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章 胡青天一入中南海！如山冤案盡皆昭雪(2)
1975年，報刊上猛批“經驗主義”“事務主義者”，全國上下不抓生產。胡耀邦氣憤地說：“資本主義戰勝了封建製度，並不是因為他符合什麽道義而是因為它解放了生產力；我們認為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也需要通過進一步解放生產力來證明，如果生產總是上不去，經濟發展速度反而不如資本主義，那怎麽行呢？”
耀邦說：“能否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取得更快的經濟發展速度，是關係到社會主義新製度的生死存亡問題。列寧早就講過‘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保證新社會製度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
針對那些幫八股的文章，胡耀邦說：“任何騙子都要披上神秘的外衣。不管是什麽人，什麽文章，凡是裝腔作勢，高深莫測，讓人看不懂，動不動就訓人的，肯定有問題。馬列主義的本質是樸素的實事求是的。”
敢於實事求是，敢於探索真理，敢於同敵人作堅決鬥爭，正是胡耀邦的高貴品德。
出山
1973年8月，胡耀邦“出山”，任中國科學院的核心領導小組第一副組長，主管科學院。
1972年初，胡耀邦在河南黃湖幹校，利用勞動之餘的時間，研讀“三部四卷”深深地思索令人目眩神迷的“文化大革命”時，他沒有想到，在北京一間小小的休息室裏，曆時6載的“文化大革命”，這時正悄悄地、醞釀著一個重大的轉機。這一轉機，直接導致了三年之後他的重新“出山”。
1972年1月，毛澤東親自參加陳毅的追悼會。在休息室接見陳毅夫人張茜時，毛澤東說，陳毅是個好人，是個好同誌。要是林彪的陰謀搞成了，是要把我們這些老人都搞掉的。毛澤東提到了鄧小平：鄧小平的性質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在場的周恩來敏銳地覺察到這句話的重要性，立即暗示陳毅的子女們想辦法把這句話傳出去。
毛澤東的一句話，周恩來的敏感，促成了鄧小平的複出。1974年10月4日，毛澤東提出籌備四屆人大，醞釀國家機構人事安排的意見，提議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10月20日，毛澤東再次提議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黨的副主席、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1975年1月，鄧小平開始全麵負責黨、政、軍日常工作。根據周恩來在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在本世紀內，全麵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的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這一設想，鄧小平對全國各項工作，進行全麵的整頓。7月20日，在國防工業重點企業會議上，鄧小平再次強調解決領導班子問題：要建立敢字當頭的領導班子，要找能夠辦事，敢於辦事的同誌來負責。
於是，1975年8月，胡耀邦受命主管中國科學院。對這次出山，胡耀邦並不感到意外。王任重在回憶文章中說，鄧小平複出之後，他在1975年5月被釋放了，但“罪名”一個也沒有取消，當時下放陝西武功農學院，連黨員資格也不被承認。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胡耀邦托人帶信，要王任重的兩個孩子去看他。他讓孩子們轉告王任重三條：
第一，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
第二，我們的黨是有希望的；
第三，鍛煉身體，準備將來出來工作。
可見對於重新出來工作，胡耀邦早已有思想準備。如果說胡耀邦轉告王任重的三條，也正是他自己重新出山的精神準備和身體準備的話，那麽對於主管中國科學院這樣一個重要的科學部門，胡耀邦也是有著知識上的準備的。
遠在50年代，胡耀邦就意識到了自然科學的重要性。1957年3月，胡耀邦在一次講話中說，有人說現在許多青年埋頭鑽研業務，不問政治，我說這句話要加以分析，不要一般批判。現在國內階級矛盾已基本解決，今後更長期的任務是同自然界作鬥爭。這就需要自然科學，需要業務。怎麽辦呢？歸結為二句話：埋頭鑽研業務，抬頭+望政治。
1972年，胡耀邦的一位老戰友的孩子去看他，問他幹什麽。胡耀邦說：“老樣子，拚命啃書本！”讀什麽書？數、理、化，尤其是國外科普讀物。青年人感到意外。“文革”中，很多人深感毛澤東史書讀得多，深感自己對中國曆史所知甚少因而犬啃社會科學，而胡耀邦竟而啃起自然科學來了。對於為什麽讀自然科學書籍，胡耀邦當時隻簡單地說了一句：
“以後用得到的，我們這一輩人缺的就是這個。”
三年之後，學而致用，似乎是個巧合。胡耀邦在科學院進行一係列調查研究的時候，院內一些科技人員感到十分驚異：“簡直想不到他提的一些問題竟是那樣內行！”然而，對於胡耀邦來說，偶然中隱藏著必然。在胡耀邦眼中，具備自然科學知識既是黨的事業的需要，也是一個領導幹部提高自身素質的需要。胡耀邦對自然科學知識的重視和學習，不是出於急功近利的考慮，而是出於對社會的現實感、縱深感、大局感。正是由於他具備種種優良素質，才使他有可能在社會需要他時，把握住曆史賦予他的機會，幹出一番事業，為黨、為國家、為人民做出重要貢獻。
《匯報提綱》
如何對科學院進行整頓？
這需要膽識，更需要公心。
1975年，“文化大革命”已進入第十個年頭。政治氣候乍暖還寒，陰晴不定。
5月3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點名批評“四人幫”。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鄧小平主持政治局會議，對江青等人進行了數次嚴肅的批評。
7月20日，鄧小平傳達了毛澤東“老九不能走，還是要”的指示。
全國各行各業的整頓工作，迅速展開，一時正氣上升，人心振奮。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一直忍辱負重，苦撐危局，力主鄧小平出來工作的周恩來，自1974年6月1日住進醫院之後，病情越來越嚴重。1975年6月9日，在參加賀龍的追悼會時，周恩來說他自己剩下的時間也不多了。
在四屆人大企圖組閣失敗的江青集團，在一旁虎視眈眈的窺測著時局。江青集團先是以反對經濟主義為名。聲稱“經驗主義是當前大敵”，指責政治局“不抓大事”，“不抓政治忙於業務”，攻擊周恩來。繼而利用毛澤東評論《水滸》，大批投降派。宣稱毛澤東“對《水滸》的批示有現實意義。評論《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在黨內有人架空毛主席”。攻擊矛頭直指重病在身的周恩來。
1975年7月1日，周恩來同泰國總理克立？巴莫簽署完中泰兩國建交公報後，部分工作人員趁攝影記者還在，要求同周恩來合影。周恩來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照可以照，但將來可不要在我臉上劃××喲。”一句話令大家的心情無比沉重。以往，不論在怎樣險惡的環境裏，不論在怎樣沉重的心情下，都很少談論個人的安危得失的周恩來，在1975年的黨的生日的這一天，竟流露出了如此憂鬱的心境。
政治風雲變幻莫測。
敢於辦事需要膽，能夠辦事需要識。要把事情辦好，真正符合人民利益，需要公心。胡耀邦有膽，有識，有公心。“自少事長征，到老氣猶旺”，他更有著從事工作必不可少的巨大的熱情。1975年8月初胡耀邦走馬上任，立即著手進行調查研究，深入各個研究所，與科學家們舉行一係列的座談。8月11日，按胡耀邦口述的精神整理而成的《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匯報提綱）》初稿即已形成。《匯報提綱》實際上是一個清算“文化大革命”對科學事業造成破壞的文件，包括六方麵的內容：（1）關於充分肯定科技戰線上的成績問題；（2）關於科技工作的組織問題；（3）關於力求弄通毛主席提出的科技戰線的具體路線問題；（4）關於科技戰線的知識分子政策問題；（5）關於科技10年規劃輪廓的初步設想問題；（6）關於院部和直屬單位的整頓問題。如關於自力更生與學習外國的關係，提綱明確地提出要學習魯迅的“拿來主義”：
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本身就吸收和改造了人類思想和文化發展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毛主席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經驗，結合中國的實際，領導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學習是為了創造。善於學習，才能不斷前進，後來居上。搞社會科學是這樣，搞自然科學也是這樣。要學習魯迅所說的“拿來主義”，把外國的一切先進科學技術統統拿來，為我所用。
必須經常地密切注意和調查研究國際上科學技術發展的最新動向，要千方百計地收集、研究、分析外國的科技文獻資料，做到知己知彼，吸取長處，避免爬行和走彎路，迎頭趕上。
為了爭取時間，爭取速度，我們有必要從國外引進一些先進技術、先進設備。引進是為了借鑒，為了促進我們自己的創造，而不是替代我們自己的創造。
必須積極開展國際科學界的友好活動，還要爭取利用一切機會，在科學技術上多吸收一些東西。
要提倡青年科技人員下功夫搞通一兩門外文。
這樣做，決不是“爬行”，而正是加快步伐；決不是“崇洋”。而正是滿懷信心地要同一切洋人試比高。
關於理論與實際，基礎與應用的關係，提綱強調了要加強基礎理論的研究：
要正確地貫徹理論聯係實際的方針。“理論是從實踐來的，理論又去指導實踐。”在自然科學領域裏，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都有理論。應用科學的發展，向基礎科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礎科學的進一步深化，又返回來促進應用科學的進步。
要以大部分科技力量積極地認真地去解決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提出的課題。要引導科技人員十分關心自然科學理論的實際應用。但是，又不能忽視自然科學的理論研究和基礎性工作。生產實踐經濟要總結提高，就要有理論研究。為了發展我們自己的創造，趕超世界先進水平，也必須有理論研究。還有一類理論研究，雖然暫時還看不到應用的途徑，但是從遠處大處看來，對於認識自然、發展科學卻可能有根本性的重要意義，並在哲學上兩條路線鬥爭和國際現實政治鬥爭中有著重要作用。
從當前的情況來看，自然科學的理論研究還是不夠的，要有計劃地加強。許多理論研究往往不是短期內可以見效的，容易受到衝擊，更需要各級領導的重視、支持和做好切實安排，而不應任意加以貶低、指責甚至汙辱。那是與馬恩列斯和毛主席一貫重視理論科學的重要意義的教導不相符的，也是與毛主席對楊振寧、李政道等關於加強基礎理論研究的建議所表示的親切支持態度不相符的。
各部門情況不同，也就需要有所側重。生產部門要著重解決生產中提出的科學技術課題，也要注意與生產密切相關的理論性問題的研究。科學院的研究所和部分高等院校，有條件，也有責任更多地搞一些理論研究。這方麵需要有個統籌安排。
9月26日，鄧小平聽取了胡耀邦關於《匯報提綱》的說明，肯定了《匯報提綱》所提出的加強自然科學研究，整頓研究所、室領導班子的意見，強調科研必須走在國民經濟的前麵；對有水平的人要加以愛護和讚揚；要選黨性好，組織能力強的人給科技人員搞後勤；對一不懂行，二不熱心，三有派性的人不能留用。在胡耀邦這次匯報以後，《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形成文件，毛澤東審閱了這個文件。
這一文件，給科學界帶來了生氣。參加匯報提綱起草工作的龔育之在《悼念耀邦同誌，發揚“五四”精神》的回憶文章中說：“看到了這個提綱草稿的科學家和科學工作幹部都非常振奮。我就是在參加提綱修改的具體文字工作的過程中開始同耀邦同誌接觸的。那時大家多麽希望提綱給我國科學事業帶來一個轉機。”胡耀邦自己對這一文件，也感到非常滿意。張凱的文章也談到胡耀邦當時的心情：“見到我，耀邦叔叔劈頭就問：‘見到了吧，我們的匯報提綱？講講什麽意見？’他興奮地走來走去、地板踩得咯吱咯吱響，真像個大孩子！”但是，這一文件直接觸犯了江青集團。在變幻莫測的政治風雲中，《匯報提綱》和它的主持製定者，無可避免地迎來了自己的厄運。
1975年9月底至11月初，毛澤東的聯絡員毛遠新多次向毛澤東匯報：
“感覺到一股風，比1972年借批極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還要凶些。”
“擔心中央、怕出反複。”
“我很注意小平同誌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批判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
“‘三項指示為綱’，其實隻剩下一項指示，即生產搞上去了。”
毛澤東對毛遠新的看法持肯定態度，認為鄧小平等人“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有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
11月3日，清華大學黨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傳達毛澤東對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人的二封信的批示：“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批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劉冰等人於8月13日和10月13日兩次寫信給毛澤東，對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和副書記謝靜宜的工作作風和群眾關係方麵的問題提出意見，信經鄧小平轉給毛澤東，他們期待得到最高領袖毛澤東的支持，做夢也沒想到，竟會遭到如此沉重的當頭棒喝。更沒有想到的是，他們的信竟會成為“文化大革命”又一個重大轉折的契機，在一旁窺測已久的江青集團抓住了這個契機，從對劉冰等人的批判開始，吹響了全國範圍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螺號。
1976年《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
2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批判“三項指示為綱”》及《人民日報》記者文章《要害是複辟資本主義――北大師生員工批判“三項指示為綱”》。文章公開引出鄧小平言論，直接提出“刮右傾翻案風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主要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被揭發過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走資派還在走，投降派確實有”，鄧小平“還在搞修正主義”，是“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在全國範圍愈演愈烈。
胡耀邦主持製定的《匯報提綱》，被列為三株大毒草之一（其餘二個文件是1975年8月，10月國務院製定的《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在全國範圍對《匯報提綱》進行了聲勢浩大的批判。
《匯報提綱》提出的學習魯迅的“拿來主義”，被批判為洋奴哲學、爬行主義、崇洋媚外，與毛澤東的“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後麵一步一步爬行”唱反調，目的是要複辟資本主義，使我國淪為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匯報提綱》提出的加強基礎理論的研究，被批判為在雜誌縫裏找題目，跟著洋人的P股轉，不考慮工農業生產的需要。
胡耀邦在科學院的言行，也遭到了直接的批判：
就在幾個月前，科技界刮起右傾翻案風的時候，其鼓吹者之一到我們單位來，在一次長時間的談話中，隻字不談階級鬥爭，不提黨的基本路線，打著“把科研工作搞上去”的旗號，大肆販賣修正主義貨色，他胡說什麽“現在我們的科學技術存在危機”，“這幾年有點盲目地講自力更生。”……他以救世主的架勢，開出一服包治“危機”的“藥方”。他認為隻有靠外國專家，才能解決他的所謂危機；隻有跟在別人後麵一步一步地爬行，才算不“盲目”。他們全然不顧科技戰線廣大工人、科研人員和幹部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指引下，迸發出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創造性，把眼睛死死盯在“外國”上麵，竟說什麽你們“要緊跟上”，不然的話，不管你“什麽黨委書記、老紅軍、老幹部、大學畢業生，都要被曆史所淘汰”。請看，多麽惟妙惟肖的一副崇洋媚外奴才相。這全不難看出，他們就是要推行一條洋奴哲學，爬行主義路線。
按照“文化大革命”的慣例，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批判，物質的力量必須用物質來摧毀。精神的胡耀邦已經痛加批判，物質的胡耀邦也不能放過。1975年12月，胡耀邦在科學院工作四個月之後，因病住進了醫院，但是仍沒有躲過“反擊右傾翻案風”這場風暴的直接打擊。
1976年1月，《紅旗》雜誌發表文章點名批判科學院的《匯報提綱》，其後在首都體育館舉行批判會。姚文元在《人民日報》頭版留好了版麵，準備報道這次大會。胡耀邦因病未往。會上群眾遞條子：我們不認識胡耀邦、李昌，想要認識誰是李昌（李昌和胡耀邦同時被派往科學院，負責科學院的整頓工作）。李昌在會上站起來，全場竟熱烈鼓掌。對胡耀邦、李昌批判會，竟變成了對他們的聲援會。攝影記者對一些場麵試圖拍照，記者拍在哪裏，群眾就起哄，或者離開會場。結果《人民日報》對這次會議無法報道。
但是，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衝鋒陷陣的“勇士”，畢竟不乏其人。
1976年夏天，科學院幾個造反派頭頭，硬是把胡耀邦從醫院中“揪”了出來。當時胡耀邦病勢不輕，醫生估計有胃癌的可能，但還未確診。在這種情況下，胡耀邦被拉到大連去批鬥。在大連，胡耀邦病勢加重，又住進了醫院。造反派頭頭還是要把他拉出來批鬥。醫生說：你們如果要拉出去，我們就不能接受他回來了，他的生命很難保證。這才使胡耀邦免遭了這場批鬥。當天晚上，用火車把他送回北京。車到沈陽，唐山大地震爆發，火車差一點被顛翻。
胡耀邦的個人命運曆盡坎坷的這一年，黨和國家的命運，也到了最危急的關頭。
1976年4月初，人民自發悼念周恩來，4月4日清明節，悼念活動達到高潮，數十萬群眾不顧重重禁令，湧向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獻花圈，張貼傳單，朗誦詩詞，發表演說，聲討“四人幫”。4月5日，悼念活動遭到鎮壓，4月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天安門事件”被定性為“反革命政治事件”；華國鋒擔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鄧小平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10月6日，以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為代表的政治局，采取果斷措施，對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實行隔離審查，一舉粉碎了“四人幫”。
胡耀邦在北京東城富強胡同一座破舊的四合院的家中，迎來了曆史的這一巨大轉折。胡耀邦從大連回到北京以後，就在家中養病。社會上曾一度流傳他去世的消息。“文化大革命”初，他的家曾被說成是“裴多菲俱樂部”，到“文化大革命”最後幾年，《匯報提綱》的“炮製者”的家仍是“門庭若市”。一些人遇到困難，感到思想苦惱，都願意去找他聊聊。有人請他幫助解決問題，盡管當時他自己還沒有恢複工作、無法援手，他還是熱情接待，幫助對方分析問題的症結所在。這種情況，自然遭到江青集團的種種的責難和汙蔑，但他們終於無法切斷耀邦與人民的血肉聯係。
“四人幫”剛被抓，胡耀邦就得悉了這一重要的消息。“門庭若市”的胡耀邦家，也是消息最靈通的所在地。當大家還沉浸在狂喜之中時，高興之餘，胡耀邦的眉頭又微微凝結起來，“沒那麽簡單！複雜著呐！”
舊的一頁揭過去了，新一頁呢？
歡迎胡耀邦的鞭炮炸了二十分鍾
12月15日早晨8時，一向安靜得有些森嚴的中共中央組織部喧鬧起來了。門庭前，一大群人個個手提鞭炮來到這裏，他們有一般的幹部、工人、知識分子，也有老幹部、老同誌，聶榮臻元帥的夫人張瑞華也趕來了。她買的鞭炮最多，10元多錢買了兩大串。他們就像天真的孩子似的，在門前地上爭著燃放起來。
他們是來歡迎胡耀邦的。胡耀邦與他的秘書梁金泉在歡迎的鞭炮聲中穿過人群，不停地與人們一一點頭招呼，矯健地登上了辦公大樓二樓。
胡耀邦把公文包放在自己辦公室桌上，然後召開與全體幹部見麵會。胡耀邦說：“今天，我隻是向大家報個到，見見麵，中央黨校有些工作需要交代一下，過幾天來正式上班，和大家一道工作。”
他對組織工作講了很多。但是，留給人們影響最深，也是後來的工作方向的一句話和兩個要求。
他說的一句話是：“積案如山，步履維艱。”這個山有多高，步履如何維艱，他是這樣說的：“光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間的重大案件，諸如‘天安門事件’‘六十一人案’、內蒙古‘內人黨’問題、東北的所謂‘叛徒集團’問題、新疆馬明方等同誌的所謂‘叛徒集團’問題、為劉少奇鳴冤叫屈和‘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惡毒攻擊林副統帥’而被殺頭的‘現行反革命’案件，等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誰也說不清。‘文革’前的曆次政治運動……還有建國前囿於曆史環境和條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錯案，一直推到當年蘇區的冤案，等等，這叫‘積案如山’！”
他的大膽令中組部的部分人一下接受不了，瞪著大眼睛觀察胡耀邦的表情。胡耀邦為了表明他堅定的信心，把手一擺說：“對於建國後和‘文革’中每一項冤假錯案的清理和落實被冤屈同誌的政策，固然是黨的組織部門責無旁貸的首要任務，而對於建國前的曆史遺留問題，不管由於當時的曆史條件所限或戰爭環境的影響，還是受康生等人的阻撓破壞而沒有解決或解決得不徹底的，我們組織部門也要把這些問題的徹底解決當作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
他的話鋒一轉，說：“但是，阻力也很大，像郭玉峰這樣的極左人物黨內還有，各地都還有，我們每向前邁一步，其難度都好比攀登喜馬拉雅山，所以說‘步履維艱’！但是，我們大家要恢複黨的優良傳統，把黨的組織部門辦成‘黨員之家’‘幹部之家’，掃除多年來組織部門‘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的官衙門的惡習，使每一位來訪的黨員、幹部，不論黨齡長短，資曆深淺、職務高低，都能感到一視同仁的親切溫暖，無話不可談，無事不可求，把‘四人幫’的那股習習陰風一掃而光。”
這是他提出的第一個要求。接著，他說：“今後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誌來找我，我都要和他們見麵談話，請任何人不要阻攔；凡是信封上寫的胡耀邦三個字的來信，都請及時送給我，如沒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誌不要主動代勞處理，更不能扣壓！”
在這一次的會議上，胡耀邦明確而緊迫地提出：從現在開始，由陳野蘋、賈素萍、倪書林、楊士傑、張策、章蘊、曾誌等幾位老同誌參加工作，成立一個老幹部接待組，認真接待好老同誌的來信來訪工作。
他指示說：“年老體弱走不動的，可以用車接來；患病在床來不了的，應該登門拜訪，到他家裏，到他的病床前，傾聽意見。”他在會上高聲呼籲：“要撥亂反正哪！隻有撥亂反正，我們的黨，我們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才有希望！”
胡耀邦說著激動地站起來，用手直敲桌子。他的心和千百萬受迫害人的心和全國人民的願望息息相通。參加會議的許多幹部，尤其是長期來一直“靠邊站”的老同誌，激動地淌出了眼淚。多年來，他們想說而不敢說話，今天胡耀邦說出來了，他們的心裏感覺那可真痛快哪！
胡耀邦擔任中組部長，給冤獄的受害者帶來了希望。在他到任的第一個月裏，每天就有幾百人到中組部上訪，一個月下來信件達六麻袋。
在這些信件中，有的是受害者本人寫的，有的是他們的家屬子女寫的，每一封寫得都那麽殷切。
有一封來信引起了胡耀邦的特別注意。這是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205位幹部寫的聯名信。來信反映，對外文委已被撤銷，原屬1000多名幹部已有800多人被分插在有關各部，隻有他們這205位一直“沒人要”。所以，他們要求中組部能盡快解決他們的工作問題。信末署名有：副部級幹部5人，司局級幹部14人，處科級幹部86人，精通多國語言文字的科級以上幹部100人。夏衍、楚圖南、原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原對外文委副主任陳忠經等一批名人也在其中。
胡耀邦看完來信，拍案而起，忿忿地說：“這簡直是瞎胡鬧！對夏衍、楚圖南、曹瑛、陳忠經等等這樣的老同誌，怎麽都誣稱他們為，‘社會糟粕’呢？怎麽因為他們的‘家庭出身’和‘海外關係’之類的不由自主的客觀存在，就剝奪他們繼續為黨工作的權利呢？‘文革’十年強加給他們的種種磨難，難道還不夠重嗎？”
他馬上指派副部長陳野蘋和賈素萍、倪書林、曾誌等人與國務院政工組取得聯係，成立聯合工作組，對205人的情況進行調查。
工作組的同誌分頭行動，深入到這些老同誌家中，與他們座談，聽他們訴說“文革”以來遭受“四人幫”的壓製、迫害。他們那充滿感激的話語，他們那奪眶而出的熱淚，他們那強烈的渴望平反的心聲，無不讓工作組的同誌一一銘記在心，工作組前前後後奔波了十幾天，最後寫出了一份《情況簡報》送給了胡耀邦。
胡耀邦看完簡報後馬上作了批示：一、這個材料值得一看；二、請工作組順從大家的心願，一抓到底，限定時間，做完該單位全部同誌的工作分配和妥善處理；三、立即考慮其他單位也推行“領導上第一線、一抓到底、幹淨利落全部解決問題”的方法。
根據胡耀邦的指示，中組部的幹部工作組充實人員，改為幹部分配辦公室，很快解決了對外文委205位同誌的工作安排問題。同時，還本著對外文委同誌的處理精神，解決了中央各部委6000名“靠邊站”幹部的工作問題。
然而，盡管“四人幫”粉碎一年多了，但是“左”的堅冰仍舊沒有打破。一些人思想麻木，還有少部分人仍堅持“左”的那一套。尤其是思想較“左”的“中央專案組”還把持各種申訴案和幹部問題，使得許多案件不能實事求是地撥亂反正、平反昭雪。
1978年春天，曾因在1975年給鄧小平寫信申訴，要求給徐子榮和“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平反的孟鬆濤，主張正義被打成反革命，慘遭迫害，但這時他帶病奮筆疾書，要求為已被迫害死的親人徐子榮平反昭雪。
鄧小平看完來信後，在信上批道：“這個問題總得處理才行，這也是實事求是的問題。”然後，讓他辦公室的同誌把這個申訴和批示都轉到了中組部。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使黨內正常工作秩序受到嚴重破壞，中組部無權審查處理應該處理的幹部問題，而被脫離黨和群眾監督的“中央專案組”取而代之了。與解決案件有關的檔案材料，也都被“中央專案組”壟斷，而對所有的案件，他們又要“維持原結論。”
胡耀邦遇到的阻力遠遠不止於此。“中央專案組”的個別人還對胡耀邦大膽地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異常震怒，大發脾氣，道：“現在的翻案風如此猖獗，都翻到我的頭上來啦！”
麵對著僵化而狂怒的麵孔，胡耀邦毫不動搖。他決定越過“中央專案組”，直接向黨中央匯報，爭取鄧小平、葉劍英等老同誌的支持，很快，中央就作出決定，支持中組部的平反工作。
此時，中組部的“黨員之家”名聲傳開了。寫信訴說冤獄的更多。
一天，中組部接到一個電話，指名要找胡耀邦，接話人回答：“耀邦同誌現在已外出辦事，由上訪幹部接談負責人陳野蘋同誌接談行不行？”
“行！”對方很幹脆。
打電話的人叫鄭仲兵，是中央民族學院的講師。
耀邦說：“能否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取得更快的經濟發展速度，是關係到社會主義新製度的生死存亡問題。列寧早就講過‘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保證新社會製度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
針對那些幫八股的文章，胡耀邦說：“任何騙子都要披上神秘的外衣。不管是什麽人，什麽文章，凡是裝腔作勢，高深莫測，讓人看不懂，動不動就訓人的，肯定有問題。馬列主義的本質是樸素的實事求是的。”
敢於實事求是，敢於探索真理，敢於同敵人作堅決鬥爭，正是胡耀邦的高貴品德。
出山
1973年8月，胡耀邦“出山”，任中國科學院的核心領導小組第一副組長，主管科學院。
1972年初，胡耀邦在河南黃湖幹校，利用勞動之餘的時間，研讀“三部四卷”深深地思索令人目眩神迷的“文化大革命”時，他沒有想到，在北京一間小小的休息室裏，曆時6載的“文化大革命”，這時正悄悄地、醞釀著一個重大的轉機。這一轉機，直接導致了三年之後他的重新“出山”。
1972年1月，毛澤東親自參加陳毅的追悼會。在休息室接見陳毅夫人張茜時，毛澤東說，陳毅是個好人，是個好同誌。要是林彪的陰謀搞成了，是要把我們這些老人都搞掉的。毛澤東提到了鄧小平：鄧小平的性質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在場的周恩來敏銳地覺察到這句話的重要性，立即暗示陳毅的子女們想辦法把這句話傳出去。
毛澤東的一句話，周恩來的敏感，促成了鄧小平的複出。1974年10月4日，毛澤東提出籌備四屆人大，醞釀國家機構人事安排的意見，提議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10月20日，毛澤東再次提議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黨的副主席、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1975年1月，鄧小平開始全麵負責黨、政、軍日常工作。根據周恩來在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在本世紀內，全麵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的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這一設想，鄧小平對全國各項工作，進行全麵的整頓。7月20日，在國防工業重點企業會議上，鄧小平再次強調解決領導班子問題：要建立敢字當頭的領導班子，要找能夠辦事，敢於辦事的同誌來負責。
於是，1975年8月，胡耀邦受命主管中國科學院。對這次出山，胡耀邦並不感到意外。王任重在回憶文章中說，鄧小平複出之後，他在1975年5月被釋放了，但“罪名”一個也沒有取消，當時下放陝西武功農學院，連黨員資格也不被承認。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胡耀邦托人帶信，要王任重的兩個孩子去看他。他讓孩子們轉告王任重三條：
第一，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
第二，我們的黨是有希望的；
第三，鍛煉身體，準備將來出來工作。
可見對於重新出來工作，胡耀邦早已有思想準備。如果說胡耀邦轉告王任重的三條，也正是他自己重新出山的精神準備和身體準備的話，那麽對於主管中國科學院這樣一個重要的科學部門，胡耀邦也是有著知識上的準備的。
遠在50年代，胡耀邦就意識到了自然科學的重要性。1957年3月，胡耀邦在一次講話中說，有人說現在許多青年埋頭鑽研業務，不問政治，我說這句話要加以分析，不要一般批判。現在國內階級矛盾已基本解決，今後更長期的任務是同自然界作鬥爭。這就需要自然科學，需要業務。怎麽辦呢？歸結為二句話：埋頭鑽研業務，抬頭+望政治。
1972年，胡耀邦的一位老戰友的孩子去看他，問他幹什麽。胡耀邦說：“老樣子，拚命啃書本！”讀什麽書？數、理、化，尤其是國外科普讀物。青年人感到意外。“文革”中，很多人深感毛澤東史書讀得多，深感自己對中國曆史所知甚少因而犬啃社會科學，而胡耀邦竟而啃起自然科學來了。對於為什麽讀自然科學書籍，胡耀邦當時隻簡單地說了一句：
“以後用得到的，我們這一輩人缺的就是這個。”
三年之後，學而致用，似乎是個巧合。胡耀邦在科學院進行一係列調查研究的時候，院內一些科技人員感到十分驚異：“簡直想不到他提的一些問題竟是那樣內行！”然而，對於胡耀邦來說，偶然中隱藏著必然。在胡耀邦眼中，具備自然科學知識既是黨的事業的需要，也是一個領導幹部提高自身素質的需要。胡耀邦對自然科學知識的重視和學習，不是出於急功近利的考慮，而是出於對社會的現實感、縱深感、大局感。正是由於他具備種種優良素質，才使他有可能在社會需要他時，把握住曆史賦予他的機會，幹出一番事業，為黨、為國家、為人民做出重要貢獻。
《匯報提綱》
如何對科學院進行整頓？
這需要膽識，更需要公心。
1975年，“文化大革命”已進入第十個年頭。政治氣候乍暖還寒，陰晴不定。
5月3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點名批評“四人幫”。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鄧小平主持政治局會議，對江青等人進行了數次嚴肅的批評。
7月20日，鄧小平傳達了毛澤東“老九不能走，還是要”的指示。
全國各行各業的整頓工作，迅速展開，一時正氣上升，人心振奮。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一直忍辱負重，苦撐危局，力主鄧小平出來工作的周恩來，自1974年6月1日住進醫院之後，病情越來越嚴重。1975年6月9日，在參加賀龍的追悼會時，周恩來說他自己剩下的時間也不多了。
在四屆人大企圖組閣失敗的江青集團，在一旁虎視眈眈的窺測著時局。江青集團先是以反對經濟主義為名。聲稱“經驗主義是當前大敵”，指責政治局“不抓大事”，“不抓政治忙於業務”，攻擊周恩來。繼而利用毛澤東評論《水滸》，大批投降派。宣稱毛澤東“對《水滸》的批示有現實意義。評論《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在黨內有人架空毛主席”。攻擊矛頭直指重病在身的周恩來。
1975年7月1日，周恩來同泰國總理克立？巴莫簽署完中泰兩國建交公報後，部分工作人員趁攝影記者還在，要求同周恩來合影。周恩來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照可以照，但將來可不要在我臉上劃××喲。”一句話令大家的心情無比沉重。以往，不論在怎樣險惡的環境裏，不論在怎樣沉重的心情下，都很少談論個人的安危得失的周恩來，在1975年的黨的生日的這一天，竟流露出了如此憂鬱的心境。
政治風雲變幻莫測。
敢於辦事需要膽，能夠辦事需要識。要把事情辦好，真正符合人民利益，需要公心。胡耀邦有膽，有識，有公心。“自少事長征，到老氣猶旺”，他更有著從事工作必不可少的巨大的熱情。1975年8月初胡耀邦走馬上任，立即著手進行調查研究，深入各個研究所，與科學家們舉行一係列的座談。8月11日，按胡耀邦口述的精神整理而成的《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匯報提綱）》初稿即已形成。《匯報提綱》實際上是一個清算“文化大革命”對科學事業造成破壞的文件，包括六方麵的內容：（1）關於充分肯定科技戰線上的成績問題；（2）關於科技工作的組織問題；（3）關於力求弄通毛主席提出的科技戰線的具體路線問題；（4）關於科技戰線的知識分子政策問題；（5）關於科技10年規劃輪廓的初步設想問題；（6）關於院部和直屬單位的整頓問題。如關於自力更生與學習外國的關係，提綱明確地提出要學習魯迅的“拿來主義”：
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本身就吸收和改造了人類思想和文化發展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毛主席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經驗，結合中國的實際，領導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學習是為了創造。善於學習，才能不斷前進，後來居上。搞社會科學是這樣，搞自然科學也是這樣。要學習魯迅所說的“拿來主義”，把外國的一切先進科學技術統統拿來，為我所用。
必須經常地密切注意和調查研究國際上科學技術發展的最新動向，要千方百計地收集、研究、分析外國的科技文獻資料，做到知己知彼，吸取長處，避免爬行和走彎路，迎頭趕上。
為了爭取時間，爭取速度，我們有必要從國外引進一些先進技術、先進設備。引進是為了借鑒，為了促進我們自己的創造，而不是替代我們自己的創造。
必須積極開展國際科學界的友好活動，還要爭取利用一切機會，在科學技術上多吸收一些東西。
要提倡青年科技人員下功夫搞通一兩門外文。
這樣做，決不是“爬行”，而正是加快步伐；決不是“崇洋”。而正是滿懷信心地要同一切洋人試比高。
關於理論與實際，基礎與應用的關係，提綱強調了要加強基礎理論的研究：
要正確地貫徹理論聯係實際的方針。“理論是從實踐來的，理論又去指導實踐。”在自然科學領域裏，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都有理論。應用科學的發展，向基礎科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礎科學的進一步深化，又返回來促進應用科學的進步。
要以大部分科技力量積極地認真地去解決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提出的課題。要引導科技人員十分關心自然科學理論的實際應用。但是，又不能忽視自然科學的理論研究和基礎性工作。生產實踐經濟要總結提高，就要有理論研究。為了發展我們自己的創造，趕超世界先進水平，也必須有理論研究。還有一類理論研究，雖然暫時還看不到應用的途徑，但是從遠處大處看來，對於認識自然、發展科學卻可能有根本性的重要意義，並在哲學上兩條路線鬥爭和國際現實政治鬥爭中有著重要作用。
從當前的情況來看，自然科學的理論研究還是不夠的，要有計劃地加強。許多理論研究往往不是短期內可以見效的，容易受到衝擊，更需要各級領導的重視、支持和做好切實安排，而不應任意加以貶低、指責甚至汙辱。那是與馬恩列斯和毛主席一貫重視理論科學的重要意義的教導不相符的，也是與毛主席對楊振寧、李政道等關於加強基礎理論研究的建議所表示的親切支持態度不相符的。
各部門情況不同，也就需要有所側重。生產部門要著重解決生產中提出的科學技術課題，也要注意與生產密切相關的理論性問題的研究。科學院的研究所和部分高等院校，有條件，也有責任更多地搞一些理論研究。這方麵需要有個統籌安排。
9月26日，鄧小平聽取了胡耀邦關於《匯報提綱》的說明，肯定了《匯報提綱》所提出的加強自然科學研究，整頓研究所、室領導班子的意見，強調科研必須走在國民經濟的前麵；對有水平的人要加以愛護和讚揚；要選黨性好，組織能力強的人給科技人員搞後勤；對一不懂行，二不熱心，三有派性的人不能留用。在胡耀邦這次匯報以後，《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形成文件，毛澤東審閱了這個文件。
這一文件，給科學界帶來了生氣。參加匯報提綱起草工作的龔育之在《悼念耀邦同誌，發揚“五四”精神》的回憶文章中說：“看到了這個提綱草稿的科學家和科學工作幹部都非常振奮。我就是在參加提綱修改的具體文字工作的過程中開始同耀邦同誌接觸的。那時大家多麽希望提綱給我國科學事業帶來一個轉機。”胡耀邦自己對這一文件，也感到非常滿意。張凱的文章也談到胡耀邦當時的心情：“見到我，耀邦叔叔劈頭就問：‘見到了吧，我們的匯報提綱？講講什麽意見？’他興奮地走來走去、地板踩得咯吱咯吱響，真像個大孩子！”但是，這一文件直接觸犯了江青集團。在變幻莫測的政治風雲中，《匯報提綱》和它的主持製定者，無可避免地迎來了自己的厄運。
1975年9月底至11月初，毛澤東的聯絡員毛遠新多次向毛澤東匯報：
“感覺到一股風，比1972年借批極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還要凶些。”
“擔心中央、怕出反複。”
“我很注意小平同誌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批判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
“‘三項指示為綱’，其實隻剩下一項指示，即生產搞上去了。”
毛澤東對毛遠新的看法持肯定態度，認為鄧小平等人“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有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
11月3日，清華大學黨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傳達毛澤東對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人的二封信的批示：“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批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劉冰等人於8月13日和10月13日兩次寫信給毛澤東，對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和副書記謝靜宜的工作作風和群眾關係方麵的問題提出意見，信經鄧小平轉給毛澤東，他們期待得到最高領袖毛澤東的支持，做夢也沒想到，竟會遭到如此沉重的當頭棒喝。更沒有想到的是，他們的信竟會成為“文化大革命”又一個重大轉折的契機，在一旁窺測已久的江青集團抓住了這個契機，從對劉冰等人的批判開始，吹響了全國範圍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螺號。
1976年《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
2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批判“三項指示為綱”》及《人民日報》記者文章《要害是複辟資本主義――北大師生員工批判“三項指示為綱”》。文章公開引出鄧小平言論，直接提出“刮右傾翻案風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主要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被揭發過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走資派還在走，投降派確實有”，鄧小平“還在搞修正主義”，是“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在全國範圍愈演愈烈。
胡耀邦主持製定的《匯報提綱》，被列為三株大毒草之一（其餘二個文件是1975年8月，10月國務院製定的《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在全國範圍對《匯報提綱》進行了聲勢浩大的批判。
《匯報提綱》提出的學習魯迅的“拿來主義”，被批判為洋奴哲學、爬行主義、崇洋媚外，與毛澤東的“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後麵一步一步爬行”唱反調，目的是要複辟資本主義，使我國淪為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匯報提綱》提出的加強基礎理論的研究，被批判為在雜誌縫裏找題目，跟著洋人的P股轉，不考慮工農業生產的需要。
胡耀邦在科學院的言行，也遭到了直接的批判：
就在幾個月前，科技界刮起右傾翻案風的時候，其鼓吹者之一到我們單位來，在一次長時間的談話中，隻字不談階級鬥爭，不提黨的基本路線，打著“把科研工作搞上去”的旗號，大肆販賣修正主義貨色，他胡說什麽“現在我們的科學技術存在危機”，“這幾年有點盲目地講自力更生。”……他以救世主的架勢，開出一服包治“危機”的“藥方”。他認為隻有靠外國專家，才能解決他的所謂危機；隻有跟在別人後麵一步一步地爬行，才算不“盲目”。他們全然不顧科技戰線廣大工人、科研人員和幹部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指引下，迸發出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創造性，把眼睛死死盯在“外國”上麵，竟說什麽你們“要緊跟上”，不然的話，不管你“什麽黨委書記、老紅軍、老幹部、大學畢業生，都要被曆史所淘汰”。請看，多麽惟妙惟肖的一副崇洋媚外奴才相。這全不難看出，他們就是要推行一條洋奴哲學，爬行主義路線。
按照“文化大革命”的慣例，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批判，物質的力量必須用物質來摧毀。精神的胡耀邦已經痛加批判，物質的胡耀邦也不能放過。1975年12月，胡耀邦在科學院工作四個月之後，因病住進了醫院，但是仍沒有躲過“反擊右傾翻案風”這場風暴的直接打擊。
1976年1月，《紅旗》雜誌發表文章點名批判科學院的《匯報提綱》，其後在首都體育館舉行批判會。姚文元在《人民日報》頭版留好了版麵，準備報道這次大會。胡耀邦因病未往。會上群眾遞條子：我們不認識胡耀邦、李昌，想要認識誰是李昌（李昌和胡耀邦同時被派往科學院，負責科學院的整頓工作）。李昌在會上站起來，全場竟熱烈鼓掌。對胡耀邦、李昌批判會，竟變成了對他們的聲援會。攝影記者對一些場麵試圖拍照，記者拍在哪裏，群眾就起哄，或者離開會場。結果《人民日報》對這次會議無法報道。
但是，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衝鋒陷陣的“勇士”，畢竟不乏其人。
1976年夏天，科學院幾個造反派頭頭，硬是把胡耀邦從醫院中“揪”了出來。當時胡耀邦病勢不輕，醫生估計有胃癌的可能，但還未確診。在這種情況下，胡耀邦被拉到大連去批鬥。在大連，胡耀邦病勢加重，又住進了醫院。造反派頭頭還是要把他拉出來批鬥。醫生說：你們如果要拉出去，我們就不能接受他回來了，他的生命很難保證。這才使胡耀邦免遭了這場批鬥。當天晚上，用火車把他送回北京。車到沈陽，唐山大地震爆發，火車差一點被顛翻。
胡耀邦的個人命運曆盡坎坷的這一年，黨和國家的命運，也到了最危急的關頭。
1976年4月初，人民自發悼念周恩來，4月4日清明節，悼念活動達到高潮，數十萬群眾不顧重重禁令，湧向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獻花圈，張貼傳單，朗誦詩詞，發表演說，聲討“四人幫”。4月5日，悼念活動遭到鎮壓，4月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天安門事件”被定性為“反革命政治事件”；華國鋒擔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鄧小平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10月6日，以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為代表的政治局，采取果斷措施，對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實行隔離審查，一舉粉碎了“四人幫”。
胡耀邦在北京東城富強胡同一座破舊的四合院的家中，迎來了曆史的這一巨大轉折。胡耀邦從大連回到北京以後，就在家中養病。社會上曾一度流傳他去世的消息。“文化大革命”初，他的家曾被說成是“裴多菲俱樂部”，到“文化大革命”最後幾年，《匯報提綱》的“炮製者”的家仍是“門庭若市”。一些人遇到困難，感到思想苦惱，都願意去找他聊聊。有人請他幫助解決問題，盡管當時他自己還沒有恢複工作、無法援手，他還是熱情接待，幫助對方分析問題的症結所在。這種情況，自然遭到江青集團的種種的責難和汙蔑，但他們終於無法切斷耀邦與人民的血肉聯係。
“四人幫”剛被抓，胡耀邦就得悉了這一重要的消息。“門庭若市”的胡耀邦家，也是消息最靈通的所在地。當大家還沉浸在狂喜之中時，高興之餘，胡耀邦的眉頭又微微凝結起來，“沒那麽簡單！複雜著呐！”
舊的一頁揭過去了，新一頁呢？
歡迎胡耀邦的鞭炮炸了二十分鍾
12月15日早晨8時，一向安靜得有些森嚴的中共中央組織部喧鬧起來了。門庭前，一大群人個個手提鞭炮來到這裏，他們有一般的幹部、工人、知識分子，也有老幹部、老同誌，聶榮臻元帥的夫人張瑞華也趕來了。她買的鞭炮最多，10元多錢買了兩大串。他們就像天真的孩子似的，在門前地上爭著燃放起來。
他們是來歡迎胡耀邦的。胡耀邦與他的秘書梁金泉在歡迎的鞭炮聲中穿過人群，不停地與人們一一點頭招呼，矯健地登上了辦公大樓二樓。
胡耀邦把公文包放在自己辦公室桌上，然後召開與全體幹部見麵會。胡耀邦說：“今天，我隻是向大家報個到，見見麵，中央黨校有些工作需要交代一下，過幾天來正式上班，和大家一道工作。”
他對組織工作講了很多。但是，留給人們影響最深，也是後來的工作方向的一句話和兩個要求。
他說的一句話是：“積案如山，步履維艱。”這個山有多高，步履如何維艱，他是這樣說的：“光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間的重大案件，諸如‘天安門事件’‘六十一人案’、內蒙古‘內人黨’問題、東北的所謂‘叛徒集團’問題、新疆馬明方等同誌的所謂‘叛徒集團’問題、為劉少奇鳴冤叫屈和‘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惡毒攻擊林副統帥’而被殺頭的‘現行反革命’案件，等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誰也說不清。‘文革’前的曆次政治運動……還有建國前囿於曆史環境和條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錯案，一直推到當年蘇區的冤案，等等，這叫‘積案如山’！”
他的大膽令中組部的部分人一下接受不了，瞪著大眼睛觀察胡耀邦的表情。胡耀邦為了表明他堅定的信心，把手一擺說：“對於建國後和‘文革’中每一項冤假錯案的清理和落實被冤屈同誌的政策，固然是黨的組織部門責無旁貸的首要任務，而對於建國前的曆史遺留問題，不管由於當時的曆史條件所限或戰爭環境的影響，還是受康生等人的阻撓破壞而沒有解決或解決得不徹底的，我們組織部門也要把這些問題的徹底解決當作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
他的話鋒一轉，說：“但是，阻力也很大，像郭玉峰這樣的極左人物黨內還有，各地都還有，我們每向前邁一步，其難度都好比攀登喜馬拉雅山，所以說‘步履維艱’！但是，我們大家要恢複黨的優良傳統，把黨的組織部門辦成‘黨員之家’‘幹部之家’，掃除多年來組織部門‘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的官衙門的惡習，使每一位來訪的黨員、幹部，不論黨齡長短，資曆深淺、職務高低，都能感到一視同仁的親切溫暖，無話不可談，無事不可求，把‘四人幫’的那股習習陰風一掃而光。”
這是他提出的第一個要求。接著，他說：“今後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誌來找我，我都要和他們見麵談話，請任何人不要阻攔；凡是信封上寫的胡耀邦三個字的來信，都請及時送給我，如沒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誌不要主動代勞處理，更不能扣壓！”
在這一次的會議上，胡耀邦明確而緊迫地提出：從現在開始，由陳野蘋、賈素萍、倪書林、楊士傑、張策、章蘊、曾誌等幾位老同誌參加工作，成立一個老幹部接待組，認真接待好老同誌的來信來訪工作。
他指示說：“年老體弱走不動的，可以用車接來；患病在床來不了的，應該登門拜訪，到他家裏，到他的病床前，傾聽意見。”他在會上高聲呼籲：“要撥亂反正哪！隻有撥亂反正，我們的黨，我們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才有希望！”
胡耀邦說著激動地站起來，用手直敲桌子。他的心和千百萬受迫害人的心和全國人民的願望息息相通。參加會議的許多幹部，尤其是長期來一直“靠邊站”的老同誌，激動地淌出了眼淚。多年來，他們想說而不敢說話，今天胡耀邦說出來了，他們的心裏感覺那可真痛快哪！
胡耀邦擔任中組部長，給冤獄的受害者帶來了希望。在他到任的第一個月裏，每天就有幾百人到中組部上訪，一個月下來信件達六麻袋。
在這些信件中，有的是受害者本人寫的，有的是他們的家屬子女寫的，每一封寫得都那麽殷切。
有一封來信引起了胡耀邦的特別注意。這是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205位幹部寫的聯名信。來信反映，對外文委已被撤銷，原屬1000多名幹部已有800多人被分插在有關各部，隻有他們這205位一直“沒人要”。所以，他們要求中組部能盡快解決他們的工作問題。信末署名有：副部級幹部5人，司局級幹部14人，處科級幹部86人，精通多國語言文字的科級以上幹部100人。夏衍、楚圖南、原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原對外文委副主任陳忠經等一批名人也在其中。
胡耀邦看完來信，拍案而起，忿忿地說：“這簡直是瞎胡鬧！對夏衍、楚圖南、曹瑛、陳忠經等等這樣的老同誌，怎麽都誣稱他們為，‘社會糟粕’呢？怎麽因為他們的‘家庭出身’和‘海外關係’之類的不由自主的客觀存在，就剝奪他們繼續為黨工作的權利呢？‘文革’十年強加給他們的種種磨難，難道還不夠重嗎？”
他馬上指派副部長陳野蘋和賈素萍、倪書林、曾誌等人與國務院政工組取得聯係，成立聯合工作組，對205人的情況進行調查。
工作組的同誌分頭行動，深入到這些老同誌家中，與他們座談，聽他們訴說“文革”以來遭受“四人幫”的壓製、迫害。他們那充滿感激的話語，他們那奪眶而出的熱淚，他們那強烈的渴望平反的心聲，無不讓工作組的同誌一一銘記在心，工作組前前後後奔波了十幾天，最後寫出了一份《情況簡報》送給了胡耀邦。
胡耀邦看完簡報後馬上作了批示：一、這個材料值得一看；二、請工作組順從大家的心願，一抓到底，限定時間，做完該單位全部同誌的工作分配和妥善處理；三、立即考慮其他單位也推行“領導上第一線、一抓到底、幹淨利落全部解決問題”的方法。
根據胡耀邦的指示，中組部的幹部工作組充實人員，改為幹部分配辦公室，很快解決了對外文委205位同誌的工作安排問題。同時，還本著對外文委同誌的處理精神，解決了中央各部委6000名“靠邊站”幹部的工作問題。
然而，盡管“四人幫”粉碎一年多了，但是“左”的堅冰仍舊沒有打破。一些人思想麻木，還有少部分人仍堅持“左”的那一套。尤其是思想較“左”的“中央專案組”還把持各種申訴案和幹部問題，使得許多案件不能實事求是地撥亂反正、平反昭雪。
1978年春天，曾因在1975年給鄧小平寫信申訴，要求給徐子榮和“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平反的孟鬆濤，主張正義被打成反革命，慘遭迫害，但這時他帶病奮筆疾書，要求為已被迫害死的親人徐子榮平反昭雪。
鄧小平看完來信後，在信上批道：“這個問題總得處理才行，這也是實事求是的問題。”然後，讓他辦公室的同誌把這個申訴和批示都轉到了中組部。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使黨內正常工作秩序受到嚴重破壞，中組部無權審查處理應該處理的幹部問題，而被脫離黨和群眾監督的“中央專案組”取而代之了。與解決案件有關的檔案材料，也都被“中央專案組”壟斷，而對所有的案件，他們又要“維持原結論。”
胡耀邦遇到的阻力遠遠不止於此。“中央專案組”的個別人還對胡耀邦大膽地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異常震怒，大發脾氣，道：“現在的翻案風如此猖獗，都翻到我的頭上來啦！”
麵對著僵化而狂怒的麵孔，胡耀邦毫不動搖。他決定越過“中央專案組”，直接向黨中央匯報，爭取鄧小平、葉劍英等老同誌的支持，很快，中央就作出決定，支持中組部的平反工作。
此時，中組部的“黨員之家”名聲傳開了。寫信訴說冤獄的更多。
一天，中組部接到一個電話，指名要找胡耀邦，接話人回答：“耀邦同誌現在已外出辦事，由上訪幹部接談負責人陳野蘋同誌接談行不行？”
“行！”對方很幹脆。
打電話的人叫鄭仲兵，是中央民族學院的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