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詩歌創作考論

第二章 白居易對後世的影響敘論

　　薩特在論述人與世界的綜合關係時，提出了兩個相互關聯的基本問題並闡述道：“(1)我們稱為‘在世’的綜合關係是什麽？(2)為了使人和世界的關係成為可能，人和世界應該是什麽？真正說來，這兩個問題是相互滲透的，我們不能指望分別回答它們。但是人的任何行為既然都是在世的人的行為，它就能同時向我們提供出什麽是人、世界和統一它們的關係，隻要我們把這些行為看成能客觀地把握的實在，而不看成隻在反思中被發現的主觀感情。”讓--保羅薩特著、陳宣良等譯：《存在與虛無》，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年4月，第30頁。同時，還提供了解決這兩個問題的基本途徑：“我們將不限於研究一個單獨的行為。相反我們將努力描述多個行為，並從一個行為深入到另一個行為，直至‘人--世間’關係的深刻含義。但是應該首先選擇能在我們的探索中充當導引的第一個行為。”讓--保羅薩特著、陳宣良等譯：《存在與虛無》，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年4月，第30頁。從薩特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人與世界的綜合關係包括過去、現在與將來三層，因此要想完整地理解白居易在中國文化史、思想史上的獨特地位與意義，有必要全麵地考察白居易與現實世界、曆史長河中的各個要素；同時，從研究的途徑來看，拙著《白居易生存哲學本體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也隻是選擇了“能在我們的探索中充當導引的第一個行為”，雖然這個“充當導引的第一個行為”是我們研究白居易的基礎與關鍵，但是如果沒有“從一個行為深入到另一個行為，直至‘人--世間’關係”的完整參與，對白居易的全麵研究明顯是不健全的。因此，白居易與後世士大夫所構成的關係，亦即其對後世士大夫的影響，亦是非常值得探討的一個重要問題。

　　我們知道，白居易作為傳統人格的範型，其對後世影響最為深刻的，概要而言，大致包含兩個方麵：一是他的仕宦人生中所持的進退行藏的生存理念而造就的人格範式，為後世士大夫的從政方式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法寶；一是與他留下大量優秀的、影響深遠的藝術精品而造就的藝術或者說審美人生，為後世士大夫提供了可供仰慕和效法的對象。不過，借用薩特的話，這兩個方麵也“是相互滲透的，我們不能指望分別回答它們”，因為中國哲學本來就趨近於美學，不僅中國哲學如此，就連外來的宗教經過中土文化的融攝消化之後，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種美學。可見，白居易融攝儒、釋、道思想指導的仕宦人生與其詩、酒、琴生活形態下展現的藝術抑或審美人生有著天然的聯係，難以分割。並且，當這種文化混同的傾向對傳統士人發生作用與影響時，不僅表現在白居易自己身上是如此，表現在受到白居易生存哲學深刻影響的後世士大夫，也是如此。因此，我們在論述白居易生存哲學對後世士大夫影響時，也就主要從後世士大夫對藝術人生以及仕宦人生兩個方麵為著眼點進行考察。

　　然正如尚永亮所指出：“傳統的影響研究，主要還是作為對作家作品進行價值評估的參照係，依附於作家作品論而存在的，其出發點和側重點都在作家作品方麵，旨在說明他們在哪些方麵給人哪些影響，而較少考慮接受者之所以受影響的理由和原因以及如何接受影響、接受影響的意義何在等問題，從而也就未能真正體現出讀者的文學史意義和地位，所以嚴格說來，這還算不上真正的接受史研究。”尚永亮：《接受美學視野下的元和詩歌及其研究進路》，《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07年第5期，第89頁。這樣的看法，從理論上無疑是周密精確的，但應用到具體的作家作品的接受史考察時，往往還得靠影響研究先行；而且，在具體操作中，如果文獻材料缺失，掌握不全，運用不當，往往會形成誅心之論。所以，尚永亮文末自我圓場地解說：“劉勰《文心雕龍神思》有言：‘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在研究思路上，我們雖然作了如上所述的一些設想和勾畫，但由於研究對象的龐大複雜，涉及時段的漫長久遠，可資利用資料的多寡不一，加上我們自身水平的限製，其研究結果恐怕也隻能是‘半折心始’了。”尚永亮：《接受美學視野下的元和詩歌及其研究進路》，《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07年第5期，第90頁。這雖是自謙之辭，但更多的是實際研究中麵臨困境的一種自覺表述。因此，本章內容徑直以“白居易對後世的影響敘論”而不以“白居易的接受史敘論”為題，即是充分考慮了這方麵的因素。

　　第一節 白居易與晚唐五代詩人

　　自負“身後文章合有名”（卷十六，《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的白居易，實際上，生前就贏得了無限聲名，尤其是詩歌創作在當代影響之巨，無能出其右者。如平生知交元稹在敘述其詩流行的盛況時，就說：“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炫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冀勤點校：《元稹集》卷五十一《白氏長慶集序》，第555頁。如果說元稹為好友文集寫序，難免會有諛主之詞，那麽，這種盛況從一向自謙衝和的白居易自己口中道出“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裏，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卷四十五，《與元九書》），則理應與實際大致相符。而且，曆史地看，才人好名，必創前古所未有，而後可以傳世，白居易正是因為能夠創前古所未有，所以他的影響並沒有因曆史長河的大浪淘沙而聲華俱斂，黯淡無聞，而是經過曆史的錘煉越發金光閃閃、耀人眼目，唯其如此，這就為我們考察白居易對後世的影響提供了一條清晰可尋的線索。這一線索，如果全景地看，陳友琴《白居易資料匯編》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可資參考。如果定在宋初以前，王水照《宋代文學通論》一書，在概論宋初詩學白體或詩近白體的作者（包括早年近白而後來改變的詩人）時也作了相當的歸納，共得14位，包括徐鉉、李昉、李至、王禹偁、蘇易簡、張詠、舒雅、刁衎、晁迥、李維、張秉、李宗諤、魏野、楊億等，王運熙則指出，晚唐五代讚美、肯定白居易詩歌的有皮日休、黃滔、張為、韋穀、《舊唐書》史臣等人。而張興武所論，唐五代宋初，效白居易為詩或有意標榜白詩者主要有十家，他們是張為、吳融、黃滔、鄭穀、盧延讓、孫魴、馮道、陶穀、李昉和王禹偁。

　　李貴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又有所考辨增輯，認為五代吳僧匡白、五代胡抱章、後蜀末楊士達、五代宋初田錫以及陳從易、孫可九、仁宗朝數達官、徐鍇、王奇等均屬白體詩人，而對張興武所論的盧延讓，由於其師法薛能，而薛能於唐詩人獨許賈島，對白居易詩多有譏刺，所以很難說是白體詩人。綜合以上論述，李貴最終得出結論：“唐末五代宋初詩學白居易或標榜白詩者眾多，其中顯著者計有31人：皮日休、張為、吳融、黃滔、鄭穀、孫魴、僧匡白、韋穀、胡抱章、楊士達、馮道、陶穀、徐鉉、徐鍇、李昉、田錫、李至、晁迥、王禹偁、蘇易簡、魏野、李維、陳從易、李宗諤、舒雅、刁衎、張詠、張秉、楊億、王奇、孫可九。此外還有後晉《舊唐書》史臣。宋仁宗朝數達官等。”李貴：《唐末五代宋初白體詩人考論》，載王水照等編：《首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複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6月，第106-107頁。李貴而外，對晚唐五代的白體詩人，陳才智據張為《詩人主客圖》於“廣大教化主白居易”標目下列上入室1人，入室3人，升堂3人，及門10人，作了一定延伸和梳理，並闡述道：“根據以上對《主客圖》所列白派詩人的分析，綜合各種因素，除去盧仝、沈亞之兩位更近於韓孟派者和楊乘這一較為特殊者，可劃歸元白詩派者尚有顧況、羊士諤、元稹、張祜、費冠卿、殷堯藩、施肩吾、周元範、徐凝、皇甫鬆、祝元膺、朱可名、陳標、童翰卿十四位。就年輩而言，其中，較元、白年長者，顧況、羊士諤，可視為元白詩派之先聲；與元、白同時或稍晚者：張祜、費冠卿、殷堯藩、施肩吾、周元範、徐凝，可視為元白詩派之中堅；元、白之晚輩：皇甫鬆、祝元膺、朱可名、陳標、童翰卿，可視為元白詩派之餘響。”陳才智：《元白詩派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5月，第132頁。當然，這並非可以說宋初以前的白體詩人或者說深受白居易影響的詩人均已囊括，諸如與皮日休唱和之友陸龜蒙，受新樂府精神影響，關注社會政治題材的詩人杜荀鶴、聶夷中等，事實上也與元白詩派有著很深的關係，即便是“掊擊元白，不減霜台之筆”的杜牧，也是“至賦《杜秋》詩，乃全法其遺響”丁福保：《曆代詩話續編藝苑卮言》，中華書局，1983年8月，第1015頁。至於“賢不肖皆賞其文”《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六《白居易本傳》。而奉白居易為“元和盟主”的其他詩人，則更是難以實指。

　　所以賀中複指出：“若沿著晚唐溫李、賈姚、元白三派通往宋初昆體、晚唐體、白體這三條主要線索考察五代十國時期的詩歌流變，確實不難察覺：此期存在著規模可觀的宗白詩風，其勢力與影響都超過學溫李、效賈姚者，詩壇也因此呈現出百鳥朝鳳、百川赴海的局麵。五代人學溫庭筠、李商隱為詩已在側重學溫，並由重溫之樂府逐步轉向重其清俊淡遠的律詩（參見《舊唐書》溫、李及唐彥謙諸傳）。盡管‘以穠致相誇’的溫、李詩依然從不同方麵影響著五代詩人的創作，而終五代一世，並沒有產生出堪稱溫、李後勁的豔體詩人，更無從形成追風溫、李的詩歌流派。相比之下，此期追蹤賈島、姚合的一派雖詩人較多，實力較大，其詩風較之晚唐也有顯著新變，但詩人的窮居山寺僻壤、遠離政治鬥爭和詩作的取徑褊狹、單調貧弱，又終不能使其成就為五代詩歌的主流（詳另文）。從多方麵看，五代詩風最盛者當推宗白一派：就此期主要詩人70家計，追風白居易的不下五分之三，在今存詩200首以上的11家中，可歸為此派者竟多達8家，且均為五代著名詩人；至於其所覆蓋的地域，較集中於楚之衡山、吳之廬山的賈、姚派要廣泛得多，南方前後蜀、吳越、閩、南唐和中原後唐、後周都湧現出規模不一的創作群體，集中體現著五代詩人群體性特征；五代時白居易的詩文集東林抄本在吳與荊南諸國流傳，影響深廣，帝王誦白詩以誚臣下，社會上還出現了以‘白樂天、羅隱二人詩百首’為‘刺’的現象（陶穀：《清異錄》）；白詩為選家推重，後蜀韋編《才調集》就以白居易長篇排律6首和《秦中吟》10篇冠首，而就刻板印刷初興時蜀中即開印宗白名家貫休《禪月集》及《白氏六貼》，亦可得知五代宗白之風的盛行。尤其是此期宗白詩人已具有一定政治地位、文學主張明確、創作活躍而具有較大凝聚力、感召力。唐彥謙（學溫李為詩）之孫陶穀、名僧齊己（屬賈姚派）論詩都漸重白居易，無論就唐末原學溫效李的韓、羅隱後來都轉向學杜宗白而言，還是從五代賈姚一派由重賈轉重姚再向宗白趨近的演進軌跡來看，宗白詩風在五代起著主導作用，集中體現著一代詩歌的基本創作傾向和轉折特征是肯定無疑的。”賀中複：《論五代十國的宗白詩風》，《中國社會科學》，1996年第5期，第140-141頁。當然，學界亦有不同觀點，如聞一多就指出：由晚唐到五代，學賈島的詩人不是數字可以計算的，除極少數鮮明的例外，是向著詞的意境與詞藻移動的，其餘一般的詩人大眾，也就是大眾的詩人，則全屬於賈島。

　　從這觀點看，我們不妨稱晚唐五代為賈島的時代。“聞一多：《唐詩雜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第37頁。）不僅如此，曆代亦有相近評論，如宋蔡居厚《蔡寬夫詩話》雲：唐末五代，流俗以詩自名者，……大抵皆宗賈島輩，謂之賈島格。”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第629頁。）元陶宗儀《說郛》卷二十下引南宋方嶽《深學偶談》雲：賈閬仙燕人，產寒苦地，故立心亦然。……同時喻鳧、顧非熊，繼此張喬、張、李頻、劉得仁，凡唐晚諸子皆於紙上背麵，隨其所得淺深，皆足以終其身而名後世。“又，明楊慎《升庵詩話》卷四”晩唐兩詩派雖是批判晚唐五代學賈島的詩壇局麵，但亦間接反映了賈島在晚唐五代的深刻影響：晚唐之詩分為兩派：一派學張籍，則朱慶餘、陳標、任蕃、章孝標、司空圖、項斯其人也；一派學賈島，則李洞、姚合、方幹、喻鳧、周賀、‘九僧’其人也。其間雖多不越此二派。學乎其中，日趨於下。其詩不過五言律，更無古體。五言律起結皆平平，前聯俗語十字，一串帶過。後聯謂之頸聯，極其用工，又忌用事。謂之‘點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所謂‘吟成五個字，撚斷數莖須’也。餘嚐笑之。彼之視詩道也，狹矣。《三百篇》皆民間士女所作，何嚐撚須？今不讀書而徒事苦吟，撚斷筋骨亦何益哉！晚唐惟韓、柳為大家。韓、柳之外，元、白皆自成家。餘如李賀、孟郊，祖《騷》宗謝，李義山、杜牧之學杜甫；溫庭筠、權德輿學六朝；馬戴、李益不墜盛唐風格，不可以晩唐目之。數君子真豪傑之士哉！彼學張籍、賈島者，直處昆中之虱也。（楊慎：《升庵詩話新箋證》，中華書局，2008年12月，第208頁。）

　　麵對如此眾多的白體詩人，限於篇幅，我們無法逐一介紹，同時，麵對如此長的一段時間，我們也不好堆積一起籠統言之。因此，對白居易在晚唐這一段的接受史，我們主要選擇最具代表性的皮日休、羅隱、黃滔、鄭穀等幾位詩人為典型進行介紹，討論白居易對他們詩歌藝術以及人生趣尚的影響；對五代詩崇或詩學白居易的這批詩人，我們主要借鑒賀中複的研究成果，主要指出白居易在五代詩壇的核心地位、五代詩人學習白詩的主要特征以及唐宋詩學轉型過程中的重要意義；至於宋初的白體詩人，則放置於下一節集中介紹。

　　由於張為《詩人主客圖》所載大體與白居易同時或稍後的14位白體詩人，陳才智作了細密梳理，本人不再表出，以免掠人之美，具體情況可參看其著作《元白詩派研究》第二章《白派弟子群像之一》、第五章《白派弟子群像之二》以及第七章《白派弟子群像之三》。本節隻擬取對晚唐皮日休、陸龜蒙、黃滔、鄭穀等幾位頗具代表性的詩人的人生情趣、處世哲學及詩學傾向的影響，作出初步的探討。

　　皮日休，字襲美，一字逸怡，襄陽人。《唐才子傳》載雲：“性嗜酒，癖詩，號‘醉吟先生’，且傲誕，又號‘間氣布衣’。……性衝泊無營，臨難不懼。”傅璿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卷八，中華書局，1990年5月，第497-503頁。嗜酒癖詩，性格衝泊，與白居易相近的性格傾向及相同的喜好，為他從心理、精神上接近並尊崇白居易，提供了先在的條件，而號醉吟先生，直接從白居易晚年自號中舶來，則是其有意仿效白氏生存哲學的最好說明。正因為如此，皮日休於其著名的《七愛詩》序中不僅以“真純”自勵，而且以“真才”許以白居易，其雲：“皮子之誌，常以真純自許。……為名臣者，必有真才，以白太傅為真才焉。”詩歌正文，則對白居易的道德、人品、文章、處世等諸多方麵作了充分肯定，他說：“吾愛白樂天，逸才生自然。誰謂辭翰器，乃是經綸賢。欻從浮豔詩，作得典誥篇。立身百行足，為文六藝全。清望逸內署，直聲驚諫垣。所刺必有思，所臨必可傳。忘形任詩酒，寄傲遍林泉。所望握文炳，所希持化權。何期遇訾毀，中道多左遷。天下皆汲汲，樂天獨怡然。天下皆悶悶，樂天獨舍旃。高吟辭兩掖，清嘯罷三川。處世似孤鶴，遺榮同脫蟬。仕若不得誌，可為龜鑒焉。”蕭滌非、鄭慶篤整理，《皮子文藪》卷十《白太傅居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1月，第106-107頁。按，白居易自開成元年以太子少傅分司至會昌二年以刑部尚書致仕，通覽白居易出仕履曆，並無太傅一職，為日休誤記無疑。相應地，皮日休有意為元、白辯誣而作的《論白居易薦徐凝屈張祜》，對白居易袒護偏愛之心也是明晰可見，其雲：“元白之心，本乎立教，乃寓意於樂府，雍容宛轉之詞，謂之諷諭，謂之閑適。既持是取大名，時士翕然從之。師其詞，失其旨，凡言之浮靡豔麗者，謂之元白體。二子規規攘臂解辯，而習俗既深，牢不可破。非二子之心也，所以發源者非也。”《全唐文》卷七百九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3705頁。更為難能可貴的是，皮日休對白居易的仰慕，不僅發之於心聲，而且行之於實踐，即拿關注社會、政治現實的詩歌創作來說，如他的《三羞詩》三首、《正樂府》十首、《喜鵲》《蚊子》等，明顯打上了白居易《新樂府》《秦中吟》等諷諭詩的創作經驗和“美刺”精神的烙印。

　　與皮日休“交若金蘭，日相贈和”的詩友陸龜蒙，如果說皮日休得白居易之“真”，那麽陸龜蒙則得白居易之“散”，自稱“江湖散人”“天隨子”的他，性“不喜與俗流交，雖造門亦罕納。不乘馬，每寒暑得中，體無事時，放扁舟，掛篷席，齎束書茶灶筆床釣具，鼓棹鳴榔，太湖三萬八千頃，水天一色，直入空明。或往來別浦，所詣小不會意，徑往不留。”傅璿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卷八，中華書局，1990年5月，第512-513頁。這種生活形態，與白居易晚年退居洛下，蕭散疏懶，放浪形骸，遊適無方，固然同出一途。

　　但是，皮、陸之於白居易，除了相似的生活形態、人生情趣及對社會現實關注的經世品格之外，另一值得注意的，當體現在詩歌唱和所展現的審美人生及詩史地位上。首先，元、白唱和對皮、陸的影響，表現在次韻相酬這一中唐新興的詩體上。“滿篋填箱唱和詩，少年為戲老成悲。聲聲麗曲敲寒玉，句句妍辭綴色絲”（卷二十三，《酬微之》）的元、白次韻酬唱，成就了當時詩壇別開生麵的一種新的詩歌形式如朱金城就認為：“什麽是‘元和體’呢？曆來有幾種不同的解釋，大致包括這樣幾類詩：《長恨歌》《琵琶行》等長篇歌行，《東南行一百韻》等次韻相酬之作以及長篇排律，流連光景的小詩。”（朱金城、朱易安：《白居易詩集導讀導言》，巴蜀書社，1985年5月，第20頁。）從廣義上理解“元和體”，似更能全麵展現元、白在詩史上的意義和地位。並且，這一由元、白於元和年間創新的詩體，從一開始就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正如趙翼所評：“古來但有和詩，無和韻。唐人有和韻，尚無次韻，次韻實自元、白始。依次押韻，前後不差，此古所未有也。而且長篇累幅，多至百韻，少亦數十韻。爭能鬥巧，層出不窮，此又古所未有也。他人和韻不過一二首，元、白則多至十六卷，凡一千餘篇，此又古所未有也。以此另成一格，推倒一世，自不能不傳……然二人創此體後，次韻者固習以為常，而篇幅之長且多，終莫有及之者，至今猶推獨步也。”王夫之等撰：《清詩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6月，第1175頁。這些獨步之作，稍後的皮、陸，因有意與之競勝，創作大量是作，深受其影響，殆可無疑。明末刊刻的皮、陸合集《鬆陵集》十卷中，前二卷即編以五言長篇次韻古體詩，卷五、卷六、卷七、卷八則多有近體次韻唱和，與如此顯要的位置與如此豐富的數量，足可證成上述判斷，由此形成了文學史上著名的“元白皮陸”並舉的現象，也就不足為奇，如陸遊便指出：“古詩有倡有和，有雜擬追和之類，而無和韻者。唐始有之而不盡同。有用韻者，謂同用此韻耳。後乃有依韻者，謂如首倡之韻，然不以次也。最後始有次韻，則一皆如其韻之次。自元白至皮陸，此體乃成，天下靡然從之。”《陸遊集》第五冊《渭南文集》卷三十《跋呂成叔和東坡尖叉韻雪詩》，中華書局，1976年，第2277頁。嚴羽盡管力陳其弊，也從另一角度指出了他們之間相似的文學史地位和對後世的深刻影響：“和韻最害人詩。古人酬唱不次韻，此風始盛於元白皮陸。而本朝諸賢，乃以此而鬥工，遂至往複有八九和者。”嚴羽：《滄浪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5月，第173-174頁。其次，元、白唱和詩風對皮陸的影響，還表現在中唐興起的詩歌聯句活動上。聯句一體的創作，盡管韓、孟首倡，在形式體製上也對皮、陸影響更為顯著，如皮日休《雜體詩並序》就明確指出：“近代作雜體，惟劉賓客集中有回文、離合、雙聲、疊韻。如聯句則莫若孟東野與韓文公之多，他集罕見，足知為之之難也。陸與予且竊慕其為人，遂合己作為雜體一卷。”蕭滌非、鄭慶篤整理：《皮子文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1月，第222頁。但白居易晚年也積極地參與，並成創體，這一點，同樣可以借用趙翼的話：“韓孟多用古體，惟香山與裴度、李絳、李紳、楊嗣複、劉禹錫、王起、張籍皆用五言排體律，此亦創體。”王夫之等撰：《清詩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6月，第1175頁。可見，以詩歌相知相交的皮、陸，對詩歌唱和活動的大力實踐，誠與其切磋詩藝、爭能鬥巧的創作心態相關，但對前賢高雅生活情趣的追效，無疑也起著重要的催化作用。所以，皮、陸二人把稍前詩壇因唱和之盛而聲名鵲起又主盟元和詩壇的白居易，作為自己效法的對象，當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

　　皮日休、陸龜蒙而外，黃滔、鄭穀也是晚唐五代深受白居易沾溉的詩人。

　　黃滔，字文江，因官至監察禦史裏行，又被稱為黃禦史，福建莆田人，被譽為“閩中文章初祖”。詩歌創作深得楊萬裏好評：“詩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禦史公之詩尤奇”楊萬裏著、王綺珍整理：《楊萬裏詩文集》卷七十九《黃禦史集序》，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46頁。黃滔對白居易的推尊和接受，首先表現在針對晚唐詩壇杜牧、李飛等人對白居易的惡意譏詆，奮起為之辯護，並把白居易推上繼李、杜而後的大家地位，其雲：“大唐前有李、杜，後有元、白，信若滄溟無際，華嶽幹天。”《黃禦史集》卷七《答陳蟠隱論詩書》，具體參見《全唐文》卷八百二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1月，第3844頁。其次，他的詩歌創作，不論是語言風格還是思想傾向，都直承了白居易詩歌創作的特點，如“世亂憐官替，家貧值歲荒”《全唐詩》卷七〇四，《書崔少府居》，中華書局，1999年1月，第8173頁。一作《贈李補缺》。“豪門腐粱肉，窮巷思糠秕”《全唐詩》卷七〇四，《秋夕貧居》，中華書局，1999年1月，第8171頁。“千家數人在，一稅十年空”《全唐詩》卷七〇四，《書事》，中華書局，1999年1月，第8179頁。“君愛桃李花，桃李花易飄。妾憐鬆柏色，鬆柏色難凋。當年識君初，指期非一朝。今辰見君意，日暮何蕭條。入門有勢利，孰能無囂囂”《全唐詩》卷七〇四，《寄友人》，中華書局，1999年1月，第8171頁。等，均是如此，所以洪邁為其文集作序，就慧眼獨具地指出黃滔詩入白體的藝術風貌：“清淳豐潤，若與人對語，和氣鬱鬱，有貞元、長慶風概。”《全宋文》（冊二二二）卷四九一七，《黃禦史集序》，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1頁。當然，作為晚唐詩人，另外一些名聯佳句如“道在愁雖淺，吟勞鬢欲凋”（《抒懷》）、“青山寒帶雨，古木夜啼猿”（《退居》）、“一聲初觸夢，半白已侵頭”（《河南府試秋夕聞新雁》）、“寺寒三伏雨，鬆偃數朝枝”（《遊東林寺》）、“梧桐四更雨，山水一庭風”（《寄李校書遊簡寂觀》）、“鳥帶夕陽投遠樹，人衝臘雪往邊沙”（《別友人》）等，也鮮明體現了晚唐苦吟詩派的藝術特點。當然，黃滔亦是晚唐入五代的詩人，在論述五代詩風時，還會附帶提及。

　　鄭穀，字守愚。袁州區人。一生作詩甚多，因曾“寓居雲台道舍”，故稱詩集為《雲台編》，一名《宜陽集》，又叫《鄭守愚文集》，為當時著名詩人薛能、李頻所賞。受當時唱和風潮的影響，與許棠、任濤、張嬪、李棲遠、張喬、喻坦之、周繇、溫憲、李昌符唱答往還，號“芳林十哲”。詩僧齊己攜詩拜謁鄭穀，他讀至早梅“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句時說：“數枝非早也。末若一枝佳。”而被齊己奉為“一字師”。據趙昌平研究，鄭穀轉益多師，藝術上師法賈島、姚合、白居易，追求辭意清楚、不俚不野、明白易曉的詩風具體參見趙昌平：《從鄭穀及其周圍詩人看唐末至宋初詩風動向》，載《文學遺產》1997年第3期。創作諸如《感興》“禾黍不陽豔，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悶題》“落第春相困，無心惜落花。荊山歸不得，歸得亦無家”、《寄題方幹處士》“山雪照湖水，漾舟湖畔歸。鬆篁調遠籟，台榭發清輝。野岫分閑徑，漁家並掩扉。暮年詩力在，新句更幽微”、《訪題進士張喬延興門外所居》“平生苦節同，旦夕會原東。掩卷斜陽裏，看山落木中。星霜今欲老，江海業全空。近日文場內，因君起古風”均見《全唐詩》卷六七四。等，不論從用語流便，還是表達習慣來看，都與白居易閑適詩形神兼似，因此，清代汪師韓《詩學纂聞》以白居易、鄭穀對舉：“香山《長慶集》，必老嫗可解也；鄭穀《雲台編》，必小兒可教也。”確是見道之言。

　　五代宗白詩風，據賀中複研究，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賀中複：《論五代十國的宗白詩風》，《中國社會科學》，1996年第5期，第142-152頁。此問題賀中複的論述非常精刻，本人完全認同，故五代十國這段時間詩壇對白居易的受容，我們基本加以援引，以期能夠對五代詩壇的基本情況、宗白詩風的源流走向有一個簡要的勾勒，以便閱者相參。前期宗白詩人實始肇於唐末，大多是由唐入五代的名家，麵對唐末“奢靡極，釁孽兆，世衰而詩亦因之”（《唐音癸簽》卷二十七）的社會、詩壇現實，他們幾乎無不作出較他派更敏銳、更強烈的反應。吳融序貫休《禪月集》，大力倡導白居易諷諫詩50篇的教化精神，以反李賀以來“洞房蛾眉、神仙詭怪”的詩壇風氣。至黃滔作《答陳蟠隱論詩書》，更非議當時“鄭衛之聲鼎沸”的“今體才調歌詩”，因強調詩歌的社會作用而於唐代四大家中尤重白居易，並繼皮日休諸人之後，針對晚唐李戡以來的“以粉黛為樂天之罪”公開為白詩辯白。主要取決於揭露現實昏暗、反映民生疾苦和反對鮮涉社會痛癢的輕豔詩風的需要，在輿論界推崇白詩政教精神、排抑浮靡傾向以密切詩歌與現實關係的同時，於唐末皮日休、陸龜蒙諸人諷刺小品文興盛之際，在詩歌創作上宗白之風也相應崛起。詩人們或痛感唐朝喪亂，民生塗炭，出自“致君活國濟生人”（貫休：《杜侯行》）的實用動機，效法白居易“先向歌詩求諷刺”（白居易：《采官詩》）；或以詩道為己任，通過“詩本國風王澤，將以判上化下，苟不如是，曷詩人乎”（黃滔：《答陳蟠隱論詩書》）的深刻反思，進一步明確其創作的社會職責。與無官無祿者“則著私書而疏善惡，斯所以警當世而誡將來”（羅隱：《讒書重序》）相一致，“仕若不得誌”者每把白居易“處世似孤鶴，遺榮同脫蟬”視作為人為詩的“龜鏡”（皮日休：《七愛詩白太傅》）。至於追風溫、李的豔體詩人，在政治鬥爭漩渦中心靈受到強烈震撼者，更不能不麵對嚴酷現實，重新調整其創作方向，即使是原學賈、姚為詩的某些隱逸文人，也不能不受朝代更迭大潮的波及，傷歎風雅淪喪，感世傷時。總之，在唐、五代之交，詩人們紛紛從不同途徑走上宗白一路，結聚於尚實尚俗的白氏大纛之下。其間“秦婦吟秀才”韋莊堪稱該派的先行者，而以杜荀鶴、貫休為核心的兩個重要群體的形成，則是此期宗白詩風興起的鮮明標誌。

　　這類詩人進入五代以後，其批判現實的精神雖或有削減，但一度晚達、官至顯位者並未從此醉心享樂。韋莊、黃滔諸人都曾佐助新王開一國局麵，隱居不仕、廣結僧道者也並非“逢人不說人間事”的“人間無事人”，即使隱釣延壽溪的徐夤也以不能忘懷現實而迥別於賈島者流。此期宗白詩人在唐亡之前大都未得結集於朝，唐亡之後又各居方國，始終呈現著散播狀態，其視野不免收斂褊狹，但較其前輩更接近下層民眾和地方文化。正因如此，在成就斐然、極盛難繼的唐詩麵前，五代前期宗白詩人在創作上並沒有躊躇不前或亦步亦趨，其承唐變新主要出自對鹹通以來“風雅道喪”的不滿，在主學白居易的同時兼取多家之長，發揚地方文化傳統，以反撥、博取求創新，在“古”與“今”“複”與“變”中求發展。在把白派詩風沿著實用性、通俗化的軌道推向前進的過程中，由於詩人生活經曆、思想情懷、藝術情趣、天資才力的相對差異，其創新發展以巨細不一、各有偏重而呈現出多樣性、多極化特征。主要表現為：其一，由白居易詩的多方麵反映社會現實，走向集中揭露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與政治昏暗，作詩“務趨條暢”（《唐音癸簽》卷一），並演其為五代一派詩法。在這方麵導夫先路的當推“香山之替人”（鄭方坤：《五代詩話例言》）韋莊，羅隱亦屬同道。其二，主學白居易新樂府之諷諫精神，並將詩歌的議論化、散文化導向極致。同出吳越的名家羅隱、貫休，上承唐末皮日休、陸龜蒙、聶夷中等學白為詩的現實主義詩派，較之韋莊諸人更重詩歌的實用性並能汲取吳越詩“發言橫肆”的地方傳統作風，而成為五代宗白一派中個性鮮明的一支。其三，承襲白居易感傷詩，集中抒發亂離時代有誌無時、懷才不遇的苦衷，作為一種自覺的創作追求，以閩詩人黃滔、徐夤最為突出。互為詩友、均長律賦的黃、徐一致尊白、學白，徐夤以為，“詩也者，可以刺上而諷於時”（《陳後主獻詩賦》），並表示“餘欲編田歌於樂府，上聞於至尊”（《朱虛侯唱田歌賦》）。然而他們作詩卻不如韋莊、貫休諸人外向，長期失意及唐王朝的“中興”無望，迫使其著重學取白詩的自傷與傷時相結合，注重抒寫那個特定時代所觸發的身世之感。其四，借鑒白居易諸人詩的內容、形式改造詩體，融合古今，進而提高古、近體詩的表現力。羅隱、貫休等在這方麵都有所嚐試，而包括杜荀鶴、張喬、王貞白、鄭穀和楊夔、殷文圭等在內的吳國詩人貢獻尤為突出。這一詩人群大抵由學姚合轉向宗白，反輕豔，倡師古，益重“六義之旨，二南之風”，在宗白變新上致力於兩派詩風的融合及學白與師古的統一。

　　五代開啟三十年之後，詩壇發生了堪稱宗白新變之先決條件的兩大變化：其一是詩人的成批代謝。杜荀鶴、羅隱、韋莊、貫休、黃滔等由唐入五代的宗白名家先後辭世，繼之而起的基本都是唐亡之後成長起來的一代新人，生活、思想和創作追求的相對差異，致使彼此之間呈現出鮮明的代溝。其二是詩壇多中心狀態的改變。五代後期，某些地域性詩壇因宗白核心詩人的逝去或政局的動亂而陷於渙散、停滯狀態，後蜀、吳越諸國雖仍有歐陽炯、錢俶等在，亦未免較前遜色。隨著五代後期經濟、政治、文化重心的形成和詩界名家的相對集中，獨領風騷的詩壇重鎮崛起於南唐，從而為後期宗白詩風的轉型性新變從多方麵提供了有利條件並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吳國詩壇基礎上直接建構起來的南唐詩壇，由於沒有遭遇改朝換代的戰火焚劫等諸多原因而得以迅速壯大。李建勳、孫魴、沈彬諸人的吳中金陵詩社至此雖因沈彬的歸鄉和孫魴的早逝而解體，但李、沈間的詩筒往還依然持續了較長時間，李建勳更官至宰相並成為南唐詩壇的主要奠基者。吳時已嶄露頭角的馮延巳、馮延魯、徐鉉、韓熙載、江文蔚、喬匡舜等人，都成了南唐詩苑的宗白骨幹。特別是中主李攻滅閩、楚後，早已名動中朝的詩人孟賓於及廖凝等先後入金陵，並得到李建勳、徐鉉、韓熙載等詩壇巨擘的一致推重，彼此唱和，孟賓於還有《金陵》《玉笥》《劍池》諸集連連問世，於是繼唐末以來吳中詩人流寓入楚、閩中詩人就學於吳之後，宗白詩人及其詩風從此在長江下遊較大範圍內呈現出進一步匯集、融合的新局麵。與此同時，不僅晚唐以來溫庭筠之輕豔和賈島之僻澀等詩風痼疾在詩歌流變中已暴露得更加充分，而且五代前期不同地域的詩人們在矯弊宗白方麵所作的種種嚐試和努力，其優劣長短也日趨明顯。其間除流於淡而無味者外，尤以失之粗疏一端最為突出並引起詩界的不滿。貫休詩反輕豔、倡教化而往往歸之叫囂，其“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言詩》）以“太粗”而被譏為“失貓詩”，受白氏、貫休“辭繁言激”影響的前蜀庾傳唱詩則“傷於冗雜”，盧延讓詩俗不可耐處也被孫光憲諸人譏為“貓狗詩”“打脊詩”，杜荀鶴詩“今日偶題題似著，不知題後更誰題”（《廣陵開元寺閣上作》）以太類禪偈也被譏為“有四蹄”的“衛子詩”。這無疑都為後期宗白詩人的進一步探索提供了可資借鑒的依據和反撥求新的出發點。有心“恢複高、太之土宇”的南唐君臣每以承唐自任，為革除五代前期的“武人政治”和“右武戲儒”之風，南唐極重文治，把“舉用儒吏”奉為始終一貫的基本國策，采取多種措施延攬四方學士和培植本土人才，致使一大批庶族地主知識分子隨著文人地位的空前提高而官至顯位，進而形成了前期不曾有的以上層重臣為核心的龐大宗白詩人群體。他們在思想界拚力扭轉以往“以經藝為迂闊”的觀點，遠紹中唐，興複儒學，博綜經史（見徐鉉《禦製雜說序》）；在文學領域則積極倡導重師古，祖風騷，宗漢魏，以矯鹹通以來詩歌“雅道陵缺”之失，自始至終針對不局限於南唐的文壇現狀謀求變革，整飭文風，既排抑纖麗輕靡，更抵製僻澀寒薄，在宗白上其創作追求較之前期頗多新變。其一，由主學白居易詩擴展、提高為取法中唐“元和體”。五代前期雖也有黃滔等個別詩人偶師“元和”，但至後期南唐，效法安史之亂後“中興”時期的“元和體”才更自覺、更廣泛。除在理論上標舉“元和體”外，以詩取士也肯定“追蹤元和之際”（徐鉉：《大宋故尚書戶部郎中王君墓誌銘》）的文風，文人們更將其作為努力方向積極付諸創作實踐，故後人每稱南唐人詩有元和之體。

　　其二，由學白居易諸人的諷喻詩轉為集中學其感傷、閑適、雜律詩。五代前期宗白詩人雖也學白氏感傷、閑適之類，卻以學其諷諫顯露特征。後期以二徐、二馮等樞要大臣為主體的宗白一派雖主張恢複儒家詩教傳統，但南唐畢竟不是中唐，也不同於五代前期，標舉“詞必關於教化”（徐鉉：《文獻太子詩集序》），卻不提倡以詩刺上，主“物情上達，王澤下流”，重“厚君臣之情”。其三，宗白兼學李白，改變了前期宗白而往往兼學杜甫的作法。這種以李代杜所體現的宗白側重點由外向到內向的轉移，是後期宗白新變的重要標誌。總之，經南唐眾多詩人的相繼探索，從而形成了五代後期宗白詩風的基本特征：首先是吟詠性情。此期宗白詩極少反映社會現實，既少“刺”，又少“美”，詠史之作已不多見，就是抒寫對現實的主觀感受，較之前期也呈現出範圍的內斂和重心的轉移，由表現廣大士人懷才不遇之類的生活情感轉為集中揭示上層官僚士大夫，特別是高官顯宦的值宿、從幸、侍宴、應製、賞花、歌酒等種種生活感受。其次是次韻唱酬。“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白居易：《與元九書》），依韻唱和作為一種交際手段在五代前期雖已屬習見現象，但唐末皮、陸以來，大力取法元白唱酬之舉並成為詩壇風尚和宗白特征，至南唐才更為典型。其三是“率意而成”。直抒胸襟而不刻意苦吟，是五代後期宗白詩改變了前期兼取溫、李或賈、姚的作法，強調詩以言誌，在“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白居易：《寄唐生》）的基礎上形成的鮮明特征。其四詩清淡典雅。後期宗白詩風的這一主格堪稱對前期粗疏俚俗的反撥。與南唐君臣在繪畫、書法、音樂等諸多藝術門類中的追求淡雅相一致，其宗白作詩一般已不再下偶俗好，漸重“以俗為雅”，或用事典、語典詠俗物，或化俗字俚語為精金，以“思深語精”矯粗淺乏味，從而把前期偏離白氏士大夫之俗的走向重新拉回到原來的軌道，並進而形成雅俗參融的特征。

　　最後，賀中複指出，五代十國的詩歌流變對宋初詩壇產生了巨大作用。然而以往的論者卻忽視這一基本史實，以宋初的“白體”詩上接唐代的“元白”派，如此論詩，很難準確把握宋初詩歌的個性特征並深入認識宋初詩壇的諸多現象。事實上，宋初詩人雖喜標舉中晚唐名家，但他們從未超越五代而把中晚唐詩作為學步的起點。宋初詩人推尊白居易，而直接師學的卻是五代入宋的宗白大家徐鉉、李昉、田錫、張詠等，還學韋莊、鄭穀、貫休為詩。正因他們承傳經五代人演變了的白氏詩風，故稱“白體”而不稱“元白體”是有其道理的。宋初王禹偁的宗白兼學杜甫，直接受到徐鉉高徒鄭文寶的啟示，實屬五代前期韋莊諸人宗白兼學杜甫的回歸與發展。五代不同詩風實力大小的對比，決定了在宋初詩壇占據主導地位的是宗白詩風，而不可能是追風溫、李的豔詩。因此可以說，不探討五代十國的詩歌流變，至少宋初詩的研究是很難深入的。賀中複：《論五代十國的宗白詩風》，《中國社會科學》，1996年第5期，第152頁。

　　第二節 白居易與宋初“白體”詩人

　　宋朝以文治國，立國雖弱，卻是我國封建社會文化全麵昌盛的一個時代，這一點，已為史家所共識，如王國維說：“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麵，前之漢唐，後之元明，皆所不逮也”。王國維：《王國維遺書》第五冊之《靜安文集續編宋代之金石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09頁。陳寅恪亦雲：“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鄧廣銘〈宋史職官誌考證〉序》，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6月，第277頁。鄧廣銘也有類似表述：“兩宋期內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曆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鄧廣銘：《談談有關宋史研究的幾個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86年第2期。文化的繁榮必然反映到文學層麵，或者說，宋代文學作為構成其時代精神與社會環境最富活力的表現之一的組成部分，它的繁榮本身也就表明了宋代文化的繁榮。但是，宋代文學盡管與宋的時代狀況及其文化素質密切相關，但它作為一種具有獨特審美係統的發展演變，與社會的發展並不完全同步，因此，宋代的開始，並不意味著具有獨特風貌的“宋調”就出現。由於文學史自身發展的慣性以及唐詩的強大影響，在北宋初期的六十年詩壇，基本上還是唐代詩風尤其是晚唐詩風的延續，此期相繼出現的“白體”“西昆體”“晚唐體”三體，盡管三體之間風格相互滲透，畛域並不十分清晰，比如“晚唐體”的代表詩人魏野（960-1019），當朝司馬光就指出其“詩效白樂天體”何文煥：《曆代詩話溫公續詩話》，中華書局，1981年4月，第276頁。屬於“西昆體”陣營的楊億、舒雅、刁衎、張詠、晁迥、李維、李宗鄂、張秉等，早年都曾詩學“白體”，他們的一些詩也典型體現了“白體”詩風的特征，因而通常被歸結為“白體”詩人。所以，宋初詩壇的麵貌，並非如方回《桐江續集》卷三十二《送羅壽可詩序》中劃分宋詩體派時那樣涇渭分明：“宋剗五代舊習，詩有白體、昆體、晚唐體。白體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漢謀；昆體則有楊、劉《西昆集》傳世，二宋、張乖崖、錢僖公、丁崖州皆是；晚唐體則九僧最逼真，寇萊公、魯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遙、趙清獻之父，凡數十家，深涵茂育，氣極勢盛。”即便如此，據此還是可以確定，這幾種風格的交疊出現，終究為宋代詩史劃出了一條可供追尋的原初線索。而居於這條原初線索的起點，又恰是宋初三四十年間“士大夫皆宗樂天詩”（《宋詩話輯佚蔡寬夫詩話》）、“宋初諸子多祖樂天”（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三）的“白體”創作以及“本朝士大夫多慕樂天”（羅大經《鶴林玉露》丙編卷三）的這種社會思潮交相輝映的結果。

　　北宋初期，白居易得到了詩人們的廣泛認同，白詩風格也受到詩人們的群體仿效。其重要原因之一，在於白居易的閑適放達契合了宋初文人的心性，白詩的平易淺切風格、以唱和為主的詩歌形式契合了宋初館閣詞臣的詩學趣味。而陶穀、徐鉉、李昉、李至、晁迥、釋智圓，特別是王禹偁等詩人對白居易的多方麵追摹與效仿，則是宋初白詩接受浪潮中的重要推動因素。

　　這一詩壇格局的形成，如果從形成原因方麵考察，首先應該歸之於現實的政治因素，即宋初一大批以“歸正人”“降臣”身份入仕宋朝的士大夫，被太宗視為“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的南唐後主李煜自不必說，其他如曾仕後漢、後周的李昉，仕南唐的徐鉉、徐鍇（入宋前已亡）兄弟，仕後晉、後周的陶穀、仕後蜀的楊士達等，他們盡管占有著文化資源，居於文化的領袖地位，但從政治遭遇來看，他們之所以得以存活並繼續為官任職，無疑與新朝的寬宏與恩賜相關。不過，改朝換代的政治劇變，盡管自宋太祖便確立了重文輕武、重用文士的基本國策，為他們從政策上留下了後路和提供了保障，但他們仍是心有餘悸的。這種尷尬的處境，導致他們的心情無疑是複雜微妙的，一方麵，他們不得不感恩於新朝，同時又要承受新朝統治者的猜忌和輕蔑；另一方麵，他們無法抑製對舊朝的眷戀和懷想，卻隻能用幽隱晦澀的方式加以抒懷，否則下場隻有一個，那就是像後主李煜那樣自毀性命。這一點，“聖主優容恩未答”的徐鉉，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其不管是以“性靈慵懶”“人間懶慢人”自我標榜，還是向新主“進與時乖不知退，可憐身計謾騰騰”“金馬門前君識否，東方曼倩是前身”《全宋詩》卷五，徐鉉二，《病題二首》，第77頁。反複表白，這些作為，毫無疑問，不僅是其精神壓抑、內心苦楚的流露，更是其於當時政治格局和時代背景夾雜下苦難生存而人格被扭曲的結果。另一首可以肯定作於仕宋以後的詩歌《登甘露寺北望》，徐鉉登高望遠，寫道：“京口潮來曲岸平，海門風起浪花生。人行沙上見日影，舟過江中聞櫓聲。芳草遠迷揚子渡，宿煙深映廣陵城。遊人相思應如橘，相望須含兩地情。”《全宋詩》卷五，徐鉉一，第63頁。仔細品味，盡管全詩景色蕭索迷茫，意境撲朔迷離，情緒也平淡含蓄，但結尾兩句用“橘遷於淮北則為枳”的典故，還是明顯表現了徐鉉不可抑製地對江南故國深沉的依戀。因此，優渥的經濟條件，較高的政治地位，複雜的政治環境以及相應而來複雜而痛苦的心境，這些因素的相互交織，使宋初士大夫不得不選擇一個能夠為自己提供超越和效法的對象，這樣，逝去不久而又一直以來持續產生深刻影響的白居易，其詩歌中展現的那種閑雅曠達的生活情趣、審美人生以及超越精神人生苦難的簡便法門，便成了這些人明哲保身的首選對象。

　　次者，“白體”成為宋初詩風的共同選擇，與宋初諸帝，大都愛好斯詠也有直接的關係，如宋太祖盡管以武力登極，削平混一，但戎馬倥傯之際，即有不少吟詠之什；太宗首開詩歌賡和之風，其“既輔藝祖皇帝創業垂統，暨登寶位，尤留意斯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必製詩賜之，其後累朝遵為故事。宰相李昉，年老罷政家居，每宴，必宣赴坐。昉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上俯和曰：‘珍重老臣純不已，我慚寡昧繼三皇。’時皆榮之。……君臣會遇，形於賡詠，此與唐虞賡載，事雖異而意同也。”其後繼任的真宗，“聽斷之暇，惟務觀書。每觀一書畢，即有篇詠，命近臣賡和”，真宗而後，開創“隆宋”之稱的仁宗更是如此：“當持盈守成之世，尤以斯文為急。每進士聞喜宴，必以詩賜之。”以上均見丁福保輯：《曆代詩話續編庚溪詩話》，中華書局，1983年8月，第162-163頁。君臣之間的這種賡和之風，明顯是對中、晚唐尤其是元白、劉白等開創的唱和之風的繼續和發揚，尤為重要的是，太宗以帝王之尊，他對白居易詩歌的偏愛，勢必上行下效，在朝堂之中形成風氣。而真宗，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六十五、卷七十二載，宋真宗曾於景德四年二月、大中祥符二年十二月兩次下詔，修葺白居易墳塋、影堂及舊第，由此看出真宗對白居易的興趣。這些行為與表現，是宋初瘋狂膜拜白居易及其詩歌的直接原因。當然，客觀地看，這種風氣的形成，它在適應宋王朝統治者有意展現其寬宏大度需要的同時，也確實為融洽君臣關係、籠絡舊朝官員提供了一個有效的手段。因此，宋初傳統畋域中的文學樣式詩歌，不但帶上了強烈的禦用色彩，而且很大程度上成了應景偽情、歌舞升平的工具，其結果導致思想上的平庸膚淺、藝術上的率易流便，也就勢所難免。此外，從對崇奉對象白居易的接受來看，白居易晚年那類表麵意到筆隨、無心經營而實則“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劉熙載：《藝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2月，第65頁。的“閑適”之作，由於此期“白體”詩人才力的不足和性情的貧乏，流於了無生氣的模仿之作乃至淪為遊戲之詞，也就勢所難免。因此，自太祖朝以李昉、徐鉉、陶穀等為代表的一批館閣文臣把“白體”詩風引入新朝，與“尤留意斯文”並對白居易詩歌有著獨特愛好的太宗相益為彰，隨即出現了崇白詩風的高潮，高潮的標誌，就是太宗朝出現了多部詩效“白體”的詩集，如太宗太平興國年間（976-983），徐鉉、李昉等人於編纂《太平禦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等大型類書之際，把他們之間仿白唱和的詩歌結集為《翰林酬唱集》，隨後的淳化年間（990-994），相繼出現李昉、蘇易簡等人的《禁林宴會集》，王禹偁自編的《商於唱和集》，以及李偁編成李昉、李至唱和的《二李唱和集》，流風所及，直到仁宗朝，仍有“數達官，以詩知名，常慕白樂天體”何文煥輯：《曆代詩話六一詩話》，中華書局，2004年9月，第264頁。

　　針對宋初受白居易影響的不同狀況，除上述較詳介紹的徐鉉外，還可選擇幾位代表性的詩人李昉、晁迥、王禹偁等作為典型加以考察。

　　李昉（925-996），字明遠，是宋初一位位高權重、修養頗高的士人。政治上他頗受太祖、太宗皇帝的重用，曾數次擔任宰相之職，可謂備極榮耀。據吳處厚《青箱雜記》卷一載：“李文正公昉，深州饒陽人，太祖在周朝已知其名，及即位用以為相。……故太宗遇亦厚。年老罷相，每曲宴，必宣赴賜坐。”時人王操《上李昉相公》稱頌其雲：“朝苑優遊數十春，文章敵手更無人。……年來得意知難絕，大半門生作侍臣。”（宋陳思編、元陳世隆補：《兩宋名賢小集》卷六。）主編過《太平廣記》《太平禦覽》《文苑英華》三部大書，另有文集五十卷，現已大多散逸。正是這樣一位在政治、文化上都頗有地位的朝廷重臣，卻對白居易頂禮膜拜。當然，值得指出的是，李昉之崇白，與宋初崇白風氣相一致，僅體現於詩歌賡和、生活方式乃至生活態度這些外在的層麵。如白居易在擔任翰林學士時有《秘省後廳》詩雲：“盡日後廳無一事，白頭老監枕書眠。”吟詠官閑無事、枕書小憩的自在狀態。李昉在以“秘閣清虛地”為首句的組詩中也寫道：“應同白少傅，時複枕書眠。”李昉與李至結成《二李唱和集》，亦是刻意摹仿劉、白二人晚年致仕洛下唱和的結果。又，舊題曾鞏《隆平集》卷四載，李昉“為文慕白居易。所居有園亭，又葺郊外宴遊之地，多蓄妓樂，娛樂親友。”這是生活方式、處世態度完全效仿白居易的明證。

　　晁迥（951-1034），字明遠，諡文元，是宋初一位在政壇、儒林、文苑中都甚有影響的重要人物。他曾“曆仕三朝，垂五十載；徊翔兩製，踰二十年。”（王偁《東都事略》卷四十三）又“善吐納養生之術，通釋老書，以經史傳致精意為一家之說。”（劉隨《請詢訪晁李》，《皇朝文鑒》卷四十六）究心於儒、佛、道三家思想的體悟探究，以至被學者推為“宋代士大夫溝通儒佛思想的第一人。”漆俠：《宋學的發展和演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7頁。文學上，晁迥早年與宋初著名詩人王禹偁相善，以詩贈答；真宗朝與楊億等共同修書，成為西昆酬唱的重要參與者；晚年息影林下，模仿白居易創作道情詩，其《法藏碎金錄》卷五指出：“唐白氏詩中頗有遣懷之作，故近道之人，率多愛之。予友李公維錄出其詩，名曰《養恬集》。予亦如之，名曰《助道詞語》。蓋於經教法門，用此彌縫其闕而直截曉悟於人也。”這些思想、文學上的成就，使其在當時就已獲得“文苑指為宗師，朝野推為君子”的崇高地位。有關晁迥對白居易的接受，據趙豔喜《論北宋晁迥對白居易的接受》一文指出，晁迥是宋代著名的晁氏家族的奠基人，在政治、思想、文學上都有一番成就。他早年追尚宋初的白體詩風，中年一度用西昆體的典實補救白體的輕淺，晚年退居洛陽，沉迷於參禪悟道，轉而偏好白居易抒發人生感悟的詩歌。他學習白居易融會佛道的行為，推崇白居易知命委順的處世方式，對白居易的選擇和解讀已經從詩歌延展至其思想和人生態度，不僅極大豐富了宋初對白居易的接受內容，而且啟發出宋人接受白居易的新路徑，在宋代白居易接受史上具有重要意義。趙豔喜：《論北宋晁迥對白居易的接受》，《廣西大學學報》，2008年第6期，第103-107頁。至於晁迥具體受到白居易的詩學影響，可以通過二人的詩藝比照進行觀察，具體可參看劉京臣《晁迥擬“白體”詩歌簡論》，其文指出，在宋初詩壇上，晁迥可謂“一身兼三派”：詩擬“白體”，名列“西昆”，而實開“理學體”門戶。其“擬白”詩主要表現為形式上對白體的模擬，這種模擬甚至到了句句求似的地步。現存56首詩中擬樂天詩11首，擬樂天詩句8句。劉京臣：《晁迥擬“白體”詩歌簡論》，《周口師範學院學報》，2011年第6期，第40頁。

　　白體詩人的傑出代表是王禹偁。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濟州钜野（今山東钜野）人。據《宋詩話輯佚蔡寬夫詩話》載：“元之本學白樂天詩，在商州嚐賦《春日雜興》雲：‘兩株桃杏映籬斜，裝點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其子嘉祐雲：‘老杜嚐有’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之句，語頗相近。’因請易之。王元之忻然曰：‘吾詩精詣，遂能暗合子美邪？’更為詩曰：‘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杜甫是前身。’卒不複易。”可見王禹偁仕途上的坎坷遭際、由白詩轉學杜詩的經曆等原因，使其較早超越了宋初君臣孜孜追求的閑適之風。他對白居易的學習已然不同於當時社會的普遍風尚，而更多具有開啟一代新風尚的重要作用。正因為如此，清人賀裳《載酒園詩話》評其詩雲：“王禹偁秀韻天成……雖學白樂天，得其清而不得其俗。”

　　關於王禹偁對白居易詩學及其仕宦人生的接受，學界已多有論述，於茲主要考察一下王禹偁對元、白“長慶製誥”這一應用文體的高度稱譽與自覺學習。“製從長慶自高古”的元、白，他們的這類公文創作，在當時即被奉為圭臬，是士子們學習的楷模。如元稹在《酬樂天餘思不盡加為六韻之作》中雲：“元詩駁雜真難辨，白樸流傳用轉新。”其後句詩下附小注曰雲：“樂天於翰林中書，取書詔批答詞等，撰為程式，禁中號曰白樸，每有新入學士求訪，寶重過於六典也。”（《元稹集》卷二十二）白居易在《餘思未盡加為六韻重寄微之》“製從長慶辭高古，詩到元和體變新”句下附注雲：“微之長慶初知製誥，文格高古，始變俗體，繼者效之也，眾稱元白為千字律詩，或號元和格。”（《白集》卷二十三），以及其給元稹的墓誌銘亦如是稱許元稹：“穆宗嗣位，舊聞公名，以膳部員外郎征用。既至，轉祠部郎中，賜緋魚袋，知製誥。製誥，王言也。近代相沿，多失於巧俗。自公下筆，俗一變至於雅，三變至於典謨。時謂得人。上嘉之，數召與語，知其有輔弼才。擢授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翰林學士承旨。尋拜工部侍郎，旋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白居易集箋校》卷七十）太宗端拱、淳化以來，幾度出入掖垣、翰苑的詞臣王禹偁，在其文章中開始屢屢標榜“元和、長慶風格”。他把元和、長慶作為唐代文學全盛時代而給予高度評價，其《東觀集序》雲：“李唐）三百年間聖賢相會，事業之大者，貞觀、開元；文章之盛者，元貞、長慶而已。鹹通而下，不足征也。”《送李巽序》雲：“君尤善辭賦，得貞元、長慶時風格。”《謝除刑部郎中知製誥啟》雲：“乏夢中之白鳳，深愧演綸。敢不考三代兩漢之典章，取貞元、長慶之風格。”《謝除翰林學士啟》：“自非枚馬淵雲之述作，常揚元白之才名，則何以塞清問於論思，潤皇猷於典誥？”顯然，“貞元、長慶風格”並非隻是行文的虛詞套語，而是對元白、陸贄等人製詔文章認真研讀揣摩後的自覺選擇。《丁晉公談錄》亦載：“王二丈禹偁忽一日閣中商較元和、長慶中名賢所行詔誥，有勝於《尚書》者，眾皆驚而請益之，曰：‘隻如元稹行牛元翼製雲：’殺人盈城，汝當深誡；孥戮爾眾，朕不忍聞。‘且《尚書》雲：’不用命戮於社。‘又雲：’予則孥戮汝。‘以此方之，《書》不如矣。’其閱覽精詳也如此，眾皆伏之。”故其詩《寄獻鄜州行軍司馬宋侍郎（白）》詩雲：“製誥複西漢，碑板揭東岱。金鑾赴夜召，顧問及遠大。白麻幾千紙，意出元白外。”詩中所言宋白，在太宗、真宗朝兩入翰苑達20年之久，王禹偁、田錫、胡旦、蘇易簡、李宗諤等兩製詞臣皆出其門下，可謂一代文壇宗主。可見，宋白、王禹偁等兩製師友自覺以元和、長慶製詔為範本，切磋模擬，以提高自己的寫作水平。由此可見，白居易在宋初的影響，不單表現為詩學接受或人生情趣，其在翰林、中書任職期間的製誥創作，亦對宋初文人產生了重要影響。

　　總而言之，白居易對五代詩壇的影響，誠如仕後晉、後周而入宋的“白體”詩人陶穀《龍門重修白樂天影堂記》所言：“世稱白傅文行比造化之功，蓋後之學者，若群鳥之宗鳳凰，百川之朝滄海也。”

　　不過，由於宋初“白體”詩人自身在學習白居易詩歌時所表現出來的取貌遺神，存在致命缺陷，因此使得這一詩體一陣飆風急雨過後，隨即而來的便是反思與批判。富有曆史意味的是，反思與批判的起點，恰恰是從“白體”詩人內部開始。這是因為，從整個宋初詩史發展演變的全局來看，晚唐五代委瑣詩風延續為宋初三體“白體”“晚唐體”“西昆體”，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已經變得越來越不適時宜，所以，為了與宋初結束晚唐五代割據紛亂而形成大一統局麵的新時代氣象相適應，宋初三體的缺陷與不足，卻為宋代中期詩文革新運動的到來提供了客觀的依據與實在的對象。因此，單就“白體”而言，由於自身的不足以及為了彌補自身的這種不足，自覺不自覺地引導了宋代詩風的轉型，而這個過程，恰恰是由禦用文臣徐鉉、李昉等加以開啟，正是他們對白居易新的認識和定位，也使得他們自身成了宋初“白體”內部發生嬗變並為其注入新鮮血液的先驅，如徐鉉晚年作的《洪州新建尚書白公祠堂記》所持的論調：“觀樂天之文，主諷刺，垂教化，窮理本，達物情，後之學者，服膺研精，則去聖何遠？其為益也，不亦多乎？”（《騎省集》卷二十八）這種論調，館閣名臣李昉，亦曾以白居易《新樂府》中的詩句“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白居易集箋校》卷三，《七德舞美撥亂陳王業也》）來諷諫太宗，可見，對白居易“主諷刺，垂教化，窮理本，達物情”“美撥亂，陳王業”的諷諭詩強調，暗示了對宋詩關注社會現實的政治品性的呼喚。尤其是徐鉉，他不僅從理論上作了反思，而且創作實踐上，也進行了藝術上的改造，對聲律、字句和意象的精心選擇和講究，使得他的詩歌從一定程度上擺脫了“白體”的束縛和限製，呈現出自己獨特的麵貌。這些現象均表明，改變當時率易淺滑的“白體”詩風，已經勢在必行。

　　前賢的理論發明和實踐探索，對原本“琴酒圖三樂，詩歌效《四雖》”本節所引王禹偁詩，均參見《全宋詩》卷五十九至卷七十一。（《謫居感事》）、“公暇不妨閑唱和”（《官舍抒懷呈羅思純》）的王禹偁，有著直接的啟發，因此，時代新的要求與主體自我的積極承當，使王禹偁首先揭開了“拆浮偽，去陳言”，“力振斯文”蘇頌：《蘇魏公文集卷六十六小畜外集序》，中華書局，2004年，第1008-1011頁。的文學使命，以“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杜甫是前身”（《嘉祐讀杜工部集見語意頗有相類者谘於予且意予竊之也予喜而作詩聊以自賀》）自勵，不僅把目光從白居易的閑適詩、唱和詩轉向了他的諷諭詩，創作了《對雪》《感流亡》《佘田詞》《謫居感事》等一大批關注國計民生的詩歌，而且轉益多師，“篇章取李杜”（《寄題陝府南溪兼簡孫何兄弟》），“誰憐所好還同我，韓柳文章李杜詩”（《贈朱嚴》），對杜甫、韓愈、柳宗元等大家、名家進行積極的學習，這就為宋詩的轉型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契機，同時也為他贏得了“獨開有宋風氣”吳之振等選，管庭芬、蔣光煦補：《宋詩鈔小畜集序》，中華書局，1986年，第13頁。之先的高度評價。稍後被劉克莊奉為“本朝詩惟宛陵為開山祖師”劉克莊撰、王秀梅點校：《後村詩話前集》卷二，中華書局，1993年，第22頁。的梅堯臣（1002-1060），以及為宋詩確立基調的歐陽修（1007-1072）等，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