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邏輯

第八章 官商的“權力互動”

　　明人周暉的《金陵瑣事》記錄了這樣一件事：有一個叫陸二的行商，往來於吳中，以賣燈草為活計。他所生活的年代是萬曆二十八年（1600），當時商人的生存尤為艱難，稅官如狼似虎，與強盜無異。陸二的草價不過八兩，數處抽稅，用銀半之。船至青山，又來索稅，囊中所帶銀兩已全部花完。實在沒有辦法，他隻好取燈草上岸，一把火燒了。陸二這個決定讓身邊所有的人大為不解。陸二就當著他們的麵算了一筆賬：這前後共有二十多處收費站，前前後後交費就花去八兩多銀子，除去往返船費、吃住、買草的錢，如果再繼續往前走，不要說掙錢了，賠也要賠死了。如果想不賠就得把這船燈草的價格提高到20兩，而目的地的價格是八兩。與其等到終點賠得更多，不如就地燒了它，然後從陸路返回。這樣的話，也許就隻能賠個一兩銀子。

　　行文至此，周暉不僅發出感歎，“此舉可謂癡絕，而心之怨恨也，為何如哉？”

　　如果不是明代人周輝，在他的《金陵瑣事》中記載下這個故事。我們今天已經很難明了明朝後期小商人的生存困境有多麽嚴重。

　　官家利益的剛性使得明朝的商業發展上呈現出了極大地不穩定性，甚至一度出現扭曲。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後果，那就是官家利益和社會利益很難融合。官家出台的那些抑商製商的製度根本不是按照市場的經濟行為在走，而是官家為了維護自身利益的保護傘。

　　當越來越多的公權力越位參與到當時的市場交易中，官家定律就成為左右市場運行的一道桎梏。在這種體製下，權力就成為了商品，商品也隨之會轉化為資本；手握資本的商人又可以進入官場通過收買公權力為自己服務。這種滾雪球似的惡性循環，使得權力和資本將大量的社會財富壟斷在自己的名下。隨著官商利益鏈的鎖定，明清時期的商業區域就成為權力遞延和資本擴張之地，這種惡性結合使得那些遠離權力中心的人們很難通過正常的經營去獲得更大的社會財富。

　　那些活在權力體係裏的人會很快占據有利地位，借著權力賦予的機會去獲得暴利。

　　在一場帝國利益分配的盛宴中，能夠笑到最後的往往是那些官家體係中的權貴們，他們會輕而易舉獲得權力的庇護。就算不是利益的盛宴，就算是財富分配的大食堂，他們也能讓自己的碗裏多添幾道營養豐富的菜。

　　那些在生意場上殺得幾進幾出的商人對當時的社會現實了解得也很透徹，他們正在經曆或者已經經曆過一夜暴富或者一夜回到解放前的風險遊戲，他們比誰都清楚，得權力者得財富，失權力者失財富的道理。有了官府在背後撐腰，想不發達都很難；而一旦權力抽身而去，商人們累積起來的財富大廈也會轟然倒塌。為了夯實基石，有很多商人匍匐於古代官權之下，還有很多商人通過施展各種手段結交可以為自己提供保護傘的官員。於是在官商合作共謀利益的路徑指引下，商人很快就將自己的財富大廈構建起來。

　　既然商人可以拿到進入權力係統的通行證，這樣就導致了商人與官家之間權力資源的貼身肉搏。其實在這種博弈的狀態中，是沒有輸贏可分的。官家會拿出正式權力向商人征收稅費，按說官府應該保護納稅人的權益。但是在封建官家製度下，往往侵害商人利益的是官府。

　　魯迅先生曾經拿獅子和肥豬來打比方，他說，動物強壯不一定都是好事，強壯對於這兩種動物的命運大不相同。獅子強壯，可以為自己競爭森林之王增添砝碼，而肥豬強壯就可能麵臨屠宰的命運。

　　財富的原罪論告訴我們，財富對於不同身份的人來說，也是福禍兩重天。

　　資可抵國或富甲一方的大亨並不太多，一旦巨富的聲名不慎暴露，並引起朝廷、官府與黑社會的注意，那麽災禍也就跟著找上門來了。你資助也好，捐贈也好，總有填不完的欲壑獅子大張嘴，不弄到你傾家蕩產，人財兩空是決不會善罷甘休的。

　　在封建時代，暴富始終是無法治愈的“原罪”。它從來到這個世界的第一天，血統裏帶著難以偽裝、清洗不掉的悲劇色彩，盡管明清時代的各大商幫試圖主動依附傳統的倫理體係，與儒家攀親拉關係。這些在現實世界裏追逐銅臭之人，自命“儒商”，並在財富積累的過程中打出“信義”的招牌。然而從本質上說，他們所依附的主要目標仍然是權力體係。無論是以仕進為目標的“捐班”，還是官商勾結以尋求保護，他們始終無法擺脫權力的枷鎖。就算他們臉上貼滿金，也不過是為高高在上的權力塗抹一層斑駁的陰影。

　　官商一體，借勢行私。無時不在的危機感迫使商人們不得不花大把的銀子去勾結、攀附那些達官顯貴，以保護自己的財產和利益不受侵犯。然而，如果那些大官僚們稍有不測呢？商人們對他們的‘前期投入’不僅血本無歸，甚至還要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為了長久之計，一些商人便通過捐輸的方式謀取‘官商’的地位，使自己也晉升為封建統治階層的一分子，這種捐輸的數額極其龐大，一般本小的商人是難以承受的。於是許多商人就幹脆花錢買個官銜，稱為‘捐官’。

　　如果說在明朝前期，商人們的這種如意算盤還隻是不切實際的幻想，那麽到了明朝中後期，朝廷實行的花錢買官的捐納製度卻使商人的夢想照進了現實。成化年間，太監張敏的侄子張苗把自己的全部家當捐給朝廷，明憲宗很是高興，隨口傳下旨意：“可授南京三品。”於是張苗就當上了南京通政使。張苗的例子一開，許多人便紛紛仿效。商人手裏不缺錢，根本不在乎捐官的區區小數。

　　時人感慨捐官風氣之濫、之壞，遂模仿劉禹錫《陋室銘》作了《陋吏銘》：官不在高，在場則名；才不在深，有鹽則靈。其雖陋吏，唯利是馨。絲圓堆案白，色減人抨青。談笑有鹽商，往來皆灶丁。無須調鶴琴，不離經。無刑線之聒耳，有酒色之勞形。或借遠公廬（署印官有借佛寺為公館者），或醉竹西亭（候補人員每喜遊平山堂，每日命酒宴樂而已）。孔子雲：‘何陋之有？’

　　無論是赤裸裸的花錢買官，還是捐輸，都使得徽商由單純的商人變成了官商，正所謂既當了老板也當了官。官商一體的特殊身份使徽商終於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一些低級官僚的敲詐勒索，從而保護了自己的利益。且官僚的特殊身份還使得徽商從政府手中得到了種種特權。就拿鹽商來說，如果沒有政治身份和政治後台，是很難在鹽業中立足的，前兩年有一部小說《大明王朝1566》向我們講述了商人沈一石的故事，這個故事的警示意義堪比明清筆記小說留下的那些曆史公案。

　　大明王朝嘉靖四十餘年，江南巨賈富可敵國的沈一石倒台了，被朝廷殺身抄家。沈一石的發家除了自身的權謀和能幹，更主要的是一個原因是他背靠國家機構——江南織造局。換句話說也就是他的財富是通過勾結官員，壟斷經營積累起來的。

　　和西方更純粹的市民商人經濟不同，明朝的商業看上去絢爛如花，其實脆弱如薄紙一張。它的發展是一種非常不健康的亞狀態，由於政治過多幹預，而發展畸形。從商業產生的那一天起，中國的商人就被打上了濃厚的朝廷色彩。當然也有不願意背靠大樹好乘涼的，但這樣你就隻能小本經營，做個小打小鬧的小業主，而永遠無法做大做強，成就自己的商業帝國。

　　明朝是抑商的時代。朱元璋為了壓製商人，貶低商人，侮辱商人，不許商人穿綢緞，農家如果有人經商，整個家庭也就失去穿絲綢衣服的資格。當然，到了晚明時期，這些製度已經基本失效。商人的錢到底是政治權力的最強腐蝕劑，到了晚明時期，商人地位大大提高，金錢主宰的局麵已經形成，社會的拜物教非常流行。思想家也從以前的“農本商末”轉變為“農商皆本”，不少讀書求功名的士子也改弦易轍投身商海。沈一石就是其中一個。

　　沈一石是個很有商業嗅覺，也很有管理能力的大戶。

　　大戶與小戶的區別就在於，大戶除了會算賬，對於那些官場潛規則也是了然於胸，並且能夠理論結合實踐。而小戶隻看重一分一錢的得失，重的是眼前利益。

　　沈一石除了是一個民營企業家，還幹著另一樁正經生意，那就是放官吏債。就是說，沈一石其實還是一位放高利貸的，是一位金融商人。對於官吏債，人們有不同的看法，一種看法是普通高利貸，一種看法是貸給官員的高利貸，還有一種看法是官員們放的債。

　　中國古代的官員，尤其以科舉取士為主的明清時期，雖說不少人出身富家，但也有不少貧寒人士，經過十年苦讀，熟讀聖賢，像《儒林外史》中的範進一樣，通過中舉弄到一官半職或者撈取到當官的資格。不光考取當官資格的讀書人需要到處打點送錢爭取得到官職，就是已經當上了官的讀書人，要上任也需要一筆錢作為啟動資金。

　　明清時期實行嚴格的官員回避製度，官員上任必須到遠離家鄉的外地，上任的路費就是一筆巨大的開支。那時候的州縣級官員，俸祿很低不說，還有一大幫雇傭人員等著他發工資。這些雇傭人員包括秘書、顧問以及一些打雜跑腿的心腹。朝廷並不給這些人開工資，他們的工資也得官員支付。當官的還沒有上任刮到地皮，當然拿不出這些錢，於是就像今天貸款買房子一樣，就有人以官員將來刮地皮的收入為抵押，專門為這些當官的放債。有些放債的人甚至作為官員的長隨，直接跟隨官員上任，這叫做“帶駝子”上任。沈一石是坐地放債的金融家，他不必親自跟隨放債的到地方上任的。因為他是為官吏提供融資服務的，所以在官場上積累了更多的人際關係資源，而這種資源可以轉化為白花花的銀子。

　　沈一石當然不僅僅為官員放債，也為私人放債。一些做大買賣的商人，手頭吃緊，運轉不開，也向沈一石借貸。這些借貸的數目較大，每次在千兩銀子之多，利息都是月息5%，即年息60%。這些商人本來能夠在他處借到錢，但是因為沈一石做的是皇家買賣，有著更深遠的官場網絡，這些商人覺得向沈一石借錢更能攀扯上關係，為以後的發展打好基礎。

　　明朝的法律對於高利貸有規定，就是放貸和典當的利息，月息不得超過3%，就是年息不得超過36%。而且還規定，不管年月多長，利息的總額不能超過本錢。違反這些規定的就按照贓罪論處，罪重的要打一百板子，運氣不好的會被這板子打掉性命。當然，這樣的規定與商人不許穿綢緞的規定一樣也早成為具文，西門慶的高利貸都是月息5%而不是3%。

　　在那個金融製度和信用製度不健全的時代，放貸的風險是巨大的。沈一石的官吏債生意能夠興隆，一定是因為他長期與官府保持熟絡，因而有官場的保護性資源可利用有關。不要認為，隻要有錢就可以放貸，如果沒有官府勢力墊底，做商業經營和金融服務，其安全性是沒有保障的。

　　沈一石通過向官場大量投資，尤其是投資官員，取得了巨大的經濟回報。

　　作為精明的商人，沈一石最善於向官員進行投資。地方大小官員自然不必說，關鍵是當朝的顯貴，他無不傾情交往。當新科狀元路經他居住的縣城，他也給予隆重接待。臨行的時候，他會給新狀元送上重禮，同時奉上三百兩銀子，這三百兩銀子相當於今天的十萬元錢。後來新科狀元果然在官場上春風得意，沈一石當初的投資得到無數倍的回報。

　　沈一石是個非常懂得表演的大戶，不要看他揮金如土、花天酒地，但是在官員麵前卻忘不了穿上粗布衣服，以顯示自己的低調與貧賤；他自己喝涼白開，卻把最好的茶遞給官人喝。由此可見，沈一石還是一個很懂得做人的大戶。當年朱元璋定都南京的時候，江南第一富商沈萬三獻銀百萬，名為犒軍，實際上是想花錢買個政治上的靠山。結果此舉不但沒讓朱元璋龍心大悅，反而讓朱元璋勃然大怒道“匹夫敢犒天子軍”。在皇帝麵前顯擺財富，真是活得不耐煩了。朱元璋下令讓沈萬三限期“助修”南京城防的三分之一，由於時間緊、任務重，沈家組織了近百裏的人龍，手接手地從磚窯傳磚修牆。還有比朱元璋這句話說得更露骨的嗎？再有錢你也就是小老百姓，雖富有卻無地位。皇帝就算混不上飯吃，出去化緣也還是皇帝，處境雖潦倒，但身份卻高貴。恰似南北朝宋代大臣王宏一樣，盡管他是皇帝劉裕跟前的紅人，但與出身高貴的士大夫共坐一席都被當眾拒絕。富與貴的差別就在於：富，有關錢財；貴，要看地位、出身。遮遮掩掩尚且難以遠禍，明火執仗地在皇帝麵前炫富，等於是把自己送上斷頭台。

　　在這一點上，沈一石要比他的本家沈萬三拎得清，也玩得轉。

　　在以掙錢為唯一目標的前提下，沈一石什麽事都想得出來，什麽事也都做得出來。他敢在官員身上投資，在他看來，憑借自己的智慧和經濟實力，在浙江省就沒有他辦不成的事。當然他的確也做到了這一點，而且做得相當漂亮。

　　沈一石插手的買賣是絲綢出口，當時的絲綢出口是由宮裏直接掌控的國有壟斷項目，沒有一定的後台背景，普通商人連邊都摸不上。沈一石雖然沒有學過經濟學，但他知道“一切利潤都在壟斷之中”的經濟學道理。

　　他不惜重金從蘇州買下絕色女子芸娘，專門侍候江南織造局的監正楊公公。有了這個靠山，沈一石才能成為江南織造局最大的織造商。並且在嘉靖三十七年，江南織造局報司禮監呈奏皇上特賞沈一石六品功名頂戴。

　　清朝的官帽是紅頂，所以有“紅頂商人”一說；在明朝，官帽是黑色的，叫烏紗帽，大概沈一石之流可以被稱為“烏紗商人”。紅也好，黑也好，亦官亦商，總是好做生意。

　　像沈一石這樣生在皇權社會的商人，盡管他們並不在官場上混，但能夠認清世俗權力高於一切的社會現實。所以他們往往會把商業智慧運用到最不應該也是最應該的地方去，這就是勾結官府，權錢交易。不論是生存也好，還是發展也罷，舍此一途別無做大做強的機會。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商業的繁榮是畸形的。處於財富塔尖的商人與其說是依賴個人的能力與機遇，還不如說更依賴於官府以及不幹淨的官商手法。

　　“滅門的府尹，破家的縣令”，公共權力的無限膨脹可以通吃一切，經營活動很大成分上是按照不成文的遊戲規則在運行，按照諸如“無商不奸，官商結合”的潛規則在運行。商人們深知兩條規則：在商言商，千萬不要與皇權作對，此其一；皇恩浩蕩，粘上了就是巨額利潤，此其二。

　　事實上，對於多數明朝商人來說，皇恩往往是通過各級官員的“跑冒滴漏”，間接地流入民間。所以為商之人都知道，沒有官府的幫襯，生意根本就沒辦法做成全國五百強。也就是說，像沈一石這樣寄生在權力軀體上的明朝商人，他們與手握權力的官場中人達成的“契約精神”是一把雙刃劍。在成全自己財富的同時，也有可能淪為官場鬥爭的犧牲品。

　　隨著“權力經濟”體製的長期延續、不斷膨脹，在保證統治者的權力安全和“權力暴利”的同時，也迫使整個社會付出驚人的“製度成本”。《明律》明確規定四品以上的官員禁止經商，貪汙60兩白銀就要被扒皮示眾，可是，曆代官員經商之盛、家財之富，又以明代為最。發展到後來，皇室宗族、功勳之家已紛紛插手經商，到了嘉靖之後，這種風氣到了無法遏製的地步。據吳晗的考證，“從親王到勳爵、官僚士大夫都經營商業，而且官愈大，做買賣愈多愈大，16世紀中期的這種現象，是過去所沒有過的”。

　　而這種成本有時候會直接動搖國家的根本，比如說在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在與後金（清朝前身）的遼東之戰中一敗塗地，總兵官、監軍乃至西、北、東路的明軍高級將領多半殞命，如此慘敗的原因之一，就是軍需供應商們與掌權太監沆瀣一氣，摻雜使假無所不為，連火藥中也半是泥土，根本不能使用。如此形勢之下，“遼事”日益成為明朝的肘腋大患就事在必然。

　　中國幾千年來“官本位”的思想之所以長盛不衰，是因為皇權統治最終離不開官員，官員是統治的手段。而被作為手段的“官員”，也知道自己手中的權力是一種壟斷性資源，這種資源是可以用來與商人進行交易的，它不是經商的充分條件，但卻是必要條件，並能夠從中得到豐厚的收益。

　　由於國家發放的長期飯票有限，造成官場資源稀缺，官位的稀缺凸顯了封建社會官職的高貴。這種高貴對於大多數謀求當官的人來說，除了光宗耀祖之外，還將升官與發財緊密地聯係在一起。於是，時人削尖腦袋往官場裏擠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名利雙收。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當官”與“發財”往往是緊密相關的。當官不發財，不如回家買紅薯。皇帝對官有一種與生俱來的依賴，而官對皇帝卻是一種權力的索取。

　　這可以用經濟學來解釋：皇帝們既沒有能力靠一己之力或一家之力來打理江山，又必須找一個說得過去的理由來統治江山，所以他們就不得不報出一個有誘惑力的市場價格，以便吸引普天下的“職業經理人”。

　　對於許許多多有理想、有抱負卻又由於各種原因當不上官的人來說，既然“當官”是和“發財”緊密聯係在一起的，那麽在當不上官的情況下，直接跑出去“發財”也是一條捷徑。

　　這樣一來，皇帝就不高興了。都跑去“發財”了，誰給我幹活啊！

　　皇帝能夠“忽悠”天下人才為己所用的一個絕招，就是為廣大讀書人提供取財之“正道”——當官。倘若沒有機會走上當官的“正道”，如果能退而求其次，通過經商來實現自己發財的願望，也不失為上佳選擇。在從商的路上，從來就不缺乏人才。

　　帝王們都知道，官商勾結的後果是把“皇家私有”變成“官家私有”。從本質上講，就是把社會財富從一家之“國有”變成千百家之“官有”。從這個意義上說，封建社會的宮廷之爭也好，官場之爭也好，都可以說是國家所有權與經營權的鬥爭。帝國的皇帝們為了穩固自己的“天下”，一麵堅決讓有錢的商人沒有社會地位，一麵又想法子抄沒官員的家產。這也是“天子”們的政治智慧。

　　根據曆史學家黃仁宇的觀點，中國封建社會由於沒有一套準確的數字化管理，皇帝往往不知道老百姓被壓榨的承受力究竟有多大。所以一方麵揮霍無度；另一方麵逼迫各級官府強征暴斂，那些手握公權力的官員則借機巧取豪奪，變本加厲。官府最簡單、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想辦法從掠奪商家入手，因為吃大戶的交易成本低，且不容易引起民變。於是，商業的發展總是受到周期性的政治打擊，無法持續。

　　我們來看一看巨商沈一石最後攢下了的那些權力資本：25個作坊，3000架織機，107家專營綢緞的分支機構，幾萬畝桑田。二十年時間，累計織綢緞四百萬匹，按市價和出口價的平均價計算，約合三千多萬兩白銀，上繳織造局210萬匹，各任官員分利100萬匹，所餘90萬匹用於生產流動資金。

　　通過上麵的數字，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在承受官府的層層盤剝加上自己的無度揮霍之後，沈一石的淨資產其實已經成了強弩之末。

　　在這種情況下，沈一石決定孤注一擲。他把最後的流動資金全都用於買糧，作最後一次豪賭，打算借助官府的力量發一筆天災人禍之財，那就是低價收購災民的土地。因為海瑞生扛硬頂，情況發生突變。他用於買地的一百多船糧食“奉旨賑災”，在這次博弈中血本無歸。沈一石被迫走上了絕路，於是他點上一把冬天裏的火，把自己送上了絕路。當然，作為商人他沒有忘記把所有的經營賬冊拷貝了一份，分兩個渠道送給了官府和朝廷，最終以自己的死點燃了燒向浙江官場更大的一把火。把官員燒得雞飛狗跳，誠如他給高官的信中所言“沈某先行一步，俟諸公鋃鐺於九泉，此日不遠”。

　　沈一石在他遺書中這樣寫道：“我大明擁有四海，倘使朝廷節用以愛人，使民以時，各級官員清廉自守，開絲綢、瓷器、茶葉通商之路，僅此三項即可富甲天下，何至於今日之國庫虧空。上下揮霍無度，便掠之於民，民變在即，便掠之於商。沈某今日之結局皆意料中事。然以沈某數十年備受盤剝所剩之家財，果能填國庫之虧空否？”

　　君主製度下湧現的商人買官，與其說這是官商勾結，倒不如說它是官商互動。有官方的許可和支持，商人才有從事商行為的可能和保障；而缺乏商人們的大力合作，官家恐怕也很難控製經濟和商業活動，難有穩固的政治依托。商興則官固，官固則商興。商與官，誰也離不了誰，就像魚和水一樣息息相關。如果說商人的競爭起點是相同的，那麽誰能背靠政府的支持，誰就擁有了最大的無形財富，這種邊際成本小於等於零的資源當然是人人眼紅的。如果說有雄厚的資本支持，最無能的政客也會仕途興旺，應者雲集，山雞也會變鳳凰，差的不就是這一層金子做的外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