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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一],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二]“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三]“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四]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五]!“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

  眼枯即見渭,天地終無情[六]!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乎[七]。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八]。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九]。

  “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一〇]。”

  新安,即今河南新安縣。這以下六首詩,曆來稱為“三吏”“三別”,是杜甫有計劃、有安排而寫成的組詩。從文學源流來說,它們是《詩經》、漢樂府的苗裔,是白居易諸人的新樂府的祖師,從杜甫本人創作過程來說,則是他的現實主義的一個光輝的頂點,是他那種“窮年憂黎元”的進步思想和“毫發無遺憾”的藝術要求的高度結合的典範。“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不是《古詩十九首》,而是“三吏”、“三別”。這六首詩的寫作年代是乾元二年(七五九)的三月間。這個月的初三,郭子儀、李光弼、王思禮等九個節度使的兵六十萬大敗於鄴城,“戰馬萬匹,惟存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結果“諸節度各潰歸本鎮”,“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洛陽)。”(俱見《通鑒》卷二百二十一)可見當時國家局勢十分危急。為了迅速補充兵力;統治者便實行了漫無限製、毫無章法、慘無人道的公開的拉夫政策。但是統治者的這種罪惡,以及人民在這種罪惡的政策下隱忍一切痛苦去服兵役的愛國精神,史書並無記錄,是由詩人杜甫來填補這一空白的。《通鑒》說,鄴城敗後,“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穀”,杜甫大概就是在這時由洛陽趕回華州,所以有機會親眼看到這些可歌可泣可悲可恨的現象,從而寫成這六首傑作。杜甫寫這六首詩時的心情是極端矛盾、極端痛苦的。這矛盾,這痛苦,也是當時廣大人民所共有的。產生這種矛盾心情的根源,則是和這次戰爭性質有關。這次戰爭,已不是天寶年間所進行的窮兵黷武的戰爭,而是一個救亡圖存的戰爭。正因為是這樣,所以杜甫一方麵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大罵“天地終無情”,另一方麵又不得不擁護這種兵役;

  一方麵同情人民的痛苦,“為民請命”,另一方麵卻又不得不含著眼淚安慰、勸勉那些未成丁的中男走上前線。客觀情況,使杜甫不能不站在更高的——整個祖國整個民族長遠利益的立場上來考慮問題,處理問題。他不能象在寫《兵車行》時那樣反戰。也正因為這樣,所以當時人民即使是在這種難以忍受的殘酷壓迫下也仍然妻勸其夫,母送其子的先後走上戰場,甚至老嫗也毅然的獻出了她的生命。在絲毫不留情麵的揭露統治階級的凶殘苛暴的同時,以無限的同情和感激,以唯妙唯肖的筆觸,來反映並歌頌廣大人民的這種高度的愛國精神,便是這六首詩的基本內容和總的傾向。“三吏”“三別”在表現手法上有一個顯著的不同之點,即浦起龍所謂:“三吏夾帶問答敘事,三別純托送者行者之詞。”

  因為夾帶問答,所以在三吏中杜甫本人是出場的;因為通篇都是人物的獨白,所以在三別中杜甫沒有露麵。在押韻上,三吏除《新安吏》外俱換韻,三別則一韻到底,這和問答與獨白有關。

  [一]客,杜甫自謂。

  [二]《杜臆》:“借問二句,公問詞。更無丁,言豈無餘了乎?”按杜甫《春日梓州登樓》詩:

  “戰場今始定,移柳更能存?”更字一作豈,可知二字相通。

  [三]這二句是吏的解釋。逼於軍令,不得不爾。唐製: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了,六十為老。天寶三載令民十八以上為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府帖即軍帖,唐為府兵製,故曰府帖。

  [四]這兩句又是客的反問。絕短小,極短小。

  [五]白水即大河。仇注:“白水流,比行者。青山哭,指居者。”這兩句妙在能融景入情,從而構成一種仿佛山川也為之感慟的悲慘氣氛。如果宣言兒子已去,母親還在哭,便單薄無力量。

  [六]自“莫自”句至篇末皆客人寬勉之詞。這四句是代送者行者發抒怨憤的話。眼枯句是說即使把眼哭瞎了,也留不住自己的孩子。天地,影射朝廷,因不敢亦不便直言。[七]相州,即鄴城,今河南安陽縣。日夕,猶早晚,有切盼意。平,克複。

  [八]《唐書:郭子儀傳》:“帝(肅宗)以子儀、光弼俱是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立元帥……王師雖眾,軍無統帥,進退無所承稟,自冬徂春,竟來破賊。”可知鄴城之敗,實由“人謀不臧”。

  壯甫在這裏隻好渾說帶過,故歸之“賊難料”。星散營,是說象星子一般散亂的屯著營。

  [九]這四句是寬慰解勸的話。仇注:“就糧,見有食也。練卒,非臨陣也。掘壕牧馬,見役無險也。”舊京,即洛陽。

  [一〇]這四句是進一步寬慰和鼓勵的話。王師,王者之師。本指天子的軍旅,後來詩詞中多用以指反抗侵略的政府軍,在這裏也就是杜甫所說的“義軍”。順,是說名正言順,合乎正義。撫養分明,即指下“仆射如父兄”而言。仆射,宮名,謂郭子儀。子儀至德元載(七五六)五月曾貶宮左仆射。不稱他現任官爵(中書令),而稱其舊官爵,錢謙益以為“亦《春秋》之書法”,是有道理的。

  待部下有恩,故曰如父兄。這裏,杜甫也含有表揚的意思,希望其他將領也都能象郭子儀,一樣愛護士兵,減輕人民瘍苫。——關於“仆射如父兄”句,舊注都未能指實,今按《通鑒》卷二百二十一。乾元二年(七五九)七月,以李光弼代(子儀)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士卒涕泣,遮中使(攔阻天子使臣),請留子儀。同書卷二百二十三:“廣德二年(七六四)正月,李抱真知懷恩有異誌,脫身歸京師。上(代宗)方以懷恩為憂,召見抱真問計,對日,‘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子弟之思父兄。懷恩欺具眾,雲郭子儀已為魚朝恩所殺,眾信之,故為其用耳。陛下誠以子儀領朔方,彼皆不召而來耳。’上然之。”這兩件事,雖略後於此詩的寫作年代,但仍足證明郭子以善待士卒的一貫作風。有同誌將此詩“我軍取相州”以下解釋為新安吏的話,有人又割取“況乃王師順”兩句,說社甫“違背了真實”,都值得考慮。

  又“眼枯即見骨”句,“即”字,《四部叢刊》影宋刻《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宋刻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及元刻劉會孟評點《集千家注杜詩》俱作“卻”。疑作“卻”者乃原文。後人不卸唐時“卻”字可作“即”字講,因而妄改:又二字形相近,也可能是傳寫之訛。但商務即書館影宋刻《杜工部詩》已作“即”,今姑仍而不改,僅著所見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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