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三進三出中南海！小平光輝燭千秋(6)
（7）經費問題。知青經費是國家安置城鎮下鄉知識青年的專項撥款，分為安置費、扶持生產資金和業務費，用於安排下鄉知識青年的生活，重點扶持獨立核算的知青場、隊發展生產，補助知青行政部門開展業務活動。
（8）口糧問題。下鄉知識青年的口糧第一年由國家供應。從第二年開始，由社隊和知青場、隊分配口糧。正常出勤的，應不低於當地單身整勞力的吃糧水平。所在場、隊口糧水平過低的，由國家從統銷糧中給予補助。口糧標準由各省、市、自治區自行規定。下鄉青年患有嚴重疾病，開支醫療費用較大、合作醫療確實負擔不了的，從知青的安置費中酌予補助。長期不能治愈、不能從事農業勞動的，由安置地區與動員地區協商，可以回城，回城後的醫療費用，原則上由家長負擔，因為治病家庭生活有困難的，家長所在單位予以補助，家長無工作的，由民政部門給予救濟。治愈後，由勞動部門和街道負責安排適當工作。
（9）其他問題。包括為安置下鄉青年提供建房用的木材、鋼材、水泥、玻璃、小五金以及燒磚瓦用煤等，分別納入國家和地方計劃，保證供應，不得挪用；分給與社員同等數量的自留地（自留畜）和集體菜地等。
1978年召開的這次全國知識青年工作會議及其形成的文件，標誌著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曆史轉折。不論在認識上或在決策上都有重大突破。最根本的是五點：一是還要堅持上山下鄉，是為了條件成熟時不再搞上山下鄉；二是逐步縮小上山下鄉範圍，有安置條件的城市也可以不再動員下鄉；三是尚需動員下鄉的，不再插隊，要因地製宜地舉辦知青場、隊，國家給予優惠政策；四是已經在農村插隊的知青，要逐步予以重新安排，其中，下鄉較早的老知青要限期解決；五是城鎮要積極開辟新領域、新行業，擴大就業門路。
城鄉人民對中央的這些舉措是滿意的，特別是插隊知青格外興奮。但是，對安置在兵團、農場的知青過多的看到他們已身為國家職工，所處條件較為優越的一麵，而對他們實際難處和坎坷經曆考慮不周，且在當時有些問題和意圖又難以說得清楚。因此，在中央決定的貫徹執行進程中，發生了麻煩和矛盾。
1980年夏季，國務院知青辦對一年多來各地貫徹執行中央的決策，統籌解決知識青年問題的情況，進行了一次檢查，並向中央作了匯報。時間隻有一年多，取得成績令人矚目：（1）通過城鄉廣開門路，安排了350多萬插隊知青就業，特別是近百萬1972年以前下鄉的老知青，得到了優先安排。尚在農村的200萬插隊知青可望在年內大部分得到安排。多年積累的插隊知青問題，可以基本解決。這是大得人心的。（2）縮小了上山下鄉範圍，調整了安置形式，在城鎮郊縣辦起的8000多個知青場隊和農工商聯合企業，安置50多萬知青。辦得好的，具有一定經濟吸引力。
隨著政策調整，繼續動員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條路難以走下去了。硬性規定誰留誰下行不通，既不利於鼓勵青年上進，也極易造成他們感情上的對立。即使按照調整後的辦法，安置到知青場隊，也並非上策。知青場隊雖然辦起不少，大都還處於初創階段，經濟實力薄弱，還不能使在場知青全部或大部就業。再加上一些政策是鼓勵回城而不是鼓勵下鄉，所以在知青場隊的知青，多數還是處於“流水兵”狀態，沒有穩定的隊伍和骨幹，長此下去，是很難辦好的。國家花了錢，各方不滿意，城鄉都不願意這樣幹下去。
進一步放寬政策
國務院知青辦在深入調查研究、廣泛聽取意見的基礎上，提出《關於當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的幾點意見》，報經中央書記處討論原則同意。接著拿到黨中央召開的全國勞動就業會議上討論修改。1980年9月6日，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將這個文件發到各省、市、自治區。文件鮮明地提出：
第一，今後安排城鎮不能升學的中學畢業後，要因地製宜，從實際出發，不搞一刀切。能夠做到不下鄉的，可以不下；不能全部或大部在城鎮安排的，要從城鄉兩方麵廣開生產門路，予以安排。
第二，對於當地農村插隊的知青，一定要本著“國家關心，負責到底”的精神，力爭一兩年內，區別不同情況，把他們安排好。
第三，需要在郊縣知青場隊安置知青的地方，實行政治動員和經濟吸引相結合的辦法。進場隊的知青其城鎮戶糧關係不變，留場就業的計算工齡。
第四，各地知青工作機構如何調整（包括撤並）不強求一律，可以根據情況，自行決定。這個文件引人注目的一點是，明確宣布“能夠做到不下鄉的，可以不下”。即可以不再動員城鎮知識青年下鄉了。這是在全國範圍內，宣告上山下鄉即將終止的信號，對各地的工作是一大解放，對社會公眾是一付安心劑。可謂皆大歡喜。
實際上1979年全國僅有24.7萬人上山下鄉。最多的遼寧、黑龍江兩省各下去5萬多人，下去不到1000人的有10個省，其中江蘇、甘肅各下去100多人。上海、西藏未動員下鄉。1980年就有貴州、雲南、西藏、寧夏、廣東、上海、江蘇、浙江、安徽、山東等10個省、市、自治區宣布停止動員下鄉。其他19個省、市、自治區隻動員了15.5萬人到郊縣知青場隊。進入1981年，各地基本上立足於城市自行消化，集中精力把曆史遺留下來的96萬插隊知青安排好。
隨著上山下鄉問題的有效解決，國務院知青辦的職責已近消失。為了加強城鎮勞動就業的統籌管理，1981年底，國務院知青辦並入國家勞動總局。各省、市、自治區也依照辦理。至此，曆經20餘年的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已告結束。
鄧小平第三次出山，主動請纓抓科技
1977年7月16日鄧小平第三次獲得了解放。他知道科學、教育難搞，卻自告奮勇來抓。
“我們國家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從何著手呢？要從科學和教育著手。”
可當時的“老九”們卻是“灰溜溜的”。
“科技人員不要灰溜溜的。不是把科技人員叫‘老九’嗎？毛主席說，‘老九不能走’。這就是說，科技人員應受到重視。”1975年8月13日鄧小平這樣說道。
“現在‘白專道路’這個口號很流行。這個口號不是我們提的。”
“不講革命的功利主義，空談政治，不好。”
1961年，周恩來忍不住這樣說。
可科學的春天還是到1978年才終於來了。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全國科學大會規模空前，鄧小平3月18日的講話猶如春風，令人精神振奮。
他說：“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馬克思主義曆來的觀點。”
“科學技術作為生產力，越來越顯示出巨大的作用。”“當代的自然科學，正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應用於生產，使物質生產的各個領域麵貌一新。”
“同樣數量的勞動力，在同樣的勞動時間裏，可以生產出比過去多幾十倍幾百倍的產品。社會生產力有這樣巨大的發展，勞動生產率有這樣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麽？最主要的是靠科學的力量、技術的力量。”
承認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連帶著必須回答：從事科技工作的人是不是勞動者。
知識分子能否解放，這至關重要！
鄧小平說：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從事體力勞動的、從事腦力勞動的，都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者。”
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大量繁重的體力勞動將逐步被機器所代替，體力勞動會不斷減少，腦力勞動會不斷增加，越來越要求有更多的人從事科學研究工作。
社會財富是工人、農民創造的，無疑正確。但如果認為在任何時代從事簡單體力勞動的勞動者都是社會財富的主要創造者就不完全正確了。在現代化大生產中，複雜勞動包括科技人員的腦力勞動，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愈來愈大，地位愈來愈重要。
“科技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揚眉吐氣。他們似乎有了出奇製勝的武器，終於有勇氣拉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思想解放運動的序幕。
“科技是生產力”成為當時我國思想解放的先導。
“科技是生產力”首先表現了它的精神力量，奇怪嗎？物質的力量更是一發不可收！
1985年3月，鄧小平在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高興地說道：
“現在山溝裏的農民都知道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他們未必讀過我的講話。他們從親自的實踐中，懂得了科學技術能夠使生產發展起來，使生產富裕起來。農民把科技人員看成是幫助自己擺脫貧困的親兄弟，稱他們是‘財神爺’。‘財神爺’這個詞，不是我的用語，是農民的發明。”
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一切。
但“資本主義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也同樣是最危險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
“三思而行”，實屬必要；但當“思”成了不行的借口束縛，不如不思！
理論是灰色的，可何時成了今人前進的“障礙”？
“馬列的書，我隻讀過二三本。”
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是蟄居書齋的學者，還是投身革命流洪的鬥士？！
在第一屆東西太平洋――美國超導級對撞機學術研究會上，李政道博士放出了惟一的一張中文幻燈片：“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結果卻強烈地吸引了與會者們。這句話就是1988年9月12日，鄧小平在聽取關於價格和工資改革初步方案匯報時說的。
“馬克思講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非常正確的，現在看來這樣說可能不夠，恐怕是第一生產力，將來農業問題的出路，最終是由生物工程來解決，要靠尖端技術。”
及時、果斷！
這樣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經過十年，最終理順了政治與科技的關係，道出了超越社會製度的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
如果說，在世界範圍內，在奴隸製和中世紀封建製時代，科學技術還沒有成為第一生產力的話，那末到了18-19世紀，科學技術便展示出空前的活力；而到了20世紀，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就越來越顯示出科學技術在推進生產力發展中的第一位的作用。
也就是說，現代科學技術的作用已經超過了勞動者直接勞動的作用和其他產業的作用，已經成為第一生產力。
“科學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視科學，最終可能是科學解決問題。”
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既是個鬥爭的過程，也是個說服教育的過程，但最終說服不相信社會主義的人要靠我們的發展。如果我們本世紀內達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們清醒一點，到下個世紀，我們建成中等發達水平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再進一步地說服他們，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才會真正認識到自己錯了。”
要說服人，靠的是實踐，不是理論。
偉人南巡驗真理，“老九”排位改第一
1992年，鄧小平南巡。他終於忍不住詢問科技人員：“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你們認為站得住腳嗎？”
科技人員回答：“站得住腳。因為，我們是用實踐回答這個問題的。”
可近幾年經濟低速增長，全國人民著急，鄧小平也坐不住呀！
中國銀行近年來在香港的業務逐年下降，就是由於在金融科技手段上的落後，麵臨著被外國銀行擠出香港金融競爭市場的危險。
1960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與我國差不多，到了1980年卻成了我國的4倍，到了1985年新年鍾聲敲響的時候已是我國的5倍。1960年美國國民生產總值超過我國4600億美元，到了1985年超過我國36800億元，差距擴大了近8倍。
當今的世界，國與國的競爭，實質上是綜合國力的競爭，綜合國力的競爭歸根到底又是生產力首先是科學技術的競爭。
在這個競爭中，誰落後誰就會喪失主動權，就有可能受製於人，甚至被動挨打。
7年前，鄧小平就說：“農民都知道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次以詢問的口氣問科技人員“能站得住腳嗎？”還沒問醒了尚在沉睡著的“獅子”嗎？
反正，“老虎、猴子”早就醒了！
“你們要搞快一點。”是對李氵景頁說的，難道不是對知識分子說的？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站得住腳”，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生產一代、儲備一代、研製一代、構思一代。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站不住腳”，就多說空話，多開會，多寫文章。
“窮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
農民富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
知識分子為何就拿不起“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這個武器富裕自己、富國強民？
小平，獅子終於出籠了。
全國1000萬科技人員中已有400萬直接進入經濟建設主戰場。
“我要握一握年輕人的手，科技的希望在年輕人。”
“我們中國要在高科技領域占一席之地，就靠你們科技工作者了。我年歲大了，但我認為有希望，有希望！”
他特別重複了兩次。
一個國家隻有當高知識的人擁有比較優越的社會地位，才能對廣大人民及其子孫後代在知識和智力的道路提供有效的指引。
不是嗎？
1988年，鄧小平曾這樣說：“知識分子待遇要分幾年解決，使他們感到有希望。北京大學一位老教授說：‘我的工資從建國時候開始就是那麽多，但是現在物價上漲了，我的生活降了三倍。’”對此，鄧小平向有關部門明確指示，我們不論多麽困難，也要提高知識分子的待遇，要從長遠看這個問題，要把“文化大革命”時的“老九”提到第一。
4年過去了，上海科技人員仍將自己排位第10.
河北省城市社會經濟調查隊就工業企業中科技人員的收入狀況和居住條件進行抽樣調查，生產一線科技人員待遇偏低。
通過調查64名科技人員的收入發現，企業科技人員總收入與同級幹部相比，高的僅4人，占6.3%；低的39人，占調查人數的60.9%；收入相當的17人，占26.5%；（另有4人未作比較）。與同齡工人相比，收入高的12人，占18.7%；低的28人，占43.8%；相當的21人，占31.2%。
67人的住房條件表明：條件好的10人，占14.9%；一般的18人，占26.9%；住房條件差的21人，占31.3%；無房戶18人，占26.9%。其中31名青年科持人員，住房條件好的僅一人，條件差和無房戶26人，占83.9%。
難怪國家超導實驗室主任趙忠覽說：“30歲的人結婚沒處住，你叫他怎麽能在國內安心幹下去？”
中國的科技人員是物美價廉的。
在發達國家、在亞洲“四小龍”，科技人員的收入普遍高於體力勞動者的收入。
新中國由從供給製轉為薪金製時，科技人員的收入不也是普遍高於體力勞動者的嗎？
為什麽改革、開放以來，工資在科技人員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日趨下降？
“我願用100個隻會說空話的老布爾什維克，去換一個哪怕是資產階級的實際家。”
這是列寧的話。
可惜我們沒有把它當成建設社會主義的座右銘。
毛澤東向一位對三峽工程具有重大貢獻的“立誌做大事，不立誌做大官”的林一山說：
“你能不能找個人來替我當國家主席，我來給你當助手，幫你建造三峽大壩好不好？”
“將來我死了，三峽建成後，不要忘了在祭文中提到我嗬！”
毛澤東是偉大的，中國革命是在他的領導下取得成功的。但是他有一個重大的缺點，就是忽視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是說他不想發展生產力，但方法不都是對頭的……”
科技人員是工人階級隊伍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創造力很強的一部分，他們從事的腦力勞動是複雜勞動。複雜勞動的價值是簡單勞動的幾倍、幾十部、幾百倍，乃至更多。
荷蘭飛利浦公司願出200萬美元引進美國一家公司的一位專家，對方不放。公司一狠心，用5000萬美元將專家連同公司一並買下。
這就是知識的價值。
珠海市生化製藥廠廠長、高級工程師遲斌元研製的“凝血酶”最經濟的提取技術獲得珠海市頒發的特別獎，獎金26萬餘元、“奧迪”牌小轎車一輛、三室一廳的100平方米住房一套；而這項技術僅一年創純利就達600多萬元，人才投資與一年的產出之比大致是1：10.由於重獎是一次性的，而企業靠這項技術產生的效益卻不止一年。實際投入產出比遠不止於此。
鄧小平指著窗外的一片高樓大廈說，深圳發展這麽快，是靠實幹幹出來的，不是靠講話講出來的，不是靠寫文章寫出來的。
我們呼喚科技帥才領一代風騷，更渴望多一些“後勤部長”主持朝政！
小平不是就多次表示願意給科技、教育部門的同誌當後勤部長嗎？
不久前報載：日本政府將科技預算增加一倍。國人頗受震動。
日本是否大力宣傳過“科技興國”，他們實現科技興國花了多少時間？這似乎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科技興國落到實處、幹得實在、也幹出了實績。
我們也提出了科技興農、興省、興國，各種戰略、方針紛紛出台，但科技投入僅為國民生產總值的0.7%。科研經費撥款不及國外人均1/10，國外研究和開發的費用平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3%。
增加科技投入，這才是問題的實質。
“國家尚窮，難以拿出更多的錢來……”
喊得最響的是不是也是最為忽略的？
談起來重要，做起來不要！
名為第一，實為“老九”。
與其名不副實不死不活，不如幹脆拆廟。
在一次河北省科技工作會議上，省長程維高不得不對參加會議不認真聽的同誌進行批評，他要求省裏領導都要在電視上講科技是第一生產力。
這奇怪嗎？
還有更奇怪的事。
有些單位在製訂報酬分配拉開差距的政策，其中有一條，叫做“向苦髒累險”傾斜，但科技工作排斥於“苦髒累險”之外。
我們真弄不清，科技倘若不苦、不髒、不累、不險，能稱其為科技嗎？科技不正是在一路艱辛、一路風塵、一路跋涉、一路攀登、一路實踐、一路風險中發展起來的嗎？
我們也真弄不懂，隻要按一下電鈕，指揮一台吊裝機，就可以把成噸成噸的貨物搬運一空的這類發明我們不去讚美，卻偏要去讚美扛大包。收割機刹那間把大片的穀物收獲進倉和彎著腰用鐮刀一步步前進相比，究竟是誰更能顯示我們的文明？
“在辦公桌上寫寫畫畫，有啥稀奇！”
被工人稱為“不彎腰都能撿錢”的全國革命勞動模範張成哲，沒申請專利貢獻了18項填補鑄造行業空白的設備。這天星期日，他帶領幾個徒弟到一家嚴重虧損企業去搞技術協作。當他們把修複的設備用自行車推到這家工廠時，正遇見該廠的兩個負責人在院子裏悠閑地散步，見到他們，隻漫不經心地點點頭，“安上吧”。待他們滿頭大汗把設備安裝完畢，西裝革履的那兩位指了指另一角落：“那邊還有一個壞的，你們拿去修吧。”仿佛人家幫他們是應該的。這一回，不但徒弟們不滿，張成哲也想不通了。
“工廠糟踏成這樣，他們漫不經心，我們彎大腰流大汗地幫他們，又不收費，圖的是什麽？”
知識是卑微的，甚至是危險的。
有一現象讓全世界感到奇怪。
世界上的發達國家科學技術很發達，經濟也很發達；不發達的國家很窮，科學技術也很落後。但有兩類情況例外：一類是石油輸出國雖然很富，科技卻很落後；一類是中國，科學技術並不很落後，但是人均國民收入排在100位之後。
中國最聰明的腦袋幹啥去了？
據來自華東師大、複旦、大海交大等高等院校的消息，上海每年大約有5000名左右的計算機軟件專業人才畢業，到了用人單位，許多人被閑置起來。有的隻是充作辦公現代化的標誌――計算機伴侶而已。
最聰明的大腦們整天忙的是做做報表、打打工資單。
“大學畢業生不下企業，而去父母或親屬關係所在的單位，幹些給‘叔叔，阿姨’打水、領報紙之類的事，沿著學乖討巧的路走下去，哪能發揮自己的作用？”
趕快搶救中國最聰明的腦袋！
目前美國每年需要100萬軟件人員，日本眼下需求25萬，對這些“大腦”，他們是拚命網羅。
要知道，一個軟件人員一年創匯就約2萬美元。
又據上海人事局調查，上海工業係統的科技人員27.47%任務不飽滿，在全市約40%的科技人員潛力尚未充分發揮。
中國科協的一項調查更令人震驚。
全國大中型國營企業工程技術人員，整體人才浪費率竟達52.3%。
奇怪嗎？一點不奇怪。
國外大學、科研單位密集地帶，往往也是新產業、高技術的搖籃，如加利福尼亞的“矽穀”、波士頓的128號公路。而我們的中關村，過去集中了70多所中國最好的研究所、50多座高等學府，匯集中國最優秀、最聰明的大腦，形成了世界上少有的智力密集區，但卻沒有湧流出高精尖的科技商品。全世界200多個高科技開發區，當時的中國是一片空白。
占世界人口1/4的中國，能對世界的科技貢獻到1/4的水平嗎？
“科技人員如果90%都到市場上去發揮作用的話，中國就大有希望了。”國務委員、國家科委主任宋健在一次有關會議上為知識分子撐腰道。
中國科技人員本來就不多，千把萬人左右，可是大部分窩在科學院、所，為了幾元錢獎金，為了某一個職務費腦傷神。
“我看科研院、所裏放出一半人，不會影響工作，很可能幹得更好。”
科技體製一定要邁大步，創造出一個對科技人員發揮才幹特別有吸引力的社會環境，把科技人員從大院、大所裏吸引出業，分流出來，辦高新技術產業，自己掙飯吃。
近聞，某企業在櫃組承包競賽中，一些站了“官”邊的科室業務人員，留戀“官位”，經再三動員，仍不願到一線搞承包，惟恐丟了“位子”，失了“麵子”。
科室人員本有一技之長，在生產、經營的技術上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但“官本位”觀念作崇，寧願在“官”位上充當“雞肋”，也不願到企業或一線去挑“大梁”。
自己失去施展才華的良機，怪誰呢？
中國知識分子的待遇是靠國家就能提高的嗎？還是得靠自己？
（8）口糧問題。下鄉知識青年的口糧第一年由國家供應。從第二年開始，由社隊和知青場、隊分配口糧。正常出勤的，應不低於當地單身整勞力的吃糧水平。所在場、隊口糧水平過低的，由國家從統銷糧中給予補助。口糧標準由各省、市、自治區自行規定。下鄉青年患有嚴重疾病，開支醫療費用較大、合作醫療確實負擔不了的，從知青的安置費中酌予補助。長期不能治愈、不能從事農業勞動的，由安置地區與動員地區協商，可以回城，回城後的醫療費用，原則上由家長負擔，因為治病家庭生活有困難的，家長所在單位予以補助，家長無工作的，由民政部門給予救濟。治愈後，由勞動部門和街道負責安排適當工作。
（9）其他問題。包括為安置下鄉青年提供建房用的木材、鋼材、水泥、玻璃、小五金以及燒磚瓦用煤等，分別納入國家和地方計劃，保證供應，不得挪用；分給與社員同等數量的自留地（自留畜）和集體菜地等。
1978年召開的這次全國知識青年工作會議及其形成的文件，標誌著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曆史轉折。不論在認識上或在決策上都有重大突破。最根本的是五點：一是還要堅持上山下鄉，是為了條件成熟時不再搞上山下鄉；二是逐步縮小上山下鄉範圍，有安置條件的城市也可以不再動員下鄉；三是尚需動員下鄉的，不再插隊，要因地製宜地舉辦知青場、隊，國家給予優惠政策；四是已經在農村插隊的知青，要逐步予以重新安排，其中，下鄉較早的老知青要限期解決；五是城鎮要積極開辟新領域、新行業，擴大就業門路。
城鄉人民對中央的這些舉措是滿意的，特別是插隊知青格外興奮。但是，對安置在兵團、農場的知青過多的看到他們已身為國家職工，所處條件較為優越的一麵，而對他們實際難處和坎坷經曆考慮不周，且在當時有些問題和意圖又難以說得清楚。因此，在中央決定的貫徹執行進程中，發生了麻煩和矛盾。
1980年夏季，國務院知青辦對一年多來各地貫徹執行中央的決策，統籌解決知識青年問題的情況，進行了一次檢查，並向中央作了匯報。時間隻有一年多，取得成績令人矚目：（1）通過城鄉廣開門路，安排了350多萬插隊知青就業，特別是近百萬1972年以前下鄉的老知青，得到了優先安排。尚在農村的200萬插隊知青可望在年內大部分得到安排。多年積累的插隊知青問題，可以基本解決。這是大得人心的。（2）縮小了上山下鄉範圍，調整了安置形式，在城鎮郊縣辦起的8000多個知青場隊和農工商聯合企業，安置50多萬知青。辦得好的，具有一定經濟吸引力。
隨著政策調整，繼續動員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條路難以走下去了。硬性規定誰留誰下行不通，既不利於鼓勵青年上進，也極易造成他們感情上的對立。即使按照調整後的辦法，安置到知青場隊，也並非上策。知青場隊雖然辦起不少，大都還處於初創階段，經濟實力薄弱，還不能使在場知青全部或大部就業。再加上一些政策是鼓勵回城而不是鼓勵下鄉，所以在知青場隊的知青，多數還是處於“流水兵”狀態，沒有穩定的隊伍和骨幹，長此下去，是很難辦好的。國家花了錢，各方不滿意，城鄉都不願意這樣幹下去。
進一步放寬政策
國務院知青辦在深入調查研究、廣泛聽取意見的基礎上，提出《關於當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的幾點意見》，報經中央書記處討論原則同意。接著拿到黨中央召開的全國勞動就業會議上討論修改。1980年9月6日，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將這個文件發到各省、市、自治區。文件鮮明地提出：
第一，今後安排城鎮不能升學的中學畢業後，要因地製宜，從實際出發，不搞一刀切。能夠做到不下鄉的，可以不下；不能全部或大部在城鎮安排的，要從城鄉兩方麵廣開生產門路，予以安排。
第二，對於當地農村插隊的知青，一定要本著“國家關心，負責到底”的精神，力爭一兩年內，區別不同情況，把他們安排好。
第三，需要在郊縣知青場隊安置知青的地方，實行政治動員和經濟吸引相結合的辦法。進場隊的知青其城鎮戶糧關係不變，留場就業的計算工齡。
第四，各地知青工作機構如何調整（包括撤並）不強求一律，可以根據情況，自行決定。這個文件引人注目的一點是，明確宣布“能夠做到不下鄉的，可以不下”。即可以不再動員城鎮知識青年下鄉了。這是在全國範圍內，宣告上山下鄉即將終止的信號，對各地的工作是一大解放，對社會公眾是一付安心劑。可謂皆大歡喜。
實際上1979年全國僅有24.7萬人上山下鄉。最多的遼寧、黑龍江兩省各下去5萬多人，下去不到1000人的有10個省，其中江蘇、甘肅各下去100多人。上海、西藏未動員下鄉。1980年就有貴州、雲南、西藏、寧夏、廣東、上海、江蘇、浙江、安徽、山東等10個省、市、自治區宣布停止動員下鄉。其他19個省、市、自治區隻動員了15.5萬人到郊縣知青場隊。進入1981年，各地基本上立足於城市自行消化，集中精力把曆史遺留下來的96萬插隊知青安排好。
隨著上山下鄉問題的有效解決，國務院知青辦的職責已近消失。為了加強城鎮勞動就業的統籌管理，1981年底，國務院知青辦並入國家勞動總局。各省、市、自治區也依照辦理。至此，曆經20餘年的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已告結束。
鄧小平第三次出山，主動請纓抓科技
1977年7月16日鄧小平第三次獲得了解放。他知道科學、教育難搞，卻自告奮勇來抓。
“我們國家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從何著手呢？要從科學和教育著手。”
可當時的“老九”們卻是“灰溜溜的”。
“科技人員不要灰溜溜的。不是把科技人員叫‘老九’嗎？毛主席說，‘老九不能走’。這就是說，科技人員應受到重視。”1975年8月13日鄧小平這樣說道。
“現在‘白專道路’這個口號很流行。這個口號不是我們提的。”
“不講革命的功利主義，空談政治，不好。”
1961年，周恩來忍不住這樣說。
可科學的春天還是到1978年才終於來了。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全國科學大會規模空前，鄧小平3月18日的講話猶如春風，令人精神振奮。
他說：“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馬克思主義曆來的觀點。”
“科學技術作為生產力，越來越顯示出巨大的作用。”“當代的自然科學，正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應用於生產，使物質生產的各個領域麵貌一新。”
“同樣數量的勞動力，在同樣的勞動時間裏，可以生產出比過去多幾十倍幾百倍的產品。社會生產力有這樣巨大的發展，勞動生產率有這樣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麽？最主要的是靠科學的力量、技術的力量。”
承認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連帶著必須回答：從事科技工作的人是不是勞動者。
知識分子能否解放，這至關重要！
鄧小平說：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從事體力勞動的、從事腦力勞動的，都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者。”
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大量繁重的體力勞動將逐步被機器所代替，體力勞動會不斷減少，腦力勞動會不斷增加，越來越要求有更多的人從事科學研究工作。
社會財富是工人、農民創造的，無疑正確。但如果認為在任何時代從事簡單體力勞動的勞動者都是社會財富的主要創造者就不完全正確了。在現代化大生產中，複雜勞動包括科技人員的腦力勞動，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愈來愈大，地位愈來愈重要。
“科技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揚眉吐氣。他們似乎有了出奇製勝的武器，終於有勇氣拉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思想解放運動的序幕。
“科技是生產力”成為當時我國思想解放的先導。
“科技是生產力”首先表現了它的精神力量，奇怪嗎？物質的力量更是一發不可收！
1985年3月，鄧小平在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高興地說道：
“現在山溝裏的農民都知道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他們未必讀過我的講話。他們從親自的實踐中，懂得了科學技術能夠使生產發展起來，使生產富裕起來。農民把科技人員看成是幫助自己擺脫貧困的親兄弟，稱他們是‘財神爺’。‘財神爺’這個詞，不是我的用語，是農民的發明。”
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一切。
但“資本主義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也同樣是最危險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
“三思而行”，實屬必要；但當“思”成了不行的借口束縛，不如不思！
理論是灰色的，可何時成了今人前進的“障礙”？
“馬列的書，我隻讀過二三本。”
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是蟄居書齋的學者，還是投身革命流洪的鬥士？！
在第一屆東西太平洋――美國超導級對撞機學術研究會上，李政道博士放出了惟一的一張中文幻燈片：“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結果卻強烈地吸引了與會者們。這句話就是1988年9月12日，鄧小平在聽取關於價格和工資改革初步方案匯報時說的。
“馬克思講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非常正確的，現在看來這樣說可能不夠，恐怕是第一生產力，將來農業問題的出路，最終是由生物工程來解決，要靠尖端技術。”
及時、果斷！
這樣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經過十年，最終理順了政治與科技的關係，道出了超越社會製度的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
如果說，在世界範圍內，在奴隸製和中世紀封建製時代，科學技術還沒有成為第一生產力的話，那末到了18-19世紀，科學技術便展示出空前的活力；而到了20世紀，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就越來越顯示出科學技術在推進生產力發展中的第一位的作用。
也就是說，現代科學技術的作用已經超過了勞動者直接勞動的作用和其他產業的作用，已經成為第一生產力。
“科學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視科學，最終可能是科學解決問題。”
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既是個鬥爭的過程，也是個說服教育的過程，但最終說服不相信社會主義的人要靠我們的發展。如果我們本世紀內達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們清醒一點，到下個世紀，我們建成中等發達水平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再進一步地說服他們，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才會真正認識到自己錯了。”
要說服人，靠的是實踐，不是理論。
偉人南巡驗真理，“老九”排位改第一
1992年，鄧小平南巡。他終於忍不住詢問科技人員：“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你們認為站得住腳嗎？”
科技人員回答：“站得住腳。因為，我們是用實踐回答這個問題的。”
可近幾年經濟低速增長，全國人民著急，鄧小平也坐不住呀！
中國銀行近年來在香港的業務逐年下降，就是由於在金融科技手段上的落後，麵臨著被外國銀行擠出香港金融競爭市場的危險。
1960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與我國差不多，到了1980年卻成了我國的4倍，到了1985年新年鍾聲敲響的時候已是我國的5倍。1960年美國國民生產總值超過我國4600億美元，到了1985年超過我國36800億元，差距擴大了近8倍。
當今的世界，國與國的競爭，實質上是綜合國力的競爭，綜合國力的競爭歸根到底又是生產力首先是科學技術的競爭。
在這個競爭中，誰落後誰就會喪失主動權，就有可能受製於人，甚至被動挨打。
7年前，鄧小平就說：“農民都知道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次以詢問的口氣問科技人員“能站得住腳嗎？”還沒問醒了尚在沉睡著的“獅子”嗎？
反正，“老虎、猴子”早就醒了！
“你們要搞快一點。”是對李氵景頁說的，難道不是對知識分子說的？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站得住腳”，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生產一代、儲備一代、研製一代、構思一代。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站不住腳”，就多說空話，多開會，多寫文章。
“窮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
農民富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
知識分子為何就拿不起“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這個武器富裕自己、富國強民？
小平，獅子終於出籠了。
全國1000萬科技人員中已有400萬直接進入經濟建設主戰場。
“我要握一握年輕人的手，科技的希望在年輕人。”
“我們中國要在高科技領域占一席之地，就靠你們科技工作者了。我年歲大了，但我認為有希望，有希望！”
他特別重複了兩次。
一個國家隻有當高知識的人擁有比較優越的社會地位，才能對廣大人民及其子孫後代在知識和智力的道路提供有效的指引。
不是嗎？
1988年，鄧小平曾這樣說：“知識分子待遇要分幾年解決，使他們感到有希望。北京大學一位老教授說：‘我的工資從建國時候開始就是那麽多，但是現在物價上漲了，我的生活降了三倍。’”對此，鄧小平向有關部門明確指示，我們不論多麽困難，也要提高知識分子的待遇，要從長遠看這個問題，要把“文化大革命”時的“老九”提到第一。
4年過去了，上海科技人員仍將自己排位第10.
河北省城市社會經濟調查隊就工業企業中科技人員的收入狀況和居住條件進行抽樣調查，生產一線科技人員待遇偏低。
通過調查64名科技人員的收入發現，企業科技人員總收入與同級幹部相比，高的僅4人，占6.3%；低的39人，占調查人數的60.9%；收入相當的17人，占26.5%；（另有4人未作比較）。與同齡工人相比，收入高的12人，占18.7%；低的28人，占43.8%；相當的21人，占31.2%。
67人的住房條件表明：條件好的10人，占14.9%；一般的18人，占26.9%；住房條件差的21人，占31.3%；無房戶18人，占26.9%。其中31名青年科持人員，住房條件好的僅一人，條件差和無房戶26人，占83.9%。
難怪國家超導實驗室主任趙忠覽說：“30歲的人結婚沒處住，你叫他怎麽能在國內安心幹下去？”
中國的科技人員是物美價廉的。
在發達國家、在亞洲“四小龍”，科技人員的收入普遍高於體力勞動者的收入。
新中國由從供給製轉為薪金製時，科技人員的收入不也是普遍高於體力勞動者的嗎？
為什麽改革、開放以來，工資在科技人員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日趨下降？
“我願用100個隻會說空話的老布爾什維克，去換一個哪怕是資產階級的實際家。”
這是列寧的話。
可惜我們沒有把它當成建設社會主義的座右銘。
毛澤東向一位對三峽工程具有重大貢獻的“立誌做大事，不立誌做大官”的林一山說：
“你能不能找個人來替我當國家主席，我來給你當助手，幫你建造三峽大壩好不好？”
“將來我死了，三峽建成後，不要忘了在祭文中提到我嗬！”
毛澤東是偉大的，中國革命是在他的領導下取得成功的。但是他有一個重大的缺點，就是忽視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是說他不想發展生產力，但方法不都是對頭的……”
科技人員是工人階級隊伍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創造力很強的一部分，他們從事的腦力勞動是複雜勞動。複雜勞動的價值是簡單勞動的幾倍、幾十部、幾百倍，乃至更多。
荷蘭飛利浦公司願出200萬美元引進美國一家公司的一位專家，對方不放。公司一狠心，用5000萬美元將專家連同公司一並買下。
這就是知識的價值。
珠海市生化製藥廠廠長、高級工程師遲斌元研製的“凝血酶”最經濟的提取技術獲得珠海市頒發的特別獎，獎金26萬餘元、“奧迪”牌小轎車一輛、三室一廳的100平方米住房一套；而這項技術僅一年創純利就達600多萬元，人才投資與一年的產出之比大致是1：10.由於重獎是一次性的，而企業靠這項技術產生的效益卻不止一年。實際投入產出比遠不止於此。
鄧小平指著窗外的一片高樓大廈說，深圳發展這麽快，是靠實幹幹出來的，不是靠講話講出來的，不是靠寫文章寫出來的。
我們呼喚科技帥才領一代風騷，更渴望多一些“後勤部長”主持朝政！
小平不是就多次表示願意給科技、教育部門的同誌當後勤部長嗎？
不久前報載：日本政府將科技預算增加一倍。國人頗受震動。
日本是否大力宣傳過“科技興國”，他們實現科技興國花了多少時間？這似乎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科技興國落到實處、幹得實在、也幹出了實績。
我們也提出了科技興農、興省、興國，各種戰略、方針紛紛出台，但科技投入僅為國民生產總值的0.7%。科研經費撥款不及國外人均1/10，國外研究和開發的費用平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3%。
增加科技投入，這才是問題的實質。
“國家尚窮，難以拿出更多的錢來……”
喊得最響的是不是也是最為忽略的？
談起來重要，做起來不要！
名為第一，實為“老九”。
與其名不副實不死不活，不如幹脆拆廟。
在一次河北省科技工作會議上，省長程維高不得不對參加會議不認真聽的同誌進行批評，他要求省裏領導都要在電視上講科技是第一生產力。
這奇怪嗎？
還有更奇怪的事。
有些單位在製訂報酬分配拉開差距的政策，其中有一條，叫做“向苦髒累險”傾斜，但科技工作排斥於“苦髒累險”之外。
我們真弄不清，科技倘若不苦、不髒、不累、不險，能稱其為科技嗎？科技不正是在一路艱辛、一路風塵、一路跋涉、一路攀登、一路實踐、一路風險中發展起來的嗎？
我們也真弄不懂，隻要按一下電鈕，指揮一台吊裝機，就可以把成噸成噸的貨物搬運一空的這類發明我們不去讚美，卻偏要去讚美扛大包。收割機刹那間把大片的穀物收獲進倉和彎著腰用鐮刀一步步前進相比，究竟是誰更能顯示我們的文明？
“在辦公桌上寫寫畫畫，有啥稀奇！”
被工人稱為“不彎腰都能撿錢”的全國革命勞動模範張成哲，沒申請專利貢獻了18項填補鑄造行業空白的設備。這天星期日，他帶領幾個徒弟到一家嚴重虧損企業去搞技術協作。當他們把修複的設備用自行車推到這家工廠時，正遇見該廠的兩個負責人在院子裏悠閑地散步，見到他們，隻漫不經心地點點頭，“安上吧”。待他們滿頭大汗把設備安裝完畢，西裝革履的那兩位指了指另一角落：“那邊還有一個壞的，你們拿去修吧。”仿佛人家幫他們是應該的。這一回，不但徒弟們不滿，張成哲也想不通了。
“工廠糟踏成這樣，他們漫不經心，我們彎大腰流大汗地幫他們，又不收費，圖的是什麽？”
知識是卑微的，甚至是危險的。
有一現象讓全世界感到奇怪。
世界上的發達國家科學技術很發達，經濟也很發達；不發達的國家很窮，科學技術也很落後。但有兩類情況例外：一類是石油輸出國雖然很富，科技卻很落後；一類是中國，科學技術並不很落後，但是人均國民收入排在100位之後。
中國最聰明的腦袋幹啥去了？
據來自華東師大、複旦、大海交大等高等院校的消息，上海每年大約有5000名左右的計算機軟件專業人才畢業，到了用人單位，許多人被閑置起來。有的隻是充作辦公現代化的標誌――計算機伴侶而已。
最聰明的大腦們整天忙的是做做報表、打打工資單。
“大學畢業生不下企業，而去父母或親屬關係所在的單位，幹些給‘叔叔，阿姨’打水、領報紙之類的事，沿著學乖討巧的路走下去，哪能發揮自己的作用？”
趕快搶救中國最聰明的腦袋！
目前美國每年需要100萬軟件人員，日本眼下需求25萬，對這些“大腦”，他們是拚命網羅。
要知道，一個軟件人員一年創匯就約2萬美元。
又據上海人事局調查，上海工業係統的科技人員27.47%任務不飽滿，在全市約40%的科技人員潛力尚未充分發揮。
中國科協的一項調查更令人震驚。
全國大中型國營企業工程技術人員，整體人才浪費率竟達52.3%。
奇怪嗎？一點不奇怪。
國外大學、科研單位密集地帶，往往也是新產業、高技術的搖籃，如加利福尼亞的“矽穀”、波士頓的128號公路。而我們的中關村，過去集中了70多所中國最好的研究所、50多座高等學府，匯集中國最優秀、最聰明的大腦，形成了世界上少有的智力密集區，但卻沒有湧流出高精尖的科技商品。全世界200多個高科技開發區，當時的中國是一片空白。
占世界人口1/4的中國，能對世界的科技貢獻到1/4的水平嗎？
“科技人員如果90%都到市場上去發揮作用的話，中國就大有希望了。”國務委員、國家科委主任宋健在一次有關會議上為知識分子撐腰道。
中國科技人員本來就不多，千把萬人左右，可是大部分窩在科學院、所，為了幾元錢獎金，為了某一個職務費腦傷神。
“我看科研院、所裏放出一半人，不會影響工作，很可能幹得更好。”
科技體製一定要邁大步，創造出一個對科技人員發揮才幹特別有吸引力的社會環境，把科技人員從大院、大所裏吸引出業，分流出來，辦高新技術產業，自己掙飯吃。
近聞，某企業在櫃組承包競賽中，一些站了“官”邊的科室業務人員，留戀“官位”，經再三動員，仍不願到一線搞承包，惟恐丟了“位子”，失了“麵子”。
科室人員本有一技之長，在生產、經營的技術上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但“官本位”觀念作崇，寧願在“官”位上充當“雞肋”，也不願到企業或一線去挑“大梁”。
自己失去施展才華的良機，怪誰呢？
中國知識分子的待遇是靠國家就能提高的嗎？還是得靠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