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積山石窟考古斷代研究：後秦開窟新證

第二章 從石窟文化共性上看麥積山石窟後秦開窟

　　龍門“宣武斬山”對麥積“姚興鑿山”位置的啟示——今龍門奉先寺與代京靈岩寺石窟與雲岡第3窟與麥積山74及78等窟

　　引言

　　對麥積山，宋人記載有“姚興鑿山而修”。[1]摩崖勒銘有“始於姚秦，成於元魏”。[2]但由於沒有像炳靈寺169窟西秦建弘年號題記那樣的有力證據，加之麥積山今“中區”有一部分山體曾出現大麵積的坍塌，即使74、78等窟為“現存”早期較大規模的洞窟，也不能肯定為“姚秦”洞窟，並且74、78窟有北魏雙窟跡象。[3]

　　因此，即使相信宋人“姚秦於麥積山開窟”的記載，也會出現一種推測：姚秦時較大規模早期洞窟的“位置”不在今74、78處，而在今麥積山坍塌的“中區”處，它們曾被古代地震破壞而在今中區崖麵上無存了，而且還可能認為，隻有地下的發掘才能正式確定這種推測，如發掘不能確定地下的文物有姚秦遺存的跡象，甚至宋人的記載也值得懷疑。

　　筆者按，如要證明宋人的記載的正確性，就必須確定首次於麥積山較大規模“鑿山”所應有的“位置”，和此“位置”上的遺物早於北魏。

　　因此，對於麥積山第一次大規模在山體崖麵上開鑿“位置”的確定，應當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

　　對龍門石窟宣武帝時期第一次大規模開鑿石窟“位置”的進一步考訂，進而聯係許多石窟普遍存在的“最早大規模始鑿位置”的帶有一般規律性的現象，對解決麥積山石窟“最早大規模開鑿位置”問題，及其所承載的其他斷代因素，從而對解決麥積山石窟是否“現存”姚秦洞窟的問題，很有幫助。

　　一、龍門石窟首次大規模開鑿的位置

　　關於龍門石窟在北魏宣武帝時期首次大規模開鑿的位置目前有兩種說法，一種認為在賓陽洞上方[4]；一種認為在今奉先寺處[5]。

　　據《魏書·釋老誌》載：“景明初，世宗詔大長秋卿白整準代京靈岩寺石窟，於洛南伊闕山，為高祖、文昭皇太後營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頂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斬山二十三丈。至大長秋卿王質，謂斬山太高，費工難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劉騰奏為世宗複造石窟一，凡為三所。”以此推論：

　　1.“始出斬山”的位置同“後造三所”的位置不同

　　“下移就平”的意義是什麽呢？“平”的意義當然是某種“平麵”，那麽“下移就平”當是整個窟下移到某種山體平整部分，因地治宜而節省工程。

　　因為，按文意，“斬山”，就是要在斜坡山體上“斬出”垂直平麵和窟前廣場水平平麵及向山下延伸的窟前道路或台階。既已“始出斬山二十三丈”，即水平斬山出23丈（因龍門西山高處坡緩，斬山在水平部分應較長而取較大數字），就已經有相當麵積的窟前水平平麵和懸崖垂直平麵，如果“下移”指窟內“窟頂”在同一地點下移，就不能說“就平”，因窟內窟頂與任何窟外懸崖垂直平麵和水平平麵或斜平麵實不能“就”在一起。因此文中“窟頂”當指窟外門麵的頂部。但此窟頂如在同一地點沿原鑿垂直麵下移的話，也不必說“就平”，隻需說下移足矣。

　　因此，下移指的是整個石窟從山體的一個地點向另一個地點的下移，原來斬山處同後來所開的“三所”石窟不是在同一地點，否則，窟頂在原鑿垂直麵下移到距地麵100尺的地方，那麽其上原人工應開鑿的垂直崖麵應高達210尺（窟頂去地310尺減窟頂去地100尺），即使古尺較短[6]，這似乎也是難以置信的，同時我們也並沒有發現龍門石窟有哪個窟的窟頂上方遺留的人工懸崖麵如此高。

　　“去地”的“地”當指的是山腳下河岸邊的地平麵，而不是窟內或窟外地麵，因初建之始，是從窟外頂部開始，窟本身還沒有窟內地麵，何來窟頂距窟內地麵310尺？文中也未有“事先‘設計’窟頂去窟內地麵”之意，而是在陳述初建造時的“實際情況”。故斬山之始，即從窟外頂部開始，從山上垂直距離山腳下地平麵310尺處，向下和向東的山腳處開掘。《洛陽伽藍記中》所謂建築物的高度之“去地”，也都是指建築物外麵頂部距離地平麵的高度，並無它意[7]。

　　2.“始出斬山”的位置不在賓陽三洞的上方

　　目前，龍門賓陽三洞已被學術界公認為上述於始“斬山”後重建的“凡為三所”石窟（參見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龍門石窟的研究》，1941.劉汝醴：《關於龍門三窟》，載於《文物》1959，12）。此窟外圍，近在河水邊平地，多天然較陡直平整岩麵，故“下移就平”的“平”處，指的就是此處。此窟南北麵闊30多米，窟頂垂直距離河邊地麵20 多米，基本符合“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的北魏施工記載。因“就平”，近河岸地麵，並縮小了洞窟規模，解決了“費工”的問題。

　　今賓陽三洞的上方山體中似乎並未發現明顯的，與“斬山”達23丈所遺留下來的大麵積的水平平麵和懸崖垂直平麵相符合的地點。所謂賓陽洞上方有宣武“始出斬山”遺跡可尋（參見宮大中：《漢化新窟——賓陽洞》，載於《河南文博通訊》，1978，4；《龍門石窟藝術試探》，載於《文物》1980，1；《龍門石窟藝術》，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似乎無法確認，並與記載的規模相差甚遠。大橋一章《奉先寺諸像的建造與白鳳、天平雕刻》注8（載於《中國石窟·龍門石窟二》，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已對宮大中先生上述看法提出過質疑。宮大中先生將《魏書·釋老誌》中的“丈”改為“尺”，以求證賓陽洞上方可疑的不大遺跡為北魏宣武“始出斬山”遺跡，雖然有所創意，但綜合地看，是可商榷的。

　　3.今奉先寺在規模上比較符合宣武斬山的情況

　　就規模來看，整個龍門石窟與“始出斬山二十三丈”規模相符合的地點隻有今奉先寺處。北魏早中期的23丈約合今64米，大體符合今奉先寺前場地的延伸長度。可以肯定，此今奉先寺處大規模的斬山情況，在龍門石窟，唯一與《魏書·釋老誌》所描寫的宣武景明時開始的大規模斬山情況相符。

　　唐代於此處鑿大像龕，正如日本學者已經提出的那樣（參見前注），乃利用了北魏所遺留的崖麵。首先，唐代文獻中並未提到於龍門大規模“斬山”之類的內容。其次，《大盧舍那佛像龕像記》隻提到工期為3年零9個月，這確與斬山的大規模情況不符。再者，龕上部似遺留了“太多”的斬麵，且斬麵細如精心修飾的“牆麵”，唐代大龕與“牆麵”的接觸顯得非常截然，這種現象很像後代文化層打破前代文化層的情況。“牆麵”似北魏時為了要造出窟外部牆壁的較精美麵貌而精心所“斬”。如果唐代大龕進行整體設計，似不應如此。唐代在龕外不必留太多的牆麵，甚至其龕外崖麵的鑿痕似應自然圓滑渾樸一些，不必做出細平且垂直的牆麵。

　　4.今奉先寺處正是準照“代京靈岩寺石窟（雲岡第3窟）”營“石窟二所”的地方

　　北魏宣武帝在龍門斬山之始的設計，乃是“準代京靈岩寺石窟”“營石窟二所”。“準”有比照、依據且較為“準確”的含義。說明“營石窟二所”開始是想較為嚴格地按照“代京靈岩寺石窟”的規格樣式和尺寸的，即便不能太嚴格，也應在規模上與之基本相當。“靈岩寺石窟”應該是比較具體的，而不是籠統地指在北魏代京的“整個雲岡石窟”，否則就是“參照”其某些方麵而重新設計，而不是“準照”。

　　更何況，北魏當時對整個雲岡石窟另有統一固定的稱呼：“武州山石窟（佛）寺”。

　　如《魏書·顯祖紀》：

　　“皇興元年秋八月丁酉，行幸武州山石窟寺。”

　　《魏書·高祖紀》：

　　“太和四年八月戊申，幸武州山石窟寺。”

　　“太和六年三月辛巳，幸武州山石窟寺，賜貧老者衣服。”

　　“太和七年夏五月戊寅朔，幸武州山石窟佛寺。”

　　由此，推測北魏“石窟寺”這一名稱，多指的是某處石窟群的“大概念”，或附屬有很多寺院的“石窟群”，或附屬有很多石窟的“寺院群”。“某某寺石窟”，當指“石窟寺”中的某處寺院所附屬的石窟或洞窟。

　　北魏酈道元在《水經注·漯水》中記載武州山石窟寺的內容有：“武州川水又東南流，水側有石祗洹舍並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東轉逕靈岩南，鑿石開山，因岩結構，真容巨壯，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綴目新眺。川水又東南流出山。”

　　顯然，文中“靈岩”是整個武州山石窟寺東部的一部分，乃一帶叫“靈岩”的石崖之意，連帶了許多寺，故曰“煙寺相望”。因靈岩之名，所謂北魏“代京靈岩寺”當在此，但也應是眾多寺院中東部的一個，也不包括西邊的比丘尼窟室，因此不能作為“整個武州山石窟”的總稱。

　　唐代，道宣忽然在《續高僧傳·曇曜傳》中曰：“去恒安西北三十裏武周山穀北麵石崖，就而鐫之，建立佛寺，名曰靈岩，龕之大者，舉高二十餘丈，可受三千許人，麵別鐫像，窮諸巧麗，龕別異狀，駭動人神，櫛比相連三十餘裏，東頭佛寺恒供千人。”文中，似乎將北魏靈岩寺名作為武州山石窟寺的總稱，這顯然是與《魏書·釋老誌》的稱呼矛盾的。

　　但另一方麵，唐代又給我們提供了不是雲岡石窟總稱的“靈岩寺”在今雲岡石窟中的具體位置。

　　如《廣弘明集》收《魏書·釋老誌》道宣對雲岡石窟的注文：“今時見者傳雲：穀深三十裏，東為僧寺，名曰靈岩，西頭尼寺，各鑿石為龕，容千人。”這裏，穀深三十裏中有北魏武州山石窟寺，唐代人道宣，似乎又曾將與“西頭尼寺”相對應的“東端僧寺”區域稱為具體的唐代靈岩寺，然後以此寺名“為主”在《續高僧傳》中，誤作為整個北魏武州山石窟寺的“總”名稱。

　　因此，以上3種古文獻中，我們可看到共同點。無論是北魏還是唐代，都從記載中顯示：唐代靈岩寺乃至北魏的“代京靈岩寺石窟”，在雲岡石窟的東部。

　　但，此北魏“代京靈岩寺石窟”還必須巨大，才能被“準”而與宣武斬山的規模（龍門奉先寺高20餘米，寬約33至35米）相符合。今雲岡石窟的眾窟中，在規模上能與龍門石窟奉先寺處相比的，隻有其最大的，斬山體為“龕”，“能容千人”的第3窟（今雲岡第3窟高約25米，寬約46至48米），此第3窟也正在雲岡石窟的東部，且比宣武斬山的時期要早。因此，雲岡第3窟有可能就是所謂北魏“代京靈岩寺石窟”。其岩崖上有大型木結構建築的痕跡，當為古代寺院或木構的痕跡。

　　第3窟開鑿在雲岡第2期，但沒有完工，原是一座大型的塔廟窟，在有坡度的山崖上，同龍門奉先寺一樣也是斬出如大型露天采礦式的規模，窟前有較大麵積的廣場和較大麵積的窟前崖麵，雄偉莊重。現有二窟門、二明窗，且後室平麵較寬，故後室可能開“雙窟”，這與其它的雲岡第2期的洞窟布局也是一致的。同時也與龍門石窟宣武斬山欲開石窟二所（雙窟）的要求是一致的。

　　因此，如果雲岡石窟第3窟為代京靈岩寺石窟的話，不但與雲岡石窟中的“靈岩寺”和龍門石窟中“斬山”的有關“古文獻”相合，而且與今奉先寺在斬山的大規模的情況上基本相合。

　　所以，宣武景明時，正是準照今雲岡石窟第3窟，即北魏“武州山石窟寺”中的“代京靈岩寺石窟”，於今龍門石窟中“奉先寺”處斬山的（今奉先寺之所以較雲岡第3窟小一點，是因為停工未完成，或早就因費工而有所縮水）。宿白先生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注13“靈岩問題”中也曾表示：“雲岡第3窟可信為唐以來的靈岩寺石窟。”[8]

　　筆者按，因本文已推論，北魏“代京靈岩寺石窟”似非北魏“武州山石窟寺”的總稱，北魏武州山石窟寺包含的眾多寺院中，有位於石窟寺東頭的靈岩寺及其附屬石窟（主要為今雲岡石窟北魏第3窟），故宿先生的這種結論似也可擴展為：雲岡第3窟可信為北魏代京靈岩寺石窟。而宣武於龍門奉先寺處的大規模斬山，正好為北魏“代京靈岩寺石窟”被確定為雲岡最大規模的第3窟之結論作了注腳，兩者互證。

　　宣武帝既然要隆重地，大規模地為其父母開雙窟，就要“準照”以前最大的雙窟，於是雲岡第3窟就應被選上了。即使雲岡第3窟未完成，其設計樣式當是知道的。在龍門的欲繼續完成，也是欲用原設計，以一種新的完整形象出現，並且也會被冠以新的龍門“靈岩寺”石窟之名[9]。

　　由於龍門山的石質太硬，且斬山處太高因而“費工”，才不得不“下移”到近地麵處和天然陡岩平整處，才不得不大大縮小規模，如此，就不能再準照雲岡第3窟了。於是，計劃被改變而設計了較小的佛殿窟，並在實踐中不斷修改，最後形成賓陽三洞的樣式。北魏龍門石窟中的靈岩寺石窟之名最終也可能落到了此三洞上[10]。

　　不但龍門賓陽洞已因“費工”“下移”而縮小，不“準”代京靈岩寺石窟了，而且賓陽洞同雲岡石窟中的任何大龕窟的不盡相同，也說明了此時的賓陽洞已不僅僅“參照”雲岡石窟，而是一種綜合各方麵因素的創新洞窟了。正是因為依照最大的雲岡第3窟在今奉先寺處的受挫，才促使賓陽洞因地治宜地創新。

　　綜上所述，從多個角度的證據看，龍門石窟首次之大規模開鑿的位置，便確定在今龍門石窟奉先寺處。

　　筆者注意到，此位置的特點是在龍門西山的“最顯赫”處，位於西山的心髒部位。

　　這是否乃許多石窟最早較大規模開鑿位置的共同特點呢？

　　二、其他石窟最早較大規模開鑿位置

　　龍門最早的大規模開鑿，在山體之最顯赫處，而其它石窟多也出現類似情況。試略舉主要的幾例如下：

　　1.雲岡石窟最早大規模開鑿的曇曜五窟，正被設計在武州川北岸最雄偉的一處上。從遠處看，此處斬出的崖麵也是最為顯赫的中心部分。

　　2.炳靈寺石窟最早較大規模的興造在169窟中，而古人的選擇，也是因為169窟是最雄偉崖麵上的最顯赫的自然洞窟。

　　3.涇川王母宮石窟最早大規模開鑿的洞窟為準照雲岡第6窟所開鑿的一中心柱窟，也是開鑿在回中山麵向東部的錐形山體中部偏下的最主要位置上。

　　4.涇川南石窟寺最早大規模開鑿的第1窟，也是位於上部帶有一自然洞穴的小山主體中部下方的主要位置處。

　　5.慶陽北石窟寺最早大規模開鑿的第165窟，也開鑿在覆鍾山下一處最顯赫的位置。

　　6.甘穀大象山石窟首次大規模開鑿的大坐佛窟，也位於大像山最高大顯赫懸崖的“大象心髒處”。

　　7.武山水簾洞石窟最早大規模開鑿的摩崖坐佛，也開鑿在正對穀口的一處最寬大平整顯赫的崖麵上。

　　8.天梯山石窟最早較大規模的第 1、4、17、18 等窟，也開鑿在天梯山崖麵當時最雄偉顯赫如塔如天梯的區域。因曆史上多次地震，特別是1927年大地震，此處最顯赫的崖麵已坍塌，現留有早期洞窟殘跡。正因為險絕，才容易因中空而坍塌，說明其最早較大的主要洞窟，乃開鑿在山邊崖岸雄偉處的中間位置。

　　9.莫高窟最早稍有規模的第 268、272 等窟，也正是開鑿在其主要區域（南區）崖麵中部稍外凸的一部分上，也當為在顯赫崖麵的主要位置上。

　　10.北響堂山石窟最早有規模的北洞，雖然不在石窟組的中間，但在最高崖麵下中間最顯赫處。

　　11.南響堂山石窟最早有規模的第1、2等窟，也在山體上麵對朝山者最主要部分上。

　　等等不一一盡述，多呈現上述相似的情況。

　　凡此種種，均說明了，同龍門石窟具有相似性，凡在一處相對集中的石窟群中，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在開始較有規模的開鑿時，古人極可能會將石窟的位置，選擇開鑿在山體或崖麵上最顯赫的中心處。基於這種情況，對我們判斷某石窟群中洞窟的早晚會有幫助。

　　三、麥積山石窟姚興鑿山而修的位置

　　基於龍門等石窟最早較有規模洞窟開鑿的情況，同樣，麥積山最早較大規模洞窟在山體崖麵的位置，也應在麥積崖最雄偉部分的中部那最顯赫的地方。那麽，古代麥積崖最雄偉最顯赫處在什麽地方呢？

　　筆者注意到，麥積山在隋唐大地震造成中區坍塌之前，不像現在主要有東、中、西3個崖麵，那時的麥積崖主要存在東、西兩個崖麵。一個稍向外突出的交角或轉角，分隔整個“隋唐以前麥積崖麵”為東、西兩塊古崖麵。古東部崖麵為較為狹窄的三角形。而古西部崖麵為飽滿寬闊的長方形，遠遠望去，較為雄偉壯觀。因此，在隋唐以前的麥積崖上，古人如要進行最早的較大規模的開鑿，應選擇在古西崖的中心顯赫位置，此位置應該是位於古東、西崖間的轉角和今西崖另一邊之間的中軸處，即位於古西崖的中軸處。

　　筆者注意到，74窟正好大致位於此“中軸”之上。

　　這說明，以74、78窟為代表的周圍幾個同時代的窟，是最早較大規模開鑿的窟。這些窟雖然受到地震的一些影響，但窟形仍現存基本完好。

　　這些洞窟之“最顯赫位置”證明了，麥積山石窟“現存”著“最早”大規模開鑿的幾個洞窟。而文獻記載表明，麥積山石窟“最早”的大規模開鑿者是後秦（天王）皇帝姚興，於是，麥積74、78等窟通過以上種種曲折，可以被啟示為“後秦”時所開鑿。

　　過去，由排比的推斷，麥積74、78等窟當為“現存”早期大規模開鑿窟，但，是否為“本來”早期大規模開鑿窟，還是個問題。本文通過重點對龍門石窟早期大規模鑿山位置的考證，得出石窟大規模始鑿山位置的“一般情況”，從而在確認麥積“姚興鑿山”史跡方麵，新增加了一個“開鑿位置”上的證據。

　　由此，麥積74、78窟似不是北魏時的“雙窟”，而是後秦時所開鑿的同樣規格的1組兩個鄰近窟，或後秦背景的另種意義之雙窟。

　　結語

　　在一個集中的石窟開鑿區域，洞窟的位置與其時代的早晚很有聯係，尤其是首次大規模開鑿的位置一般在此區域的顯赫位置上。但龍門石窟最早開鑿的現狀結果，即賓陽三洞卻是個例外，偏於西山左下方的不太顯赫處。故存在著謎團。

　　本文試證明出，龍門石窟最初大規模開鑿的“斬山”營造，原在今奉先寺處，仍然符合始大規模鑿山位置一般在較顯赫處的“一般情況”，而且更具有典型性。龍門石窟最早大規模開鑿的位置情況，不但沒有成為我們從其他證據得出“麥積山現在存在著後秦窟”之認識的絆腳石，相反成為我們認識的重要典型證據，從而使我們更加相信，麥積山現存某些窟的位置為麥積山石窟最早大規模開鑿的位置，因而這些窟的最早身份當為古文獻記載的最早大規模開鑿的洞窟，即所謂後秦“姚興鑿山”之洞窟。

　　麥積對莫高早期洞窟斷代問題的啟示——麥積、莫高均存在北魏時全麵重修十六國洞窟的情況

　　前言

　　佛教石窟中，在北魏時期就對前代洞窟進行全麵重修的情況是比較少見的，故而特殊，但因為是全麵重修而作全麵覆蓋，所以顯露的重修痕跡較少，此種情況往往容易被研究者所忽略。筆者認為，特殊的情況應伴隨著特殊的曆史沿革過程，對它的研究有利於開拓早期洞窟斷代方麵的思路。對麥積山石窟早期洞窟存在北魏全麵重修現象的認知，使我們對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斷代方麵的認識應有所啟示。

　　另外，我們從莫高窟也存在北魏全麵重修十六國洞窟所體現的“共性”中，更加深了對麥積山石窟早期洞窟斷代的認識。

　　一、麥積山石窟現存早期洞窟中存在北魏文化層全麵疊壓十六國文化層的現象

　　本書前文已論述：麥積山石窟存在著“北魏時對洞窟進行全麵重修”的情況，而且重修的對象是十六國時期的洞窟。為行文方便，需再簡要重申：

　　在麥積山石窟現存最早開鑿的洞窟中，筆者較普遍地看到了最底的被焚燒文化層，和其上的文化層。被焚燒木頭上麵的文化層位是以仇池鎮供養人壁畫為代表的北魏文化層。壇基上被焚燒的木頭有大致一定的規整布局，說明它們是較有建築框架意識的文化現象，應該代表1個文化層位，是在原規整布局的情況下被焚燒的。

　　木頭被燒過，呈腐朽狀態，不可能為開建洞窟時所設。開建洞窟中的木頭應基本是完好的木頭，且麥積山並不缺木材，不會在開建洞窟時“將就”著用一些被焚燒過的爛木頭。洞窟中所保存的被焚燒的木頭，隻能是，因某種曆史變故，初始洞窟中的好木頭被焚燒後的遺留。後來重修時，這些被焚燒的木頭因係佛教聖物而不能清除，故被保留在重修層之下的底層。因此，底層焚燒痕跡上的北魏文化層，實際上是對整個曾經被破壞和焚燒的洞窟的全麵重修層。而且這種洞窟不止一個，而是一組，如74、78、90、165窟等。

　　在北魏重修時之前，洞窟集體被破壞和焚燒的情況隻能聯係到北魏的太武帝滅法，而在太武帝滅法之前，在麥積山開鑿洞窟的所有證據，相對於北魏，相對於西秦，都更加指向十六國時期的後秦。

　　麥積山石窟這種在北魏時全麵重修十六國洞窟的情況，應啟示我們對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斷代問題的思考。

　　於是我們看到，無獨有偶：

　　二、莫高窟第268、272窟存在北魏層的塑像、壁畫全麵疊壓下麵更早文化層位的現象

　　莫高窟早期洞窟（268、272、275等）中，第268及其附屬小窟室和第272窟存在著明顯的北魏層全麵覆蓋更早層位的現象，而且在整個莫高窟隻有這兩窟有這種現象。其上層泥皮上有兩層壁畫，兩層壁畫中最底層壁畫應是北魏時所繪。上層泥皮與塑像同為一體，在洞窟中呈全麵覆蓋的狀態。

　　1.268窟及其附屬禪窟曾在北魏時期被全麵重修

　　其右壁前側上方破損處，可見表層泥皮疊壓下層泥皮的情況。下層泥皮不是上層泥皮的地仗層，因其表麵較為細膩光滑，明顯可看見細如粉狀的抹灰層，並可明顯地看到白灰的痕跡。因此，下層泥皮應明顯地代表一個文化層。上述情況也不會是造窟時因臨時修改，而全麵又覆蓋一層泥皮的情況，因為沒必要，且洞窟本身就小，就更不應該再縮小其空間了。

　　窟前部兩個附屬禪室（267、270 窟）中亦有上層泥皮疊壓較具有細膩表麵的下層泥皮的情況，如：

　　左前禪室（270窟）左壁和前壁相交的下部破損處可見上述泥皮疊壓情況。其門右側框處泥皮破處亦出現上述泥皮疊壓情況。

　　右前禪室（267窟）門左側框處的裂隙中亦出現同樣的現象。

　　並且，在此窟的頂部前側的抹角藻井的梁架上，也有兩處表層泥皮迭壓底層泥皮的現象。這明顯是後期對前期藻井梁架的包裹式重修。

　　如此，可看出，第268窟存在著鄭重其事的重修現象。

　　而上層泥皮的時代，可根據其上的底層壁畫作出判斷。

　　上層泥皮上的壁畫以顏色的疊壓形式分為上下兩層。上層壁畫分布在窟內左右壁和附屬於左右壁的4個禪室中，內容均為千佛，其風格為隋代。

　　下層壁畫分布於正壁、左右壁及頂部。其主要形象有供養人，飛天，小坐佛，和左右壁底部的護法等。

　　這些上層泥皮上的底層壁畫形象公認早於西魏，雖然均有些古樸成分，但從新出現的因素來看，是繪製於文成複法之後的北魏，因為它們形象的新因素，不同於現存較早的北涼文物中的因素，而較接近於複法後開鑿的雲岡石窟中的因素。

　　首先，左右壁下側護法的交腿而行舞的形象，同北涼石塔最晚期（沮渠安周時期，公元442至460年）的宋慶塔上1身基座像，在交腿而行舞的姿勢方麵相似。其它時期的北涼石塔上均無此交腿而行舞的形象。縱觀北涼石塔，其基座像造型均較渾樸或僵硬一些，雖從早期到晚期有所改善，但莫高窟268窟的護法像，比起它們則大大地改善了，顯得豐潤、流暢、自然、活潑、生動了許多。另外凡立姿屈腿作勢的北涼石塔基座像，從早期到晚期大體上有漸漸伏下身軀的趨勢，莫高窟268窟的護法像比起它們，更加身軀下伏。這說明268窟的護法像要比現存最晚期的北涼石塔還要晚。而北涼石塔的最晚期，要延續到公元460年的北魏和平初年才結束，這時，正是複法後雲岡石窟開始開鑿的時候。無疑在這個複法後大氣候的形勢下，莫高窟開始重修前代洞窟是可能的。更何況，此窟中的護法形象同雲岡第2期中護法力士甚至魔王的較豐潤健壯的形象很相像，尤其是268窟中護法穿著的較規整的犢鼻短褲，在北涼石塔中不見，而在雲岡石窟中有類似規整的短褲，如雲岡石窟第9窟後室南壁第3層東側佛龕中，立佛右下立者所穿的犢鼻短褲，這些與此窟護法形象相關的資料，也旁證了此窟在北魏複法後重修的判斷。

　　其次，正壁佛龕前下部的俗家供養人服飾，有別於河西魏晉十六國墓葬壁畫中所表現的魏晉衣冠。從此窟供養人畫下的暗紅色起稿線看，其連接較為凝重，已非十六國壁畫中，起稿線和定稿線線之較鬆散的圓弧狀甩筆勾線，而更接近於北魏雲岡第2期後段的漢式服飾的輪廓線[11]，因此上述供養人繪製在複法後北魏時期是可能的。但是，到遷洛後“較久”的北魏時期，敦煌供養人的服飾，較可能是更加寬鬆的褒衣博帶式的了，應不同於此窟全麵重修時所繪的這種供養人服飾，故，此窟全麵重修時的下限應在稍前，可在遷洛後“不久”。

　　另外，正壁龕中交腳佛塑像也不同於北涼石塔中佛像的質樸，已顯得較為挺拔和靈活了許多。其壁畫飛天的形象也較北涼石塔中的飛天舒展、流暢。其壁畫菩薩的形象也較北涼石塔、天梯山石窟、炳靈寺石窟中的十六國時期菩薩更富有靈活的身段，在具體表現手法上更加練達，符合上述重修上下限時間的判斷。故初步可認為第268窟的全麵重修在北魏，相當於複法後到遷洛後不久的北魏階段。

　　2.第272窟在北魏時曾被全麵重修

　　其門道右壁左側下方的破損處也顯示兩層泥皮的疊壓關係。下層泥皮表麵也較為細膩，原應抹有細灰泥，或較薄的淡色顏料。

　　右壁中部下方的一小塊破損處似也存在著相同的疊壓關係。

　　故此窟同樣存在著重修，且是上層泥皮也遍布於整窟的全麵的重修。

　　上層泥皮的最底層壁畫公認早於西魏，同樣也是北魏的，不會早到十六國時期。主要理由有兩點：

　　首先，其左右壁千佛形象中出現了標準的雙領下垂式袈裟，明顯不同於北涼石塔等十六國時期的坐佛形象，十六國時期袈裟的雙領均不是作較平行的垂下，因此即使雙領下垂，也不是太標準。較為標準的雙領下垂式袈裟通常被認為在中國北方流行於北魏太和年間之後。

　　其次，在正壁龕內的左右側下部，上層泥皮的最底層壁畫中，殘存著3身風格一致的供養人畫像，圖4中，上部為左側1身，下部為右側2身，其上原有的墨線已基本脫變不清，現存的形象如同沒骨畫，其衣領和袖口均用鮮豔的石綠色抹出。左側的供養人，隱約可見其頭部有冠的痕跡。且三身供養人的衣領相交於胸前，說明此三身供養人當為俗家供養人，身著寬長袖的交領漢服形象，乃為北魏遷洛以後流行的褒衣博帶形象。供養人均一手側向上、向前伸出，捧於臉麵之前作向佛供養狀（似莫高窟263窟北魏供養人的動作）。供養人旁，有用墨線精心勾過的榜書框，雖其中的題記已不辨，但可以肯定，此供養人乃此窟全麵重修時的功德主。

　　考慮到此窟重修的其他內容的古樸成分，其重修時間不會太靠後，可在北魏遷洛後不久。

　　268、272 窟並列相鄰，且規模大小基本一致，兩層泥皮的情況又基本一致，說明此二窟被後人在基本同一時代作了同樣的重修之事，272窟通過其供養人形象等因素而較確定的北魏重修情況，也旁證了268窟的北魏重修情況。

　　以上說明，268、272 窟存在北魏時全麵重修前代洞窟的情況。這與麥積山早期洞窟的層位疊壓，表現為北魏時全麵重修前代十六國時期洞窟的情況，有一定的可比性，因此進一步可啟示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的始鑿時代。

　　三、莫高窟268、272窟始鑿時代

　　如上文所敘，第268、272窟通過自身的文化現象，已經基本認為有“北魏全麵重修現象”，加之麥積山石窟也有這種特殊的“北魏全麵重修”現象的旁證，就更可以確定其“北魏的全麵重修”現象了。那麽，此種北魏全麵重修對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第268、272窟始開鑿在什麽時候之問題的解決有何幫助呢？

　　北魏全麵重修，說明洞窟的開鑿當在北魏及其以前。因此：

　　此二窟的始鑿時代由近及遠隻能處於3種時間段：

　　1.複法後的北魏時期；

　　2.滅法前的北魏時期；

　　3.北魏統治之前到十六國時期。

　　首先看此二窟設定始鑿於複法後之北魏時期的可能性。

　　這意味著北魏時就對北魏複法後始鑿洞窟進行重修，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因在這一個較短的期間內，並沒有再發生可使佛教遭到較大破壞的曆史事件，洞窟不會被“人為”破壞嚴重，故不需要全麵重修。同時，不久前開建的洞窟尚新，也應沒有較重的“自然”陳舊，周邊又有餘地開建新窟，且在河床堆積沙礫岩崖上，重新鑿出如同此二小窟的工程也並不太困難，不必非要利用以前的洞窟而有所作為不可，故僅為“作功德”而對以前完整的窟進行全麵覆蓋式重修也不太可能。另外，現二窟中的塑像乃重塑式重修像，亦不是對北魏始鑿窟中應該有的，且不可能被破壞的北魏原塑像的包裹式重修。故設定的始鑿時間與北魏全麵覆蓋式的重塑造式重修的情況矛盾。故洞窟不應為複法後所始鑿。

　　在全國其他石窟中，北魏時對北魏複法後始鑿的洞窟，進行覆蓋式的全麵重塑造式重修的情況也幾乎難以認同一例，更旁證了第1種可能的不確定。其次看此二窟設定始鑿在滅法前北魏統治時期的可能性。

　　在滅法之前北魏統治時期始鑿的佛教石窟罕見[12]，即使有，但北魏實際占領敦煌的時間在公元 444 年，到太武帝滅法的公元 446年這兩年期間內，設置軍鎮，準備戰事[13]。即使在此階段有佛事活動，但缺乏禪僧住錫修行的記載，尤其是缺乏關於這個時期在漠高山側開窟的直接記載方麵的證據。所以此二窟如果說開鑿在北魏複法以前的北魏統治時期，依現有資料看，似很勉強，但也不是絕對不可能，故此二窟的開鑿“至遲”能早到這個時間是沒有問題的。

　　再次，看此二窟設定始鑿在北魏統治之前到十六國時期的可能性。

　　1.對於十六國時期在莫高窟開窟的記載卻很明確。武周時代的《李君碑》明

　　確記載，於十六國前涼，相當於前秦建元二年起，樂僔於半懸崖上開鑿了1個窟，並且更可能直接與坐禪有關。次有法良禪師於其側又開一窟[14]。

　　2.268、272窟也正好是開鑿在半崖上的兩個臨近的窟，同記載的依次始鑿在半崖上的兩個臨近窟的情況正好吻合，而且其中268窟中正好在底層泥皮時（即此窟始建時）就有直接供禪坐的小窟室[15]，說明了此窟與坐禪的關係密切，故與始鑿記載的情況吻合，有可能為“樂僔窟”，272窟當為“法良窟”，這啟示出：記載中最早開鑿的二洞窟並沒有消失，而是現實地存在著。[16]

　　3.沒有充分證據表明記載中始開的那兩個洞窟被人為或自然力掩埋掉、破壞掉了。

　　記載中早期二窟開鑿在半崖上，不可能被掩埋。窟前地麵的清理發掘，目前也未確認有記載中早期二窟塌落的蛛絲馬跡。

　　268、272、275窟左側的崖麵凹入雖較深，但其中沒有任何十六國洞窟的遺跡可尋，不能說明十六國時曾在此處開鑿洞窟並曾塌毀。至少能早到北魏的275窟的獨特縱向開鑿，也說明了因為其左側崖麵的凹陷塌毀而選擇為縱向了，說明其窟左側的凹處，可能很早以前就坍塌了，或在北魏及其以前就坍塌了。如果十六國人開鑿洞窟時，此處還未坍塌，應當是近於坍塌的危岩了，且是較更容易坍塌的，較鬆散堆積的河床沙礫岩的危岩。十六國時古人選擇窟址不會在較容易坍塌的危崖麵上。即使此處是隋唐時代[17]才開始塌毀成凹陷狀，在十六國時也當呈現著危岩狀態，十六國人不會利用。同樣，北魏人也不會利用，因為此處也未留下北魏開鑿當時普遍流行的大窟所應留下的痕跡。

　　莫高窟也不會出現普遍性的、經常性的、大規模的、大縱深的崖麵坍塌事件，而危及記載中最早的2個窟，開鑿在半崖上的北魏的洞窟到現在基本可保存完好就是旁證。北魏洞窟其窟門前，原前庭的開鑿本來就不是太深（源於克孜爾石窟和雲岡石窟），其現存的淺，有少量崖麵殘損所致的因素，並非崖麵大縱深坍塌所造成。至於窟前地麵的抬升，那是包括整個河床的普遍抬升，不可能是單純的，對於整個河床來說是微薄的崖麵坍塌所能造成的。窟前宕泉河千百年來的，由於山洪泥沙俱下的自然堆積力量，加上開窟出土逼迫河水遠離懸崖，然後進行人工平整和從高處的河床取土逐漸鞏固和擴大，應是窟前地麵加高的主要力量和方式。

　　即使莫高窟曆史上偶然出現了坍塌，但不一定就危及了最早的兩個著名的窟，因莫高窟最早的窟，最有條件選擇在較穩固，而且較突出的崖麵中上方，以免塌毀和遭受3麵風沙的侵擾、匯集和掩埋。（這正符合268、272窟的位置特點，且二窟不太大，不會因掏空懸崖而在大地震中造成坍塌。）

　　曆史上的人為改建或重修也有可能損毀洞窟，但也不一定就危及了最早的兩個著名的窟。客觀上，如上文所述，這兩個窟比較穩定而不會容易自然塌毀。主觀上，古代的功德主們也會對此二窟（包括較完整的別的洞窟）尊重，而不會侵犯此二窟，或任意大幅度地、全麵地擴大、縮小或者改變此二窟。（北魏之後的洞窟就避開268、272窟而向其兩翼的崖麵發展。）

　　即使曆史上曾多次出現廢佛事件，但也是不同程度地毀壞土木寺塔經卷佛像壁畫之類，未聞有將石窟連根鏟除的。目前已如上文認知，受最嚴厲的一次廢佛事件即太武帝滅法破壞的麥積山石窟早期洞窟，其窟形也完好保存。敦煌地處偏遠，雖曾會受到滅法的影響，會對佛像壁畫等進行破壞，但似乎沒有太多的理由將整個洞窟鏟除。故記載中的莫高窟最早二洞窟，其基礎部分應沒有被人為損去，其洞窟基礎形製在今崖體上應當尚存。

　　4.268、272窟正位於南區一帶懸崖的正中位置，也正位於其兩側凹進（右側凹進較淺一些）的中間突出而且平整堅固崖麵的中部。這種比較好而且突出顯赫的崖麵位置，應是首次鄭重在半崖開鑿石窟的首選位置。因此，這兩個窟在位置上也符合記載中最早的那兩個窟最可能應占據的位置。

　　5.268、272窟在大小和形製上，明顯不同於其周圍較大的北魏“中心柱窟、

　　坡頂窟”，也不同於北魏以後各時代的洞窟，也不同於雲岡第2、3期窟，頗符合北魏統治以前乃至十六國時期，洞窟形製較為特殊的情況。

　　272窟有長方形門道和前壁，平麵接近於方形。中小型方形窟的形式，在北魏的雲岡第3期較流行，但雲岡此種類型窟在其它方麵與272窟不同，如3壁3龕和平頂因素在272窟中無。272窟的抹角藻井加低穹隆頂和盝頂（莫高窟272窟穹隆頂部4角有圓折，與方形藻井結合似盝頂）因素的窟頂形式，在雲岡第3期也不見。268窟左右壁下開禪室的形製也不見於雲岡石窟。故268窟及其附屬禪室的型製和272窟的形製，不一定是受雲岡第2、3期的影響而來。

　　早在十六國時期，敦煌已應具備開鑿此2窟（平麵長方形和方形，左右壁開排列小室，抹角疊砌藻井頂、穹隆頂加盝頂為主要特征的）形製的條件：首先，北魏統治以前乃至十六國時期的敦煌莫高窟，具備開鑿主室左右排列禪室洞窟的條件。

　　遠遠早於公元4世紀的印度巴雅石窟中的19號僧房窟，和阿旃陀石窟中的12、13號僧房窟，已具有在左右壁附設或開鑿小窟室的形製[18]。可能開鑿於4世紀的新疆庫車蘇巴什佛寺遺址石窟的1、2、3、5窟[19]，其狹長的縱長方形主室側麵開鑿小室的形製，更具有與莫高窟268窟相似的因素。故在4世紀後期，這種側麵開鑿排列小室的洞窟形製，通過新疆影響到河西地區的敦煌是有可能的。故莫高窟268窟開鑿在十六國時期是可能的。

　　其次，北魏統治以前乃至十六國時期的敦煌莫高窟，具備建造前壁開門之方形窟，和抹角疊砌藻井頂和低平穹隆頂加盝頂的條件。

　　早在眾多的漢代的墓室中，已出現了前壁開門的耳室和抹角疊砌藻井頂的形式，如四川中江塔梁子崖墓M3、M6[20]等。上述印度和新疆諸窟附設的小窟室本身，就是類似前壁開門的方形窟。能早到十六國時期的嘉峪關新城公社 M1、M3 的墓室，均出現了盝頂和前壁開門的方形墓室。基本上處在十六國時期的克孜爾第二階段中也出現了許多主室為前壁開門的方形窟（其中還有正壁開龕造像的，如第14 窟），其頂部有抹角疊砌、圓頂（穹隆頂）、平棋頂（莫高窟 268窟頂部有抹角藻井但總體類似平棋）和盝頂，故，無論來自東方或西方，甚至是河西本地的因素，都顯示了莫高窟268、272窟開鑿在北魏統治以前乃至十六國時期是可能的。

　　另外，在中亞和新疆早已出現了開窟造像情況下，莫高窟於北魏統治以前乃至十六國時期，出現“正壁開龕造像”的窟形也是有可能的。

　　6.麥積山石窟最早的十六國洞窟均非中心柱窟，有接近於方形的底平麵，有較低平的穹隆頂（如麥積山74、78），有穹隆頂參以盝頂（如麥積山165窟）。

　　這同莫高窟第268窟的長方形底平麵、平頂和272窟的接近了方形的底平麵、大體較平的穹隆頂參以盝頂的型製有相通之處。這種佛殿窟的形式，符合樂僔、法良都從東方而來，有東方文化因素的情況。因秦漢魏晉至十六國，東方的殿堂、窯洞和墓葬等建築中，有正壁壇、敞口龕和前壁開門等形式，但罕有類似中心柱佛窟的建築形式。故作為佛殿窟的莫高窟268、272窟，早至北魏統治以前乃至十六國時期是合理的。

　　綜合上述 3 個時間段的推論，268、272 窟始鑿均應早於太武帝滅法，因此二窟中北魏重修的最大可能，是對太武帝滅法破壞的重修。另外，根據記載和此二窟的洞窟因素，它們均有可能早到十六國時期。268窟乃樂僔窟，當開鑿在十六國前秦時期。而272窟乃法良窟，在樂僔窟之後開鑿，但因無開鑿年代的記載資料，可認為開鑿在樂僔窟之後的十六國時期到北魏太武帝滅法之前的時間段中。

　　因此，同麥積山石窟現存早期洞窟斷代情況相似，無獨有偶，對莫高窟268、272窟也應該辨證地看，即洞窟的開鑿雖早至太武帝滅法之前乃至十六國時期，而洞窟中的主要內容卻已經是北魏全麵重修的了。

　　至於此早期洞窟內的原貌，隻能通過層位感受到一鱗半爪，它們應當主體是佛殿窟，泥皮壁麵較素，如有壁畫，也是稀少和疏朗地設在窟中的主要位置。根據麥積山石窟的北魏全麵重修，是對十六國洞窟在大的方麵複原的情況看，莫高窟記載中的早期二窟窟形可能基本同現在的268、272窟一致。因樂僔、法良均是禪僧，基於禪觀的需要，在中亞、新疆先前早已普遍有了開窟造像的氛圍下，此二窟正壁可能也原各造有1身塑像。

　　四、補充討論

　　1.268窟的北魏供養人

　　正壁佛龕下部綠衣俗家女供養人手側舉向前（或持物）供佛，其後還有一身袖手的女供養人。雖然都是上衣蓋住下裙的形式，但其服飾同炳靈寺 169 窟西秦“袖手”的女供養人的服飾不太相同[21]。炳靈寺西秦俗家女供養人衣袖處衣褶較多，較鬆散地覆蓋雙手，而此窟女供養人服飾是半寬袖且袖口似較規整，基本不覆蓋雙手部分，後者形式在北魏較流行，如雲岡第2期後段和麥積山石窟第76、93窟北魏俗家女供養人均多此種形式。

　　此窟俗家男供養人著長袍，袖半寬，且袖口部較規整和內收，在雙手相聚於腹前時，袖口部並不不鬆散地連並在一起覆蓋雙手部分，區別於北涼石塔男供養人衣袖衣褶較多，鬆散地覆蓋雙手的“袖手”形象，較接近於雲岡2期後段和麥積山76、93、80窟中北魏俗家男供養人服裝。

　　此窟男女供養人袖口稍內收因素，在時間上可能稍早，但也會延續到北魏服飾改革初期，這種形式或許也有敦煌的某種地方特色的成分。

　　268窟正壁佛龕下的供養人，也不應被看成是五代或宋代的供養人，供養人疊壓著的殘跡可能不代表時代感很強的獨立文化層[22]。因為：

　　首先，268窟正壁佛龕下的供養人同莫高窟中其他五代或宋代供養人形象均不一樣。雖268窟主尊塑像頭部為五代或宋人重修，沒有發現268窟五代或宋代的供養人畫像，但或許272窟五代或宋供養人在重修272窟主佛頭部和甬道上方壁畫時，順便重修了268窟主佛頭部，故268窟中無五代或宋供養人壁畫，而統一將供養人畫在272窟內，畫在其四壁下緣次要的北魏三角垂帳紋飾之上了，畢竟268窟中，在五代或宋時僅僅重修了一個小的素麵佛頭，就不必在272窟已畫了眾多比較大的供養人的情況下，小題大做地再在 268 窟中畫供養人了，況且268窟中也沒有象272窟那樣，在不掩蓋前代人物形象壁畫的情況下還有合適的地方供畫。

　　其次，在268窟上層泥皮上，其正壁佛龕下供養人之下疊壓的殘跡較少，較零星，不成規模，且為較模糊的色痕，故不像是被覆蓋的1組完整供養人壁畫。即使此殘跡是供養人形象，其不明顯的特征也可能是因臨時修改供養人畫像而被廢棄的部分，即此處的情況似：北魏重修時，對初稿經營的人物的大小和位置的痕跡，又進行了臨時性（或時間不長後的）重新按排和修改，並采用了較鮮亮的大麵積白色底子襯托，采用了石綠色衣服和石綠色領袖裝飾。與此相應，此窟部分壁麵上已開始嚐試著用白色、石綠、赭紅等較濃豔的色彩了。

　　而北魏時將供養人畫在白色壁麵中的形式，在272、263等窟中比比皆是，並非是宋代供養人壁畫的特點。

　　2.272窟正壁龕內北魏供養人

　　此三身穿著寬長袖的典型漢式服裝的供養人，被畫在龕內左右側下部白色壁麵中，較小，約10厘米高，且部分色彩淡出，僅餘石綠色“領袖”部分較明顯，似抽象的，偶然被古代畫工灑或抹在壁麵上的兩三條色痕，故以前對此窟的研究未曾注意引用。

　　此窟的最上層壁畫和塑像頭部的修補部分為五代或宋代的，其主要壁畫位於窟門甬道的上方，在窟四壁下緣有五代或宋代供養人畫像，較大。故正壁龕內的小供養人就不是五代或宋代供養人了，就隻能是上層泥皮北魏的那層壁畫和北魏的那層塑像的供養人，除此之外找不到與此供養人對應的洞窟內容，也不可能單獨繪供養人，也不可能北魏層無供養人內容。五代或宋代供養人壁畫疊壓之下的四壁下緣處，也不是原北魏供養人的位置，因為此處上層五代或宋供養人壁畫之下透出的是，北魏三角垂幔紋壁畫。

　　此褒衣漢式服裝供養人，為 272 窟全麵重修時間提供了典型依據，又為268窟的重修時間提供了旁證，應是我們研討莫高窟早期洞窟斷代問題的又一重要證據。過去的斷代研討均未提及，是未發現呢？還是認為非北魏供養人？均未說明。本文認為應著重提出以供參考。

　　3.275窟的開鑿時代

　　在275窟中未發現有明顯代表2個文化層的，表示全麵重修的層位關係。雖整個洞窟中泥皮有上層壓下層的情況，但下層較粗糙，乃上層泥皮的地仗層。故此窟不存在泥皮整體覆蓋式的全麵重修的情況。因此275窟與268、272窟在層位狀況上有所區別。此窟底層壁畫公認早於西魏，雖然保存很多古樸成分，但左右壁上部的千佛出現了（太和年間在北方流行的）較典型的雙領下垂式袈裟結合通肩袈裟所演變的形象，塑繪中建築樣式細部的複雜程度，與北魏遷洛以後的某些文物上的建築紋樣相似[23]。考慮到此窟內容風格還有許多古樸成分，所以此窟的開鑿在遷洛後不久。

　　此窟的主尊交腳菩薩與開窟同時，其較成熟的形象風格也符合上述北魏斷代推論。菩薩雙足較伸展平直，這種形態多常見於雲岡石窟、麥積山等石窟北魏流行的交腳菩薩形象中，而不見於北魏統治敦煌時期以前的，那部分河西地區的北涼石塔中的交腳菩薩中[24]。敦煌包括河西地區早於北魏統治時期的北涼石塔上的交腳菩薩，基本其雙足跟朝向左右外麵，腳的相交位置較高，明顯不同於此窟中的交腳菩薩，旁證此窟較晚。

　　275 窟的體積也旁證了北魏斷代推論。此窟明顯大於 268、272窟，在高、寬、深方麵形成很大反差，雖同是佛殿窟，但275窟大型縱向平頭人字坡頂的窟形，似是莫高窟北魏大型窟中，中心柱前的橫向平頭人字坡頂主室（如257窟的主室）的“縱向類型”，應與莫高窟眾多較大的北魏窟在大小和形狀上更有親緣關係。形成縱向，也有其左側崖麵凹入，橫向崖麵不夠的因素。因凸出顯赫的崖麵已被268、272窟占據了中間位置，故如果要在這個主要的中心崖麵上，再造北魏在莫高窟開始流行的稍大型窟的話，這275窟隻能“將就”崖麵邊緣而不得不縱向了。

　　此窟北壁（左壁）下有所謂胡服供養人壁畫。

　　表麵上看，胡服供養人與此窟遷洛後不久時期（此時北魏的敦煌已推行了褒衣的漢式服裝，272窟的北魏褒衣供養人就是證據，故胡服在當時，敦煌地區畫當時供養人可能已不用了。）的開鑿時代相矛盾。但筆者注意到，這些所謂的供養人，均無榜書題記（在拆除上麵宋代疊壓牆壁後的下麵較新壁麵上也未發現），其榜書框為虛設的，多為隨便的一抹白粉，有的甚至沒有這種虛設的榜書框。故他們作為此窟功德主的身份值得懷疑。

　　如果他們是此窟的供養人，那麽按供養人對稱分布的常規，其相對的南壁（右壁）麵的一排壁畫人物形象，也應是供養人，但卻是供養菩薩，且與對麵供養人無榜題的情況一樣，都是不明具體名稱的廣泛意義上的供養菩薩。所以，北壁供養人作為此窟功德主的身份更值得懷疑。

　　此窟今存右前壁下部，有開窟時的底層壁畫，繪有僧人坐於繩床上的畫像，畫像旁均有相應的榜書框，其中有可辨的多處“比丘像”的墨書題記，說明這些僧人有可能是此窟的供養人或供養人的一部分，如果還有其它類型的供養人，也很可能都被設置在前壁處。又因為，此窟主尊交腳菩薩塑像下無合適的地方供畫供養人，此窟左右壁下部的供養者行列壁畫的邊欄與前壁供養人壁畫的邊欄並不吻合，不為一體，故性質不同，前壁才是此窟真正供養人畫像處，且可能多為禪僧。

　　另外，北壁所謂供養人行列中，似雜有1僧人或其他特殊身份的人，並且行列前有吹奏樂器者，當為“僧界（或其他界人士）供養”和俗家“音樂供養”的表示，似乎也表明他們不是“此窟功德主”的角色，而是泛泛地表示“某種供養”角色，正如其對麵的供養菩薩可能多被設置成泛泛的供養一樣。在已有前壁本窟功德主“現在供養人”的情況下，他們自然會被安排為“虛擬”（即使有真實的，也是個別）的“過去供養人”身份了。同時其合適的位置確實是被安排在“過去”的本生故事畫下。因此，北壁供養人可能是洞窟禪觀的某種需要，是“供養”理念的具體實踐之一部分，代表“過去供養人”方麵的禮拜、持香花和音樂等方麵的供養，“過去”自然就可以用北魏過去所流行的胡服來表示了，其胡服，不與此窟“遷洛（或太和18年服飾改革）以後不久的”的斷代相矛盾。

　　這也與莫高窟北魏窟中的說法圖和故事畫中的俗家人物，“極少”出現漢式服裝的情況是一致的。

　　4.樂僔窟和法良窟

　　第268窟及其附屬小龕明顯為小殿堂窟加左右禪室的形式。莫高窟北區也出現了大量的禪窟，但與268窟形製不同，說明有時代不同的區別。南區崖麵條件好，且268窟在南區中部，應該是比較早的，應比北區的禪窟要早。因坐禪需要一個安靜的環境，最早的南區應該是比較安靜的，後來隨著南區禮拜窟的增加和熱鬧，禪窟可能多就移向了北區了。因此，就禪窟而言，大體上南早北晚，記載中最早開鑿的禪窟不可能在北區，故北區現在雖禪窟多，但不與南區 268、272窟，乃記載中最早開鑿的，與坐禪和禪觀有關的樂僔、法良二窟的判斷相矛盾。

　　268窟北魏重修的壁畫較疏朗，用較古樸的飛天、蓮花和坐佛以及護法點綴，供養人似也帶有古樸粗獷的風格成分，與莫高窟其他窟壁畫的題材、技巧方麵有較大的區別。主尊塑像交腳佛的交腳形式，也保留了早期北涼石塔中的交腳菩薩之腳心、腳跟向左右外麵的交腳式樣，正壁龕外壁畫龕柱也畫了從西方傳來的希臘式柱頭。雖然這種希臘式柱頭在雲岡石窟中也有（如第10窟前室北壁門左右上方），但在敦煌早期窟中隻用在268窟中。除了當時敦煌的藝術比起中原要多西域古樸風格以外，可能是重修時著重追求西域或西方傳來的古樸風貌的結果，也可能為了表示此窟始開鑿的古老才故意這麽作的。另外上文已論，268窟的北魏重修上限稍早，故重修風格稍古樸。以上現象均符合本文上文以268窟應為最早先開鑿的樂僔窟，272窟應為繼其後的法良窟的判斷。

　　5.太武帝滅法

　　比照麥積山石窟北魏全麵重修，在大布局上盡量保留和忠實原窟麵貌的情況推測：

　　莫高窟268、272窟底層的泥皮上，可能如重修壁畫一樣同樣是壁畫稀疏。另外，洞窟始建時，原窟中可能有塑像，也可能分別為如現在題材一樣的交腳和倚坐佛。這種交腳佛和倚坐佛出現在十六國時期的敦煌是可能的，如新疆克孜爾石窟第1階段（相當於十六國及其以前）繪塑中就流行倚坐佛像和交腳彌勒佛坐像[25]。並且，此二窟不是“才容膝頭”的小龕，也不是僧房窟，都有供禮拜的佛殿，為禪觀的需要，樂僔、法良很可能造了有關的塑像。如果這種推測不謬，原十六國塑像必曾被損毀。

　　因為，全麵重修有3種情況：

　　1.在不破壞原較完整的塑像和泥皮的情況下，對原塑像和泥皮進行覆蓋，在覆蓋層上進行塑和繪。

　　2.在原塑像和泥皮有所破壞的情況下，新泥皮層覆蓋原來的殘跡進行重新塑像和繪製壁畫。

　　3.新泥皮填充原泥皮、原塑像殘掉的部分。

　　此2窟的重修屬於第2種情況。

　　因從塑像看，其表麵泥皮和顏料層位，與窟內上層泥皮及其底層壁畫，為同一層位。且塑像不臃腫，不是在原塑像上重包一層泥皮的形象，也找不到北魏時在殘破處修補較早塑像的跡象，現塑像應是北魏重新塑造的。原洞窟的塑像，應該是被基本破壞了。

　　那麽是什麽情況造成這種嚴重的破壞呢？隻能聯想到太武帝滅法。這在麥積山已有例子。雖然敦煌地處偏遠，但曆史上，凡屬中央政府實際管轄的敦煌地方政府，都會認真地執行中央的命令。但麥積山早期洞窟經過了焚燒，並且底層泥皮基本被破壞。而敦煌早期洞窟未經焚燒，隻破壞了塑像，因基本無壁畫或壁畫稀疏，泥皮基本被保留下來了。

　　6.反啟示

　　麥積山石窟現存早期洞窟的開鑿時代，目前也還存在著爭論。本文由麥積求證莫高，但反過來看，莫高窟早期洞窟，自身應該存在著十六國開鑿的洞窟被北魏全麵重修的情況，也反證了麥積山石窟現存早期洞窟開鑿於十六國，後被北魏人全麵重修的結論。兩者互證，都不孤立。

　　同時，其它石窟中的早期洞窟，如存在北魏時期和十六國時期開鑿之爭議時，似也可借鑒麥積、莫高早期洞窟的情況，結合文獻和洞窟中的實際層位情況，看看是否能結合北魏重修的情況來考慮，看看是否能結合太武帝首次滅法的曆史因素來考慮。如尚未發現新資料來符合此種考慮，就隻能暫時以其表麵特征所代表的時代為準了。

　　結語

　　結合麥積山石窟早期洞窟有“北魏時全麵重修被太武帝滅法破壞的十六國洞窟”的跡象，筆者對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重點從層位關係”方麵考察，認為與麥積山石窟早期洞窟在層位關係方麵具有相似性，莫高窟早期洞窟也存在“北魏時全麵重修可能被太武帝滅法破壞的十六國洞窟”的情況。

　　但早期3個窟的情況各不相同，即：

　　268窟在十六國時期開鑿，為前涼（記載中相當於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始建）樂僔窟，在複法後到遷洛後不久的北魏時期被全麵重修。272窟為樂僔窟之後開鑿的法良窟，開鑿時間的下限在北魏太武帝滅法之前，在遷洛後不久的北魏時期被全麵重修。曾與268、272窟同被認為開鑿較早至北涼的 275 窟[26]，應為北魏窟[27]，在遷洛後不久開鑿。

　　麥積、莫高現存早期洞窟（麥積 90、165、74、78 等窟，莫高268、272 窟）北魏時期被“全麵重修”的文化共性，使各自乃十六國洞窟的“認識”不孤立了。總之，隨著各自新證據的發現，麥積、莫高相互佐證，認識趨近於事實。

　　麥積“姚秦五龕”對雲岡“曇曜五窟”的啟示——麥積山、炳靈寺早期大龕是曇曜五窟開創理念和形製的主要借鑒

　　前言

　　以前學術界曾主要從涼州、新疆和印度因素方麵探討雲岡曇曜五窟的形成，也曾提到曇曜五窟受到麥積山早期大龕74、78窟的影響[28]。但這些觀點均未提到“五窟三世連續理念”的具體石窟模式的來源。筆者認為，除涼州、新疆、印度石窟等地佛教文化不可或缺的因素外，麥積山、炳靈寺石窟的因素則更加直接和具體。

　　一、麥積崖存在姚秦五龕

　　對麥積山石窟人工開鑿的90、165、74、78、51窟，根據考古學類型排比，屬於麥積山石窟較早洞窟，又參照文獻記載，學術界中已有些先生曾推測它們開鑿於西秦或後秦[29]。本書前文已重點從早期焚燒文化層位於北魏重修文化層之下，屬於太武帝滅法的餘燼，洞窟應早於太武滅法的角度；從洞窟在古代麥積崖主要崖麵中軸位置的角度；從後秦皇帝注重佛教“三世實有”理念的角度等，基本肯定了此組洞窟為姚秦皇室開鑿窟。窟中內容雖經北魏重修[30]，基本上保留了後秦窟中所要表現的基本內容。這組洞窟的開鑿要早於雲岡曇曜五窟，可稱之為後秦皇家石窟中的“姚秦五龕”。

　　過去，在麥積山石窟是否存在姚秦洞窟的問題上存在爭議，因此影響了對雲岡曇曜五窟思路的開拓。

　　而目前，基於以往的推測和進一步的發現，可基本確定麥積山石窟“姚秦五龕”的存在，就應對曇曜五窟的思考有所啟示。

　　此姚秦五龕大約應在後秦帝姚興412年至後秦帝姚泓417年所造（見本書前文中的斷代論述。這裏還需要補充的是，因麥積崖體均為較粗的水成沉積沙礫岩，遇水會浸透而酥鬆，故在這段4～5年的時間內，工匠完全可以通過用水逐步浸濕岩體的工作方法，開鑿成5個中型洞窟，甚至更多）。

　　顯然，從時間的角度上看，“較早”的麥積“姚秦五龕”有條件對“後出”的雲岡曇曜五窟的開鑿產生影響。

　　二、麥積“姚秦五龕”有為5個帝王造佛龕的跡象

　　恰恰同雲岡曇曜五窟一樣，麥積姚秦五龕也為聚集在一起的一組洞窟。隻不過，曇曜五窟是東西並列1組，姚秦五龕是上下相疊1組。

　　姚秦五龕中，其 90、165 窟左右相鄰在上一層，74、78 左右相鄰在中層，51窟在下麵底層，故一組洞窟分為3層或3個階段。

　　這種排列較為別致，故可能顯示出更深的含義。

　　因為在姚秦曆史上，作為一股連續的政治勢力的連續統治者也正好是5位帝王，且在時間上可被劃分為3個階段。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九·後秦錄·姚弋仲》載：“乃使使降晉。晉永和七年，拜弋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都督江北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單於、封高陵郡公。八年薨，時年七十三。子襄之入關也，為苻生所敗，弋仲屍柩為生所得，生以王禮葬之於天水冀縣。萇稱尊號，追諡曰景元皇帝，廟號始祖，墓曰高陵，置園邑五百家。

　　……姚襄……弋仲薨，襄秘不發喪……與苻堅戰於三原，襄敗，為堅所殺，時年二十七，是歲晉升平元年也。苻生以公禮葬之。萇僭尊號，追諡魏武王。”《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後秦錄二·姚萇》載：“兄襄為苻堅所殺，萇率諸弟降於苻生……萇懼，奔於渭北，遂如馬牧……以太元九年，自稱大將軍、大單於、萬年秦王，大赦境內，改元，年號白雀，稱製行事……以太元十一年，萇僭繼皇帝位於長安，大赦，改元曰建初，國號大秦，改長安曰常安，追尊考弋仲為景元皇帝……以太元十八年死，時年六十四，在位八年，偽諡武昭皇帝，廟號太祖，墓稱原陵。”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後秦錄三、四、五、六·姚興》載：“萇薨，秘不發喪……登奔雍，興乃發喪行服，以太元十九年，僭即皇帝位於槐裏……死時年五十一，在位二十二年，偽諡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墓曰偶陵。”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五、五十六·後秦錄七、八·姚泓》載：“永和元年，蘭既薨，秘不發喪……泓發喪，以義熙十二年，僭即帝位……九月，裕至長安，送泓於建康市而戮之，時年三十，在位二年……自姚萇白雀元年，歲在甲申，至於是歲，歲在丙辰，凡三十有三歲。”

　　因此，姚秦五龕有可能乃為後秦 5 位帝王所造。即上層的 90、165窟乃為後秦建國稱帝之前的兩位追諡的帝王姚弋仲、姚襄所造，74、78窟乃為後秦開國和振興的兩位皇帝姚萇、姚興所造，51窟乃為繼承的末代皇帝姚泓所造。

　　而根據5個洞窟中的具體情況看也符合這種推理。5個窟中的主要內容為三世佛和菩薩的連續組合，構成“前後繼承一統”的鏈接，其內在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