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三進三出中南海！小平光輝燭千秋(7)
“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
中國知識分子膽子最小，不是嗎？
當前，我們的科技成果，除那些攀高峰的項目外，再不能隻寫文章、專著或搞評獎。否則，科技人員的辛勤勞動就會功虧一簣。
多麽希望一部分科技人員成為科技企業家、實業家、科技經紀人，使我國科技成果盡快實現商品化、產業化、國際化。
“中國科技人員在攻關上勢在必得，但在開發市場上卻是書生氣十足。”
著名學者楊振寧說得有道理嗎？
發展經濟，靠人力、物力、財力的增加，投入多、產出少。
這條粗放式道路看來是走不下去了。
因為這樣，你會永遠落後。窮的愈窮，富的愈富。
靠剝奪農民，靠侵略或壓迫第三世界，行嗎？
出售資源，隻發展勞動密集型行業，靠“引進”來購買現代化，行嗎？
看來，我們隻能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來發展經濟的道路。
我國資源相對缺乏，靠大量消耗資源來發展經濟是沒有出路的。
人口增加，耕地減少，離開科技，農業很難再上新台階。
設備陳舊，工藝落後，離開科技，工業很難走出質量差、成本高、效益低的困境。
現代戰爭日益進入高科技較量，離開科技，國防實力很難有顯著的增強。
向科技索取效益、向教育索要人才！
這是當今世界發展經濟惟一現實而有效的途徑。
不論是什麽樣的政治立場，不論是什麽信仰，也不論是窮國和富國，它不分地區、民族，不受資源的限製，凡是經濟增長快的國家都是走同一的道路。
誰先認識到，誰起步早，投入大，發展就快；否則，貧困、落後的局麵難以擺脫。
今後十年我國糧食生產要爬兩個台階，這個目標能不能實現？江澤民在四川看了一圈。又同農業專家進行了座談，他“越來越有信心”。
“隻要努力是完全可以實現的”，“寶”就主要押在科學技術上。
1842年馬克思、恩格斯敲響了資本主義的喪鍾。
可資本主義至今還沒死，還和平演變了社會主義。
他們靠的是什麽？
1978年，鄧小平訪問日本，在高速列車上，他說：“這列車走得很快，我好像被人推了一下，我們需要這樣。”
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中永遠充滿活力的源泉。資本主義在戰後沒有死，反而有較快的發展速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致力於發展科學技術，從而促進了經濟的增長。
據統計，戰後30多年來，促使經濟增長的各因素中，科學技術的比重美國為71%，日本為65%，西德為68%。
早在60年代初，當時的美國總統肯尼迪就說，哪一個國家能控製宇宙就能控製地球。日本鬆下電器公司有一個自行車公司，隻有20名雇員，1台計算機，卻能生產18個型號、1000萬種不同款式的自行車。從賽車、公路車到山地車，無所不包，而且有119種顏色和圖案，尺寸規格幾乎同顧客的需求一樣多。你要買自行車，可先提出你個人的要求，工廠測量你的身材，3分鍾後就畫出了你所要的自行車樣圖，3小時內就提供給你自行車了。
我們可以想象，這是一種什麽樣的生產方式和什麽樣的生產速度！
社會主義能不能代替資本主義，他們似乎早就懂得“最終可能是科學解決問題。”
科學技術是資本主義的對手，不是我們！
我們的對手是科學技術嗎？還是資本主義製度？深圳潘強恩有一個頗為形象的譬喻，他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好像一道堤分隔開的兩股水，不管堤築得多麽高、多麽厚實，都難免高水位向低水位滲透，而防止這種滲透的最佳辦法，就是低的一方使自己的水位也提高，高到與對方持平，進而高過對方。
少談些主義，多解決些問題。
再不要在“姓資”“姓社”上爭論了。
資本主義最高興我們幹這個。
對第一號特區強有力的支持
在深圳特區孕育、誕生以及十多年來走過的蹣跚、坎坷而又堅定、奮進的道路上，烙刻著一位偉人深邃關切的目光、高瞻遠矚的睿智和穩實的腳印。
他，就是特區的締造者、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撥正了中國前進的航向。“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已成為10億人共同的行動。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人物鄧小平提出，中國經濟之大鵬要騰飛，必須借助改革、開放這兩翼。
八億農民掀起的改革大潮已開始湧動，“包產到戶”不再是洪水猛獸。那麽，中國對外開放的突破口在哪兒呢？
1979年4月，北京，中央工作會議。會議主要討論調整國民經濟等問題，提出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
在會議上，當時擔任廣東省委主要領導工作的習仲勳、楊尚昆向中央匯報工作，提出一個建議：廣東臨近港澳，可以發揮這一優勢，在對外開放上做點文章。
會議期間，鄧小平同他們進行了談話。
話題從延安談起。談到當年那麽小小的一塊邊區，後來竟打出這麽大一塊江山；談到解放幾十年了，老邊區人民還不富裕。談話者不禁感慨萬分。
鄧小平陷入了沉思。然後，他說出了一句應當為後人載入史冊的話：“你們上午的那個匯報不錯嘛，在你們廣東劃出一塊地方來，也搞一個特區，怎麽樣？”
他說：“辦一個特區。過去陝甘寧就是特區嘛。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中央工作會議後不久，廣東、福建兩省委分別於1979年6月6日、6月9日寫出了關於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報告，呈送中央。
7月15日，中央、國務院批轉了兩省委報告，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試辦特區。
1980年3月，中央在廣州召開廣東、福建兩省參加的會議。正式將“出口特區”定名為“經濟特區”。
8月，全國人大召開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並頒布《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公開宣布：“在深圳、珠海、汕頭三市，分別劃出一定區域，設置經濟特區。”
1979年，一批勇於“吃蟹”的創業者，進駐那條不寬的深圳河的北麵，開始了中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嚐試――籌建特區。
1980年8月26日，那個如今被全世界當作熱門話題談論的南中國海邊的小城，響起一片劈劈叭叭的爆炸聲。在這片熱鬧的爆竹聲中，中國第一批經濟特區中的第一號特區――深圳經濟特區誕生了！
1984年1月24日，距農曆春節還有七天。紫荊花在特區的路旁已綻開紫紅色的花朵，象征吉祥喜慶的盆盆金桔擺上了特區人居室的陽台。在深圳特區誕生後的第五個春天的這個中午，鄧小平邁著輕快穩健的步伐，踏上了中國改革開放前沿地帶的這片熱土。
汽車駛向深圳迎賓館桂園別墅。路上，鄧小平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幾次輕輕地撥開車窗的紗簾，注視著一掠而過的樓群、工地、人流……
他說：“經濟特區是我的提議，中央的決定。5年了，到底怎麽樣，我要來看看。”
下午，在迎賓館6號樓會議室，鄧小平聽取深圳市委的工作匯報。
當時的市委書記、市長梁湘站在特區規劃示意圖前，介紹著深圳特區自然狀況、5年來引進外資、基建工程進展的情況。梁湘說，幾年來特區工農業產值、財政收入增長很快，1982年工業產值為36000萬元，1983年達到72000千萬元。
“那就是一年翻了一番嘍？”鄧小平問。
梁湘答：“是翻了一番，比辦特區前的1978年增長了10倍多。財政收入也比4年前增長了10倍，去年達到3億多。”
鄧小平滿意地點點頭。
聽完市委的匯報，鄧小平乘車來到剛剛竣工開業的國際商業大廈。在商場忙於采購年貨的特區人發現了身穿深灰色便服的鄧小平，喜出望外，熱烈鼓掌歡迎。
鄧小平登上20層高的國商大廈樓頂，俯瞰正在建設中的羅湖新城區。他的麵前，矗立著已經建成和正在施工的60多幢18層以上的高樓群。在特區的規劃圖上，羅湖區將成為特區的商業金融中心。
鄧小平的目光落在馬路對麵正在施工的國貿大廈。這座後來被譽為“神州第一樓”、高53層的現代化建築，此時正以“三天一層樓”的速度升騰。特區的建設者在國內率先采用大麵積滑模的先進施工工藝，在這兒創立了蜚聲中外的“深圳速度”。
天色已近黃昏，一抹晚霞映照著生機勃勃的特區。鄧小平推開陪同人員送上的大衣，迎著陣陣北風，目光由近及遠，久久注視著整個特區。
他說：“看見了，我都看清楚了。”他對特區的建設發展速度表示滿意。
25日上午，鄧小平來到深圳河畔的漁民村訪問。身穿嶄新呢大衣的村黨支部書記吳伯森激動地把客人引進自己別墅式的樓房裏。這幢樓房上下兩層，180平方米，有兩個客廳、6間臥室，還有飯廳、廚房、衛生間，樓上樓下的客廳裏各擺一台彩電和收錄機。
鄧小平問吳伯森：“你現在什麽都有了吧？”吳伯森說：“都有了。做夢也沒想到能有今天這樣的好日子。”他再三感謝黨的富民政策。
吳伯森將客人引到一口池塘邊，指著一排養鴨的水上茅棚說：“這是60年代以前群眾住過的房子，現在都給鴨子住了。”他介紹道：去年全村年收入達47萬元，人均年收入2800元，每個勞動力年收入5970元，勞動力月均收入439元。
這時，陪同人員對鄧小平說：“比您的工資還高呢。”鄧小平略一沉吟，說：“全國農村要過上這樣的生活，恐怕還要100年。”他又說，像深圳發展得這樣快，也得要50年。
25日下午，鄧小平參觀了上步工業區深圳中航技術進出口公司。當鄧小平走進這家電子廠的防塵、恒溫車間時，車間工人和技術人員在計算機屏幕上打出“振興中華，勤奮工作，向四化進軍”的字幕，表達他們對這位中國改革開放總決策者的衷心感激。
鄧小平興致勃勃地觀看了人和計算機下象棋的表演。在聽取該廠關於搞電腦軟件開發、發展智力密集型產品的企業發展情況匯報後，鄧小平高興地說：有一位美籍華裔學者告訴我，美國搞電腦軟件編製的都是一批娃娃、學生；他還建議我們要重視培訓青少年。全中國有那麽多娃娃、學生，搞軟件是完全有這個條件的。
26日上午，鄧小平來到瀕臨深圳灣的蛇口工業區辦公大樓。他看了工業區全景的模型後，指著窗外蛇口港碼頭問工業區領導袁庚：碼頭是什麽時候建成的？能停多少噸位的船？袁庚一一作了回答。
袁庚特別提到，辦特區以前，蛇口是人口外流外逃的口子。辦了特區以後，不但人員不外流了，相反，現在是人才回流、資金回流。幾年來由客商獨資或合資興辦了47家企業，其中30家已投產，10家開始盈利。企業職工工資水平已超過澳門。袁庚說，蛇口改革了勞動人事製度，實行招聘和合同製，實行職務工資和浮動工資。幾年來的實踐，我們體會最深的是：勞動人事製度的改革要同工資製度的改革同步進行，精神文明建設和物質文明建設要同步進行。聽罷，鄧小平微笑頷首。
在蛇口工業區，鄧小平首先視察了微波通訊站，而後到合資經營的華益鋁格廠和海上旅遊中心參觀。鄧小平為我國首座海上旅遊中心揮毫寫下了“海上世界”四個字。
幾天的實地考察，鄧小平對特區這一新生事物的旺盛生命力有了更直接的感觸。離開深圳到達廣州，他欣然提筆，為深圳特區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
1984年2月中旬，鄧小平結束對深圳、珠海、廈門三特區的視察，返回北京。
2月25日，經過深思熟慮，鄧小平與幾位中央領導進行了談話。
鄧小平說：“這次我到深圳一看，給我的印象是一片興旺發達景象。深圳的建設速度相當快。其中蛇口更快，原因是給了他們一點權力，500萬美元以下的開支可以自己做主。他們的口號是‘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深圳蓋房子，幾天就是一層，一幢大樓沒有多少天就蓋起來了。那裏的施工隊伍還是內地去的，效率高的原因是搞了承包製，賞罰分明。”
他還說：“聽說深圳治安比過去好了，跑到香港的人開始回來，原因之一是就業多，收入增加了，物質條件也好多了，說明精神文明是從物質文明來的嘛！”
說著，鄧小平的神色嚴肅起來，“我們建立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從特區可以引進技術，獲得知識，學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識。”“特區將成為開放的基地，不僅在經濟方麵、培養人才方麵得到好處，而且會擴大我們的對外影響。”
他緩了口氣，話題又落到深圳特區上來，“在深圳那裏現在至少有兩件事情可以搞，一個是建核電站，一個是吸引華僑投資辦所大學。華僑在那裏辦大學，由他們聘請國外水平高的教授，從國外購買教學設備，這樣可以給我們培養一批人才。”
1984年，深圳尚處於初創、起步階段。一些人對它懷疑，有人非議。各種困難和阻力，擋在深圳剛剛抬起的腳步前。
但深圳和深圳人是幸運的。鄧小平在最關鍵的時刻對深圳予以最強有力的支持。深圳不再為各種議論的紛擾而忐忑不安。
1985年7月15日，人民大會堂。隔著擺放茶杯的茶幾，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總理錢伯斯與鄧小平分坐在賓、主席上。作為老朋友，會談的氣氛是親切融洽的。
十年前，錢伯斯訪問中國時，曾見過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十年後再次來訪，錢伯斯感觸最深的有兩點：一是中國幾年來的改革開放，產生了令人振奮的大變化；二是81歲高齡的鄧小平，竟如此身體硬朗、精神飽滿。他對這兩點都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錢伯斯毫不掩飾對鄧小平的身體健康的羨慕，問鄧小平：“我想請教一下，您保持身體健康的秘訣是什麽？”
鄧小平笑了，說：“許多客人問過我，我的回答是四個字：‘樂觀主義’。天塌下來不要緊，有人頂著。”他說：“我是三上三下的人，對什麽問題都持樂觀的態度，相信自己的信念總會實現。如果沒有這樣的信念，我是活不到今天的。”
錢伯斯說：“十年前我曾訪問過中國，這次我們看到中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鄧小平說：“變化是有的，但還是小變化。10年或15年以後，我們的變化可能會更顯著一些。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走的是一條新路。我們的開放政策、其他一係列經濟政策以及全麵的體製改革都是一種試驗”。鄧小平強調：開放政策和經濟體製改革一定要堅持下去，不能變化。變就意味著沒有出路。我相信我們的政策是會成功的。
錢伯斯認真地聽著。他對鄧小平說：“你對自己的政策保持如此的信念，使我十分欽佩。”他告訴鄧小平，他將前往深圳特區參觀。
鄧小平說，深圳經濟特區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試驗。現在看來，我們原來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
第一節 改革開放後人憶鞠躬盡瘁耀中華（3）
他又說，你們可以看到深圳的發展是很快的，但這畢竟是一個試驗。現在還有一些問題沒有解決。不過，特區開始才三年多一些時間，再過三年總會找出辦法來解決這些問題。
鄧小平對深圳特區的情況了如指掌。就如他當年運籌帷幄、指揮聲勢浩大的淮海戰役，熟悉戰區內的每一條河流、每一個村莊，熟悉敵我雙方的兵力部署、攻守態勢。在肯定深圳特區建設成就的同時，他以極其敏銳的洞察力透析著深圳異乎尋常的發展速度背後隱藏著的問題。他在提醒深圳，在鼓勵深圳開拓新路子。
正如鄧小平所預料的，1985年的深圳，在幾年的高速發展之後，經濟過熱、效益偏低等問題似退潮後的礁石，顯露出來。
適逢全國進行信貸、基建壓縮，深圳的一些建設項目因資金拮據不得不中途殺車。一些外商以為中國特區政策要變，相繼抽走投資……深圳的雙肩感到了沉重的壓力。深圳走到了曆史發展的一個十字路口，麵臨著嚴峻的抉擇。
作為承擔四個“窗口”責任、探索中國開放之路的排頭兵，深圳沒有退路。深圳開始了痛苦的反思，新的艱辛嚐試。深圳的眼睛開始越過南中國海，越過太平洋，投向國際市場。深圳決定：發展以工業為主的外向型經濟！
1985年8月1日，人民解放軍的建軍節。避暑勝地北戴河，清涼的海風驅走了酷暑炎熱。
在一幢外表樸素、綠陰掩映的建築裏，鄧小平會見了竹入義勝及其率領的日本公明黨第13次訪華代表團。會談長達70分鍾，討論的一個重要議題是經濟特區問題。
鄧小平說：“前不久我對一位外國客人說，深圳是個試驗，外麵就有人懷疑，說什麽中國的政策是不是又要改變，是不是我否定了原來的判斷，建立經濟特區的話是不是改變了。所以，現在我要肯定兩句話：第一句話是，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第二句話是，深圳經濟特區還是一個試驗。這兩句話並不矛盾。我們的整個開放政策也是一個試驗，從世界的角度上來講，也是一個大試驗。”
鄧小平充滿信心地說：“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是堅定不移的，但我們在開放過程中要小心謹慎。我們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一定要保持謙遜的態度。”
竹入義勝說：“你的話非常明確，全世界的人聽了以後都會放心的。”
更放心的是深圳。它的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方向得到了鄧小平的首肯。深圳人振奮了，他們有了向新的目標奮進的信心和力量。
時間進入1987年6月12日，在莊嚴肅穆的人民大會堂內，典雅的吊燈瀉下的柔和的光，攝影燈頻頻閃爍的光，充盈著會見廳。南斯拉夫貴賓科羅舍茨緊緊地握著鄧小平的手。雙方都為能有這樣一個機會交流兩國的建設經驗感到高興。
鄧小平向客人詳細地描述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曆程。
談到開放政策時，他說：“我們首先搞了深圳經濟特區。開始的時候廣東提出搞特區，我同意了他們的意見，我說名字叫經濟特區，搞政治特區就不好了。”
鄧小平再次提到1984年的深圳之行，並為他在深圳的題詞的深刻內涵作了最準確的注解：“我去過一次深圳，那裏確實是一派興旺氣象。當時他們讓我題詞，我寫道：‘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當時我們黨內還有人采取懷疑的態度，香港輿論界不管是反對我們的還是讚成我們的，也都有人持懷疑態度，不相信我們是正確的。深圳搞了七八年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他接著說：“當然一個完全新的事物不允許犯錯誤是不行的，有一點錯誤也是很小的。他們自己總結經驗，由內向型轉為外向型，這樣就能夠變成工業基地，並能夠打進國際市場。這一點明確以後，也不過兩三年的時間，就改變了麵貌。深圳的同誌告訴我，那裏的工業產品50%以上出口，外匯收支可以平衡。”
鄧小平打了個手勢，提高了聲音：“現在我可以放膽地說，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決定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懷疑都可以消除了。”
這鏗鏘有力的聲音，如隆隆的雷聲滾過神州大地。
自由港：小平送給廈門的一個大政策
1993年6月1日，祖國的花朵，沉浸在歡樂的節日中。
同一天，北京飯店會議廳，加快廈門改革開放研討會氣氛熱烈。在中國世界觀察研究所和經濟日報聯合主辦的這個會上，群賢畢至，少長鹹集，大家共同發出了一個聲音，在當前抓住機遇、深化改革、加快發展的新形勢下，應該進一步貫徹落實鄧小平同誌關於再造幾個香港的戰略構想和十年前提出建設廈門自由港的精神，加快廈門建成自由港的探索和實踐的步伐。專家們說，廈門打出“自由港”的旗號，此其時矣！千萬不能再等了！
“廈庇五洲客，門收萬頃濤”。廈門建造自由港，可以追溯到十年前。
1984年2月初，北國還是冰封雪飄，廈門則是一片翠綠。木棉花吐出點點猩紅，玫瑰、茶花、薔薇，爭芳鬥豔。
2月7日上午，一列火車駛進鷺島，鄧小平來到了廈門。項南等省市領導人迎上前去：
“歡迎您，小平同誌！”
在從火車站到賓館的路上，鄧小平邊看邊聽項南等同誌的介紹，心情興奮。在此之前，一月下旬，鄧小平視察了深圳、珠海，看到一片興旺發達景象。明確了一個指導思想，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不是收，而是放。他欣然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珠海經濟特區好。”
2月8日，鄧小平視察了東渡港碼頭。那高大的橘黃色龍門吊車，那一排排色彩鮮明的集裝箱，那一艘艘裝卸貨物的遠洋貨輪，都使他強烈感到廈門經濟特區的繁忙景象。
離開東渡港，鄧小平登上“鷺江”號遊艇，項南坐在小平同誌身邊。
項南對鄧小平說：“小平同誌，廈門特區現在實際隻有2.5平方公裏，實在太小了，太束縛手腳了，即使很快全部建成，也沒有多大的實際意義。”
鄧小平注視著他和省市的負責同誌，“你們的意思是……”
“把特區擴大到全島！”項南明確堅定地回答，“使整個廈門島都開放，這對引進外資和技術，對改造全島的老企業，對加強海峽兩岸的交往，都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
鄧小平一邊聽，一邊察看地圖，肯定地說：“我看可以，這沒得啥子問題嘛！”
當看到廈門離金門這樣近時，鄧小平問：怎樣才能使兩地直來直往？
項南回答：搞自由港。
項南說：“現在台灣人到大陸，都不是直來直去，要從香港或日本繞道來，這太麻煩了。如果把離台灣、金門最近的廈門變成自由港，實行進出自由，這對海峽兩岸中國人的交往，會起很大的促進作用。”
王震在一旁說：“應該考慮這個問題。”
鄧小平很快說：“可以考慮。”鄧小平接著問：“自由港，實行哪些政策呢？”
中國知識分子膽子最小，不是嗎？
當前，我們的科技成果，除那些攀高峰的項目外，再不能隻寫文章、專著或搞評獎。否則，科技人員的辛勤勞動就會功虧一簣。
多麽希望一部分科技人員成為科技企業家、實業家、科技經紀人，使我國科技成果盡快實現商品化、產業化、國際化。
“中國科技人員在攻關上勢在必得，但在開發市場上卻是書生氣十足。”
著名學者楊振寧說得有道理嗎？
發展經濟，靠人力、物力、財力的增加，投入多、產出少。
這條粗放式道路看來是走不下去了。
因為這樣，你會永遠落後。窮的愈窮，富的愈富。
靠剝奪農民，靠侵略或壓迫第三世界，行嗎？
出售資源，隻發展勞動密集型行業，靠“引進”來購買現代化，行嗎？
看來，我們隻能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來發展經濟的道路。
我國資源相對缺乏，靠大量消耗資源來發展經濟是沒有出路的。
人口增加，耕地減少，離開科技，農業很難再上新台階。
設備陳舊，工藝落後，離開科技，工業很難走出質量差、成本高、效益低的困境。
現代戰爭日益進入高科技較量，離開科技，國防實力很難有顯著的增強。
向科技索取效益、向教育索要人才！
這是當今世界發展經濟惟一現實而有效的途徑。
不論是什麽樣的政治立場，不論是什麽信仰，也不論是窮國和富國，它不分地區、民族，不受資源的限製，凡是經濟增長快的國家都是走同一的道路。
誰先認識到，誰起步早，投入大，發展就快；否則，貧困、落後的局麵難以擺脫。
今後十年我國糧食生產要爬兩個台階，這個目標能不能實現？江澤民在四川看了一圈。又同農業專家進行了座談，他“越來越有信心”。
“隻要努力是完全可以實現的”，“寶”就主要押在科學技術上。
1842年馬克思、恩格斯敲響了資本主義的喪鍾。
可資本主義至今還沒死，還和平演變了社會主義。
他們靠的是什麽？
1978年，鄧小平訪問日本，在高速列車上，他說：“這列車走得很快，我好像被人推了一下，我們需要這樣。”
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中永遠充滿活力的源泉。資本主義在戰後沒有死，反而有較快的發展速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致力於發展科學技術，從而促進了經濟的增長。
據統計，戰後30多年來，促使經濟增長的各因素中，科學技術的比重美國為71%，日本為65%，西德為68%。
早在60年代初，當時的美國總統肯尼迪就說，哪一個國家能控製宇宙就能控製地球。日本鬆下電器公司有一個自行車公司，隻有20名雇員，1台計算機，卻能生產18個型號、1000萬種不同款式的自行車。從賽車、公路車到山地車，無所不包，而且有119種顏色和圖案，尺寸規格幾乎同顧客的需求一樣多。你要買自行車，可先提出你個人的要求，工廠測量你的身材，3分鍾後就畫出了你所要的自行車樣圖，3小時內就提供給你自行車了。
我們可以想象，這是一種什麽樣的生產方式和什麽樣的生產速度！
社會主義能不能代替資本主義，他們似乎早就懂得“最終可能是科學解決問題。”
科學技術是資本主義的對手，不是我們！
我們的對手是科學技術嗎？還是資本主義製度？深圳潘強恩有一個頗為形象的譬喻，他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好像一道堤分隔開的兩股水，不管堤築得多麽高、多麽厚實，都難免高水位向低水位滲透，而防止這種滲透的最佳辦法，就是低的一方使自己的水位也提高，高到與對方持平，進而高過對方。
少談些主義，多解決些問題。
再不要在“姓資”“姓社”上爭論了。
資本主義最高興我們幹這個。
對第一號特區強有力的支持
在深圳特區孕育、誕生以及十多年來走過的蹣跚、坎坷而又堅定、奮進的道路上，烙刻著一位偉人深邃關切的目光、高瞻遠矚的睿智和穩實的腳印。
他，就是特區的締造者、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撥正了中國前進的航向。“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已成為10億人共同的行動。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人物鄧小平提出，中國經濟之大鵬要騰飛，必須借助改革、開放這兩翼。
八億農民掀起的改革大潮已開始湧動，“包產到戶”不再是洪水猛獸。那麽，中國對外開放的突破口在哪兒呢？
1979年4月，北京，中央工作會議。會議主要討論調整國民經濟等問題，提出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
在會議上，當時擔任廣東省委主要領導工作的習仲勳、楊尚昆向中央匯報工作，提出一個建議：廣東臨近港澳，可以發揮這一優勢，在對外開放上做點文章。
會議期間，鄧小平同他們進行了談話。
話題從延安談起。談到當年那麽小小的一塊邊區，後來竟打出這麽大一塊江山；談到解放幾十年了，老邊區人民還不富裕。談話者不禁感慨萬分。
鄧小平陷入了沉思。然後，他說出了一句應當為後人載入史冊的話：“你們上午的那個匯報不錯嘛，在你們廣東劃出一塊地方來，也搞一個特區，怎麽樣？”
他說：“辦一個特區。過去陝甘寧就是特區嘛。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中央工作會議後不久，廣東、福建兩省委分別於1979年6月6日、6月9日寫出了關於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報告，呈送中央。
7月15日，中央、國務院批轉了兩省委報告，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試辦特區。
1980年3月，中央在廣州召開廣東、福建兩省參加的會議。正式將“出口特區”定名為“經濟特區”。
8月，全國人大召開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並頒布《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公開宣布：“在深圳、珠海、汕頭三市，分別劃出一定區域，設置經濟特區。”
1979年，一批勇於“吃蟹”的創業者，進駐那條不寬的深圳河的北麵，開始了中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嚐試――籌建特區。
1980年8月26日，那個如今被全世界當作熱門話題談論的南中國海邊的小城，響起一片劈劈叭叭的爆炸聲。在這片熱鬧的爆竹聲中，中國第一批經濟特區中的第一號特區――深圳經濟特區誕生了！
1984年1月24日，距農曆春節還有七天。紫荊花在特區的路旁已綻開紫紅色的花朵，象征吉祥喜慶的盆盆金桔擺上了特區人居室的陽台。在深圳特區誕生後的第五個春天的這個中午，鄧小平邁著輕快穩健的步伐，踏上了中國改革開放前沿地帶的這片熱土。
汽車駛向深圳迎賓館桂園別墅。路上，鄧小平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幾次輕輕地撥開車窗的紗簾，注視著一掠而過的樓群、工地、人流……
他說：“經濟特區是我的提議，中央的決定。5年了，到底怎麽樣，我要來看看。”
下午，在迎賓館6號樓會議室，鄧小平聽取深圳市委的工作匯報。
當時的市委書記、市長梁湘站在特區規劃示意圖前，介紹著深圳特區自然狀況、5年來引進外資、基建工程進展的情況。梁湘說，幾年來特區工農業產值、財政收入增長很快，1982年工業產值為36000萬元，1983年達到72000千萬元。
“那就是一年翻了一番嘍？”鄧小平問。
梁湘答：“是翻了一番，比辦特區前的1978年增長了10倍多。財政收入也比4年前增長了10倍，去年達到3億多。”
鄧小平滿意地點點頭。
聽完市委的匯報，鄧小平乘車來到剛剛竣工開業的國際商業大廈。在商場忙於采購年貨的特區人發現了身穿深灰色便服的鄧小平，喜出望外，熱烈鼓掌歡迎。
鄧小平登上20層高的國商大廈樓頂，俯瞰正在建設中的羅湖新城區。他的麵前，矗立著已經建成和正在施工的60多幢18層以上的高樓群。在特區的規劃圖上，羅湖區將成為特區的商業金融中心。
鄧小平的目光落在馬路對麵正在施工的國貿大廈。這座後來被譽為“神州第一樓”、高53層的現代化建築，此時正以“三天一層樓”的速度升騰。特區的建設者在國內率先采用大麵積滑模的先進施工工藝，在這兒創立了蜚聲中外的“深圳速度”。
天色已近黃昏，一抹晚霞映照著生機勃勃的特區。鄧小平推開陪同人員送上的大衣，迎著陣陣北風，目光由近及遠，久久注視著整個特區。
他說：“看見了，我都看清楚了。”他對特區的建設發展速度表示滿意。
25日上午，鄧小平來到深圳河畔的漁民村訪問。身穿嶄新呢大衣的村黨支部書記吳伯森激動地把客人引進自己別墅式的樓房裏。這幢樓房上下兩層，180平方米，有兩個客廳、6間臥室，還有飯廳、廚房、衛生間，樓上樓下的客廳裏各擺一台彩電和收錄機。
鄧小平問吳伯森：“你現在什麽都有了吧？”吳伯森說：“都有了。做夢也沒想到能有今天這樣的好日子。”他再三感謝黨的富民政策。
吳伯森將客人引到一口池塘邊，指著一排養鴨的水上茅棚說：“這是60年代以前群眾住過的房子，現在都給鴨子住了。”他介紹道：去年全村年收入達47萬元，人均年收入2800元，每個勞動力年收入5970元，勞動力月均收入439元。
這時，陪同人員對鄧小平說：“比您的工資還高呢。”鄧小平略一沉吟，說：“全國農村要過上這樣的生活，恐怕還要100年。”他又說，像深圳發展得這樣快，也得要50年。
25日下午，鄧小平參觀了上步工業區深圳中航技術進出口公司。當鄧小平走進這家電子廠的防塵、恒溫車間時，車間工人和技術人員在計算機屏幕上打出“振興中華，勤奮工作，向四化進軍”的字幕，表達他們對這位中國改革開放總決策者的衷心感激。
鄧小平興致勃勃地觀看了人和計算機下象棋的表演。在聽取該廠關於搞電腦軟件開發、發展智力密集型產品的企業發展情況匯報後，鄧小平高興地說：有一位美籍華裔學者告訴我，美國搞電腦軟件編製的都是一批娃娃、學生；他還建議我們要重視培訓青少年。全中國有那麽多娃娃、學生，搞軟件是完全有這個條件的。
26日上午，鄧小平來到瀕臨深圳灣的蛇口工業區辦公大樓。他看了工業區全景的模型後，指著窗外蛇口港碼頭問工業區領導袁庚：碼頭是什麽時候建成的？能停多少噸位的船？袁庚一一作了回答。
袁庚特別提到，辦特區以前，蛇口是人口外流外逃的口子。辦了特區以後，不但人員不外流了，相反，現在是人才回流、資金回流。幾年來由客商獨資或合資興辦了47家企業，其中30家已投產，10家開始盈利。企業職工工資水平已超過澳門。袁庚說，蛇口改革了勞動人事製度，實行招聘和合同製，實行職務工資和浮動工資。幾年來的實踐，我們體會最深的是：勞動人事製度的改革要同工資製度的改革同步進行，精神文明建設和物質文明建設要同步進行。聽罷，鄧小平微笑頷首。
在蛇口工業區，鄧小平首先視察了微波通訊站，而後到合資經營的華益鋁格廠和海上旅遊中心參觀。鄧小平為我國首座海上旅遊中心揮毫寫下了“海上世界”四個字。
幾天的實地考察，鄧小平對特區這一新生事物的旺盛生命力有了更直接的感觸。離開深圳到達廣州，他欣然提筆，為深圳特區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
1984年2月中旬，鄧小平結束對深圳、珠海、廈門三特區的視察，返回北京。
2月25日，經過深思熟慮，鄧小平與幾位中央領導進行了談話。
鄧小平說：“這次我到深圳一看，給我的印象是一片興旺發達景象。深圳的建設速度相當快。其中蛇口更快，原因是給了他們一點權力，500萬美元以下的開支可以自己做主。他們的口號是‘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深圳蓋房子，幾天就是一層，一幢大樓沒有多少天就蓋起來了。那裏的施工隊伍還是內地去的，效率高的原因是搞了承包製，賞罰分明。”
他還說：“聽說深圳治安比過去好了，跑到香港的人開始回來，原因之一是就業多，收入增加了，物質條件也好多了，說明精神文明是從物質文明來的嘛！”
說著，鄧小平的神色嚴肅起來，“我們建立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從特區可以引進技術，獲得知識，學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識。”“特區將成為開放的基地，不僅在經濟方麵、培養人才方麵得到好處，而且會擴大我們的對外影響。”
他緩了口氣，話題又落到深圳特區上來，“在深圳那裏現在至少有兩件事情可以搞，一個是建核電站，一個是吸引華僑投資辦所大學。華僑在那裏辦大學，由他們聘請國外水平高的教授，從國外購買教學設備，這樣可以給我們培養一批人才。”
1984年，深圳尚處於初創、起步階段。一些人對它懷疑，有人非議。各種困難和阻力，擋在深圳剛剛抬起的腳步前。
但深圳和深圳人是幸運的。鄧小平在最關鍵的時刻對深圳予以最強有力的支持。深圳不再為各種議論的紛擾而忐忑不安。
1985年7月15日，人民大會堂。隔著擺放茶杯的茶幾，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總理錢伯斯與鄧小平分坐在賓、主席上。作為老朋友，會談的氣氛是親切融洽的。
十年前，錢伯斯訪問中國時，曾見過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十年後再次來訪，錢伯斯感觸最深的有兩點：一是中國幾年來的改革開放，產生了令人振奮的大變化；二是81歲高齡的鄧小平，竟如此身體硬朗、精神飽滿。他對這兩點都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錢伯斯毫不掩飾對鄧小平的身體健康的羨慕，問鄧小平：“我想請教一下，您保持身體健康的秘訣是什麽？”
鄧小平笑了，說：“許多客人問過我，我的回答是四個字：‘樂觀主義’。天塌下來不要緊，有人頂著。”他說：“我是三上三下的人，對什麽問題都持樂觀的態度，相信自己的信念總會實現。如果沒有這樣的信念，我是活不到今天的。”
錢伯斯說：“十年前我曾訪問過中國，這次我們看到中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鄧小平說：“變化是有的，但還是小變化。10年或15年以後，我們的變化可能會更顯著一些。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走的是一條新路。我們的開放政策、其他一係列經濟政策以及全麵的體製改革都是一種試驗”。鄧小平強調：開放政策和經濟體製改革一定要堅持下去，不能變化。變就意味著沒有出路。我相信我們的政策是會成功的。
錢伯斯認真地聽著。他對鄧小平說：“你對自己的政策保持如此的信念，使我十分欽佩。”他告訴鄧小平，他將前往深圳特區參觀。
鄧小平說，深圳經濟特區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試驗。現在看來，我們原來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
第一節 改革開放後人憶鞠躬盡瘁耀中華（3）
他又說，你們可以看到深圳的發展是很快的，但這畢竟是一個試驗。現在還有一些問題沒有解決。不過，特區開始才三年多一些時間，再過三年總會找出辦法來解決這些問題。
鄧小平對深圳特區的情況了如指掌。就如他當年運籌帷幄、指揮聲勢浩大的淮海戰役，熟悉戰區內的每一條河流、每一個村莊，熟悉敵我雙方的兵力部署、攻守態勢。在肯定深圳特區建設成就的同時，他以極其敏銳的洞察力透析著深圳異乎尋常的發展速度背後隱藏著的問題。他在提醒深圳，在鼓勵深圳開拓新路子。
正如鄧小平所預料的，1985年的深圳，在幾年的高速發展之後，經濟過熱、效益偏低等問題似退潮後的礁石，顯露出來。
適逢全國進行信貸、基建壓縮，深圳的一些建設項目因資金拮據不得不中途殺車。一些外商以為中國特區政策要變，相繼抽走投資……深圳的雙肩感到了沉重的壓力。深圳走到了曆史發展的一個十字路口，麵臨著嚴峻的抉擇。
作為承擔四個“窗口”責任、探索中國開放之路的排頭兵，深圳沒有退路。深圳開始了痛苦的反思，新的艱辛嚐試。深圳的眼睛開始越過南中國海，越過太平洋，投向國際市場。深圳決定：發展以工業為主的外向型經濟！
1985年8月1日，人民解放軍的建軍節。避暑勝地北戴河，清涼的海風驅走了酷暑炎熱。
在一幢外表樸素、綠陰掩映的建築裏，鄧小平會見了竹入義勝及其率領的日本公明黨第13次訪華代表團。會談長達70分鍾，討論的一個重要議題是經濟特區問題。
鄧小平說：“前不久我對一位外國客人說，深圳是個試驗，外麵就有人懷疑，說什麽中國的政策是不是又要改變，是不是我否定了原來的判斷，建立經濟特區的話是不是改變了。所以，現在我要肯定兩句話：第一句話是，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第二句話是，深圳經濟特區還是一個試驗。這兩句話並不矛盾。我們的整個開放政策也是一個試驗，從世界的角度上來講，也是一個大試驗。”
鄧小平充滿信心地說：“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是堅定不移的，但我們在開放過程中要小心謹慎。我們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一定要保持謙遜的態度。”
竹入義勝說：“你的話非常明確，全世界的人聽了以後都會放心的。”
更放心的是深圳。它的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方向得到了鄧小平的首肯。深圳人振奮了，他們有了向新的目標奮進的信心和力量。
時間進入1987年6月12日，在莊嚴肅穆的人民大會堂內，典雅的吊燈瀉下的柔和的光，攝影燈頻頻閃爍的光，充盈著會見廳。南斯拉夫貴賓科羅舍茨緊緊地握著鄧小平的手。雙方都為能有這樣一個機會交流兩國的建設經驗感到高興。
鄧小平向客人詳細地描述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曆程。
談到開放政策時，他說：“我們首先搞了深圳經濟特區。開始的時候廣東提出搞特區，我同意了他們的意見，我說名字叫經濟特區，搞政治特區就不好了。”
鄧小平再次提到1984年的深圳之行，並為他在深圳的題詞的深刻內涵作了最準確的注解：“我去過一次深圳，那裏確實是一派興旺氣象。當時他們讓我題詞，我寫道：‘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當時我們黨內還有人采取懷疑的態度，香港輿論界不管是反對我們的還是讚成我們的，也都有人持懷疑態度，不相信我們是正確的。深圳搞了七八年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他接著說：“當然一個完全新的事物不允許犯錯誤是不行的，有一點錯誤也是很小的。他們自己總結經驗，由內向型轉為外向型，這樣就能夠變成工業基地，並能夠打進國際市場。這一點明確以後，也不過兩三年的時間，就改變了麵貌。深圳的同誌告訴我，那裏的工業產品50%以上出口，外匯收支可以平衡。”
鄧小平打了個手勢，提高了聲音：“現在我可以放膽地說，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決定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懷疑都可以消除了。”
這鏗鏘有力的聲音，如隆隆的雷聲滾過神州大地。
自由港：小平送給廈門的一個大政策
1993年6月1日，祖國的花朵，沉浸在歡樂的節日中。
同一天，北京飯店會議廳，加快廈門改革開放研討會氣氛熱烈。在中國世界觀察研究所和經濟日報聯合主辦的這個會上，群賢畢至，少長鹹集，大家共同發出了一個聲音，在當前抓住機遇、深化改革、加快發展的新形勢下，應該進一步貫徹落實鄧小平同誌關於再造幾個香港的戰略構想和十年前提出建設廈門自由港的精神，加快廈門建成自由港的探索和實踐的步伐。專家們說，廈門打出“自由港”的旗號，此其時矣！千萬不能再等了！
“廈庇五洲客，門收萬頃濤”。廈門建造自由港，可以追溯到十年前。
1984年2月初，北國還是冰封雪飄，廈門則是一片翠綠。木棉花吐出點點猩紅，玫瑰、茶花、薔薇，爭芳鬥豔。
2月7日上午，一列火車駛進鷺島，鄧小平來到了廈門。項南等省市領導人迎上前去：
“歡迎您，小平同誌！”
在從火車站到賓館的路上，鄧小平邊看邊聽項南等同誌的介紹，心情興奮。在此之前，一月下旬，鄧小平視察了深圳、珠海，看到一片興旺發達景象。明確了一個指導思想，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不是收，而是放。他欣然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珠海經濟特區好。”
2月8日，鄧小平視察了東渡港碼頭。那高大的橘黃色龍門吊車，那一排排色彩鮮明的集裝箱，那一艘艘裝卸貨物的遠洋貨輪，都使他強烈感到廈門經濟特區的繁忙景象。
離開東渡港，鄧小平登上“鷺江”號遊艇，項南坐在小平同誌身邊。
項南對鄧小平說：“小平同誌，廈門特區現在實際隻有2.5平方公裏，實在太小了，太束縛手腳了，即使很快全部建成，也沒有多大的實際意義。”
鄧小平注視著他和省市的負責同誌，“你們的意思是……”
“把特區擴大到全島！”項南明確堅定地回答，“使整個廈門島都開放，這對引進外資和技術，對改造全島的老企業，對加強海峽兩岸的交往，都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
鄧小平一邊聽，一邊察看地圖，肯定地說：“我看可以，這沒得啥子問題嘛！”
當看到廈門離金門這樣近時，鄧小平問：怎樣才能使兩地直來直往？
項南回答：搞自由港。
項南說：“現在台灣人到大陸，都不是直來直去，要從香港或日本繞道來，這太麻煩了。如果把離台灣、金門最近的廈門變成自由港，實行進出自由，這對海峽兩岸中國人的交往，會起很大的促進作用。”
王震在一旁說：“應該考慮這個問題。”
鄧小平很快說：“可以考慮。”鄧小平接著問：“自由港，實行哪些政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