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詩歌創作考論

第一章《白居易集》“紀宦詩”輯證

　　《白居易集》不僅是一部白居易的個人自傳，記錄了其先世郡籍、生平思想、仕宦履曆、婚戀親情、私交友誼、遊曆嗜好、宗教信仰、年歲俸祿乃至失子之痛與無嗣之憂等，真實完整地反映了其人生的每個側麵；同時，它涉及的層麵之多、反映的領域之廣，亦可謂一部唐代的百科全書，為我們探研唐代社會百態提供了豐富的原料。於茲我們無意對《白居易集》展開全麵考察，僅就其作為一位典型的科舉官員，對其集中的“紀宦詩”進行輯證，借以理解白居易在“學而優則仕”“達則兼濟天下”儒家文化傳統影響下的儒家人格，從而更好地認識其複雜豐富的人生思想與仕宦經曆。與之同時，通過對這一問題的全麵透視，還可使我們更好地理解唐代的科舉與官製文化。

　　《垂釣》：“三登甲乙第，一入承眀廬。”（卷七）

　　箋證：“三登甲乙第”，指白居易集進士及第、吏部科目選及製舉於一身。據白居易《醉吟先生墓誌銘》據岑仲勉《白氏長慶集偽文》考證，認定此篇為偽作，然敘白居易科舉仕宦並無大誤。序“樂天幼好學，長工文。累進士、拔萃、製策三科，始自校書郎，終以少傅致仕”（卷七十一）、元稹《白氏長慶集序》“貞元末，……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會憲宗皇帝冊召天下士，樂天對詔稱旨，又登甲科”（《元稹集》卷五十一）可知。白居易的“三登科第”，具體來看，指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中進士第，禮部侍郎高郢知貢舉，試《性習相近遠賦》《玉水記方流》詩。白居易《箴言》篇雲：“貞元十有五年，天子命中書舍人渤海公領禮部貢舉事。越明年春，白居易以進士舉一上登第。”（卷四十六）據《登科記考》卷十四貞元十六年條載本年中進士十九人，可考者有陳權（狀元）、吳丹、白居易、杜元穎、鄭俞、李、王鑒、陳昌言、陸、崔韶。但據白居易佚詩“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知當年中進士者應為十七人。貞元十九年白居易中吏部科目選書判拔萃科，具體情況見下《留別吳七正字》“成名共記甲科上，署吏同登芸閣間”（卷十三）條考釋。憲宗元和元年（806）中白居易製舉。其《策林》序雲：“元和初，予罷校書郎，與元微之將應製舉。退居於上都華陽觀，閉戶累月，揣摩當代之事，構成策目七十五門。及微之首登科，予次焉。凡有應對者，百不用其一二，其餘自以精力所致，不能棄捐，次而集之，分為四卷，命曰《策林》雲耳。”（卷六十二）本年四月，應製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與元稹等十八人同登第。唐代製科照例無第一、第二等，所謂“十八人”，據《唐大詔令集》卷一〇六《政事製舉》載《放製舉人敕》雲：“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人第三次等元稹、韋惇（據孟二冬《登科記考補正》‘惇’應作‘淳’，因避憲宗諱，改名‘處厚’，後與白居易酬唱甚多），第四等獨孤鬱、白居易、曹景伯、韋慶複，第四次等崔韶、羅讓、元修、薛存慶、韋珩，第五上等蕭俛、李蟠、沈傳師、柴宿；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第五上等陳岵：鹹以待問之美，觀光而來詢。以三道之要，複於九變之選。得失之間，粲然可觀，宜膺德懋之典，或葉言揚之舉。其第三次等人，委中書門下優與處分。第四等、第五上等，中書門下即與處分。”《唐大詔令集》載十六人，《冊府元龜》卷六四四於第四次等下多“崔護”，孟二冬《登科記考補正》於“陳岵”下補“蕭睦”，共得十八人。另，白居易《司徒令公分守東洛移鎮北都一心勤王三月成政形容盛德實在歌詩況辱知音敢不先唱輒奉五言四十韻寄獻以抒下情》詩以“始擅文三捷”盛讚裴度，對裴度的“三登科第”注雲：“進士及第、博學、製策連登三科。”可見“三登科第”在當時是一件非常榮耀的事情，晚年與白居易為唱和友的劉禹錫亦是“三登文科”，故於詩文中也屢屢提及。所謂劉禹錫“三登文科”，即貞元九年（793）中戶部侍郎顧少連代行禮部侍郎職權所貢舉的進士試，同年又登科目選博學宏辭科據卞孝萱《劉禹錫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1月，第34-35頁。貞元十一年（795）再“以文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書。”（《劉禹錫集箋證》外集卷九《子劉子自傳》）科舉場屋中的捷報頻傳，與白居易一樣，迎來了其一生的高峰體驗，如劉禹錫頻頻以“臣本書生，素無黨援，謬以薄伎，三登文科”（《劉禹錫集箋證》卷十五，《蘇州謝上表》）、“臣家本儒素，業在藝文，貞元年中，三忝科第”（《劉禹錫集箋證》卷十四，《夔州謝上表》）、“臣性愚拙，謬學文詞，幸遇休明，累登科第”（《劉禹錫集箋證》外集卷九，《謝上連州刺史表》）以及詩題《貞元中侍郎舅氏牧華州時餘再忝科第前後由華覲謁陪登伏毒寺屢焉亦曾賦詩題於梁棟今典馮翊暇日登樓南望三峰浩然生思追想昔年之事因成篇題舊寺》與詩歌《武陵書懷五十韻》“清白家傳遺，詩書誌所敦。列科叨甲乙，從宦出丘樊”（《劉禹錫集箋證》卷二十二）等，均可看出。

　　科舉連捷，亦迎來了白居易人生的第一次高峰體驗，其詩文創作頻頻提及，如《箴言》“貞元十有五年，天子命中書舍人渤海公領禮部貢舉事。越明年春，白居易以進士舉一上登第。……無曰擢甲科，名既立而自廣自滿。”（卷四十六）、《及第後歸覲留別諸同年》：“十年常苦學，一上謬成名。擢第未為貴，賀親方始榮”（卷五）、《答故人》“自從筮仕來，六命三登科”（卷七）、“既在高科選，還從好爵縻”（卷第十三，《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和微之詩二十三首和我年三首其一》“甲乙三道科，蘇杭兩州主”（卷二十二）、《與元九書》“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眾耳，跡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卷四十五）等，均可如此理解。上述屢屢提到的“甲科”，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六“甲科”條考雲：“杜氏《通典》：‘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為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為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明經唯有丁第，進士唯乙科而已。’《舊唐書玄宗紀》：‘開元九年四月甲戌，上親策試應製舉人於含元殿，敕曰：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楊綰傳》‘天寶十三載，玄宗禦勤政樓試舉人登甲科者三人，綰為之首，超授右拾遺，其登乙科者三十餘人。’杜甫《哀蘇源明》詩曰：‘製可題未幹，乙科已大闡。’然則今之進士而概稱甲科，非也。”顧炎武：《日知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第933-934頁。

　　“承眀廬”，漢承明殿旁屋，侍臣值宿所居，稱承明廬。三國魏文帝以建始殿朝群臣，門曰承明，其朝臣止息之所稱承明廬。《漢書嚴助傳》：“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顏師古注引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文選應璩〈百一詩〉》：“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三入承明廬”，《文選》李善注：“璩初為侍郎，又為常侍，又為侍中，故雲三入。”又，《文選》“五臣注”張銑注：“承明，謁天子待製處也。”可見，白居易“一入承明廬”，乃指其入侍翰林院。朱金城箋引《三輔黃圖》“未央宮有承明殿，著述之所也”，易讓人對詩旨及白居易任職情況產生歧義，故特標出。結合白居易《馬上作》：“處世非不遇，榮身頗有餘。勳為上柱國，爵乃朝大夫。自問有何才，兩入承明廬。又問有何政，再駕朱輪車。”（卷八）、《重到江州感舊遊題郡樓十一韻》“掌綸知是忝，剖竹信為榮。才薄官仍重，恩深責尚輕。昔征從典午，今出自承明。”（卷二十）等詩，承明廬在唐代乃特指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謁天子待製的近密之處。

　　《留別吳七正字》：“成名共記甲科上，署吏同登芸閣間。”（卷十三）

　　箋證：“吳七正字”，吳丹，字存真。貞元十六年與白居易同榜進士，白居易《酬吳七見寄》雲：“莫忘蜉蝣內，進士有同年。”（卷六）“芸閣”，謂秘書省，秘書省又稱“蘭台”“麟台”“秘閣”，白居易詩雲：“猶喜蘭台非傲吏，歸時應免動移文。”（卷十三，《秘書省中憶舊山》）又雲：“元和運氣千年聖，同遇明時餘最幸。始辭秘閣吏王畿，遽列諫垣升禁闈。”（卷十二，《醉後走筆酬劉五主簿長句之贈兼簡張大賈二十四先輩昆季》）《舊唐書》卷四十三《職官誌二》載：“龍朔改為蘭台，光宅改為麟台，神龍中複為秘書省。”故白居易《泛渭賦》序雲：“右丞相高公之掌貢舉也，予以鄉貢進士舉及第。左丞相鄭公之領選部也，予以書判拔萃選登科。十九年，天子並命二公對掌鈞軸，朝野無事，人物甚安。明年春，予為校書郎。”（卷三十八）《養竹記》亦雲：“貞元十九年春，白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處，得常樂裏故關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卷四十三）其詩《酬哥舒大見贈（去年與哥舒等八人同登科第，今敘會散之意。）》則說明了同年登第的人數：“去歲遊歡何處去？曲江西岸杏園東。花下忘歸因美景，樽前勸酒是春風。各從微宦風塵裏，共度流年離別中。今日相逢愁又喜，八人分散兩人同。”元稹詩《酬哥舒大少府寄同年科第》則有詳細注明：“前年科第偏年少，未解知羞最愛狂。九陌爭馳好鞍馬，八人同著彩衣裳。（同年科第：宏詞呂二炅、王十一起、拔萃白二十二居易、平判李十一複禮、呂四穎、哥舒大恒、崔十八玄亮、逮不肖，八人皆奉榮養。）自言行樂朝朝是，豈料浮生漸漸忙。賴得官閑且疏散，到君花下憶諸郎。”（《元稹集》卷十六）所謂“八人同登科第”“八人同著彩衣裳”者，其中呂炅呂炅，即呂二炅，為呂四穎之兄。白居易有《和元九與呂二同宿話舊感贈》：“見君新贈呂君詩，憶得同年行樂時。爭入杏園齊馬首，潛過柳曲鬥蛾眉。八人雲散俱遊宦，七度花開盡別離。聞道秋娘猶且在，至今時複問微之。”（《白居易集箋校》卷十四）又有《常樂裏閑居偶題十六韻兼寄劉十五公輿王十一起呂二炅呂四熲崔十八玄亮元九稹劉三十二敦質張十五仲元時為校書郎》（《白居易集箋校》卷五）。元稹《贈呂二校書》題下注雲：“與呂校書同年科第，後為別七年。元和己醜歲八月，偶於陶化坊會宿。”詩雲：“同年同拜校書郎，觸處潛行爛熳狂。共占花園爭趙辟，競添錢貫定秋娘。七年浮世皆經眼，八月閑宵忽並床。語到欲明歡又泣，傍人相笑兩相傷。”（《元稹集》卷十七）、王起王起，字舉之。王播之弟。貞元十四年進士，釋褐集賢校理。見《舊唐書》卷一六四、《新唐書》卷一六七本傳。白居易元和二年作《惜玉蕊花有懷集賢王校書起》“芳意將闌風又吹，白雲離葉雪辭枝。集賢讎校無閑日，落盡瑤花君不知。”（《白居易集箋校》卷十三）可知，王起元和二年仍擔任集賢校理。王起晚年與白居易唱酬頗多。以博學宏辭科登第，白居易以書判拔萃科登第，李複禮、呂穎（與白居易同登吏部諸科八人之一。《登科記考》卷十五據《元氏長慶集》作“呂頻”。卞孝萱則認為應作“熲”。岑仲勉《登科記考訂補》雲：“元和姓纂》及《白氏長慶集》均作‘穎’，餘以為此《元集》之訛耳。”《元和姓纂四校記》卷六說同。當以岑氏之說為正。）、哥舒恒（垣、峘，冀勤校雲：“原闕，據《登科記》補。馬本、叢刊本、《全唐詩》均作‘煩’，疑誤。”冀勤：《元稹集》，中華書局，1982年8月，第180-181頁。）、崔玄亮崔玄亮，字晦叔，貞元十一年進士，釋褐秘書省校書郎。

　　見《舊唐書》卷一六五、《新唐書》卷一六四本傳即白居易《唐故虢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崔公墓誌銘》（《白居易集箋校》卷七十），與白居易交遊甚密。白居易鎮杭州時，有詩《得湖州崔十八使君書喜與杭越鄰郡因成長句代賀兼寄微之》提到他們貞元十九年同登吏部科目選的情況：“三郡何因此結緣？貞元科第忝同年。故情歡喜開書後，舊事思量在眼前。越國封疆吞碧海，杭城樓閣入青煙。吳興卑小君應屈，為是蓬萊最後仙。（貞元初同登科，崔君名最在後，當時崔自詠雲：‘人間不會雲間事，應笑蓬萊最後仙。’）”（《白居易集箋校》卷二十三）《白集》卷二十七又有《同崔十八寄元浙東王陝州》雲：“未能同隱雲林下，且複相招祿仕間。隨月有錢勝賣藥，終年無事抵歸山。鏡湖水遠何由泛，棠樹枝高不易攀。惆悵八科殘四在，兩人榮鬧兩人閑。”可見到大和三年（829），哥舒恒、呂炅、呂穎、李複禮均已辭世，唯存白居易、崔玄亮、元稹、王起而已。元稹以平判科登第。博學宏辭科試《漢高祖斬白蛇賦》《謁先師聞雅樂》詩；拔萃科、平判科試《毀方瓦合判》。吏部侍郎鄭珣瑜領選事。按，過去一直以白居易、元稹同登一科，實誤。據《唐語林》卷八：“士人所趨，明經進士二科而已。及大足元年，置拔萃，始於崔翹；開元十九年，置宏詞，始於鄭昕；開元二十四年，置平判入等，始於顏真卿。”（《補遺》）可見拔萃與平判實為兩科，這可從元稹詩中得到直接證明：“昔歲俱充賦，同年遇有司。八人稱迥拔，兩郡濫相知。（同年八人，樂天拔萃登科，予平判入等。）”（《元稹集》卷十，《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此後八人姓名時常見於《白居易集》，如《常樂裏閑居偶題十六韻兼寄劉十五公輿王十一起呂二炅呂四穎崔十八玄亮元九稹劉三十二敦質張十五仲方時為校書郎》“帝都名利場，雞鳴無安居。獨有懶慢者，日高頭未梳”（卷五）、《和元九與呂二同宿話舊感贈》“見君新贈呂君詩，憶得同年行樂時”（卷十四）、《酬哥舒大見贈》“今日相逢愁又喜，八人分散兩人同”（詩題下自注：“去年與哥舒等八人同登科第，今敘會散之意。”）（卷十三）、《得湖州崔十八使君書喜與杭越鄰郡因成長句代賀兼寄微之》：“三郡何因此結緣，貞元科第忝同年。……吳興卑小君應屈，為是蓬萊最後仙。（附注雲：貞元初同登科，崔君名最在後。當時崔自詠雲：‘人間不會雲閑事，應笑蓬萊最後仙。’）”（卷二十三）、《同崔十八寄元浙東王陝州》“惆悵八科殘四在，兩人榮鬧兩人閑”（卷二十七）等，均是酬和同年之作。白居易與元稹交情尤其契厚，“死生契闊者三十載，歌詩唱和者九百章。”（卷六十九，《祭微之文》）

　　據詩，吳丹亦於本年入秘書省任校書郎，因本年吏部科目選無吳丹，吳丹當為中進士守選期滿，經吏部銓選而任。同年入秘書省校書郎的，元稹也在其列。白居易《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詩雲：“憶在貞元歲，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附注雲：‘貞元中與微之同登科第，俱授秘書省校書郎，始相識也。’）”（卷十三）《贈元稹》雲：“自我從宦遊，七年在長安。所得惟元君，乃知定交難。……不為同登科，不為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無異端。”（卷一）《三月三日懷微之》雲：“良時光景長虛擲，壯歲風情已暗銷。忽憶同為校書日，每年同醉是今朝。”（卷十七）《和微之任校書郎日過三鄉》亦雲：“三鄉過日君年幾？今日君年五十餘。不獨年催身亦變，校書郎變作尚書。”（卷二十八）可見，初入仕途，與元稹同宦交好，成了白居易永久美好的記憶。此外，元稹對此亦表現出同樣的情感，如《酬樂天（時樂天攝尉，予為拾遺。）》雲：“昔作芸香侶，三載不暫離。逮茲忽相失，旦夕夢魂思。”（《元稹集》卷五）《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雲：“謫居今共遠，榮路昔同趨。科試銓衡局，衙參典校廚。（書判同年，校正同省。）”（《元稹集》卷十二）又，《和樂天過秘閣書省舊廳》雲：“聞君西省重徘徊，秘閣書房次第開。壁記欲題三漏合，吏人驚問十年來。經排蠧簡憐初校，芸長陳根識舊栽。司馬見詩心最苦，滿身蚊蚋哭煙埃。”（《元稹集》卷二十）

　　秘書省校書郎在唐代官製中，屬從九品上，是貢舉出身最好的位置，非擢上第不輕授，時人皆以得校書郎為榮。然身為從九品上的秘書省校書郎，俸祿比較微薄，所以白居易常有這樣的感歎：“杏壇住僻雖宜病，芸閣官微不救貧。”（卷十三，《春中與盧四周鯨華陽觀同居》）不過，作為誠實洞達的白居易，也有相對自足的曠放：“帝都名利場，雞鳴無安居。獨有懶慢者，日高頭未梳。工拙性不同，進退跡遂殊。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難大用，典校在秘書。三旬初入省，因得養頑疏。茅屋四五間，一馬二仆夫。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既無衣食牽，亦少人事拘。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勿言無知己，躁靜各有徒。蘭台七八人，出處與之俱。旬時阻談笑，旦夕望軒車。誰能讎校閑，解帶臥吾廬。窗前有竹玩，門外有酒沽。何以待君子，數竿對一壺。”（卷五，《常樂裏閑居偶題十六韻兼寄劉十五公輿王十一起呂二炅呂四穎崔十八玄亮元九稹劉三十二敦質張十五仲元時為校書郎》）

　　《縣北樓望山（自此後詩為尉時作）》：“一為趨走吏，塵上不開顏。孤負平生眼，今朝始見山。”（卷十三）

　　箋證：白居易《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詩雲：“既在高科選，還從好爵縻。東垣君諫諍，西邑我馳驅。（元和元年同登製科，微之拜拾遺，予授盩厔尉。）”（卷十三）又有《南秦雪》雲：“往歲曾為西邑吏，慣從駱口到南秦。三時雲冷多飛雪，二月山寒少有春。”（卷十四，《酬和元九東川路詩十二首》其二）按，白居易元和元年中製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本年的製科考試，主要是當時麵對內憂外患、禮崩樂壞的現實，如何重建儒家秩序，因此剛剛登基求治的憲宗，於本年舉行的製科考試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據《冊府元龜》卷六四四《貢舉部》六《考試》二：“憲宗元和元年四月丙午，命宰臣已下，監試應製舉人於尚書省。以製舉人皆先朝所征，故不親試。”可知，此次考試本來是根據順宗於貞元二十一年二月所下製詔舉行的，因元和元年正月順宗駕崩，憲宗認為這是先帝所征之士，故不臨試。不過，憲宗雖然沒有親自臨場督考，但考試之內容和精神出自憲宗旨意，這是無可置疑的，因此，這一提問，我們把它歸結為憲宗，應該不會有多大異議。“自禍階漏壤，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農戰非古，衣食罕儲：念茲疲甿，遠乖富庶。督耕植之業，而人無戀本之心；峻榷酤之科，而下有重斂之困。舉何方而可以複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艱？”（《白居易集》卷四十七，《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一道》）很明顯，憲宗的提問“舉何方而可以複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艱”，是迫切地要求應舉的士子為當時病入膏肓的社會現實提供藥方，從而恢複儒家所標榜的“三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的盛世傳統。針對憲宗的提問，白居易通過對相關曆史事實淋漓盡致的闡述和議論，要求憲宗在“銷寇戎”“息兵革”“省征徭”的基礎上，以“嗣貞觀之功，弘開元之理”，從而恢複儒家所宣揚的“禮”“樂”傳統，這和憲宗的初衷深相契合，因此白居易以第四人身份登第，贏得了他“三登科第”的最後一役。白居易《策林》序雲：“元和初，予罷校書郎，與元微之將應製舉。……及微之首登科，予次焉。”（卷六十二）所謂元稹“入第三等”“首登科”，指的是元稹登甲科，超授左拾遺；白居易“入第四等”“次焉”，是指白居易中乙科，授盩厔尉。陳振孫《白文公年譜》元和元年丙戌條亦雲：“罷校書郎。四月，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入第四等。是時順宗未葬，以製舉皆先朝所召，命宰相監試，元稹入第三等。”其製策《文苑英華》作《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題下注雲：“元和元年四月二十八日。”白居易授盩至尉當與之同日。故《舊唐書》卷一六六《白居易傳》雲：“元和元年四月，憲宗策試製舉人，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入第四等。授盩厔尉。”又據《舊唐書》卷四十四《職官誌》：“京兆、河南、太原所管諸縣謂之畿縣。”畿縣縣尉的地位遠比普通縣尉高，所謂“都畿、清望，……有隔品授者”。（《唐六典》卷二）所以孫國棟考雲：“唐人如果由普通縣尉入仕，常常經曆多任，然後得為畿尉有時甚至經曆多任，亦難得為畿丞或畿尉，最直接的例證莫過於白居易《吟四雖》篇末附注雲：分司同官中……予為河南尹時，見同年鄭俞始授長水縣令，因歎四子而成此篇也。”朱金城：《白居易集校箋》卷二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2031頁。）。惟由校書郎入仕的，有成績多出為畿尉，複入拾遺或監察禦史，如劉從一、崔郾、衛次公、範傳正、柳宗元、白居易、裴佶、李絳、裴度、韋處厚、孔戢、陸扆等俱是，這是由地方官轉入中央要官的一條途徑。孫國棟：《唐宋史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0月，第77頁。

　　縣尉，別稱“少府”。白居易詩《戲題新栽薔薇（時尉盩厔）》雲：“移根易地莫憔悴，野外庭前一種春。少府無妻春寂寞，花開將爾當夫人。”“少府”即其自謂。縣尉的具體職責是分判眾曹，催征課稅，追捕盜賊。所謂“眾曹”，指承接州府六曹司而來的司功佐、司倉佐、司戶佐、司兵佐、司法佐、司仕佐，皆為吏職。一般來說，僅京縣全置，畿縣無司兵，上縣以下僅司戶佐、司法佐而已。故白居易詩有“一為趨走吏，塵上不開顏”語。七月，白居易權攝昭應，到官十日，覺生“二毛”。其《權攝昭應早秋書事寄元拾遺兼呈李司錄》：“夏閏秋候早，七月風騷騷。渭川煙景晩，驪山宮殿高。丹殿子司諫，赤縣我徒勞。相去半日程，不得同遊遨。到官來十日，覽鏡生二毛。”（卷九）“元拾遺”指元稹，“李司錄”指李翱。在盩至識陳鴻、王質夫，時相唱和，如《酬王十八李大見招遊山》：“自憐幽會心期阻，複愧嘉招書信頻，王事牽身去不得，滿山鬆雪屬他人。”（卷十三）集中多有題“王十八”者，“王十八”即王質夫。十二月，與王質夫、陳鴻同遊仙遊寺，撰《長恨歌》。陳鴻《長恨歌傳》雲：“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於盩厔，鴻與琅琊王質夫家於是邑，暇日相攜遊仙遊寺，話及此事，相與感歎。質夫舉酒於樂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於世。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為歌之如何？樂天因為《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也。歌既成，使鴻傳焉。”（卷十二附）

　　《晚春重到集賢院》：“官曹清切非人境，風日鮮明是洞天。滿砌荊花鋪紫毯，隔牆榆莢撒青錢。前時謫去三千裏，此地辭來十四年。虛薄至今慚舊職，院名抬舉號為賢。”（卷十九）

　　箋證：所謂“前時謫去三千裏，此地辭來十四年”，“謫去三千裏”，是指白居易元和十年的江州之貶；“十四年”，據白居易《奉敕試製書詔批答詩等五首》自注：“元和二年十一月四日，自集賢院召赴銀台候進旨。五日，召入翰林，奉敕試製詔等五首。翰林院使梁守謙奉宣：宜授翰林學士。數月，除左拾遺。”（卷四十七）白居易元和二年擔任集賢校理，至元和十五年自忠州刺史召回擔任司門員外郎，這期間剛好十四年。所以《奉敕試製書詔批答詩等五首》下有“將仕郎守京兆府盩厔縣尉集賢殿校理臣白居易進”語。“奉敕試製詔等五首”，是指其試撰的《奉敕試邊鎮節度使加仆射製》《與金陵立功將士等敕書》《與崇文詔（時崇文為西川節度使）》《批河中進嘉禾圖表》《太社觀獻捷詩（以功字為韻四韻成）》。

　　“集賢院”，《唐六典》卷九“集賢殿書院”雲：“開元十三年所置。漢、魏以來，其職具秘書省。梁武帝於文德殿內列藏眾書。北齊有文林館學士，後周有麟趾殿學士，皆掌著述。隋平陳之後，寫書正、副二本，藏於宮中，其餘以實秘書外閣。煬帝於東都置觀文殿，東西廂貯書。自漢延熹至今，皆秘書掌圖籍，而禁中之書或時有焉。及太宗在藩邸，有秦府學士十八人；其後，崇文館、弘文館皆有學士，則天時亦有殊英學士，皆其任也。今上即位，大收群書，以廣儒術。自開元五年，於乾元殿東廊下寫四部書，以充內庫，乃令右散騎常侍褚無量、秘書監馬懷素總其事，置刊定官四人，以一人判事，其後因之。六年，駕幸東京；七年，於麗正殿安置，為修書使。褚、馬既卒，元行衝為使，尋以張說代之。八年，置校理二十人。十二年，駕幸東都，於命婦院安置。十三年，召學士張說等宴於集仙殿，於是改名集賢殿修書所為集賢殿書院，五品已上為學士，六品已下為直學士，以說為大學士，知院事。說累讓‘大’字，詔許之。其後，更置修撰、校理官。又有待製官名，其來尚矣。”白居易《病中辱張常侍題集賢院詩因以繼和》詩雲：“天祿閣門開，甘泉侍從回。圖書皆帝籍，僚友盡仙才。騎省通中掖，龍樓隔上台。”（卷二十三）其工作環境則如本詩所言：“官曹清切非人境，風日鮮明是洞天。滿砌荊花鋪紫毯，隔牆榆莢撒青錢。”

　　《自題寫真（時為翰林學士）》：“何事赤墀上，五年為侍臣。況多剛狷性，難與世同塵。”（卷六）

　　箋證：“五年為侍臣”，謂白居易元和二年十一月四日，自集賢院召赴銀台候旨，次日，召入翰林，奉敕試製誥五道，為翰林學士。至元和六年四月三日，丁母憂退居下圭義津鄉金氏村，期間擔任翰林學士將近五年。範祖禹《唐鑒》卷五《玄宗》：“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故詔敕行焉。明皇始製翰林，而其職始分。既發號令，預謀議，則自宰相以下，進退輕重係之，豈特取其詞藝而已哉！”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五十四《職官考八》：“翰林初置，人才與雜流並處，其後雜流不入，職清而地禁，專以處忠賢文章之士。然有‘天子私人’之目，‘內相’之稱，則非王政設官之體矣。”紀昀等撰《曆代職官表》卷二十三《翰林院》曆代建置條：“然唐宋所謂翰林學士者，其職在於參受密命，發演絲綸，乃如今軍機大臣之承淨旨書宣，而於他事固無所預。”可見，翰林學士在唐代，是“參受密命，發演絲綸”，專掌“拜免將相，號令征伐”（《新唐書百官誌》卷四十六）等重要製、詔草擬的近密之職。又據《舊唐書四三職官誌翰林院條》說：“玄宗即位，張說、張九齡等召入翰林，謂之翰林待詔……德宗好文，尤難其選，貞元以後為學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元稹《翰林學士承旨記》亦雲：“憲宗章武皇帝以永貞元年即大位，始命鄭公（鄭）為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上，十七年間由鄭至杜（杜元穎）十一人，而九參大政焉。”（《元稹集》卷五十一）因此，翰林學士雖然有職無位，卻有號為“內相”“天子私人”（《新唐書百官誌》卷四十六）的榮譽。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六〇《薑公輔傳》考雲：“唐時翰林學士無品秩，但為差遣，故常給它官，支其俸給。公輔本以左拾遺入翰林，歲滿改官，乃兼京兆戶曹參軍。元和初，白居易亦以左拾遺為翰林學士，及當改官，除京兆戶曹參軍。”

　　此時的白居易，不僅深知自己的身份：“職為學士，身是諫官”（卷五十八，《論製科人狀》），而且對自己“職居密近”深得憲宗信任，亦表現得誌得意滿，時常抒發這種難抑的情感，如元和四年（809）《醉後走筆酬劉五主簿長句之贈兼簡張大賈二十四先輩昆季》詩雲：“元和運氣千年聖，同遇明時餘最幸。始辭秘閣吏王畿，遽列諫垣升禁闈。蹇步何堪鳴佩玉？衰容不稱著朝衣。閶闔晨開朝百辟，冕旒不動香煙碧。步登龍尾上虛空，立去天顏無咫尺。宮花似雪從乘輿，禁月如霜坐直廬。身賤每驚隨內宴，才微常愧草天書。晩鬆寒竹新昌第，職居密近門多閉。”（卷十二）的確，五年赤墀侍臣的翰林經曆，是白居易繼科舉後人生的又一次高峰體驗，所以傅璿琮認為：“五年間的翰林學士生活，是白居易一生從政的最高層次，也是他詩歌創作的一個高峰，又給他帶來思想、情緒上的最大衝擊。”傅璿琮：《從白居易研究中的一個誤點談起》，《文學評論》2002年第2期。但同時，亦有一個現象值得特別注意，“職居密近”的為政生活往往是單調枯燥，甚至是落寞淒涼的，所以白居易這段時間盡管為政上生性鋒銳，意氣風發，但個人的生活卻不僅是“門多閉”，而且在詩中屢屢抒發了落寞淒涼這樣的情懷，如“謬入金門侍玉除，煩君問我意何如？蟠木詎堪明主用，籠禽徒與故人疏。”（卷十四，《答馬侍禦見贈》）、“夜深草詔罷，霜月淒凜凜”（卷五，《冬夜與錢員外同直禁中》）、“宮漏三聲知半夜，好風涼月滿鬆筠。此時閑坐寂無語，藥樹影中惟兩人。”（卷十四，《同錢員外禁中夜直》）、“銀台金闕夕沉沉，獨宿相思在翰林。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裏外故人心。渚宮東麵煙波冷，浴殿西頭鍾漏深。”（卷十四，《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獨直對月憶元九》）等，均是如此。

　　《初授拾遺》：“奉詔登左掖，束帶參朝議。何言初命卑，且脫風塵吏。……天子方從諫，朝廷無忌諱。……諫紙忽盈箱，對之終自愧。”（卷一）

　　箋證：白居易元和三年（808）四月二十八日授左拾遺，仍充翰林學士。故《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詩雲：“再喜登烏府，多慚侍赤墀。（四年，微之複拜監察，予為拾遺、學士也。）”（卷十三）元稹元和四年拜任監察禦史時，白居易正任左拾遺兼翰林學士，故言“左掖”，謂門下省。左拾遺為門下省屬官，其職責是“言國家遺事，拾而論之，故以名官焉。”（《唐六典》卷八《門下省》）又，《舊唐書》卷四十三《職官二》：“補闕、拾遺之職，掌供奉諷諫，扈從乘輿，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對此，白居易《初授拾遺獻書（元和三年進）》有充分說明：“五月八日，翰林學士、將仕郎、守左拾遺臣白居易頓首頓首，謹昧死奉書於施扆之下：臣伏奉前月二十八日恩製，除授臣左拾遺，依前充翰林學士者。……臣謹按《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庭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所以授官已來，僅將十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卷五十八）被貶江州期間，仍有詩《昔與微之在朝日因蓄休退之心迨今十年淪落老大追尋前約且結後期》記錄這段意氣風發的歲月：“往子為禦史，伊餘忝拾遺。皆逢盛明代，俱登清近司。予係玉為佩，子曳繡為衣。從容香煙下，同侍白玉墀。”（卷七）

　　“諫紙忽盈箱，對之終自愧”，白居易自謂“月慚諫紙二百張，歲愧俸錢三十萬”（卷十二，《醉後走筆酬劉五主簿長句之贈兼簡張大賈二十四先輩昆季》）、“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卷四十五，《與元九書》），擔任諫官期間，是白居易從政最積極有為的時期，在抨擊權豪王鍔、於、裴均等的同時，還“危言詆閹寺，直氣忤均軸”（卷十四，《和夢遊春詩一百韻》），對宦官吐突承璀、俱文珍、李輔光等，予以公開彈奏。不僅如此，在“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卷四十五，《與元九書》）的詩學思想的指引下，白居易為了“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卷一，《寄唐生》）、“救濟人病，裨補時闕”（卷四十五，《與元九書》），創作了一大批諷諭時政的諷諭詩，使“凡聞仆《賀雨》詩，眾口皆籍籍，以為非宜矣。聞仆《哭孔戡詩》，眾麵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兒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者扼腕矣。聞《宿紫閣詩》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卷四十五，《與元九書》）《傷唐衢二首》其二亦雲：“憶昨元和初，忝備諫官位。是時兵革後，生民正憔悴。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貴人皆怪怒，閑人亦非訾。天高未及聞，荊棘生滿地。惟有唐衢見，知我平生誌。”（卷一）

　　《初除戶曹喜而言誌》：“詔授戶曹掾，捧詔感君恩。”（卷五）

　　箋證：“詔授戶曹掾”，元和五年五月，白居易左拾遺秩滿，並未循例得到升遷，而是由內官轉為外官，詔授京兆府戶曹參軍。其中緣由，白居易《奏陳情狀（元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進）》雲：“臣母多病，臣家素貧。甘旨或虧，無以為養；藥餌或闕，空致其憂。……伏以自拾遺授京兆府判司，往年院中曾有此例。資序相類，俸祿稍多。儻授此官，臣實幸甚。則及親之祿，稍得優豐；荷恩之心，不勝感激。”（卷五十九）同卷《謝官狀（元和五年五月六日進）》進一步解釋說：“新授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白居易……臣叨居近職，已涉四年。自顧庸昧，無禆明聖。塵忝歲久，憂慚日深。況於官祿之間，豈敢有所選擇？但以位卑俸薄，家貧親老。養闕甘馨之費，病乏藥石之資。……況前件官位望雖小，俸料稍優，臣今得之，勝登貴位。”所以詩中亦有“感恩非為己，祿養及吾親。……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廩祿二百石，歲可盈倉囷。……浮榮及虛位，皆是身之賓。唯有衣與食，此事粗關身”（卷五，《初除戶曹喜而言誌》）這樣的詩句。因此，《舊唐書》卷一六六《白居易傳》雲：“元和）五年，當改官，上謂崔群曰：‘居易官卑俸薄，拘於資地，不能超等，其官可聽自便奏來。’居易奏曰：‘臣聞薑公輔為內職，求為京府判司，為奉親也。臣有老母，家貧養薄，乞如公輔例。’於是，除京兆府戶曹參軍。”按，薑公輔建中元年（780）為左拾遺，召入翰林為學士，《舊唐書》卷一三八《薑公輔傳》：“歲滿當改官，公輔上書自陳，以母老家貧，以府掾俸給稍優，乃求兼京兆府戶曹參軍，特承恩顧。”對此，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六十解釋道：“蓋拾遺雖為兩省供奉官，秩止從八品，京府參軍秩正七品，俸給較厚。”可見，白居易請為京兆府戶曹參軍，完全是從“俸給較厚”這一現實的實際需要出發，才作出如此抉擇的。此後，白居易每每言說自己為官俸祿，洪邁《容齋隨筆》五筆卷八“白公說俸祿”條詳盡考錄雲：白樂天仕宦，從壯至老，凡俸祿多寡之數，悉載於詩，雖波及它人亦然。其立身廉清，家無餘積，可以概見矣。因讀其集，輒敘而列之。其為校書郎，曰：‘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為左拾遺，曰：‘月慚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兼京兆戶曹，曰：‘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廩祿二百石，歲可盈倉囷。’貶江州司馬，曰：‘散員足庇身，薄俸可資家。’《壁記》曰：‘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

　　罷杭州刺史，曰：‘三年請祿俸，頗有餘衣食。’‘移家入新宅，罷郡有餘資。’為蘇州刺史，曰：‘十萬戶州尤覺貴，二千石祿敢言貧。’為賓客分司，曰：‘俸錢八九萬，給受無虛月。’‘嵩洛供雲水，朝廷乞俸錢。’‘老宜官冷靜，貧賴俸優饒。’‘官優有祿料，職散無羈縻。’‘官銜依口得，俸祿逐身來。’為河南尹，曰：‘厚俸如何用，閑居不可忘。’不赴同州，曰：‘誠貪俸錢厚，春如身力衰。’為太子少傅，曰：‘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閑人。’‘又問俸厚薄，百十隨月至。’‘七年為少傅，品高俸不薄。’其致仕，曰：‘全家遁此曾無悶，半俸資身亦有餘。’‘俸隨日計錢盈貫，祿逐年支粟滿囷。’‘壽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其泛敘曰：‘曆官凡五六，祿俸及妻孥。’‘料錢隨官用，生計逐年營。’‘形骸俛班行內，骨肉勾留俸祿中。’其他人者，如陝州王司馬曰：‘公事閑忙同少尹，俸錢多少敵尚書。’劉夢得罷賓客，除秘監，祿俸略同，曰：‘日望揮金賀新命，俸錢依舊又如何。’歎洛陽、長水二縣令，曰：‘朱紱洛陽官位屈，青袍長水俸錢貧。’其將下世，有《達哉樂天行》：‘先賣南坊十畝園，次賣東郭二頃田。然後兼賣所居宅，仿佛獲緡二三千。但恐此錢用不盡，即先朝露歸夜泉。’後之君子試一味其言，雖日飲貪泉，亦知斟酌矣。觀其生涯如是，東坡雲：‘公廩有餘粟，府有餘帛。’殆亦不然。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中華書局，2005年11月，第921-922頁。針對這個情況，朱熹諷刺說：唐文人皆不可曉。如劉禹錫作詩說張曲江無後，及武元衡被刺，亦作詩快之。白樂天亦有一詩暢快李德裕。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地涎出。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七，中華書局，1986年3月，第3328頁。

　　白居易請為京兆府戶曹參軍的初衷，元稹《和樂天初授戶曹喜而言誌（馬調元注雲：樂天為左拾遺，歲滿當遷，帝以資淺且家貧，聽自擇官，樂天請以翰林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以便養。詔可。）》亦有很好說明：“王爵無細大，得請即為恩。君求戶曹掾，貴以祿奉親。聞君得所請，感我欲沾巾。今人重軒冕，所重華與紛。矜誇仕台閣，奔走無朝昏。君衣不盈篋，君食不滿囷。君言養既薄，何以榮我門？披誠再三請，天子憐儉貧。詞曹直文苑，捧詔榮且忻。歸來高堂上，兄弟羅酒樽。各稱千萬壽，共飲三四巡。我實知君者，千裏能具陳。感君求祿意，求祿殊眾人。上以奉顏色，餘以及親賓。棄名不棄實，謀養不謀身。可憐白華士，永願淩青雲。”（《元稹集》卷六）

　　《酬張十八訪宿見贈（自此後為太子讚善大夫時所作）》：“昔我為近臣，君常稀到門。今我官職冷，唯君來往頻。……問其所與遊，獨言韓舍人。其次即及我，我愧非其倫。胡為謬相愛，歲晩逾勤勤。落然頹簷下，一語夜達晨。”（卷六）

　　箋證：詩中“韓舍人”，謂韓愈。韓愈以考功郎中知製誥在元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唐人知製誥亦得稱舍人。知此詩作於本年底，與詩中“歲晚”正合。同時可知元和九年冬白居易授太子左讚善大夫。“張十八”，謂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第進士，為太常侍太祝，久次遷秘書郎，所以白居易有詩雲：“獨有詠詩張太祝，十年不改舊官銜。”（卷十五，《張十八》）其《與元九書》雲：“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卷四十五）張籍與白居易多有酬和，亦與韓愈交遊甚密。“今我官職冷”，太子左讚善大夫為東宮閑職，故言。又有《初授讚善大夫早朝寄李二十助教》“寂寞曹司非熱地，蕭條風雪是寒天。……一種共君官職冷，不如猶得日高眠。”（卷十五）、《白牡丹》“白花冷淡無人愛，亦占芳名道牡丹。應是東宮白讚善，被人還喚作朝官。”（卷十五）、《重過秘書舊房因題長句（時為讚善大夫）》“昔為白麵書郎去，今作蒼頭讚善來。”（卷十五）等詩，抒發了其“官職冷”的這種情感。其中第一首詩題中的“李二十助教”，指李紳，貞元十八年進士及第，貞元二十年因元稹與白居易相交，此後酬和頗多。

　　太子左讚善大夫雖為東宮閑職，履職卻與諫官相近：“左讚善掌翊讚太子以規諷也。皇太子出入動靜，苟非其德義，則必陳古以箴焉。”（《唐六典》卷二十六）所以當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被藩鎮李師道派刺客刺殺於長安，在“合朝震栗，不知所雲。”（卷四十四，《與楊虞卿書》）的情況下，白居易出於諫官的職業素養及“隻要明是非，何曾虞禍福。”（卷十四，《和夢遊春詩一百韻》）的為政心態，率先上奏請求捕殺罪犯，以雪國恥。然這一正義之舉的結果卻是同年八月被奏貶江州刺史，複論不當治郡，追改江州司馬，十月起程。針對這一狀況，白居易《與楊虞卿書》有深刻反思：“武相之氣平明絕，仆之書奏日午入，兩日之內，滿城知之。其不與者或誣以偽言，或構以非語，且浩浩者不酌時事大小與仆言當否，皆曰丞郎、給舍、諫官、禦史尚未論請，而讚善大夫何反憂國之甚也？仆聞此語，退而思之：讚善大夫誠賤冗耳！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獨進封章，謂之忠，謂之憤，亦無愧矣。謂之妄，謂之狂，又敢逃乎？”（卷四十四）

　　《初貶官過望秦嶺（自此後詩江州路上作）》：“草草辭家憂後事，遲遲去國問前途。望秦嶺上回頭立，無限秋風吹白須。”（卷十五）

　　箋證：白居易貶江州，據其《琵琶行序》：“元和十年，予左遷九江郡司馬。”（卷十二）、《江州司馬廳記》“予佐是郡行四年矣，……時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記。”（卷四十三）、《東南行一百韻寄通州元九侍禦灃州李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開州韋大員外庾三十二補闕杜十四拾遺李二十助教員外竇七校書》於“播遷分郡國，次第出京都”句下自注“十年春，微之移佐通州。其年秋，予出佐潯陽。明年冬，杓直出牧灃州。崔二十二出牧果州。韋大出牧開州。”（卷十六）及摯友元稹《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去應緣直道，哭不為窮途”“通川誠有咎，湓口定無辜（自注雲：‘三月稹之通州，八月樂天之江州。’）”（《元稹集》卷十二）可知，在元和十年秋八月。然從去往江州途中的《歲晚旅望》“朝來暮去星霜換，陰慘陽舒氣序牽。……向晚蒼蒼南北望，窮陰離思兩無邊。”（卷十五）等詩的詩意來看，其起程應在深秋初冬之際。這是因為，白居易六月上疏請捕殺武元衡的凶手，以雪國恥。宰相以宮官先台諫言事，惡之。忌者造謠誹謗白居易母親看花墜井死，而作《新井》《賞花》詩，有傷名教，議貶江州刺史，八月下詔。王涯等大臣複論不當治郡，追改江州司馬，所以直到十月才起程。白居易離開江州的時間在元和十四年春天，據《十年三月三十日別微之於灃上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夜遇微之於峽中停舟夷陵三宿而別言不盡者以詩終之因賦七言十七韻以贈且欲記所遇之地與相見之時為他年會話張本也》（卷十七）詩題可證。由此可見，白居易在江州待的時間是五個年頭三年多的時間。

　　“草草辭家憂後事，遲遲去國問前途”，據《唐會要》卷四十一《左降官及流人》：“長壽三年五月三日敕：‘貶降官並令於朝堂謝，仍容三五日裝束。’……十年六月十二日敕：‘自今以後，準格及敕，應合決杖人，若有便流移左貶之色，決訖，許一月內將息，然後發遣。其緣惡逆指斥乘輿者，臨時發遣。’……天寶五載七月六日敕：‘應流貶之人，皆負譴罪。如聞在路多作逗留，郡縣阿容，許其停滯。自今以後，左降官量情罪稍重者，日馳十驛已上赴任。流人押領，綱典畫時，遞相分付，如更因循，所由官當別有處分。’”可見開元五年後，不僅要求左降官詔下立即起程，而且左降官量情罪稍重，須日馳十驛已上赴任，這在此後基本成為常式。按，唐代一驛為三十裏（見《唐六典》卷五），日馳十驛，乃三百裏，這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條件下，是非常嚴苛的。所以張九齡貶荊州刺史時雲：“聞命惶怖，魂膽飛越，即日戒路，星夜奔馳。”（《全唐文卷二八八，《荊州謝上表》）張籍描述楊憑貶臨賀尉時的情況說：“黃門詔下促收捕，京兆尹係禦史府。出門無複部曲隨，親戚相逢不容語。辭成謫尉南海州，受命不得須臾留。身著青衫騎惡馬，東門之外無送者。郵夫防吏急喧嘩，往往驚墮馬蹄下。”（徐禮節、餘恕誠：《張籍集係年校注》卷一，《傷歌行》）韓愈初貶陽山令時：“中使臨門遣，頃刻不得留。病妹臥床褥，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別，百請不頷頭。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慚羞。僶俛不回顧，行行詣連州。朝為青雲士，暮作白首囚。”（錢仲聯：《韓昌黎詩係年集釋》卷二，《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韓愈再被貶潮州時，“即日奔馳上道”（《潮州刺史謝上表》）“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閻琦：《韓昌黎文集注釋》下冊卷七，《女挐壙銘》）元稹自左拾遺貶江陵士曹參軍時：“四五年前作拾遺，諫書不密丞相知。謫官詔下吏驅遣，身作囚拘妻在遠。”（《元稹集》卷九，《聽庾及之彈烏夜啼引》）所以《文獻通考》卷一六八於天寶五載敕條下指出：“自是流貶者多不全矣。”因此白居易有“草草離家”“遲遲去國”語。集中又有“博望移門籍，潯陽佐郡符。（予自太子讚善大夫出為江州司馬）時情變寒暑，世利筭錙銖。即日辭雙闕，明朝別九衢。播遷分郡國，次第出京都。（十年春，微之移佐通州。其年秋，予出佐潯陽。明年冬，杓直出牧灃州。崔二十二出牧果州。韋大出牧開州。）”（卷十六，《東南行一百韻寄通州元九侍禦灃州李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開州韋大員外庾三十二補闕杜十四拾遺李二十助教員外竇七校書》）語。

　　“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孟子滕文公下》）“壯心徒許國，薄命不如人。才展淩雲翅，俄成失水鱗。”（卷十七，《江南謫居十韻》）的白居易，於《江州司馬廳壁記》《與楊虞卿書》《與元九書》《東南行一百韻寄通州元九侍禦灃州李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開州韋大員外庾三十二補闕杜十四拾遺李二十助教員外竇七校書》《自誨》《放言五首》等詩文中，對自己的無冤之屈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至於像“若有精靈應笑我，不成一事謫江州。”（卷十五，《題四皓廟》）、“逢時棄置從不才，未老衰羸為何事。”（卷十六，《謫居》）、“從此萬緣都擺落，欲攜妻子買山居。”（卷十六，《端居詠懷》）、“飽諳榮辱事，無意留人間。”（卷十六，《尋道士山居兼呈元明府》）、“早年薄有煙霞誌，晚歲深諳世俗情。”（卷十六，《重題》）等這樣的詩句，則更是表明了其對現實政治“日近恩雖重，雲高勢卻孤。翻身落霄漢，失腳倒泥塗。”（卷十六，《東南行一百韻寄通州元九侍禦灃州李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開州韋大員外庾三十二補闕杜十四拾遺李二十助教員外竇七校書》）畏懼無奈的心理。這種畏懼無奈的心理，即便在除為忠州刺史後還心有餘悸，如《江州赴忠州至江陵以來舟中示舍弟五十韻》雲：“且昧隨時義，徒輸報國誠；眾排恩易失，偏壓勢先傾。虎尾憂危切，鴻毛性命輕；燭蛾誰救護？蠶繭自纏縈。斂手辭雙闕，回眸望兩京；長沙拋賈誼，漳浦臥劉楨。……險路應須避，迷途莫共爭。……無妨隱朝市，不必謝寰瀛。但在前非悟，期無後患嬰。多知非景福，少語是元亨。晦即全身藥，明為伐性兵。昏昏隨世俗，蠢蠢學黎甿。鳥以能言構，龜緣入夢烹。知之一何晚？猶足保餘生！”（卷十七）又，《郡齋暇日憶廬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三十韻皆敘貶官以來出處之意》雲：“諫諍知無補，遷移分所當。不堪匡聖主，隻合事空王。龍象投新社，鵷鸞失故行；沉吟辭北闕，誘引向西方。……吾道尋知止，君恩偶未忘。忽蒙頒鳳詔，兼謝剖魚章。……唯擬捐塵事，將何答寵光？有期追永遠，無政繼龔黃。……身老同丘井，心空是道場。覓僧為去伴，留俸作歸糧。”（卷十八）也流露了這種心理。

　　白居易江州之貶遭讒，曆代學者均有關注。我們認為，張耒的看法最為肯綮：“高彥休作《唐闕史》，辨白樂天無因母墜井作《賞花》《新井》詩，賈子又從而續之。張子曰：二子謂之愛白公則可矣，未可謂知白公也。古之聖賢，誰能無謗？何獨樂天也哉。……故曰二子未可謂知白公者也。嗚呼！小人之害君子也，亦多術矣。謗之於意外，惑之於疑似，世之君子傍視而不平者，起而與之辨。起於知之所不足，故縱言極口而益召天下之多言，多言繁興，而是非足以兩行於世。”李逸安等點校：《張耒集》卷五十四《題賈長卿讀高彥休讀白樂天事》，中華書局，1990年7月，第824頁。這種“多言繁興，而是非足以兩行於世”的現象，一方麵，是由曆史事件本身的複雜性所決定的，其直接的結果也就成了曆史真相的撲朔迷離、模糊不清，因此後人重新審視這些曆史現象時，也就成了可資爭議的對象。而對江州之貶這一在其政治履曆中影響最為深刻的事件本身，白居易一直作著深刻的內省和反思，並成了其以後從政的一個根本的參照，如會昌元年的《遇物感興因示子弟》一詩，就和盤托出了自己的從政策略：“吾觀器用中，劍銳鋒多傷。吾觀形骸內，骨勁齒先亡。寄言處世者，不可苦剛強。龜性愚且善，鳩心鈍無惡。人賤拾支床，鶻欺擒暖腳。寄言立身者，不得全柔弱。彼固罹禍難，此未免憂患。於何保終吉，強弱剛柔間。”（卷三十六）很明顯，這一勸世之言，實際上就是白居易自己一生政治經驗的總結，其晚年之所以在政壇上左右逢源，很大程度上即得力於經過江州之貶反思出來的這種強弱相持、剛柔兼濟的處世哲學。

　　《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仰荷聖澤聊書鄙誠》：“移簪承舊念，剖竹授新官。鄉覺前程近，心隨外事寬。生還應有分，西笑問長安。”（卷十七）

　　箋證：“移簪承舊念，剖竹授新官”，白居易《忠州刺史謝上表》雲：“臣以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伏奉敕旨，授臣忠州刺史，以今月二十八日到本州，當日上訖。殊恩特獎，非次升遷。感戴驚惶，隕越無地。……臣性本疏愚，識惟褊狹。早蒙采錄，擢在翰林。僅曆五年，每知塵忝；竟無一事，上答聖明。及移秩宮僚，卑冗疏賤，不能周慎，自取悔尤。猶蒙聖慈，曲賜容貸。尚加祿食，出佐潯陽。一誌憂惶，四年循省。晝夜飲食，未嚐敢安。負霜枯葵，雖思向日；委風黃葉，敢望沾春？豈意天慈，忽加詔命。特從佐郡，寵授專城。喜極魂驚，感深泣下。方今淮蔡底定，兩河乂寧。臣得為升平之人，遭遇已極；況居符竹之寄，榮幸實多。誓當負刺慎身，履冰勵節。下安凋瘵，上副憂勤。未死之間，期展微效。局身地遠，仰首天高。”（卷六十一）題下自注：“元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離開忠州的時間是在元和十五年夏，據作於長慶二年的《商山路有感序》“前年夏，予自忠州刺史除書歸闕”（卷二十）可知，所以白居易《發白狗峽次黃牛峽登高寺卻望忠州》詩雲：“巴曲春全盡，巫陽雨半收。北歸雖引領，南望亦回頭。”（卷十八）結合白居易《初貶官過望秦嶺（自此後詩江州路上作）》條箋證來看，其元和十年（815）深秋初冬的江州之貶，至元和十五年（820）夏初自忠州刺史召回長安，這期間僅經曆了六個年頭四年半左右的時間。由於這段貶黜經曆是白居易為政最為灰暗的時期，所以他經常用“六年”或“七年”加以劃定，如“中間十四年，六年居譴黜”（卷第十一，《曲江感秋二首》其一）、“萬裏路長在，六年身始歸”（卷十八，《商山路有感》）、“六年不死卻歸來，道著姓名人不識”（卷十八，《惻惻吟》）、“一黜鶴辭軒，七年魚在沼”（卷二十二，《和微之詩二十三首》之《和我年三首》其三）、“七年囚閉作籠禽，但願開籠便入林”（卷二十七，《戊申歲暮詠懷三首》其三）、“憶昔謫居炎瘴地，巴猿引哭虎隨行。多於賈誼長沙苦，（予自左遷江峽，凡經七年。）小校潘安白發生。不準擬身年六十，遊春猶自有心情”（卷二十八，《不準擬二首》其二）、《杭州刺史謝上表》“臣謬因文學，忝廁班行，自先朝黜官以來，六年放棄”（卷六十一）等，均有這種心理因素。

　　白居易除了經常淒淒於這次被貶經曆外，尚在這次被貶過程中，對原本即有很強生命時間意識的他，得到了更加的激發。當然，白居易對生命時間意識的關注，更加體現在他諸多的“紀年詩”的創作上，這從洪邁對白居易所謂“紀年詩”的歸納中可以明顯感覺出，其雲：白樂天為人誠實洞達，故作詩述懷，好紀年歲。因閱其集，輒抒錄之。‘此生知負少年心，不展愁眉欲三十’，‘莫言三十是少年，百歲三分已一分’，‘何況才中年，又過三十二’，‘不覺明鏡中，忽年三十四’，‘我年三十六，冉冉昏複旦’，‘非老亦非少，年過三紀餘’，‘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鑾’，‘我今欲四十，秋懷亦可知’，‘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忽因時節驚年歲，四十如今欠一年’，‘四十為野夫，田中學鋤穀’，‘四十官七品，拙宦非由它’，‘毛鬢早改變，四十白發生’，‘況我今四十，本來形貌羸’，‘衰病四十身，嬌癡三歲女’，‘自問今年幾，春秋四十初’，‘四十未為老，憂傷早衰惡’，‘莫學二郎吟太苦，才年四十鬢如霜’，‘下有獨立人，年來四十一’，‘若為重入華陽院，病發愁心四十三’，‘已年四十四，又為五品官’，‘麵瘦頭斑四十四，遠謫江州為郡吏’，‘行年四十五，兩鬢半蒼蒼’，‘四十六時三月盡，送春爭得不殷勤’，‘我今四十六，衰悴臥江城’，‘鬢發蒼浪牙齒疏，不覺身年四十七’，‘明朝四十九，應轉悟前非’，‘四十九年身老日，一百五夜月明天’，‘衰鬢蹉跎將五十，關河迢遞過三千’，‘青山舉眼三千裏，白發平頭五十人’，‘宦途氣味已諳盡，五十不休何日休’，‘五十江城守，停杯忽自思’，‘莫學爾兄年五十，蹉跎始得掌絲綸’，‘五十未全老，尚可且歡娛’，‘長慶二年秋，我年五十一’，‘二月五日花如雪，五十二人頭似霜’，‘老校於君合先退，明年半百又加三’，‘前歲花前五十二，今年花前五十五’，‘倘年七十猶強健，尚得閑行十五春’，‘去時十一二，今年五十六’，‘我年五十七，榮名得幾許’，‘我年五十七，歸去誠已遲’，‘身為三品官，年已五十八’，‘五十八翁方有後，靜思堪喜亦堪嗟’，‘半百過九年，豔陽殘一日’，‘火銷燈盡天明後，便見平頭六十人’，‘六十河南尹，前途足可知’，‘不準擬身年六十，上山仍未要人扶’，‘不準擬身年六十，遊春猶自有心情’，‘我今悟已晚，六十方退閑’，‘今歲日餘二十六，來歲年登六十二’，‘心情多少在，六十二三人’，‘六十三翁頭雪白，假如醒黠欲何為’，‘行年六十四，安得不衰羸’，‘我今六十五，走若下坡輪’，‘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五十八歸來，今年六十六’，‘無憂亦無喜，六十六年春’，‘共把十千沽一鬥，相看七十欠三年’，‘七十欠四歲，此生那足論’，‘六十八衰翁，乘衰百疾攻’，‘又問年幾何，七十行欠二’，‘更過今年年七十，假如無病亦宜休’，‘今日行年將七十，猶須慚愧病來遲’，‘且喜同年滿七十，莫嫌衰病莫嫌貧’，‘舊語相傳聊自慰，世間七十老人稀’，‘皤然七十翁，亦足稱壽考’，‘昨日複今辰，悠悠七十春’，‘人生七十稀，我年幸過之’，‘白須如雪五朝臣，又入新正第七旬’（時年七十一），‘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須白頭風眩’，‘七十人難到，過三更較稀’，‘七十三人難再到，今春來是別花來’，‘七十三翁旦暮身，誓開險路作通津’，‘風光拋得也，七十四年春’，‘壽及七十五，俸沾五十千’，其多如此。蘇公素重樂天，故閑亦效之。

　　如‘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強半’，‘歲暮日斜時，還為昔人歎’，正引用其語。又‘四十豈不知頭顱，畏人不出何其愚’，‘我今四十二，衰發不滿梳’，‘憶在錢塘正如此，回頭四十二年非’，‘行年四十九，還此北窗宿’，‘吾年四十九，賴此一笑喜’，‘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五十之年初過二，衰顏記我今如此’，‘白發蒼顏五十三，家人強遣試春衫’，‘先生年來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門’，‘紛紛華發不足道，當返六十過去魂’，‘我年六十一，頹景薄西山’，‘結發事文史，俯仰六十踰’，‘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玩味莊誦，便如閱年譜也。“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五筆卷八”白蘇詩紀年歲條，中華書局，2005年11月，第919-920頁。

　　“網初鱗拔刺，籠久翅摧殘”，白居易《除忠州寄謝崔相公》亦雲：“忠州好惡何須問？鳥得辭籠不擇林。”（卷十七）“鄉覺前程近，心隨外事寬。生還應有分，西笑問長安”，果然一語成瑞，白居易自本年三月二十八日到任，至次年夏初即被授予刑部司門員外郎，調回京都長安。

　　《初除尚書郎脫刺史緋》：“親賓相賀問何如？服色恩光盡反初。頭白喜拋黃草峽，眼明驚拆紫泥書。便留朱紱還鈴閣，卻著青袍侍玉除。無奈嬌癡三歲女，繞腰啼哭覓銀魚。”（卷十八）

　　箋證：“尚書郎”，這裏特指從六品上刑部司門員外郎，白居易詩中亦稱南宮郎，《舊唐書》卷四十三《職官二》：“司門）郎中、員外郎之職，掌天下諸門及關出入往來之籍賦，而審其政。”白居易長慶二年《商山路有感序》雲：“前年夏，予自忠州刺史除書歸闕。”（卷二十）知白居易除刑部司門員外郎在元和十五年夏。其《洛中偶作》雲“半年南宮郎”，則元和十五年夏召為司門員外郎，至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除主客郎中、知製誥，適為半年。白居易由於此前曾作“泥塗吏”（卷十，《感秋懷微之》）、“炎瘴拋身遠，泥塗索腳難”（卷十七，《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仰荷聖澤聊書鄙誠》）、“赤嶺前年泥土身”（卷十九，《初加朝散大夫又轉上柱國》），因此貶官期間，常有“帝鄉遠於日”（卷七，《答崔侍郎錢舍人書問因繼以詩》）、“歎我在天涯”（卷七，《答故人》）、“各是天涯為刺史”（卷十六，《聞李十一出牧灃州崔二十二出牧果州因寄絕句》）的悲鬱惆悵，於今得除京官，自有“親賓相賀問何如？服色恩光盡反初。頭白喜拋黃草峽，眼明驚拆紫泥書”的喜悅與激動。“黃草峽”，在涪州，地近忠州。

　　“便留朱紱還鈴閣，卻著青袍侍玉除。無奈嬌癡三歲女，繞腰啼哭覓銀魚”，此處牽涉到唐代官員著緋、服紫及佩魚這個複雜的問題。唐製：“貞觀四年八月十四日詔曰：‘冠冕製度，已備令文，尋常服飾，未為差等。’宜令三品已上服紫，四品、五品已上服緋，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