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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斯諾登上天安門！中美解凍北京城(28)
沒有一個國家需要因尼克鬆的北京之行而心生恐懼，此行沒有任何秘密協議，也沒有任何幕後的交易。美國方麵表示希望緩和緊張的情勢，中國方麵則同意不使用武力或武力的威脅來解決國際爭端。此外，美國方麵指出，美國關心的是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美國的最終目標是和平。所謂“隨著該地區緊張情勢的緩和”指的不僅是台灣地區而已，由於中國反對在這部分內容中特別提到越南，公報中才會有這一段話。另外，為支援美軍在越南的行動而派駐台灣的幾千名美軍人員，將隨著美國退出越南戰場而撤離。美國人沒有什麽好隱瞞的。
沈劍虹問及為什麽公報中完全不提美國與台灣的關係？僅在一年前，美國尚在聯合國表示一個中國、兩個政府的想法，但在上海公報中，“中華民國”僅是一個島嶼――台灣。羅傑斯反問道：“貴國人民不是也堅持隻有一個中國嗎？”沈劍虹回答說：“不錯，這是因為中華民國政府是全中國人民依據憲法選舉而產生的，是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隻是一個叛亂政權而已。”
針對公報中的其他內容，沈劍虹詢問美國方麵為什麽在這個時候接受北京的所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包括不幹涉其他國家的內政；中國既然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省，他們豈不會把維持共同防禦條約解釋為美國幹涉他們的內政嗎？羅傑斯回答說，所謂五項原則與聯合國所認可的國際原則並無多大的不同，美國覺得很難不表同意。他接著補充說，當然，他十分清楚周恩來在提到不幹涉他國內政這句話時，心裏想的是什麽，但是，從台灣的觀念來說，這不會產生任何影響，也不致使台灣遭遇任何問題。不過，其他國家可能因此而認為台灣的國際地位受損了。羅傑斯解釋說，正因如此，格林要同時訪問這幾個地區其他幾個國家，向他們的領袖們就北京會談的內容提供簡報。
沈劍虹提出，美國政府是不是已經因為政策的緣故，決定今後提到“中華民國”時隻稱為台灣？羅傑斯回答說，美國政府將繼續稱“中華民國”，與中國進行交涉的時候則屬例外。美國既然極力主張與中國改善關係，就必須避免不必要地觸怒中國。但是，“為什麽尼克鬆總統在返國演說中稱中華民國為台灣？他當時並沒有與任何人談判。”羅傑斯十分機智，很快就提出好像言之成理的說詞，他說，尼克鬆總統在北京停留的最後幾天，一直使用台灣這個名詞，以致於心理上不能及時調整，而改用在華盛頓合適的措詞。
羅傑斯在1973年9月離開國務院，當時“水門事件”還沒有牽連尼克鬆及若幹重要的白宮助理，這是他離開公職最好的時機。羅傑斯離職時，僅是清理了他的辦公桌後，就回到他的“羅傑斯與威爾斯”律師事務所去了。
羅傑斯承認，美國政府將繼續設法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但中國並未試圖對美國施加壓力，要求給予外交承認。他透露，周恩來會見其他國家的訪客時，也沒有表達過這樣的意思。相反的，周恩來會見其他國家的訪客時，也沒有表達過這樣的意思。相反的，周恩來告訴一位丹麥外交官，他對新建立的關係頗感滿意。
他預料華盛頓、台北之間的關係不會有變化。美國仍將在各方麵盡可能的協助台灣。據他所知，尼克鬆政府中沒有任何人建議改變雙方目前的關係。
羅傑斯退出政壇後曾說，美國政府沒有與北京關係正常化的時間表。美國所希望的，隻是跟中國政府建立接觸，以促進貿易、文化及其他實質上的關係。這些目標既已實現，美國政府應該感到滿意。雙方代表擁有何種頭銜，並不是美國方麵關心的重要事項。羅傑斯對中國大陸的政治安定極表懷疑。他回憶說，1972年2月他陪同尼克鬆前往北京的時候，毛澤東的衰老及周恩來的體弱令他吃驚。每個人都在猜，這兩個老人去世後，大陸上會發生什麽變化。
尼克鬆正沉醉在北京之行中
1972年3月6日下午，尼克鬆總統在白宮的橢圓形辦公室接見沈劍虹。尼克鬆說：“請代我向‘蔣總統’及夫人致我個人最熱誠的敬意，敬祝他們政躬康泰。”他還要“大使”向蔣介石重申他個人的友誼，及美國與台灣的友誼。
沈劍虹問尼克鬆，除了基辛格和羅傑斯在華盛頓告訴他的，以及格林在台北向“台灣政府”報告的事情之外，他是否還有其他有關此次北京之行的狀況，需要“大使”向台灣方麵報告？尼克鬆說，對於格林未獲蔣介石接見，他深感遺憾。台灣政府官員顯然認為，格林既未參與尼、毛及尼、周會談，因而不能轉達這兩項高階層會談的內容。事實上，格林很清楚一切會談的細節，基辛格在華盛頓說的，和格林在台灣所說的，都是全部的實情。
尼克鬆表示，上海公報中沒有一個字提到美台共同防禦條約雖是實情，但基辛格已在上海舉行的記者會中澄清過這個問題，他已重申美國政府遵守條約的決心，而他本人在返國後演說中，也強調此行沒有任何秘密交易。他絕未在幕後討論其他國家的命運。整體說來，上海公報隻是一份供雙方對各項問題陳述其立場，而無意獲致任何協議的共同聲明。換言之，雙方僅是同意彼此看法不同而已。
尼克鬆說：“何況，公報並不是條約。”但他並沒有詳述這個問題，他的意思是不是說，既然公報不是條約，當事的雙方即可不受其約束？中國方麵顯然不是這樣想。
尼克鬆證實，中國大陸方麵起初要求在公報全文中，提到台灣的地方均用中國的一省代之。他說，他提出抗議，堅持美國方麵隻能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理由是，稱中國的一省將使台灣立即淪為從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位，而稱中國的一部分，則可使台灣不計麵積大小，而對中國享有較高的地位。尼克鬆說這話的神情，顯得非常自得。
關於台灣問題，美國政府的一貫立場是這個問題應用和平手段解決。美國無意幹涉，也不會敦促任何一方進行談判或提供任何建議。這個問題應如何解決？那是有直接關係的雙方須自行研商解決的問題。尼克鬆強調，美國不願介入此事。
台灣不應再懷疑美國信守對台灣條約承諾的決心。台灣新聞界任何疑慮的表示，都可能被美國國內的孤立主義分子所利用，就美國對東南亞國家的承諾展開一場大爭論，其結果，可能對台灣和美國都有不利的影響。
尼克鬆指著基辛格說，國家安全顧問對“大使”所說的話，就是代表他本人的意思。他不會允許基辛格隨便接見任何一位外國大使。他要求沈劍虹重視基辛格所說的話，因為這就如同是他自己說的，他希望沈劍虹把這番意思帶回台北。
在會談結束前，尼克鬆說，他了解他的北京之行使台灣的許多朋友們感到困撓。他希望台灣的朋友們都明白，如果美國與中國大陸的敵意持續下去，並懷疑彼此的動機，必然會使緊張形勢增加，如此不僅對美國有害，對所有的亞洲國家也都不利。
尼克鬆一直神態自若，壯態輕鬆，音調平穩，一度還將右腳翹在桌子上。他露齒而笑，卻無真正的笑意。北京之行是他外交政策上的重大突破，如今他正沐浴在一項外交成功的光輝中。
沈劍虹分別與基辛格、羅傑斯和尼克鬆會談時，都提出了同樣的問題，雖然每次措詞或有不同。做新聞記者的都了解，發生了任何事情，拿同樣一個問題，去問不同的參與者，有時候會得到不同的答案，真相通常就在這些答案之間。
蔣介石接見回台述職的沈劍虹。他右手拿著一份英文中國日報，這件事很不尋常，蔣介石是不看英文報的。他問沈劍虹看到“外交部長”周書楷的訪問談話沒有，這篇稿子是赫斯特新聞社的史密斯和湯普遜所寫的，文首即說周部長告訴他們，台灣鑒於尼克鬆訪問北京，準備試探與蘇聯及其他共產黨國家建立較友好的關係的可能性。
周書楷的訪問談話立刻引起了傳言。外界傳說台灣考慮大幅更張對共產黨國家的外交政策，包括對蘇聯的政策在內。甚至有人揣測，台北已經由1967年訪問台北的《倫敦晚報》蘇聯籍特派員路易斯，跟莫斯科搭上了線。
有一件事十分明顯，周書楷在發表談話前，似乎並沒有向更高當局報告談話的內容，亦未獲得許可，隻是隨口說說而已。不久“行政院”改組，周書楷改任不管部政務委員，由沈昌煥複任“外交部長”。綜合來說，蔣介石認為台灣很快將麵臨嚴重的挑戰。
第十一節 中美建交終成正果，台灣大使解甲歸田
“台灣大使”要求會晤卡特總統，但始終沒有任何消息。
卡特的這一當頭棒喝，使整個台灣島惶惶不知所措。
克裏斯托弗代表團於29日在台北遭到一夥示威青年的攻擊。
萬斯對華盛頓與北京的關係，談得相當多。
布熱津斯基訪問北京之後，美國采取了另外兩項行動。
布熱津斯基於1978年5月訪問北京後，台北方麵極為沮喪。
台灣的精神因多爾？斯通修正案為之一振。
在第一個問題上，中國的答複是“不行”。
卡特政府不願意見“台灣大使”
1977年7月20日，卡特宣誓就職，成為美國第39任總統。
“台灣大使”要求會晤卡特總統，但始終沒有任何消息。退而要求會晤副總統蒙代爾，他卻傳出話來，按照程序使節應先會晤國務卿。到了國務卿萬斯麵前，也遭到類似的推托。很顯然，新政府最高層的三個人都不想麵對台灣。
國務院的一位官員問“沈大使”，他為什麽堅持要會晤國務卿。他的目的是不是要製造正麵衝突。沈劍虹說，他隻是遵照指示辦事。此外，存在一個事實，美國駐台“大使”昂格爾在台北很容易看到台灣的高級官員，包括外長和行政院長在內。外交的基本原則之一是互惠，他認為，身為美國一個“盟邦”的“全權大使”，他當然有權就重要事務要求親自會晤國務卿。
相反，在新政府上任之前一個星期，中國駐華盛頓聯絡辦事處主任黃鎮在國務院基辛格的辦公室中，會晤過萬斯。卡特在就任總統後不到三個星期，在白宮接見黃鎮。台灣方麵為此頗為沮喪。
卡特提倡人權。他向所有的友邦和盟國保證，他決心信守美國的條約承諾。卡特這些公開表示，一度在台灣一些人心中燃起希望，認為上台的民主黨政府可能會重估前任共和黨政府采行的對華政策，並且對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的問題，會采取更謹慎的做法。有人留意到，卡特在競選演說中從未提到上海公報。但要預期他會廢棄這項公報，那是不切實際的。
卡特與福特舉行第二次電視辯論時，卡特曾經說過：“我當然要尋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但是，我決不讓這種友誼阻礙對台灣人民的獨立和自由的維護。”
萬斯在他的公開談話中，用詞更加簡明。1977年1月8日，在他首次會晤黃鎮之後告訴記者說：
“就我們與中國的關係而言，這種關係繼續以上海公報作為指引。我想，我目前應說的話，就是這些。將來某個時候，我會說我可能要去北京。現在我對像這樣的事情還沒有確定的日期。”
萬斯於3月17日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時，對美國尋求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的努力，加上新的意義和重要性：
“我們會繼續努力，進一步發展我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我們了解為了維持亞洲安定的相同戰略利益，我們會依照上海公報的精神行事。”
在這些聲明中，萬斯根本沒有提到美國與台灣之間存在的關係。
5月間，萬斯前往莫斯科訪問，他帶著卡特對限製戰略武器的新建議。在他返回華盛頓之後不久，華盛頓就宣布，萬斯的北京之行已由原定的11月提前到8月，據說是為了提醒蘇聯，美國的手中有一張中國牌。
萬斯在向亞洲學會發表演說時強調，美國會留在亞洲繼續扮演維持這個地區和平與安定的重要角色。他說，美國會基於互惠及互相尊重，尋求與亞洲的敵對國家建立正常及友好的關係，同時留意這些國家的人權情形。他說，美國會非常重視它與日本及大韓民國的安全安排。他保證擬議中從韓國撤出美軍的行動，將以避免影響韓國安全的方式加以處理。他也強調美國與日本關係的重要性，以及華盛頓希望與東南亞國家協會各會員國維持密切的雙邊關係。
萬斯對華盛頓與北京的關係，談得相當多。除了強調這種關係的重要性之外，他保證美國不會締結對付北京的任何條約，美國會承認並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獨立和統一，並且會繼續遵守上海公報中提出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的原則。他也宣稱，他同意公報中的聲明，即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在萬斯的演說中，沒有任何一處提到“中華民國”。他一度在重申美國希望和平解決所謂台灣問題時，間接提到台北。幾名親台的參議員曾看過萬斯演說的預發稿，發現省略了這一段。他們立即向國務院提出抗議，要求發布新聞之前改過來，但是國務院對這些抗議置之不理。略去了這一段話，顯然是故意的。
就在萬斯在紐約向亞洲學會發表演說的同一天，卡特在華盛頓接見了《時代雜誌》的五位記者。卡特在回答提問時說：“我們有可能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我樂於見到我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正常的關係。但是，在進行過程中，我們當然關心住在台灣的人生活在和平之中，我們希望這兩個目標互不相悖……。”卡特沒有稱台灣為“中華民國”，也沒有提到美台共同防禦條約。明顯看出他對台灣問題的立場轉弱了。
萬斯於1977年8月下旬前往北京，從事進行試探性會談的訪問。
卡特在回答報紙提問時說：“萬斯與華國鋒總理曾長談。他與副總理兼黨副主席鄧小平會談了幾個小時，他也與外長黃華晤談了數小時。”
卡特說到以下這一段話時，出現了萬斯的訪問未能導致任何協議的第一個官方暗示，他說：“我不覺得在現階段我受到任何約束，僅僅為了達成協議而倉促行事……我覺得我有的是時間。目前我至少覺得我得到大多數美國人的支持與信任，我認為我們應該從有實力和健全的立場來行事。”
新助理國務卿霍爾布魯克從北京返回華盛頓後透露（他是萬斯代表團中的一員），曾經討論過台灣問題。由於並未尋求達成協議，因此沒有達成任何協議文件。他把與卡特和國務院同樣的台詞再重述一遍：雖然卡特政府致力於北京關係正常化，其步調與方式仍未決定。
9月6日，鄧小平在北京告訴美聯社記者，萬斯的訪問不僅沒有在關係正常化問題上達成進展，反而實際上使這個過程倒退。這一頓脾氣完全出乎華盛頓官員的意料之外。
鄧小平在接受美聯社記者訪問時稱，他拒絕接受萬斯所提的把美國在北京的聯絡辦事處升級為大使館，同時將在台北的美國“大使館”降格為聯絡辦事處的建議，理由是，這表示華盛頓與台北的關係仍然是政府與政府間的關係。
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1978年5月20日至23日的北京之行，是有關卡特決定放棄台灣承認中國大陸最明顯的一次暗示。白宮及國務院4月26日都宣布了布熱津斯基要訪問北京的消息，據說是不顧萬斯的反對而作的安排。
據華盛頓的一些人士說，萬斯反對布熱津斯基訪問北京，主要不是反對他從事訪問，而是反對訪問的時機，他的論點是，這次訪問會使與蘇聯進行的第二階段限製武器談判變得更為複雜。萬斯受挫，表示布熱津斯基在政府中影響力日益增加。
為了緩和台灣的疑懼及國會山莊可能提出的反對，助理國務卿霍爾布魯克發表聲明說：“這不是一次關係正常化的訪問。這是一次就廣泛問題進行磋商的訪問。”他不預期布熱津斯基的訪問會導致任何與北京邁向關係正常化的行動。
布熱津斯基和基辛格一樣，在學術界生涯中多半研究的是歐洲事務，對亞洲事務的經驗不多。他也跟基辛格一樣，希望利用中國作為牽製蘇聯的工具。基於地緣政治的考慮，這項遊戲就叫做“打中國牌”。
台灣駐美“大使館”在獲悉布熱津斯基預定5月20日抵達北京的時候，立即與國務院的有關官員及國家安全會議的中國事務專家奧森伯格聯絡，因為那一天正是台灣領導人蔣經國就職的日子。國務院官員對此一巧合表示遺憾，奧森伯格則無動於衷。他說，沒有辦法把布熱津斯基的抵達日期提前或延後，因為在那段時間，萬斯和蒙代爾有事情要辦。這件事在台灣和美國引起強烈的反應，這是卡特政府對台灣進一步冷淡的跡象。
布熱津斯基的宣布要訪問北京之後兩天，向華盛頓日本學會發表重要的亞洲政策演說。他對美國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的關係，談了很多，但是沒有提到台灣，也沒有提到華盛頓與台北之間當時還存在的美台共同防禦條約。人們猜測，這是布熱津斯基向北京表示，卡特政府已準備依照北京的條件建立外交關係。
卡特在前一年夏天於聖母大學發表演說時曾經強調，他很重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能有更積極的關係，並且擴大關係。他當時說：“我們認為美國與中國的關係是我們全球政策的中心因素，中國是全球和平的一股主要力量。我們願意就全人類麵臨的問題與有創意的中國人密切合作。我們希望找到一種方式來溝通仍然使我們疏遠的一些歧見。”
布熱津斯基於1978年5月20日抵達北京，當天曾在接待他的宴會上致詞時提到卡特在聖母大學的演說，他向中國官員保證，美國並未把對北京的關係視為在戰術上的權宜之計。他說，實際上，這種關係是以共同的關切為基礎，而且源自於長期的戰略觀點――“抵抗任何想建立全球或地區霸權的國家的行動。”此外，布熱津斯基說：
“我們根據三個基本信念致力於我們的關係：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友誼對世界和平是至為重要及有益的；中國安定和強大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強大、有信心、參與全球事務，符合中國的利益……隻有那些企圖支配他國的國家才有理由擔心美國與中國發展進一步關係。”
他在結束致詞時說：
沈劍虹問及為什麽公報中完全不提美國與台灣的關係？僅在一年前，美國尚在聯合國表示一個中國、兩個政府的想法，但在上海公報中，“中華民國”僅是一個島嶼――台灣。羅傑斯反問道：“貴國人民不是也堅持隻有一個中國嗎？”沈劍虹回答說：“不錯，這是因為中華民國政府是全中國人民依據憲法選舉而產生的，是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隻是一個叛亂政權而已。”
針對公報中的其他內容，沈劍虹詢問美國方麵為什麽在這個時候接受北京的所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包括不幹涉其他國家的內政；中國既然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省，他們豈不會把維持共同防禦條約解釋為美國幹涉他們的內政嗎？羅傑斯回答說，所謂五項原則與聯合國所認可的國際原則並無多大的不同，美國覺得很難不表同意。他接著補充說，當然，他十分清楚周恩來在提到不幹涉他國內政這句話時，心裏想的是什麽，但是，從台灣的觀念來說，這不會產生任何影響，也不致使台灣遭遇任何問題。不過，其他國家可能因此而認為台灣的國際地位受損了。羅傑斯解釋說，正因如此，格林要同時訪問這幾個地區其他幾個國家，向他們的領袖們就北京會談的內容提供簡報。
沈劍虹提出，美國政府是不是已經因為政策的緣故，決定今後提到“中華民國”時隻稱為台灣？羅傑斯回答說，美國政府將繼續稱“中華民國”，與中國進行交涉的時候則屬例外。美國既然極力主張與中國改善關係，就必須避免不必要地觸怒中國。但是，“為什麽尼克鬆總統在返國演說中稱中華民國為台灣？他當時並沒有與任何人談判。”羅傑斯十分機智，很快就提出好像言之成理的說詞，他說，尼克鬆總統在北京停留的最後幾天，一直使用台灣這個名詞，以致於心理上不能及時調整，而改用在華盛頓合適的措詞。
羅傑斯在1973年9月離開國務院，當時“水門事件”還沒有牽連尼克鬆及若幹重要的白宮助理，這是他離開公職最好的時機。羅傑斯離職時，僅是清理了他的辦公桌後，就回到他的“羅傑斯與威爾斯”律師事務所去了。
羅傑斯承認，美國政府將繼續設法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但中國並未試圖對美國施加壓力，要求給予外交承認。他透露，周恩來會見其他國家的訪客時，也沒有表達過這樣的意思。相反的，周恩來會見其他國家的訪客時，也沒有表達過這樣的意思。相反的，周恩來告訴一位丹麥外交官，他對新建立的關係頗感滿意。
他預料華盛頓、台北之間的關係不會有變化。美國仍將在各方麵盡可能的協助台灣。據他所知，尼克鬆政府中沒有任何人建議改變雙方目前的關係。
羅傑斯退出政壇後曾說，美國政府沒有與北京關係正常化的時間表。美國所希望的，隻是跟中國政府建立接觸，以促進貿易、文化及其他實質上的關係。這些目標既已實現，美國政府應該感到滿意。雙方代表擁有何種頭銜，並不是美國方麵關心的重要事項。羅傑斯對中國大陸的政治安定極表懷疑。他回憶說，1972年2月他陪同尼克鬆前往北京的時候，毛澤東的衰老及周恩來的體弱令他吃驚。每個人都在猜，這兩個老人去世後，大陸上會發生什麽變化。
尼克鬆正沉醉在北京之行中
1972年3月6日下午，尼克鬆總統在白宮的橢圓形辦公室接見沈劍虹。尼克鬆說：“請代我向‘蔣總統’及夫人致我個人最熱誠的敬意，敬祝他們政躬康泰。”他還要“大使”向蔣介石重申他個人的友誼，及美國與台灣的友誼。
沈劍虹問尼克鬆，除了基辛格和羅傑斯在華盛頓告訴他的，以及格林在台北向“台灣政府”報告的事情之外，他是否還有其他有關此次北京之行的狀況，需要“大使”向台灣方麵報告？尼克鬆說，對於格林未獲蔣介石接見，他深感遺憾。台灣政府官員顯然認為，格林既未參與尼、毛及尼、周會談，因而不能轉達這兩項高階層會談的內容。事實上，格林很清楚一切會談的細節，基辛格在華盛頓說的，和格林在台灣所說的，都是全部的實情。
尼克鬆表示，上海公報中沒有一個字提到美台共同防禦條約雖是實情，但基辛格已在上海舉行的記者會中澄清過這個問題，他已重申美國政府遵守條約的決心，而他本人在返國後演說中，也強調此行沒有任何秘密交易。他絕未在幕後討論其他國家的命運。整體說來，上海公報隻是一份供雙方對各項問題陳述其立場，而無意獲致任何協議的共同聲明。換言之，雙方僅是同意彼此看法不同而已。
尼克鬆說：“何況，公報並不是條約。”但他並沒有詳述這個問題，他的意思是不是說，既然公報不是條約，當事的雙方即可不受其約束？中國方麵顯然不是這樣想。
尼克鬆證實，中國大陸方麵起初要求在公報全文中，提到台灣的地方均用中國的一省代之。他說，他提出抗議，堅持美國方麵隻能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理由是，稱中國的一省將使台灣立即淪為從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位，而稱中國的一部分，則可使台灣不計麵積大小，而對中國享有較高的地位。尼克鬆說這話的神情，顯得非常自得。
關於台灣問題，美國政府的一貫立場是這個問題應用和平手段解決。美國無意幹涉，也不會敦促任何一方進行談判或提供任何建議。這個問題應如何解決？那是有直接關係的雙方須自行研商解決的問題。尼克鬆強調，美國不願介入此事。
台灣不應再懷疑美國信守對台灣條約承諾的決心。台灣新聞界任何疑慮的表示，都可能被美國國內的孤立主義分子所利用，就美國對東南亞國家的承諾展開一場大爭論，其結果，可能對台灣和美國都有不利的影響。
尼克鬆指著基辛格說，國家安全顧問對“大使”所說的話，就是代表他本人的意思。他不會允許基辛格隨便接見任何一位外國大使。他要求沈劍虹重視基辛格所說的話，因為這就如同是他自己說的，他希望沈劍虹把這番意思帶回台北。
在會談結束前，尼克鬆說，他了解他的北京之行使台灣的許多朋友們感到困撓。他希望台灣的朋友們都明白，如果美國與中國大陸的敵意持續下去，並懷疑彼此的動機，必然會使緊張形勢增加，如此不僅對美國有害，對所有的亞洲國家也都不利。
尼克鬆一直神態自若，壯態輕鬆，音調平穩，一度還將右腳翹在桌子上。他露齒而笑，卻無真正的笑意。北京之行是他外交政策上的重大突破，如今他正沐浴在一項外交成功的光輝中。
沈劍虹分別與基辛格、羅傑斯和尼克鬆會談時，都提出了同樣的問題，雖然每次措詞或有不同。做新聞記者的都了解，發生了任何事情，拿同樣一個問題，去問不同的參與者，有時候會得到不同的答案，真相通常就在這些答案之間。
蔣介石接見回台述職的沈劍虹。他右手拿著一份英文中國日報，這件事很不尋常，蔣介石是不看英文報的。他問沈劍虹看到“外交部長”周書楷的訪問談話沒有，這篇稿子是赫斯特新聞社的史密斯和湯普遜所寫的，文首即說周部長告訴他們，台灣鑒於尼克鬆訪問北京，準備試探與蘇聯及其他共產黨國家建立較友好的關係的可能性。
周書楷的訪問談話立刻引起了傳言。外界傳說台灣考慮大幅更張對共產黨國家的外交政策，包括對蘇聯的政策在內。甚至有人揣測，台北已經由1967年訪問台北的《倫敦晚報》蘇聯籍特派員路易斯，跟莫斯科搭上了線。
有一件事十分明顯，周書楷在發表談話前，似乎並沒有向更高當局報告談話的內容，亦未獲得許可，隻是隨口說說而已。不久“行政院”改組，周書楷改任不管部政務委員，由沈昌煥複任“外交部長”。綜合來說，蔣介石認為台灣很快將麵臨嚴重的挑戰。
第十一節 中美建交終成正果，台灣大使解甲歸田
“台灣大使”要求會晤卡特總統，但始終沒有任何消息。
卡特的這一當頭棒喝，使整個台灣島惶惶不知所措。
克裏斯托弗代表團於29日在台北遭到一夥示威青年的攻擊。
萬斯對華盛頓與北京的關係，談得相當多。
布熱津斯基訪問北京之後，美國采取了另外兩項行動。
布熱津斯基於1978年5月訪問北京後，台北方麵極為沮喪。
台灣的精神因多爾？斯通修正案為之一振。
在第一個問題上，中國的答複是“不行”。
卡特政府不願意見“台灣大使”
1977年7月20日，卡特宣誓就職，成為美國第39任總統。
“台灣大使”要求會晤卡特總統，但始終沒有任何消息。退而要求會晤副總統蒙代爾，他卻傳出話來，按照程序使節應先會晤國務卿。到了國務卿萬斯麵前，也遭到類似的推托。很顯然，新政府最高層的三個人都不想麵對台灣。
國務院的一位官員問“沈大使”，他為什麽堅持要會晤國務卿。他的目的是不是要製造正麵衝突。沈劍虹說，他隻是遵照指示辦事。此外，存在一個事實，美國駐台“大使”昂格爾在台北很容易看到台灣的高級官員，包括外長和行政院長在內。外交的基本原則之一是互惠，他認為，身為美國一個“盟邦”的“全權大使”，他當然有權就重要事務要求親自會晤國務卿。
相反，在新政府上任之前一個星期，中國駐華盛頓聯絡辦事處主任黃鎮在國務院基辛格的辦公室中，會晤過萬斯。卡特在就任總統後不到三個星期，在白宮接見黃鎮。台灣方麵為此頗為沮喪。
卡特提倡人權。他向所有的友邦和盟國保證，他決心信守美國的條約承諾。卡特這些公開表示，一度在台灣一些人心中燃起希望，認為上台的民主黨政府可能會重估前任共和黨政府采行的對華政策，並且對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的問題，會采取更謹慎的做法。有人留意到，卡特在競選演說中從未提到上海公報。但要預期他會廢棄這項公報，那是不切實際的。
卡特與福特舉行第二次電視辯論時，卡特曾經說過：“我當然要尋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但是，我決不讓這種友誼阻礙對台灣人民的獨立和自由的維護。”
萬斯在他的公開談話中，用詞更加簡明。1977年1月8日，在他首次會晤黃鎮之後告訴記者說：
“就我們與中國的關係而言，這種關係繼續以上海公報作為指引。我想，我目前應說的話，就是這些。將來某個時候，我會說我可能要去北京。現在我對像這樣的事情還沒有確定的日期。”
萬斯於3月17日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時，對美國尋求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的努力，加上新的意義和重要性：
“我們會繼續努力，進一步發展我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我們了解為了維持亞洲安定的相同戰略利益，我們會依照上海公報的精神行事。”
在這些聲明中，萬斯根本沒有提到美國與台灣之間存在的關係。
5月間，萬斯前往莫斯科訪問，他帶著卡特對限製戰略武器的新建議。在他返回華盛頓之後不久，華盛頓就宣布，萬斯的北京之行已由原定的11月提前到8月，據說是為了提醒蘇聯，美國的手中有一張中國牌。
萬斯在向亞洲學會發表演說時強調，美國會留在亞洲繼續扮演維持這個地區和平與安定的重要角色。他說，美國會基於互惠及互相尊重，尋求與亞洲的敵對國家建立正常及友好的關係，同時留意這些國家的人權情形。他說，美國會非常重視它與日本及大韓民國的安全安排。他保證擬議中從韓國撤出美軍的行動，將以避免影響韓國安全的方式加以處理。他也強調美國與日本關係的重要性，以及華盛頓希望與東南亞國家協會各會員國維持密切的雙邊關係。
萬斯對華盛頓與北京的關係，談得相當多。除了強調這種關係的重要性之外，他保證美國不會締結對付北京的任何條約，美國會承認並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獨立和統一，並且會繼續遵守上海公報中提出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的原則。他也宣稱，他同意公報中的聲明，即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在萬斯的演說中，沒有任何一處提到“中華民國”。他一度在重申美國希望和平解決所謂台灣問題時，間接提到台北。幾名親台的參議員曾看過萬斯演說的預發稿，發現省略了這一段。他們立即向國務院提出抗議，要求發布新聞之前改過來，但是國務院對這些抗議置之不理。略去了這一段話，顯然是故意的。
就在萬斯在紐約向亞洲學會發表演說的同一天，卡特在華盛頓接見了《時代雜誌》的五位記者。卡特在回答提問時說：“我們有可能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我樂於見到我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正常的關係。但是，在進行過程中，我們當然關心住在台灣的人生活在和平之中，我們希望這兩個目標互不相悖……。”卡特沒有稱台灣為“中華民國”，也沒有提到美台共同防禦條約。明顯看出他對台灣問題的立場轉弱了。
萬斯於1977年8月下旬前往北京，從事進行試探性會談的訪問。
卡特在回答報紙提問時說：“萬斯與華國鋒總理曾長談。他與副總理兼黨副主席鄧小平會談了幾個小時，他也與外長黃華晤談了數小時。”
卡特說到以下這一段話時，出現了萬斯的訪問未能導致任何協議的第一個官方暗示，他說：“我不覺得在現階段我受到任何約束，僅僅為了達成協議而倉促行事……我覺得我有的是時間。目前我至少覺得我得到大多數美國人的支持與信任，我認為我們應該從有實力和健全的立場來行事。”
新助理國務卿霍爾布魯克從北京返回華盛頓後透露（他是萬斯代表團中的一員），曾經討論過台灣問題。由於並未尋求達成協議，因此沒有達成任何協議文件。他把與卡特和國務院同樣的台詞再重述一遍：雖然卡特政府致力於北京關係正常化，其步調與方式仍未決定。
9月6日，鄧小平在北京告訴美聯社記者，萬斯的訪問不僅沒有在關係正常化問題上達成進展，反而實際上使這個過程倒退。這一頓脾氣完全出乎華盛頓官員的意料之外。
鄧小平在接受美聯社記者訪問時稱，他拒絕接受萬斯所提的把美國在北京的聯絡辦事處升級為大使館，同時將在台北的美國“大使館”降格為聯絡辦事處的建議，理由是，這表示華盛頓與台北的關係仍然是政府與政府間的關係。
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1978年5月20日至23日的北京之行，是有關卡特決定放棄台灣承認中國大陸最明顯的一次暗示。白宮及國務院4月26日都宣布了布熱津斯基要訪問北京的消息，據說是不顧萬斯的反對而作的安排。
據華盛頓的一些人士說，萬斯反對布熱津斯基訪問北京，主要不是反對他從事訪問，而是反對訪問的時機，他的論點是，這次訪問會使與蘇聯進行的第二階段限製武器談判變得更為複雜。萬斯受挫，表示布熱津斯基在政府中影響力日益增加。
為了緩和台灣的疑懼及國會山莊可能提出的反對，助理國務卿霍爾布魯克發表聲明說：“這不是一次關係正常化的訪問。這是一次就廣泛問題進行磋商的訪問。”他不預期布熱津斯基的訪問會導致任何與北京邁向關係正常化的行動。
布熱津斯基和基辛格一樣，在學術界生涯中多半研究的是歐洲事務，對亞洲事務的經驗不多。他也跟基辛格一樣，希望利用中國作為牽製蘇聯的工具。基於地緣政治的考慮，這項遊戲就叫做“打中國牌”。
台灣駐美“大使館”在獲悉布熱津斯基預定5月20日抵達北京的時候，立即與國務院的有關官員及國家安全會議的中國事務專家奧森伯格聯絡，因為那一天正是台灣領導人蔣經國就職的日子。國務院官員對此一巧合表示遺憾，奧森伯格則無動於衷。他說，沒有辦法把布熱津斯基的抵達日期提前或延後，因為在那段時間，萬斯和蒙代爾有事情要辦。這件事在台灣和美國引起強烈的反應，這是卡特政府對台灣進一步冷淡的跡象。
布熱津斯基的宣布要訪問北京之後兩天，向華盛頓日本學會發表重要的亞洲政策演說。他對美國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的關係，談了很多，但是沒有提到台灣，也沒有提到華盛頓與台北之間當時還存在的美台共同防禦條約。人們猜測，這是布熱津斯基向北京表示，卡特政府已準備依照北京的條件建立外交關係。
卡特在前一年夏天於聖母大學發表演說時曾經強調，他很重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能有更積極的關係，並且擴大關係。他當時說：“我們認為美國與中國的關係是我們全球政策的中心因素，中國是全球和平的一股主要力量。我們願意就全人類麵臨的問題與有創意的中國人密切合作。我們希望找到一種方式來溝通仍然使我們疏遠的一些歧見。”
布熱津斯基於1978年5月20日抵達北京，當天曾在接待他的宴會上致詞時提到卡特在聖母大學的演說，他向中國官員保證，美國並未把對北京的關係視為在戰術上的權宜之計。他說，實際上，這種關係是以共同的關切為基礎，而且源自於長期的戰略觀點――“抵抗任何想建立全球或地區霸權的國家的行動。”此外，布熱津斯基說：
“我們根據三個基本信念致力於我們的關係：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友誼對世界和平是至為重要及有益的；中國安定和強大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強大、有信心、參與全球事務，符合中國的利益……隻有那些企圖支配他國的國家才有理由擔心美國與中國發展進一步關係。”
他在結束致詞時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