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邏輯

第七章 皇權的親密敵人

　　洪武六年（1373年）前後的某一天，剛剛登上帝位不久的朱元璋接見了江南首富沈萬三，在這次會麵中，國家之主與財富之王有過一次非常精彩的對話。能夠得到帝國新主人的召見，沈萬三的內心自然有著極大的滿足和得意。這時候的沈萬三，還無法預見十年後自己的人生結局。在他的觀念裏，一個擁有財富的男人，和一個擁有權力的男人，就算不是平等的，最起碼也是利益夥伴。帝國首富做夢也不會想到，他所擁有的財富有一天會被權力血盆大口吞噬，而自己也就此淪陷於萬劫不複的泥沼。

　　中國有句老話“富貴險中求”，也就是說商人是一群風險偏好者，他們的富貴往往伴隨著風險。在古代的商業環境中，商人們險中求來的並不是大富貴，隻是賺些活命之資罷了，大的富貴隻能在權力係統中尋求。正因為如此，才有了官商這個共同體。官商，一半是權力，另一半是經濟勢力，是權力與經濟的畸形結合。買賣關係是官商結合的基礎，是一種赤裸裸的權力尋租，是權力集團的社會效益，與市場經濟的平等契約精神沒有多大的關係。官商的出現，使社會商業完全成為一種特權者的遊戲，生產經營並沒有按照商業定律在運行。古代政治製度放大了這種以官商關係為基礎的行為，這樣就等於打破了正常的市場規則。

　　在秦朝統一之前，商業雖然不是社會結構中的主流，但還是足夠發達的，所謂的商業網也是在這一時期形成的。等到秦始皇統一天下，商業活動受到了權力集團的抑製。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時代，這一傾向也是反反複複。尤其是在漢武帝時期，抑商政策達到了巔峰，在當時但凡能夠盈利的行業基本上都被權力集團所控製。

　　中國封建時代是典型的官本位社會，權力集團作為國家政治勢力的代理人，他們手中掌握著對老百姓生殺予奪的權力。為了實現集團利益的最大化，他們會選擇將權力直接兌換成財富。商人地位處於“四民之末”，由於其社會地位及其在權力結構中的不穩定性，使得自己的利益無從保證。他們既要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又要承擔買賣虧本的風險，另外還有各級官府的盤剝，地方黑勢力的敲詐和掠奪。為了亂世求得生存，他們就要在權力集團中尋求庇護。因為隻有權力才能超越經濟力量。而這種庇護就是一種利益的交換，我出錢你出權，然後謀取利益再共同分割。這樣就造成了官商勾結的惡性關係，在商人們看來，要想獲取更大的利益，就要奉行“是官當敬”遊戲規則。

　　在中國古代社會中，那些口袋鼓鼓的富商大賈就有“遊諸侯”、“交將相”的光榮傳統。一個商人要想立足於規則大於法製的時代，肯定要用手中財富打開權力的通道。

　　有了權力的保駕護航，商業在盛唐和南宋時期都曾經有過輝煌的時刻。到了明正德、嘉靖以後，商人的地位有了明顯改觀，國家允許商人子弟進入官家的權力係統，這樣就打破了長久以來不許商人子弟入仕為官的禁錮。隨著商人子弟不斷進入官場，其家族的社會地位也逐漸抬高。而這些進入權力係統的商人子弟，又憑借著手中的權力反哺商業。這樣就使得官商一體化愈演愈烈，權力與財富一起水漲船高。

　　沈萬三是元末明初影響力最大的商人，民間流傳一句諺語：“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柳樹，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沈萬三出生於吳興（今浙江湖州）南潯鎮的沈家漾，後遷居蘇州昆山的周莊。他最初投身商海的時候，與很多商人一樣，對於政治，他采取的是一種既不遠離，也不親近的態度，隻是一門心思地研究“市場調節”。相鄰吳江縣的巨富陸老先生一句話點醒沈萬三：“經商之興衰與國家之興衰緊密相連……那些元人，隻怕是兔子尾巴長不了。風煙四起之際，既為經商設置關卡重重，又平添了許多機遇，是英雄還是梟雄，這就看你如何把握了。”

　　綜合各種史料來看，沈萬三之所以能夠成為帝國巨富，是因為他很好地利用了“官商互動”規則或者說是官商博弈之術。沈萬三的成功之道很簡單，歸結起來無非是機遇、時勢和個人的投資眼光。

　　一是糧食生產與土地兼並成為沈萬三攫取的第一桶金。史料記載“躬稼起家”繼而“廣辟田宅，富累金玉”，以致“資巨方萬，田產遍於天下”，有資料顯示，沈家擁有蘇州府三分之二的田畝。在財富的累計與權力的遞增之路上除了個人努力之外，機遇也同樣重要，尤其在動蕩的亂世裏博取生存之資。沈萬三在發展的路上，還繼承了一位巨富的財產，據楊循吉《蘇談》記載，吳江富商陸道源富甲江左，晚年意氣闌珊，決心出家為僧，就把所有的資產都贈給了沈萬三。

　　二是依托時勢，讓沈萬三積累了大量的財富。戰爭是商人快速崛起的一條捷徑，沈萬三的財富王國也是建立在戰爭的廢墟上。元朝末年，各地農民軍風起雲湧。沈萬三抓住機會，將蘇南的糧食和絲綢非法販運到蘇北地區，提供給農民起義軍張士誠，然後再依靠張士誠的武裝保護將其提供的私鹽倒賣出去（張士誠的隊伍大多具備鹽民身份）。可以說沈萬三發的是戰爭財，兩頭賺的都是銷路有保證的暴利商品。幾單生意做下來，沈萬三搖身一變成為百萬級（資產超過百萬兩銀子）富翁。他以跳樓價買下大半個蘇州的商業，投入數百萬兩銀子很快就翻了幾番。起因是，張士誠要攻打蘇州，蘇州城內人心惶惶，所有生意人都想盡快變現以躲避戰禍。沈萬三和張士誠很熟，憑著他對張的了解，他相信張士誠來蘇州不是路過來劫掠的，而是要以蘇州為根據地，與他人一爭天下。他認為，張士誠希望看到的，是一個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的蘇州，他進城後一定不會燒殺搶掠，而是盡快恢複秩序，發展經濟。根據這一判斷，沈萬山在同行們爭先恐後將商鋪和存貨出手之際，用自己手頭的500萬兩銀子，加上變賣和抵押所有財產得來的資金，吃進了這些商鋪和存貨。結果，他賭對了。憑此一戰，沈萬三一躍成為千萬級富商，成為天下首富。

　　三是借助皇家權力管道實現財富累積。在元朝政府明令禁海的不利條件下，沈萬三居然可以打著皇家的龍旗，開著十幾條船揚帆出海，到東南亞大肆走私。他是怎樣做到的呢？原來，張士誠曾經降元，元政府令他從南方向北京運送糧食，於是張士誠則將這件事交予沈萬三具體操辦。沈萬三知道，政府長期禁海，出海貿易必定是一場暴利之旅。於是，沈萬三在朝廷的船裏，一半裝上糧食，另一半裝上自己的私貨，皇船打著龍旗，大搖大擺，一路暢通無阻。出了長江，沈萬三便兵分兩路，裝皇糧的北上複命，而承載私貨的船則揚帆南下直接開往東南亞去發財。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和其他貨物，賣到東南亞，都是數十數百倍的暴利。沈萬三船隊隨行人員中，有人帶了一些成本隻有5兩銀子一筐的桔子，居然漂洋過海到了南洋可以賣到幾兩銀子一個，一筐桔子，賣到了1000兩銀子。從南洋回來，沈萬三的財富已經滾雪球似的達到十幾億兩銀子，成為名副其實的天下首富。

　　沈萬三的財富之路，每一次都體現了他的政治智慧和對政治機遇的準確把握。有勇氣和造反者張士誠合夥做走私生意，對形勢的準確判斷是其關鍵所在。這樣的生意，做早了風險性太高，隨時都會有掉腦袋的可能性，而做晚了就有可能喪失機會。

　　沈萬三敢於在張士誠打蘇州前，傾其所有，買下大半個蘇州商業，靠的是他的政治敏銳性。他在社會的惡風大浪中，準確判斷了形勢的走向。至於走私南洋大發洋財，則更是直接利用了政府資源，特別是皇船和出海通行證這樣的政策資源。財富和政治資源給沈萬三的人生帶來了帶來了巨大的成功，可是最後也讓他輸的很慘。

　　江南士民反抗元朝之時，江南一帶眾多漢族富商地主都給予積極的支持。對於這些豪族巨富們來說，這無疑於是一場財富的輪盤賭。沈萬三先是資助張士誠，幫助他購糧擴軍。後來，沈萬三又投靠了更有勢力的朱元璋。出身於草根的朱元璋廣泛吸納這些富商進入權力係統，甚至與他們稱兄道弟，沈萬三就是最重要的金主之一。民間有傳說，他與朱元璋曾經結拜為異姓兄弟。

　　南京城原有十三道城門，南門又被稱作聚寶門，據說這段城牆是由沈萬三所築。朱元璋定鼎南京之初，國庫空虛，就讓沈萬三資築東南諸城。為了討得新主子的歡心，沈萬三不惜花重金買寵。結果皇家出資建造的西北城還沒有建造成形，沈萬三的東南城就已經提前竣工了。築城還不夠表達自己的忠心，沈萬三又獻出白金2 000錠，黃金200斤，助建了南京的廊廡、酒樓等。帝國上下對沈萬三此舉無不稱頌不已。可是沈萬三這麽做，卻大大觸痛了一個人的敏感神經，那個人就是洪武皇帝朱元璋。這個出身於草根的皇帝，似乎與權貴有著天生的敵意。

　　明末《雲焦館紀談》說得更加具體，朱元璋和沈萬三約好同時開工，結果被沈萬三搶先三天完工。在慶功會上，朱元璋舉著酒杯對沈萬三說：“古有白衣天子一說，號稱素封，你就是個白衣天子。”這句話表麵上聽著像是誇獎，可話裏已經隱隱透出了殺機，大明江山豈能容許兩個天子並存於世？

　　有一天，君臣閑聊，春風滿麵的沈萬三突發奇想，願意拿出一筆錢來犒勞帝國軍隊。

　　朱元璋聽後。臉色十分難看，冷冷地說道：“朕有兵馬百萬，你犒勞得過來嗎？”

　　沈萬三拍著胸脯說道：“我每人犒勞一兩黃金如何？”

　　沈萬三在說這句話的時候，臉上浮現出一種誌得意滿的表情。自己有著富可敵國的財富，犒勞帝國軍隊，既可取悅皇帝，又可以炫耀財富。可是他並沒注意到朱元璋變幻莫測的臉色下藏著深重的憂慮。

　　《明史·後妃傳》中記錄了此次對話之後，朱元璋與皇後馬秀英的一段對話：朱元璋忍著怒氣說：“一個匹夫要犒勞三軍，他這是想要犯上作亂呀，朕一定要殺了他。”馬皇後勸說道：“這種不祥之民，老天自會殺他，何須陛下動手。”

　　在“家天下”的皇權年代，家國一體，這天下的一切都是我皇家的，一個不自量力的商人居然要犒勞皇家軍隊，真是活得不耐煩了。馬皇後的意思是告訴朱元璋，現在還遠沒有到殺了沈萬三的時候。

　　中國曆史上的每一個時期，在開國之初都會呈現出貌似宏大寬鬆的氣象，任由工商自由，恢複民間元氣，朱元璋的時代也同樣不例外。洪武初年，朱元璋提出了一個大規模的減稅計劃，減輕民眾負擔，同時明令不得擾商，官府不能以節慶為名，低價強買民物。可是等到政權稍有穩定，朱元璋對工商的態度立即發生微妙的變化。

　　每次王朝更迭，舊詞翻新闕的建政者都會吸取前朝敗亡的經驗教訓。朱元璋對元朝不足百年就迅速敗亡的曆史現實也同樣做出總結：“元氏閽弱，威福下移，馴至於亂。”也就是說，蒙元帝國之所以走到中央集權渙散的境地，是因為民間的勢力過於強大，才導致了天下禍亂。這也是為什麽朱元璋在聽到沈萬三要犒勞三軍後會勃然大怒的主要原因，一個商人居然想要犒勞三軍，這讓自己這個皇帝的臉該往哪裏擱？

　　與中國曆史上其他皇帝的出身不同，朱元璋從底層打拚上來，吃了太多的苦，更見識過太多的社會黑暗麵，這或許成為他日後改造社會的強大決心所在。作為來自民間草根階層，朱元璋對商人有著天生的敵意。他應該是中國曆史上最仇富、最歧視商人的皇帝，沒有之一。

　　朱元璋不僅沒有賦予商人某種特權，甚至通過一些不合常理的製度來限製和束縛他們的自由。比如在生活方麵，朱元璋規定，農民可以穿綢、紗、絹、布四種衣料，而商人卻隻能穿絹、布兩種料子的衣服。可是他並有考慮到，無利可圖的農民即使有權利穿高檔服裝，也根本穿不起；而商人能夠穿得起，卻沒有穿的權利，他們也隻好將綾羅綢緞爛在自家的箱底。不僅如此，商人在科舉和仕途上，也受到了種種限製。

　　在朱元璋的潛意識裏，隻有那些實實在在生產糧食和棉花的勞動才算是真正的勞動，而那些商人們整天隻知道耍些坑蒙拐騙的卑劣手段去謀取暴利，卻從不願意花時間和精力去生產任何產品。他們依靠財富過著揮霍無度的生活，他們是社會的寄生蟲，是造成社會分配不公的根本所在，是社會穩壓器上最危險的隱患所在。

　　朱元璋的邏輯來自於小農的利益計算方式，簡單而現實，他認為：沈萬三既然有養活軍隊的龐大財力，那麽他就發動叛亂的可能性，即使沒有叛亂的現實行為，也應該將其列為打擊的對象或者平滅的亂民。

　　如果我們把朱元璋的帝國戰略分為左右手，那麽他在運用左手打擊貪官汙吏的同時，右手則用來打擊富商和地主。朱元璋並不建立一個均貧富的新世界，可是他也不希望自己所建立的帝國出現貧富兩極分化。那樣的話，就意味著大量的農民將會被財富者趕出土地，農民則會轉變為對社會波動具有狂熱追求的流民。曾經顛沛於江湖之上的朱元璋就是一個流民，對此他是再熟悉不過了。

　　洪武初年，朱元璋下令將江南14萬戶民眾遷到他的老家安徽鳳陽，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地方的富商地主。史料記載，三吳地區的豪族大姓在離開故土後就成了離水之魚，辛辛苦苦攢起來的資產也流失殆盡。在數年之內，這些離鄉背井之人或死或遷，無一存者。他們留戀曾經的富足生活，常常扮成乞丐回鄉掃墓探親，沿途唱著他們自編的鳳陽花鼓：“家住廬州並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定都南京之後，朱元璋又先後兩次，將天下將近7萬戶富商遷居到南京，這幾乎是對商人階層又一次傷筋動骨的打擊。明初名臣方孝孺對此做出評論：“大家富民多以逾製失道亡其宗。”對於商人階層采取“先用之，後棄之”的使用策略，朱元璋並不是曆史第一人，也不會是最後一個人。這種對待商人的態度，可以說是所有造反成功者的共通之處。朱元璋有一段話講得非常明白，他說：“以前漢高祖劉邦把天下富商都遷到關中，我一開始還覺得不可取，可是現在想來，京師是天下的根本，才知道必須要這樣，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當剪滅豪族成為帝國的財富戰略之後，沈萬三也就此走到了命運的終點。在此之前，他已經從朱元璋的一係列鐵血政策嗅到了撲麵而來的風險氣息。為免樹大招風，沈萬三主動將偌大的家族資產分割為四戶。沈家有人被舉薦到京師為官，沈萬三總會找各種理由推辭：“臣等田地家財都是上位保全底，又蒙賜俸，難以消受，敢辭。”沈萬三希望用財富為當權者分憂解難，也借此利用皇權為自己的財富之路保駕護航。可是他哪裏曉得，他的這種做法，不但沒有博得朱元璋的歡心，反而適得其反。當沈萬三進一步進貢龍角、白金二千錠、黃金二百斤、甲士十人、良馬十匹，並在南京城內投資興建廊廡酒樓時，朱元璋徹底憤怒了：“匹夫犒天下之軍，亂民也，宜誅之！”

　　財富散發出來的光芒是朱元璋這個帝國的當權者無法容忍的，任何時候，壟斷都是要付出代價的，無論是權力的壟斷，還是財富的壟斷，高利潤往往會伴隨著高風險。沈萬三被安了個莫須有的罪名，充軍雲南。沈家的財富並沒有隨著沈萬三的倒下，而全盤盡墨。

　　《弘治吳江誌》中記載：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沈家姻親、戶部左侍郎的莫禮回鄉省親，特地到周莊沈家拜訪，見到“其家屏去金銀器皿，以刻絲作鋪筵，設紫定器十二卓，每卓設羊脂玉二枚，長尺餘，闊寸許，中有溝道，所以置箸，否則箸汙刻絲作故也。行酒用白瑪瑙盤，其班紋及紫葡萄一枝，五猿采之，謂之五猿爭果，以為至寶。”莫禮看到沈家姻親大肆鋪張地款待自己，已感覺到撲麵而來的風險。“嗚乎，一釵七十萬錢，前輩以為妖物，與禍相隨。今觀沈氏之富，豈止一釵七十萬而已哉！其受禍宜也。”

　　在這裏，需要交代一下莫禮返鄉探親時的曆史背景。這一年正是朱元璋重新大抓“胡藍黨案”的高潮，三月間潭王朱梓因嶽父於琥陷入黨禍，朱梓和王妃於氏竟然嚇得自焚而死。閏四月，被朱元璋稱為“朕之蕭何”的韓國公李善長也被下獄，不久同一批功臣被處死，全家籍沒。莫禮正是在這樣一種令人膽戰心驚的政治背景下請假回鄉作短期逗留的。他在回鄉期間寫下《歸吳江省親》一詩，詩雲：“不才竊祿意拳拳，暫得承恩下日邊。報國慚無經濟策，思親正是別離年。千金難買身長健，五福無如壽最先。一笑歸來茅屋底，喜看人月共團圓。”在朱元璋的時代裏為官是一件高風險的事，能夠全身而退就已經是天大的福分。和莫禮一道回家的侄兒莫轅也寫下一副對聯：“世路風波今暫息，驚心猶覺骨毛寒。”

　　沈家姻親如此如此高規格地款待在京師任高官的貴戚，讓莫氏叔侄回鄉之旅驚心不已。沈萬三的後人並沒有吸取前人的教訓，還是希望能夠用財富溝通權力。可是官員的處境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財富於他們而言，隻能是讓他們心驚肉跳的麻煩與負擔而已。

　　在家國一體化的政治藍圖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何況是受到嚴格控製的財富。財富通常是按照國家的設想產生，掌握在國家的手中才是安全的；與之相反，如果財富通過國家規劃之外的方法產生，掌握在民間的手中，就會被視為是危險的。對於農耕社會的普通人而言，官家利用製度為每個人設計好了財富旅途甚至人生旅途，那些超越製度，通過非農手段取得暴利的百姓就會被視為異類。

　　事實上，古代官家對財富的壟斷往往造成“國富民窮”，即使是那些貼金掛銀的所謂盛世，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是貧困的。於是才有了元朝詩人張養浩那句“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一聲歎息。

　　沈萬三成為朱元璋抑商政策的第一個犧牲品，而官家與商人之間的利益博弈永遠不會結束。《明史·紀綱傳》中記載：朱元璋駕崩後，燕王朱棣從北京舉兵一直打到南京，奪位登基，是為明成祖。紀綱是朱棣的心腹官員，擔任特務機構錦衣衛的指揮使，這個人非常善於斂財，曾經構陷上百個富豪之家，將其資產全部抄收。當時，沈家財富已經被朱元璋抄沒，不過還有一點家底留存。沈萬三的兒子沈文度匍匐於地上，爬著去求見紀綱，進獻了黃金、龍角等珍貴之物，懇求當他的門下之客，年年供奉，歲歲孝敬。紀綱就派沈文度幫他尋找江南美女，沈家靠上這棵“大樹”之後終於“重振家門”，沈文度將搜刮來的金錢與紀綱五五分賬。

　　盡管如此，沈萬三的後人依然難以逃脫財富帶來的命運之劫，兩個孫子兩個孫子沈至、沈莊因為田賦糾紛而惹上官司，被打入大牢，沈莊當年就死於獄中。沈萬三的女婿顧學文被牽連到一樁謀反案中，顧學文一家及沈家六口被“同日淩遲”，80餘人被殺，沒收田地。

　　一個時代或國家，商人階層的地位高低如何，有一個現象可以說明：那就是商人與官員在一起的時候，是站著的，還是坐著的，或是“跪”著的。從沈萬三的“犒勞三軍”，到沈文度的“蒲伏見綱”，明初商人地位的演變，由此可見一斑。當帝國最著名的商人之子隻能爬著去見一個新晉權貴的時候，那麽商人和商業的政治尊嚴已無從談起。套用《金瓶梅》中的一句話“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柳樹，人的名兒，樹的影兒”。作為權力最親密的戰友和寵兒，沈萬三的財富來自於權力的庇護，同樣又失之於權力的毀滅性打擊。

　　讓朱元璋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他所建立的帝國在他身後竟然會“墮落”成為一個城市商業社會。由於官家對商業的控製日益鬆弛，使得商品經濟不僅僅在城市和鄉鎮擴張，同時也蔓延到鄉村。白銀成為晚明時期的關鍵詞，幾乎成為一切經濟活動的潤滑油和助燃劑，使得龐大的農業帝國內出現了一個相對成熟的商品社會。商業社會的崛起，使得千年傳承的“士農工商”階層排序被打破，向來被鄙視的“逐利之徒”華麗轉型成為社會生活的掌控者，他們消費著最奢侈的物品，賺取著最豐厚的財富，同時不停地洗刷著人們的道德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