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章 胡青天一入中南海！如山冤案盡皆昭雪(3)
電話中，鄭仲兵對陳野蘋訴說起來：“‘文革’之初，謝富治主管的公安部大肆推行《公安六條》，濫殺無辜，私下我表示過不滿，並說過謝富治、江青、中央文革與林彪也有摩擦等，結果就被打成‘詆毀分裂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現行反革命’，遭到了長時間的折磨，兩次被關進監獄，後來在幹校土牢中又被關了四年，差點送了命。現在粉碎‘四人幫’，雖然獲得了人身自由，但這段冤情一直無人予以昭雪，能不能請耀邦同誌在百忙中過問一下。”
陳野蘋安慰他道：“好的，我一定向耀邦同誌匯報，請你放心。”
胡耀邦知道後就親自過問這件事，並讓中組部的同誌找到鄭仲兵，對他說：“耀邦同誌說：‘一、這些年你蒙受了不白之冤，向你表示慰問；二、你的問題很快就會圓滿解決；三、請你寫一份有關謝富治問題的材料，耀邦同誌等著要。’”
很快，公安部就為鄭仲兵做出了平反結論，恢複名譽。
1978年夏天，73歲的著名老報人惲逸群，拖著病弱的身體，蹣跚地來到了中組部上訪，胡耀邦熱情地接待了他。
老人見到胡耀邦就說：“聽說中組部的‘黨員之家’真正成了黨員之家，我就來了。”“你可以把你的情況寫出來，我們一定會為你徹底平反昭雪。”胡耀邦安慰老人。惲逸群激動地說：“聽到這話真讓人高興。1976年10月，黨中央逮捕‘四人幫’後，我以為我天亮的時刻到了，我從江蘇阜寧縣的牛棚中跑出來，身無分文，一路乞討到了北京要求申冤，那時我被趕出了中組部！”老人的淚光在眼中直閃。
胡耀邦聽後心情也很沉重，他細心聽著惲逸群對自己遭受的長達26年的沉冤。
惲逸群是一位北伐戰爭就參加中國共產黨的老同誌，是當代中國新聞界的元老。從1932年起，受黨的委派，先後擔任過《立報》主筆、《譯報》《導報》總編輯、《新華日報》華中版總編輯和社長、新華社華中總分社社長、華中新聞學校校長、山東《大眾日報》總編輯。新中國解放後，任過上海《解放日報》總編輯、社長，兼任華東新聞學校校長、複旦大學新聞係主任等職，還是中國青年記者協會的創始人之一。
1952年3月，惲逸群被開除出黨。罪狀很簡單：一條是他同情其地主成份的姐姐，一條是把《解放日報》的一筆公款借給一位朋友開辦小煤窯。不僅如此，1955年5月10日，又因受“潘楊案件”牽連被逮捕入獄。盡管後來公安機關查實他與潘、楊無關，還是把他當成反革命在押犯，同年1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叛處11年有期徒刑，剝壓政治權力3年。
刑滿釋放後，明確規定，不得留北京，不得向任何人講他被逮捕和判刑的經過及真相。1965年12月底，被秘密安置到江蘇阜寧中學圖書館當圖書管理員，每月發放37元生活費。幾個月後，“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他又被揪出來，接受群眾批鬥、打倒、管製，幾乎被折磨死掉……
胡耀邦握著惲逸群的手，對他說：“你的冤情我都知道了，馬上就會解決的。”隨即，胡耀邦拿起電話機，要通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請江華認真解決此案。
不久，胡耀邦又接到惲逸群的電話，說最高人民法院已經撤銷了原來對他的錯判，並為他恢複了名譽。同時，惲逸群迫切要求發揮餘熱，安排工作。當年8月，中組部把他安排到南京中央第二檔案館臨時先工作。
這天上午，中組部又來了一對老人。一位頭發花白的60多歲的女同誌扶著一個手拄拐杖、雙目幾乎失明的老同誌。他們來到傳達室問：“請問胡耀邦同誌在不在？”
“今天上午耀邦同誌有個會。”門衛回答。
“那就不打擾了，我們有封信請你轉交給他。”
“好的。”門衛收入。
門衛按照胡耀邦的交代，趕快把信送到樓上胡耀邦的手中。
胡耀邦看罷信，忙問：“人呢？”
“走了，留下信說了幾句話就離開了！”
胡耀邦長歎了一口氣，說：“曾三、沈義都是多年革命的老同誌啦！”
然後，他說：“會議暫停一下，我把這封信讀給大家聽聽。”他情緒激動地讀了起來。
他用手不停地敲擊桌子說：曾三同誌1931年參與創建中國工農紅軍的無線電通訊事業，先後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電台政委兼台長和紅軍通信學校政委，貢獻是重大的。這些當年我這個‘紅小鬼’都清清楚楚。解放後，曾三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處長、秘書局長、辦公廳副主任，成為新中國第一任中央檔案局局長、中央檔案館館長。就這麽一個革命中成長起來的同誌，怎麽會‘裏通外國’、盜竊擴散中央機密檔案呢？簡直是莫須有！
從批判“四人幫”聯係當前，胡耀邦氣憤地說：“現在硬是有這麽一些人，不把許多老同誌整個死，也要把他們整脫一層皮，處處事事都刁難至極！”
他馬上在信上寫上處理意見，讓人送給中央副主席汪東興，請求趕快落實平反。很快，曾三老倆口的問題解決了。
有人在中組部找不到胡耀邦，就到他的家裏來，漸漸地，胡耀邦的家也成了接待室。秦川，原中共中央宣傳部的宣傳處長，就因為對“大躍進”的浮誇風說了幾句帶疑問的話，被康生一夥誣陷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而被定罪為“右傾分子”，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下放到安徽農村勞動，一天，他來到胡耀邦家，要求解決工作，胡耀邦答應了他，並留他共進晚餐。不久，經中央批準，秦川被分配到《人民日報》社擔任副總編輯。
一天清早7點鍾左右，胡耀邦因頭天晚上修改文章到淩晨兩點鍾才睡覺還沒起床，武漢鋼鐵研究院黨委書記朱鴻翔就踏進了他的家門。朱鴻翔是為他的妻子周更鳴冤的。聽了周更被“四人幫”爪牙活活打死的冤案後，動情地說：“我一定要為周更同誌徹底平反！”
當胡耀邦帶著朱鴻翔到小餐室吃早飯時，餐室裏已來了好幾位上訪者。胡耀邦熱情地請他們坐下吃飯，他坐在餐桌一頭，其他人分坐兩行。胡耀邦邊喝粥邊說：“時間緊，隻能這樣和大家說說話了，請同誌們原諒！”
胡耀邦先對朱鴻翔說：“我們一定會為周更同誌徹底平反。但現在冤假錯案積累如山，請你給我們一點時間，你看給我們3個月的時間行不行？如果過了3個月，周更同誌的冤案仍未平反，你不妨再來找我，你看怎樣？”
“好好好，非常感謝！”朱鴻翔連聲應道。
其他6位上訪者的意見，胡耀邦也都一一聽了。
胡耀邦開始思索了，到中組部短短幾個月，已有很多老同誌登門上訪，封件和電話不下千餘，由此看來，有冤的老同誌和幹部肯定還有很多，隻不過他們還沒有直接敞開心扉鳴冤叫屈，工作還得主動、深入。
他馬上指派人員到中組部招待所找周揚、丁玲、林鐵等尚未“解放”的老同誌談心，又請來《人民日報》社的同誌采訪他們。
胡耀邦聽派出去的人回來匯報說還有不少老同誌心有餘悸，吞吞吐吐，說：“許多老同誌被整怕了，被整得心碎了。應該關懷愛護他們，鼓勵他們重新振作起來。”於是，讓這些調查的同誌再寫一篇題為《老幹部的光榮責任》的文章，激勵老同誌挺起腰杆，放眼未來，勇於承擔曆史重任，做好對中青年的傳、幫、帶。這篇萬言字的文章在《人民日報》發表後，在全國引起了很大反響。
康生定的“鐵案”被翻了過來
一封於1977年11月11日寫給中共中央的反映信轉到了胡耀邦的案頭，信是原輕工部第一副部長孔祥禎寫的，事關被康生“四人幫”一夥誣陷為“叛徒集團”的“六十一人案”，並關係到一大批黨和國家的領導幹部。
信中寫道：“為了給國民黨統治時期的監獄送信一事，我受了8年監禁，兩年下放，身已癱瘓，現猶未痊愈。幸由葉副主席批準我今年回京，現在北京醫院治療。在此九死一生之際，常有一事，使我耿耿於懷，日夜難忘者，即對北平軍人反省院一些幹部出獄的事實，不能使組織上和群眾徹底明了當時的情況，實在心常戚戚。為何這樣說呢？因為張聞天早死，柯慶施去世，徐冰身亡，殷鑒早歿，而親身經曆其事者，隻我一人。我若不說，誰還能詳細說出這件事件的經過呢……”
信的最後寫道：“這不是我個人的問題，而是事關幾十個幹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報告中央，一旦個人命盡，真會使我死不瞑目，遺憾九泉了。”
胡耀邦知道這個冤案的分量。康生、“四人幫”曾咬定，這個“隱瞞”了幾十年的“叛徒集團”，是“永遠翻不了”的“鐵案”“鋼案”。
曆史倒回到11年前，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康生、“四人幫”是如何精心炮製“六十一人”集團冤案的了。
1967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的第二年，康生、“四人幫”為了達到陷害黨內老幹部的罪惡目的，在全國範圍內刮起了一股“抓叛徒”的妖風。他們到處煽風說：“南開大學有個叛徒戰鬥隊，發現了61人的‘叛徒集團’。”
江青在軍委擴大會上得意洋洋地說：“紅衛兵小將的功勞可大啦”，並說：“要是沒有他們，怎麽能搞出那個叛徒集團啊！”
所謂“六十一人”集團案主要是指薄一波、安子文、劉瀾濤、楊獻珍等，1936年根據黨的指示，從草嵐子監獄（北平軍人反省分院）出來的一批革命同誌。在獄中，他們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但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康生、“四人幫”背著黨中央，把他們統統當做“叛徒”抓了起來。
1967年元旦清晨，中央文革小組批準北京地質學院的幾十名紅衛兵“抓叛徒戰鬥隊”，從北京直奔廣州，把正在療養的薄一波“揪回北京去”。年近六旬的老人被紅衛兵扭胳膊、揪衣領，推推搡搡押回北京。
2月9日，在康生、“四人幫”的操縱下，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批鬥薄一波的大會。不久，就被押往德勝門外的監獄裏，“罪名”一大串：“劉鄧黑司令部的幹將”“劉少奇叛徒集團的主要分子”“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三反分子”，等等，等等。
在獄中，薄一波遭到審訊者的無數次毒打，但他堅持真理，勇敢抗爭。
不僅如此，薄一波的一家都遭到迫害。妻子胡明被造反派從廣州揪回北京，在火車上“畏罪自殺”，至今誰能回答她畏的何罪，如何自殺的？三個尚未成年的孩子薄熙永、薄熙來、薄熙成，也都被殘酷地投進監獄。
1975年，鄧小平第二次複出，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代替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於他的努力，一大批老同誌得到“解放”。2月9日，中央專案組對薄一波宣布：“現在你自由了，今天就可以出去。”
可到了5月9日，中央專案組又向薄一波宣布：“你不能在北京久住，立刻到河南安陽去。”
薄一波不願再受人任意擺布和虐待，頂住不走。他要申訴，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又給鄧小平寫了一封，請他轉呈毛澤東。
盡管鄧小平堅決不同意把“六十一人”定為叛徒，但是中央專案組背著鄧小平，仍然宣布審查結論，說：“薄一波是個叛徒，根據黨章規定清除出黨。”然後，還說遵照毛澤東的指示精神，每月發給薄一波200元生活費。
薄一波對“叛徒”罪名不服，他再一次申訴。
8月15日，他給毛澤東寫了第二封信，寫道：“不久前，專案小組正式向我宣布了中央審查小組給我們的結論。這個結論不符合曆史事實，我不能同意。在取得專案小組同意的情況下，我寫了對這個結論的意見。我迫切希望主席能看到，給予審查批示。所以，除送專案組外，直接從中南海西門呈送給您。”
他和全國各地來京喊冤的上訪者一樣，親自跑到中南海大門外，投了這封信。同時，他把信抄寫了好多份，送給其他中央領導，希望通過多種渠道傳到毛澤東手上，使毛澤東了解他的冤情。
劉瀾濤也是被紅衛兵“抓叛徒戰鬥隊”揪出來的。
1966年11月中旬的一天深夜，時任西北局第一書記、蘭州軍區第一政委的劉瀾濤，在工作十幾個小時回家的途中，被“戰鬥隊”攔住汽車，野蠻地揪走。
細心的人曾經作過統計，在“文革”中，劉瀾濤挨批鬥的次數創下了全國記錄。從1966年11月中旬被“抓”，到1968年1月，僅僅14個月裏，遭受各種批鬥會竟達到1000多次，平均每天挨批3次以上，他被捆綁在大卡車上進行遊鬥的次數，也是創記錄的。紅衛兵把他用麻繩五花大綁，反剪雙手捆在卡車上，頭上戴著紙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掛著一塊沉重的黑牌子，從一個城市鬥到另一個城市，從酷暑鬥到嚴冬。每次批鬥會，人多之時達24萬之眾，人少時幾個人也照批。
康生有一條混蛋的邏輯：丈夫是“叛徒”，老婆肯定是“特務”。因此，在把劉瀾濤當成“叛徒”抓出來時，便無中生有，捏造誣陷說：“劉素菲是劉瀾濤的老婆，是特務，為什麽不批鬥！”
造反派們聞風而上，不僅揪鬥劉素菲，還對她拳打腳踢，殘酷折磨。1968年元旦，劉素菲不堪忍受折磨，被迫跳樓自殺。5天後，專案組才通知她的孩子們，不但不說明死因，不讓劉瀾濤向遺體告別，而且還喪失人性地對孩子們說：“你們的母親自殺了，自殺就是叛徒。火葬及一切費用自理，骨灰不能存留安放”幾個孩子隻好帶著媽媽的骨灰轉輾躲藏，悄悄地安放在陝北米脂老家。
劉瀾濤的大兒子劉冀阜被打成“反革命”，才14歲的小兒子劉冀燕也被揪鬥，被逼得隻有四處流浪。
中組部副部長李楚離，在草嵐子監獄，是同敵人英勇鬥爭的英雄。1996年9月28日，也被當做“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犯給揪了出來。加給他的罪狀是：“劉鄧黑司令部的大將”“安子文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副帥”，“彭羅陸楊反革命集團的重要成員”。從1968年2月12日進獄，到當年11月8日，據專案組審訊記錄記載，共被刑訊逼供，揪鬥毆打194次。一次，在審訊中，專案組一個凶殘的家夥對李楚離又是拳腳交加，罪惡的手指戳落於李楚離的眼鏡，戳進了他的右眼，李楚離疼得鑽心，當場暈了過去，從此右眼失明。
同是草嵐子監獄英雄的孔祥禎、馮基平也沒有躲過劫難，都是先被關進監獄，後又押解流放。
1966年12月26日，這天應該是好日子，迷信點說全是雙數，吉利，另外，還是偉大領袖毛澤東的生日。但對南開大學前黨委書記高仰雲來說，是最最不幸的一天。就在這一天，他的全家被首創的“抓叛徒戰鬥隊”掃地出門，有人鄙夷地指著一間茅房對他說：“這兒是圈狗的，你們以後就住在這裏。高仰雲是從敵人的狗洞裏爬出來的，現在竟去臥我們的狗洞。”
高仰雲和妻子李琛遭到無數次毒打。高仰雲的身上被造反派用硫酸燒得一個泡一個泡，兩顆門牙被打落，不能吃東西，不能講話，他死後，造反派給他下個結論：“畏罪跳湖自殺！”李琛左腿骨被打斷，雙眼的玻璃體被打壞，差點兒被造反派用繩子吊死，挖坑活埋。
公安部長徐子榮，也被康生定為“叛徒、特務”。徐子榮被折磨死後，專案組向他的妻子孟鬆濤無情地宣布：“叛徒、敵特分子徐子榮的骨灰，一不能進八寶山革命公墓，二是不能埋在院子裏，三不能放在家裏。”
孟鬆濤聽後在心裏哭訴：“子榮，你為之奮鬥了一生的新中國960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竟沒有你的一寸安魂之所！”
往事不堪回首，“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用血淚和死亡寫就的。
1978年6月，當中央專案組火氣很旺的到中組部大發脾氣時，胡耀邦已組織人員著手解決“六十一人案”。他深知中央專案組不僅不會讚成，不會提供給他們掌握的任何材料，而且，還不許他們到中央檔案館查閱任何資料。但是，胡耀邦決心已下，一定要把康生製造的冤案徹底平反過來。
得到葉劍英、陳雲、鄧小平等中央主要領導的支持和同意後，胡耀邦決定由賈素萍、倪書林、周曦和、張漢天4人對“六十一人案”進行調查。
為了減少阻力，胡耀邦叮囑他們，道：“此案關係重大，先不宜聲張，要審慎、深入、踏實地進行調查研究、珍惜每份資料，抓緊時間，爭分奪秒，爭取三個月複查完畢，寫出複查報告，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時拿出來。”
賈素萍三人開始了撥亂反正的奔波。他們決定先向申訴的當事人調查訪問，傾聽他們的意見。他們來到了西直門國務院招待所，第一個訪問了住在那裏的薄一波。
在傳達室，賈素萍等人一見麵，便親切地問候：“薄一波同誌！你好。”十多年來，造反派，專案組，不知多少次調查審問他1936年從草嵐子監獄出獄的情況，不是拳腳相加，就是惡聲惡氣，來者從不通姓名，更不會稱他“同誌”。這次中組部賈素萍等四人不僅親熱地稱他為同誌，還說明了胡耀邦派他們來進行調查研究的決定，這是這麽多年來，所聽到的最親切的話，薄一波激動不已。
賈素萍對他說：“今天我們先來看看您，聯係一下，請您根據自己的健康狀況，定個時間，我們再來聽您的意見。”
薄一波喜出望外，急切地說：“我的身體很好，不必另約時間，今天就談，行不行？”賈素萍幾個人看到老人的心情如此迫切，不忍心掃他的興，就跟著薄一波來到他的房間，薄一波一打開話閘子就收不住了，他要把自己1936年的出獄經過，以及受到康生、“四人幫”的迫害、誣陷全訴說出來，他一點也不覺得疲勞，一口氣談了七個多小時。
北京的夏日，氣溫高達攝氏三十五六度，稍為動一動就滿身是汗。賈素萍、倪書林、周曦和、張漢夫四人在北京城到處奔忙，找“六十一人案”幸存的受害者，找一切可以幫助他們平反的證據。
他們找到了周仲英，找到了馬輝之，找到了劉有光、朱則民，然後，就一一與他們座談，了解真相，傾聽意見。
他們又找到了給黨中央寫信的孔祥禎，他是薄一波等人在草嵐子監獄那段時間的見證人。
聽說是中組部的，是胡耀邦派來的調查組，早已殘疾的孔祥禎馬上請賈素萍等人進屋，並掙紮著與賈素萍等一一握手。孔祥禎激動地指著自己的殘廢的腿道：“過去紅衛兵、專案組來調查的人可多啦，說是調查，比審訊還凶。”
他不知是身體虛弱，還是心情激動，說話有點兒上氣不接下氣。他喘了兩口氣，稍做停頓，繼續說道：“我說的真實情況，他們又不相信，還要逼我，在他們事先寫好的誣陷的結論上簽字；我不幹，他們就整我，把我的腿也整殘廢了。所以，後來他們再來調查時，我就不同他們談，請他們吃閉門羹。你們來了，我衷心歡迎。”
賈素萍四人在北京訪問、調查整整忙了兩個月。8月初，他們又奔赴到外地調查。
他們首先來到合肥。一下飛機，頓時感到好像掉進了火爐，火辣辣的太陽炙烤著人皮膚火燒火燎，他們顧不上停頓休息，馬上乘汽車趕赴安慶。
在悶熱的安慶，劉瀾濤還住在一間小平房裏，當賈素萍等人說明來意後，劉瀾濤也是異常驚喜，與他們進行了一番長談。
劉瀾濤開口就吟誦了他自己寫的一首小詩：“一九七五五二八，十年幽禁總作罷。雲海蒼茫君何往，黨是親娘神州家。”老人的神色蒼然，眼裏噙著淚花。
他說：“康生、‘四人幫’誣陷我是‘叛徒’，關押審訊了我八年，1975年5月28日才釋放，但是‘叛徒’的帽子仍然扣在我的頭上，不給我自由，不許我與孩子、親戚、朋友、任何人見麵。但是，我劉瀾濤是黨的兒子，人民的兒子，我的一顆赤子心永遠是堅貞的。今天，見到你們，十多年來，才第一次見到親人……”
老人嗚咽了起來，激動的熱淚滾滾，談話不時中斷。說完，他熱誠地挽留賈素萍等人吃飯，說：“讓你們嚐一嚐我自己在院子裏種的豆角，我燒的菜味道不壞！”賈素萍等人婉言謝絕了劉瀾濤的盛情，又風塵仆仆地趕到淮南，找到被幽禁在這裏的安子文。
安子文一聽說中組部來人，猜想八九不離十是新任中組部長胡耀邦派來的。他回想起十年浩劫中受過的種種折磨、摧殘，頭上一直被黨內大奸康生和“四人幫”扣頂“叛徒”的帽子，以便人民早把他忘了，自己這一生就這麽含冤銜恨過下去了。
賈素萍一見就問道：“安子文同誌，你好嗎？我們是來看您的。再請您談談您的情況。”安子文再也控製不住自己的感情了，好像受了委曲的孩子似的，突然得到母親的安慰，他忍不住嗚嗚嗚地痛哭起來。他把十幾年被揪鬥、被踢、打、擰、掐種種遭遇一古腦兒全訴說了出來。
賈素萍等人接著又跑到山東、天津、吉林、陝西。10月中旬，來到西安訪問唐方雷。唐方雷和老伴趙輝被流放在西安郊縣興平縣的一個村子裏，當地的老百姓不知他們的真實身份，隻知道上麵送下來時說：“這是個‘大叛徒’，革命群眾要提高警惕！”所以，村裏人招呼唐方雷就喊大叛徒，招呼趙輝就喊“大叛徒婆”。
唐方雷的雙耳早就被“抓叛徒戰鬥隊”打聾了，跟他講話，隻有對著他的耳朵大聲喊，並讓他看著對方的口形，才能聽懂。
賈素萍等人趕到村裏時，老夫妻倆正好到城裏拉煤去了。兩位70多歲的古稀老人，不論吃的、燒的，都要往返50裏路用一輛破架子車自己去拉。
趙輝聽過賈素萍的介紹，抱著賈素萍，痛哭失聲。他們的這個“家”――其實隻是一間四處透風的破農舍，一無所有，隻有地上小堆紅苕，就是他們全部的口糧。兩位老人的處境令人心酸，賈素萍等人也忍不住眼睛紅潤了。
賈素萍四人調查、訪問、查閱檔案，常常是一幹一個通宵。他們每次回來都仔細的整理材料，撰寫報告。胡耀邦每次都親自聽匯報，批閱送報的材料，掌握的材料越多，胡耀邦越感到康生、“四人幫”對61位同誌的誣陷的荒謬和令人發指。
胡耀邦對賈素萍等人說：“這些材料很能說明問題，我們根據這些複查的材料，可以起草報告提綱，送給中央常委參閱了。”1978年11月20日，胡耀邦與賈素萍等人以中央組織部的名義向黨中央寫出了詳細的《關於“六十一人案”的調查報告》。
這份調查報告戳穿了康生、“四人幫”栽髒誣陷製造大冤案的醜行。否定了康生說的“永遠翻不了”的“鐵案”“鋼案”的謬論。
調查報告分為七個部分，講了七個問題。一、“六十一人案”是一起重大錯案；二、六十一人在反省院的表現；三、六十一人出反省院的經過；四、六十一人出獄後的情況；五、“文化大革命”前，中央審查六十一人這段曆史的情況；六、調查的結論和處理意見。
調查報告得出的結論是：“我們認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謂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是不存在的，是一個大錯案。
中組部提出了明確的處理意見，及早平反昭雪。他們寫道：“薄一波同誌等在反省院對敵鬥爭的表現是好的。出獄時他們在敵人擬好的‘反共啟事’上捺了手印，並發表在當時的平、津報紙上，是執行黨組織的指示。當時北方局的決定，不是劉少奇同誌個人的意見，參予決定這個問題的還有柯慶施等當時北方局的領導同誌。1936年，張聞天同誌是中央的總書記，他的批複，應該看做是代表中央的。許多同誌說明，毛澤東曾向他們表示中央知道他們出獄的經過，這一點應該認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據當時華北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形勢以及薄一波等同誌在反省院的表現，指示他們可以履行敵人規定的手續出獄，以便為黨工作，這是組織上在當時特定的曆史條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對那些根據黨組織指示，在敵人擬好的反共啟事上捺手印並登報後出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錯誤處理的同誌，應該恢複黨籍，恢複原工資級別，酌情安排適當工作。因這一問題使其家屬、親友受到株連和錯誤處理的，也應改正過來。已經去世的，應做好善後工作。”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中央正在北京召開經濟工作會議。胡耀邦正好在這個時候把調查報告報給黨中央。
陳雲看後，在東北組上的討論發言說：“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出反省院是黨組織和黨中央決定的，我看應該解決！”
12月13日，鄧小平在會上說：“凡是過去搞錯了的東西，統統應該糾正。”就在這次中央工作會上，中央批準了中組部的調查報告，並於1978年12月16日，以中發[1978]75號中共中央文件，發到全黨。這個長達12年之久，許多老同誌及其家屬、親友遭受迫害的重大冤、假錯案，終於得到平反昭雪。
1979年1月25日，黨中央為被迫害致死的徐子榮、廖魯言、胡錫奎、劉錫五、王其梅5位同誌舉行平反昭雪追悼會。1980年6月25日，為逝世的安子文舉行追悼會。其他被迫害致死的同誌，也相繼為他們舉行了平反昭雪追悼會，善後問題得到妥善處理。
胡耀邦常常詢問：“究竟下情如何”
1978年12月25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胡耀邦進入中央政治局，出任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80年改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黨內的最高領導。盡管他的事情更多了，但是，他關心下情的作風始終沒變。
胡耀邦對人民來信有著一種特殊的感情，他為自己定下規矩：每天批閱人民來信不得少於一份。
1983年5月，一封發自天津的人民來信放到了胡耀邦的案頭，來信反映天津內燃機研究所存在嚴重的問題。信中說：“這個研究所是國家的重點所，有雄厚的技術力量。可是，自‘文化大革命’以來，一直處於癱瘓狀態，科研人員無事可做，設備損壞無人過問。最令人不可忍受的是，‘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的人仍然把持領導權，連研究所的牌子還用‘革委會’……”
胡耀邦憤怒了，他抓起毛筆，唰唰唰，奮筆疾書，寫道：“這個例子真是觸目驚心，是否天津還有這樣的單位？是否其他省、市、區還有這樣的單位？我們撥亂反正幾年，究竟下情如何？我們反官僚主義幾年，究竟下情如何？我們整黨已半年多，究竟下情如何？我們中央委員和一切高級幹部是否都深思一下呢？中央常委會說過上百遍了：第一，要了解下情，做到心中有數；第二，要放手提拔一大批年富力強、有幹勁、有闖勁的人上台。我看這兩條是許多問題解決好不好和今後怎麽辦的關鍵兩條。”
寫完，胡耀邦抬頭看看書案上的小鬧鍾，時針已指向淩晨1點了。然而，他毫無睡意，又重新拿起筆，給中辦信訪局寫出專門派人去天津調查的指示。
幾個月後，在胡耀邦的親自督促下，天津內燃機研究所存在的問題得到妥善解決。1983年12月，北京實驗劇團一位女編劇，抱著試試看的心理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反映深受少年兒童喜愛的“故事爺爺”孫敬修老人的困境。這位女編劇來信說：“老人雖然退休，但仍然積極為青少年編講節目。但是，工資很低，住房簡陋，給老人生活和工作帶來許多困難，希望中央能關懷照顧！”
胡耀邦看到信後，馬上給中央信訪辦寫了一長段批示：“全國隻這麽一個為廣大少年所喜愛的人。完全可以特殊照顧一下。”並說：“此老境遇也說明，我們的同誌很不了解情況。”
陳野蘋安慰他道：“好的，我一定向耀邦同誌匯報，請你放心。”
胡耀邦知道後就親自過問這件事，並讓中組部的同誌找到鄭仲兵，對他說：“耀邦同誌說：‘一、這些年你蒙受了不白之冤，向你表示慰問；二、你的問題很快就會圓滿解決；三、請你寫一份有關謝富治問題的材料，耀邦同誌等著要。’”
很快，公安部就為鄭仲兵做出了平反結論，恢複名譽。
1978年夏天，73歲的著名老報人惲逸群，拖著病弱的身體，蹣跚地來到了中組部上訪，胡耀邦熱情地接待了他。
老人見到胡耀邦就說：“聽說中組部的‘黨員之家’真正成了黨員之家，我就來了。”“你可以把你的情況寫出來，我們一定會為你徹底平反昭雪。”胡耀邦安慰老人。惲逸群激動地說：“聽到這話真讓人高興。1976年10月，黨中央逮捕‘四人幫’後，我以為我天亮的時刻到了，我從江蘇阜寧縣的牛棚中跑出來，身無分文，一路乞討到了北京要求申冤，那時我被趕出了中組部！”老人的淚光在眼中直閃。
胡耀邦聽後心情也很沉重，他細心聽著惲逸群對自己遭受的長達26年的沉冤。
惲逸群是一位北伐戰爭就參加中國共產黨的老同誌，是當代中國新聞界的元老。從1932年起，受黨的委派，先後擔任過《立報》主筆、《譯報》《導報》總編輯、《新華日報》華中版總編輯和社長、新華社華中總分社社長、華中新聞學校校長、山東《大眾日報》總編輯。新中國解放後，任過上海《解放日報》總編輯、社長，兼任華東新聞學校校長、複旦大學新聞係主任等職，還是中國青年記者協會的創始人之一。
1952年3月，惲逸群被開除出黨。罪狀很簡單：一條是他同情其地主成份的姐姐，一條是把《解放日報》的一筆公款借給一位朋友開辦小煤窯。不僅如此，1955年5月10日，又因受“潘楊案件”牽連被逮捕入獄。盡管後來公安機關查實他與潘、楊無關，還是把他當成反革命在押犯，同年1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叛處11年有期徒刑，剝壓政治權力3年。
刑滿釋放後，明確規定，不得留北京，不得向任何人講他被逮捕和判刑的經過及真相。1965年12月底，被秘密安置到江蘇阜寧中學圖書館當圖書管理員，每月發放37元生活費。幾個月後，“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他又被揪出來，接受群眾批鬥、打倒、管製，幾乎被折磨死掉……
胡耀邦握著惲逸群的手，對他說：“你的冤情我都知道了，馬上就會解決的。”隨即，胡耀邦拿起電話機，要通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請江華認真解決此案。
不久，胡耀邦又接到惲逸群的電話，說最高人民法院已經撤銷了原來對他的錯判，並為他恢複了名譽。同時，惲逸群迫切要求發揮餘熱，安排工作。當年8月，中組部把他安排到南京中央第二檔案館臨時先工作。
這天上午，中組部又來了一對老人。一位頭發花白的60多歲的女同誌扶著一個手拄拐杖、雙目幾乎失明的老同誌。他們來到傳達室問：“請問胡耀邦同誌在不在？”
“今天上午耀邦同誌有個會。”門衛回答。
“那就不打擾了，我們有封信請你轉交給他。”
“好的。”門衛收入。
門衛按照胡耀邦的交代，趕快把信送到樓上胡耀邦的手中。
胡耀邦看罷信，忙問：“人呢？”
“走了，留下信說了幾句話就離開了！”
胡耀邦長歎了一口氣，說：“曾三、沈義都是多年革命的老同誌啦！”
然後，他說：“會議暫停一下，我把這封信讀給大家聽聽。”他情緒激動地讀了起來。
他用手不停地敲擊桌子說：曾三同誌1931年參與創建中國工農紅軍的無線電通訊事業，先後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電台政委兼台長和紅軍通信學校政委，貢獻是重大的。這些當年我這個‘紅小鬼’都清清楚楚。解放後，曾三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處長、秘書局長、辦公廳副主任，成為新中國第一任中央檔案局局長、中央檔案館館長。就這麽一個革命中成長起來的同誌，怎麽會‘裏通外國’、盜竊擴散中央機密檔案呢？簡直是莫須有！
從批判“四人幫”聯係當前，胡耀邦氣憤地說：“現在硬是有這麽一些人，不把許多老同誌整個死，也要把他們整脫一層皮，處處事事都刁難至極！”
他馬上在信上寫上處理意見，讓人送給中央副主席汪東興，請求趕快落實平反。很快，曾三老倆口的問題解決了。
有人在中組部找不到胡耀邦，就到他的家裏來，漸漸地，胡耀邦的家也成了接待室。秦川，原中共中央宣傳部的宣傳處長，就因為對“大躍進”的浮誇風說了幾句帶疑問的話，被康生一夥誣陷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而被定罪為“右傾分子”，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下放到安徽農村勞動，一天，他來到胡耀邦家，要求解決工作，胡耀邦答應了他，並留他共進晚餐。不久，經中央批準，秦川被分配到《人民日報》社擔任副總編輯。
一天清早7點鍾左右，胡耀邦因頭天晚上修改文章到淩晨兩點鍾才睡覺還沒起床，武漢鋼鐵研究院黨委書記朱鴻翔就踏進了他的家門。朱鴻翔是為他的妻子周更鳴冤的。聽了周更被“四人幫”爪牙活活打死的冤案後，動情地說：“我一定要為周更同誌徹底平反！”
當胡耀邦帶著朱鴻翔到小餐室吃早飯時，餐室裏已來了好幾位上訪者。胡耀邦熱情地請他們坐下吃飯，他坐在餐桌一頭，其他人分坐兩行。胡耀邦邊喝粥邊說：“時間緊，隻能這樣和大家說說話了，請同誌們原諒！”
胡耀邦先對朱鴻翔說：“我們一定會為周更同誌徹底平反。但現在冤假錯案積累如山，請你給我們一點時間，你看給我們3個月的時間行不行？如果過了3個月，周更同誌的冤案仍未平反，你不妨再來找我，你看怎樣？”
“好好好，非常感謝！”朱鴻翔連聲應道。
其他6位上訪者的意見，胡耀邦也都一一聽了。
胡耀邦開始思索了，到中組部短短幾個月，已有很多老同誌登門上訪，封件和電話不下千餘，由此看來，有冤的老同誌和幹部肯定還有很多，隻不過他們還沒有直接敞開心扉鳴冤叫屈，工作還得主動、深入。
他馬上指派人員到中組部招待所找周揚、丁玲、林鐵等尚未“解放”的老同誌談心，又請來《人民日報》社的同誌采訪他們。
胡耀邦聽派出去的人回來匯報說還有不少老同誌心有餘悸，吞吞吐吐，說：“許多老同誌被整怕了，被整得心碎了。應該關懷愛護他們，鼓勵他們重新振作起來。”於是，讓這些調查的同誌再寫一篇題為《老幹部的光榮責任》的文章，激勵老同誌挺起腰杆，放眼未來，勇於承擔曆史重任，做好對中青年的傳、幫、帶。這篇萬言字的文章在《人民日報》發表後，在全國引起了很大反響。
康生定的“鐵案”被翻了過來
一封於1977年11月11日寫給中共中央的反映信轉到了胡耀邦的案頭，信是原輕工部第一副部長孔祥禎寫的，事關被康生“四人幫”一夥誣陷為“叛徒集團”的“六十一人案”，並關係到一大批黨和國家的領導幹部。
信中寫道：“為了給國民黨統治時期的監獄送信一事，我受了8年監禁，兩年下放，身已癱瘓，現猶未痊愈。幸由葉副主席批準我今年回京，現在北京醫院治療。在此九死一生之際，常有一事，使我耿耿於懷，日夜難忘者，即對北平軍人反省院一些幹部出獄的事實，不能使組織上和群眾徹底明了當時的情況，實在心常戚戚。為何這樣說呢？因為張聞天早死，柯慶施去世，徐冰身亡，殷鑒早歿，而親身經曆其事者，隻我一人。我若不說，誰還能詳細說出這件事件的經過呢……”
信的最後寫道：“這不是我個人的問題，而是事關幾十個幹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報告中央，一旦個人命盡，真會使我死不瞑目，遺憾九泉了。”
胡耀邦知道這個冤案的分量。康生、“四人幫”曾咬定，這個“隱瞞”了幾十年的“叛徒集團”，是“永遠翻不了”的“鐵案”“鋼案”。
曆史倒回到11年前，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康生、“四人幫”是如何精心炮製“六十一人”集團冤案的了。
1967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的第二年，康生、“四人幫”為了達到陷害黨內老幹部的罪惡目的，在全國範圍內刮起了一股“抓叛徒”的妖風。他們到處煽風說：“南開大學有個叛徒戰鬥隊，發現了61人的‘叛徒集團’。”
江青在軍委擴大會上得意洋洋地說：“紅衛兵小將的功勞可大啦”，並說：“要是沒有他們，怎麽能搞出那個叛徒集團啊！”
所謂“六十一人”集團案主要是指薄一波、安子文、劉瀾濤、楊獻珍等，1936年根據黨的指示，從草嵐子監獄（北平軍人反省分院）出來的一批革命同誌。在獄中，他們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但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康生、“四人幫”背著黨中央，把他們統統當做“叛徒”抓了起來。
1967年元旦清晨，中央文革小組批準北京地質學院的幾十名紅衛兵“抓叛徒戰鬥隊”，從北京直奔廣州，把正在療養的薄一波“揪回北京去”。年近六旬的老人被紅衛兵扭胳膊、揪衣領，推推搡搡押回北京。
2月9日，在康生、“四人幫”的操縱下，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批鬥薄一波的大會。不久，就被押往德勝門外的監獄裏，“罪名”一大串：“劉鄧黑司令部的幹將”“劉少奇叛徒集團的主要分子”“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三反分子”，等等，等等。
在獄中，薄一波遭到審訊者的無數次毒打，但他堅持真理，勇敢抗爭。
不僅如此，薄一波的一家都遭到迫害。妻子胡明被造反派從廣州揪回北京，在火車上“畏罪自殺”，至今誰能回答她畏的何罪，如何自殺的？三個尚未成年的孩子薄熙永、薄熙來、薄熙成，也都被殘酷地投進監獄。
1975年，鄧小平第二次複出，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代替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於他的努力，一大批老同誌得到“解放”。2月9日，中央專案組對薄一波宣布：“現在你自由了，今天就可以出去。”
可到了5月9日，中央專案組又向薄一波宣布：“你不能在北京久住，立刻到河南安陽去。”
薄一波不願再受人任意擺布和虐待，頂住不走。他要申訴，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又給鄧小平寫了一封，請他轉呈毛澤東。
盡管鄧小平堅決不同意把“六十一人”定為叛徒，但是中央專案組背著鄧小平，仍然宣布審查結論，說：“薄一波是個叛徒，根據黨章規定清除出黨。”然後，還說遵照毛澤東的指示精神，每月發給薄一波200元生活費。
薄一波對“叛徒”罪名不服，他再一次申訴。
8月15日，他給毛澤東寫了第二封信，寫道：“不久前，專案小組正式向我宣布了中央審查小組給我們的結論。這個結論不符合曆史事實，我不能同意。在取得專案小組同意的情況下，我寫了對這個結論的意見。我迫切希望主席能看到，給予審查批示。所以，除送專案組外，直接從中南海西門呈送給您。”
他和全國各地來京喊冤的上訪者一樣，親自跑到中南海大門外，投了這封信。同時，他把信抄寫了好多份，送給其他中央領導，希望通過多種渠道傳到毛澤東手上，使毛澤東了解他的冤情。
劉瀾濤也是被紅衛兵“抓叛徒戰鬥隊”揪出來的。
1966年11月中旬的一天深夜，時任西北局第一書記、蘭州軍區第一政委的劉瀾濤，在工作十幾個小時回家的途中，被“戰鬥隊”攔住汽車，野蠻地揪走。
細心的人曾經作過統計，在“文革”中，劉瀾濤挨批鬥的次數創下了全國記錄。從1966年11月中旬被“抓”，到1968年1月，僅僅14個月裏，遭受各種批鬥會竟達到1000多次，平均每天挨批3次以上，他被捆綁在大卡車上進行遊鬥的次數，也是創記錄的。紅衛兵把他用麻繩五花大綁，反剪雙手捆在卡車上，頭上戴著紙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掛著一塊沉重的黑牌子，從一個城市鬥到另一個城市，從酷暑鬥到嚴冬。每次批鬥會，人多之時達24萬之眾，人少時幾個人也照批。
康生有一條混蛋的邏輯：丈夫是“叛徒”，老婆肯定是“特務”。因此，在把劉瀾濤當成“叛徒”抓出來時，便無中生有，捏造誣陷說：“劉素菲是劉瀾濤的老婆，是特務，為什麽不批鬥！”
造反派們聞風而上，不僅揪鬥劉素菲，還對她拳打腳踢，殘酷折磨。1968年元旦，劉素菲不堪忍受折磨，被迫跳樓自殺。5天後，專案組才通知她的孩子們，不但不說明死因，不讓劉瀾濤向遺體告別，而且還喪失人性地對孩子們說：“你們的母親自殺了，自殺就是叛徒。火葬及一切費用自理，骨灰不能存留安放”幾個孩子隻好帶著媽媽的骨灰轉輾躲藏，悄悄地安放在陝北米脂老家。
劉瀾濤的大兒子劉冀阜被打成“反革命”，才14歲的小兒子劉冀燕也被揪鬥，被逼得隻有四處流浪。
中組部副部長李楚離，在草嵐子監獄，是同敵人英勇鬥爭的英雄。1996年9月28日，也被當做“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犯給揪了出來。加給他的罪狀是：“劉鄧黑司令部的大將”“安子文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副帥”，“彭羅陸楊反革命集團的重要成員”。從1968年2月12日進獄，到當年11月8日，據專案組審訊記錄記載，共被刑訊逼供，揪鬥毆打194次。一次，在審訊中，專案組一個凶殘的家夥對李楚離又是拳腳交加，罪惡的手指戳落於李楚離的眼鏡，戳進了他的右眼，李楚離疼得鑽心，當場暈了過去，從此右眼失明。
同是草嵐子監獄英雄的孔祥禎、馮基平也沒有躲過劫難，都是先被關進監獄，後又押解流放。
1966年12月26日，這天應該是好日子，迷信點說全是雙數，吉利，另外，還是偉大領袖毛澤東的生日。但對南開大學前黨委書記高仰雲來說，是最最不幸的一天。就在這一天，他的全家被首創的“抓叛徒戰鬥隊”掃地出門，有人鄙夷地指著一間茅房對他說：“這兒是圈狗的，你們以後就住在這裏。高仰雲是從敵人的狗洞裏爬出來的，現在竟去臥我們的狗洞。”
高仰雲和妻子李琛遭到無數次毒打。高仰雲的身上被造反派用硫酸燒得一個泡一個泡，兩顆門牙被打落，不能吃東西，不能講話，他死後，造反派給他下個結論：“畏罪跳湖自殺！”李琛左腿骨被打斷，雙眼的玻璃體被打壞，差點兒被造反派用繩子吊死，挖坑活埋。
公安部長徐子榮，也被康生定為“叛徒、特務”。徐子榮被折磨死後，專案組向他的妻子孟鬆濤無情地宣布：“叛徒、敵特分子徐子榮的骨灰，一不能進八寶山革命公墓，二是不能埋在院子裏，三不能放在家裏。”
孟鬆濤聽後在心裏哭訴：“子榮，你為之奮鬥了一生的新中國960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竟沒有你的一寸安魂之所！”
往事不堪回首，“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用血淚和死亡寫就的。
1978年6月，當中央專案組火氣很旺的到中組部大發脾氣時，胡耀邦已組織人員著手解決“六十一人案”。他深知中央專案組不僅不會讚成，不會提供給他們掌握的任何材料，而且，還不許他們到中央檔案館查閱任何資料。但是，胡耀邦決心已下，一定要把康生製造的冤案徹底平反過來。
得到葉劍英、陳雲、鄧小平等中央主要領導的支持和同意後，胡耀邦決定由賈素萍、倪書林、周曦和、張漢天4人對“六十一人案”進行調查。
為了減少阻力，胡耀邦叮囑他們，道：“此案關係重大，先不宜聲張，要審慎、深入、踏實地進行調查研究、珍惜每份資料，抓緊時間，爭分奪秒，爭取三個月複查完畢，寫出複查報告，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時拿出來。”
賈素萍三人開始了撥亂反正的奔波。他們決定先向申訴的當事人調查訪問，傾聽他們的意見。他們來到了西直門國務院招待所，第一個訪問了住在那裏的薄一波。
在傳達室，賈素萍等人一見麵，便親切地問候：“薄一波同誌！你好。”十多年來，造反派，專案組，不知多少次調查審問他1936年從草嵐子監獄出獄的情況，不是拳腳相加，就是惡聲惡氣，來者從不通姓名，更不會稱他“同誌”。這次中組部賈素萍等四人不僅親熱地稱他為同誌，還說明了胡耀邦派他們來進行調查研究的決定，這是這麽多年來，所聽到的最親切的話，薄一波激動不已。
賈素萍對他說：“今天我們先來看看您，聯係一下，請您根據自己的健康狀況，定個時間，我們再來聽您的意見。”
薄一波喜出望外，急切地說：“我的身體很好，不必另約時間，今天就談，行不行？”賈素萍幾個人看到老人的心情如此迫切，不忍心掃他的興，就跟著薄一波來到他的房間，薄一波一打開話閘子就收不住了，他要把自己1936年的出獄經過，以及受到康生、“四人幫”的迫害、誣陷全訴說出來，他一點也不覺得疲勞，一口氣談了七個多小時。
北京的夏日，氣溫高達攝氏三十五六度，稍為動一動就滿身是汗。賈素萍、倪書林、周曦和、張漢夫四人在北京城到處奔忙，找“六十一人案”幸存的受害者，找一切可以幫助他們平反的證據。
他們找到了周仲英，找到了馬輝之，找到了劉有光、朱則民，然後，就一一與他們座談，了解真相，傾聽意見。
他們又找到了給黨中央寫信的孔祥禎，他是薄一波等人在草嵐子監獄那段時間的見證人。
聽說是中組部的，是胡耀邦派來的調查組，早已殘疾的孔祥禎馬上請賈素萍等人進屋，並掙紮著與賈素萍等一一握手。孔祥禎激動地指著自己的殘廢的腿道：“過去紅衛兵、專案組來調查的人可多啦，說是調查，比審訊還凶。”
他不知是身體虛弱，還是心情激動，說話有點兒上氣不接下氣。他喘了兩口氣，稍做停頓，繼續說道：“我說的真實情況，他們又不相信，還要逼我，在他們事先寫好的誣陷的結論上簽字；我不幹，他們就整我，把我的腿也整殘廢了。所以，後來他們再來調查時，我就不同他們談，請他們吃閉門羹。你們來了，我衷心歡迎。”
賈素萍四人在北京訪問、調查整整忙了兩個月。8月初，他們又奔赴到外地調查。
他們首先來到合肥。一下飛機，頓時感到好像掉進了火爐，火辣辣的太陽炙烤著人皮膚火燒火燎，他們顧不上停頓休息，馬上乘汽車趕赴安慶。
在悶熱的安慶，劉瀾濤還住在一間小平房裏，當賈素萍等人說明來意後，劉瀾濤也是異常驚喜，與他們進行了一番長談。
劉瀾濤開口就吟誦了他自己寫的一首小詩：“一九七五五二八，十年幽禁總作罷。雲海蒼茫君何往，黨是親娘神州家。”老人的神色蒼然，眼裏噙著淚花。
他說：“康生、‘四人幫’誣陷我是‘叛徒’，關押審訊了我八年，1975年5月28日才釋放，但是‘叛徒’的帽子仍然扣在我的頭上，不給我自由，不許我與孩子、親戚、朋友、任何人見麵。但是，我劉瀾濤是黨的兒子，人民的兒子，我的一顆赤子心永遠是堅貞的。今天，見到你們，十多年來，才第一次見到親人……”
老人嗚咽了起來，激動的熱淚滾滾，談話不時中斷。說完，他熱誠地挽留賈素萍等人吃飯，說：“讓你們嚐一嚐我自己在院子裏種的豆角，我燒的菜味道不壞！”賈素萍等人婉言謝絕了劉瀾濤的盛情，又風塵仆仆地趕到淮南，找到被幽禁在這裏的安子文。
安子文一聽說中組部來人，猜想八九不離十是新任中組部長胡耀邦派來的。他回想起十年浩劫中受過的種種折磨、摧殘，頭上一直被黨內大奸康生和“四人幫”扣頂“叛徒”的帽子，以便人民早把他忘了，自己這一生就這麽含冤銜恨過下去了。
賈素萍一見就問道：“安子文同誌，你好嗎？我們是來看您的。再請您談談您的情況。”安子文再也控製不住自己的感情了，好像受了委曲的孩子似的，突然得到母親的安慰，他忍不住嗚嗚嗚地痛哭起來。他把十幾年被揪鬥、被踢、打、擰、掐種種遭遇一古腦兒全訴說了出來。
賈素萍等人接著又跑到山東、天津、吉林、陝西。10月中旬，來到西安訪問唐方雷。唐方雷和老伴趙輝被流放在西安郊縣興平縣的一個村子裏，當地的老百姓不知他們的真實身份，隻知道上麵送下來時說：“這是個‘大叛徒’，革命群眾要提高警惕！”所以，村裏人招呼唐方雷就喊大叛徒，招呼趙輝就喊“大叛徒婆”。
唐方雷的雙耳早就被“抓叛徒戰鬥隊”打聾了，跟他講話，隻有對著他的耳朵大聲喊，並讓他看著對方的口形，才能聽懂。
賈素萍等人趕到村裏時，老夫妻倆正好到城裏拉煤去了。兩位70多歲的古稀老人，不論吃的、燒的，都要往返50裏路用一輛破架子車自己去拉。
趙輝聽過賈素萍的介紹，抱著賈素萍，痛哭失聲。他們的這個“家”――其實隻是一間四處透風的破農舍，一無所有，隻有地上小堆紅苕，就是他們全部的口糧。兩位老人的處境令人心酸，賈素萍等人也忍不住眼睛紅潤了。
賈素萍四人調查、訪問、查閱檔案，常常是一幹一個通宵。他們每次回來都仔細的整理材料，撰寫報告。胡耀邦每次都親自聽匯報，批閱送報的材料，掌握的材料越多，胡耀邦越感到康生、“四人幫”對61位同誌的誣陷的荒謬和令人發指。
胡耀邦對賈素萍等人說：“這些材料很能說明問題，我們根據這些複查的材料，可以起草報告提綱，送給中央常委參閱了。”1978年11月20日，胡耀邦與賈素萍等人以中央組織部的名義向黨中央寫出了詳細的《關於“六十一人案”的調查報告》。
這份調查報告戳穿了康生、“四人幫”栽髒誣陷製造大冤案的醜行。否定了康生說的“永遠翻不了”的“鐵案”“鋼案”的謬論。
調查報告分為七個部分，講了七個問題。一、“六十一人案”是一起重大錯案；二、六十一人在反省院的表現；三、六十一人出反省院的經過；四、六十一人出獄後的情況；五、“文化大革命”前，中央審查六十一人這段曆史的情況；六、調查的結論和處理意見。
調查報告得出的結論是：“我們認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謂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是不存在的，是一個大錯案。
中組部提出了明確的處理意見，及早平反昭雪。他們寫道：“薄一波同誌等在反省院對敵鬥爭的表現是好的。出獄時他們在敵人擬好的‘反共啟事’上捺了手印，並發表在當時的平、津報紙上，是執行黨組織的指示。當時北方局的決定，不是劉少奇同誌個人的意見，參予決定這個問題的還有柯慶施等當時北方局的領導同誌。1936年，張聞天同誌是中央的總書記，他的批複，應該看做是代表中央的。許多同誌說明，毛澤東曾向他們表示中央知道他們出獄的經過，這一點應該認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據當時華北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形勢以及薄一波等同誌在反省院的表現，指示他們可以履行敵人規定的手續出獄，以便為黨工作，這是組織上在當時特定的曆史條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對那些根據黨組織指示，在敵人擬好的反共啟事上捺手印並登報後出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錯誤處理的同誌，應該恢複黨籍，恢複原工資級別，酌情安排適當工作。因這一問題使其家屬、親友受到株連和錯誤處理的，也應改正過來。已經去世的，應做好善後工作。”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中央正在北京召開經濟工作會議。胡耀邦正好在這個時候把調查報告報給黨中央。
陳雲看後，在東北組上的討論發言說：“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出反省院是黨組織和黨中央決定的，我看應該解決！”
12月13日，鄧小平在會上說：“凡是過去搞錯了的東西，統統應該糾正。”就在這次中央工作會上，中央批準了中組部的調查報告，並於1978年12月16日，以中發[1978]75號中共中央文件，發到全黨。這個長達12年之久，許多老同誌及其家屬、親友遭受迫害的重大冤、假錯案，終於得到平反昭雪。
1979年1月25日，黨中央為被迫害致死的徐子榮、廖魯言、胡錫奎、劉錫五、王其梅5位同誌舉行平反昭雪追悼會。1980年6月25日，為逝世的安子文舉行追悼會。其他被迫害致死的同誌，也相繼為他們舉行了平反昭雪追悼會，善後問題得到妥善處理。
胡耀邦常常詢問：“究竟下情如何”
1978年12月25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胡耀邦進入中央政治局，出任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80年改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黨內的最高領導。盡管他的事情更多了，但是，他關心下情的作風始終沒變。
胡耀邦對人民來信有著一種特殊的感情，他為自己定下規矩：每天批閱人民來信不得少於一份。
1983年5月，一封發自天津的人民來信放到了胡耀邦的案頭，來信反映天津內燃機研究所存在嚴重的問題。信中說：“這個研究所是國家的重點所，有雄厚的技術力量。可是，自‘文化大革命’以來，一直處於癱瘓狀態，科研人員無事可做，設備損壞無人過問。最令人不可忍受的是，‘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的人仍然把持領導權，連研究所的牌子還用‘革委會’……”
胡耀邦憤怒了，他抓起毛筆，唰唰唰，奮筆疾書，寫道：“這個例子真是觸目驚心，是否天津還有這樣的單位？是否其他省、市、區還有這樣的單位？我們撥亂反正幾年，究竟下情如何？我們反官僚主義幾年，究竟下情如何？我們整黨已半年多，究竟下情如何？我們中央委員和一切高級幹部是否都深思一下呢？中央常委會說過上百遍了：第一，要了解下情，做到心中有數；第二，要放手提拔一大批年富力強、有幹勁、有闖勁的人上台。我看這兩條是許多問題解決好不好和今後怎麽辦的關鍵兩條。”
寫完，胡耀邦抬頭看看書案上的小鬧鍾，時針已指向淩晨1點了。然而，他毫無睡意，又重新拿起筆，給中辦信訪局寫出專門派人去天津調查的指示。
幾個月後，在胡耀邦的親自督促下，天津內燃機研究所存在的問題得到妥善解決。1983年12月，北京實驗劇團一位女編劇，抱著試試看的心理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反映深受少年兒童喜愛的“故事爺爺”孫敬修老人的困境。這位女編劇來信說：“老人雖然退休，但仍然積極為青少年編講節目。但是，工資很低，住房簡陋，給老人生活和工作帶來許多困難，希望中央能關懷照顧！”
胡耀邦看到信後，馬上給中央信訪辦寫了一長段批示：“全國隻這麽一個為廣大少年所喜愛的人。完全可以特殊照顧一下。”並說：“此老境遇也說明，我們的同誌很不了解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