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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斯諾登上天安門!中美解凍北京城(29)

  “美國總統願意與強大的中國有友好的關係,他決心與各位共同克服根據上海公報以使雙方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仍然存在的困難。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已下了決心。”

  5月23日,布熱津斯基在訪問北京最後一天的宴會上致詞說,他覺得他與中國官員的會談“有益處,很重要,而且很有建設性”。

  布熱津斯基又說,美國不能坐視其他國家企圖支配他國或從地區動亂中混水摸魚的行動。

  他又說,有一個主題特別明顯:“我們共同的看法比我們的歧見重要。”他也斷言,他在北京會談所達成的相互了解的改善“會使我們在許多共同關切的地區,個別行動可以相互支援。”

  布熱津斯基在北京停留了三天。他沒有訪問中國大陸上的城市,除了參觀長城外,他也沒有作任何觀光活動。在參觀長城時,他和中國官員曾經比賽,看誰先登上城頭,並且開玩笑說,最後到的人就要去對抗埃塞俄比亞的俄國人。

  布熱津斯基離開北京後,先到日本,然後到韓國,向兩國政府簡報他在北京會談的情形。他把中國一個特別的訊息帶給日本首相福田赳夫:中國希望日本盡快簽訂擬議已久的和平友好條約。

  東京與北京在1972年9月田中角榮首相任內建立外交關係。但是,有關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的談判停頓了四年,因為北京堅持要把反對任何國家在這個地區建立霸權的條款列入條約中。日本拒絕中國的理由是,這樣可能會使日本與蘇聯已經齟齬的關係更加複雜。也許是布熱津斯基有關卡特已經對中國關係正常化下了決心的談話,使得福田首相改變主意。三個月後,北京撤回對日本一項建議的反對,日本的建議是在條約中另加一個單獨的條款,說明這項條約不針對任何其他國家。這項條約終於簽訂了――這就是布熱津斯基五月間在北京所說,可以相互支援的個別行動之一。

  另一個這種性質的行動是在六月間,中國外長黃華從紐約前往紮伊爾、荷蘭及土耳其訪問,表示北京與美國對非洲、西歐及中東的共同關切。

  布熱津斯基訪問北京之後,美國采取了另外兩項行動。其中一項是派遣一個美國政府科學和技術高級代表團訪問北京,由白宮科學顧問普賴斯率領,為科學及技術合作奠定基礎。另一項行動是放寬華盛頓對北京的武器管製政策。卡特政府雖然仍不準備出售精密的美製武器給中國,然而它不反對西方盟國將它們的武器售予中國。這項決定是由布熱津斯基轉達給中國的,據說包括以下三個要點:

  一、美國將不提供武器給中國或蘇聯。

  二、美國反對任何出售攻擊性武器給中國,此種武器可能威脅到中國的鄰國,或者成為亞洲不穩定因素。

  三、美國不反對北約盟國出售不具威脅性而是防禦性的武器給中國。

  總統和議會各唱各的戲

  在1978年開始之際,即有跡象顯示,這可能是卡特政府決定中國政策的一年。

  1月29日,馬薩諸塞州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在訪問中國大陸之後,透過全國電視網呼籲美國和中國關係正常化,他聲稱,“在曆史上這個獨一無二的期間內”,中國是亞洲和平的關鍵。如果日本可以和中國達成協議,為什麽美國不能?

  另一位民主黨人士――加州參議員克蘭斯頓,大約在同時也訪問過中國大陸。他返回美國時大聲疾呼:“承認中國的時機已經到來。”他認為美國應與台灣斷交。

  同年二月,美國駐北京聯絡辦事處主任伍德科克返國述職。他在聯合汽車工人工會會議中發表演說稱,美國和中國保持外交關係,而不與中國建交,顯然是荒謬之舉。

  伍德科克是由勞工界轉入外交界的人物,又由於能和白宮直接接觸,因而在這一敏感問題上的言論比一般職業外交官自由得多。在伍德科克放言高論後,白宮不加以糾正或澄清,使這番談話的重要性因而增加。美國國務院隻聲稱,“政策並無改變”,“我們的目標是達成關係正常化。”

  伍德科克自從1977年7月即派駐在北京,他對國務卿萬斯於1977年8月赴北京作試探性訪問後,中美關係正常化缺乏進展,顯然感到失望。他身為美國派駐北京的代表,他當然希望看到若幹進展。他說,卡特總統把有關對中國進一步行動的決定予以後延,他並無異議。但他說,他相信,不和中國建立完全的外交關係,是一項荒謬之舉。

  伍德科克所持的論點如下:“最可能發生另一次世界大戰的地區是在東北太平洋地區,可能是在朝鮮半島。”他警告說:“在我們采取行動,和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以及力量很大的國家建立完全及正常的關係之前。”這種危險不會緩和。他的結論是:“我確信,美國可以找到足夠的勇氣,采取明顯的步驟,和中共建交。”

  1978年1月底,美國國防部長布朗在他就國防問題發表的年度報告中表示,和中國建立有效關係極為重要,“不僅因為中共是一股在戰略上製衡蘇聯的力量,他因為這種關係將加強中國對東亞地區安全形勢的興趣。”

  然後,在五月間,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赴北京訪問。他在宴會中敬酒時向中國方麵保證,卡特總統“決心和你們一起克服達成完全關係正常化路上的殘餘障礙”。伍德科克當時必然感覺到,他的努力不久即將獲得成果。

  6月13日,合眾國際社駐華盛頓記者丹尼洛夫報道,卡特總統已告訴具有影響力的民間研究外交政策機構“三邊委員會”,他將力促與中國建立完全外交關係,並且提出三項保障台灣前途的條件。雖然美方尚未決定最後期限,但已決定加速進行談判,並且要求中國在台灣問題上作一些讓步。

  據丹尼洛夫報道,這三項條件是:

  一、在美國與中國建立完全外交關係之後美國對台灣的貿易及援助――包括軍事援助――要繼續下去。

  二、在美國駐台北“大使館”關閉後,將另設一個貿易辦事處。

  三、中國明白表示,不使用武力尋求台灣和中國大陸達成統一。至於以何種方式作此表示,仍有待協議。

  美國方麵並未認真的以這三個條件,作為中國所提與美國建交的三條件的反建議。中國的三條件是――美國和台灣斷交、廢除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從台灣撤走所有的美軍人員及設施。相反的,美國所提出的條件隻是卡特通知中國的一種方式,後者不必真正作任何讓步,隻要靜坐等候,美國自然會接受他們的條件。

  自從1978年初以來即有許多建交的間接征象出現。但卡特政府從未向台灣透露內情。卡特政府總是說,尚未決定建交的時間或模式。

  布熱津斯基於1978年5月訪問北京後,台北方麵極為沮喪。如果卡特政府不顧禮數,不肯改變布熱津斯基抵達北京的日期,台灣沒有理由指望它在任何有關台北的問題上,采取體諒的態度,除非國會出麵製衡。基於這種認識,美國參議院在7月25日,以94票對0票,通過多爾?斯通修正案。眾議院也在同年10月通過相同的修正案。

  在這項修正案中,參議院表明,“在任何擬議政策改變將影響到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效力的持續時”,國會有事先獲得谘商之權。這項修正案成為1978年國際安全援助法的一部分。卡特簽署了這項法律,但後來他沒有理會這項規定中應先與國會磋商的條款。雖然在12月15日宣布建交前三小時,他曾匆促的召請數名參眾議員前往白宮,通知即將采取的行動,但這不能算是上述法律中所規定的事先磋商。卡特未能按照這項規定或是故意不理會這項規定的行動,後來使他在國會中遭到嚴重困難,尤其是在參議院。參議院廢棄他對台灣問題所提出的綜合法案,另擬一項台灣關係法。

  多爾一斯通修正案規定:

  一、鑒於東亞持續安全穩定關係到美國的重大戰略利益;

  二、鑒於美國及台灣在1945年簽訂的美台共同防禦條約下已有24年的聯盟關係;

  三、鑒於台灣在這24年中,忠實及持續地履行該條約的職責及義務;

  四、鑒於國會有責任在美國簽署條約時,給予勸告及同意;

  五、國會認為,在任何擬議的政策改變將影響到上述共同防禦條約效力的持續時,參議院和行政部門應事先磋商。

  台灣的精神因多爾?斯通修正案為之一振。即使卡特可以不理會台北,但他必須顧及他和國會的關係;也必須執行經他簽署國際安全援助法之後成為法律的這一修正案的精神及條款。

  12月15日之前,台灣“駐美大使”對即將發生的事並未聽到任何風聲,甚至在12月15日的前幾天,在向美國國務院作例行查證時,也未發現任何警告信號。

  按照台北獲得的情報顯示,白宮在年底之前將有一項重大宣布。在更早一些時候,在華盛頓即有一項說法流傳,說卡特即將宣布訪問北京日期,因而台灣初步猜想上述重大宣布可能就是指此事而言。雖然他們當時並不排除卡特就關係正常化采取突然行動的可能性,但覺得理由不充分:

  一、當時美國國會期中選舉才過不久,卡特政府需要時間來處理美蘇第二階段限製戰略武器談判。一般認為,這畢竟是一項較為優先的問題。

  二、由於國際安全援助法的修正案已生效,卡特在廢除“中美共國防禦條約”之前,似乎不可能不與國會領袖磋商,而如果這種磋商一開始,台北即會聽到風聲。

  三、當時以色列和埃及之間的戴維營和談陷入僵局,美國國卿萬斯正忙著在國外奔波,至少在1979年年初之前,他沒有多少時間參加討論中國問題。

  四、當時美國國會因為將屆聖誕及新年假期而休會,大多數參眾議員都已離開華盛頓,除非發生全國性緊急情況,卡特不致破壞他們的假期,把他們召回華盛頓磋商。

  五、卡特說過他是二度誕生的基督徒,他對這段接近耶誕的“人世和平及萬民親善”期間,是應該給予若幹尊重的。

  鄧小平與伍德科克於11月底在極為秘密的情況下,在北京展開談判,進展非常迅速。美國提出兩項重要問題:中國是否同意保證不用武力於台灣?在美國不再承認台北,改為在承認北京之後,如果美國堅持繼續供應防禦性武器給台灣,北京將采取何種態度?

  在第一個問題上,中國的答複是“不行”,但如果美國表示希望或預期台灣問題獲得和平解決,中國將不加以反駁。在第二個問題上,中國表示反對,但不會讓美國出售武器給台灣這一問題阻礙關係正常化。

  至於《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中國接受美國按照該約規定,於發出通知後一年止約的決定,以換取美國承諾直到1979年12月31日為止的一年有效期延長期間,不考慮出售武器給台灣的新交易。

  除了關於出售武器給台灣的問題之外,雙方終於在12月13日達成協議。卡特不顧國會的決議案,決定立刻采取行動。因此,現在來回顧一下談判的過程,脈絡就很清楚了。

  在1978年5月布熱津斯基訪問北京之後,情況開始有重要進展。

  9月19日,卡特接見中國駐華盛頓聯絡辦事處主任柴澤民,告訴他,一旦關係正常化之後,美國必須和台灣維持商業及文化關係。中國必須保證不對台灣使用武力,美國必須出售武器給台灣。

  在10月初,卡特政府選擇1979年元旦為和中國關係正常化預定日期。11底,美國提出首項建交聲明草案,中國於12月初提出對案。

  同年10月底,鄧小平告訴一群訪問北京的日本人,中國不急於解決台灣問題,可以等待10年,甚至可以等待100年。

  美國專欄作家伊凡斯及諾瓦克二人於當年9月27日在北京訪問。他們在結束對鄧小平的兩小時訪問時,聽到鄧小平表示希望有一天能訪問華盛頓。

  鄧小平和伍德科克談判中,美國並未認真抗拒而迅即接受了中國所提建交三條件,隻堅持兩點:其一是,必須容許美國繼續出售武器給台灣,但這一交易將維持在有限程度內;其二是,必須容許美國按照規定發出止約通知一年之後才廢止《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鄧小平於12月13日接見伍德科克,告訴他,中國準備按照美國前述條件和美國完成關係正常化。次日,伍德科克作了最後一次努力,希望獲得中國明白表示同意美國繼續出售武器給台灣。布熱津斯基於12月15日早上在華盛頓約見柴澤民,雙方同意在這一問題上各持異議。在這項最後障礙克服後,卡特決定於華盛頓時間當天晚上九時宣布建交的消息。

  卡特輕鬆地給了台灣致命一擊

  1978年12月15日,“台灣大使”沈劍虹正在亞利桑那州鳳凰城進行訪問。他正忙著拜會當地顯要,並接受地方電視台訪問,回到旅館後發現房間裏留著一張字條,上麵寫著:“請打電話給大使館陳先生,有急事”。當“大使”先生打回電話才知情況很壞了,昂格爾剛剛晉見蔣經國。是不是卡特要訪問北京了?

  沈劍虹打電話到一位參議員辦公室,想詢問一些內情。可參議員說,他知道得也不多,隻知三大電視網都已準備好轉播,卡特總統在華盛頓時間晚上9點有重要事宣布,題目相信是有關中國的問題。

  沈劍虹打電話給大使館一位“公使”胡旭光,問他與國會人士接觸時聽到什麽消息沒有?他說,許多參議員、眾議員,包括若幹回到自己選區度聖誕假期的議員在內,都已被召回華盛頓,準備當天晚上在白宮會見卡特,但沒有人確實知道卡特要宣布什麽事情。胡旭光表示華盛頓謠言滿天飛,多數對台灣不利。並且“大使館”接到國務院的通知,讓他去見副國務卿克裏斯托弗。

  “沈大使”開始與航空公司接洽,想買兩張機票趕回華盛頓,他在鳳凰城的最後幾小時備受關注,新聞記者,包括駐華盛頓記者,不斷打電話到他的房間,要他發表聲明。沈劍虹焦躁得一概拒絕,他說,任何官方聲明都應先由台北發表。此外,他也不知道卡特究竟要宣布什麽事情,所以無法發表談話。當天,一家本地電視台甚至派記者和攝影人員到他住的旅館來守候,看他是否會改變主意發表談話。

  鳳凰城時間下午六點過後不久,陳岱礎打電話給沈劍虹說,他剛由克裏斯托弗的辦公室回來,看過了卡特準備在當晚發表的兩份聲明。情況糟糕透了。沈劍虹在房間打開了電視。

  卡特在電視轉播的記者會上,首先宣讀美國與中國將在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然後宣讀美國對此問題的聲明。

  在這份同時於華盛頓和北京發表的聯合公報中,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

  雙方重申在上海公報中協議的原則,並再次強調:

  雙方希望減低國際軍事衝突的危險。

  雙方均不應在亞太地區或任何其他地區尋求霸權,且雙方均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此種霸權的企圖。

  雙方均不準備代表任何第三國進行談判,也不準備與對方達成針對其他國家的協議或諒解。

  美利堅合眾國政府認知中國的立場,即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雙方相信中國與美國關係正常化不僅符合中國與美國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於亞洲與世界的和平。

  聯合公報還宣布,美國與中國將在1979年3月1日互派大使,並設立大使館。

  卡特在聲明中說,美國將通知台灣,華盛頓決定從1979年1月1日起終止與台灣的“外交關係”,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則自1980年1月1日起終止。未來美國與台灣將在沒有政府官方代表與外交關係的情形下,維持商務、文化與其他關係。在必要時,美國的法令規章都會予以調整,以便能在與中國建交後產生的新環境中維持這種非政府關係。

  美國相信台灣人民將有和平、繁榮的未來,對於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美國繼續表示關切,並預期台灣問題將由中國人民自行和平解決。

  美國在聲明中最後表示,美國相信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有助於美國人民,對於美國有重要安全與經濟利益的亞洲,也有助於其安定,並有助於全世界的和平。

  卡特在宣讀這兩份書麵聲明後,對於他的決定,作了以下的口頭解釋:

  “昨天,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達成了這項最終的曆史性協議。”

  1979年1月1日,距現在還有兩個多星期,我們兩國政府就要完成外交關係正常化。

  優秀的中國人民約占全世界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國已在世界事務上扮演重要角色,這個角色在未來數年會變得更為重要。

  在最近幾十年我們關係疏遠之前,美國與中國人民的友誼曾有悠久曆史。我們已經開始重建過去這些關係中的許多關係。現在,我們迅速擴展中的關係需要一種架構,而隻有全麵外交關係能夠達成。

  今晚我所宣布的改變,對我國與中國人民都有很大的長期利益,而且我相信對全世界人民也有很大的長期利益。

  關係正常化,以及此舉帶來的商務與文化關係加強,有助於我國利益,且能增進亞洲的安定。

  我們與中國這些更積極的關係,對我們所生存的世界和我們的子女所生存的世界,能產生有利的影響。

  我們已開始把我們打算采取的行動,詳細通知我們的盟邦和其他國家,以及國會議員。但我今晚也想向台灣人民傳達一個特別訊息,美國人民與在台灣的人民過去有過、密切的友好關係,未來還會繼續有這種關係。

  為加強和加速中國與美國的這種新關係,我很高興地宣布,鄧副總理已接受我的邀請,將在一月底訪問華盛頓。他的訪問將使我們雙方政府有機會彼此磋商世界問題,並開始合作,加強世界和平。

  這些事情是尼克鬆總統在1972年所展開,並在福特總統領導下繼續進行的長期,認真談判的最後結果。這些結果證明我國穩定、堅決及兩黨一致的努力建立了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和平是全體國家的目標和責任。

  美國與中國關係正常化,除了促進和平外別無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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