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章 胡青天一入中南海！如山冤案盡皆昭雪(4)
北京市有關部門接到胡耀邦的批示後，十分重視，馬上解決好孫敬修老人生活上的困難，老人在元旦這天，高高興興地搬進新居。老人感慨萬分地對人說：“舊社會，我是個窮教書匠，無地位、無歡樂。今天，胡耀邦和其他中央領導同誌親自過問我在生活上的一點困難，令我敬佩。我相信共產黨建設四個現代化的目標一定會成功，因為她真正是為人民謀福利的政黨。”
1984年初，《中國日報》社一位中年知識分子給黨中央寫信，反映他長期申請入黨，但因社會上存在的對知識分子的種種偏見而無人過問。胡耀邦同誌讀到這封信後，馬上提筆批示：“請中組部組織局向有關單位詢問。入黨問題你局要考查點典型，加以指導。”
中組部組織局的同誌帶著胡耀邦的批示多次到《中國日報》社了解情況，幫助這裏做好了組織工作。同時，根據這個事例，中組部總結了發展知識分子入黨的工作經驗，幫助一批又一批優秀知識分子跨進了黨組織大門。
胡耀邦始終恪守一個堅定不變的信條；“為人民辦實事、謀福利，是共產黨人的起碼準則。”
1984年，由於少數單位領導的官僚主義作風，上海幾名落實政策的對象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曆史遺留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他們有人到北京上訪20天，找了8個單位，無一處受理，令幾人失望而歸。
在近乎絕望中，他們致書胡耀邦。胡耀邦同情幾位同誌的境遇，更憤恨官僚主義害人。他在信的旁邊寫了一段批評：“6年以來，我幾乎每個禮拜都收到要求落實政策的信，大部分我都批了，可能不下一千件，批了的，大部分都有回報。為什麽推一下，動一下，不推就不動？這幾個人的問題，我主張有專人負責，查一個就解決一個，使官僚主義無法推脫。”
1984年10月，20多封農民兄弟的來信放到了胡耀邦案頭。這些河北地地道道的農民對胡耀邦說道：“我們通過勤勞致富，但是有喜悅，也有苦惱。農村交通跟不上，路不好，車不行，我們想自己修路、買汽車……”
他又在來信上批示：“安全可以！”於是，從此民辦交通開始發展起來。
隻要是下情，胡耀邦都要過問，海外華僑給他寫信，他做了批示。
1984年10月，旅居日本的韓洪烈給胡耀邦寫信，反映家庭的不幸：“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父親被“四人幫”打成反革命，遣送農村管製勞動，年幼的弟弟韓仲元因此失去上學的機會，走上了犯罪道路而被判刑。釋放後，韓仲元沒有工作，一家三口人生活十分困難，韓洪烈希望胡耀邦能給予關心，讓有關部門給弟弟安排一份適當的工作。
這隻是一封極為普通的海外來信，而胡耀邦卻認真對待，他寫了批示讓中辦信訪局的同誌到韓仲元所在的錦州市了解一下，妥善處理這件事。
11月初，中辦信訪局的同誌來到錦州，傳達了胡耀邦的批示，與錦州市的領導同誌決定為韓仲元安排工作。韓仲元得到了工作，並且聽說是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親自過問，感激得痛哭流涕，拉住中辦信訪局同誌的手說：“請轉告胡總書記，我一定重新做人，老老實實工作，不辜負黨的關懷！”
胡耀邦的一個批示又落實了，他很高興，讚揚中辦信訪局同誌工作做得好。在中辦信訪局送呈的落實報告上寫道：“我是希望各部門直接辦事辦案的。一切部門，第一要如實反映情況，第二要親自解決問題，沒有第一條，我們這些人可能變成瞎子聾子，但如果沒有第二條，我們這些人還是‘無兵司令’，受製於人。黨內不幹事和幹壞事的人永遠會有。如果我們事事都照轉，壞人就要鑽這個空子，欺負我們不辦事而更加胡作非為。反過來說，如果我們每個星期辦成一件事，一年就辦成了50多件事，100個單位每年就能辦成近6000件事。這樣，正氣就會吹遍全國各個角落，壞人就會大大收斂和減少，風氣就會大大好轉。”
胡耀邦從他到中組部上班沒幾天，就問中組部過去管“右派摘帽子”工作的同誌：“全國到底有多少右派？”
“除了先後五批摘掉帽子的，現在還有10萬多人。”
“一定要狠抓平反工作。在今天這樣的形勢下，再不能通過我們的手去製造冤假錯案。”胡耀邦神情嚴肅地說。
1978年春天，由中央統戰部、公安部牽頭，中組部，中宣部、民政部配合的專為解決“右派”問題的會議在山東煙台召開。胡耀邦沒有親自參加會議，而是讓中組部副部長楊士傑和陳文煒同誌帶去了他的意見。
會上，楊士傑的發言振聾發聵。他說：“‘右派分子’大多是學有所長的知識分子，他們的知識不但是我們黨的財富，更是全社會的財富。耀邦同誌多次強調，對他們改正和摘帽後的安置，不能單純地隻就其生活問題就地安置，而應當通過妥善安置，調動他們的積極性，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
當時絕大多數人還習慣於“句句是真理”，加上“兩個凡是”的思想還在盛行。所以，與會的聽了楊士傑的發言立刻炸了鍋，有人當時就對楊士傑及中組部展開批評。
胡耀邦聽取楊士傑和陳文煒的匯報和書麵材料後，吩咐他倆直接給中央寫報告，陳述為“右派”平反的必要性、迫切性。3個月後，中央同意了在北京民族飯店舉行第二次專門會議，研究“右派”改正問題。
論戰仍然存在。有人主張：過去的是是非非已經過去了，沒有必要再一一清賬了。現在給他們統統摘帽子，當做自己人看待，就很夠可以的了。
也有人不無擔心地說：“如果幾十萬‘右派’都改過來，全黨不就亂了套了嗎？”
“一點不錯！”有人接過話頭說：“不管怎樣，每個地方、每個部門，總得留下一些‘樣板’，不能都改了！”
而代表中組部、代表胡耀邦意見的楊士傑則堅持平反，他手裏抖動一疊厚厚的文字材料說：“黨的曆史上也曾經為一些冤假錯案平過反、糾過正，都是分清了是非，增強了團結，促進了事業的發展，還未聽說過‘亂了套’！”
最後，五部門的五人小組成員：統戰部長烏蘭夫、公安部長趙蒼璧、中宣部長張平化、民政部長程子華，一致表示：讚成楊士傑的意見。於是，以“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中央統戰部、公安部、民政部”的名義，向中央報擬了《貫徹中央關於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以55號文件向全黨轉發。
消息傳出，全國人心大振。在胡耀邦的策劃指揮下，《人民日報》、新華社大造輿論，大規模的為“右派”改正工作在全國各地展開了。據統計，全國公職人員被改正的“右派”達552877人，占1957年國家幹部總人數的5.8%。
第二節 自由化思潮乘虛而入耀邦政治生涯畫句號
就在胡耀邦費盡心思欲找出一個最佳方法時，事態擴大了。胡耀邦的心髒於7點53分不再跳動了。
自由化思潮乘機而入
1986年的秋冬，是個多事之際。
9月的中國，秋爽如期降臨，而人們盛夏裏的那種熾熱情感似乎沒像往年那樣隨夏而去。
中國女排在第十屆世界女子錦標賽上，又一次奪得冠軍，創造了五連冠的世界奇跡。消息傳來，人們以一種超常的興奮來歡呼勝利。除了燃放鞭炮，在許多大學校園裏，臉盆、飯缸、桌麵被用作宣泄情感的工具；在馬路、街道上，年輕人用手拍打停在一邊的汽車還發出陣陣吼叫。
許多老年人驚愕地望著這一切，他們不禁有些擔心，膨脹的情感終究是不正常的，那怕是為了一件偉大的事而發。
國慶節臨近，喜慶氣氛尤為濃厚，其緣由還得歸之於女排的輝煌戰績。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日之際收到一份非同凡響的禮物，人們把“女排”與“國慶”聯在一起是有道理的。
國慶之後，劉伯承、葉劍英兩大元帥相繼離世，這不能不說是中國革命史上的重大損失。中南海內，元帥的戰友們都沉浸在無比的悲痛之中，喪禮極其隆重。遺憾的是，天安門前的半旗並沒給一些人的心靈帶來多大震顫，一件與哀悼毫無關係而且對中國的命運險些造成影響的事件正在醞釀而起。
鄧小平辦公室裏寂靜無聲，屋子的主人沒如往常那樣坐在辦公桌前，而是半靠在牆角的沙發上，他的心情似乎不太好，一口接一口地猛抽著煙。
他在想剛故去的兩位戰友，想到他們過去對自己的幫助和保護，想到現在少了兩位可說心裏話的老夥伴，他又想到了最近看的幾份報告，知識分子中有些人有不正常的反應，而且越來越明顯，似乎要出事。他煩躁地動了動身子，抬起手正要抽煙，卻發現煙已滅了，便側身又點了一支，吸了一大口。
秘書進來了，是送報紙的。他放下報紙後，遞給鄧小平一份材料，說：“這是方勵之昨天的一個談話，我抄了一份給您送來。”鄧小平接過材料，正要看，秘書又提醒到：“這些報紙上還登有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等人的文章，還有中宣部的講話。”鄧小平頓了一下，點點頭說：“放在這兒吧，我就看。”
秘書出去了，鄧小平沒看報紙，索性連手上的那份手抄材料也擱下來了。他站起來，走到窗邊，隔著玻璃朝外看，其實他什麽也沒看進去，他在思索：
方勵之到底想幹什麽？他身為共產黨員，卻要和黨的領導對著幹，有意見可以向組織提，為什麽要煽動不諳世事的學生？
方勵之是個天文學家，有才幹，我們也重用他了，讓他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學校雖在安徽，在我們看來，總是與北大、清華同等重要。為什麽他這個副校長不觀天文卻偏好政治，而且一肚子不滿呢？
方勵之的不滿主要是5點，一是說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二是說社會主義製度不好；三是說共產黨已經變質；四是說大學要獨立辦；五是說資產階級民主自由好。他的思想與經常出國接受國外思想影響有關，可30年代，我們國家有大批留學生歸國，那時的留學生為什麽那麽愛國呢？
鄧小平回到沙發上坐下，他拿起了那份材料，上麵寫著，最近方勵之在科大發表演講，他問科大學生為什麽不動？為什麽看不到一點動作的跡象，他鼓動學生小小地動作動作，全國就會被帶動起來。
“啪！”鄧小平沒看完就把材料放在木茶幾上，他生氣了，一個共產黨員無組織到這種地步為什麽沒有人管，這分明是要鬧事，現在最重要的是穩定。他按鈴叫來了秘書，吩咐他說：“我這裏有一個批示，你讓中辦送給耀邦同誌，請他抓一抓。我們思想戰線上的渙散軟弱狀態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胡耀邦是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要他抓政治思想和局勢是情理中的事。
胡耀邦接到鄧小平的批示，同意他的意見。他也不讚成國家出現動亂局勢，對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講話中的很多觀點他是反對的，但怎麽處理這個問題呢？對方是一批有學識、有思想的高級知識分子，認識上的分歧隻有讓事實來證明對錯，而共產黨的曆史證明它是個正確的黨。
就在胡耀邦費盡心思欲找出一個最佳方法時，事態擴大了。
1986年12月4日晚，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終於被鼓動起來。
晚自習時間，教學大樓依然燈火輝煌，可走遍樓道和教室，幾乎見不到學生。校園裏，隻見一些學生騎著自行車來來去去，匆匆忙忙，臉上表情興奮而又緊張；再看學生宿舍，男女同學聚在一起正做著橫幅、標語，人多卻不吵鬧。
8點整，所有的學生擁向禮堂，宿舍區瞬間也安靜下來。他們要去聽方勵之的報告，其情緒激昂得像一堆一點就著的幹柴。果然，在方勵之對他們說“民主不是從上到下給予的，是靠自己爭取來的”之後，他們再也坐不住了。
第二天，1000多名科大學生出現在合肥市街頭，他們排著隊，喊著口號，四處遊行。長江路上，幾百名警察排成隊，封鎖了道路，可學生們勇氣驚人，他們照直走過去，把警察推開，而警察怕傷著學生並沒有與學生發生爭執。遊行在繼續。
消息傳到上海，大學校園裏也開始騷動不安。標語、口號出現在校園裏，學生雖坐在教室，心卻不在書上，他們想思索出一個對策來，可方勵之不在上海，他們得不到答案。於是，上海交通大學的學生們把老校友、上海市市長江澤民請到學校辯論。
學生們不失禮貌地對江澤民的到來表示歡迎。之後，便用激烈的詞鋒與江澤民對起話來，江澤民自始至終麵帶微笑。回答了許多問題之後，他以長者的身份苦口婆心地勸導學生們不要遊行，不要鬧事。
學生在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以後，有的冷靜了下來，有的第二天還是上街遊行了。各高校都派出負責人上街勸說遊行的學生回校，市政府也派出一些領導同誌與學生談心。回校的學生越來越多，上海的風潮漸漸地平息了下來。
十二屆六中全會《決議》沒有得到很好貫徹
合肥、南京、上海鬧學潮的消息傳到了中南海，鄧小平非常吃驚，他暗暗歎息：果然出事了。他說的“出事”即指學潮也指社會上的壞人趁混亂之際調戲婦女、砸燒汽車。他早料到，改革開放的窗子一打開，西方精華和糟粕的東西會一起擁進來，汙染人們的思想。所以，他在1978年的時候就向全黨發出過警告。現在，事情還是出來了。
司法部門曾對狂熱鼓吹自由化、明目張膽地號召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有意給外國人提供絕密情報、嚴重觸犯刑律的幾個人判了刑，看來並沒在黨內引起一些人的注意。
就在這次學潮到來之前的9月，在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上鄧小平還明確提出，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搞自由化就是要把人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這個思潮頂不住，加上開放帶來的烏七八糟的東西，結合起來，就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對我們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衝擊。所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僅要這次講，還要講10年20年。全會還根據這個講話精神，作出《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
為什麽這個《決議》沒有很好地得到貫徹？為什麽對於實際存在的右的錯誤傾向沒有進行有力的鬥爭？
鄧小平把香煙按在煙缸裏，他把秘書叫進來，指示他立即打電話請胡耀邦總書記、趙紫陽總理和分管思想宣傳工作的胡啟立到他這裏來。
胡耀邦、趙紫陽、胡啟立來了之後，一個重要會議便開始了。
會上，大家共同提出一個辦法，就是搶在元旦前做通學生的思想工作，召開首都各高校書記會議，一定不能讓學生上天安門。同時，也要做好防備工作，在天安門廣場增加警察，勸導學生盡快返校。胡啟立還表示，明天的報紙加大宣傳力度，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會議精神以最快速度被傳達到各高校。第二天，首都各高校黨委緊急行動，召開學生會議，進行形勢教育。校領導隨時願意與學生對話，隨時解決學生提出的一些生活上的困難。負責思想工作的係黨支部書記及輔導員深入學生宿舍，與學生談心，做他們的工作。
這一天的報紙、廣播、電視口徑一致，大力宣傳反自由化思潮，各行業的代表人物都作了講話，老者諄諄教導，少者殷殷期盼。
終於，在新年鍾聲敲響的前夕，大多數高校的黨委都得到了學生們不去串連、不衝天安門廣場的保證。這一夜，中央和各高校的領導們沒有人能睡得踏實。
1987年元旦終於到了，北京沒有一絲的喜慶氣氛，到處給人緊張的感覺。
清晨，天安門廣場人跡寥寥，升旗的國歌聲打破了寂靜。8點鍾之後，人漸漸多起來。一陣口號聲傳來，到底還是有一批學生來天安門廣場遊行了。他們幾乎都是北京大學的。當得知許多高校拒絕與他們串連之後，一種逆反心理使他們義無反顧地走進廣場。
遊行的學生吸引了不少市民、遊客的好奇心，人們開始擁向廣場。布置在周邊值勤的警察也集中過來。
警察要阻止學生的遊行隊伍進入廣場，為首者與警察發生了撕扯。遊行隊伍還是進了廣場。
警察當場拘留了幾名鬧事極凶的學生。圍觀的群眾被勸散了不少。很快，北大黨委的領導帶著大轎車趕到廣場，勸說了一番之後，停留在廣場的學生被車接回了本校。
第二天，幾名被拘留學生經教育後由校方領回。學潮終於沒有在北京大學起來。
學潮平息之後，中共中央對此事的處理工作開始進行。
學潮鬧起來之後，耀邦同誌隻強調疏導，而未能旗幟鮮明地采取有效措施來製止這場學潮，至使事態愈演愈烈，形勢日益嚴峻。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開創的安定團結的局麵已受到影響，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勢必危及業已進行的改革開放的四化建設，勢必危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的鞏固。這時，在黨內，越來越多的同誌對耀邦總書記表示不滿。
胡耀邦的政治生涯畫上句號
中共中央認為，直接引發這一學潮的原因，各地各校有所不同，其中包括由中央、地方以及學校某些工作中的失誤所造成的對黨的領導的不信任情緒。但總的說來，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從中央到許多地方，政治思想戰線軟弱混亂，不少陣地包括某些高等學校講壇不能抵製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侵襲，以致造成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泛濫。有極少數共產黨員帶頭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起了很壞的影響。黨的總書記胡耀邦對此負有重要責任。
198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許多領導同誌都對胡耀邦提出了批評意見。這次會議的公報這樣寫道：“胡耀邦同誌在會議上檢討了他擔任黨中央總書記期間，違反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在重大的政治原則問題上的失誤，並請求中央批準他辭去黨中央總書記職務。會議對胡耀邦同誌進行了嚴肅的同誌式的批評，同時也如實地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績。”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的決定是：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同誌辭去黨中央總書記的職務的請求，繼續保留胡耀邦同誌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職務。就這樣，在胡耀邦政治生命中出現了一個重大的轉折。從此，他離開了中國政治生活的核心位置。在這個位置上，他為著中華民族的覺醒和振興，為著社會主義祖國繁榮和富強奮鬥了7個年頭。趙紫陽在1980年以前做地方工作有成績，1980年9月以後擔任國務院總理期間在經濟工作方麵也有成績，所以被推選為黨中央代理總書記。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定，後經同年10月召開的十二屆七中全會確認。
鑒於這次學潮的教訓，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於1987年1月22日作出《關於加強法製教育維護安定團結的決定》。中共中央於1987年1月28日發出《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幹問題的通知》，要求各級黨組織充分認識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的重要性和長期性，切實對廣大黨員進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全麵、正確理解和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教育，並規定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若幹政策界限。
胡耀邦辭去總書記職務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裏閉門謝客，極少在公共場合露麵。1987年底，在中共十三大上，他再次被代表們選舉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成了惟一的一個不負責具體工作的政治局委員。十三大以後，胡耀邦動身去外地休養。先去山東，在煙台小住幾個月。然後又去湖南故鄉和廣西。所到之處，都是深居簡出，除了經常約請一些老戰友、老同誌談心，回憶往事，閑暇時打打橋牌，遊覽名勝，卻很少在公共場合露麵，所以，了解他的行蹤的人不太多。他在湖南期間，正趕上湖南在寧鄉紀念劉少奇誕生90周年活動，中央的一些主要領導人都趕赴長沙參加這次紀念活動。胡耀邦卻一個人單獨去了花明樓。寄托對劉少奇的懷念和哀思。在去國家森林公園――湖南張家界遊覽時，他婉言謝絕了當地領導人的迎送，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和少數幾個人遊玩，靜靜地享受大自然天鑿神功的美景樂趣，陶冶一個偉大的政治家、革命家的情操。1989年初，社會上曾一度謠傳胡耀邦投奔了蘇聯。一時間人們議論紛紛。為此，胡耀邦在一些公開場合露麵，以澄事實，在3月份召開的七屆人大二次會議上胡耀邦和一些中央領導同誌談笑風聲，顯得十分活躍。
在1988年春節過後不久的一天，曾和胡耀邦在一起工作多年的一個同誌前去看望他。他們在胡耀邦的會客室裏親切交談，互致問候。胡耀邦關切地詢問這位同誌的生活情況，“近來物價上漲很多，你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吧。”這位同誌則十分關心胡耀邦的健康。他說還可以，隻是有胃病，每天散步1個多小時，鍛煉身體，其他時間看書會客。當談到1987年初黨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後的情況時，胡耀邦深情地說，他本來不想再擔任任何職務，但是中央領導同誌代表黨中央對他說，無論如何要參加政治局，可以不管具體工作。我對這個問題的態度是兩句話，12個字：即“服從黨的領導，維護黨的團結。”可以看出：這兩句話是胡耀邦晚年政治生活所奉行的一條基本原則，體現出一個老共產黨員對黨的事業的忠誠。
走向最後的沉默
1989年4月15日清晨，首都街道上車水馬龍。職工們正匆匆趕往單位，開始一天的工作。
這時，在北京醫院裏，發生了一件人們萬萬料不到的事情――為黨為人民操勞了一生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胡耀邦，患大麵積急性心肌梗塞，經全力治療，未能挽救，溘然逝世。
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吃過早飯，準備去懷仁堂參加中共第十三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會議，討論《中共中央關於教育發展和改革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
8時55分，胡耀邦來到懷仁堂，高興地同政治局其他委員握手，打招呼。
會議於九點鍾開始。主持會議的趙紫陽告訴委員們，這個文件草案已經是第四次修改稿了，今天政治局討論後，擬將這個決定草案在黨內外更大範圍進一步征求意見，適當時候，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予以審議。
趙紫陽講話後，工作人員開始宣讀決定草案，共念了40分鍾，接著，李鐵映發言，向大家介紹這個決定草案的起草和修改經過。
這時，胡耀邦站起來說：“我胸悶，難受。”他邊說邊想邁步離開會場。同誌們見他麵色蒼白，額頭滲出汗珠，知道他生病了。時值9時48分。
趙紫陽問：“是不是心髒病啊！千萬不要動，趕快坐下”。這時，在胡耀邦旁邊的秦基偉就扶他在原位上坐下。
“快叫醫生！”周圍的同誌們說。
懷仁堂的多部電話機同時撥通，三部警衛車同時開動，以最快速度去接醫生。
這時，胡耀邦雙眼緊閉，已經不能說話。大家萬分著急，在醫生到來之前的十幾分鍾內，就可能出危險。為了救急，就問誰帶了“保險盒？”恰好江澤民隨身帶了。就給胡耀邦口服了硝酸甘油片，嗅了亞硝酸異戊脂。後來，醫生認為這一措施對舒張血管，爭取時間起了好作用。
不到十分鍾，中南海保健處的醫護人員到場。又過了五分鍾，北京醫院的醫生帶著全套急救設備趕來，臨時抬來一張床，就地開始了對胡耀邦的搶救工作。
根據醫生的意見，胡耀邦的病情不允許移動。因此，政治局會議挪到其他會議室開，趙紫陽囑咐溫家寶和中辦副主任楊德中留在懷仁堂現場照料。懷仁堂成了搶救胡耀邦的臨時病房。
為了搶救胡耀邦，北京醫院的主任醫師、主治醫師，北京阜外醫院、協和醫院的心血管病專家們也很快被接來了。專家們經過會診，確定胡耀邦患的是突出性大麵積急性心肌梗塞、合並心源性休克及心律失常、陣發性心房撲動、房室傳導障礙。他們全力搶救，於是胡耀邦的病情稍有穩定。
政治局會議一散，趙紫陽就趕來看望胡耀邦，並同專家、醫護人員一起研究了治療方案。喬石、胡啟立等也趕來，他們關切地詢問了胡耀邦的病情，叮囑醫護人員一定要全力搶救。
下午4點20分，專家們認為胡耀邦病情初步穩定下來，可以上救護車，經同家屬商量，將胡耀邦送入北京醫院。
到北京醫院病房後，專家們又進行會診，進一步討論確定治療方案。北京醫院抽出最好的大夫和護士，成立了特醫、特護小組，為胡耀邦精心治療。
經檢查，胡耀邦心髒的下壁、後壁及右心室有大麵積梗塞。肌酸激酶（CK）正常人僅132單位，他卻達3340單位，估計心肌壞死嚴重。醫護人員深知，（CK）超過3000單位的心肌梗塞，一般都是預後不良的。
胡耀邦病重住院，鄧小平專門派秘書來醫院探視，趙紫陽兩次到醫院探望，楊尚昆、彭真、宋任窮分別兩次到醫院探望，李鵬在出訪日本之前專門到醫院探望，陳雲、李先念分別兩次打電話詢問他的病情和治療情況，鄧穎超專門寫信給胡耀邦，要他安心養病，徐向前、聶榮臻、王震分別打電話詢問胡耀邦的病情，薄一波委托秘書到醫院看望了他。
喬石、胡啟立、姚依林和中央政治局、書記處的其他一些人，中顧委、中紀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全國政協的領導人，也都不斷到醫院探望或打電話詢問胡耀邦的病情。根據醫生的意見，一些來看望的人未進病房，隻向家屬表示問候，向醫生詢問病情。
經全力以赴的治療，胡耀邦的病情仍然時好時壞。趙紫陽初次到醫院看望時，胡耀邦叮囑趙紫陽說：“你肩上擔子很重，工作繁忙，就不要到醫院來看我啦。”李鵬到醫院探望時，胡耀邦叮囑李鵬說：“你工作很忙，就不要來了。”他還對李鵬說：“你幹得很努力。”
1989年4月15日清晨，胡耀邦醒來頗早。
“哈，我生病是第七天了，七天沒有事，危險期就過去啦。”胡耀邦高興地說。
大夫告訴他，這七天可不是沒有事。前幾天，還用升壓藥維護血壓，反複發生心房撲動，有時心律很慢，這兩天，剛停用升壓藥，病情略有好轉，不能算過了危險期，仍然必須臥床靜養。今天上午還要安排會診。
“我住院七八天了，今天要打掃衛生。”胡耀邦請身邊工作人員給他將電動刮胡刀準備好，他要刮一刮胡子。
“你聽了今天的新聞聯播了嗎？”
“沒有。”身邊工作人員告訴他，由於忙於看護，沒有時間聽廣播。
“你這個同誌呀，就是不把國家發生的一些情況向我說一說。一個人不了解每天的情況怎麽行呢？”
“大夫不是多次強調嗎？要你絕對臥床休息，少講話，最好不要考慮問題。”工作人員說。
按照醫生意見，胡耀邦需要靜躺大小解。
7時25分，護士拿來大解器皿。
“胡耀邦同誌是遵守時間的，應該7點半大解，您怎麽早來了5分鍾呀？”一位工作人員笑著對護士說。
過了一會兒，即7點30分，胡耀邦靜躺大解。
胡耀邦深情地拉住工作人員的手說：“不要緊，我很快會好的……”
工作人員扶著他的手，隻覺胡耀邦的手一鬆，頭一歪，背了過去。這時，時值7點40分。
在場的特醫、特護、胡耀邦的兒子及工作人員大吃一驚。
病房裏開始了最緊急的搶救，專家們、大夫護士們，用盡了所有辦法。時間一分一秒推進，但是，胡耀邦的心髒於7點53分不再跳動了。
醫護人們抑製著極度悲痛，又給胡耀邦心髒做了1個多小時的按摩，可是，這顆心髒太累了，他再也沒有蘇醒。
參加會診和搶救的醫生們沉痛地宣布，這顆偉大的心髒停止了跳動。
偉人同一切凡人一樣，都難以違拗大自然的規律。
胡耀邦從大自然中走來，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祖國、民族和共產主義事業，最終又回歸到大自然的懷抱。
1984年初，《中國日報》社一位中年知識分子給黨中央寫信，反映他長期申請入黨，但因社會上存在的對知識分子的種種偏見而無人過問。胡耀邦同誌讀到這封信後，馬上提筆批示：“請中組部組織局向有關單位詢問。入黨問題你局要考查點典型，加以指導。”
中組部組織局的同誌帶著胡耀邦的批示多次到《中國日報》社了解情況，幫助這裏做好了組織工作。同時，根據這個事例，中組部總結了發展知識分子入黨的工作經驗，幫助一批又一批優秀知識分子跨進了黨組織大門。
胡耀邦始終恪守一個堅定不變的信條；“為人民辦實事、謀福利，是共產黨人的起碼準則。”
1984年，由於少數單位領導的官僚主義作風，上海幾名落實政策的對象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曆史遺留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他們有人到北京上訪20天，找了8個單位，無一處受理，令幾人失望而歸。
在近乎絕望中，他們致書胡耀邦。胡耀邦同情幾位同誌的境遇，更憤恨官僚主義害人。他在信的旁邊寫了一段批評：“6年以來，我幾乎每個禮拜都收到要求落實政策的信，大部分我都批了，可能不下一千件，批了的，大部分都有回報。為什麽推一下，動一下，不推就不動？這幾個人的問題，我主張有專人負責，查一個就解決一個，使官僚主義無法推脫。”
1984年10月，20多封農民兄弟的來信放到了胡耀邦案頭。這些河北地地道道的農民對胡耀邦說道：“我們通過勤勞致富，但是有喜悅，也有苦惱。農村交通跟不上，路不好，車不行，我們想自己修路、買汽車……”
他又在來信上批示：“安全可以！”於是，從此民辦交通開始發展起來。
隻要是下情，胡耀邦都要過問，海外華僑給他寫信，他做了批示。
1984年10月，旅居日本的韓洪烈給胡耀邦寫信，反映家庭的不幸：“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父親被“四人幫”打成反革命，遣送農村管製勞動，年幼的弟弟韓仲元因此失去上學的機會，走上了犯罪道路而被判刑。釋放後，韓仲元沒有工作，一家三口人生活十分困難，韓洪烈希望胡耀邦能給予關心，讓有關部門給弟弟安排一份適當的工作。
這隻是一封極為普通的海外來信，而胡耀邦卻認真對待，他寫了批示讓中辦信訪局的同誌到韓仲元所在的錦州市了解一下，妥善處理這件事。
11月初，中辦信訪局的同誌來到錦州，傳達了胡耀邦的批示，與錦州市的領導同誌決定為韓仲元安排工作。韓仲元得到了工作，並且聽說是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親自過問，感激得痛哭流涕，拉住中辦信訪局同誌的手說：“請轉告胡總書記，我一定重新做人，老老實實工作，不辜負黨的關懷！”
胡耀邦的一個批示又落實了，他很高興，讚揚中辦信訪局同誌工作做得好。在中辦信訪局送呈的落實報告上寫道：“我是希望各部門直接辦事辦案的。一切部門，第一要如實反映情況，第二要親自解決問題，沒有第一條，我們這些人可能變成瞎子聾子，但如果沒有第二條，我們這些人還是‘無兵司令’，受製於人。黨內不幹事和幹壞事的人永遠會有。如果我們事事都照轉，壞人就要鑽這個空子，欺負我們不辦事而更加胡作非為。反過來說，如果我們每個星期辦成一件事，一年就辦成了50多件事，100個單位每年就能辦成近6000件事。這樣，正氣就會吹遍全國各個角落，壞人就會大大收斂和減少，風氣就會大大好轉。”
胡耀邦從他到中組部上班沒幾天，就問中組部過去管“右派摘帽子”工作的同誌：“全國到底有多少右派？”
“除了先後五批摘掉帽子的，現在還有10萬多人。”
“一定要狠抓平反工作。在今天這樣的形勢下，再不能通過我們的手去製造冤假錯案。”胡耀邦神情嚴肅地說。
1978年春天，由中央統戰部、公安部牽頭，中組部，中宣部、民政部配合的專為解決“右派”問題的會議在山東煙台召開。胡耀邦沒有親自參加會議，而是讓中組部副部長楊士傑和陳文煒同誌帶去了他的意見。
會上，楊士傑的發言振聾發聵。他說：“‘右派分子’大多是學有所長的知識分子，他們的知識不但是我們黨的財富，更是全社會的財富。耀邦同誌多次強調，對他們改正和摘帽後的安置，不能單純地隻就其生活問題就地安置，而應當通過妥善安置，調動他們的積極性，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
當時絕大多數人還習慣於“句句是真理”，加上“兩個凡是”的思想還在盛行。所以，與會的聽了楊士傑的發言立刻炸了鍋，有人當時就對楊士傑及中組部展開批評。
胡耀邦聽取楊士傑和陳文煒的匯報和書麵材料後，吩咐他倆直接給中央寫報告，陳述為“右派”平反的必要性、迫切性。3個月後，中央同意了在北京民族飯店舉行第二次專門會議，研究“右派”改正問題。
論戰仍然存在。有人主張：過去的是是非非已經過去了，沒有必要再一一清賬了。現在給他們統統摘帽子，當做自己人看待，就很夠可以的了。
也有人不無擔心地說：“如果幾十萬‘右派’都改過來，全黨不就亂了套了嗎？”
“一點不錯！”有人接過話頭說：“不管怎樣，每個地方、每個部門，總得留下一些‘樣板’，不能都改了！”
而代表中組部、代表胡耀邦意見的楊士傑則堅持平反，他手裏抖動一疊厚厚的文字材料說：“黨的曆史上也曾經為一些冤假錯案平過反、糾過正，都是分清了是非，增強了團結，促進了事業的發展，還未聽說過‘亂了套’！”
最後，五部門的五人小組成員：統戰部長烏蘭夫、公安部長趙蒼璧、中宣部長張平化、民政部長程子華，一致表示：讚成楊士傑的意見。於是，以“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中央統戰部、公安部、民政部”的名義，向中央報擬了《貫徹中央關於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以55號文件向全黨轉發。
消息傳出，全國人心大振。在胡耀邦的策劃指揮下，《人民日報》、新華社大造輿論，大規模的為“右派”改正工作在全國各地展開了。據統計，全國公職人員被改正的“右派”達552877人，占1957年國家幹部總人數的5.8%。
第二節 自由化思潮乘虛而入耀邦政治生涯畫句號
就在胡耀邦費盡心思欲找出一個最佳方法時，事態擴大了。胡耀邦的心髒於7點53分不再跳動了。
自由化思潮乘機而入
1986年的秋冬，是個多事之際。
9月的中國，秋爽如期降臨，而人們盛夏裏的那種熾熱情感似乎沒像往年那樣隨夏而去。
中國女排在第十屆世界女子錦標賽上，又一次奪得冠軍，創造了五連冠的世界奇跡。消息傳來，人們以一種超常的興奮來歡呼勝利。除了燃放鞭炮，在許多大學校園裏，臉盆、飯缸、桌麵被用作宣泄情感的工具；在馬路、街道上，年輕人用手拍打停在一邊的汽車還發出陣陣吼叫。
許多老年人驚愕地望著這一切，他們不禁有些擔心，膨脹的情感終究是不正常的，那怕是為了一件偉大的事而發。
國慶節臨近，喜慶氣氛尤為濃厚，其緣由還得歸之於女排的輝煌戰績。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日之際收到一份非同凡響的禮物，人們把“女排”與“國慶”聯在一起是有道理的。
國慶之後，劉伯承、葉劍英兩大元帥相繼離世，這不能不說是中國革命史上的重大損失。中南海內，元帥的戰友們都沉浸在無比的悲痛之中，喪禮極其隆重。遺憾的是，天安門前的半旗並沒給一些人的心靈帶來多大震顫，一件與哀悼毫無關係而且對中國的命運險些造成影響的事件正在醞釀而起。
鄧小平辦公室裏寂靜無聲，屋子的主人沒如往常那樣坐在辦公桌前，而是半靠在牆角的沙發上，他的心情似乎不太好，一口接一口地猛抽著煙。
他在想剛故去的兩位戰友，想到他們過去對自己的幫助和保護，想到現在少了兩位可說心裏話的老夥伴，他又想到了最近看的幾份報告，知識分子中有些人有不正常的反應，而且越來越明顯，似乎要出事。他煩躁地動了動身子，抬起手正要抽煙，卻發現煙已滅了，便側身又點了一支，吸了一大口。
秘書進來了，是送報紙的。他放下報紙後，遞給鄧小平一份材料，說：“這是方勵之昨天的一個談話，我抄了一份給您送來。”鄧小平接過材料，正要看，秘書又提醒到：“這些報紙上還登有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等人的文章，還有中宣部的講話。”鄧小平頓了一下，點點頭說：“放在這兒吧，我就看。”
秘書出去了，鄧小平沒看報紙，索性連手上的那份手抄材料也擱下來了。他站起來，走到窗邊，隔著玻璃朝外看，其實他什麽也沒看進去，他在思索：
方勵之到底想幹什麽？他身為共產黨員，卻要和黨的領導對著幹，有意見可以向組織提，為什麽要煽動不諳世事的學生？
方勵之是個天文學家，有才幹，我們也重用他了，讓他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學校雖在安徽，在我們看來，總是與北大、清華同等重要。為什麽他這個副校長不觀天文卻偏好政治，而且一肚子不滿呢？
方勵之的不滿主要是5點，一是說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二是說社會主義製度不好；三是說共產黨已經變質；四是說大學要獨立辦；五是說資產階級民主自由好。他的思想與經常出國接受國外思想影響有關，可30年代，我們國家有大批留學生歸國，那時的留學生為什麽那麽愛國呢？
鄧小平回到沙發上坐下，他拿起了那份材料，上麵寫著，最近方勵之在科大發表演講，他問科大學生為什麽不動？為什麽看不到一點動作的跡象，他鼓動學生小小地動作動作，全國就會被帶動起來。
“啪！”鄧小平沒看完就把材料放在木茶幾上，他生氣了，一個共產黨員無組織到這種地步為什麽沒有人管，這分明是要鬧事，現在最重要的是穩定。他按鈴叫來了秘書，吩咐他說：“我這裏有一個批示，你讓中辦送給耀邦同誌，請他抓一抓。我們思想戰線上的渙散軟弱狀態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胡耀邦是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要他抓政治思想和局勢是情理中的事。
胡耀邦接到鄧小平的批示，同意他的意見。他也不讚成國家出現動亂局勢，對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講話中的很多觀點他是反對的，但怎麽處理這個問題呢？對方是一批有學識、有思想的高級知識分子，認識上的分歧隻有讓事實來證明對錯，而共產黨的曆史證明它是個正確的黨。
就在胡耀邦費盡心思欲找出一個最佳方法時，事態擴大了。
1986年12月4日晚，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終於被鼓動起來。
晚自習時間，教學大樓依然燈火輝煌，可走遍樓道和教室，幾乎見不到學生。校園裏，隻見一些學生騎著自行車來來去去，匆匆忙忙，臉上表情興奮而又緊張；再看學生宿舍，男女同學聚在一起正做著橫幅、標語，人多卻不吵鬧。
8點整，所有的學生擁向禮堂，宿舍區瞬間也安靜下來。他們要去聽方勵之的報告，其情緒激昂得像一堆一點就著的幹柴。果然，在方勵之對他們說“民主不是從上到下給予的，是靠自己爭取來的”之後，他們再也坐不住了。
第二天，1000多名科大學生出現在合肥市街頭，他們排著隊，喊著口號，四處遊行。長江路上，幾百名警察排成隊，封鎖了道路，可學生們勇氣驚人，他們照直走過去，把警察推開，而警察怕傷著學生並沒有與學生發生爭執。遊行在繼續。
消息傳到上海，大學校園裏也開始騷動不安。標語、口號出現在校園裏，學生雖坐在教室，心卻不在書上，他們想思索出一個對策來，可方勵之不在上海，他們得不到答案。於是，上海交通大學的學生們把老校友、上海市市長江澤民請到學校辯論。
學生們不失禮貌地對江澤民的到來表示歡迎。之後，便用激烈的詞鋒與江澤民對起話來，江澤民自始至終麵帶微笑。回答了許多問題之後，他以長者的身份苦口婆心地勸導學生們不要遊行，不要鬧事。
學生在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以後，有的冷靜了下來，有的第二天還是上街遊行了。各高校都派出負責人上街勸說遊行的學生回校，市政府也派出一些領導同誌與學生談心。回校的學生越來越多，上海的風潮漸漸地平息了下來。
十二屆六中全會《決議》沒有得到很好貫徹
合肥、南京、上海鬧學潮的消息傳到了中南海，鄧小平非常吃驚，他暗暗歎息：果然出事了。他說的“出事”即指學潮也指社會上的壞人趁混亂之際調戲婦女、砸燒汽車。他早料到，改革開放的窗子一打開，西方精華和糟粕的東西會一起擁進來，汙染人們的思想。所以，他在1978年的時候就向全黨發出過警告。現在，事情還是出來了。
司法部門曾對狂熱鼓吹自由化、明目張膽地號召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有意給外國人提供絕密情報、嚴重觸犯刑律的幾個人判了刑，看來並沒在黨內引起一些人的注意。
就在這次學潮到來之前的9月，在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上鄧小平還明確提出，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搞自由化就是要把人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這個思潮頂不住，加上開放帶來的烏七八糟的東西，結合起來，就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對我們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衝擊。所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僅要這次講，還要講10年20年。全會還根據這個講話精神，作出《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
為什麽這個《決議》沒有很好地得到貫徹？為什麽對於實際存在的右的錯誤傾向沒有進行有力的鬥爭？
鄧小平把香煙按在煙缸裏，他把秘書叫進來，指示他立即打電話請胡耀邦總書記、趙紫陽總理和分管思想宣傳工作的胡啟立到他這裏來。
胡耀邦、趙紫陽、胡啟立來了之後，一個重要會議便開始了。
會上，大家共同提出一個辦法，就是搶在元旦前做通學生的思想工作，召開首都各高校書記會議，一定不能讓學生上天安門。同時，也要做好防備工作，在天安門廣場增加警察，勸導學生盡快返校。胡啟立還表示，明天的報紙加大宣傳力度，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會議精神以最快速度被傳達到各高校。第二天，首都各高校黨委緊急行動，召開學生會議，進行形勢教育。校領導隨時願意與學生對話，隨時解決學生提出的一些生活上的困難。負責思想工作的係黨支部書記及輔導員深入學生宿舍，與學生談心，做他們的工作。
這一天的報紙、廣播、電視口徑一致，大力宣傳反自由化思潮，各行業的代表人物都作了講話，老者諄諄教導，少者殷殷期盼。
終於，在新年鍾聲敲響的前夕，大多數高校的黨委都得到了學生們不去串連、不衝天安門廣場的保證。這一夜，中央和各高校的領導們沒有人能睡得踏實。
1987年元旦終於到了，北京沒有一絲的喜慶氣氛，到處給人緊張的感覺。
清晨，天安門廣場人跡寥寥，升旗的國歌聲打破了寂靜。8點鍾之後，人漸漸多起來。一陣口號聲傳來，到底還是有一批學生來天安門廣場遊行了。他們幾乎都是北京大學的。當得知許多高校拒絕與他們串連之後，一種逆反心理使他們義無反顧地走進廣場。
遊行的學生吸引了不少市民、遊客的好奇心，人們開始擁向廣場。布置在周邊值勤的警察也集中過來。
警察要阻止學生的遊行隊伍進入廣場，為首者與警察發生了撕扯。遊行隊伍還是進了廣場。
警察當場拘留了幾名鬧事極凶的學生。圍觀的群眾被勸散了不少。很快，北大黨委的領導帶著大轎車趕到廣場，勸說了一番之後，停留在廣場的學生被車接回了本校。
第二天，幾名被拘留學生經教育後由校方領回。學潮終於沒有在北京大學起來。
學潮平息之後，中共中央對此事的處理工作開始進行。
學潮鬧起來之後，耀邦同誌隻強調疏導，而未能旗幟鮮明地采取有效措施來製止這場學潮，至使事態愈演愈烈，形勢日益嚴峻。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開創的安定團結的局麵已受到影響，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勢必危及業已進行的改革開放的四化建設，勢必危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的鞏固。這時，在黨內，越來越多的同誌對耀邦總書記表示不滿。
胡耀邦的政治生涯畫上句號
中共中央認為，直接引發這一學潮的原因，各地各校有所不同，其中包括由中央、地方以及學校某些工作中的失誤所造成的對黨的領導的不信任情緒。但總的說來，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從中央到許多地方，政治思想戰線軟弱混亂，不少陣地包括某些高等學校講壇不能抵製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侵襲，以致造成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泛濫。有極少數共產黨員帶頭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起了很壞的影響。黨的總書記胡耀邦對此負有重要責任。
198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許多領導同誌都對胡耀邦提出了批評意見。這次會議的公報這樣寫道：“胡耀邦同誌在會議上檢討了他擔任黨中央總書記期間，違反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在重大的政治原則問題上的失誤，並請求中央批準他辭去黨中央總書記職務。會議對胡耀邦同誌進行了嚴肅的同誌式的批評，同時也如實地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績。”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的決定是：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同誌辭去黨中央總書記的職務的請求，繼續保留胡耀邦同誌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職務。就這樣，在胡耀邦政治生命中出現了一個重大的轉折。從此，他離開了中國政治生活的核心位置。在這個位置上，他為著中華民族的覺醒和振興，為著社會主義祖國繁榮和富強奮鬥了7個年頭。趙紫陽在1980年以前做地方工作有成績，1980年9月以後擔任國務院總理期間在經濟工作方麵也有成績，所以被推選為黨中央代理總書記。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定，後經同年10月召開的十二屆七中全會確認。
鑒於這次學潮的教訓，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於1987年1月22日作出《關於加強法製教育維護安定團結的決定》。中共中央於1987年1月28日發出《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幹問題的通知》，要求各級黨組織充分認識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的重要性和長期性，切實對廣大黨員進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全麵、正確理解和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教育，並規定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若幹政策界限。
胡耀邦辭去總書記職務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裏閉門謝客，極少在公共場合露麵。1987年底，在中共十三大上，他再次被代表們選舉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成了惟一的一個不負責具體工作的政治局委員。十三大以後，胡耀邦動身去外地休養。先去山東，在煙台小住幾個月。然後又去湖南故鄉和廣西。所到之處，都是深居簡出，除了經常約請一些老戰友、老同誌談心，回憶往事，閑暇時打打橋牌，遊覽名勝，卻很少在公共場合露麵，所以，了解他的行蹤的人不太多。他在湖南期間，正趕上湖南在寧鄉紀念劉少奇誕生90周年活動，中央的一些主要領導人都趕赴長沙參加這次紀念活動。胡耀邦卻一個人單獨去了花明樓。寄托對劉少奇的懷念和哀思。在去國家森林公園――湖南張家界遊覽時，他婉言謝絕了當地領導人的迎送，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和少數幾個人遊玩，靜靜地享受大自然天鑿神功的美景樂趣，陶冶一個偉大的政治家、革命家的情操。1989年初，社會上曾一度謠傳胡耀邦投奔了蘇聯。一時間人們議論紛紛。為此，胡耀邦在一些公開場合露麵，以澄事實，在3月份召開的七屆人大二次會議上胡耀邦和一些中央領導同誌談笑風聲，顯得十分活躍。
在1988年春節過後不久的一天，曾和胡耀邦在一起工作多年的一個同誌前去看望他。他們在胡耀邦的會客室裏親切交談，互致問候。胡耀邦關切地詢問這位同誌的生活情況，“近來物價上漲很多，你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吧。”這位同誌則十分關心胡耀邦的健康。他說還可以，隻是有胃病，每天散步1個多小時，鍛煉身體，其他時間看書會客。當談到1987年初黨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後的情況時，胡耀邦深情地說，他本來不想再擔任任何職務，但是中央領導同誌代表黨中央對他說，無論如何要參加政治局，可以不管具體工作。我對這個問題的態度是兩句話，12個字：即“服從黨的領導，維護黨的團結。”可以看出：這兩句話是胡耀邦晚年政治生活所奉行的一條基本原則，體現出一個老共產黨員對黨的事業的忠誠。
走向最後的沉默
1989年4月15日清晨，首都街道上車水馬龍。職工們正匆匆趕往單位，開始一天的工作。
這時，在北京醫院裏，發生了一件人們萬萬料不到的事情――為黨為人民操勞了一生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胡耀邦，患大麵積急性心肌梗塞，經全力治療，未能挽救，溘然逝世。
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吃過早飯，準備去懷仁堂參加中共第十三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會議，討論《中共中央關於教育發展和改革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
8時55分，胡耀邦來到懷仁堂，高興地同政治局其他委員握手，打招呼。
會議於九點鍾開始。主持會議的趙紫陽告訴委員們，這個文件草案已經是第四次修改稿了，今天政治局討論後，擬將這個決定草案在黨內外更大範圍進一步征求意見，適當時候，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予以審議。
趙紫陽講話後，工作人員開始宣讀決定草案，共念了40分鍾，接著，李鐵映發言，向大家介紹這個決定草案的起草和修改經過。
這時，胡耀邦站起來說：“我胸悶，難受。”他邊說邊想邁步離開會場。同誌們見他麵色蒼白，額頭滲出汗珠，知道他生病了。時值9時48分。
趙紫陽問：“是不是心髒病啊！千萬不要動，趕快坐下”。這時，在胡耀邦旁邊的秦基偉就扶他在原位上坐下。
“快叫醫生！”周圍的同誌們說。
懷仁堂的多部電話機同時撥通，三部警衛車同時開動，以最快速度去接醫生。
這時，胡耀邦雙眼緊閉，已經不能說話。大家萬分著急，在醫生到來之前的十幾分鍾內，就可能出危險。為了救急，就問誰帶了“保險盒？”恰好江澤民隨身帶了。就給胡耀邦口服了硝酸甘油片，嗅了亞硝酸異戊脂。後來，醫生認為這一措施對舒張血管，爭取時間起了好作用。
不到十分鍾，中南海保健處的醫護人員到場。又過了五分鍾，北京醫院的醫生帶著全套急救設備趕來，臨時抬來一張床，就地開始了對胡耀邦的搶救工作。
根據醫生的意見，胡耀邦的病情不允許移動。因此，政治局會議挪到其他會議室開，趙紫陽囑咐溫家寶和中辦副主任楊德中留在懷仁堂現場照料。懷仁堂成了搶救胡耀邦的臨時病房。
為了搶救胡耀邦，北京醫院的主任醫師、主治醫師，北京阜外醫院、協和醫院的心血管病專家們也很快被接來了。專家們經過會診，確定胡耀邦患的是突出性大麵積急性心肌梗塞、合並心源性休克及心律失常、陣發性心房撲動、房室傳導障礙。他們全力搶救，於是胡耀邦的病情稍有穩定。
政治局會議一散，趙紫陽就趕來看望胡耀邦，並同專家、醫護人員一起研究了治療方案。喬石、胡啟立等也趕來，他們關切地詢問了胡耀邦的病情，叮囑醫護人員一定要全力搶救。
下午4點20分，專家們認為胡耀邦病情初步穩定下來，可以上救護車，經同家屬商量，將胡耀邦送入北京醫院。
到北京醫院病房後，專家們又進行會診，進一步討論確定治療方案。北京醫院抽出最好的大夫和護士，成立了特醫、特護小組，為胡耀邦精心治療。
經檢查，胡耀邦心髒的下壁、後壁及右心室有大麵積梗塞。肌酸激酶（CK）正常人僅132單位，他卻達3340單位，估計心肌壞死嚴重。醫護人員深知，（CK）超過3000單位的心肌梗塞，一般都是預後不良的。
胡耀邦病重住院，鄧小平專門派秘書來醫院探視，趙紫陽兩次到醫院探望，楊尚昆、彭真、宋任窮分別兩次到醫院探望，李鵬在出訪日本之前專門到醫院探望，陳雲、李先念分別兩次打電話詢問他的病情和治療情況，鄧穎超專門寫信給胡耀邦，要他安心養病，徐向前、聶榮臻、王震分別打電話詢問胡耀邦的病情，薄一波委托秘書到醫院看望了他。
喬石、胡啟立、姚依林和中央政治局、書記處的其他一些人，中顧委、中紀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全國政協的領導人，也都不斷到醫院探望或打電話詢問胡耀邦的病情。根據醫生的意見，一些來看望的人未進病房，隻向家屬表示問候，向醫生詢問病情。
經全力以赴的治療，胡耀邦的病情仍然時好時壞。趙紫陽初次到醫院看望時，胡耀邦叮囑趙紫陽說：“你肩上擔子很重，工作繁忙，就不要到醫院來看我啦。”李鵬到醫院探望時，胡耀邦叮囑李鵬說：“你工作很忙，就不要來了。”他還對李鵬說：“你幹得很努力。”
1989年4月15日清晨，胡耀邦醒來頗早。
“哈，我生病是第七天了，七天沒有事，危險期就過去啦。”胡耀邦高興地說。
大夫告訴他，這七天可不是沒有事。前幾天，還用升壓藥維護血壓，反複發生心房撲動，有時心律很慢，這兩天，剛停用升壓藥，病情略有好轉，不能算過了危險期，仍然必須臥床靜養。今天上午還要安排會診。
“我住院七八天了，今天要打掃衛生。”胡耀邦請身邊工作人員給他將電動刮胡刀準備好，他要刮一刮胡子。
“你聽了今天的新聞聯播了嗎？”
“沒有。”身邊工作人員告訴他，由於忙於看護，沒有時間聽廣播。
“你這個同誌呀，就是不把國家發生的一些情況向我說一說。一個人不了解每天的情況怎麽行呢？”
“大夫不是多次強調嗎？要你絕對臥床休息，少講話，最好不要考慮問題。”工作人員說。
按照醫生意見，胡耀邦需要靜躺大小解。
7時25分，護士拿來大解器皿。
“胡耀邦同誌是遵守時間的，應該7點半大解，您怎麽早來了5分鍾呀？”一位工作人員笑著對護士說。
過了一會兒，即7點30分，胡耀邦靜躺大解。
胡耀邦深情地拉住工作人員的手說：“不要緊，我很快會好的……”
工作人員扶著他的手，隻覺胡耀邦的手一鬆，頭一歪，背了過去。這時，時值7點40分。
在場的特醫、特護、胡耀邦的兒子及工作人員大吃一驚。
病房裏開始了最緊急的搶救，專家們、大夫護士們，用盡了所有辦法。時間一分一秒推進，但是，胡耀邦的心髒於7點53分不再跳動了。
醫護人們抑製著極度悲痛，又給胡耀邦心髒做了1個多小時的按摩，可是，這顆心髒太累了，他再也沒有蘇醒。
參加會診和搶救的醫生們沉痛地宣布，這顆偉大的心髒停止了跳動。
偉人同一切凡人一樣，都難以違拗大自然的規律。
胡耀邦從大自然中走來，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祖國、民族和共產主義事業，最終又回歸到大自然的懷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