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邏輯

第六章 可怕的聖人之境

　　大明隆慶三年（1569年），南京街頭彌漫著一種異樣的氣氛，豪門權貴忙著把自家紅色的宅門塗抹成黑色，平時在街上飛揚跋扈的地痞流氓也都不見了蹤影，就連一向趾高氣揚的江南監織造的官宦們也都低著頭趕路匆忙，更有一些平常惡名昭彰的官吏更是主動請求免職。

　　究竟是誰能夠擁有如此大的威懾力，讓平日裏繁華異常的南京城突然變得如此異常？老百姓心中狐疑，私底下紛紛猜測：是當今天子駕臨，還是周邊縣城的土匪來襲？當謎底揭曉，他們無不額手稱慶，原來是當朝著名廉吏海瑞大人要來巡視。

　　這時候海瑞的名聲早已傳遍全國，他初入官場就以雷霆萬鈞之勢取消了自己轄區內官吏們撈取油水的“常例”；隨後又在擔任戶部主事期間拿出誓死的決心（買上棺材）與嘉靖皇帝直接叫板。這些幾近瘋狂的舉動讓海瑞早已成為官場同僚們茶餘飯後的談資。

　　如今最讓南京城的豪門權貴們忌憚的還是海瑞的清廉，那種像是天生與富人貪官有仇的態度讓他們忐忑不安。海瑞初入官場擔任浙江淳安縣令，上任不到十天就革除所有常例。常例是帝國官場上不成文的規例，明朝官員俸祿本來就低，這是官員為獲得製度外的收入而形成的“灰界限”。雖然沒有紅頭文件，但人人都心知肚明，人人都墨守這一陳規。

　　海瑞一上來就在“常例”上動起了刀子，直接將地方官吏獲取黑灰色收入的管道截斷，把所有的“不合理收費”一刀切，不光是自己應得的那部分，還包括縣丞、主簿、典吏、教諭、師爺、衙役、門子。也就是說，全縣大小官吏的全部額外收入全都被取消。海瑞這種做法無異於給帝國官場來了一場強地震，權力係統內部從上到下都將目光聚焦到了海瑞這個人身上。

　　海瑞不光勞別人的筋骨，苦別人的心誌，更重要的是他先將自己逼至苦的絕境。他靠著月薪五兩銀子，居然能夠在當時養活一大家人。當然在這個奇跡背後，生活質量是無法保障的，既然不願意拿俸祿之外的“常例”，那就要從其它地方想辦法來貼補家用。

　　海瑞自己動手在官署後院開辟了一塊菜地，裏麵種上黃瓜、豆角。每天在官府衙門忙完公務，他就會換上粗布衣服，像個農民似的扛上鋤頭在地裏忙活。全家人每天吃的都是粗茶淡飯，一年到頭也不沾葷腥。自從海瑞當了官，家庭生活水平反而直線下降。就連那身官服在海瑞身上都穿了六年，四處補丁，看不出顏色。每天燒飯用的柴，都是家裏的仆人上山砍的。有一天，海瑞發現仆人砍來的山柴枝葉枯幹，不像是新砍的，就把仆人叫來訊問。仆人交代說是街上有人為了巴結他，替他打好背回來的。海瑞立刻叫他把送柴人找來，當場付了五十個銅錢，回頭關上院門就把仆人狠狠教訓了一頓。

　　淳安府的縣丞、主簿們都不願意與海瑞共事，紛紛要求調離此處。就連那些臨時聘用的衙役、門子寧願失業，也不願意留在海瑞身邊。本來胥吏就沒有國家派發的正式工資，主要經濟來源就是“常例”。如今海瑞將他們的收入渠道堵死，也就等於讓他們失業。

　　身邊共事的人能離開的都離開了，忙得海瑞焦頭爛額，一年沒有幾天休息的時間。不光與同事之間出現僵局，就是在處理上下級關係上，海瑞也是左支右絀，不按規則來。比如說上司生日、紅白喜事，別的官員都奉上成百上千兩，他隻送上一封賀信。上級官員來檢查工作或者路過，海瑞在招待住宿上嚴格按照洪武年間定下的標準來執行。漸漸地，海瑞的淳安縣成了官員們的回避之所，不到逼不得已，誰也不願意上門找不痛快，此時的海瑞就這樣成為帝國官場上的“怪物”。

　　有人說生活中的海瑞沒有朋友，道德世界裏的獨孤求敗。一方麵是因為他與整個官場為敵，另一方麵在他的價值理念裏，能夠放下利益與他同行者不多。海瑞罵嘉靖皇帝被逮捕後，戶部司務何以尚上疏救援，結果被逮入監獄。海瑞在監獄裏沒怎麽受刑，何以尚卻被日夜拷打，遍體鱗傷。後來等海瑞出任吏部右侍郎時，何以尚正巧是他屬下。兩人相見，海瑞待以長官接見下屬之禮。何以尚問：咱們當年同生共死的交情，難道你不能以客禮相待？海瑞堅持朝廷禮製就是如此。何以尚和他當場絕交說：“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不需要朋友的海瑞，好像連家庭生活也能夠。他的第一個太太過門剛一個月，和婆婆發生了矛盾，海瑞毫不猶豫地休了她。在海瑞53歲的時候，發生了更黑暗的事情。他的妾韓氏忽然上吊自盡，11天後，結發妻子也跟著自殺了。整個事情透著可怕的氣味，但沒人知道是什麽原因。海瑞對此也悲痛不已，他提到此事時，說自己“每一思及，百念灰矣”。

　　他的女兒也死得撲朔迷離。海瑞的政敵在奏疏裏，指責他“無故而縊其女”，說的真是驚心動魄。明人姚叔祥在《見隻編》記載了另一個說法。據他說，海瑞的女兒隻有五歲，從男僮那兒接了一個餅吃。海瑞看見了勃然大怒，說男女授受不親，你不是我的女兒！你要是能餓死，才配是我的女兒！於是女兒啼哭不止，不肯進食，家人怎麽勸也沒用，最後活活餓死。

　　一個如此官場上道德模範，卻斷絕了朋友，傷害了親人，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塌糊塗，搞得自己百念俱灰，那這個道德到底有多可靠？也許這正如奧威爾之言：“追求聖人之境的人是可怕的。”

　　大明隆慶三年（1569年）閏六月，李春芳為大明首輔，任命海瑞為右僉都禦史（正四品），巡撫應天十府。消息傳開，應天十府中一些貪墨官吏，嚇得紛紛自動離職，一些高門大族把紅色大門自行塗黑，連在蘇州府等地監督皇家織造的太監違規乘坐的八抬大轎也換成了四抬小轎。海瑞威懾力之大，由此可見一斑。

　　海瑞自己也躊躇滿誌，朝廷把國家賦稅重地的治理權交到自己手中，他感受到的是更為深重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一路上地方百姓夾道歡迎，使他感動之餘更堅定了信心。上不負天子，下不負萬民，他決心以澄清天下為己任，在江南之地幹出一番事業。也就是說，此時的海瑞是作為皇帝的代表，來南京地區巡視的。這次巡視的主要目的，一是察看地方的民情，二是看看地方官員的官績政效如何。所以當海瑞來了以後，當地那些平日裏違法亂紀的人，從內心深處感到膽怯。當時海瑞的主要職責是監察百官為政的操守，比如行政效率，行為作風等等。在明、清時期，都察院的官員就相當於皇帝的耳目。如果讓他們不滿意，那就等於得罪了當朝天子。所以南京城裏的達官貴人一聽說海瑞來了，唯恐避之不及。

　　排列古往今來的官場精英人物，海瑞絕對算是清官中的VIP。作為古代官員無法超越的道德標杆，海瑞符合民間對於一個清官的種種訴求。海瑞以一己之道德所長，試圖補救帝國在官家製度和技術上的漏洞。自洪武開國到海瑞出任巡撫，帝國的鍾擺已經整整搖動了兩百年，這時候，由朱元璋引領的以武治貪的酷烈之風已經漸漸趨於轉向理性的道德麵。帝國權力係統中的吏員早已將自己的權力觸角伸展到各個角落。

　　洪武時期，全國上下隻有八千名官員，現在已經滾雪球式得發展到了兩萬人。當年朱元璋為了防止胥吏和官員禍害百姓，規定胥吏們不許下鄉。如今這項禁令早已經取消，曾經被取締的那些常例陋規又漸漸成為官場上的顯規則。

　　一個地方縣令，其家中的生活費用、招待客人的酒食、饋送上司的禮物，也都在地方上攤派。對於貌似合法非合法的收入，朝廷也是聽之任之卻又遮遮掩掩。在各地區之間，官員撈取的黑灰色收入根本就沒有統一的標準，因為一個富裕的縣，稅收上稍加幾分，縣令就可以大撈特撈，而在一個貧窮的縣要征收同樣的數字，則已是極為暴虐的苛政了。

　　帝國有一千多個縣，而建立在縣製之上的官僚係統基本上都是在常例的支持下運轉。沒有這些收入，官員們根本連最起碼的生活都失去保障，更談不上維係自己權力的運轉和人情社會的關係網。所以說，這時候的常例已經成為國家機器運轉的潤滑劑。這種情形使得文官集團看重的操守，也變得毫無意義。

　　上至皇帝，為了自己的私人小金庫加收礦稅；下到地方的小衙役，通過權力壟斷，坐擁上萬家資。居官如同市場貿易，讀書隻為利益敲門。辦一件事需要多少賄賂，有公開的明碼標價。官吏上下其手，腐敗的細胞已經滲透到帝國的心髒。

　　前文中有一個細節：南京城裏的當地人聽說海青天來了，嚇得把自家大門的紅色塗成黑色的。這是為什麽呢？過去住宅跟我們現代人是不大一樣的，現在隻要有錢住什麽樣的房子都沒人管你。過去就沒有這麽自由了，這住宅是分等級的，隻有那些豪門望族的人，才有資格擁有朱漆大門，平民老百姓隻能用黑漆大門。好端端的大門為什麽會改成黑色，就是因為海瑞駕臨，這些豪門望族怕被海瑞查出問題來，所以就把自家的大門給塗黑了。這就等於告訴海瑞，自己隻是普通的小老百姓，你的眼睛就不要盯著我了。這些人自願降低身份，就是為了躲開禦史海瑞的注意，逃避檢查。

　　海瑞在江南之地對官場的奢侈做了種種限製，頒布了一份《督撫條約》。這個條約可謂事無巨細，就連各地方官員參見巡撫時應該穿什麽服飾，招待巡撫應該采用什麽標準，巡撫臨時的住宅應該如何裝修都做了詳細規定。他要求物價高的地方，在招待巡撫的時候，隻準花銀三錢；物價低的地方隻準花銀二錢，菜肴隻能三菜一酒，嚴禁海吃海喝。甚至還規定公務用紙，不許用高價厚紙，隻能用低價草紙等。一句話說到底，能省則省。

　　海瑞的清廉到了讓同僚們無法忍受的地步，他平日裏自己放著八抬大轎不坐，偏要騎個毛驢去上班。他這樣的省部級高官都不坐轎子，其他官員誰還敢坐？應天府那些當差的“屬吏憚其威，墨者自免去”。這就是說，海瑞清官的權威是樹立起來了，可沒有人願意再替他幹活兒了。有人以此來推斷，海瑞不像是一個官員，更像是堂吉訶德式的精神鬥士。堂吉訶德是一個人在戰鬥，可海瑞不是。

　　誰給了海瑞這麽大的膽子？不是別人，正是開國皇帝朱元璋。海瑞所效忠的大明朝，是一個過度強調道德意識形態的朝代，尤其開國皇帝朱元璋為了維護農民利益，不惜犧牲官僚利益。他通過酷烈的手段打擊地方豪族、限製官吏傷農以及事無巨細的道德教化，將大明王朝的權力係統打造成為扁平化結構。國家上層建築方麵，他除了動用酷烈的懲戒手段，更是通過高尚的道德標準和低水平的薪俸製向帝國官員進行道德批發。

　　然而官僚集團們於事後會發現，在這種高姿態裏充滿了真實的謊言。

　　隨著時間的推移，官員們對一個特定時代的道德指令產生了厭棄，同時夾雜著對道德專製的逆反，進而容易變成對道德本身的懷疑與不信任。到了海瑞所生活的晚明時期，官場腐敗，貪官橫行，社會矛盾日趨緊張。

　　即便如此，這時候左右著帝國命運的文官集團，並沒有完全摒棄儒家的道德觀。從嘉靖朝的“大議禮”事件，再到萬曆朝群臣抗議張居正“奪情”風波，帝國的官員們可以為了一個虛無抽象的道德目標，不惜罷官流血，也要犯顏上書。

　　正是在這樣的政治生態中，海瑞才會揮舞著道德的大棒與富戶貪官一較高下，才會敢於和皇帝公開叫板。

　　他把朱元璋提倡的各項原則都奉為自己的金科玉律，對自己和身邊的人要求近乎苛刻的節儉。他的道德大棒是從朱元璋手裏接過來的，他和太祖皇帝都天真地認為隻要官員都回到社會的道德規範中去，很多違法亂紀的行為就能避免。

　　比如貪汙就是因為官員們道德敗壞而產生，所以需要加強這個社會的道德建設。對於製度性的腐敗，曆朝以來可供借鑒的隻有兩個辦法：一個是“殺”，也就是從肉體上消滅貪官；另一個就是“教育”，通過苦口婆心的說服教育，來感動人轉化人。而朱元璋希望兩手抓兩手都硬，他除了派發道德指令，還動用了殘酷的整治手段。

　　在權力結構中，作為皇帝的朱元璋這麽做可以做得百無禁忌；而作為官員的海瑞要想將朱元璋的這些金科玉律使用到位，就可能會處處受到掣肘，還有可能會被已經變灰甚至變黑的製度反咬上一口。

　　海瑞踏足江南地界，他就是想能夠為老百姓多辦些實事，但他在整個過程中個人的刻板與偏執也同樣表露無遺。江南之地多鄉宦，單是一個鬆江府，光進士就有二百四十多人，在全國都名列前茅。而進士又大多在朝為官，他們致仕後就成了地方上的官紳。

　　官紳致仕回鄉，就成為富甲一方的富戶。其實他們的財富也未必是侵占鄉民得來的，這些人在為官時拿國家的俸祿，建功還有賞賜，賦稅也有優惠。積累一定的財富也不足為奇。但是海瑞不那麽看，在他看來普天之下“為富不仁，為仁不富”。這個世界沒有幹淨的財富，幹淨的人就要像他那樣過著清貧的日子。

　　海瑞完全把自己當成了老百姓的權利代言人，他要用自己手中的公權力來保障老百姓的利益。他不願意用權力賦予自己的合法傷害權來傷害老百姓，他寧願將自己置於應天十府的富戶官紳的對立麵。海瑞擔任南京吏部侍郎的時候，曾經處理過一種叫應票的東西。南京官員到商店裏買東西，往往不付錢，而是直接給商家打白條。這個白條就叫應票。理論上說，日後政府有錢了要兌現應票。但實際上，它們從沒被兌現過。

　　海瑞是個清官，名聲在外。所以他一上任，商家就送來了300多張應票，希望海瑞主持公道。海瑞拿著一厚遝子白條，大吃一驚。但經過調查以後，海瑞更加吃驚了：各級政府開出的應票遠遠不止此數。商家曾經向政府繳上很多應票，要求兌現，結果不但沒有兌現，連應票都幹脆被沒收了。這已經是明目張膽的搶劫。

　　海瑞勃然大怒，發了一個告示，洋洋灑灑痛斥道：我收到了兵馬司的應票89張，其他衙門的應票220張。這還都是漏下的，其他被收繳的應票還不知道有多少。今兵馬司官也小，也做了一個狼之貪、虎之猛，以小民膏血迎合上官。又做了一個過送贓私的積年！他質問道：大明祖製和律法裏，哪一條規定了官員可以開白條？

　　海瑞接著在告示裏說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話：做百姓不可做刁頑不聽法度的百姓，也不可做軟弱聽人打、聽人殺而不言的百姓！這句話，幾百年後聽來仍舊讓人凜然。

　　海瑞對大明朝官僚集團的評價，就兩個字，虎狼。對於海瑞來說，對付虎狼的武器，那就是祖製。按照朱元璋當年定下的製度，官員不能打白條、不能霸占民田、不能行賄受賄。但是在現實中，大明朝的官員就是在打白條，就是在霸占民田，就是在行賄受賄。在海瑞看來，祖製如此完美，而現實如此黑暗，其原因就是大家不遵守祖製。

　　接下來對積案的清理，更堅定了海瑞為民做主的決心。海瑞發現，所謂的積案，不過是百姓狀告富戶鄉官之案。官府礙於富戶鄉官的情麵，通常情況下，是將這些案子強行壓下來，不予受理。海瑞公開放告，有冤的百姓紛紛前來撫院投狀，一天之內，受理的案件就多達一兩千。海瑞還製定了幾條審理案件的標準，隻要符合標準的案件全部實行“一刀切”。標準如下：“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事在爭產，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以救弊也；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

　　也就是說，當案子疑點重重，糾纏不清的時候（訟之可疑），就采用這一標準：兄弟相爭，判弟輸；叔侄相爭，判侄輸；貧富相爭，判富輸；尤其是有財產爭議的案子，判鄉宦輸。為了凸顯自己為民解困的決心，海瑞製定的判案標準完全符合道德的標杆，他概括出兩條原則：“以存體也（維護尊卑有序的封建秩序）”、“以救弊也（救濟小民）”。海瑞似乎天生就與那些富人有著不共戴天的仇恨，窮人和富人之間打官司，不管對錯，海瑞肯定會判富人輸。

　　這樣一位高舉著“道德理想化”旗幟的清流人物，在一個地方為官一任，到底是誤事還是成事呢？無論在哪個時代為官都要講究方式方法，用現在的話說，既要總攬全局協調各方，還要講究和諧安定的政治局麵。

　　而海瑞的這個標準得到的社會反響是截然不同的兩方麵，平民老百姓拍手叫好，高呼“青天大老爺”；那些退休的鄉紳們則舉雙手反對，大呼不公。有冤的百姓奮起告狀，狀紙越來越多。每月放告兩次，每次受理三四千件。

　　海瑞的“一刀切”斷案法帶來的負麵影響很大，那些與尊長紛爭的小輩們，聚集在撫院門口高呼不公，明明是叔伯輩無理打傷了自己，自己反倒輸了官司；富戶官紳們更不滿意，他們與貧民打官司，不問緣由就判退田產、出銀子？

　　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海瑞掀起的這場運動中受到衝擊的富戶越來越多。這些人都是啞巴吃黃連，吃了虧也不敢站出來辯解申訴。要知道明朝的應天十府，社會結構非常複雜，並不是簡單的窮人和富人之分。除了富戶官紳、農民佃戶，還有不少中間階層。比如那些無所事事的遊民，平日裏就愛幹些坑蒙拐騙的事。海瑞拿富人開刀，也讓他們看到了撈取油水的機會。於是他們也冒充小民，跑去狀告富戶官紳。一時之間，社會局麵陷入失控狀態，告狀的人越來越多。這大大出乎了海瑞意料，他沒有想到僅鬆江一地“告鄉官奪產者幾（幾乎）萬人”。

　　就連致仕在家的前任首輔徐階也被海瑞的應天新政推上了風口浪尖。管家徐成、徐遠的劣跡被揭發，受徐府仆人欺壓的鄉民們就把徐家推上了被告席，最後以徐家退還房產，兌現鄉民田產賠償金而收場。一時間，鬆江一府的富戶鄉紳，人人都是被告。在鄉民看來，種肥田不如告瘦狀。

　　隆慶四年（公元1570年）春，刑部都給事中舒化、戴鳳翔聯合起來彈劾海瑞拘泥固執，理由是：“不諳吏事”，“庇奸民，魚肉縉紳，沽名亂政”。也就是說海瑞不切實際，不通人情世故，不達政體，不適合處理地方事務，應該安排南京的清閑職務“養起來”。他們還拿海瑞的私生活來說事，海瑞的前兩任妻子先後被休，七個月前，家中一妻一妾同時去世，疑似謀殺。明朝官員大多是文人出身，文人生來要有所擔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連家都不齊，何以治國？

　　這幫同僚的彈劾之辭，激怒了海瑞。既然同僚們都不理解自己，沒人為自己辯解，他隻好上書自辯，稱那些彈劾他的言論純屬虛構“無一事是臣本心，無一事是臣所行事跡”。海瑞感到萬分委屈，自己一心報國，兩袖清風，結果卻換來了彈劾。他把一腔怒火，燒向朝中眾大臣，怒斥“今舉朝皆婦人也”。首輔李春芳自我調侃說：“滿朝都是女流，那我不就成老婆子了？”

　　事已至此，海瑞這個巡撫是沒辦法再幹下去了。海瑞在離開江蘇地界時，沿路百姓歡送，但南京的官吏、鄉紳，卻躲在人群中以手加額，彈冠相慶。

　　在頹風肆意，腐敗橫行的大環境下，像海瑞這樣不參與逐利的官員真正成了異類。而他的同類們，那些飽讀儒家典籍的士大夫們，早已認為聖賢之事不合時宜。即使那些口碑尚好的公卿大臣，也不過是手伸得不太遠，錢撈得有節製而已。在他看來，舉國上下，已經沒有一個人稱得上正人君子。那些特立獨行的孤高之士，在他看來做得遠遠不夠，而賢士大夫則都是些汙穢之人。他恨這些搖擺不定首鼠兩端之人甚於大奸大惡，因為他們盜用了聖人的名義，對聖人之道為害更大。

　　其實，海瑞所向往的世界，也並不是像我們想象得那樣遙不可及。大明開國之際，太祖朱元璋已經為這個世界製定了一副美好的藍圖，他製定了一係列夯基固本的祖訓家規，對帝國生活的方方麵麵都作了詳盡得無以複加的規定，可以說是為自己的子孫定下了萬年之基。在海瑞看來，朱元璋的這些規定接近於完美。從某個角度來說，海瑞的心和朱元璋是相通的。海瑞對朱元璋的殘酷懲貪措施完全讚成：“我太祖視民如傷，執《周書》‘如保赤子’之義，毫發侵漁者加慘刑。數十年民得安生樂業，千載一時之盛也。”

　　海瑞所到之處，總是把祖製掛在嘴上，要求大家一絲不苟的執行。他在南京當官時，有位禦史在家裏叫堂會，請了一群戲子演戲。這在當時是司空見慣的事。但是海瑞知道此事後，居然要當眾杖責這位禦史。官員們大驚失色，苦苦懇求。但是海瑞不為所動，理由是太祖皇帝定下的祖製就是如此。

　　此時距明朝開國已經兩百多年，而海瑞簡直像一個從洪武年代過來的穿越者。祖製在明朝享有憲法一樣的崇高地位，海瑞把它掛在嘴上，就等於占據了道德製高點。別人沒法還嘴，但卻可以孤立他。海瑞在官場上的人緣是相當差的。一位叫黃錦的太監就對皇帝說過：這個人脾氣極端乖戾，朝臣沒有不討厭他的。我都看不到有人肯和他說話。

　　海瑞認為，所有的錯誤，所有的醜惡，都是因為人們不能嚴格遵守聖人和祖宗的教訓，放任私欲發展造成的。其實今天看來，如果我們用“一根筋”這個詞來形容海瑞，估計也沒有多少人站出來持反對意見。如果換作褒義一點的詞，那就是“執著”。

　　和那些奉行“以德服人”的官僚不同，海瑞並不完全相信治國的根本大計是上層提倡的一個抽象而至善至美的道德標準。這個標準責成下麵的人在可能的範圍內照辦，行不通就打折扣。而他尊重法律，乃是按照規定的最高限度執行，如果政府發給官吏的薪水微薄到不夠吃飯，那也應該毫無怨言地接受。

　　這種信念有他自己的行動作為證明：他官至二品，死的時候也就僅僅留下幾兩銀子，不夠殮葬之資。當然由於海瑞的道德人格，他在社會的各個層麵都擁有不少仰慕者。但是就連那些仰慕他的人也認為他那套行不通。有一位叫王弘的人在《山誌》裏說：海瑞品格高尚，確實無人可及。但他要是掌了大權，“吾不知其竟何如也”。一位叫何良俊的人也誇海瑞“不怕死，不要錢，不吐剛茹素，真是錚錚一漢子！”，然而話鋒一轉，又說海瑞執政，終究會壞了國家大事。

　　朱元璋為官員們定下了曆朝以來最低的俸祿。低薪製其實是中國基於儒家學說的一種政治傳統，隻不過其他朝代沒有低到像這樣讓人吃不飽飯的地步。

　　帝國的官員們一方麵是官俸低得不足以維持正常開支，另一方麵是各級官員的權力根本不受製約，他們可以通過各種管道榨取油水。這種“灰界限”的荒悖，正如同“渴馬守水，餓犬護肉”，導致帝國權力集團的整體腐化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在這種製度下，帝國的文官集團也自然化作兩大主流：一種是做清官，一絲不取，結果就是像海瑞這樣甘於正常人無法忍受的貧窮。另一種就是濁流，他們遵照官場慣例，通過灰色管道來維持開支，支撐所的建立關係網。而一旦越限，人們的欲望就會變得一發而不可收拾。就像癌細胞遇上了適合的環境就會瘋狂生長，直至吞噬掉一個龐大的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