的味道”。

　　小京官們在為自己的生計發愁的同時，朝廷往往也在有意無意地為他們解決生計之困。清朝的政治體製中為京官特別是翰林們提供了一個擺脫貧困的管道，那就是“得差”，我覺得將其改為“得錢”更為恰當。就是將翰林們下派到地方上辦理公務，在辦公務的過程中，這些離開京城的翰林們才算真正得到權力的滋潤。雖然他們在京城隻是個小角色，但是到了地方卻是皇命在身之人。

　　那些地方官員對大京城來的“小角色”絲毫不敢怠慢，就算不求他們回去後為自己美言幾句，也要避免他們回到京城之後對自己的禍害。

　　京官們都希望能夠得到這樣一次出公差的機會，可以發一筆橫財，何樂而不為。況且這筆橫財還不是小數目。何剛德在《春明夢錄》中說：從前京官，以翰林為最清苦……所盼者，三年一放差耳。差有三等，最優者為學差（即外放為各省學政）。學差三年滿，大省分可餘三四萬金，小亦不過萬餘金而已。次則主考，主考一次可得數千金。

　　朝廷下派翰林們的差使大多是鄉試主考。國家對這項工作非常重視，所以對主考官待遇頗厚。擔任主考，可以先從戶部領取部分路費。主考官的灰色收入也是因地而異，標準不一。比如說，乾隆三年（1738年）規定各省路費標準：雲南八百兩，貴州七百兩，四川、廣東、廣西、福建、湖南六百兩……嗣後乾隆六年又規定，戶部每人先給二百兩銀子。

　　正如混亂的薪酬製一樣，差旅費也是一筆糊塗賬。所謂預支，就是說剩下的也無需繳還。而考官出行，都是由沿途的驛站付給夫馬，並不需要自己掏錢，所以朝廷發的差旅費也基本上進了個人腰包。

　　鄉試結束的時候，地方官場按照規則還會送給主考官員一筆價值不菲的“辛苦費”。這筆收入，對於一個窮翰林來說，無異於買彩票中了一次大獎，往往會使他們一夜“暴富”。此外還有中舉者的贄敬（為表敬意所送的禮品）等灰色收入。另外作為主考官，銜皇命選才，既是一種榮譽，又可以成為這些舉人的“座師”，也就是說翰林是賺大發了，不光有錢收，而且還能收獲官場上的潛在人脈，可謂一舉多得。

　　清朝光緒年間做過戶部司官的李慈銘曾經在他所著的官場日記《越縵堂日記》裏，對自己的京官生活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解構。李慈銘當時在戶部任郎中，戶部是總管全國錢糧的一個油水部門，被稱為“富部”。能夠在戶部謀上一官半職，應該是京官們夢寐以求的事。

　　李慈銘所在的江南司是戶部的第一司，也稱“頭司”，因為它主管著全國賦稅最多的江南省。李慈銘的郎中是個多大的官呢？應該說不算大，也不算小，正五品，也就是相當於一個司的司長。能在戶部撈到一個司長當，應該說李慈銘在京城裏混得也不算差。更為重要的一點，他所占的位子是令京官們羨慕的肥缺，權力能榨出油水。可就算身居肥缺，也擋不住李慈銘哭窮。按照李慈銘的官場日記裏記載，他一年的收入主要來自四個方麵：正俸、饋贈、印結銀、鄉賢祠外官捐銀，還有書院的束修等工程項目。

　　在日記裏，李慈銘詳細記錄了自己在光緒十三年（1887年）的收入情況：這一年他得到的工資收入是135兩銀子（俸銀加上養廉銀）和大約1200市斤（7.8石）的糙米。按照當時的京城米價大致是一石3兩銀子，如果按現在的米價和人民幣折算，大約是當時一兩銀子值現在的100元錢。這樣，135兩銀子就折算為13500元人民幣，月工資隻有一千來塊錢。而李慈銘一年的總收入高達2061.2兩、米7.8石，合成今天的人民幣可達30萬元。李慈銘一年的工資收入和實際收入之比為1：15，兩相比較著實令人震驚。

　　在李慈銘的灰色收入中，我們就拿饋贈和印結銀來說，這兩項灰色收入主要是指外官的贈送，這也是李慈銘灰色經濟來源的主要渠道。換言之，如果官家製度能夠有辦法將這兩個渠道堵死，在當時的低俸製下，京官們想要活得滋潤還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可惜，官家製度在這裏玩的卻是故意一漏。堵不上，也堵不了。

　　清代京官與外官的收入根本就不在一個級別上，因為京官在死工資之外的灰色管道很有限，而外官們在地方上可以擁有吸納灰色收入的各種權力管道，名目不一。這讓我想起小時候吹氣球，掌握不好技巧，我們會將氣吹向一端，使得局部膨脹，結果沒等氣球吹到最佳狀態就爆掉了。如果我們掌握好技巧，將氣吹得分布均勻，氣球會吹得又大又圓。同樣的道理，通過權力管道吸納的灰色利益，不能隻肥一端，這樣就會使權力管道局部肥大造成堵塞，而不能自由流通。何況食權者都是在官僚體製裏過日子，隻肥局部，也不合規則。

　　如果說權力是自上而下的貫通，那麽權力所能夠產生的灰色利益則應該是自下而上的吸納。外官需要在京城各部衙門建立關係網，所以他們每次進京，都要給京官們送點禮。這種送禮的方式還有著聽上去很不錯的名字，夏天孝敬京官買冰消暑的錢稱為“冰敬”、冬天燒炭的取暖費稱為“炭敬”、官員離別京城就任地方時的“分手禮”稱為“別敬”。如果遇到年節，還要送“年敬”、“節敬”。這類饋贈，少則數兩數十兩，多則數百兩。

　　如果認真歸類，這固然是官場腐敗的一部分，但是混跡官場之人，似乎還沒有聽說誰會拒絕這筆小小的“灰色收入”。因為數目不多，麵積太廣，人們受之坦然，實際上這隻是清代官場諸陋習之一。

　　即使那些生財無門的清貧官，逢年過節，也要想盡辦法給自己的座師等人送上節日紅包。事實上，幾乎所有的京官都在張著欲望的大口等待送上門的饋贈，其中的清廉者也不是沒有，不過太少。他們有自己的利益計算，自己並不是一個見錢眼開之徒，也不是一個官迷。可他們總要為屬下著想。

　　古代做官，裸官者很少，基本上都是組團赴任。P股後麵跟著家丁、童仆、跟班等等，他們大老遠跟著你千裏赴任，不是觀光旅遊，而是為謀生計。還有那些鞍前馬後為你服務的書吏、衙役、門子，他們也是為了能跟著你風風光光，狐假虎威撈油水。就算京官自己不要一分錢，你又怎能讓人家一分不取？如果官員都去學了海瑞，他們也跟著吃不起肉，官員身邊早就沒有一個幫手了。

　　李慈銘在自己的官場日記裏說，京官窮得沒辦法，每逢一個地方官進京，都要摸摸底，看看有沒有同學、老鄉能夠扯上關係。如果有的話，就要想方設法去攀附，先是去拜見，然後是請吃飯，希望從中獲得一點好處。光緒十三年，李慈銘所得的這一類收入總共是418兩。

　　我們再來看一看印結銀，這項費用又是從何而來？清代各省人士到京城辦理捐官等事宜，要請同鄉京官證明其申請材料（身世、履曆等）所說情況屬實，為此需要一份蓋印的保結文書——印結。這個印結不是白拿的，而要花錢去買，所花的銀子就是“印結銀”。李慈銘在這一年得到的“印結銀”達346.1兩，算是比較多的一年。

　　李慈銘在這裏吃的是灰色收入，也稱為“陋規”。官場陋規是按照權力和權力關係來設計和實施的。隻要存在著權力關係，就同時存在著陋規，而與對方級別無關。在李慈銘所生活的那個年代，除去那些在編不在崗的（候補京官），光是在職的京官就有近6500人。

　　李慈銘在當時是個正五品的郎中，在他上麵還有四個品級，下麵也同樣有四個品級，而正五品剛好處於九品官製的中央地帶。

　　洪振亞先生在他的《亞財政》一書裏就以李慈銘為例子去推測京官集團在一年時間裏所收受地方官饋贈禮銀的總額。按照李慈銘在光緒十三年裏的收入來推測，剔除那些實物型禮物，也不算絕大部分官員都沒有的特殊工程項目，隻算饋贈禮金、印結銀和鄉賢祠外官捐銀（即團拜銀）等項目的真金白銀，這三項合起來就是962.1兩。這個數字作為所有京官平均每年收受的工資外收入應該是不算太離譜的。

　　如果我們以這個數字為基數，6500名在職京官收受的灰色收入竟達到640萬兩白銀。這可就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小數目了。

　　李慈銘一年20萬元（折合人民幣）的收入的確使他幸福得像花兒一樣，而事實上，他在日記裏走了兩個極端：一邊在哇哇地哭窮，一邊又在日記裏炫耀著自己在京城裏的幸福生活。

　　京官哭窮，難免會讓人生出疑惑。要知道那些京官基本上都是文人出身，其中“為賦新詞強說愁”者不在少數，能夠不抹辣椒水就哭出眼淚已經算是對得起觀眾了。這樣的京官既有自己的生活圈子，這個圈子又形成了自己的習氣和做派，而維持這樣的生活習氣和做派，俸祿肯定是不夠用的，這就要求京官們開動腦筋，想出突圍的辦法。辦法可以有以下幾種：一是外任，二是辦差，三是接受外官禮銀，四是貪汙受賄。

　　與收入相對應，李慈銘本年度的支出高達2000兩銀子，基本上是收支平衡，而能略有盈餘。從其支出項目來看，李慈銘的日子過得相當不錯。消費中日常生活之必需的各項花費不過是250兩銀子，隻占到總支出的八分之一。

　　如果我們把這些支出視為消費結構中的生存消費，那麽就可以看到這個消費其實並不高，對李慈銘來說沒有任何壓力。

　　從李慈銘的賬目支出中可以看出，像他那樣的京官是普遍存在的，他的支出有很大一部分花在享樂性消費上。他用於饋贈上級等社會交往花費200兩，在外麵消費時打點的小費（犒賞）100兩，與朋友飲宴花去160兩；到戲園子聽戲（娛樂）消費60兩；購書花去200兩；包了一個二奶（買妾）花去180兩，還有其他30兩。京官的生活，幾乎是日日聚宴。清人張宸的《平圃遺稿》說，京官聚宴習以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於人數”。也就是說，別人請客你不能不去，別人請客你也不能不回請，否則你就不是這個圈子裏的人。李慈銘的日記中載，自己一年支付各個酒店的飯錢就達百餘兩。而他對自己下的定論是，因為不喜交往，他的朋友圈子並不算大。按這種邏輯，如果交際圈子大，不知還要到何種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