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邏輯

第五章 祖製的信徒

　　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立下祖製，並給他的後世子孫們下了一道死命令：“後世敢有言改更祖製者，以奸臣論”，誰敢提議更改自己苦心孤詣弄出來的這套製度，一概殺無赦。海瑞曾經質問別人說，本朝的法律製度兩百年來都沒改，你們為什麽不依法、不按照製度去出牌？可是他卻忽略了由這個問題衍生出的另一個問題：如果朱元璋沒有下過死命令，不準他的後世子孫更改祖製，那些不合時宜的法律製度，估計早已被人為撕扯得支離破碎。

　　作為祖製的忠誠信徒，海瑞有一個強大的內心世界。而支撐這個強大內心世界的，就是他為之奮鬥了終身的“祖製”。朱元璋究竟在開國之初，為他的殉道者海瑞鋪陳了怎樣一副政治藍圖，讓海瑞執迷到九死而不悔。

　　明朝初年，弘文館學士羅複仁居官簡樸，為人老實，人稱“老實羅”。有一天，朱元璋忽然動了念頭，要調查“老實羅”是真的老實，還是裝老實，於是就到羅家私訪。羅家在城外邊一個小胡同裏，破破爛爛，東倒西歪幾間房子，“老實羅”正扒在梯子上粉刷牆壁，一見到皇帝來，著了慌，趕緊叫女人抱一個小杌子請皇帝坐下，朱元璋見他實在窮得可以，老大不過意，說：“好秀才怎麽能住這樣的爛房子！”即刻賞給了城裏的一所大邸宅。

　　其實讓“好秀才”住這樣爛房子的人不是別人，正是朱元璋本人。開國初年，正是他為官員們定下了曆代以來最低的俸祿。

　　低薪製的產生自然有它所產生的曆史背景，一是貧民出身的朱元璋心底對官員們總有一種仇恨的潛意識，他不希望這些人被自己養肥。二是因為開國之初，財政困難。三是讀書人都是孔孟之徒，他們入仕，出發點應該是行孔孟之道，並不應為一已私利。所以，薄俸正好有利於他們砥礪節操，保持正氣。正所謂“存天理、滅人欲”。低薪製其實是中國基於儒家學說的一種政治傳統，隻不過其他朝代沒有低到這樣讓人吃不飽飯的地步。

　　一方麵是官俸低得不足以維持正常開支，另一方麵是官本位，官萬能，各級官員權力不受約束，製定各種土政策，進行各種亂收費幾乎沒有任何障礙。通過加收攤派收取行政費用，支撐政府運轉，是曆代政治中的一個正常現象，也是低薪製得以維持的基礎。問題是加收多少，攤派多寬，並沒有明文規定，完全是暗箱操作。對政府機構的財政收支，也從來沒有建立過有效的審計製度。官員們往自己口袋裏放錢，就象吃飯夾菜一樣容易。這種製度的荒悖，正如同“渴馬守水，惡犬護肉”，導致官員們的整體腐化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

　　在這種製度下，隻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做清官，不取一分一毫，結果就是甘於正常人無法忍受的貧窮。另一種就是遵照官場慣例，通過土政策來維持開支，支撐關係網的建立。而一旦越限，人們的欲望往往一發不可收拾。貪汙就象遇到了適合環境的細菌，不可抑止地瘋狂生長。

　　對於製度性腐敗，曆代以來，對付的辦法隻有兩種：一是“殺”，從肉體上消滅貪官。二是“教育”，通過樹立典型，大力表彰，提倡正確的導向，來感動人、教育人和轉化人。這兩種辦法都如水中撈月，難以達到實際效果。

　　在朱元璋看來，別的罪過都可以饒恕，唯有貪汙是製度的紅線，觸及則死。在朱元璋的嚴刑竣法下，從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九年，兩浙、江西、兩廣和福建的地方官員，或者任中被殺，或者任中被罰，竟然沒有一個做到任滿的。有些衙門，因為官吏被殺太多，居然沒有一個人辦公。為了政府運轉，朱元璋隻好開恩，叫那些官員“戴死罪、徒流辦事”、“戴斬、絞、徒、流刑在職”，叫他們死刑緩期執行，帶著鐐銬在公堂辦公。

　　治理了二十多年，到了晚年，朱元璋胡子都白了，貪汙案件仍然層出不窮。朱元璋連聲哀歎：“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屍未移而人為繼踵，治愈重而犯愈多。”前邊的死屍還沒有收走，後邊的繼任者又貪汙上了。治理越重，貪汙的反倒越來越多。“似這等愚下之徒，我這般年紀大了，說得口幹了，氣不相接，也說他不醒！”

　　對於這個死結，海瑞與朱元璋可以說是不謀而合。兩人的解決方案就是：加強皇權、嚴刑峻法。人們總是習慣於從儒學原理出發，把腐敗定義為道德問題，認為解決的方法隻有教化和屠殺。他們往往考慮的是皇帝和官員之間的利益博弈，天真地以為隻要讓貪腐的官員付出慘重代價，那些尚在局中之人就會抽身而出，準備入局者也會知難而退。一個新王朝開創時，以前的小團體被暴力橫掃一空。新生的官僚集團還是個雛兒，皇帝們往往容易操縱它。但是隨著時間的慢慢流逝，官僚集團的獨立性越來越強，也會變得越來越壞，用當時的話來說，就是“朋比膠固，牢不可解”。皇帝可以誅殺其中的成員，但無法改變其運轉模式。一般來說，到了王朝中期以後，這個集團就成了鐵板一塊，撕不破，扯不斷。

　　在一個相對封閉完足的文化體係裏，一切現象都有著現成的正統解釋，人們已經喪失了建設性解決問題的能力，喪失了用自然的方式思考的能力，隻能在一種惡性循環中越陷越深。

　　平心而論，朱元璋定下的祖製本身確實也有諸多行不通之處。比方說，朱元璋的祖製提到了禁止高利貸，海瑞當巡撫時也就按此執行。但是高利貸的根源是銀根緊，老百姓借貸困難。不解決貨幣供應問題，光禁止高利貸，老百姓又從哪裏去借錢呢？祖製拒絕考慮這個問題，海瑞也有樣學樣，不知變通。

　　我們要理解海瑞的困境，還要考慮更大的時代背景。海瑞掛在嘴上的祖製，根本上來說是這個樣子的：皇帝都像朱元璋一樣，大權獨攬，對官僚集團嚴刑峻法，讓他們嚴格遵守規則，不敢侵害百姓。但這套東西在當時已經無法操作。

　　我們就拿海瑞在當教育工作者的時候就關注的驛站製度來說，海瑞質問那些不遵“祖製”官員：為什麽洪武時期按製度辦事，驛站可以順利運轉，現在你們怎麽卻說不可以？

　　朱元璋曾經明確規定：“州縣理民事，驛遞管過客”，明確禁止州縣官吏參與招待所工作，其目的則無非是防止官員們借口招待，公款吃喝，貪汙腐敗。朱元璋時期，法定的驛站開支標準相當低，官員們出差期間、旅途期間，有著極為嚴格的標準。另外驛站的物質供應，也就是馬匹、船轎、飲食等，朱元璋通過遷徙、高稅率等手段從地方富戶身上刮下來的。一年中的供應量沒有上限，路過的官員越多，地方大戶的負擔也就越重。

　　洪武年間是朱元璋憑借著自己的剛猛手段在治理國家，通過高壓政策維持製度的運轉。在高壓政策下，富戶們沒辦法規避這種變相的盤剝。但隨著朱元璋的去世，政治空氣趨向緩和，富戶們逃避這種不合理盤剝的本能也日益暴露出來，政府已不再能夠通過這種程序上缺乏正義的方式，來籌措到足夠的驛站運轉經費。

　　洪武年間的縣官們都不兼職做招待所所長，朱元璋的禁令固然是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卻是驛站經費充裕，不必求助於當地政府。富戶們早已通過各種方式，將驛站躲得遠遠地，驛站經費的極端拮據，自然而然會促使那些來來往往的官員們，去責成地方政府給自己提供所需的馬匹、人夫、飲食等等。到了海瑞所處的時代，朱元璋當初定下的“祖製”已經形同虛設，各地官員可以越過兵部，利用自己手中的職權，動用驛站的公共資源來達到以權謀私的目的。

　　根據明朝的相關製度，使用驛站的全部費用，都是由政府來買單。官員們不用掏一分錢，就可以享受到驛站所帶來的諸多便利或者灰色利益。地方財政吃緊的官府衙門往往會將數額巨大的財政支出與驛站捆綁在一起，用驛站得來的國家專項經費填補官員大肆揮霍後留下的財政黑洞。海瑞到淳安作知縣之前，當地每個成年男丁需要攤派驛站費用4到5兩銀子，鄰近的建德縣則高達9兩之多。而經過海瑞的壓縮之後，淳安每丁攤派到的驛站費用就隻剩下2錢多銀子了。前後對比之大，可以窺見腐敗的嚴重程度。

　　如此一來，用於官家事務的驛站就這樣成了官員私人化的加油站，他們搬家要用驛站，宴請賓客也將賬單掛在驛站頭上，總之國家的錢不花白不花。長此以往，驛站就成了一條輸血管道，地方官員不光可以將權力管道插進民間來吸食民間油水，也同時可以將權力管道插進驛站來吸食國庫的利益瓊漿。如此以來，驛站的存在反而造成了明朝國庫收入的大量流失。

　　朱元璋的這些規定，在正常環境下，顯然不存在長期被嚴格執行的可能性。可是一個製度在運行了將近200年，還指望它保持當初的新鮮度是不可能的。海瑞在南直隸改革驛站製度，恢複祖製的戰績是：當地過往的官吏們陷入無人理睬的境地，既找不到轎夫，也找不到驛馬，往往需要自己掏錢去雇請，可謂苦不堪言。官員們出差，本來應該經過南直隸，幹脆繞道而行。

　　首先，很多皇帝並不稱職。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二月，嘉靖皇帝收到了一份奏疏。奏疏內容用白話文表述如下：

　　——陛下您修道煉丹，不就是為了長生不老嗎？但您聽說過哪位古代聖賢說過這套東西？又有哪個道士沒死？

　　——陛下您以為自己總是不會犯錯嗎？隻是大臣們都阿諛奉承，刻意逢迎而已，不要以為沒人說您錯您就沒錯了，您犯過的錯誤，那是數不勝數！

　　——您奢侈淫逸，大興土木，濫用民力，二十多年不上朝，也不辦事，導致朝政懈怠，法紀鬆弛，民不聊生！

　　——您聽信讒言不見自己的兒子，不顧父子的情分，您天天在西苑煉丹修道，不回後宮，不理夫妻的情誼，這樣做是不對的。

　　——最畫龍點睛的兩句：其一，嘉者，家也，靖者，淨也，嘉靖，家家淨也。其二，蓋天下之人，不值陛下久矣。

　　我們能夠想象得到，嘉靖皇帝讀罷奏疏，其震怒的情狀。扭曲的麵孔，顫抖的身軀，用力把奏折往地上一摔，再狠狠地踏上一腳，然後聲嘶力竭叫道：“快抓住這個人，不要讓他跑了！”

　　暴怒的聲音衝出去，並沒有撞在牆上反彈回來。一個叫黃錦的宦官馬上出來跪奏：“萬歲不必動怒，此人向來就是個瘋子，他知道必死無疑，所以在遞奏本之前就買好了一口棺材，跟家人做了訣別，仆從們也已經嚇得統統逃散，他現在就在那裏等死！”

　　這個將皇帝罵的狗血噴頭的人，正是海瑞。海瑞之所以對嘉靖如此痛心疾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對皇帝寄望過高。在這份著名的《治安疏》裏，他充滿信心地說：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遠之業，不過在陛下一振作間爾。海瑞實在高估了嘉靖的力量。

　　嘉靖皇帝長歎一聲，又從地上撿起奏本來讀——身為一國之君，他應當冷靜麵對，切切實實想一些事情了。嘉靖起先沒給海瑞任何懲罰，把奏章留了下來。他不能忘記奏疏中有那麽多事實從來沒有人敢在他麵前提過，他很矛盾，他有時把海瑞比做古代的忠臣比幹，有時又痛罵他為“那個咒罵我的畜生”。

　　嘉靖左思右想，始終咽不下這口惡氣，還是將海瑞押到秦城監獄禁錮起來。可是當海瑞聽到他舍身怒罵的昏君駕崩的時候，在監獄裏雙膝跪地，放聲號哭，把吃進去的東西全部嘔吐了出來。

　　海瑞對道德教條的死忠，雖然受部分同僚暗中譏笑，但卻深深感召了一批像顧允成這樣的有道德理想的士子。特別是嘉靖四十五年的冒死一疏，更使他“直聲震天下”。縱不能說海瑞是精於計算之人，但那一次，他穩賺不賠，假如皇帝殺了他，他必然求仁得仁，名垂青史；如果皇帝不殺他，他的道德聲名則將換來雄厚的政治資本。果然，嘉靖來不及決定如何處置這位既可恨又可敬的直臣就龍馭上賓了。隆慶皇帝即位後，海瑞立即官複原職，且步步高升，官至左右通政（相當於國務院辦公廳副主任）。隆慶三年奉旨巡撫應天十府，從中央空降地方充當臨時一把手。海瑞隻是舉人出身，卻獲此重任，堪稱大明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