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現代大學起步較晚,北京大學是具有現代意義的一所大學,從成立之初就以各種形式參與社會教育事業。五四運動時期,北京大學師生組織的平民教育講演團,走出學校,走向社會,用知識啟發教育民眾,將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傳播給勞苦大眾。這是曆史上大學開展社會教育的先河。但是,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受到“左”的錯誤的影響,“開門辦學”“上山下鄉”、大學停止招生等,使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受到阻滯。後來,“關門辦學”成為大學的辦學理念,結果導致大學與社會脫節,大學專業與社會需求脫節,大學生素質與社會需求脫節,嚴重影響了大學的發展。隨著教育的深化改革,尤其是現代終身教育思想的發展和建設學習型社會的需要,大學在培養人才的同時,更注重為社會服務。校企洽談、合作辦學等一些新途徑紛紛出現,大學開展社會教育越來越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並予以重視。
但是縱觀目前大學參與開展社會教育的實踐,大學社會教育仍然存在一些問題,通過總結梳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一)理論上:缺乏社會教育理論支撐
理論是行動的先導。縱觀高等教育理論研究,關於大學社會教育的理論研究甚少。大多數研究者都是從國家、科技、人才、創新等方麵論述大學教育理論,主要研究大學精神、大學理念、大學與社會的關係的理論較多;而從福利、慈善等層麵論述大學社會服務的理論很少。而且對大學開展社會教育的意義、目的、現狀、原則、方法、實踐、途徑等方麵都沒有深入研究,沒有理論支撐。此外,對國內大學開展社會教育的曆史和現狀方麵,以及對國外大學社會教育的經驗借鑒方麵的研究缺乏係統性、總結性考究。因此,人們對大學能否開展社會教育、為什麽開展社會教育和怎樣開展社會教育認識不清,結果導致實踐上缺乏動力。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深思並且具有理論意義的課題。
(二)實踐上:缺少社會教育指導者支持
從大學開展社會教育角度來說,所謂的社會教育指導者應該是那些以社會教育指導為職業的專職管理人員、工作人員或兼職人員。他們是社會教育事業的參加者、組織者和推動者,是聯係社會的紐帶,對社會教育事業的發展起到直接的推動作用。但是根據我國的國情和教育的實際狀況,我國還沒有社會教育指導者這個職業。從社會的角度看,現在的街道、社區組織的指導者,被稱為社區幹部或者物業管理者,而專職或是兼職的社會教育指導者的隊伍還沒有形成。從大學的角度看,大學也沒有從事社會教育方麵工作的專職人員,雖然有一些社會活動,但都是根據形勢的需要而特別舉辦的,比如誌願者活動、支教活動以及一些公益募捐活動。因此,要想使社會教育走向製度化、組織化,使大學社會教育發展壯大,社會教育指導者的缺乏確實是一個亟待考慮的問題。
(三)政策上:缺乏社會教育政策保障
我國目前的社會教育工作及其管理政出多門,比如有文化部門推動的社會教育工作,社區參與的社會教育活動,青年團開展的社會教育活動等。這種現象的存在和缺乏社會教育法規、政策有關。主要表現在:其一,教育政策和法規對社會教育界定不清,沒有專門的社會教育發展、管理法規條例;其二,教育行政部門基本上是在學校教育體係下架構的,沒有專門負責社會教育的機構,因而教育行政部門對社會教育的管理和支持不夠;其三,大學沒有設立開展社會教育的計劃和進度,也沒有負責推廣社會教育實踐的專門機構,大學的科研處隻是單純負責學校科研的發展,幾乎沒有推廣社會教育的功能。綜上,缺乏社會教育政策和法規的保障,使大學開展社會教育受到一定的阻礙。
(四)經濟上:缺乏社會教育經費保障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有社會教育經費支持社會教育發展,但幾次教育運動和教育改革後,社會教育事業和經費雙雙受挫,至今,在教育經費總額中,對社會教育的專項經費支持幾乎沒有。目前,我國教育經費主要是學校教育經費,而用於社會教育的經費基本上是地方行為、區域行為和團體行為,沒有自己的比例,也沒有固定的經費保障和來源。大學社會教育的經費,也基本上是由主管部門提供,社會教育的工作成效難以評估,也難以形成規範化、組織化、製度化。因此,大學社會教育的發展也必然受到社會教育經費短缺的限製和影響。
(五)思想上:“關門辦學”理念的桎梏
在人們的認識中,大學的教育對象是青年學生,主要目的是培養和選拔人才,但是大學如果麵向社會民眾開展社會教育,貌似不務正業,也很少有人接受這一觀點,即便接受,認識也存在差異。通過調研發現:有人認為大學參與社會教育會影響大學的教學質量;有人認為大學的社會教育是自找麻煩,費力不討好;還有人認為大學社會教育弊大於利,投資高,收益少。總之,這些觀念嚴重阻礙了大學社會教育的發展,使大學“關門辦學”,追求的是規模是層次,攀比的是科研是辦學是碩博點,大學的觀念是辦“高”、辦“大”、辦“全”,而把社會教育看成是低層次,把為社會服務看作是次要地位,把為民眾辦學看成是一種補充。所以,目前大學參與開展社會教育是極少數個例,沒有形成一定的組織規模,都源於這種守舊的觀念的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