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詩歌創作考論

第三章 白居易散論（1）

　　第一節 《白居易集》版本流傳考敘

　　唐代諸家文集，《白居易集》保存的文本資料最豐富，版本也最繁雜。關於《白居易集》的流傳，紀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有一簡要勾勒：“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唐白居易撰。白居易有《六帖》，已著錄。案錢曾《讀書敏求記》稱所見宋刻居易集兩本，皆題為《白氏文集》，不名《長慶集》。汪立名校刻《香山詩集》，亦謂寶曆以後之詩，不應概題曰‘長慶’。今考居易嚐自寫其集，分置僧寺，據所自記，大和九年置東林寺者，二千九百六十四首，勒成六十卷；開成元年置於聖善寺者，三千二百五十五首，勒成六十五卷；開成四年置於蘇州南禪院者，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勒為六十七卷，皆題曰《白氏文集》。開成五年置於香山寺者，凡八百首，合為十卷，則別題曰《洛中集》。惟長慶四年元稹作《白氏長慶集序》，稱盡征其文，手自排纂，成五十卷，二千九百九十一首。又稱明年當改元長慶，訖於是，因號曰《白氏長慶集》，則《長慶》一集，特穆宗甲辰以前之作，曾及立名所辨，不為無據。然《唐誌》載《白氏長慶集》七十五卷，《宋誌》亦載《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而《白氏文集》之名轉不著錄。又高斯得《恥堂存稿》有《白氏長慶集序》，宋人目錄傳於今者，晁公武《讀書誌》、尤袤《遂初堂書目》、陳振孫《書錄解題》亦均作《白氏長慶集》，則謂宋刻必作《白氏文集》，亦未盡然。況元稹之序本為《長慶集》作，而《聖善寺文集記》中載有居易自注，稱元相公先作集序並目錄一卷在外，則《長慶集序》已移弁開成新作之目錄，知寶曆以後之詩文均編為續集，襲其舊名矣，未可遽以總題‘長慶’為非也。其卷帙之數，晁公武謂‘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續集五卷，今亡三卷’，則當有七十二卷。陳振孫為七十一卷之外，又有外集一卷，亦當有七十二卷。而所標總數，乃皆仍為七十一卷，與今本合，則其故不可得詳。至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謂集中《進士策問》第二道俗本妄有所增，又馮班《才調集評》亦稱每卷首古調、律詩、格詩之目為重刻改竄，則今所行本已迥非當日之舊矣。”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中華書局，1997年1月，第2018-2019頁。這段話，對我們了解通行本《白居易集》的流傳情況，有很好的認識價值，但離清晰明了地把握《白居易集》各種版本流傳的相關情況，還相距甚遠。近來，隨著國際學術交流的深入，對《白居易集》各種版本進行了係統考察，取得顯著成績的學者有岑仲勉、朱金城及日本學者花房英樹、平岡武夫、太田次男等。在他們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謝思煒與日本學者岡村繁撰寫了總結性的論文《〈白氏文集〉的傳布及“淆亂”問題辨析》《日本古抄本〈白氏文集〉的源流及校勘價值》《敦煌本白居易詩再考證》《明刻本〈白氏諷諫〉考證》《〈新樂府〉版本及序文考證》《明刻本〈白氏策林〉考證》《明郭勳刻本〈白樂天文集〉考證》《〈白氏文集〉的舊鈔本與舊刊本》等，把迄今能見到的各種版本進行了考索、比勘與校對，取得了超軼前人的成果。這裏，我們無意再對《白居易集》各種版本進行相同性質的研究工作，僅就《白居易集》各種版本的本土流傳情況，以及各種版本域外的流傳與影響這個問題進行考敘，以期對白居易這位偉大詩人在後世的詩學受容，有更加深刻的認識與理解。

　　一、《白居易集》生前結集及主要版本流傳

　　“才人未有不愛名，然莫有如香山之甚者”郭紹虞等：《清詩話續編甌北詩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191頁。加之“深信因果，懼結來業，悟知前非”，欲“以今生俗世文字之業放言綺語之過，轉為將來世世讚佛乘之因，轉法輪之緣”（卷七十，《蘇州南禪院白氏文集記》）本文所引白居易詩文均參見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在這種心理的驅動下，白居易生前就非常珍重自己的創作，多次對自己的詩文進行結集。最早見於元和十年（815）《與元九書》：“仆數月來，檢討囊袠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為卷首。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謂之閑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為十五卷，約八百首。”（卷四十五）長慶四年（824）十二月，則請時任越州刺史的密友元稹對自己的詩文進行編次，厘為五帙五十卷，存作品2191首，此次結集後來通常被稱為“前集”。大和九年（835），又親自編成《白氏文集》六十卷（包括前集五十卷，後集十卷），存作品2964首，供奉於江州廬山的東林寺經藏院。次年，即開成元年（836）閏五月，編成《白氏文集》七帙六十五卷（包括前集五十卷，後集十五卷），存作品3255首，供奉於東都洛陽的聖善寺缽塔院律庫樓。開成四年（839）二月，編成《白氏文集》六十七卷（前集五十卷，後集十七卷），存作品3487首，供奉於蘇州南禪院千佛堂轉輪經藏，這個版本於會昌二年（842）得以進一步完善，據會昌五年（845）《白氏長慶集後序》可知，在原來基礎上補充三卷，共後集二十卷，成七十卷本，送廬山東林寺，有詩雲：“後集寄將何處去？故山迢遞在匡廬。……來生緣會應非遠，彼此年過七十餘。”（卷三十六，《送後集往廬山東林寺兼寄雲皋上人》）這個版本在唐末僖宗朝，為當時“幼好為詩”的朝廷勳貴高駢（？--887）所得，給這個版本迅速廣泛的傳播創造了良好的契機岡村繁：《唐代文藝論白居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40-142頁。白居易生前最後一次對自己的作品結集是在會昌五年（845）五月，這次幾乎囊括了白氏所有的作品，共3840首，用其自己的話說便是：“白氏前著《長慶集》五十卷，元微之為序。後集二十卷，自為序。今又《續後集》五卷，自為記。前後七十五卷，詩筆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廬山東林寺經藏院，一本在蘇州南禪寺經藏內，一本在東都聖善寺缽塔院律庫樓，一本付侄龜郎，一本付外孫談閣童。各藏於家，傳於後。其日本、新羅諸國及兩京人家傳寫者，不在此記。又有《元白唱和因繼集》共十七卷，《劉白唱和集》五卷，《洛下遊賞宴集》十卷，其文盡在大集錄出，別行於時。若集內無而假名流傳者，皆謬為耳。”（外集卷下，詩文補遺三，《白氏長慶集後序》）由此可見，這個白居易晚年最後寫定藏於三大寺廟並托付於胞弟白行簡之子龜郎、外孫談閣童同時殷切期待他們能夠承當起傳於後世的七十五卷本，是其生前最完善的手定本，具有蓋棺定論的性質。

　　但是，個人的主觀願望往往抵禦不了曆史的無情，盡管宋代以後的文獻學家考察《白氏文集》的視點，都是以最終的七十五卷本為基點，但實際的情況卻是，白居易歿後不久的唐末、五代至北宋初，廣泛通行於世的並不是前後續集完整的七十五卷本，而是隻含有前後集的正編七十卷本，而這個正編的七十卷本很有可能就是從東林寺七十卷分立編輯的形態發展而成的先詩後筆的統一編排格局一個再編本。這一點，日本學者岡村繁指出：“如此說的證據，首先在中國方麵，有或曰白居易自撰、或曰後人偽作的《醉吟先生墓誌銘序》（《文苑英華》卷九四五、宋本《白氏文集》卷七十一所收），十國吳僧匡白的《江州德化東林寺白氏文集記》（《全唐文》卷九一九所收），五代後周陶穀的《龍門重修白樂天影堂記》（那波本、馬調元本附錄所收），北宋宋敏求的《春明退朝錄》卷下之‘唐白文公自勒文集’條等；其次在我國，有平安前期藤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別集家》、都良香《都氏文集》卷三所收的《白樂天》讚、菅原道真《菅家後草》卷首所載的醍醐天皇禦製《見右丞相（道真）獻家集》詩之原注，平安後期大江匡衡《江吏部集》卷中（人倫部）所收的詩題‘近日蒙綸命，點《文集》七十卷雲雲’，以及中國北宋初期《太宗實錄》卷二九（太平興國九年三月條）所見的日本僧奝然之語。”岡村繁：《唐代文藝論白居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39-140頁。盡管這個正編七十卷本確來於廬山東林寺七十卷本，但二者在體例上還是有所區別的，這是因為，白居易會昌二年供奉於東林寺的這一後集，並不是全麵地重新編訂二十卷，而是在上次的基礎上補輯後一半的十卷，這一點可以從那波本後集部分的卷五十一至卷七十分立編輯的形態看出。

　　如前所述，東林寺七十卷本這個極其珍貴的原本為高駢所得，為它的傳播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契機。此後約四十年，五代後唐明宗第二子李從榮（？--933），在首都洛陽履道裏白居易舊居原址的普明院經藏，再次入藏了《白氏文集》的手寫本，這個版本是李從榮在東林寺本係統的七十卷重編重抄，同時加上了他自編的補遺一卷。這一普明院本，宋敏求謂是當時的“今本”，即北宋刊本的祖本，於是北宋的刊本時代，便出現了承襲李從榮本所謂的“今本”七十一卷（前集七十卷，補遺一卷）。朝鮮係統刊本、那波本的祖本，大致就是李從榮本與北宋中期“今本”過渡而來的極其珍貴的傳本。此後，又在北宋“今本”的基礎上加上了“後人”的外集一卷的兩種七十二卷本--“吳本”與“蜀本”。至南宋，出現了由“吳本”改編而成的先詩後筆型的七十一卷本“蘇本”，由於其便利性，很快壓倒了“蜀本”而成為後代最為通行的本子，這個版本的流傳情況，大致與《四庫全書總目》勾勒相近。

　　二、《白居易集》版本的域外流傳與影響

　　《白居易集》在域外的流傳，曆來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一筆，如長慶四年（824）十二月請元稹編成的“前集”，這次結集的作品，於此之前便以抄寫形式流入朝鮮半島，並在朝鮮半島產生了深刻影響，以至雞林國的宰相以百金換取白居易的一篇作品，而對貪財商人製造的贗品，“宰相輒能辨別之”。開成四年（839）二月編成的《白氏文集》六十七卷本，在結集後的四年，即會昌四年（844），即由日本遣唐僧人惠萼直接抄寫帶回本國，成了第一個完整傳入日本的《白居易集》版本。但是，由於前此二年，白居易又將江州廬山的東林寺經藏院六十卷本手定成更加完善的七十卷本，因此在當時一般士子眼中，蘇州南禪院千佛堂轉輪經藏的六十七卷本，已成了一個過時的未完成本，而為時所淘汰，所以後來從日本來的一介旅僧，又花了數月的時間“密寫得”東林寺經藏院七十卷本這一秘藏之本。

　　據日本學者岡村繁考察，他認為，白居易各種編纂的文集，它們的命運都和惠萼鈔本一樣，各自隨時隨地被各色人等或全集或篇章地抄錄下來，流傳於世間，平安初期是《白氏文集》傳入日本的最高峰的時段，被推定為白居易逝世前後十餘年間，所以，日本現存的舊鈔本，多數應是這般從白居易晚年的各種文集反複抄寫流出的傳本。岡村繁：《唐代文藝論白居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42-151頁。並且，由於中土本身不斷出現新的便利的鈔本與刊本，所以舊鈔本和舊刻本，往往於不經意間失傳了，而相鄰的朝鮮半島、日本由於對中土原生文化的敬重，相反倒保存了不少寶貴的舊鈔本和舊刻本，例如，舊鈔本有平安末期神田家舊藏本、平安末至鐮倉初期書寫的金澤文庫舊藏本、鐮倉中期校訂完成的金澤文庫舊藏本《文集》《白氏後集》殘卷二十二軸，金澤文庫本又包含了惠萼於蘇州南禪院寫下《白氏文集》六十七卷本重抄本的部分內容，舊刻本有從朝鮮半島傳來的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朝鮮銅活字（甲辰字）印本《白氏文集》七十一卷，直到現在，日本和韓國還保存了該銅活字合刻原刻本、補刻本而成的朝鮮整版本十餘部，及日本江戶初期的元和四年（1618）那波道圓翻刻該本而成的木活字本（《四部叢刊》集部所收），這些舊刻本大抵保存了白居易手定的原貌，即“前集後集”型，而與中國所傳的南宋紹興（1131-1162）刊本，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馬元調校刻本等“先詩後筆”型迥異。可見，正是朝鮮、日本現存的舊鈔本、舊刻本保存下來了在中國久已絕跡的舊編本的原貌，因此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日本著名的白居易研究專家花房英樹、平岡武夫、太田次男等正是詣力於此，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白居易在其生前就有國際聲譽，身後更是成了域外影響最大的唐代詩人，因此《白居易集》在域外的流傳引起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自在情理之中，日本吉川幸次郎於其《中國詩史》中，就簡要點出了日本自平安時代起學習、模仿並熱衷於《白居易集》研究的盛況，其雲：“日本人自平安朝以來，對他（筆者按：指白居易）的詩感到親切，主要就是由於繁複的一種結果--通俗平易的原因。江戶時代的學者室鳩巢在《駿台雜話》中說：我朝多有古時唐土文辭，能讀李杜諸名家詩者甚少。即使讀之，難通其旨。適有白居易的詩，平和通俗，且合於僑歌之風，平易通順的程度，為唐詩中上等，故學《長慶集》之風盛行。”緊接著，吉川幸次郎還告誡讀者，要於白居易詩歌平易的句子中發現不平易的內涵，並引述江戶時代另一位著名的漢學家伊藤仁齋《白氏文集跋》對白氏的評價：“目之以俗之處，此正白氏不可及之所。但傷稍冗。蓋詩以俗為善。三百篇之所以為經者，亦以其俗也。詩以吟熟性情為本，俗則能盡其情。俗之又俗，固不可取，俗而能雅，妙之所以為妙。”吉川幸次郎著、章培恒等譯：《中國詩史》，安徽文藝出版社，1986年，第225-257頁。與日本的情況大致相仿，《白居易集》在朝鮮半島影響深廣的原因，誠如被朝鮮文壇稱為“唐李白”高麗詩人李奎報（1169-1241）所指出的那樣：“予嚐以為，殘年老境，消日之樂，莫如讀白樂天詩……白公詩，讀不滯口，其辭平淡和易，意若對麵諄諄詳告者，雖不見時事，想親睹之也，是亦一家體也。古之人或以白公詩頗涉淺近，有以囁喏翁目之者，此必詩人相輕之說耳。何必爾也。”李奎報：《書白樂天集後》。轉引自鄒誌遠：《論白居易對高麗詩人李奎報晚年詩歌創作的影響》，《延邊大學學報》，2002年第4期，第56頁。

　　日本平安時期膜拜白居易的這種盛況，或者說《白居易集》對日本詩壇的深刻影響，蕭瑞峰《且向東贏探驪珠--日本漢詩三論》指出：“平安朝詩人對白居易其人其詩的膜拜幾乎達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醒酮夭皇在《見右垂相獻家集》一詩中自注道：‘平生所愛《白氏文集》七十五卷是也’；藤原為時在《和高禮部再夢唐故白太保之作》中自注道：‘我朝慕居易風跡者，多圖屏風’；都良香《都氏文集》卷三收有《白樂天讚》，中雲：‘集七十卷，盡是黃金’；藤原公任編纂《和漢朗詠集》時，於中國詩壇取30人，就中，元稹等人入選佳作數均在11首以下，獨白居易達142首之多。這種不平衡正昭示了平安朝詩人對白居易其人其詩的推崇之甚。由於天皇和太子都耽讀自詩，以至出現了侍讀白詩的‘專業戶’--大江家。大江匡衡《江吏部集》卷中有記：‘近日蒙綸命，點文集七十卷。夫江家之為江家，白樂天之恩也。’”蕭瑞峰：《且向東贏探驪珠--日本漢詩三論》，《文學評論》，1994年第2期，第19頁。至於近一百年的情況，蔣寅《20世紀海外唐代文學研究一瞥》也指出：“在所有唐代詩人中，白居易由於和日本文化史的獨特淵源，一直是日本唐代文學研究的焦點，研究者和研究成果也最多。據丸山茂統計，1910-1994年日本出版有關白居易的書籍多至78種（不包括再版），比中國大陸和台灣出版物的總和（65種）還多。1993年勉誠社推出太田次男、神鷹德治、川合康三等編集的《白居易研究講座》煌煌7卷。作者以日本學者為主，有其他國家的白居易研究專家參加，集數十人之力，從資料到問題，對白居易研究做了一番總結性的工作。這在唐代文學研究中還是史無前例的。”蔣寅：《20世紀海外唐代文學研究一瞥》，《求索》，2001年第5期，第98頁。但事實上，白居易的作品最早流入域外的，不是日本，而是領土接壤的鄰邦朝鮮半島古國雞林國，這一點，與白居易“死生契闊者三十載，歌詩唱和者九百章。……始以詩交，終以詩訣”（卷六十九，《祭微之文》）的至交元稹，長慶四年（824）十二月編次白氏文集時所作的《白氏長慶集序》，就用不無帶著感情的筆調描述了這一盛況，其雲：“樂天詩歌）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雲：‘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偽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冀勤點校：《元稹集》，中華書局，1982年8月，第555頁。元稹所謂的“雞林”，即朝鮮半島古國之一新羅，新羅於東漢永平八年（65），新羅國王夜聞金城西始林間有雞聲，遂更名雞林，至唐龍朔三年（663），高宗以武力征討該國，置該國為雞林州都督府，因以是稱，但中唐也有直稱新羅的，如白居易臨終前為文集寫的最後一篇記序，就不無自得又不無無奈地感慨自己作品在日本、新羅流行的狀況：“其日本、新羅諸國及兩京人家傳寫者，不在此記。”（外集卷下，詩文補遺三，《白氏長慶集後序》）並且，由於古朝鮮地緣上的親近，差不多於白居易在域內留下盛名並產生廣泛影響的長慶以前就開始了對白居易作品的受容，而隔水相望的日本，白居易對其影響的時間相對要晚些，據日本典籍《文德實錄三仁明天皇記》，唐敬宗開成三年亦即日本承和五年（838），仁明朝太宰少貳藤原嶽守，在查閱船載唐朝商品貨物時，才發現有“元白詩筆”，而正史首次記載《白氏文集》東傳，則在清和天皇貞觀十三年（871）年之際，離白居易去世已過25年，不過實際情況應早於此。

　　《白居易集》在域外的流傳與影響，隨著近代以來國際學術交流的加密，前賢做了不少的工作，有以專著形式出現的，如日中比較文學研究著名的學者中西進的《源氏物語與白樂天》、丸山清子《源氏物語與白氏文集》、韓國金台俊《朝鮮漢文學史》、馬歌東《日本漢詩溯源比較研究》《日本白居易研究論文選》、張哲俊《中日古典悲劇的形式--三個母題與嬗變的研究》、蕭瑞峰《日本漢詩發展史》、董達《韓國漢詩分析檢索》等，是這方麵的代表作；也有以單篇論文形式出現的，如日本前川幸雄著、馬歌東摘譯《智慧的技巧的文學--關於元白唱和詩的諸種形式》、馬歌東《白居易研究在日本》、蕭瑞峰《且向東贏探驪珠--日本漢詩三論》、韓國金卿東著、劉維治譯《韓國的白居易研究概況及有關問題》、範閩仙《〈和漢朗詠集〉中的白居易詩句》、鄒誌遠《論白居易對高麗詩人李奎報晚年詩歌創作的影響》、陳友冰《日本近百年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曆程及其相關特征》、李瑞芝《論白居易的狂言綺語觀在日本文學史上的影響》等，可為這方麵的代表。這些論著論文或全局或個案地介紹了曆代以來《白居易集》在鄰國的受容情況，這種研究，對於我們進一步認識白居易這樣一位具有世界聲譽的偉大作家無疑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而且，就研究本身來說，也誠如蕭瑞峰所指出：

　　如果我們對日本漢詩已經獲得比較充分的了解的話，那麽，在考察白居易詩的影響時，就不會僅僅著眼於簇擁在他周圍的“元白詩派”的成員，也不會僅僅注目於宋初以徐鉉、李昉、王禹偁為代表的白體詩人，而且還會高度重視日本平安朝詩人奉白居易為偶像、奉白居易詩為楷模的一係列實例，並從中抽繹出其不同凡響的意義--

　　例1 醍醐天皇在《見右丞相獻家集》一詩中自注道：“平生所愛，《白氏文集》七十五卷是也”。

　　例2 具平親王（村上天皇第六子）在《和高禮部再夢唐故白太保之作》一詩中自注道：“我朝詞人才子以《白氏文集》為規摹，故承和以來言詩者，皆不失體裁矣”。

　　例3 藤原為時亦在同題之作中自注道：“我朝慕白居易風跡者，多圖屏風”。

　　例4 因為天皇和太子都耽讀《白氏文集》，以至出現了侍讀《白氏文集》的專業戶。大江匡衡《江吏部集》卷中有雲：“近日蒙倫命，點文集七十卷。夫江家之為江家，白樂天之恩也。故何者？延喜聖主，千古、維時，父子共為文集之侍讀；天曆聖代，維時、齊光，父子共為文集之侍讀；天祿禦宇，齊光、定基，父子共為文集之侍讀。爰當今盛興延喜、天曆之故事，而匡衡獨為文集之侍讀”。玩其語意，頗以大江家獨占侍讀《白氏文集》之專利而自豪。

　　顯然，坊間已有的幾種《白居易評傳》，如果加上這四條材料，肯定比泛言“白居易集》在作者生前已傳入日本”要深刻、切實得多，何況具有同等價值的材料稍覓即得。蕭瑞峰：《從域內走向海外：中國古典詩歌研究的曆史使命》，《浙江工業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第214-215頁。

　　當然，《白居易集》在域外的影響，除了相鄰的朝鮮、日本外，在十八、十九世紀，隨著唐詩傳入西方，白居易的作品也首次介紹到歐洲，被翻譯成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並出現了專著和由外國人寫的白氏傳記。20世紀以後，東歐各國也相繼翻譯介紹了白居易的作品參見朱金城：《白居易詩集導讀導言》，巴蜀書社，1988年5月，第33-34頁。進而形成了各種不同的外譯本，進一步豐富了《白居易集》的版本，也進一步擴大了白居易的世界聲譽。

　　第二節 從白居易“官曆二十政”看唐代科舉文士的遷官途徑

　　白居易晚年總結自己一生的人生旅程及為官經曆時，如是說：“白須如雪五朝臣，又值新正第七旬。”（卷三十六，《喜入新年自詠（時年七十一）》）朱金城：《白居易集校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以下所引白居易詩文，均以此為準，隻出卷次與標題。“官曆二十政，宦遊三十秋。”（卷三十六，《寄題餘杭郡樓兼呈裴使君》）所謂“第七旬”“五朝臣”，是指白居易以70歲的高齡，曆經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八朝，除在代宗、順宗、武宗朝沒有為官出仕外，其他五朝均有為臣的履曆。所謂“二十政”“三十秋”，可以分別來看，宦遊“三十秋”取其虛，是指白居易自貞元十八年（802）中吏部科目選書判拔萃科，授秘書省校書郎，至會昌元年（841）以刑部尚書致仕，出於詩歌平仄及數字取整的創作要求，把近四十年的宦遊生涯寫成了三十年；官曆“二十政”則是取其確，縱觀白居易一生仕履，從中書判拔萃科授秘書省校書郎、中製舉授盩厔尉、集賢校理充翰林學士、左拾遺依前充翰林學士、京兆府戶曹參軍仍充翰林學士、太子左讚善大夫、江州司馬、忠州刺史、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兼知製誥、中書舍人、杭州刺史、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蘇州刺史、秘書監、刑部侍郎、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河南尹、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東都，到除刑部尚書致仕，剛好“二十政”。所以《醉吟先生墓誌銘》序雲：“樂天幼好學，長工文。累進士、拔萃、製策三科，始自校書郎，終以少傅致仕，前後曆官二十任，食祿四十年。”（卷七十一）作為一名科舉官僚，白居易科舉仕宦的這份履曆，在唐代尤其是中唐以來科舉文士的升官途徑中，極具代表性，可謂一幅絕佳的科舉文士應試與遷官圖。正因為如此，通過探研白居易科舉與出仕的關係，宦遊中每次任命、加階、加勳、加封爵背後豐富的政治寓意與深廣的曆史文化內涵，對弄清唐代科舉取士、科舉士子成長的一般規律以及唐代複雜的官製文化，有直接的參考價值。

　　一、科舉與出仕

　　唐代科舉之盛，“肇始於高宗之時，成於玄宗之代，而極於德宗之世。”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2頁。白居易生活的時代，正是一個對進士“時共貴之”趙匡：《選舉議》，見《全唐文》卷三五五，中華書局，1983年11月，第3602頁。“連科者進速，累捷者位高”冀勤：《元稹集》卷二十八《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一道》，第336頁。不僅如此，科舉考試成績的名次通常會影響其日後的任用，如崔玄亮與白居易同登貞元十九年吏部科目選，等到他們同任刺史，白居易出任的是“浙右稱雄鎮”的杭州刺史，崔玄亮則居“卑小”的湖州刺史，所以白居易《得湖州崔十八使君書喜與杭越鄰郡因成長句代賀兼寄微之》雲：“吳興卑小君應屈，為是蓬萊最後仙。”句末附注雲：“貞元初同登科，崔君名最在後，當時崔自詠雲：‘人間不會雲閑事，應笑蓬萊最後仙。’”（卷二十三）“既在高科選，還從好爵縻”（卷十三，《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的時代。所以，要理解“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眾耳，跡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卷四十五，《與元九書》）的白居易，有必要對唐代科舉考試與相應的授官方式作出正確的解讀。眾所周知，唐代科舉取士的方式基本上可以歸結為三種，即生徒、鄉貢、製舉，據《新唐書選舉誌上》載：“唐製，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製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歐陽修、宋祁等撰：《新唐書》卷四十四《選舉誌上》，中華書局，1975年2月，第1159頁。其中，生徒、鄉貢所應之科主要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等，一般稱為“常科”。“常科”之中，自太宗貞觀朝秀才科廢後，“自是士族所趨向，明經、進士而已。”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卷十五，中華書局，1988年12月，第354頁。而製舉乃天子自詔舉選的一種形式，所試科目，一般稱為“製科”，是待非常之才而設的特科。白居易作為“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緦麻之親，達官無半麵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卷四十五，《與元九書》）的貧寒子弟，通過鄉貢使自己晉身，步入仕途，是最便捷也是唯一可行的正途。他也正是從貞元十五年（799）宣州鄉試開始，經過貞元十六年的禮部貢試、吏部關試，然後於貞元十九年通過吏部的科目選書判拔萃科考試，又於元和元年通過製科考試，一路過關斬將，順利進入仕途的。但科舉晉身與授官，能像白居易這麽幸運的，百不得一，因此顧炎武《日知錄》“出身授官”條雲：“史言‘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百才有一。’《文獻通考》：‘唐時所放進士，每歲不過二三十人。’士之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尚有試吏部一關。韓文公三試於吏部無成，則十年猶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獲祿者。”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002-1003頁。

　　據當代學者王勳成考，進士守選一般為三年，守選期滿就可以參加吏部的冬集銓選，但他們不是吏部銓選的主要對象，更龐大的隊伍是六品以下秩滿的官員。據規定，凡是守選的各色選人，到吏部後經南曹磨勘，廢置詳斷，三銓銓試，然後才可以注擬授官。具體參見王勳成：《唐代銓選與文學》第五章《銓選》，中華書局，2001年4月。所以，即便考上了進士，“十年猶布衣”“出身二十年不獲祿者”的情況，亦不見怪。如果不按照這種正常程序，那麽就得參加製舉或科目選，中者即可授官。其中，科目選最主要的是博學宏詞科和書判拔萃科，這兩科設置於開元十八年冬，屬於吏部，絕不能把它們和製舉類似的名稱相混淆這一點，許多唐史研究者都混淆過，如孫國棟就把吏部科目選與製科混為一談，認為“宏詞”應是指製科中的博學宏詞科，自中唐以後，士人獲得進士或明經出身，為增加出身的資敘，常常再參加製科的考試，尤以製科中的博學宏詞和賢良方正為多。（孫國棟：《唐宋史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0月，第76頁。）。這兩科在唐中期後，影響日顯，特別是唐後期製舉實際停止，它們對士人入仕所起的作用就更大。考諸白居易與同時著名士子，基本上是相符的，如白居易通過進士試後，又中書判拔萃科，授秘書省校書郎；柳宗元進士及第後，又中博學宏詞科，授集賢殿書院正字；劉禹錫中進士後，亦中博學宏詞科，授為太子校書；韓愈、柳宗元的好友獨孤申叔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為校書郎；元稹明經及第後，通過吏部平判科，出任秘書省校書郎；至於韓愈，四試於禮部登進士第後，亦參加博學宏詞科考試，然無果，結局是三舉於吏部卒無成，導致其十年布衣的生涯，令人唏噓感歎。

　　可見，盡管白居易有“張空拳於戰文之場”的痛苦經曆，但在當時“連科者進速，累捷者位高”“既在高科選，還從好爵縻”的用人製度下，仕宦前景是光明的。因此，針對自己從進士試“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外集卷中）、“桂折一枝先許我，楊穿三葉盡驚人（始予進士及第，行簡次之，敏中又次之）”（卷十九，《喜敏中及第偶示所懷》）開始，連登三第，並順利踏上仕途，常不無炫耀地說：“貞元十有五年，天子命中書舍人渤海公領禮部貢舉事。越明年春，白居易以進士舉一上登第。……無曰擢甲科，名既立而自廣自滿。”（卷四十六，《箴言》）、“成名共記甲科上，署吏同登芸閣間”（卷十三，《留別吳七正字》）、“三登甲乙第，一入承眀廬”（卷七，《垂釣》）、“自從筮仕來，六命三登科”（卷七，《答故人》）、“甲乙三道科，蘇杭兩州主”（卷二十二，《和微之詩二十三首和我年三首其一》）等，莫不如此。此外，《與楊虞卿書》則以自謙的口吻，表達了科舉考試帶給其人生的高峰體驗：“十年前，以固陋之姿，瑣屑之藝，與敏手利足者齊驅，豈合有所獲哉？然而求名而得名，求祿而得祿，人皆以為能，仆獨以為命。”（卷四十四）

　　白居易貞元十九年（803）中吏部科目選書判拔萃科，旋即“登芸閣”，被授為秘書省校書郎。校書郎在唐代官製中，屬從九品上，是貢舉出身最好的位置，非擢上第不輕授，時人皆以得校書郎為榮，如張說《兵部尚書國公贈少保郭公行狀》雲：“十八擢進士第，其年判入高等，時輩皆以校書正字為榮。”張說：《兵部尚書國公贈少保郭公行狀》，見《全唐文》卷三五五，中華書局，1983年11月，第2353頁。所以，當時“擢甲科”又連中吏部科目選舉者，按例大多被授為校書郎、正字，如白居易、元稹、劉禹錫、柳宗元等，都是通過這一途徑開始其仕宦生涯的。白居易擔任校書郎三年後秩滿而罷，守選期間，又於憲宗元和元年（806）四月，應製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取得元稹居首、白居易第四的優異成績，於本月二十八日月直接授為正九品下京兆畿縣盩厔縣尉。據《舊唐書》卷四十四《職官誌》：“京兆、河南、太原所管諸縣謂之畿縣。”劉昫：《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2月，第1920頁。畿縣縣尉的地位遠比普通縣尉為高，所謂“都畿、清望，……有隔品授者。”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中華書局，1992年1月，第27頁。所以孫國棟考雲：“唐人如果由普通縣尉入仕，常常經曆多任，然後得為畿尉有時甚至經曆多任，亦難得為畿丞或畿尉，最直接的例證莫過於白居易《吟四雖》篇末附注雲：分司同官中，……予為河南尹時，見同年鄭俞始授長水縣令，因歎四子而成此篇也。”朱金城：《白居易集校箋》卷二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2031頁。）。惟由校書郎入仕的，有成績多出為畿尉，複入拾遺或監察禦史，如劉從一、崔郾、衛次公、範傳正、柳宗元、白居易、裴佶、李絳、裴度、韋處厚、孔戢、陸扆等俱是，這是由地方官轉入中央要官的一條途徑。孫國棟：《唐宋史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0月，第77頁。

　　白居易正是沿著這條捷徑前進的。據其《奉敕試製書詔批答詩等五首》《初授拾遺獻書（元和三年進）》等詩文，元和二年秋，白居易自盩厔尉調充進士考官，試畢為集賢校理。十一月四日，自集賢院召赴銀台候旨。次日，召入翰林，奉敕試製誥五道，為翰林學士。元和三年五月，又授為從八品上左拾遺。左拾遺的職責是“言國家遺事，拾而論之，故以名官焉。”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八《門下省》，中華書局，1992年1月，第247頁。翰林學士則專掌“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等重要製、詔的草擬。翰林學士雖然有職無位，卻有號為“內相”“天子私人”歐陽修、宋祁等撰：《新唐書》卷四十六《百官誌》，中華書局，1975年2月，第1184頁。的榮譽。白居易充任左拾遺、翰林學士，深深明白自己的身份：“職為學士，身是諫官。”（卷五十八，《初授拾遺獻書》）也很清楚自己擔負的責任：“其選甚重，其秩甚卑。”（卷五十八，《初授拾遺獻書》）正因為如此，白居易對憲宗“豈意聖慈，擢居近職”的知遇之恩是感激涕零的，“授官以來，僅將十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榮，但未獲粉身之所耳。”（卷五十八，《初授拾遺獻書》）擔任左拾遺、翰林學士期間對白居易思想與創作的影響，誠如傅璿琮所指出：“五年間的翰林學士生活，是白居易一生從政的最高層次，也是他詩歌創作的一個高峰，又給他帶來思想、情緒上的最大衝擊。”傅璿琮：《從白居易研究中的一個誤點談起》，《文學評論》2002年第2期。

　　元和五年（810）五月，白居易升為正八品下京兆府戶曹參軍仍充翰林學士。元和六年四月母喪丁憂，退居下圭義津鄉金氏村。元和九年冬，詔授正五品上太子左讚善大夫入朝。白居易這次雖居東宮閑職，但從品級上來看，卻是快速提拔，履職亦與諫官相近：“左讚善掌翊讚太子以規諷也。皇太子出入動靜，苟非其德義，則必陳古以箴焉。”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中華書局，1992年1月，第665頁。所以在“誓酬君王寵，願使朝廷肅”“隻要明是非、何曾虞禍福”（卷十四，《和夢遊春詩一百韻》）從政心態的影響下，元和十年六月，於“凶徒側耳潛愜心，悍臣破膽皆杜口”柳宗元：《柳宗元集》卷四十二《古東門行》，中華書局，1979年9月，第1139頁。之際，白居易最先上奏請求捕殺罪犯，以雪國恥。然這一正義之舉的結果卻是同年八月被奏貶遠州刺史，複論不當治郡，追改正六品下江州司馬。司馬是一個“唯員與俸在……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卷四十三，《江州司馬廳記》）的閑職。士之失位，猶諸侯之失國，加上切身的無枉之冤、忠而被謗、正義被扭曲的苦痛，迎來了白居易仕宦生涯中最為灰暗的時期，構成了白居易從政思想、心態和精神最大的震撼和衝擊。

　　元和十四年（819）二月，白居易到忠州，擔任正四品下忠州刺史，故其《忠州刺史謝上表》有“殊恩特獎，非次升遷”語。然唐代官僚體製營運中，曆來有重京官輕外任的傾向，如唐初龍朔三年，雍州司戶參軍韋絢“除殿中侍禦史，或以為非遷。中書侍郎上官儀聞而笑曰：‘此田舍翁議論，殿中侍禦史赤墀下供奉，接武夔龍，簉羽鵷鷺，奈何以雍州判佐相比？’以為清議。”王溥：《唐會要》卷六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240頁。按，雍州司戶參軍為正七品下，較殿中侍禦史為高。所以白居易在擔任江州司馬、忠州刺史時，常有“帝鄉遠於日”之感，而當好友李建、崔韶出為外州刺史時，則有“各是天涯為刺史”之歎。可見，白居易外任江州、忠州，在加起來四年左右的時間裏，其詩文創作經常以“六年”或“七年”來劃定這段時間，除了忠而被謗、賢而見黜的冤屈外，明顯亦包含了此種心理因素。

　　二、著緋與服紫

　　著緋與服紫，是唐代官製分別貴賤、班命所崇的重要標誌。《唐會要》卷三十一載：“貞觀四年八月十四日詔曰：‘冠冕製度，已備令文，尋常服飾，未為差等。’宜令三品已上服紫，四品、五品已上服緋，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至龍朔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孫茂道奏稱：‘準舊令，六品、七品著綠，八品、九品著青。深青亂紫，非卑品所服。望請六品、七品著綠，八品、九品著碧，朝參之處，聽兼服黃。’從之。……元和十二年六月九日，太子少師鄭餘慶奏：‘內外官合服朝服入祭服者，其中五品多有疑誤。約職事宜，自今已後，其職事官是五品者，雖帶六品已下散官，即有劍、佩、綬；其六品已下職事官，縱有五品已下散官，並不得服劍、佩、綬。’”王溥：《唐會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第663-665頁。又雲：“舊製，凡授都督、刺史，皆未及五品者，並聽著緋、佩魚所謂”佩魚“即佩戴魚符，魚符是官員進宮上朝的”通行證“如本人調職、致仕或亡歿，朝廷照例要收回。永徽五年，為彰顯朝廷仁德，下令不需追收。乘裝魚符的袋子被稱為魚袋，三品以上服紫者，佩金魚袋；四品、五品著緋者，佩銀魚袋。期間有短暫變更，如武則天天授元年九月下敕，改內外官佩魚為佩龜，至神龍元年二月五品以上京文武官，仍依舊式佩魚袋。李商隱《為有》詩”無端嫁得金龜婿，辜負香衾事早朝“詩中提到的”金龜“即指武則天朝改佩魚為佩龜的情況，此處借指身份的高貴。離任則停之。若在軍賞緋紫、魚袋者，在軍則服之，不在軍不在服限。若經敘錄不合得者，在軍亦停之。……（開元）八年二月二十日敕：‘都督、刺史品卑者，借緋及魚袋，永為例程。’……（大中）三年五月中書門下奏：……準令，入仕，十六考職事官，散官皆至五品，始許著緋；三十考職事官四品，散官三品，然後許衣紫。”王溥：《唐會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第666-667頁。依據上述政令敕誥，大致可以形成以下認識：其一，唐人非常注重章服，各級官僚、流外人員及普通百姓均有自己特定的服色，不容僭濫；其二，唐代百官服色，不專為職事官之位而設，更多時候是視階官之品而定；其三，在實際運作過程中，遠比上述程文規定複雜。

　　先看著緋。所謂“著緋”，即根據慣例，官員達到一定品階與官職後，朝廷允許其穿著緋袍，以證明其社會地位的一種恩榮行為。著緋這一過程看似簡單，事實上不僅對研究唐代官製者來說複雜難曉，在當時便多有疑誤。如上所言，緋即緋袍，在唐代又被稱為“紅綬”“朱紱”“緋衣”或“緋衫”等，這種公服對宦遊在仕途上的唐代士子來說，是唐代五品以下官員夢寐的追求，它除了現實地分貴賤、別班命外，亦有重要的潛在心理影響與象征意義。所以當白居易元和十三年十二月被授正四品下忠州刺史，按例可以著緋，但因階官品級不到未能如願，所以自我解嘲說：“新授銅符未著緋，因君裝束始光輝。”（卷十七，《初授官蒙裴常侍贈鶻銜瑞草緋袍魚袋因謝惠貺兼紓離情》）但刺史常得借緋以重其臨民，因此其詩又雲：“假著緋袍君莫笑，恩深始得向忠州。”（卷十七，《行次夏口先寄李大夫》）解刺史職後，散階未到，仍返服綠，故白居易除京官從六品上刑部司門員外郎時，又有詩《初除尚書郎脫刺史緋》。即便回京後擔任從五品下主客郎中兼知製誥，仍未能著緋，所以同病相憐的好友元宗簡官任從四品下京兆少尹，亦因階官品卑一直未能著緋，作詩感歎道：“鳳閣舍人京兆尹，白頭猶未著緋衫。”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一，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5月，第138頁。白居易心有共鳴，當即連作兩詩回和，其一雲：“朝客朝回回望好，盡紆朱紫佩金銀。此時獨與君為伴，馬上青袍唯兩人。”（卷十九，《朝回和元少尹絕句》）其二雲：“鳳閣舍人京亞尹，白頭俱未著緋衫。南宮起請無消息，朝散何時得入銜？”（卷十九，《重和元少尹》）此外，白居易《聞李六景儉自河東令授唐鄧行軍司馬以詩賀之》一詩，乃為李景儉40歲著緋而作，明顯心有所向：“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卷十六）至於李景儉的著緋情況，則應屬於“在軍賞緋紫、魚袋者，在軍則服之，不在軍不在服限”這一規定。

　　具體到白居易著緋，其《聞行簡恩賜章服喜成長句寄之》詩有詳細記錄：“吾年五十加朝散，爾亦今年賜服章。齒發恰同知命歲，官銜俱是客曹郎。（予與行簡俱年五十始著緋，皆是主客郎官。）榮傳錦帳花聯蕚，彩動綾袍雁趁行。（緋多以雁銜瑞莎為之也。）大抵著緋宜老大，莫嫌秋鬢數莖霜。”（卷二十四）白居易之所以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時間由外任的“泥塗吏”，快速擢升與提拔正式著緋的五品京官，其背景是元和十五年（820）正月，憲宗暴薨，穆宗即位。穆宗在東宮當太子時，即對元稹、白居易有耳聞，因此本年四月白居易得以調入長安，擔任“南宮朗”即從六品上刑部司門員外郎，十二月二十八日便轉為禮部從五品上主客郎中兼知製誥。中唐以後，文臣遷中書舍人，例多先加知製誥，這預示著又將升遷，所以白居易對當時擔任中書舍人的好友王起、李宗閔、元稹賦詩雲：“紫垣曹署榮華地，白發郎官老醜時。莫怪不如君氣味，此中來校十年遲。”（卷十九，《初除主客郎中知製誥與王十一李七元九三舍人中書同宿話舊感懷》）抒發了自己對進位中書舍人充滿期待的心情。次年即長慶元年（821）夏，與元宗簡同製加從五品下文散官朝散大夫，得以正式著緋白居易著緋，可以說是其宦遊生涯中具有標誌性的事件，是其為官心態又一次高峰體驗，所以在詩歌中津津樂道，頻頻吟詠，洪邁《容齋隨筆》歸納得非常細致而完整：“唐人重服章，……樂天詩言銀緋處最多，七言如‘大抵著緋宜老大’‘一片緋衫何足道’‘暗淡緋衫稱我身’‘酒典緋花舊賜袍’‘假著緋袍君莫笑’‘腰間紅綬係未穩’‘朱紱仙郎白雪歌’‘腰佩銀龜朱兩輪’‘便留朱紱還鈴閣’‘映我緋衫渾不見’‘白頭猶未著緋衫’‘緋袍著了好歸田’‘銀魚金帶繞腰光’‘銀章暫假為專城’‘新授銅符未著緋’‘徒使花袍紅似火’‘似掛緋袍衣架上’。五言如‘未換銀青綬，惟添雪白鬢’‘笑我青袍故，饒君茜綬新’‘老逼教垂白，官科遣著緋’‘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緋年’‘晚遇何足言，白發映朱紱’。至於形容衣魚之句，如‘魚綴白金隨步躍，鵠銜紅綬繞身飛’。”（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中華書局，2005年11月，第14-15頁。），誌得意滿地寫詩《酬元郎中同製加朝散大夫書懷見贈》相賀雲：“青衫脫早差三日，白發生遲較九年。……五品足為婚嫁主，緋袍著了好歸田。”（卷十九）隨即又轉上柱國，上柱國乃唐代勳官最高級，視正二品。白居易抑製不住內心激動，作詩言誌雲：“紫微今日煙霄地，赤嶺前年泥土身。得水魚還動鱗鬛，乘軒鶴亦長精神。且慚身忝官階貴，未敢家嫌活計貧。柱國勳成私自問，有何功德及生人？”（卷十九，《初加朝散大夫又轉上柱國》）

　　唐製，三品以上官員服紫，但有時皇帝可以賜紫以榮寵大臣。如元稹甚得穆宗器重，穆宗即以章綬寵榮其身，長慶元年（821）二月，元稹一日之中，三加新命，自尚書祠部郎中賜緋魚袋，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賜紫金魚袋見《白居易集箋校》卷五十《元稹除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賜紫金魚袋製》。不過元稹雖然服紫金魚袋，地位尊榮，卻不能實現其早年“達則濟億兆，窮亦濟毫厘。濟人無大小，誓不空濟私”（《元稹集》卷三，《酬別致用》）的人生宏願，所以其《自責》詩雲：“犀帶金魚束紫袍，不能將命報分毫。”（《元稹集》卷二十一）。而此時的白居易，其品階為正六品上朝議郎，連緋還未著，所以白居易給李建撰《祭李侍郎文》如此敘述兩人的官階：“長慶元年歲在辛醜五月丙申朔十日乙巳，中散大夫、守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元稹，朝議郎、守尚書主客郎中白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刑部侍郎、贈工部尚書、隴西李公杓直之靈。”（卷四十）據此亦可知，白居易著緋在長慶元年五月以後。所以當白居易初著緋而小自己七歲的同年摯友元稹卻已服紫，自嘲雲：“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緋年。……我朱君紫綬，猶未得差肩。”（卷十九，《初著緋戲贈元九》）白居易著緋未久，又於十月十九日“掌絲綸”，轉為中書舍人，所謂“冒寵已三遷，歸朝始二年”（卷十九，《新昌新居書事四十韻因寄元郎中張博士》），即是指回朝剛兩年，就從司門員外郎遷當此任。中書舍人為唐代“文人之華選”，天寶亂前稱為“宰相判官”，因為中書舍人行“五花判事”協助宰相出命；天寶亂後雖隻負責朝廷文翰，但仍是非常清要的職位，其品階雖是正五品上，卻較九寺三監和外官四品為高，唐代名臣及文章宗匠經曆這一官職的不勝枚舉。孫國棟《唐代中書舍人遷官途徑考釋》雲：“中書舍人實是由員外郎、郎中進入三省領袖的一個重要門戶，亦可說是全國五品以下官升入中央領袖階層的一個重要樞紐。”孫國棟：《唐宋史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0月，第92頁。可見，此時的白居易，離進入三省要官服紫乃咫尺之遙，然意想不到的是，其服紫卻是在曆任杭州刺史、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蘇州刺史，時隔六年，至大和元年（827）春擔任秘書監時才得以實現，據其《祭弟文》“大和二年……吾去年春授秘書監賜紫，今年春除刑部侍郎”（卷六十九）可知。至大和三年，白居易更是集加階、加職、加勳、加封爵於一身，所以《祭中書韋相公文》：“大和三年歲次己酉，六月己酉朔，三十日戊寅，中大夫、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柱國、晉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白居易，謹以茶果之奠，致祭於故中書侍郎平章事、贈司空韋公德載。”（卷六十九）

　　然幾經宦途波折的白居易，正如姚合《寄東都分司白賓客》詩所言：“海內嫌官隻一人。”彭定求等：《全唐詩》卷四九七，中華書局，1999年1月，第5686頁。所以對服紫，隨著其人生思想與為政心態的轉變，已與當初企望著緋時的心態有了截然不同的表現，盡管也有“紫綬足可榮，白頭不為夭”（卷二十二，《和我年三首》其三）式的滿足，但更多采取的是一種淡然，一種調侃，如“紫袍新秘監，白首舊書生”（卷二十五，《初授秘監拜賜金紫閑吟小酌偶寫所懷》）、“金章紫綬看如夢，皂蓋朱輪別似空”（卷二十五，《新昌閑居招楊郎中兄弟》）、“紫綬相輝應不惡，白須同色複如何”（卷二十八，《雪後早過天津橋偶呈諸客》）、“宦情本淡薄，年貌又老醜。紫綬與金章，於予亦何有”（卷三十，《隱幾贈客》）、“紫綬白髭須，同年二老夫”（卷三十三，《喜見劉同州夢得》）、“紫綬黃金印，青幢白玉珂。老將榮補貼，愁用道消磨”（卷三十四，《和東川楊慕巢尚書府中獨坐感戚在懷見寄十四韻》）、“金章紫綬辭腰去，白石清泉就眼來”（卷三十六，《題新澗亭兼酬寄朝中親故見贈》）等，莫不如是。

　　三、欲相與吏隱

　　白居易晚年盡管宦情大減，寫了許多欲淡出官場的詩句，但平心而論，他對相位是有關注與心向往之的。如《因夢得題公垂所寄蠟燭因寄公垂》：“照梁初日光相似，出水新蓮豔不如。卻寄兩條君領取，明年雙引入中書。（宰相入朝舉雙燭，餘官各一。）”（卷三十三）《李留守相公見過池上泛舟舉酒話及翰林舊事因成四韻以獻之》更是直接抒發這種情感：“白首故情在，青雲往事空。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卷三十六）又，《予與山南王仆射起淮南李仆射紳事曆五朝踰三紀海內年輩今唯三人榮路雖殊交情不替聊題長句寄舉之公垂二相公》也雲：“故交海內隻三人，二坐岩廊一臥雲。老愛詩書還似我，榮兼將相不如君。”（卷三十七）諸如此類的詩歌，都隱約表明了自己終究沒有登上相位而心存遺憾。事實上，白居易還在江州之貶任上，亦有這樣的感慨：“所恨淩煙閣，不得畫功名。”（卷七，《題舊寫真圖》）關乎此，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一《李太尉抑白少傅》條雲：“白少傅居易，文章冠世，不躋大位。……其見抑也如此。衣冠之士，並皆忌之，鹹曰：‘有學士才，非宰臣器。’識者於其答製中見經綸之用，為時所排，比賈誼在漢文之朝，不為卿相知，人皆惜之。”孫光憲：《北夢瑣言》，中華書局，1960年1月，第4頁。此雖小說家言，但敘述的情實事理，大致還是可信的。因此《資治通鑒》卷二四六會昌二年九月條載：“上聞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李德裕。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其從父弟左司員外郎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甲辰，以敏中為翰林學上。”

　　白居易不僅有欲相的心思，亦有為相的可能，這從唐代官製注擬的一般規律可以看出。據《舊唐書》卷四十二《職官誌》載：“職事官資，則清濁區分，以次補授。又以三品已上官，及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諸司侍郎、太常少卿、太子少詹事、左右庶子、秘書少監、國子司業為清望官。太子左右諭德、左右衛左右千牛衛中郎將、太子左右率府左右內率府率及副、太子左右衛率府中郎將、（已上四品。）諫議大夫、禦史中丞、給事中、中書舍人、太子中允、中舍人、左右讚善大夫、洗馬、國子博士、尚書諸司郎中、秘書丞、著作郎、太常丞、左右衛郎將、左右衛率府郎將、（已上五品。）起居郎、起居舍人、太子司議郎、尚書諸司員外郎、太子舍人、侍禦史、秘書郎、著作佐郎、太學博士、詹事丞、太子文學、國子助教、（已上六品。）左右補闕、殿中侍禦史、太常博士、四門博士、詹事司直、太學助教、（已上七品。）左右拾遺、監察禦史、四門助教（已上八品。）為清官。”劉昫：《舊唐書》，中華書局，第1804-1805頁。唐代的官僚體係，除了上述清望官、清官外，據孫國棟所敘，還有普通官及冗濁官孫國棟：《唐宋史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0月，第77頁。冗濁官是唐人常以形容由流外出身的官，出身非清流，不注清資官，這類官前途很受限製。但普通官如能轉入清官，則上進機會大增，以後遷轉不必受普通官嚴格循資遞轉的限製了。

　　白居易由於科舉連第，從出身清要的秘書省校書郎，到擔任左拾遺依前充翰林學士進入清官序列，由於不再需按普通官受嚴格的循資遷轉，所以守喪期滿詔回朝廷，即從正八品下京兆府戶曹參軍仍充翰林學士，出任了正五品上太子左讚善大夫，然這隻是東宮閑職，所以白居易《酬張十八訪宿見贈》詩雲：“昔我為近臣，君常稀到門。今我官職冷，唯君來往頻。”（卷六）真正標誌白居易進入朝廷權力的核心，是擔任從五品上的主客郎中兼知製誥，及隨後遷轉的正五品上中書舍人，它們為白居易躋登相位作了履曆準備，亦表明朝廷對其有意的培養。據《舊唐書四三職官誌翰林院條》說：“玄宗即位，張說、張九齡等召入翰林，謂之翰林待詔……德宗好文，尤難其選，貞元以後為學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元稹《翰林學士承旨記》亦說：“憲宗章武皇帝以永貞元年即大位，始命鄭公（鄭）為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上，十七年間由鄭至杜（杜元穎）十一人，而九參大政焉。”冀勤校點：《元稹集》卷五十一。可見，從當時用人製度來看，相位候選人大多是從有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士任職經曆的官員中產生，元稹即是通過這樣的途徑直接登上相位的，而與白居易早年同在翰林的李程、王涯、裴垍、李絳、崔群五人，均登相位。這對“未酬恩寵年空去，欲立功名命不來”（卷二十四，《赴蘇州至常州答賈舍人》）的白居易來說，有充分理由說明他曾留心與關注過相位，所以說白居易欲相，是不足為過的。

　　而且，從當時現實的政局來看，也為白居易躋登相位提供了現實的土壤。大和元年（827）春，白居易進入清望官係列秘書監。次年，又由同平章事知政事裴度、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等推薦，由秘書監升遷為刑部侍郎，這些都為其躋居相位提供了人事基礎與資曆背景。然正當白居易仕途得意、營求相位之際，朝廷的人事關係卻越來越複雜，政爭愈演愈烈。更關鍵的是，白居易特別借重的韋處厚從白居易《喜與韋左丞同入南省因敘舊以贈之》這首詩“早年同遇陶鈞主，利鈍精粗共在鎔。（憲宗朝與韋同入翰林。）金劍淬來長透匣，鉛刀磨盡不成鋒。差肩北省慚非據，接武南宮幸再容。跛鱉雖遲騏驥疾，何妨中路亦相逢”（卷二十五）可以看出，白居易與韋處厚不僅私交甚密，希其奧援之心亦明顯可見。於此年年末暴卒於位，裴度也在政敵的排擠下行將出鎮，所以處於同一陣營的白居易不得不急流勇退，在“蠶老繭成不庇身，蜂饑蜜熟屬他人。須知年老憂家者，恐是二蟲虛苦辛”（卷三十七，《禽蟲十二章》其四）“自警”心態的驅使下，白居易最終不得不放棄了蹬登相位的想法，選擇了“水中蝌蚪長成蛙，林下桑蟲老作蛾。蛙跳蛾舞仰頭笑，焉用鯤鵬鱗羽多”（卷三十七，《禽蟲十二章》其二）這種“齊物逍遙”的處世方式。所以這期間白居易所作《春詞》《恨詞》《繡婦歎》《戊申歲暮詠懷三首》等詩，大多抒發了其對現實政治前景的無望、對政敵構陷的憎恨卻又無奈、對欲引同僚以自助而不能的落寞，可謂是其因當時複雜的政爭關係而不能躋身相位，且不得不急流勇退這種遺憾心情最好的注解。因為如此，故瞿蛻園於《劉禹錫集箋證》外集卷二《刑部白侍郎謝病長告改賓客分司以詩贈別》詩下論雲：“要之，韋處厚之暴卒，李宗閔之起複（據傳在大和二年八二八），崔群之出鎮（在大和三年八二九二月），王涯之內召（大和三年八二九正月），皆與白居易不利，劉禹錫亦不能無失群之感。”瞿蛻園：《劉禹錫集箋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105頁。

　　正是這些因素的綜合結果，最終使白居易放棄了在仕途上作最後一搏的打算。經過一段時間的理性思考後，終於在大和三年（829）確立了“吏隱”或其自稱的“中隱”這種處世哲學。

　　第三節 《白居易集》涉及佛禪典籍考論

　　《白居易集》多次記錄了其依據唐代收錄佛典目錄最全的著作《開元經錄》（即《開元釋教錄》）勘校佛禪典籍的情況，如開成二年（837），白居易在為蘇州南禪院千佛堂轉輪經藏作記時指出：“藏之內，轉以輪，止以柅，經函二百五十有六，經卷五千五十有八。”其後小注雲：“南閻浮提內大小乘經凡八萬四千卷，按唐《開元經錄》名數與此經藏同，於閻浮大數二十之一也。”本節所引白居易詩文均見朱金城：《白居易集校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卷七十，《蘇州南禪院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開成五年，白居易於捐資修建香山寺後，亦依據《開元經錄》，對佛教經、律、論三藏目錄進行了通校，在原來“遺編墜軸數百卷”的基礎上，“絕者續之，亡者補之，稽諸蔵目，名數乃足。合是新舊大小乘經律論集凡五千二百七十卷，乃作六藏，分而護焉。”（卷七十一，《香山寺新修經藏堂記》）正因為如此，“前生應是一詩僧”（卷二十三，《愛詠詩》）、“交遊一半在僧中”（卷三十一，《喜照密閑實四上人見過》）的白居易，經常以高調的姿態表達自己對整個佛禪典籍及佛理思想了然於心的自信乃至自負，如《新昌新居書事四十韻因寄元郎中張博士》“梵部經十二，玄書字五千。是非都付夢，語默不妨禪”（卷十九）、《歡喜二偈》其二“今朝歡喜緣何事？禮徹佛名百部經”（卷三十七）、《醉吟先生傳》“棲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卷七十）等。同時，也正因為白居易勤禮佛禪典籍，直接影響了知己劉禹錫對他的評價：“河南白尹大檀越，好把真經相對翻。”瞿蛻園：《劉禹錫集箋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0月，第404頁。依此來看，白居易佛禪信仰的思想來源，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對佛禪典籍的翻閱、勘校、誦讀、理解得來的。

　　通觀《白居易集》，其中明確涉及的佛禪典籍有《維摩經》《壇經》《金剛經》《心經》《楞伽經》《楞嚴經》《思益經》《涅盤經》《法華經》《華嚴經》《金剛三昧經》《首楞嚴經》《大乘本生心地觀經》《佛頂尊勝陀羅尼經》《阿彌陀經》《觀音普賢薩法行經》《實相法密經》《無量壽經》《法句經》《心王頭陀經》《四分律》《俱舍論》《百法論》等近30部，這些典籍與白居易一生佛教信仰的曆程，均有密切的關係，但對白居易佛禪思想影響的深淺、大小卻不盡相同。具體來講，集中涉及多者，受其影響就大，如《維摩經》，《白居易集》反複提及，受其影響之深不言而喻。有的典籍出現很少，如《壇經》一卷，在其集中僅出現一次，但白居易與以《壇經》為代表的南禪的關係，卻深刻而複雜。而《中論》，在《白居易集》中一次也沒出現，但對白居易“執中”思維模式及“中隱”生存心態的影響，則誰也不能忽視。又如《阿彌陀經》《觀音普賢薩法行經》《無量壽經》等，在《白居易集》中出現的次數也不多見，與其晚年“幾專言冥報淨土”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11月，第158頁。亦不成比例。此外，作為宗教實踐層麵的律宗典籍，在《白居易集》中也很少涉及，但白居易晚年於東都洛陽十律大德長聖善寺智如處“每歲入關蒙九授，殷勤一戒重千金”（卷二十七，《贈僧五首》其一《缽塔院如大師》），並且“自從九月持齋戒，不醉重陽十五年”（卷三十六，《閏九月九日獨飲》）的戒律踐履，明顯受到律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