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詩歌創作考論

第三章 白居易散論（2）

　　第五節 白居易與僧人交遊考論

　　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作為白居易全集的箋校本，以其紮實的學術功底與厚重的學術成果，影響並澤被學林，但遺憾的是，集中大凡涉及白居易的宗教信仰及其與佛禪僧人的交遊，要麽語焉不詳，要麽避而不談，讓人閱讀《白居易集》時，總有如鯁在喉之感。謝思煒《白居易詩集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雖對白居易詩文佛典之語的出處有較多關注，但對白居易所交遊佛禪僧人的生平行跡，及佛禪僧人與白居易佛禪信仰的關係，基本仍循朱氏之箋，不足之處亦很明顯。所以，對經常自謂“頭陀會裏為逋客”（卷十九，《春憶二林寺舊遊因寄郎滿晦三上人》）、“前生應是一詩僧”（卷二十三，《愛詠詩》）、“交遊一半在僧中”（卷三十一，《喜照密閑實四上人見過》），又“每被人呼作律僧”（卷十八，《醉後戲題》）的白居易，全麵係統地考察其與僧人的交遊，通過相關的人事地理與交遊空間的多維透視，我們既能更加清晰地了解白居易佛禪信仰的心路曆程、階段特征與內在理路，亦可為進一步研究其豐富複雜的人性及處世哲學提供紮實的基礎，同時對唐代僧眾禪林的知識、思想、信仰的體係與基本模式也可作出初步的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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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考，與白居易交遊的僧人，《白居易集》詩歌中提到的，有卷九《客路感秋寄明準上人》中的明準，卷九《題贈定光上人》中的定光上人，卷十《因沐感發寄朗上人二首》中的東林寺僧朗上人，卷十三《送文暢上人東遊》、卷三十三《香山避暑二絕》其一“六月灘聲如猛雨，香山樓北暢師房”、卷三十五《五年秋病後獨宿香山寺三絕句》其一“還向暢師房裏宿，新秋月色舊灘聲”（按，朱金城箋雲：“疑即白氏《送文暢上人東遊》（卷十三）中之‘文暢上人’。”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2429頁。）中的文暢，卷十三《旅次景空寺宿幽上人院》中的幽上人，卷十三《感芍藥花寄正一上人》中的正一，卷十四《同錢員外題絕糧僧巨川》中的巨川，卷十四《贈別宣上人》、卷十五《廣宣上人以應製詩見示因以贈之詔許上人居安國寺紅樓院以詩供奉》中的廣宣，卷十五《恒寂師》《苦熱題恒寂師禪室》中的恒寂師，卷十六《宿西林寺早赴東林滿上人之會因寄崔二十二員外》《正月十五日夜東林寺學禪偶懷藍田楊主簿因呈智禪師》中的智滿禪師，卷十七《與果上人歿時題此訣別兼簡二林僧社》中的興果（按，此處的“果上人”，即白文《唐江州興果寺律大德湊公塔碣銘》中的江州興果寺僧神湊），卷十七《贈曇禪師》中的慈恩寺曇禪師，卷十八《戲贈蕭處士清禪師》中的清禪師，卷十九《寄白頭陀》（按，從詩歌內容“近見頭陀伴，雲師老更慵。性靈閑似鶴，顏狀古於鬆。山裏猶難覓，人閑豈易逢。仍聞移住處，太白最高峰”來看，絕非白居易從侄沃州山禪院頭陀僧白寂然）、《春憶二林寺舊遊因寄朗滿晦三上人》中的朗、滿、晦三上人，卷十九《蕭相公宅遇自遠禪師有感而贈》中的自遠禪師（按，此“自遠禪師”，即集中《贈僧五首》其二所提到的自遠禪師，姓名無考，據本詩白居易長慶三年擔任中書舍人作於長安，與大和五年擔任河南尹居洛陽作《贈僧五首》中其他四人均居洛陽可知，自遠禪師應是主要活動於長安、洛陽一帶的高僧，其“以無事為佛事”修禪理念，則與馬祖道一門下洪州禪修禪方式接近，參見《祖堂集》卷三《懶瓚和尚》《景德傳燈錄》、卷七《盤山寶積》、卷十四《丹霞天然》、卷二十八《大珠慧海》相關事跡。可見，自遠禪師與集中提到的另一位東林寺戒律僧“遠師”“遠上人”非同一人，據《問遠師》“笑問東林老，詩應不破齋”可知。朱金城箋雲“此詩中之自遠禪師當係另一人”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285頁。

　　（顯然太過簡略），卷二十《題清頭陀》中的清頭陀，卷二十《題靈隱寺紅辛夷花戲酬光上人》中的光上人，卷二十《內道場永上人就郡見訪善說維摩經臨別請詩因以此贈》中的永，卷二十一《題道宗上人十韻》中的道宗、次休，卷二十二《秋遊平泉贈韋處士閑禪師》、卷三十五《答閑上人來問因何風疾》、卷三十六《夏日與閑禪師林下避暑》中的清閑，卷二十三《天竺寺送堅上人歸廬山》中的堅上人，卷二十三《遠師》《問遠師》、卷二十八《對小潭寄遠上人》中的遠師，卷二十四《答次休上人》中的次休，卷二十五《感悟妄緣題如上人壁》中的如信，卷二十五《與僧智如夜話》中的智如，卷二十七《贈僧五首》除智如外，還有神照、自遠、宗實、清閑，卷二十九《神照禪師同宿》中的神照，卷三十《題天竺南院贈閑元瑉清四上人》除清閑外，還有元、瑉、清三上人，卷三十一《贈草堂宗密上人》中的宗密，卷三十一《喜照密閑實四上人見過》中的神照、清閑、宗實、宗密，卷三十二《送宗實上人遊江南》中的宗實，卷三十五《山下留別佛光和尚》中的佛光寺如滿，卷三十六《送後集往廬山東林寺兼寄雲皋上人》中的雲皋，卷三十九《八漸偈》序中的法凝，以及外集卷上白居易佚詩《招韜光禪師》《寄韜光禪師》中的韜光禪師，《宿誠禪師山房題贈》中的誠禪師，還有陳尚君據《祖堂集》輯佚的白居易佚詩“行羸骨瘦久修行，一納麻衣稱道情。曾結草菴倚碧樹，天涯知有鳥窠名”陳尚君：《全唐詩補編》中冊，1992年10月，第1082頁。提到的杭州鳥窠道林禪師，謝思煒考證出白居易詩《遊悟真寺詩》所記“寫經僧”為法誠謝思煒：《白居易詩集校注》，中華書局，2006年7月，第570頁。等。另外，元稹有詩《和樂天贈雲寂僧》雲：“欲離煩惱三千界，不在禪門八萬條。心火自生還自滅，雲師無路與君銷。”冀勤：《元稹集》，中華書局，1982年8月，第221頁。白居易原唱不存，“雲寂僧”具體情況不詳，疑即“恒寂師”。

　　《白居易集》文中提到其交遊的僧人主要有卷四十一《傳法堂碑》中的興善寺僧惟寬及其弟子義崇、圓鏡，卷四十一《唐撫州景雲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銘序》中的廬山東林寺僧道深、懷縱、如建、衝契、宗一、至柔、諸、智則、智明、雲皋、太易等凡十二輩，卷四十一《唐江州興果寺律大德湊公塔碣銘》中的江州興果寺神湊，《草堂記》中的東西二林寺長老湊、朗、滿、晦、堅等，卷四十三《東林寺經藏西廊記》中的長老演公、滿公、琳公等，卷四十三《遊大林寺》中的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士堅、利辯、道建、神照、雲皋、息慈、寂然，卷四十五《與濟法師書》中的濟法師，卷六十八《如信大師功德幢記》中的如信及其同學大德智如與門人弟子嚴隱、歸靖、藏周、常賁、懷嵩、圓恕、圓昭、貞操等，卷六十八《華嚴經社石記》中的杭州龍興寺僧南操、靈隱寺僧道峰，卷六十八《三教論衡》中的義林法師，卷六十八《沃洲山禪院記》中的白寂然及門徒常贄，卷六十八《修香山寺記》中的清閑，卷六十九《大唐泗洲開元寺臨壇律德徐泗濠三州僧正明遠大師塔碑銘序》中的僧正明遠及弟子僧亮、元素，卷六十九《東都十律大德長聖善寺缽塔院主智如和尚茶毗幢記》中的智如、振公等，卷七十《畫彌勒上生幀讚》序中的道嵩、存一、惠恭，卷七十《蘇州南禪院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中的蜀沙門清閑、矢謨，吳僧常敬、弘正、神益，本院僧法弘、惠滿、契元、惠雅及越之妙喜寺長老元遂禪師等，卷七十一《香山寺新修經藏堂記》中的閑、振、源、濟、釗、操、洲、暢八長老，卷七十一《唐東都奉國寺禪德大師照公塔銘》序中的神照及其弟子門徒清閑、宗實、複儼、道益、知遠、建、道光、道威、雲貞、雲表、歸忍、會幽、齊經、智全、景玄、紹明，卷七十一《佛光和尚真讚》《醉吟先生傳》中的如滿，《聖善寺白氏文集記》中的如滿、振大士等。值得指出的是，《聖善寺白氏文集記》說自己與東都聖善寺缽塔院故長老如滿大師有齋戒之因，這裏的“如滿”，當是“智如”之訛文。

　　上述詩文涉及與白居易交遊的僧人，據統計，去其重，仍達100餘人，無怪乎白居易常有“交遊一半在僧中”之歎。盡管這些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均與白居易有過一定的交遊，但對其佛禪思想及信仰卻有著差別不等、各自有異的影響。有的僧人對白居易的佛禪思想與信仰造成了關鍵影響，如洛陽聖善寺法凝、智如一係，晚年與白居易為“空門友”，並成為其法嗣的禪宗南嶽懷讓門下三世佛光如滿禪師，還有興善寺馬祖道一的高足惟寬和尚，以及濟法師、鳥窠和尚等；有的雖沒有相關文獻證明其與白居易有佛禪義理的探討與交流，但白居易顯然對他們精深的佛學修養與高尚的道德情操表現出了景仰之情，並有直接的詩文酬贈，相互間留下了很深的私誼，這些僧人主要包括如信、清閑、文暢、廣宣、神照、宗實、宗密、神湊、上弘、明遠、白寂然、韜光、智常等50餘人；其他僧人名號，雖在《白居易集》中明確提及，但基本上是連帶而過，因此不在本文探討之列。

　　二

　　縱觀白居易一生的佛禪信仰，大抵早年以南禪信仰為主；被貶江州後開始接觸淨土宗，並愈老而彌堅，“幾專言冥報淨土”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11月，第158頁；晚年白居易的佛禪信仰還有一個重要的傾向，就是多次受戒持齋，進行嚴格的宗教戒律踐履。在這幾個有重要階段特征的曆程中，法凝、惟寬、鳥窠、濟法師、智如、如滿、道宗律師等的影響尤為深刻而關鍵。這一點，普濟《五燈會元》在《佛光滿禪師法嗣》下為白居易立傳把握得非常準確：“杭州刺史白居易，字樂天，久參佛光得心法，兼稟大乘金剛寶戒。元和中造於京兆興善法堂，致四問。（語見興善章）十五年牧杭州，訪鳥窠和尚，有問答語句（見鳥窠章）。嚐致書於濟法師，以佛無上大慧演出教理，安有徇機高下，應病不同，與平等一味之說相反。援引《維摩》及《金剛三昩》等六經，辟二義而難之。又以五蘊十二緣說名色，前後不類，立理而征之。並鉤深索隱，通幽洞微，然未睹法師酬對，後來亦鮮有代答者。複受東都凝禪師八漸之目，各廣一言而為一偈。釋其旨趣，自淺之深，猶貫珠焉。凡守任處多訪祖道，學無常師，後為賓客，分司東都。罄已俸修龍門香山寺，寺成自撰記。凡為文動關教化，無不讚美佛乘，見於本集。”普濟：《五燈會元》，中華書局，1984年10月，第221頁。不足的是，這段話敘次有點混亂，個別地方亦有紕誤。因此，我們依據這段話考察對白居易佛禪思想與信仰影響最深的幾位僧人的同時，間有辨正與補罅。事實上，這幾位在白居易生命與信仰中異常重要的僧人，對白居易佛禪信仰影響的人生曆程來看，其先後順序應該是洛陽聖善寺法凝、長安興善寺惟寬、杭州鳥窠和尚、杭州濟法師、法凝弟子聖善寺律師智如以及晚年與白居易為“空門友”的洛陽香山寺僧如滿。此外，長慶年間開始對白居易律宗信仰有重要影響的普濟寺道宗律師，亦可位列其中。

　　先看白居易與法凝的關係關於白居易在法凝處所授禪法，可參看肖偉韜：《白居易從法凝所學為南宗禪法考論》，《宗教學研究》，2007年第1期，第193-198頁，這裏僅就白居易與法凝的交遊作一說明。白居易最早接觸佛教並對其表現出濃厚的理論興趣，是在中進士之年的貞元十六年（800）前後，這個時間節點，亦剛好在白居易禮拜法凝並受“八漸之目”之後，這一點，白居易貞元二十年的作品《八漸偈》的序言中有明確記錄：“師賜我八言焉……繇是入於耳，貫於心，達於性，於茲三、四年矣。”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2641頁。所謂的“八漸之目”，即《八漸偈》的標目“觀、覺、定、慧、明、通、濟、舍”，白居易“各廣一言而為一偈。釋其旨趣，自淺之深，猶貫珠焉”，表現了其對禪理的通達穎悟，成為與禪有緣之人，所以能得到像法凝這樣的高僧大德的點化，同時與聖善寺後兩任主持如信、智如均建立了良好的私交。白居易雖然受到了法凝點化並明確承諾：“至哉八言，……蓋欲以發揮師之心教，且明居易不敢失墜也。”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2641頁。但在此後的詩文中卻沒有再加提及法凝，主要是貞元二十年“師之報身則化”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2641頁。法凝無法給白居易以佛禪義理的指點與賜教，二人再無交往所致。

　　白居易與長安興善寺惟寬的交遊主要表現在著名的“四句問”。惟寬，《宋高僧傳》有傳，俗姓祝，祖父祝安，父親祝皎，衢州信安人，十三歲出家，二十四具戒。元和四年，被唐憲宗召見於安國寺，次年，憲宗問法於麟德殿。元和十二年二月，終興善寺，僧臘三十九，享年六十三，葬於灞陵西原，詔諡大徹禪師。元和十年，白居易為太子左讚善大夫時，曾四次拜詣惟寬，四次問道：“第一問雲：既曰禪師，何故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為律，說於口為法，行於心為禪，應用有三，其實一也。如江湖河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即是法，法不離禪，雲何於中妄起分別。第二問雲：既無分別，何以修心？師曰：心本無損傷，雲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起念。第三問雲：垢即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為病。第四問雲：無修無念，亦何異於凡夫耶？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名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妄，勤即近執著，妄即落無明。其心要雲爾。”這種通達圓融、一意雙遣的解說，使白居易困惑頓消，對其今後的佛禪理解與信仰有著深刻的影響，所以對其弟子義崇、圓鏡說：“以先師常辱與予言，知予嚐醍醐，嗅薝蔔者有日矣。”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2691-2692頁。關於興善寺惟寬禪師，除了白居易《傳法堂碑》為其立傳外，讚寧《宋高僧傳》卷十亦為其立傳，但基本上是抄錄白居易《傳法堂碑》原文。

　　鳥窠禪師，富陽人，俗姓潘，修法得道後，因見秦望山有長鬆，枝葉繁茂，盤曲如蓋，遂棲止其上，故時人謂之鳥窠禪師。複有鵲巢於其側，自然馴狎，人亦目為鵲巢和尚，乃四祖道信法嗣下八世。關於白居易與其交遊，據《五燈會元》卷二載：“元和中，白居易侍郎出守茲郡，因入山謁師。問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白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麽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作禮而退。”普濟：《五燈會元》，中華書局，1984年10月，第71頁。這段敘事，《祖堂集》記載略同，但稍有增益靜、筠二禪師編撰：《祖堂集》，中華書局，2007年10月，第145-147頁。白居易與鳥窠禪師的交往，不見於白居易本集，如果這則材料可信，白居易與杭州鳥窠禪師的交遊，時間當定在長慶二年七月至四年二月之間，因為長慶二年七月白居易才以中書舍人除杭州刺史，長慶四年五月即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洛陽，並且，鳥窠禪師也於長慶四年二月坐亡。同樣，上引《五燈會元》卷四“杭州刺史白居易……（元和）十五年，牧杭州，訪鳥窠和尚，有問答語句”，載白居易元和十五年牧杭州，亦誤。

　　濟法師，生平無考。白居易與濟法師交遊，據現存文獻，僅有《與濟法師書》這封書信，乃向濟法師請教探研佛理，憑白居易對自己佛禪修養的自信及與僧人交遊之廣，能向其致書請教者必乃當代高僧。所以上引《五燈會元》，濃墨重彩地記敘了二人之間的問難辨疑。在這封書信中，白居易主要通過對濟法師常讀的《維摩經》《首楞嚴三昧經》《法華經》《法王經》《金剛經》《金剛三昧經》六經，與其交流探討自己在閱讀佛禪典籍過程中“言及佛法或未了者”，進而討論所謂的“十善法”“四諦法”“十二因緣法”“六波羅蜜法”。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2809-2812頁。關於興善寺惟寬禪師，除了白居易《傳法堂碑》為其立傳外，讚寧《宋高僧傳》卷十亦為其立傳，但基本上是抄錄白居易《傳法堂碑》原文。

　　智如律師，據白居易《東都十律大德長聖善寺缽塔院主智如和尚茶毗幢記》載，俗姓吉，絳郡正平人。十二歲授經於僧皎，二十二歲受具戒於僧晤，又學《四分律》於曇濬律師，通《楞伽》《思益》心要於法凝大師。貞元中，寺舉省選，累補昭成、敬愛等五寺開法臨壇大德，由是行浸高，名浸重，為東王城十大德首，為南贍部八關戒師，名冠萬僧，利及百眾。大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終於聖善寺缽塔院，報年八十六，僧夏六十五。白居易與智如的交遊，除了相應的佛禪義理探討交流外，主要是“每歲入關蒙九授，殷勤一戒重千金”，這首詩的詩題下小注雲：“師年八十三，登壇秉律凡六十年，每歲於師處授八關戒者九度。”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922頁。白居易受戒後的齋戒生活，成為其詩歌創作的一個重要題材，如《齋月靜居》“葷腥每斷齋居月，香火常親宴坐時”、《早春持齋答皇甫十見贈》“帝城花笑長齋客，三十年來負早春”、《九月八日酬皇甫十見贈》“君方對酒綴詩章，我正持齋坐道場”、《閏九月九日獨飲》“自從九月持齋戒，不醉重陽十五年”等，這樣的描述高達十餘次，以至於知己劉禹錫委婉地諷刺雲：“齋日多如周太常。”瞿蛻園箋證：《劉禹錫集箋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093頁。白居易晚年持齋受戒的宗教踐履之所以成為習常，這與智如律師的影響密不可分。

　　如滿禪師，據白居易《佛光和尚真讚》《五燈會元》卷三《佛光如滿禪師》及《南嶽誌》卷十九《寺觀》橫龍寺條，俗姓陸，號如滿，早年曾住五台山金閣寺，貞元初至南嶽衡山建橫龍寺，白居易佚詩《遊橫龍寺》即從此輯出。晚年居洛陽佛光寺東芙蓉山蘭若，因以為號。嚐為唐順宗說法，順宗聞之大悅，益重禪宗。白居易在“平生定交取人窄”的人生信條下，在其最後幾年，當先前的摯友知己幾近凋零殆盡之時，“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為山水，彭城劉夢得為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為酒友，每一相見，欣然忘歸。”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3782頁。“空門友”如滿禪師成了白居易晚年精神信仰與感情依托的一位重要的心靈導師。所以，當白居易彌留之際，不是要求家人把自己葬於祖塋陝西渭南的下圭，而是要求陪葬在洛陽龍門如滿墓側，寓意明顯，而家人最終也遵照了他的遺囑，可見如滿在白居易心目中位置之關鍵。

　　道宗，據白居易《題道宗上人十韻》序，道宗乃普濟寺律師，姓名無考，以作詩為佛事，亦是對白居易律宗信仰有重要影響的僧人。在道宗法堂中，懸有故相國鄭司徒、歸尚書、陸刑部、元少尹及今吏部鄭相、中書韋相、錢左丞贈詩，覽其題皆與上人唱酬，閱其人皆朝賢，省其文皆義語。白居易始知上人之文為義作，為法作，為方便智作，為解脫性作，不為詩而作。知上人者雲爾，恐不知上人者，謂為護國、法振、靈一、皎然之徒與？故白居易題二十句以解之。其解雲：“人多愛師句，我獨知師意。”按，護國、法振、靈一、皎然四僧，據劉禹錫《澈上人文集紀》雲：“世之言詩僧多出江左。靈一導其源，護國襲之；清江揚其波，法振沿之，如麽弦孤韻，瞥入人耳，非大樂之音。獨吳興晝公能備眾體。晝公後，澈公承之。”陶敏、陶紅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嶽麓書社，2003年11月，第1183頁。又據《宋高僧傳》卷二十九及《唐才子傳》卷四載，皎然，俗姓謝，名晝，吳興人，謝靈運十世孫，與靈澈、陸羽同居妙喜寺。文章俊麗，有集十卷。然其與白居易或不同時，或不同地，亦無交遊，因此本文不作論列。又，白居易《祭中書韋相公文》雲：“公佩服世教，棲心空門。外為君子儒，內修菩薩行。常接餘論，許追高蹤。元和中，出守開、忠二郡日，公先以《喻金礦偈》相問，往複再三。由是法要心期，始相會合。長慶初，俱為中書舍人日，尋詣普濟寺宗律師所，同受八戒，各持十齋。由是香火因緣，漸相親近。及公居相位，走在班行，公府私家，時一相見，佛乘之外，言不及他，誓趨菩提，交相度脫。”按，韋相公，指韋處厚。

　　三

　　《白居易集》中，表現出對相關僧人精深的佛學修養與高尚的道德情操有虔敬之情，並有直接詩文酬贈，且生平行跡大致可考者，還有如信、清閑、神照、宗密、宗實、神湊、文暢、廣宣、定光、韜光、白寂然、智滿、智常等近50人。當然，這50多人中，與白居易的關係疏密亦有不同，有的在其詩文中多次出現，有的僅見一次；有的表現出情感真摯而親切，有的表現出白居易對其景仰而虔敬；當然，也有僅表現為一般禮儀性應酬交往的。

　　如信，俗姓康，號如信，襄城人，法凝弟子，與智如為同學大德，繼法凝後主持聖善寺，智如又繼其後主持該寺。如信始成童，授《蓮花經》於釋岩。既則戒，學《四分律》於釋晤。後傳六祖心要於法凝，《淨名》《楞伽》《俱舍》《百法》，無不精通，自建中訖長慶，凡九遷大寺居，十補大德位，蒞法會、主僧盟二十二年。長慶四年二月十三日，終於聖善寺華嚴院，春秋七十五，夏臘五十二。白居易早年師事於法凝，得法凝“八漸之目”，與如信可謂同門中人，私交非同一般，所以法凝、如信、智如去世後，分別有《八漸偈》悟道之言，為如信作功德幢記，為智如作茶毗幢記，記錄了他們的開導之恩與光輝事跡。集中亦有《感悟妄緣題如上人壁》，詩中對如信禪學的精義作了很好的概括：“彼此皆兒戲，須叟即色空。有營非了義，無著是真宗。兼恐勤修道，猶應在妄中。”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699頁。

　　清閑，《白居易集》提及最多的僧人，《秋遊平泉贈韋處士閑禪師》《贈清閑上人》《答閑上人來問因何風疾》《夏日與閑禪師林下避暑》《贈僧五首》其五、《題天竺南院贈閑元瑉清四上人》《喜照密閑實四上人見過》《修香山寺記》《唐東都奉國寺禪德大師照公塔銘》《蘇州南禪院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等詩文均提到是僧。其中，據白居易《贈僧五首》其五《清閑上人》題下小注、《修香山寺記》及《唐東都奉國寺禪德大師照公塔銘》可知，清閑乃自蜀入洛，於長壽寺說法度人的高僧，荷澤宗神照上首弟子，與白居易、元稹為故交夙舊。元稹謝世時，請白居易撰墓誌銘，白居易念平生分，文不當辭，贄不當納，所以當元稹家人把價當六七十萬的謝文之贄，也就是潤筆費堅決致予白居易時，白居易隨即捐資修建了香山寺，並發願說這些功德，皆歸元稹，同時請悲智僧清閑主張之，因為其與白居易及元稹皆夙舊，交情願力，盡得知之。

　　神照，東都洛陽奉國寺僧，俗姓張，蜀州青城人。始出家於智凝法師，受具戒於惠萼律師，學心法於惟忠禪師，忠一名南印，六祖慧能之法曾孫，為荷澤神會嫡係，主要以說壇為佛事。其教之大旨以如然不動為體，以妙然不空為用，示真寂而不說斷滅，破計著而不壞假名。開成三年冬十二月，示滅於洛陽奉國寺禪院，以是日遷葬於龍門山，報年六十三，僧夏四十四。弟子眾多，與白居易相交甚厚的清閑、宗實均為其弟子門人。這樣一位得道高僧，亦與白居易過從甚密，集中詩文《神照禪師同宿》《贈僧五首》其二《神照上人》《喜照密閑實四上人見過》《遊大林寺》《唐東都奉國寺禪德大師照公塔銘》多次出現。

　　宗實，據白居易《贈僧五首》其五《宗實上人》題下小注及《唐東都奉國寺禪德大師照公塔銘》可知，宗實即樊司空之子，舍官位妻子而出家，為神照弟子。白居易記載的這一僧人行實，可補唐史之闕。朱金城箋證認為：“樊司空即樊澤。《舊書》卷一二二《樊澤傳》未載其子之名，《新書》卷一五九《樊澤傳》僅附宗師傳，韓愈《樊紹述墓誌銘》亦未及其兄弟之名。據白氏此詩，知宗實必紹述之昆仲行。”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925頁。集中還有《喜照密閑實四上人見過》《送宗實上人遊江南》等詩文提到宗實，可見二人關係亦非同一般。

　　這批僧人聲名較著，且行跡可考者，除上述諸人外，還有明準、宗密、上弘、神湊、明遠、文暢、廣宣、韜光、白寂然、智滿、智常等。

　　明準，白居易有《客路感秋寄明準上人》一詩，朱金城箋注認為，明準上人，其生平不詳。考《宋高僧傳》卷二十七《唐長安禪定寺明準傳》，明準乃長安禪定寺僧，不詳氏族，生緣本天台靈墟道場，出俗遊方。後至京邑，觀古之神僧智苑於範陽北山刊石寫經灌鐵，以俟慈氏下生，免水火之虞。貞元年間，又於東洛長壽寺寫《華嚴經》，聖善寺寫《法華經》，嵩山嶽寺寫《楞伽經》，悉刊貞瑉，皆圖不朽。元和元年後，不詳所終。讚寧：《宋高僧傳》，中華書局，1987年8月，第682頁。可見，明準的活動主要在貞元、元和間。據貞元間於聖善寺寫《法華經》，白居易於貞元十六七間禮謁聖善寺主持法凝，二人交遊當定於是時前後。

　　宗密，《五燈會元》《宋高僧傳》俱有傳，為六祖慧能下五世，俗姓何，果州西充人。家本豪盛，少通儒書，欲幹世以活生靈。元和二年，偶謁遂州圓禪師，宗密欣然慕之，乃從其削染受教。複見洛陽奉國寺神照禪師，末見上都長安華嚴觀。多方遊曆，最終定居終南山圭峰蘭若，故人稱圭峰宗密禪師。著《圓覺》《華嚴》及《涅盤》《金剛》《起信》《唯識》《盂蘭盆法界觀》《行願經》等疏鈔，及《法義》《類例》《禮懺》《修證》《圖傳》《纂略》。針對當時禪教學者互相非毀，遂著《禪源諸詮》，寫錄諸家所述，詮表禪門根源道理，文字句偈，集為一藏，或雲一百卷。並有諸多酬答書偈議論等傳世。又撰《四分律疏》五卷，《鈔懸談》二卷。凡二百許卷，圖六麵。這些論著皆本一心而貫諸法，顯真體而融事理，超群有於對待，冥物我而獨運。大和九年，甘露寺變，以仇士良為首的宦官集團率禁兵五百人，在京都長安凡所遇被儒服者，一皆屠戮。時李訓、王涯、賈、舒元輿等聞難作，奔入終南山投靠宗密。仇士良知道後，遣人逮捕宗密到左禁衛軍，麵數其不告之罪，將殺之。宗密怡然說，貧道很早便認識李訓，亦知其反叛，然本師教法，遇苦即救，不愛身命，死固甘心。宦官魚弘誌嘉之，奏釋其罪；朝士聞之，莫不扼腕出涕。會昌元年正月六日，坐滅於興福塔院，俗齡六十二，僧臘三十四。宣宗朝追諡為定慧禪師，塔號青蓮。這樣一位名行品節德高望重、佛學造詣精深的僧人學者，白居易不僅與其有良好的私誼，而且以少見的筆調對他的人品與佛學修為進行了高度讚譽：“吾師道與佛相應，念念無為法法能。口藏宣傳十二部，心台照耀百千燈。盡離文字非中道，長住虛空是小乘。少有人知菩薩行，世間隻是重高僧。”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2115頁。

　　上弘，《宋高僧傳》有傳，基本上從白居易《唐撫州景雲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銘》及《全唐文》卷七四二劉軻《廬山東林寺故臨壇大德塔銘》輯出，《宋高僧傳》作“上恒”，避宋諱改；《全唐文》作“上宏”，避清諱改。上弘為撫州景雲寺僧，俗姓饒，曾祖君雅，祖公怳，父知恭，臨川南城人，世為聞儒。十五歲發願出家，從舅氏剃落；二十二歲立菩提願，具戒於衡嶽大圓大師；大曆八年，刺配本州景雲寺。然其認為修道應無所住，故貞元初離開景雲寺，徙居洪州龍興寺說法。與匡山法貞、天台靈裕、荊門法裔暨興果神湊、建昌惠進五長老親近，又與俗界薑公輔、顏真卿、楊憑、韋丹四君子友善。提振禁戒，主講《四分律》。於元和十年十月己亥，遷化於東林精舍。白居易與上弘雖無直接交往，但和其弟子雲皋等相從甚密，如白居易晚年把自己文集封存於東林寺，所囑者即雲皋。白居易為上弘作石塔碑銘，就是受其弟子雲皋等於元和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三次堅請而最終成文。

　　神湊，據《宋高僧傳》卷十六《唐江州興果寺神湊傳》及白居易《唐撫州景雲寺律大德湊公塔碣銘》及序，俗姓成，京兆藍田人。既出家，具戒於南嶽希操大師，參禪於鍾陵大寂大師。誌在《首楞嚴經》，行在《四分毗尼藏》，其他典論，以有餘力通。大曆八年，製懸經論律三科策試天下僧，中等得度，詔配江州興果寺，後從僧望，移東林寺，即慧遠大師舊道場，於茲興佛事。元和十二年九月七日構疾，二十六日反真，十月十九日遷全身於寺道北，祔雁門慧遠墳左，春秋七十四，夏臘五十一。及遷化時，白居易特題四句詩為別，即集中《與果上人歿時題此訣別兼簡二林僧社》詩，蓋欲會前心，集後緣，不能改作，因取為銘曰：“本結菩提香火社，共嫌煩惱電泡身。不須戀戀從師去，先請西方作主人。”白居易與神湊二人心領神會之契，由此可見。

　　明遠，據《大唐泗洲開元寺臨壇律德徐泗濠三州僧正明遠大師塔碑銘並序》，泗州開元寺臨壇律德大師明遠，俗姓暴氏，僧號明遠，譙郡縣人。七歲依本郡霈禪師出家，十九歲從泗洲靈穆律師受具戒，五夏通《四分律》《俱舍論》，升講座，登戒壇。元和元年，眾請充當泗洲開元寺上座。次年，官補為本州僧正，統十二部。大和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齋時終於本寺本院。報年七十，僧臘五十一。始出家訖於遷化，誌業行願，道力化緣，引而伸之，隨日廣大。前後臨戒壇者八，登律座者十有五，僧尼得度者三萬眾，江淮行化者四十年。這樣一位得道高僧，雖無明確文獻證明白居易與其有過交遊，但從白居易為人撰寫碑銘的慣例來看，私誼應該不差。

　　文暢，白居易有《送文暢上人東遊》詩，此外又有《香山避暑二絕》其一、《五年秋病後獨宿香山寺三絕句》其一均提到是僧，從詩歌內容來看，二人之間交往深切。文暢除與白居易交遊外，與當時其他士大夫的交遊，亦表現得非常活躍。關於文暢，朱金城箋雲：“權德輿、呂溫均有《送文暢上人東遊》詩。見《文苑英華》卷二二。”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754頁。謝思煒《白居易詩集校注》除援引朱氏所箋外，又據《宋高僧傳》卷十一《唐池州南泉院普願傳》增注雲：“文暢乃南泉普願弟子。”謝思煒：《白居易詩集校注》，中華書局，2006年7月，第1029頁。但仍失於簡。事實上，文暢與權德輿、白居易、呂溫、柳宗元、韓愈均有交遊，尤其與柳宗元相交甚密。柳集有《送文暢上人登五台遂遊河朔序》文，亦有詩，已逸；韓愈有《送文暢師北遊》詩、《送浮屠文暢師序》文。柳宗元對其盛讚雲：“釋文暢者，道源生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語，忘甘露之味，服道江表，蓋三十年。謂王城雄都，宜有大士，遂躡虛而西，驅錫逾紀。”柳宗元：《柳宗元集》，中華書局，1979年9月，第668頁。韓愈亦有詩文相贈，但多有調侃之意，其詩雲：“自言本吳人，少小學城闕。已窮佛根源，粗識事。”錢仲聯：《韓昌黎詩係年集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月，第584頁。文雲：“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誌。……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閻琦：《韓昌黎文集注釋》（上），三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382頁。據上綜合可知，文暢，吳人，少喜文章，有幹世意。後出家，為南泉普願弟子。遊方天下，奔競於士大夫間。喜人揚己，遭韓愈激烈譏刺。

　　白氏交遊僧人中，有詩歌酬答記錄的，僅見三位僧人，一位是次休，集中《答次休上人》題下小注：“來篇雲：‘聞有餘霞千萬首，何方一句乞閑人。’”白居易的詩即是答其以詩相挑的回贈。白居易又有《題道宗上人十韻》提到次休：“不似休上人，空多碧雲思。”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446頁。可見這是一位白居易不太喜歡的僧人。另一位是廣宣。白居易有廣宣上人以應製詩見示，因以贈之的記錄。集中有《廣宣上人以應製詩見示因以贈之詔許上人居安國寺紅樓院以詩供奉》《贈別宣上人》兩詩提到該僧。廣宣，《全唐詩》卷八二二有“廣宣小傳”，詩僧，蜀人。元和、長慶兩朝，以詩為內供奉，曾居長安興善寺，又居安國寺紅樓院。與當時眾多著名詩人有酬唱，如劉禹錫《廣宣上人寄在蜀與韋令公唱和詩卷因以令公手劄答詩示之》《送慧則法師上都因呈廣宣上人》，楊巨源《春雪題興善寺廣宣上人竹院》《和權相公南園閑涉寄廣宣上人》《送定法師歸蜀法師即紅樓院供奉廣宣上人兄弟》，韓愈《廣宣上人頻見過》等，除此之外，其他像李益、令狐楚、王起、元稹、張籍、雍陶等，均與之有唱和。《新唐書》卷六〇《藝文誌》錄有《僧廣宣與令狐楚唱和集》一卷。朱金城箋雲：“廣宣上人，俗姓廖，蜀中人。與劉禹錫最善。今存詩十七首，編為一卷。見《全詩》卷八二二小傳。”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890頁。謝思煒《白居易詩集校注》一仍朱金城之箋。然據陶敏考：“全唐詩》卷八二二‘廣宣小傳’稱廣宣俗姓廖，實誤，參見本書（指《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卷八《謝淮南廖參謀秋夕見過之作》之作。”陶敏、陶紅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嶽麓書社，2003年11月，第547頁。據劉禹錫本詩題下小注“林公昔為揚州從事參謀，從釋子，反初服。”用湯惠休出家還俗事，借指這位廖參謀亦曾為僧，後亦還俗。可見這位廖姓的僧人與廣宣上人並非同一人。《劉禹錫集》又有《送廖參謀東遊二首》。朱金城箋、謝思煒注缺考。

　　還有一位是杭州靈隱寺僧韜光禪師，集中有《題靈隱寺紅辛夷花戲酬光上人》《招韜光禪師》《寄韜光禪師》。從詩題來看，二人關係很隨意，而隨意正是私交親密的表現。筆者按，《題靈隱寺紅辛夷花戲酬光上人》中的“光上人”，朱金城、謝思煒均未出注，當為“韜光禪師”無疑，依據後兩詩的詩箋可證。白居易《招韜光禪師》詩，韜光禪師回報雲：“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岩阿倚石眠。不解栽鬆陪玉勒，惟能引水種金蓮。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城市不能飛錫去，恐妨鶯囀翠樓前。”朱金城箋雲：“此詩錄自汪本《補遺》卷上（注雲：出潛說友《鹹淳臨安誌》），又見全唐詩卷四六二。汪立名雲：立名按，《鹹淳臨安誌》：法安院在靈隱寺西。天福二年，吳越王建。舊額廣嚴。唐長慶中，有詩僧結庵於院之西，自號韜光，常與樂天倡和。又雲：白侍郎長慶四年正旦，請韜光齋，以詩招之，即‘白屋炊香飯’一首也。韜光不赴齋，以詩報白雲……”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3848頁。而《寄韜光禪師》詩向來難解，清汪立名《白香山詩集》補遺卷上注雲：“立名按，《方輿勝覽》：虔州有天竺寺，在水東三裏。東坡《天竺寺詩香山居士留遺跡一首序》雲：予年十二，先君自虔州歸，謂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有白樂天親書‘一山門作兩山門’詩，筆勢奇逸，墨跡如新。今四十年，予來訪之，則詩已亡，有刻石存耳！感涕不已，而作是詩。……但韜光禪師本住靈隱，故詩中有‘天香桂子’語。《鹹淳臨安誌》：靈山之陰、北澗之陽即靈隱寺，靈山之南、南澗之陽即天竺寺，二澗流水號錢源，泉繞寺峰南北而下，至峰前合為一澗，有橋號合澗。又雲：靈隱天竺兩山由一門而入。”關於這首詩，近代學者陳衍《石遺室詩話》卷十九解讀似較通達：“白樂天《寄韜光禪師》雲：……此七言律創格也。惟靈隱、韜光兩寺實一寺，一山門實兩山門者，用此格最者。其餘‘東西澗’‘南北峰’‘前後台’‘上下界’，無一字不真切。故此詩不可無一，不能有二。”

　　白寂然，白居易從侄，為頭陀僧。《宋高僧傳》卷二十七有傳：“釋寂然，姓白氏，不知何許人也。名節素奇，踵四聖種，故號頭陀焉。大和二年，振錫觀方，訪天台勝境，到剡沃洲山者。……浙東廉使元相國稹聞之，始為卜築；次陸中丞臨越知之，助其完葺。……後終於山院。大和七年時白樂天在河南保釐為記，劉賓客禹錫書之。”讚寧：《宋高僧傳》，中華書局，1987年8月，第680頁。筆者按，“大和七年”誤，當為“大和六年”，據白居易《沃洲山禪院記》：“沃洲山在剡縣南三十裏，禪院在沃洲山之陽，天姥岑之陰。南對天台，而華頂、赤城列焉。北對四明，而金庭石、鼔介焉。……夫有非常之境，然後有非常之人棲焉。……大和二年春，有頭陀僧白寂然來遊茲山，見道猷、支、竺遺跡，泉石盡在，依依然如歸故鄉，戀不能去。時浙東廉使元相國聞之，始為卜築；次廉使陸中丞知之，助其繕完。三年而禪院成，五年而佛事立。……六年夏，寂然遣門徒僧常贄自剡抵洛，持書與圖，詣從叔樂天乞為禪院記。”並在文末非常動情地說：“昔道猷肇開茲山，後寂然嗣興茲山，今日樂天又垂文茲山，異乎哉！沃洲山與白氏其世有緣乎！”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3684-3685頁。

　　除了上述生平行跡可考的僧人，白居易與其他相交較密，但生平行跡難考的僧人，還有東林寺僧遠、朗、晦、智滿、士堅等，據白居易詩《問遠師》“笑問東林老，詩應不破齋”、《春憶二林寺舊遊因寄郎滿晦三上人》“一別東林三度春，每春常似憶親情。……最慚僧社題橋處，十八人名空一人”、《天竺寺送堅上人歸廬山》“錫杖登高寺，香爐憶舊峰”及文《草堂記》“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範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寺長老湊朗滿晦堅等凡二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落之，因為《草堂記》”及《遊大林寺》中提到的東林寺僧人法演、智滿、士堅、利辯、道建、神照、雲皋、息慈、寂然等，交相考核，上述提到的僧人各自在《白居易集》中頻頻出現。據此亦可知，白居易除了與洛陽聖善寺法凝一係、奉國寺神照一係僧人有很深的交往外，其次交遊最密、人數也最多的即廬山東、西林寺神湊一係僧人。

　　當然，《白居易集》沒有明確提到而有重要交遊的僧人，還可輯出幾位，如荊州福壽寺甄公、錢塘永福寺慧琳、廬山歸宗寺智常。據《宋高僧傳》卷十一、卷十六及卷十七，釋甄公，俗姓魯，江陵人。少而警慧，七歲誦通《詩》《雅》，遂應州舉三上中第，未釋褐，因與沙門議論玄理，乃願披緇，投福壽寺辯釋，後掛錫於蘇州楞伽山。時白樂天牧蘇州，接其談道，不覺披襟解帶，心遊無物之場，得甄公之閫閾。大和三年示疾而終，九十歲。讚寧：《宋高僧傳》，中華書局，1987年8月，第257頁。慧琳，字抱玉，俗姓柯，新安人。卯齡受業於靈隱西峰，為金和尚弟子。大曆初，受具足戒於靈山會，習學三教，一領無遺。元和丁亥，太守杜陟，請出永福寺登壇。中書舍人白居易等，皆以公退至院，致禮稽問佛法宗意，染指性相。大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示滅，享壽八十三，法臘六十四。讚寧：《宋高僧傳》，中華書局，1987年8月，第390-391頁。釋智常，《祖堂集》卷十五、《景德傳燈錄》卷七、《宋高僧傳》卷十七均有傳，駐錫廬山歸宗淨院。據《宋高僧傳》載，白樂天貶江州司馬，對歸宗和尚智常最加欽重。稍後，洽聞多識，百家之書，無不該綜，號李萬卷的李渤擔任江州刺史。到郡，喜與白居易相遇，因言潯陽廬阜山水之最，人物賢哲隱淪。一天，白居易強勸其同見智常，及到歸宗寺，李渤問智常道：“教中有言，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如何芥子納得須彌？”智常回答道：“人言博士學覽萬卷書籍，還是如此嗎？”李渤回答說：“忝此虛名。”智常說：“摩頂至踵隻若幹尺身，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無言，再思稱歎。智常有異相，目耀重瞳，號赤眼歸宗。讚寧：《宋高僧傳》，中華書局，1987年8月，第427-428頁。而“須彌芥子”意，亦是晚年白居易在《三教論衡》中向義林法師的重要一問。

　　最後，值得指出的是，與白居易私交甚密，有直接詩文酬贈，對其佛禪思想與信仰產生影響的近50位僧人中，我們詳細考論了27位，其他20餘位未及論列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本文第一部分已略有所考，而生平行跡確難輯證；同時從與白居易交遊本身來看，他們之間私誼稍疏，且對白居易佛禪思想與信仰無太多直接的影響，因此考而不論。至於這50位僧人之外的其他50餘位僧人，由於與白居易並未發生明顯的交遊關係，在其集中亦隻連帶而過，因此本文亦僅羅列而出。另外，我們還從《宋高僧傳》《祖堂集》《景德傳燈錄》等輯證了《白居易集》沒有提到，但與其有重要交遊的甄公、慧琳、智常三位僧人。

　　第六節 劉、柳與元、白交遊始年考

　　作為德宗貞元末登上政治舞台，曆經順宗永貞革新、憲宗元和中興，當時最為重要的同輩士子韓愈（768-824）、柳宗元（773-819）、劉禹錫（772-842）、白居易（772-846）、元稹（779-831），他們之間的關係研究，理應成為這段曆史和文學史研究關注的重要對象。並且，可以肯定，通過這些詩人之間的關係研究，我們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唐這段曆史，以及生活在這段曆史中的各個主體。但遺憾的是，劉禹錫、柳宗元與元稹、白居易交遊的始年，學術界要麽漠視，要麽避而不談，實在繞不過去則存疑，則雲早年交遊無考，如為這些詩人作年譜、編年箋注的朱金城、卞孝萱、陶敏、施子愉等，大致不外乎這幾種情況。但事實上，對這段曆史中的人事關係作一個精細的梳理後，便能發現，劉、柳與元、白的交遊始年當在貞元十九年（803）。考定劉、柳與元、白交遊始年在貞元十九年的意義在於，通過它，我們能夠更加清晰準確地理解和把握貞元、永貞、元和之際當時複雜的人事關係，尤其是對元、白早年的政治態度和傾向，能夠得出新的定位和思考；同時，為更好地理清與把握這段曆史中某些令人難以索解的曆史謎題，提供一個有效的時空參照係。

　　敬宗寶曆二年（826），劉禹錫奉詔卸任和州刺史，回洛陽途經揚州時，與罷蘇州刺史任回洛陽的白居易恰值相遇，悲喜交集，席間，白居易賦詩《醉贈劉二十八使君》，對劉禹錫“詩稱國手”卻“命壓人頭”的人生不幸給予了相當的同情和理解，劉禹錫感慨萬分，當即和答《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直接抒發了自己“二十三年棄置身”的淒涼心境，自此，二人惺惺相惜，詩歌酬贈急驟加密。但據現存資料推測考證，劉、白二人交遊並不始於是年，早在貞元十九年前後，二人即當有所交往。至於明確記載劉、白二人交往的時間，卞孝萱認為在元和三年（808），此年，劉禹錫有詩《翰林白二十二學士見寄詩一百篇因以答貺》卞孝萱：《劉禹錫年譜》，中華書局，1963年，第55頁。這首詩，其《劉禹錫年譜》即係為元和三年，並認為，二人之後很長一段時間似都沒有聯係。對卞譜的係年，陶敏於《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中持不同的看法，把這首詩定於元和五年（810），其雲：“翰林白二十二學士見寄詩一百篇因以答貺》）詩元和五年作於朗州。……劉、白唱和最多，據宋敏求《劉賓客外集後序》，《外集》卷一、卷二、卷四中詩即裒自劉、白唱和詩集《劉白唱和集》《汝洛集》《洛中集》，而本篇在《外集》卷一之首，蓋劉、白唱和始見於此。二人早年交往無考。白居易與元稹為摯友，元和五年，元稹貶江陵，始與劉禹錫唱和，白居易當因元稹而寄詩劉禹錫。”陶敏：《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卷二，嶽麓書社，2003年，第105頁。按，陶敏將此詩係於元和五年，良是。但說二人早年交往無考，考慮欠周。為柳宗元撰年譜的施子愉看法相近，其於貞元十五年下敘雲：“當時宗元友人有韓愈……獨孤申叔……韓泰……崔群……李杓直……李行諶，李行敏，王涯，崔廣略，李景儉，嚴休複，韋詞……呂溫……劉禹錫……惟白居易、元稹以貞元中擢第，授秘書省校書郎（《舊唐書》卷一六六本傳），當時亦在長安，而觀本集與元、白集中，皆無相互酬贈之作，似宗元當時未嚐與元、白相稔。《元氏長慶集》卷十九有《留呈夢得子厚致用》詩，則元和十年之作也。”施子愉：《柳宗元年譜》，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2-23頁。陶敏、施子愉二人對劉、柳與元、白早年交遊的謹慎態度固然可嘉，但實際上卻為我們解讀這段曆史，以及正麵理解劉、柳與元、白之間早年的關係，尤其是元、白對永貞事件及參與永貞事件的幹將劉禹錫、柳宗元的態度和傾向，造成了如鯁在喉的諸多不快之感。究其原因，乃二人沒有細考劉、柳與元、白交遊始年之故，可見，即便就這點而言，厘定劉、柳與元、白交遊的始年，就有著重要的意義，更不用說通過厘定劉、柳與元、白之間的交遊始年，來考察貞元、永貞、元和之際的複雜曆史當中的複雜人事關係，尤其是元、白對當時政局，對參與永貞事件劉、柳的基本態度，進而考察元、白早年參政品行的價值和意義。事實上，針對這些令人難以索解的曆史難題，隻要厘定了劉、柳與元、白交遊的始年，就能找到解決的一把有效鑰匙。據我們考定，劉、柳與元、白交遊的始年，當在貞元十九年。

　　據現存資料，白居易與柳宗元基本上沒有什麽直接交往，不過，作為與白居易貞元十九年之前交好的元稹，理應於貞元十九年前後，與劉禹錫、柳宗元有所交往。因為這一年，剛中平判科的元稹，即被太子賓客韋夏卿選為女婿，並把自己的“最小偏憐女”韋叢嫁給他，成為韋府貴客。由於這層關係，元稹與嶽父韋夏卿的府僚劉禹錫、柳宗元，於貞元十九年左右相識，並建立了良好的私人關係，應當說是合乎情理的。因為“深於儒術，所至招禮通經之士”劉昫：《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五，《韋夏卿本傳》，中華書局，1975年，第4297頁。的韋夏卿，對以儒術起家才高名盛的青年才俊劉禹錫、柳宗元另眼相看，青睞有加，貞元十八年前後其擔任京兆尹期間，他的大多應製文，均出自劉禹錫、柳宗元之手，就是明證。貞元十九年，柳宗元自藍田尉入為監察禦史裏行，劉禹錫自京兆渭南主簿調入監察禦史，由元稹做中介，劉禹錫、柳宗元與白居易之間理應相識並有所交往，隻不過現存史料闕如，不便完全付之肯定。還有，這一年，元稹、白居易分別以平判科和書目拔萃科中第，而知貢舉者是貞元、元和間執掌文柄，名重一時的禮部侍郎權德輿，劉禹錫、柳宗元早年均曾投文於其門下，為權德輿世交故交，因此以權德輿為樞紐，也當結識。關於這些複雜的人事關係，我們的判斷還嫌粗略，可以做一簡表，再作更為詳細的甄辨。時間人物主要人事關係以德宗貞元十九年（803）前後為考察視點柳宗元貞元九年（793）與劉禹錫同登進士第，與劉禹錫關係最善。貞元十四年（798）中博學宏詞科，被任為集賢殿書院正字，由於年少才高，傾慕者尤眾，與當時文士交遊甚廣。貞元十七年（801），自集賢殿書院正字調藍田尉。貞元十八年（802），為京兆尹韋夏卿作《為韋京兆作祭崔太常文》，同年為其代筆還有《為韋侍禦賀布衣竇群除右拾遺表》《為韋京兆祭杜河中文》等。貞元十九年（803）閏十月，自藍田尉入為監察禦史裏行，尤受韋夏卿的族兄弟稍後擔任宰相的韋執誼賞識。是年前後，柳宗元在長安名氣很大，經常有人造門或修書請教。與韓愈文墨相投，相互推重，柳宗元貶永州後有《答韋衎示韓愈相推文墨事書》，乃回憶記錄此年之事。貞元二十一年（805），自監察禦史裏行為尚書禮部員外郎，參與王叔文、王伾集團。是年九月，貶為邵州刺史。未至，十一月，再貶永州司馬。劉禹錫貞元九年（793）登進士第，與柳宗元最善。又登博學宏詞科。貞元十一年（795），登吏部拔萃科。貞元十六（800）年六月，淮南節度使杜佑加同平章事，兼領徐泗濠節度使，劉禹錫為掌書記。貞元十八年（802），調補京兆府渭南縣主簿。為京兆尹韋夏卿代筆有《為京兆韋尹賀元日祥雪表》《為京兆韋尹賀春雪表》《為京兆韋尹降誕日進衣狀》《為京兆韋尹進野豬狀》等一係列應製文，可見交遊之厚。貞元十九年（803）閏十月，自京兆渭南主簿調入監察禦史，與吏部郎中韋執誼相善。此年前後，與令狐楚相唱和。貞元二十一年（805）九月，坐永貞事件，貶為連州刺史，十月，再貶為朗州司馬。

　　本年後，令狐楚中斷與劉禹錫往來（參見劉禹錫《彭陽唱和集後引》）。元和元年（806），杜佑冊封司徒同平章事封岐國公，劉禹錫有《上杜司徒書》，希求杜佑援引，韓愈對劉禹錫雲“遇子也厚”的府主杜佑，非但不為之援，且置之不複，讓劉禹錫深感絕望。與元、白尤其是元稹酬唱甚頻。續表：時間人物主要人事關係以德宗貞元十九年（803）前後為考察視點元稹貞元十年（794），禮部明經及第，守選。貞元十一年（795），元稹代人草《論裴延齡表》二篇，論陸贄、李充等冤。貞元十六年（800），守選期滿，入長安參加冬集，授散官將士郎。貞元十八年（802）冬，應吏部試，是年或稍前，與白居易相識，有白氏作於貞元十八年的《秋雨中贈元九》詩可證。韓國學者金卿東考證元、白訂交始於貞元十六年，亦可備一說。次年三月，於禮部侍郎權德輿門下中平叛科第四等，授“為文士起家之良選”的秘書省校書郎，與白居易“校正同省”，“詩章贈答”，“愛等弟兄”，“定死生之契”。值此之際，與韋夏卿幼女韋叢結婚。元和元年（806）四月，與好友白居易閉戶華陽觀，揣摩時事，登製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甲等，授為左拾遺。同年，中製舉的有韋夏卿侄韋衎。元和四年（809），妻韋叢卒，請韓愈撰墓誌。次年正月，向韓愈索要辛夷花。白居易貞元十六年（800）正月，於高郢主試下以第四人及第，其詩雲：“十七人中年最少。”貞元十八年（802）十一月，於吏部侍郎鄭珣瑜主試下試書判拔萃科，次年三月於禮部侍郎權德輿主貢下中選，與元稹同授秘書省校書郎。貞元二十年，在長安，為校書郎。貞元二十一年（805）（八月，憲宗即位，改元永貞元年），白居易上書主持永貞政局的宰相韋執誼，對現實政局發表看法。

　　次年即元和元年（806）四月，登製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乙等，授為盩厔尉。元和五年（810）作《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回憶自己和元稹“初登典校司”之際，交遊還有“笑勸迂辛酒，閑吟短李詩。儒風愛敦質，佛理尚玄師。”此處“短李”即李紳。可見，李紳貞元十九之際，已和元、白有很密切的交往。而此之前，除了得到韓愈賞識推薦之外，很得韋夏卿賞識，以至有學者認為，元稹和韋叢結為秦晉，乃出於李紳之力。續表：時間人物主要人事關係以德宗貞元十九年（803）前後為考察視點韓愈柳宗元有《先君石表陰先友記》載韓愈兄韓會，末雲：“弟愈，文益奇。”可見，柳宗元與韓愈乃世交。貞元八年（792），於陸贄主司下登進士第，是年進士試錄取結果號“龍虎榜”。貞元十二年（796）秋，為汴州觀察推官。次年，在汴州作有《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等。貞元十七年（801），向主貢權德輿、陸傪推薦十人，其中包括侯喜、韋衎（韋夏卿之侄，因是元稹很早即和韓愈有交往）、李紳等。貞元十八年（802），調授國子四門博士。貞元十九年（803），拜監察禦史，與柳宗元、劉禹錫同僚。韓愈有詩《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三學士》雲：“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冤讎。二子不宜爾，將疑斷還不。”十二月，因諫宮市（或雲言關中旱饑，為京兆尹李實所讒），貶為連州陽山令。韋夏卿貞元八年（792），韋夏卿左遷常州刺史，屬竇參、裴延齡集團。貞元十六年（800）五月，韋夏卿授徐泗濠行軍司馬，徐州軍亂，不納。六月，委同平章事兼領徐泗濠節度使杜佑加以討伐。貞元十七年（801），為吏部侍郎。貞元十八年（802），轉為京兆尹。這一年，竇群以布衣為韋夏卿所薦，五月授為左拾遺，柳宗元有《為韋侍郎賀布衣竇群為左拾遺表》。貞元十九年（803）三月，改太子賓客。十月，複改東都留守、東都畿汝防禦使。這一年冬，權德輿、張薦等曾任或現任太常博士者十九人宴會於韋夏卿私邸，各即興賦詩，權德輿有詩《韋賓客宅與諸博士宴集》及序《韋賓客宅與諸博士宴集詩序》，序文稱“太子賓客韋兄……”，可見私交甚篤。另據元和八年（813）權德輿《奏孝子劉敦儒狀》有“臣至洛都，今又十年”之句，與文中“貞元二十年，留守韋夏卿奏聞”參看，也可知權德輿與韋夏卿關係非同一般。元和元年（806）三月，韋夏卿卒於東都洛陽。續表：時間人物主要人事關係以德宗貞元十九年（803）前後為考察視點權德輿《舊唐書》本傳載權德輿：“居西掖八年，其間獨掌者數歲。貞元十七年冬，以本官知禮部貢舉。來年，真拜侍郎。凡三歲，掌貢士，至今號為得人。”與柳宗元、劉禹錫關係很密，劉禹錫《獻權舍人書》雲：“禹錫在兒童時已蒙見器，終荷薦寵，始見知名。”中第後，權德輿有《送劉秀才登科後侍從赴東京覲省序》，文中著重強調了自己和劉禹錫父親的故交之情。貞元六年（790），柳宗元以行卷投權德輿，明年登第，有《上權德輿補闕溫卷決進退啟》，其雲：“今鴛鷺充朝，而獨啟於執事者，特以顧下念舊，收接儒素，異乎他人耳。”另外，柳宗元嶽父楊憑之弟楊凝，於貞元十八年（802）卒於長安，權德輿為其詩文作序，並論其作文之意。可見權德輿和劉、柳之間乃世交，故交。貞元十九年，權德輿有《和韓侍禦白發》，韓侍禦即韓愈。元和五年韓愈《燕河南府秀才》對權德輿極盡稱揚：“昨聞詔書下，權公作邦楨。丈人得其職，文道當大行。”後作《唐故相權公墓碑》，《五百家注韓昌黎文集》引孫注：“德輿自貞元十八年掌貢士，至二十一年，凡三典貢舉。十八年，放二十三人；十九年，放二十人；二十一年，放二十九人。甄品詳諦，所得士相繼為公卿宰相。”

　　上表中，我們以韋夏卿、權德輿的人事關係為經，以柳宗元、劉禹錫、元稹、白居易、韓愈的人事關係為緯，可以看出，貞元十九年（803）前後，這些人物的活動均以京都長安為中心，他們之間就像一張相互連結的網，彼此的關係相當密切。這一年前後，元稹、白居易參加權德輿主貢下的吏部科判考試，均中，兩人同授秘書省校書郎，所謂“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卷十五，《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03頁。開始了他們“校正同省”，“詩章贈答”，“愛等弟兄”，“定死生之契”的金蘭之交。這一年，韋夏卿以京兆尹轉為太子賓客，以知人聞名當世的他，將自己最寵愛的幼女韋叢嫁與元稹，在“韋門正全盛”之際，元稹成為韋府的乘龍快婿，並很得韋夏卿之賞識。韓愈於貞元十七年推薦韋夏卿侄韋衎於當年主貢權德輿、路傪門下，可見韓愈與權德輿、韋府的關係非同一般。此外，也在貞元十九年這一年，權德輿等太常博士十九人齊會韋夏卿府邸私宴，即興賦詩，權德輿為之作序，序文稱“太子賓客韋兄”雲雲，權德輿與韋府的關係則更是不同尋常。由於這層關係，元稹結識韓愈，並與其建立良好的私人關係，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情。要不元和四年元稹愛妻韋叢去世，元稹也不會請韓愈為之捉刀撰寫墓誌。元和五年，元稹向韓愈索要辛夷花這一如此私密事件的出現，也隻有如是看，才合乎人與人之間交往的基本常理。而且，稍後元和元年的製舉考試，受韓愈賞識的韋門子侄韋衎，與白居易、元稹同登製科，說明當時不大的長安，韓愈與白居易也當是相識並有所交往的。這是因為，貞元十九年在禮部侍郎權德輿主貢下中第的白居易，通過書判拔萃科考試擔任了秘書省校書郎這樣的清閑之職，但剛剛步入仕途的他，主要活動還是要通過諸如行卷、幹謁、上書等方式，擴大自己在政治圈內的影響，以利於自身更好的發展，其於貞元二十一年亦即永貞元年，曾上書韋夏卿的族兄弟，時任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韋執誼，發表自己對當今時政的看法，並殷切希望得其奧援，即是明證。而且，這次白居易之所以選擇韋執誼上書，或可能即與作為韋門嬌婿的元稹有關，而此時與元稹均建立了良好私人關係的韓愈、白居易，說他們之間相識並有所交往，並不過分。而且，通過與元稹的這層關係，白居易與劉禹錫、柳宗元也當是有所耳聞並開始相識，要不元和五年，當親朋故舊唯恐避之而來不及，白居易卻主動向被貶的劉禹錫贈詩一百首，如果毫無舊情，則無法說通。

　　問題的關鍵還在於，貞元十九年前後之際，柳宗元、劉禹錫作為韋夏卿的府僚，與韋夏卿有相當頻繁的文字來往（可參閱上表），這時已為韋門嬌婿的元稹，與“貞元、大和之間，以文學聳動縉紳之伍者，柳宗元、禹錫而已”劉昫：《舊唐書》柳宗元、劉禹錫本傳讚語，中華書局，1975年5月，第4215頁。的柳宗元、劉禹錫，不論出於何種理由，均有認識的可能，也有交遊的必要。這一判斷，可以進一步舉證如下，元稹作為權德輿主貢的門生，通過座主的關係，認識權德輿的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