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詩歌創作考論

第一章白居易與同時代詩人比較論析

　　中唐文學有一個十分突出的現象，那便是這一時期最重要的文人，由於政治、文學、私交友誼等因素，往往被後世加以並稱，如“韓柳”“元白”“劉柳”“劉白”“韓白”等，這些並稱的本身就說明，作為德宗貞元末登上政治舞台，曆經順宗永貞革新、憲宗元和中興的同輩士子韓愈（768-824）、柳宗元（773-819）、劉禹錫（772-842）、白居易（772-846）、元稹（779-831），他們之間具有很強的可比性。而且，通過他們之間的比較，無疑有利於我們進一步理解他們在文學史、文化史及思想史方麵各自的獨特意義與價值。

　　第一節 元、白比較論析

　　作為“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分定金蘭契，言通藥石規”《白居易集箋校》卷十三《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以下凡是涉及《白居易集》的相關內容，如果不加特別注明，均以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為準。“跡由情合，言以心誠，遠定死生之契，期於日月可盟，誼同金石，愛等弟兄”《元稹集》卷六十《祭翰林白學士太夫人文》。以下凡是涉及《元稹集》的相關內容，如果不加特別注明，均以冀勤校點《元稹集》為準。的金蘭之交元稹、白居易，二人當世便贏得了“元、白”並稱的美譽。元、白並稱，不僅表現二人在政治品性上，他們均有著“還將稽古力，助立太平基”（《白居易集箋校》卷十三，《敘德書情四十韻上宣歙崔中丞（宣州薦送及第後重投此詩）》）、“願助朝廷理”（《白居易集箋校》卷八，《長慶二年七月自中書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藍溪作》）以及“修身不言命，謀道不擇時。達則濟億兆，窮亦濟毫厘。濟人無大小，誓不空濟私”（《元稹集》卷三《酬別致用》）、“誓遣朝綱振”（《元稹集》卷十二《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的宏大抱負，而且表現在道德人格上，他們經常以“無波古井水，有節秋竹竿”（《白居易集箋校》卷一，《贈元稹》）、“與君皆直戇，須分老泥沙”（《元稹集》卷八，《酬樂天見憶兼傷仲遠》）的要求相互砥礪，更為主要的是，還表現在詩歌酬唱上，他們“死生契闊者三十載，歌詩唱和者九百章。……始以詩交，終以詩訣”（《白居易集箋校》卷六十九，《祭微之文》）的這種知音之賞。除此之外，元、白之所以得以並稱，如果從生存哲學這一角度考察，還集中表現在以下三方麵：1.元、白在文學上的自我定位和相互評價；2.元、白的失子之痛與無嗣之憂；3.元、白對婚姻生活的珍視與婚外情感的放逸。

　　一、元、白在文學上的自我定位與相互評價

　　元、白在人格、文學上的高下軒輊，曆來是文學史上一個關注的熱點，有著汗牛充棟的評說，而且大致上形成了褒白貶元、白高元低的基本格局，曆史的選擇自有它的道理，我們姑且不管。但是，迄今為止，似乎還少有人集中闡發元稹、白居易二人關於自己的自我定位及相互評價，實際上，早在元、白生前，他們就曾對其文學成就給予了相當集中的論述和認識。如白居易就曾從不同角度多次提出他們二人在當世才名相埒的情況，如《劉白唱和集解》就直接指出了自己和元稹為文友詩敵之幸與不幸，其雲：“予頃以元微之唱和頗多，或在人口，常戲微之雲：仆與足下，二十年來為文友詩敵，幸也，亦不幸也。吟詠情性，播揚名聲，其適遺形，其樂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雲元、白，以子之故，使仆不得獨步於吳、越間，亦不幸也。”（卷六十九）而《與劉蘇州書》則以直接感歎的口氣說明元稹乃自己“詩敵之勍者”（卷六十八）。又，元和五年（810），白居易在《和答詩十首》序中，便回憶了自己與元稹當初在應科舉考試時二人創作大致相當的情況，他說：“頃者在科試間，嚐與足下同筆硯，每下筆時輒相顧，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則辭繁，意太切則言激。然與足下為文，所長在於此，所病亦在於此。足下來序果有辭犯文繁之說，今仆所和者，猶前病也。”（《白居易集箋校》卷二）這一情景，直到大和二年（828）《和微之詩二十三首》之序，還描述了他們二十年來逞才炫能、意欲定霸取威的情景：“微之又以近作二十三首寄來，……皆韻劇辭殫，環奇怪譎。又題雲：奉煩隻此一度，乞不見辭。意欲定霸取威……曩者唱酬，近來因繼，已十六卷，凡千餘首矣。其為敵也，當今不見；其為多也，從古未聞。所謂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卷二十二）同年為《因繼集》重新作序時也是如此，其雲：“夫文猶戰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微之轉戰，迨茲三矣。即不知百勝之術多多益辨耶！抑又不知鼓衰氣竭，自此為遷延之役耶！進退惟命。微之，微之！走與足下和答之多，從古未有，足下雖少我六七年，然俱已白頭矣。竟不能舍章句，拋筆硯，何癖習如此之甚歟！而又未忘少年時心，每因唱酬，或相侮謔，忽忽自哂，況他人乎？《因繼集》卷且止於三可也。忽恐足下懶發，不能成就至三，前言戲之者，姑為巾幗之挑耳。然此一戰後，師亦老矣，宜櫜弓匣刃，彼此與心休息乎！”白居易性格中有天性中和的一麵，一般情況下均謙衝虛和，但大凡涉及文學詞章，除了一些客套性的言語之外，似乎很少當仁能讓的，這一方麵也許與唐代重文、進士自我意識張狂的風氣有關，另一方麵也許與白居易有意擔當“斯文”的曆史使命有關，因為他的這種以文自負的習氣，不僅表現在“詩敵之勍者”的元稹身上，而且與晚年唱和之友劉禹錫也是如此：“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應者聲同，交爭者力敵，一往一複，欲罷不能。”（《白居易集箋校》卷六十九，《劉白唱和集解》）而對於才力稍弱的李紳，則幹脆直稱：“苦教短李伏歌行”，並附注雲：“李二十常自負歌行，近見予樂府五十首，默然心伏。”（《白居易集箋校》卷十六，《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卷六十九，《因繼集重序》）

　　這一點，元稹也有類似的表述，如《上令狐相公詩啟》雲：“稹自禦史府謫官，於今十餘年矣，閑誕無事，遂用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向千餘首。……某又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白居易雅能為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為千言，或為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為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挑耳。江湖間為詩者，複相仿效，力或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複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自謂為元和詩體。”（《元稹集》集外文章。）對江湖間為詩者東施效顰之舉批判的同時，通過“別創新詞”“以難相挑”的表達，隱然把自己放置到了與白居易相當的位置。《酬樂天餘思不盡加為六韻之作》這首詩歌及相應的小注就也是很典型的例子，他說：“律呂同聲我爾身，文章君是一伶倫。眾推賈誼為才子，帝喜相如作侍臣。（樂天先有《秦中吟》及《百節判》，皆為書肆市賈題其卷雲：‘白才子文章。’又樂天知製誥詞雲：‘覽其詞賦，喜與相如並處一時。’）次韻千言曾報答，（樂天曾寄予千字律詩數首，予皆次用本韻酬和。後來遂以成風耳。）直詞三道共經綸。元詩駁雜真難辨，（後輩好偽作予詩，傳流諸處。自到會稽已有人寫《宮詞》百篇，及雜詩兩卷，皆雲是予所撰，及手勘驗，無一篇是者。）白樸流傳用轉新。（樂天於翰林中書，取書詔批答詞等，撰為程序，禁中號曰白樸。每有新入學士求訪，寶重過於六典也。）”（《元稹集》卷二十二）《見人詠韓舍人新律詩因有戲贈》這首詩，雖然不是特別嚴肅，但對當世幾位著名的詩人放置一起論述時，元稹還是頗為自負的為自己留了一席之地，其雲：“喜聞韓古調，兼愛近詩篇。玉磬聲聲徹，金鈴個個圓。高疏明月下，細膩早春前。花態繁於綺，閨情軟似綿。輕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禪。欲得人人伏，能教麵麵全。延之苦拘檢，摩詰好因緣。七字排居敬，千詞敵樂天。（侍禦八兄能為七言絕句，讚善白君好作百韻律詩。）殷勤閑太祝，（張君籍。）好去老通川。（自謂。）莫漫裁章句，須饒紫禁仙。”（《元稹集》卷十二）。而“春野醉吟十裏程，齋宮潛詠萬人驚。今宵不寐到明讀，風雨曉聞開鎖聲”（卷二十二）這首詩的標題“為樂天自勘詩集因思頃年城南醉歸馬上遞唱豔曲十餘裏不絕長慶初俱以製誥侍宿南郊齋宮夜後偶吟數十篇兩掖諸公洎翰林學士三十餘人驚起就聽逮至卒吏莫不眾觀群公直至侍從行禮之時不複聚寐予與樂天吟哦竟亦不絕因書於樂天卷後越中冬夜風雨不覺將曉諸門互啟關鎖即事成篇”，與白居易《與元九書》中的記敘“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豔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歸昭國裏，迭吟遞唱，不絕聲者二十裏餘，樊、李在旁，無所措口”（卷四十五）相互比照來看，無疑表現了二人在詩歌藝術上乃真正的酒逢知己、棋逢對手。此外，《酬樂天喜鄰郡》則幹脆直接宣稱：“文章虛被配為鄰。”（卷二十二）

　　其實，這樣的論據還有不少，於此不複詳舉，這已經足夠表明，元、白在對自我定位及相互評價上，他們自己是沒有什麽軒輊高下之分的，而且，他們的這種相互評價，大都還出於對對方的更高肯定，這大致可以從以下幾個層麵來看：

　　首先，白居易對意欲與其“定霸取威”的元稹給予了超軼絕倫的評價，最為突出的例子莫過於《江樓夜吟元九律詩成三十韻》，其雲：“昨夜江樓上，吟君數十篇。詞飄朱檻底，韻墜綠江前。清楚音諧律，精微思入玄。收將白雪麗，奪盡碧雲妍。寸截金為句，雙雕玉作聯。八風淒閑發，五彩爛相宣。冰扣聲聲冷，珠排字字圓。……神鬼聞如泣，魚龍聽似禪。星回疑聚散，月落為留連。雁感無鳴者，猿愁亦悄然。交流遷客淚，停住賈人船。暗被歌姬乞，潛聞思婦傳。斜行題粉壁，短卷寫紅箋。肉味經時忘，頭風當日痊。老張知定伏，短李愛應顛。（張十八籍、李十二紳皆攻律詩，故雲。）道屈才方振，身閑業始專。天教聲烜赫，理合命迍邅。顧我文章劣，知他氣力全。功夫雖共到，巧拙尚相懸。各有詩千首，俱拋海一邊。白頭吟處變，青眼望中穿。酬答朝妨食，披尋夜廢眠。老償文債負，宿結字因緣。每歎陳夫子，（陳子昂著《感遇詩》稱於世。），常嗟李謫仙。（賀知章謂李白為‘謫仙’。）名高折人爵，思苦減天年。（李竟無官，陳亦早夭。）不得當時遇，空令後代憐。相悲今若此，湓浦與通川。”（卷十七）此詩借鑒漢樂府《陌上桑》集中描繪羅敷之美的手法，對元稹詩歌給予委曲周詳的最高讚譽。而且，值得強調的是，白居易明顯是把元稹的文學創作置於“老張知定伏，短李愛應顛”這一位置之上的。其他諸如“海內聲華並在身，篋中文字絕無倫”（卷二十三，《餘思未盡加為六韻重寄微之》）、“聲聲麗曲敲寒玉，句句妍辭綴色絲”（卷二十三，《酬微之》）、“文章卓犖生無敵，風骨英靈歿有神”（卷二十七，《哭微之二首》其二）等莫不如此，除了這些比較概括性的評價之外，還有對單個作品的高度評價，如《放言五首》其序對《放言五首》的評價即是如此，其雲：“元九在江陵時有《放言》長句詩五首，韻高而體律，意古而詞新。予每詠之，甚覺有味，雖前輩深於詩者，未有此作。唯李頎有雲：‘濟水至清河自濁，周公大聖接輿狂。’斯句近之矣。”（卷十五）這些評價，盡管有溢美之嫌，但很明顯，它不僅是出自白居易內心的一種真實感受，而且是一種高山流水的知音之賞，絕不是一些隨便應酬的膚廓之論。

　　與之同時，元稹對“才名天下首”（《元稹集》卷八，《代杭民作使君一朝去二首》其一）的白居易也給予了相似的評價，如酬和白居易《江樓夜吟元九律詩成三十韻》的次韻詩《酬樂天江樓夜吟稹詩因成三十韻》，就是用相同的手法對白居易的詩歌創作給予了特別的評價，其雲：“忽見君新句，君吟我舊篇。見當巴徼外，吟在楚江前。思鄙寧通律，聲清遂扣玄。三都時覺重，一顧世稱妍。……阮籍驚長嘯，商陵怨別弦。猿羞啼月峽，鶴讓警秋天。誌士潛興感，高僧暫廢禪。興飄滄海動，氣合碧雲連。點綴工微者，吹噓勢特然。休文徒倚檻，彥伯浪回船。妓樂當筵唱，兒童滿巷傳。改張思婦錦，騰躍賈人箋。魏拙虛教出，曹風敢望痊。定遭才子笑，恐賺學生癲。裁什情何厚，飛書信不專。隼猜鴻蓄縮，虎橫犬迍邅。水墨看雖久，瓊瑤喜尚全。才從魚裏得，便向市頭懸。夜置堂東序，朝鋪座右邊。手尋韋欲絕，淚滴紙渾穿。甘蔗銷殘醉，醍醐醒早眠。深藏那遽滅，同詠苦無緣。雅羨詩能聖，終嗟藥未仙。”（卷十二）至於諸如“舊好飛瓊翰，新詩灌玉壺。幾催閑處泣，終作苦中娛。廉藺聲相讓，燕秦勢豈俱”（卷十二，《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並序》）、“百篇書判從饒白，八采詩章未伏盧”（卷二十二，《重酬樂天》）、“顧我小才同培，知君險鬥敵都盧”（卷二十二，《再酬複言》）這樣有意貶低自我而抬高白居易的做法，正如樂天在《江樓夜吟元九律詩成三十韻》所表述的“顧我文章劣，知他氣力全”（卷十七）一樣，二人均是出於相似的心理。

　　再次，元、白二人對自己的創作也是頗為自負的，如白居易《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雲：“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每被老元偷格律，（元九向江陵日，嚐以拙詩一軸贈行，自後格變。）苦教短李伏歌行。（李二十常自負歌行，近見予樂府五十首，默然心伏。）世間富貴應無分，身後文章合有名。莫怪氣粗言語大，新排十五卷詩成。”（卷十六）而《餘思未盡加為六韻重寄微之》雲：“製從長慶辭高古，（微之長慶初知製誥，文格高古，始變俗體，繼者效之也。）詩到元和體變新，（眾稱元、白，為千字律詩，或號元和格。）”（卷二十三）則是對他們自己在文學流變史的地位給予了清晰的認識和定位。與白居易相比，元稹對文學理論本身有著更為理性客觀的認識，已是學界共識，固不待多言。即便對自己的創作，也是頗為自負的，他說：“以我文章卷，文章甚斒斕。”（卷五，《台中鞫獄憶開元觀舊事呈損之兼贈周兄四十韻》）於此，如果對元稹《敘詩寄樂天》等與白居易《與元九書》對照閱讀，我們也會發現，二人文學心態及與文字結緣的曆程也具有相似性，如《敘詩寄樂天》雲“稹九歲學賦詩，長者往往驚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識聲病。……故鄭京兆於仆為外諸翁，深賜憐獎，因以所賦呈獻。京兆翁深相駭異，秘書少監王表在座，顧謂表曰：‘使此兒五十不死，其誌義何如哉！惜吾輩不見其成就。’因召諸子訓責泣下。仆亦竊不自得，由是勇於為文。”（卷三十）《誨侄等書》也雲：“吾幼乏岐嶷，十歲知文，嚴毅之訓不聞，師友之資盡廢。憶得初讀書時，感慈旨一言之歎，遂誌於學。是時尚在鳳翔，每借書於齊倉曹家，徒步執卷，就陸姊夫師授，棲棲勤勤其始也若此。至年十五，得明經及第，因捧先人舊書，於西窗下鑽仰沉吟，僅於不窺園井矣。如是者十年，然後粗沾一命，粗成一名。”（卷三十）關於如何擔當斯文的曆史使命，白居易於《與元九書》中也有很好的闡明，他說：“仆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仆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無’字‘之’字示仆者，仆雖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仆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為詩，九歲諳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閑又課詩，不遑寢息矣。……蓋以苦學力文所致，又自悲矣。”（卷四十五）

　　二、元、白的失子之痛與無嗣之憂

　　俗話說，“有子萬事足”，向來是我國封建社會的普遍信條。這是因為，在家國同構的封建社會，孝是保障人口綿延的一套有效的機製，它要求每個社會成員都把組織家庭、生育子女（尤其是延續千年香火的男性後代）當作義不容辭的義務和責任，否則就要受到社會的歧視或自己良心的譴責。作為背負著傳統文化重擔的封建士大夫，“孝”作為唐代社會的一種準宗教，元稹、白居易對孝在世俗社會中的影響與威力無疑十分清楚。“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孟子離婁上》）、“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孝經聖治篇》）、“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大戴禮記曾子大孝》）、“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經》）等，諸多這樣的傳統教條，都把傳宗接代放到了人生的首位。因此，麵對沒有子嗣傳宗接代、繼承香火的隱憂，也就成了元稹、白居易心頭一道難以抹去的創傷。

　　當代學者肖群忠在考察孝的原初含義時指出，孝在中國封建社會，有兩層基本的含義，即尊祖敬宗、崇拜祖先體現了孝道的“繼往”之意蘊，而承繼香火、延續子嗣則為孝道“開來”之內涵。肖群忠：《孝與中國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154頁。這種看法，德國著名的人類社會學家卡西爾也有相近的看法，他說：“在任何發現清晰的靈魂概念的地方，發現有關靈魂之鄉和靈魂起源的明確神話理論的地方，祖先崇拜都起著重要作用。在幾大宗教中，以祖先崇拜為根源並似乎原封不動保持其原始特征的，首推中國的宗教。在祖先崇拜盛行之處，個體不僅感到自己通過連續不斷的生育過程與祖先緊密相連，而且認為自身與祖先為一體。”[德]E卡西爾著、黃龍保譯：《神話思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3月，第196頁。可見，不論是肖群忠還是卡西爾，都認為在中國這種傳統的文化體製中，不論是“繼往”還是“開來”，連續不斷地生育男性後代始終是孝的關鍵鏈接點。

　　關於白居易的無嗣之憂，詳見拙著《白居易研究的反思與批判》第一章之《白居易宗教信仰的心理基礎》一節，從（一）通過直接抒發沒有兒孫的悲傷，來宣泄心中無盡的壓抑與焦慮；（二）用故作灑脫的調侃方式，來表達沒有直係子孫的無奈；（三）通過對女兒、外孫的分外憐愛，來反襯其沒有男性後代的淒苦心境；（四）通過對別人榮享兒孫之福、多子多孫的豔羨，來表達自己能夠擁有兒孫的強烈渴望；（五）通過與友人的同病相憐，來表現其沒有兒孫的絕望等五個方麵集中作了論述。拙著《白居易研究的反思與批判》，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2008年3月，第19-23頁。實際上，麵對無嗣的困擾，元稹也有相似的痛苦，盡管元和四年（809），元稹自己還在勸諭好友盧子蒙稍帶自我解嘲的口吻雲：“撫稚君休感，無兒我不傷。”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三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72頁。同年悼亡愛妻韋叢的《三遣悲懷》其三也還頗為達觀地說：“鄧攸無子尋知命，潘嶽悼亡猶費詞。”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三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74頁。元和五年對前賢陽城“炎瘴不得老，英華忽已秋。有鳥哭楊震，無兒悲鄧攸”，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三秦出版社，2002年6月，第264頁。也大致是一種相關社會現象的感歎。但是，作於元和十三年（818）的《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便開始有了切膚之痛：“士元名位屈，伯道子孫無。”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三秦出版社，2002年6月，第770頁。而到長慶元年（822），這種憂慮得到了強化，他說：“往年鬢已同潘嶽，垂老年教作鄧攸。煩惱數中除一事，自茲無複子孫憂。”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三秦出版社，2002年6月，第853頁。長慶二年（823）的《郡務稍簡因得整比舊詩並連綴焚削封章繁委篋笥僅逾百軸偶成自歎因寄樂天》也是如此，其雲：“近來章奏小年詩，一種成空盡可悲。書得眼昏朱似碧，用來心破發如絲。催身易老緣多事，報主深恩在幾時？天遣兩家無嗣子，欲將文集與它誰？”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三秦出版社，2002年6月，第889頁。對這首詩歌，白居易還專門作了和詩加以勸慰雲：“滿篋填箱唱和詩，少年為戲老成悲。……由來才命相磨折，天遣無兒欲怨誰？”（《白居易集箋校》卷二十三《酬微之》。）並在“由來才命相磨折，天遣無兒欲怨誰”後附注了元稹這首詩的最後兩句。但是，作於同年的《酬樂天餘思不盡加為六韻之作》，這首詩與同病相憐的白居易相關詩歌比較起來看，元稹似乎對自己還懷有一絲希望：“蔡女圖書雖在口，（蔡琰口誦家書四百餘篇。）於公門戶豈生塵？（樂天常贈予詩雲：‘其心如肺石，動必達窮民。東川八十家，冤憤一言申。’因感無兒之歎，故予自有此句。）商瞿未老猶希冀，莫把籯金便付人。”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三秦出版社，2002年6月，第890頁。不過稍後作於浙東任上的《感逝》就又表現出那種酸楚複雜的難耐之情，其雲：“頭白夫妻分無子，誰令蘭夢感衰翁。三聲啼婦臥床上，一寸斷腸埋土中。蜩甲暗枯秋葉墜，燕雛新去夜巢空。情知此恨人皆有，應與暮年心不同。”（《元稹集》卷九）而大和二年（828），《聽妻彈別鶴操》這首詩中，更是對“商瞿未老猶希冀，莫把籯金便付人”這絲殘存的希望也開始失去了該有的信念：“別鶴聲聲怨夜弦，聞君此奏欲潸然。商瞿五十知無子，便付琴書與仲宣。”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三秦出版社，2002年6月，第923頁。關於這首所表達的絕望情緒，白居易作了《和微之聽妻彈別鶴操因為解釋其義依韻加四句》加以勸慰，其雲：“義重莫若妻，生離不如死。誓將死同穴，其奈生無子。商陵追禮教，婦出不能止。……況當秋月彈，先入憂人耳。怨抑掩朱弦，沉吟停玉指。一聞無兒歎，相念兩如此。無兒雖薄命，有妻偕老矣。幸免生別離，猶勝商陵氏。”（《白居易集箋校》卷二十一）

　　雖然元稹麵對無嗣的困擾，沒有像白居易那樣抒發得集中，情感傾向也沒有那麽強烈，但是，麵對失子之痛，那元稹與白居易相比，非但絲毫沒有遜色，反而表現得更為劇烈，投入的感情強度似乎更加深沉，最著名的莫過於長慶元年擔任翰林學士時，一口氣連續寫下了《哭子十首》，抒發了詩人“烏生八子今無七”的沉痛悲傷：

　　維鵜受刺因吾過，得馬生災念爾冤。獨在中庭倚閑樹，亂蟬嘶噪欲黃昏。（其一）

　　才能辨別東西位，未解分明管帶身。自食自眠猶未得，九重泉路托何人。（其二）

　　爾母溺情連夜哭，我身因事有時悲。鍾聲欲絕東方動，便是尋常上學時。（其三）

　　蓮花上品生真界，兜率天中離世途。彼此業緣多障礙，不知還得見兒無？（其四）

　　節量梨栗愁生疾，教示詩書望早成。鞭樸校多憐校少，又緣遺恨哭三聲。（其五）

　　深嗟爾更無兄弟，自歎予應絕子孫。寂寞講堂基址在，何人車馬入高門。（其六）

　　往年鬢巳同潘嶽，垂老年教作鄧攸。煩惱數中除一事，自茲無複子孫憂。（其七）

　　長年苦境知何限，豈得因兒獨喪明。消遣又來緣爾母，夜深和淚有經聲。（其八）

　　烏生八子今無七唐吳兢《樂府古題要解》卷上“烏生八九子”條載：“古詞：‘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言烏母生子，本在南山岩石間，來為秦氏彈丸所殺；白鹿在苑中，人得以脯；黃鵠摩天，鯉魚在深淵，人可得而煮之。壽命各有定分也，死生何歎前後也。”（《曆代詩話續編》，中華書局，1983年8月，第26頁。）不過，元稹借用此典，除了表達沉痛的情懷之外，還有可能是實指。猿叫三聲月正孤。寂寞空堂天欲曙，拂簾雙燕引新雛。（其九）

　　頻頻子落長江水，夜夜巢邊舊處棲。若是愁腸終不斷，一年添得一聲啼。（其十）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三秦出版社，2002年6月，第850-854頁。

　　這是一組字字沉痛，和著詩人血淚寫成的詩歌，它們用一個個生動形象的細節、細膩入微的心理刻畫，表達了一位慈父對失去愛子的淒苦悔恨的心態，如果從接受美學的角度來看，真可謂讀者讀之則殆難為讀，而詩人寫出則更覺難堪。此外諸如《哭小女降真》“浮生未到無生地，暫到人間又一生”、《哭女樊》“應是一聲腸斷去，不容啼到第三聲”、《哭女樊四十韻》“逝者何由見，中人未達情。……蓮初開月梵，蕣已落朝榮。魄散魂將盡，形全玉尚瑩。空垂兩行血，深送一枝瓊。……此中臨老淚，仍自哭孩嬰”等詩歌，均抒發了其同樣的苦楚。

　　三、對婚姻生活的珍視與婚外情感的放逸

　　一般而言，對於感情豐富、悲喜輒遇之的詩人元、白來說，生活在“以不耽狂為恥”的唐代這樣風氣開放的時代，二人在情感方麵有著明顯的相似性，比如相近的初戀、相似的婚姻選擇以及婚內生活的看重珍視、婚外生活的歌舞升平等，其實這都不是一件什麽值得大驚小怪的事，但令人驚奇的是，白居易沒有因為他那美好的初戀、婚外情感的放逸而受到什麽名節上的衝擊，除了趙翼認為“琵琶行》亦是傑作。然身為本郡上佐，送客到船，聞鄰船有琵琶女，不問良賤，即呼使奏技，此豈居官者所為？豈唐時法令疏闊若此耶？蓋以香山借以為題，發抒其才思耳。然在鄂州，又有《夜聞歌者》一首雲：‘歌罷繼以泣，泣聲通複咽。尋聲見其人，有婦顏如雪。獨倚帆檣立，娉婷十七八。夜淚如真珠，雙雙墮明月。借問誰家婦，歌泣何淒切？一問一沾襟，低眉終不說。’則聞歌覓人，竟有其事，恬不為怪矣。”趙翼：《甌北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2月，第43頁。雖然指出了某些事實，有所疑問，但曲為之諱的意圖也是明顯的。更為甚者，蘇軾還把白居易晚年詩酒風流，擁有櫻桃、樊素等歌伎舞伎作為自己向往的對象，並對自己沒有擁有櫻桃、樊素等這樣的歌伎而有所抱憾，因此可以說，在封建社會文人的眼裏，白居易晚年的這樣一種生活其實是每一個文人所豔羨的，隻不過是有人因時、因勢、因位可以消遣享受，有人則沒有而已。所以這也是大家所認可的一條潛在的遊戲規則，無可厚非。而且，由於白居易天性近道，對婦女與生俱來似乎就抱有一種人道主義的關懷，這為他在兩性情感關係的處理上，贏得了後人對他看好的重要籌碼，使後人尤其是伴隨著思潮解放運動成長起來的一代，更是對此有著無比的親切感，使得白居易在人品道德與事業文章方麵，均少有人對其加以指責，至少不像元稹那樣甚至被當成曆史上“兩截人”“半截人”甚至是“小人”的靶子，而成為眾矢之的。不過，話說回來，白居易這樣一位封建文人士大夫，除了現今看來他的婚外情感有所放逸之外，其可圈可點的缺點，還似乎的確不多。但元稹則不同了，他由於傳奇《鶯鶯傳》以及《古決絕詞三首》等大批豔情詩的廣泛流播，尤其是《鶯鶯傳》文中“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時人多許張為善補過者矣。”（《元稹集》外集卷六，補遺六）這些比較刺眼又特別薄情寡義的詞藻，使得後世許多人大為光火；而《古決絕詞三首》那些現在看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言論如“分不兩相守，恨不兩相思。對麵且如此，背麵當何如？春風撩亂伯勞語，況是此時拋去時”（其一）、“矧桃李之當春，競眾人之攀折。我自顧悠悠而若雲，又安能保君皚皚之若雪？感破鏡之分明，睹淚痕之餘血。幸他人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終不我奪？已焉哉！織女別黃姑，一年一度暫相見，彼此隔河何事無”（其二）、“夜夜相抱眠，幽懷尚沉結”（其三）（《元稹集》外集卷一，補遺一）等，則更是讓後人覺得其不近情理，如陳寅恪先生對其解讀得出的看法就是元稹有意辜負雙文，薄情多疑，“然此可以知微之之為忍人，及至有心計之人也。其後來巧宦熱中，位至將相，以富貴終其身，豈偶然哉？”陳寅恪：《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外二種）之《元白詩箋證稿》，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1月，第409頁。而陳寅恪先生的這種看法，實際上就是代表了整個曆史中對元稹道德人品占主流的看法。關於這個問題，至今聚訟紛紜，難以定論，我們暫且擱下，主要從元、白婚內生活以及婚外生活的實際情況加以闡述，通過比照發明，也許我們對元稹也會稍存一份寬容的心。

　　白居易對發妻的珍視以及對婦女的人道主義同情，我們在《情在我輩》一節中已有所論列，茲不詳述，值得補充的是，白居易除了《贈內》詩之外，還有《寄內》《贈內子》《舟夜贈內》《贈內子》《妻初授邑號告身》等，對自己發妻的愛憐與珍重是溢於言表的。但同時，對自己的初戀情人湘靈，除了時隔多年以後，作於江州貶所的《感情》這樣具有代表性的詩歌之外，其他諸如《長相思》《冬至夜懷湘靈》《寒閨夜》《寄湘靈》《花非花》《潛別離》等都是寫給這位昔日的初戀情人的，而且投入的感情強度在某種意義上而言，似乎比自己的妻子還多，如果說對妻子楊氏更多的是一份婚姻內責任和義務的話，那麽對湘靈則是一種純粹精神上的苦戀。不僅如此，白居易進士及第開始，便與當時歌伎進行交往，這從其詩歌“十五年前似夢遊，曾將詩句結風流。偶助笑歌嘲阿軟，可知傳誦到通州。昔教紅袖佳人唱，今遣青衫司馬愁。惆悵又聞題處所，雨淋江館破牆頭”（卷十五）的標題“微之到通州日授館未安見塵壁間有數行字讀之即仆舊詩其落句雲綠水紅蓮一朵開千花百草無顏色然不知題者何人也微之吟歎不足因綴一章兼錄仆詩本同寄省其詩乃是十五年前初及第時贈長安妓人阿軟絕句緬思往事杳若夢中懷舊感今因酬長句”即可得知。此後，還接連寫了大量的豔情詩或是言妓樂風流的風情詩，如《燕子樓三首》《聽崔七妓人箏》《感故張仆射諸妓》《奉和裴令公新成午橋莊綠野堂即事》《嚐酒聽歌招客》《寄明州於駙馬使君三絕句》《玉真張觀主下小女冠阿容》《龍花寺主家小尼》等。另外也創作了不少的宮體詩，如《吳宮詞》《閨怨詞三首》《後宮詞》《思婦眉》《怨詞》《寒閨怨》等，即是如此。關於這一層麵的情感生活，趙翼給予了嚴厲的挖苦：“香山出身貧寒，故易於知足。……可見其苟合苟完，所誌有限，實由於食貧居賤之有素；汔可小康，即處之泰然，不複多求也。然其知足安分在此；而貧儒驟富，露出措大本色，亦在此。才謫江州，遇李、馬二妓，即贈以詩。盧侍禦席上，小妓乞詩，輒比之雨中神女月中仙。殆曆守杭、蘇，無處不攜妓出遊。李娟、張態、商玲瓏、謝好、陳寵、沈平、心奴、胡容等，見於吟詠者，不一而足。……可見其家樂直可與宰相、留守比賽精麗。而見之詩篇，津津有味，適自形其小家氣象。”趙翼：《甌北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2月，第47-48頁。此則批評合理與否，大家心裏自有定數。這裏要強調的是，通過白居易感情生活這幾個層麵的開掘，我們知道，處於當時那樣時代的白居易，他如此處理自己的婚姻和婚外感情的關係，在他自己看來，是一件極普通、極平常的事情，它就像我們日常生活一樣簡單自然，絲毫不存在後人所構想的那麽多的道德的界碑。

　　不僅白居易如此，生活在同時代的元稹如果作如是觀，也許更加符合曆史的實際。因為元稹對婚內感情也是極為珍視的，這表現在：首先，元稹對原配夫人“謝公最小偏憐女”（卷九，《遣悲懷三首》）韋叢投入的那份貧賤夫妻之情，是出於真誠心態的，這正如《唐詩鏡》卷四六所評：“語到真時不嫌其瑣。梁人作泥媟語多出於淫，長慶作泥媟語多出於懇，梁人病重。”元稹曾言：“悼亡詩滿舊屏風。”（卷九，《答友封見贈》）因此，除了“古今悼亡詩一體之絕唱”的《遣悲懷三首》之外，元稹表達對發妻韋叢痛徹懷念之情的作品還有很多，如《除夜》《追昔遊》《夜間》《感小株夜合》《醉醒》《空題屋》《初寒夜寄盧子蒙》《城外回謝子蒙見諭》《諭子蒙》《旅夜》《盧十九子蒙吟盧七員外洛川懷古六韻命餘和》《聽庾及之彈烏夜啼引》《夢井》《江陵三夢》《六年春遣懷八首》《離思六首》等，都是和著血淚寫給妻子韋叢的。除此之外，還寫有《祭亡妻韋氏文》，對亡妻韋氏“親戚驕其意，父兄可其求，將二十年矣，非女子之幸耶？逮歸於我，始知賤貧，食亦不飽，衣亦不溫，然而不悔於色，不戚於言……成我者朋友，恕我者夫人，有夫如此其感也，非夫人之仁耶”（卷六十）這種美德作了傾情的宣泄。其次，即便是對小妾安氏，元稹同樣給予了相應的珍視和憐惜，在《葬安氏誌》這篇追悼性的祭文中，對安氏相夫教子、遵守禮製婦道的美德大加讚賞之際，表達了自己因公務纏身而耽擱自己妻子病情的悔恨和愧疚。再次，元稹對繼配裴淑的憐惜之情也是發之於心、溢之於表的，這不僅因為裴淑內秀外慧，文化修養較高，可以和元稹在精神上產生共鳴，如《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其序雲：“通之人莫可與言詩者，唯妻淑在旁知狀。”（卷十二）即可為證。而且，元稹之所以愛憐裴淑，還在於裴淑伴隨詩人走過了風雨飄零的後半生曆久彌堅所培養起來的那份親情。因此，寫給繼配裴淑的作品也有不少，如《聽妻彈別鶴操》《感逝》《妻滿月日相唁》《初除浙東妻有阻色因以四韻曉之》等，均表達了二人相濡以沫的那份夫妻親情。元稹婚外生活的放逸以及眾多風流韻事以及所受的罵名，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於茲從略。

　　第二節 劉、白比較論析

　　敬宗寶曆二年（826），劉禹錫奉詔卸任和州刺史，回洛陽途經揚州時，與罷蘇州刺史任回洛陽的白居易恰值相遇，悲喜交集，席間，樂天賦詩《醉贈劉二十八使君》，對劉禹錫“詩稱國手”卻“命壓人頭”的人生不幸給予了相當的同情和理解，劉禹錫感慨萬分，當即和答《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直接抒發了自己“二十三年棄置身”的淒涼心境，自此，二人惺惺相惜，詩歌交往酬贈急驟加密。由此可見，“劉、白”與“元、白”相比，劉、白之間沒有那麽多共同的生活基礎，他們晚年之間“聞道洛城人盡怪，呼為劉白二狂翁”（《白居易集箋校》卷三十三，《贈夢得》）的相交相知，主要在於詩歌唱和上的知音之賞，這種情形，正如白居易大和三年（829）親自手勘二人唱和之作，定為《劉白唱和集》，並於《劉白唱和集解》所說的那樣：“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應者聲同，交爭者力敵，一往一複，欲罷不能。……今垂老複遇夢得，得非重不幸耶！”（卷六十九）大和六年（832），《劉白唱和集》上下卷更名《劉白吳洛寄和卷》，改前集下卷為中卷，再增下卷，同時寫信給禹錫重申：“微之先我去矣，詩敵之勍者，非夢得而誰？”（卷六十八，《與劉蘇州書》）此後仍有增編，共達五卷之繁。不過，據現存資料推測考證，劉、白二人交遊並不始於是年，而是早在貞元十九年，二人即當有所交往這一結論，詳見以下《柳、白比較論析》一節的考辨。真正明確記載劉、白二人交往的時間當在元和三年（808），此年，劉禹錫有詩《翰林白二十二學士見寄詩一百篇因以答貺》卞孝萱：《劉禹錫年譜》，中華書局，1963年11月，第55頁。但之後很長一段時間似都沒有聯係。盡管劉、白二人的交遊上有一段如此巨大的時間間斷，但從生存哲學這一維度考察，他們相似的家庭背景、應舉道路、對仕途出處不同的態度，以及麵對中唐錯綜複雜的人事關係所表現出來的不同應對方式等，還是為我們對二人生存哲學的比照提供了諸多可供參考的支撐點。

　　首先，白居易、劉禹錫的可比性表現在相似的家庭出身及相近的應舉之路，我們知道，盡管從血統而言，劉禹錫為匈奴後裔，白居易為龜茲後裔，但是自其六七代祖開始，就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在當時民族大融合的趨勢中，完全漢化，因此，從文化認同上來看，由於積存於胸中的文化自卑心理，他們甚至比純粹漢族士子尤其是本身就承當著儒家文化傳承的使命，並且牢牢把握著儒家文化的權威的世家大族子弟們，更加有意識地標舉自己的儒者身份，如劉禹錫就曾不止一次地標舉自己“世為儒而仕”“父諱緒，亦以儒學”《劉禹錫集箋證》外集卷九，《子劉子自傳》，第1501頁。這樣的家世和早年所受的教育，不僅在形成劉禹錫的個性和觀點方麵，起了深刻的影響，而且還在其信仰和心靈深處牢牢紮下了根基，在其人生關鍵的時刻就會自覺不自覺地閃現出來，如“少年負誌氣，信道不從時。隻言繩自直，安知室可欺”“昔賢多使氣，憂國不謀身。目覽千載事，心交上古人”《劉禹錫集箋證》卷二十一，《學阮公體三首》其一、其三，第554頁。這些抒情言誌的詩句，就明顯與其“為儒而仕”的家世背景和早年教育有著直接的關係。與之同時，這種影響更為直接的是，劉禹錫經常以“儒者”“儒臣”“儒官”自命，如《蘇州謝上表》“儒臣之分，甘老於典墳；優詔忽臨，又委之符竹”《劉禹錫集箋證》卷十五，第387頁。《汝州謝上表》“臣本業儒素，頻登文科”《劉禹錫集箋證》卷十六，第401頁。《薦處士嚴毖狀》“某早被儒官”《劉禹錫集箋證》卷十六，第445頁。等均是如此，基乎此，時人也目其為“希儒之徒”。至於白居易“世敦儒業”的家世背景及其經世品格的形成，亦是如此。正是基於這樣的文化體認，劉禹錫也與白居易一樣，經常以儒家文化的衛道者自居，如他對當時所謂的“儒者”“函矢相攻，蜩螗相喧”的這一現實，就痛加針砭雲：“世之服儒衣冠道古語居學官者，為不鮮矣。求其知所以然者幾何人？借曰有之，未必不詬病耳。今夫挾弓注矢遡空而發者，人自以為皆羿可矣。移之於澤宮，則噤而不敢言。何哉？有的不可欺故也。今夫儒者函矢相攻，蜩螗相喧，不啻於彀弓射空矢者。孰為其的哉？異日見道大行，則言益重，使儒者之的懸於舌端，不得讓也。”《劉禹錫集箋證》卷十，《答容州竇中丞書》，第262頁。

　　與承當儒家文化使命自居相應，在“學而優則仕”“達則兼濟天下”的傳統信條下，劉禹錫積極應舉求仕，從而踏上了“功名希自取”“報國鬆筠心”的人生道路，在這一人生階段，與白居易“三登科第”應禮部進士試、科目選書判拔萃科以及皇上親檢的製科有所不同，劉禹錫是“三登文科”，即貞元九年（793）中戶部侍郎顧少連代行禮部侍郎職權所貢舉的進士試，同年又登科目選博學宏辭科卞孝萱：《劉禹錫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1月，第34-35頁。貞元十一年（785）再“以文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書。”《劉禹錫集箋證》外集卷九，《子劉子自傳》，第1501頁。科舉場屋中的捷報頻傳，與白居易一樣，迎來了其一生的高峰體驗，如劉禹錫頻頻以“臣本書生，素無黨援，謬以薄伎，三登文科”《劉禹錫集箋證》卷十五，《蘇州謝上表》，第387頁。“臣家本儒素，業在藝文，貞元年中，三忝科第”《劉禹錫集箋證》卷十四，《夔州謝上表》，第358頁。“臣性愚拙，謬學文詞，幸遇休明，累登科第”《劉禹錫集箋證》外集卷九，《謝上連州刺史表》，第1487頁。以及詩題《貞元中侍郎舅氏牧華州時餘再忝科第前後由華覲謁陪登伏毒寺屢焉亦曾賦詩題於梁棟今典馮翊暇日登樓南望三峰浩然生思追想昔年之事因成篇題舊寺》與詩歌《武陵書懷五十韻》“清白家傳遺，詩書誌所敦。列科叨甲乙，從宦出丘樊”《劉禹錫集箋證》卷二十二，第606頁。等，均可看出。

　　不過，盡管兩人應舉的結果都十分順利，但在應舉尤其是關鍵一試進士試的準備過程中，由於劉禹錫的父親劉緒率家舉家東遷，僑居江南的幾十年間，結識了當時或稍後頗有影響的朝廷大員，如王璵、李西筠（李吉甫父、李德裕祖父）、韓滉（八司馬之一韓曄從父）、陳少遊、權德輿等，同時，母係中的親戚如盧征、盧璠、盧頊等與裴度家族有著比較密切的關係，這一切都為劉禹錫應舉求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尤其是在應科舉考試的人生前期，劉禹錫沾溉不少，德宗、憲宗朝名重一時的權德輿，對劉禹錫（包括柳宗元）貞元八年的進士試也許起了不小的作用，這可以從其詩歌“紛吾本孤賤，世業在逢掖。……公卿偶慰薦，鄉曲謬推擇”《劉禹錫集箋證》卷二十三，《遊桃源一百韻》，第654-655頁。書信《獻權舍人書》“禹錫在兒童時已蒙見器，終荷薦寵，始見知名”《劉禹錫集箋證》卷十，第248頁。及權德輿《送劉秀才登科後侍從赴東京覲省序》“況侍禦兄（筆者按，指劉禹錫父劉緒）以文章行實，著休問於仁義，義方善慶，君子多之。春服既成，五彩其色，去奉嚴訓，歸承慈歡，與侍禦遊久者，賀而祝之曰：‘太邱之德，萬石之訓’”《全唐文》卷四百九十一。可以看出。所以，劉禹錫應進士試，要比白居易順利得多。同時，也許正是這種年少成名，氣盛口銳，勇往直前，缺少應有的沉穩和圓滑，使他們在處理實際的政務時不免疏闊粗空，所以麵對當時激烈複雜的政治鬥爭，也就缺乏必要的防備，最後而成為這一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就這一點而言，與劉禹錫“甲子等頭憐共老，文章敵手莫相猜”（《白居易集箋校》卷三十三，《喜夢得自馮翊歸洛兼呈令公》）的白居易相比，白居易又是幸運的。貞元十九年，還在忙於應付書目拔萃科考試的白居易，基本無緣參與那場曇花一現的政治運動，而當運動過去，隨著永貞黨人的出貶任外，朝廷新的人事關係基本穩定之後的元和元年（806），白居易即應憲宗親檢的製科，並獲得憲宗的賞識而走上仕途，因此，二人政治前景顯然有著霄壤之別。

　　其次，盡管相對於被扣上“偷國柄”“幹天位”的高帽並被憲宗欽點“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劉昫：《舊唐書》卷十四，《憲宗上》，中華書局，1975年5月，第418頁。的永貞黨魁之一的劉禹錫來說，白居易政治前景要光明得多，但是封建行政機製的錯綜複雜，天恩的難測，政敵的鉤心鬥角，蠅營狗苟，主體自我的耿直敢言，注定白居易的仕途也不會一帆風順，元和十年的那場無妄之災，莫名其妙的江州之貶，使得白居易也對仕途的窮通作了不少的反思和內省，這種反思和內省的直接結果是，白居易主動放棄了前期剛烈的為政表現，並從心態上開始向“獨善其身”傾斜，自此以後，知雄守雌、灑脫隨緣任運，成了白居易人生的主色調；白居易對仕途出處窮達的這種態度與處理，劉禹錫以其勇猛精進、雄豪無所羈絆的勇氣和魄力，與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表現出了根本不同的人生價值傾向。縱觀劉禹錫一生，自從確定“信道不從時”“憂國不謀身”的政治信念後，盡管由自己參與並作為重要主持的永貞革新，在短短一百天多天的時間裏就遭到徹底失敗，自己的政治前景也變得異常暗淡，但他從來沒有退卻過，更不用說放棄，而是“我心如砥柱”《劉禹錫集箋證》卷二十一，《詠史二首》其一，第574頁。並以《砥石賦（時在朗州）》自勵：“霧盡披天，萍開見水。拭寒焰以破眥，擊清音而振耳。故態複還，寶心再起。既賦形而終用，一蒙垢焉何恥？感利鈍之有時兮，寄雄心於瞪視。”《劉禹錫集箋證》卷一，第9頁。所以當劉禹錫對這場突如其來的變故反思的時候，很少自譴自責，除了諸如“受性顓蒙，涉道未至，末學見淺，少年氣粗”《劉禹錫集箋證》卷十，《上杜司徒書（時元和元年）》，第237頁。此類的套語之外，認為主要的原因是在於自己“名高毀所集”、宵小“言巧智難防”《劉禹錫集箋證》卷二十一，《萋兮吟》，第576頁。以及“有天下之是非，有人人之是非。在此為美兮，在彼為嗤。或昔而成，或今而虧。君問曷由？主張其時。……是邪非邪，主者時邪”《劉禹錫集箋證》卷一，《何卜賦》，第23頁。所致。因此，即便到晚年作的《子劉子自傳》為自己及使自己受貶二十三年的永貞革新進行蓋棺定論時，還是持“其所施為，人不以為非”的態度，正因為有這樣的心理基礎，所以當他麵對由此而引發的種種人生苦難，也就有了足夠的理由以樂觀昂揚、奮發向上的積極精神加以超越，如：

　　聆朔風而心動，盼天籟而神驚。力將痑兮足受絏，猶奮迅於秋聲。（卷一，《秋聲賦》。）

　　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餘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卷五，《天論上》）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卷二十四，《西塞山懷古》）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卷二十六，《秋詞二首》其一）

　　多節本懷端直性，露青猶有歲寒心。（外集卷五，《酬元九侍禦贈璧竹鞭長句》）

　　這些詩文，都表現了劉禹錫“天下英雄氣，千秋尚凜然”《劉禹錫集箋證》卷二十二，《蜀先主廟》，第594頁。那種決不後悔、誓不妥協的性格傾向，以及為了自己的理想信念堅持到底的信心和決心，這與白居易江州之貶後經常作淒楚語、反思語有著很大的區別，當然，與“劉、柳”之稱的柳宗元基本上作酸楚語、沉淪語則有了截然的不同。可見，這種頑強的戰鬥精神，“閔己傷誌”“卒以憤死”的柳宗元固不可比比如，麵對被貶十年之後接連的第二次被貶，劉禹錫與柳宗元就表現了明顯不同的心態，試以同事唱和詩為例，柳雲：“十年憔悴到秦京，誰料翻為嶺外行。伏波故道風煙在，翁仲遺墟草樹平。直以慵疏招物議，休將文字占時名。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柳宗元集》卷四十二，《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第1159頁。）表現出來的是淒楚絕望，前途一片黯然。劉雲：“去國十年同赴召，渡湘千裏又分岐。重臨事異黃丞相，三黜名慚柳士師。歸目並隨回雁盡，愁腸正遇斷猿時。桂江東過連山下，相望長吟《有所思》。”（《劉禹錫集箋證》外集卷七，《再授連州至衡陽酬柳柳州贈別》）盡管也有“回雁”“愁腸”之類的字眼，但是，悲憤語多於淒楚語，我們能夠明顯感覺到詩後蘊含的強烈的生命力和頑強的信念。即便是曠達灑脫的白居易也遜色三分。與之同時，正是基於這種頑強的戰鬥精神，劉禹錫在坎坷的仕途上屢貶屢戰、越挫越勇，用世之心到老依然強烈，也就不足為怪。因此，當晚年白居易對仕宦消極退避、餘念殆盡的時候，劉禹錫甚至還有點不識時務地積極進取，冀有所為；如文宗大和元年（827），賦閑洛陽，盡管經過“遠謫年猶少，初歸鬢已衰”《劉禹錫集箋證》卷二十二，《罷郡歸洛陽寄友人》，第619頁。的二十三年貶謫，劉禹錫非但沒有絲毫退休之心，反而賦詩言誌：“聞說功名事，依前惜寸陰。”《劉禹錫集箋證》卷二十二，《罷郡歸洛陽閑居》，第617頁。從思想上、行動上積極籌備自己晚年的政治生活，由於朝中重臣裴度、竇易直、段文昌等的舉薦，終於在大和二年春天，劉禹錫回到了“旦夕有歸心”的京都長安，擔任了主客郎中這一職務，不久，即被裴度薦為集賢殿學士。劉禹錫久旱逢甘霖的心，一下子水漲船高，對自己的前途充滿了樂觀。大和三年，劉禹錫兼任集賢殿學士的同時，又被任命為禮部郎中，“暫入南宮判祥瑞，還歸內殿閱圖書。”既形象地記錄了他擔任禮部郎中、集賢殿學士的主要職責，而且，“暫”字的運用，也表明了其時不我待地建功立業的急切之心。不過，此時的唐王朝，憲宗開創的中興局麵，由於接下來的穆宗、敬宗兩朝非但無所施為，而且使朝廷的局麵進一步惡化，大和元年登基上任的文宗，儒雅的他內則受製於黃門家奴，外則震懾於驕悍藩鎮，加上士大夫結黨營私，不理國是，所以文宗經常自比商紂、周赧而不如，這種局麵，對本想依托裴度等人幹一番事業以彌補自己一生為政缺陷的劉禹錫來說，顯然成了鏡花水影，但是，急於售試自己政治抱負的他，對當時這樣一種政局缺乏起碼的分析和應有的警覺。與之不同，工於知雄守雌的白居易，窺破大和政局的險象後，早早於大和三年（829）便急流勇退，主動賦閑東都過起了富貴閑人、不問國事的悠閑生活。盡管當白居易謝病東歸後，劉禹錫禮節性地贈詩雲：“洛陽舊有衡茅在，亦擬抽身伴地仙。”

　　《劉禹錫集箋證》外集卷二，《刑部白侍郎謝病長告改賓客分司以詩贈別》，第1105頁。與之同時，劉禹錫所主要依靠的中興名臣裴度，也經過幾番周折以後，感覺頹勢難挽，隻得連連上表讓官求退。麵對此種境況，劉禹錫無比失望：“丹霄未得路，白發又添年。”《劉禹錫集箋證》外集卷七，《酬滑州李尚書秋日見寄》，第1406頁。裴度離開朝廷之後，失去依靠的劉禹錫隨即外出，連續擔任了蘇州刺史、汝州刺史及同州刺史。當然，作為曆仕多朝的他，與白居易一樣，出於一個正直士大夫的良知和對朝廷的深厚感情，任上都能勤政為民，但心境是淒苦不平的：“翔泳各殊勢，篇章空寄情。應憐三十載，未變使君名。”《劉禹錫集箋證》外集卷二，《酬令狐相公首夏閑居書懷見寄》，第1193頁。並附注雲：“貞元中自郎官出守，至今三十一年。”可見在“人含不平意”《劉禹錫集箋證》外集卷二，《始聞蟬有懷白賓客去歲白有聞蟬見寄詩雲隻應催我老兼遣報君知之句》，第1108頁。“獨恨長洲數千裏，且隨魚鳥泛煙波”《劉禹錫集箋證》外集卷二，《和樂天耳順吟兼寄敦詩》，第1121頁。“若使吾徒還早達，亦應簫鼓入鬆楸”《劉禹錫集箋證》外集卷二，《酬樂天見寄》，第1131頁。心態的驅使下，劉禹錫與“漸老隻謀歡，雖貧不要官”（《白居易集箋校》卷三十二，《寄李相公》）的白居易不同，是時對節鉞之受猶抱有企望，所以“在人雖晚達，於樹似冬青”《劉禹錫集箋證》外集卷二，《贈樂天》，第1118頁。“振臂猶堪一呼擲，爭知掌下不成盧”《劉禹錫集箋證》外集卷二，《樂天寄重和晚達冬青一篇因成再答》，第1134頁。“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劉禹錫集箋證》外集四，《酬樂天詠老見示》，第1261頁。之類的詩句頻頻見於吟詠。正是如此，開成元年（836），因足疾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的他，在與裴度、白居易詩酒唱和中，麵對大和九年“甘露寺變”之後，王綱板蕩，富於政治經驗的裴度無複出之意的此時此境，勇猛精進的劉禹錫顯得有點不合時宜地在他們之間的聯句詩中詠道：“洪爐思哲匠，大廈要群材。它日登龍路，應知免曝。”《劉禹錫集箋證》外集卷四，《予自到洛中與樂天為文酒之會時時構詠樂不可支則慨然共憶夢得而夢得亦分司至止歡愜可知因為聯句》，第1243頁。抒發了重新出山、報效朝廷的夙願。應該說，這種夙願正是劉禹錫長久以來壓抑胸中的心理缺失所造成的，而且，也隻有從這個層麵理解其晚年為何還汲汲於仕進，我們才能對劉禹錫保持一份相對的理解和寬容。

　　再次，麵對當時飄搖多變的政局以及隨之而來的錯綜複雜的人事關係，劉禹錫、白居易二人的處理，表現出了鮮明的不同傾向，劉恩怨分明，白則中流不依。從交遊來看，劉禹錫一生交遊應該說還是十分廣泛的，白居易則更不用說，但如果僅從他們的科舉仕途來看，除封建最高統治者外，對劉禹錫真正構成重要影響的無非是權德輿、杜佑、王叔文、柳宗元、崔群、李吉甫與武元衡，白居易則有高郢、裴垍、李絳、元稹、李紳、裴度、王涯、李德裕、李宗閔、牛僧孺及妻家楊氏眾親等，這些人事關係的處理，幾乎涵蓋了白居易、劉禹錫登科舉、入仕途以後的所有歲月，這些人中，有的與之有恩，有的與之結怨，因此，與這些人尤其是與之結怨的人的關係處理及其所持態度，直接影響到我們對白居易、劉禹錫二人的判斷。

　　如前所述，永貞事敗，直接導致了劉禹錫二十三年的貶謫，這個過程中，曾經是自己上屬的同僚杜佑、武元衡本應在自己落難的時候，雪中送炭，伸出援手，但“持身有術”的杜佑打了太極拳，所以劉禹錫對他是既有期待，又有失望；令劉禹錫氣憤的是，持不同政見的武元衡非但沒有雪中送炭，而是雪上加霜、落井下石，這成了其心中無法打開的結，加上劉禹錫不肯稍屈的強勢性格，元和十年二月自武陵召還，三月出遊玄都觀，觸景生情，言帶譏刺地寫下了《元和十一年據《文苑英華》及影宋本，“元和十一年”之“一”字衍。朗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其雲：“紫陌紅塵拂麵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劉禹錫集箋證》卷二十四，第702頁。語衝駭機，時居相位的武元衡大為不悅，憲宗本來對這些前朝舊臣也不懷好感，君臣一拍即合，旋即又把永貞黨人再次外貶，劉禹錫更緣此詩得“播州惡處”。時隔十餘年後的大和二年（828）三月，當詩人再遊玄都觀時，有意重提舊事，抒發自己頑強的鬥爭意誌和戰鬥精神：“百畝中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劉禹錫集箋證》卷二十四，《再遊玄都觀絕句》，第704頁。正是這種恩怨分明的性格思想，所以，當武元衡元和十年六月被藩鎮李師道派遣的刺客盜殺身亡後，劉禹錫沒有正麵的悼念，而是連續作了《代靖安佳人怨二首》《有感》等詩，從詩句“昨夜華堂歌舞人”“夜夜秋螢飛去來”《劉禹錫集箋證》卷三十，第1008頁。“平生紅粉愛，惟解哭黃昏”《劉禹錫集箋證》外集卷八，第1452頁。及《代靖安佳人怨二首》掩飾其辭地引“初公為郎，餘為禦史。繇是有舊故。今守於遠服，賤不可以誄，又不得為歌詩聲於楚挽。故代作《佳人怨》以裨於樂府雲”來看，把本該莊嚴肅重的哀悼寫成了故人輕歌曼舞的生活片斷，並以“佳人之怨”出之，語意激切之意溢於言表。同時，劉禹錫對自己有知遇賞識之恩的政治同道王叔文等，則是一直抱有正麵的肯定評價。

　　同樣，劉禹錫這種恩怨分明的性格，表現在與其一生仕途不是十分關鍵但私交甚密的知己韓愈的關係處理上，也是如此。我們知道，貞元末錯綜複雜的政局，性格強直疏闊的韓愈，盡管在文學上與劉、柳彼此視為同道，但政見卻不一致，劉、柳追隨了以王叔文、王伾、韋執誼為首的太子一黨，韓愈則一直對韋、王抱有成見，所以當貞元十九年年底因上疏關中災害而被貶陽山，韓愈在反思各種撲朔迷離的現象時，有意無意地將被貶的原因歸結到劉、柳泄密所致，於是他將信將疑地揣測：“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冤仇。二子不宜爾，將疑斷還不。”錢仲聯：《韓昌黎詩係年集釋》卷三，《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三學士》，第288頁。《嶽陽樓別竇司直》更是雲：“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讒謗。前年出官日，此禍最無妄。”錢仲聯：《韓昌黎詩係年集釋》卷三，《嶽陽樓別竇司直》，第317頁。這次嶽陽樓餞別，除了韓愈政見相同者竇庠、張署外，為韓愈所猜疑的劉禹錫或親自在場，或對這一宴會的原委十分清楚。針對韓愈的質問指責，劉禹錫雖然滿心委屈，但鑒於韓愈對自己的知音之賞及自己對韓愈的理解和尊敬，隻好“忍詬以自明”，和詩《韓十八侍禦見示嶽陽樓別竇司直詩因令屬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韻》，表達了“伊餘負微尚，夙昔慚知己”的抱愧之情，但沒有絲毫屈己以迎人之意，而從“今朝會荊蠻，鬥酒相宴喜。為餘出新什，笑抃隨伸紙。奕若觀五色，歡然臻四美”《劉禹錫集箋證》外集卷五，第1292-1293頁。的這種兩釋猜疑、相得甚歡的最終結果來看，韓愈對劉禹錫的猜疑不僅出之於誤會，而且顯得多餘。

　　劉禹錫之於武元衡，比之於白居易對待王涯，我們可以看到白居易要中庸平和得多，本來，白居易對王涯有德，但元和十年針對武元衡被盜殺，憤怒之下越職言事，觸怒憲宗，王涯趁勢以怨報德，羅織罪名，落井下石，成了白居易江州司馬之貶的直接導火線，但文宗大和九年爆發的甘露寺變，白居易仍然以詩傷之，體現了中流不依、有容乃大的胸懷。同樣，劉禹錫之於韓愈，與白居易之於李德裕，他們之間的關係處理也表現了相似的處理傾向。對王涯、李德裕是如此，對其他人關係的處理當更是如此。白居易這樣一種取中用兩的處世原則，在晚年反思自己一生人生經曆和政治實踐時作了很好的歸結，他說：“吾觀器用中，劍銳鋒多傷。吾觀形骸內，骨勁齒先亡。寄言處世者，不可苦剛強。龜性愚且善，鳩心鈍無惡。人賤拾支床，鶻欺擒暖腳。寄言立身者，不得全柔弱。彼固罹禍難，此未免憂患。於何保終吉，強弱剛柔間。”（卷三十六，《遇物感興因示子弟》）

　　總之，麵對當時多變的政局和複雜的人事關係，劉禹錫快意恩仇，是非分明；白居易則無複依傍，有容乃大，二人表現出了獨具鮮明的處世風格。

　　第三節 韓、白比較論析

　　毫無疑問，中晚唐兩個最大的文學流派以韓愈、白居易執其牛耳，而且，就我國整個思想史、文學史發展來說，韓、白二人的深遠影響也要超邁同倫，因此，二人可圈可點、可比可較之處實在難以盡舉，吳相洲《韓愈、白居易思想比較論綱》具體參見《齊魯學刊》，1995年第4期，第26-32頁。從政治觀、道學觀、人生觀、美學觀四個方麵作了比較，可謂囊其概要。可見，比較韓、白的生存哲學，既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是一項艱難的工作。謂其容易，是因為關於二人可比較的材料浩如煙海，隨手可征，隻要稍加對照，就可以數出個子醜寅卯來；謂其艱難，是因為要在這浩如煙海的材料中對其生存哲學作一個理性的對比分析，其本身就是一樁複雜而又需要經過大量甄辨、考索以及仔細分梳的事情。相比於吳相洲，陳寅恪在論述韓愈、白居易時也多有相互權衡，盡管零碎分散，但更發人深省，既有從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