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神錢的民俗事狀和文化名象征

二、西王母崇拜與“大富”追求

“錢樹”所體現的精神文化內涵，涉及相當複雜的文化關係。例如，西王母形象往往占據全器的主題，體現出當時社會意識的重要特征。

通過史籍記載和文物資料，都可以看到漢代民間影響相當廣泛的西王母崇拜。分析這一社會文化現象，可以從新的角度探察漢代民間的觀念形態以及漢代社會的禮俗風尚，也可以發現當時處於特殊曆史文化背景下人們對於外來文化影響的微妙態度。

漢代畫像中多見表現西王母的畫麵。正如陳直先生曾經指出的：“漢代每以西王母事為鏡銘及圖畫題材，於西王母之外，又增加東王公以為配。”

河南密縣出土的漢畫像磚，有西王母側坐的畫麵，前有玉兔搗藥，鳳鳥舞蹈。河南南陽神話題材的漢代畫像中，西王母的形象最為多見。山東嘉祥宋山漢畫像石的畫麵上，西王母正坐於靈芝狀雲座上，周圍除青鳥、玉兔、蟾蜍外，又多有羽人飛舞。漢代銅鏡紋飾也多見西王母畫麵，又往往明確題銘“西王母”。漢鏡以祈祝內容為主的吉語銘文中，也多見“西王母”字樣。例如，河南南陽市博物館藏東漢靈帝建寧元年鏡銘文：

建寧元年九月九日丙午，造作尚方明鏡，幽湅三商，上有東王公、西王母，生如山石，長宜子孫，八千萬裏，富且昌，樂未央，宜侯王，師命長，買者太吉羊，宜古市，君宜高官，位至三公，長樂央□。

見於著錄的漢鏡銘文更多有說到“西王母”或“西母”的。例如：金西母來始有其滓宜葆利眾典祀（《嘯堂集古錄》）

上大□，見神人，□王母，飲澧泉，駕交龍，乘浮雲，宜官□，保子孫，貴富昌，樂未央兮（外層）；子醜寅卯辰。

東王公西王母（內輪）；袁氏作竟真大，上有東王公西王母，仙人子僑赤誦子，白虎熏盧，左右為吏高升賈萬，尚方作竟自有真，良時日吉大賞，十子九孫各有喜，□至三公中常侍，上有西王母東王父，山人子喬大田子平（外輪）；西王母東王父（內輪）（《藤花亭鏡譜》卷二）。

社會生活中使用十分普遍的銅鏡，銘文多見“西王母”文字，是值得重視的文化現象。《藤花亭鏡譜》卷二著錄的一件所謂“六朝器”，銘文也反複出現“東王公西王母”，其中“東王公”出現兩次，“西王母”及“王母”出現三次：“仙人子僑赤誦子，白虎熏摶，左右為吏高升賞萬千□萬，太上君□，上有東王公西王母（外輪）；西王母東王公王母（內輪）。”唐代和宋代仿漢鏡的銘文也多有“西王母”字樣，也說明西王母崇拜在民間影響的久遠。

西漢末年，曾經以民間西王母崇拜為背景，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流民運動。

《漢書·哀帝紀》記載，建平四年（前3），大旱，關東民眾傳言“西王母籌”，大批民眾“經曆郡國，西入關至京師”，百姓又“會聚祠西王母”，有人夜間持火上屋，擊鼓號呼，相互驚嚇。《漢書·天文誌》中則有這樣的記載：“（建平）四年正月、二月、三月，民相驚動，□嘩奔走，傳行詔籌祠西王母。又曰：‘從目人當來。’”《漢書·五行誌下之上》又寫道：漢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眾驚走，手持草莖禾稈一支，相互傳遞，號稱“行詔籌”。行途中相遇，人群聚集，有的群體人數甚至上千。他們有的披發赤腳，有的夜間闖關，有的越牆進入，有的乘車騎奔馳，有的利用驛傳係統急行，經曆二十六郡國。到京師之後，又在裏巷阡陌歌舞狂歡，聚會祭祀西王母。

漢哀帝時代以西王母迷信為意識基礎，以“祠‘西王母’”為鼓動口號，以“傳行‘西王母’籌”為組織形式而發生的表現為千萬民眾“會聚”、“驚動”、“奔走”的大規模騷亂，從關東直至京師，從正月直至秋季，政府實際上已經失控。其狂熱程度之驚人，說明了當時民間西王母崇拜的深刻影響，已經足以策動變亂，掀起社會政治波瀾。

漢哀帝時民間騷動，傳書所謂“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反映漢時西王母崇拜與當時社會上下盛行的長生追求有關。

揚雄《甘泉賦》也寫道：“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虙妃。”出現“西王母”字樣的漢鏡銘文更多見所謂“仙人不知老”，“壽如東王公西王母”以及“長保二親生久”等，也說明了這一事實。《易林》卷二《訟·泰》“弱水之西，有西王母，生不知死，與天相保”一類文句，也透露出同樣的文化信息。不過，西王母作為神仙世界的領袖之一，還具有內涵更為豐富的社會感召力和文化影響力。如下鏡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元興元年五月丙午日□大利，廣漢造作，尚方明鏡，幽湅三商，周□無亟，世得光明，長樂未央，富宜昌，宜侯王，師命長生如石，位至三公，壽如東王公西王母，仙人子立至公侯（外層）；吾作明竟幽湅三商（內層）（《陶齋吉金元興元年五月丙午日天大赦，廣漢造作，尚方明竟，幽湅三商，周傳無亟，世為光明，長樂未英，富宜昌，宜侯王，師命長生如石，位至三公，上有東王公西王母，仙人子立至公侯（外輪，內輪九字不辨）

中平六年正月丙午日，吾作明竟，幽湅三商自有己，除去不祥宜孫子，東王父西王母，仙人王女大神道，長吏買竟，位至三公，古人買竟百倍，田家大吉日月（外輪）；吾作明竟，位至三公，天王日月，幽湅三羊（內輪）（《善齋吉金錄》“鏡”卷一，《小校經閣金文》卷一五》）。

宋氏作竟□有意，善時日，家大富，取婦時□，眾具七子九孫，各有喜，官至公卿中尚侍，上有東王婦西王母，予天相保不知老，吏人服之帶服章（《小校經閣金文》卷一五》）。

最後一例“東王婦西王母”，應即“東王父西王母”。

我們看到，除了“長生如石”，“生如山石”，“予（與）天相保不知老”等長生祈祝外，鏡銘文字還反映了當時民間對於所謂“富宜昌”、“貴富昌”的熱切期盼。而人們的財富企求，體現如文字“大賞”、“賈萬”、“百倍”、“宜古（賈）市”、“家大富”等，其強烈和迫切，是超過了尊貴企求（如“宜官□”、“帶服章”、“宜侯王”、“君宜高官”、“位至三公”、“立（位）至公侯”、“官至公卿中尚（常）侍”、“□至三公中常侍”、“左右為吏高升”等），平安企求（如“長樂未央（殃）”、“長樂未英（殃）”、“長保二親宜孫子”、“除去不祥宜孫子”、“辟邪喜怒無央（殃）咎”等），多子企求（如“宜子孫”、“長宜子孫”、“眾具七子九孫各有喜”、“十子九孫各有喜”等）的。漢長安城遺址曾經采集到“富貴”、“嚴氏富貴”、“萬歲宜富安世”、“千萬歲富貴宜子孫”文字瓦當。陝西淳化漢甘泉宮遺址董家村和涼武帝村都曾經采集到“千金宜富貴當”文字瓦當。陝西華縣漢京師倉遺址曾經出土“大富”文字瓦當。西安南郊春臨村又曾經采集到“富貴毋央”文字瓦當。西安灞橋鄉發現的“並是富貴”文字瓦當，也是體現當時人思想意識的文物遺存。陝西耀縣獨家村曾經采集到的“宜富昌”、“富貴昌”、“大富吉”文字瓦當，陝西渭南辛市鄉大夫張村采集到的“日樂富昌”文字瓦當，陝西安康市文管會收藏的“富貴萬歲”文字瓦當，陝西興平曾經出土的“宜錢金當”文字瓦當等等，同樣反映了普遍的社會追求。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收藏的漢代“日入百千萬”銅洗，也可以看作包含同樣文化信息的資料。這些文字毫不掩飾對富貴、對金錢的熾烈追求。

這一現象，與“錢樹”之製作往往附加西王母形象的情形聯係起來分析，可以認識漢代社會帶有普遍意義的共同願望。

司馬遷在《史記》中數次說到“西王母”，如《趙世家》記載周穆王“西巡狩，見西王母”事，《司馬相如列傳》有“遍覽八$而觀四荒”及“涉流沙”、“西望昆侖”語，《大宛列傳》中關於“西王母”的傳說，更明確說其起源非發生於中土，而是“安息長老傳聞”的條支西來神話。

《易林》中“王母”凡31見，其中“西王母”5見，無疑是我們在這裏所討論的對象。而卷二《訟·泰》“弱水之西，有西王母”，卷五《臨·臨》“弱水之上，有西王母”，卷一六《既濟·大畜》“弱水之右，有西王母”，都說明關於西方遠國“弱水、西王母”之“傳聞”，在民間流傳之普遍。

漢代民間的西王母崇拜，不僅是神話學研究的重要課題，而且還是反映當時社會較為普遍的“天下”觀或稱“世界”觀的文化現象。民間這種基於對遠域國家部族的模糊了解所產生的迷信意識，當然也是交通史研究者所應當注意的。

我們看到，在漢代民間禮俗的曆史遺存中，東王公和西王母往往並列，然而，實際上西王母的影響又遠遠超過了東王公。正如陳直先生所說，一般情況下，隻是在西王母主題形象之外，“又增加東王公以為配”。這可能與當時人們由西方曾經得到了更為生動、更為新奇的文化信息有關。《易林》中所謂“西見王母”、“西過王母”、“西遇王母”、“西逢王母”而皆蒙福祉諸文句，都反映西王母崇拜的這一心理背景。

漢代是中原華夏文化主動西向，同時又空前集中、空前強烈地感受到西方文化東來影響的時代。對於西方見聞的疏略，對於西方認識的模糊，使得西方文化具有了某種神秘的色彩。當時人對於來自西方的新鮮事物，一方麵有所歡迎，一方麵又心存疑懼。在中國商人和西方商人的交易活動中，後者往往表現出更為積極主動的態度。公元77年成書的普林尼（Pline LAncien，23-79）的《博物誌》寫道：“（賽裏斯人）不與別人交往，坐等貿易找上門來成交。”“（他們）不輕易與外來人交談。”交易時，“商品隻堆放在賽裏斯人一側的江岸上，如果商人們感到價格物品合適的話，就攜走貨物而留下貨款。”公元3世紀的索林（Solin，3世紀中葉）的《多國史》也說到賽裏斯人即中國人的交易方式：“賽裏斯人高度文明開化，互相之間非常親睦和氣，但卻躲避與其他人相接觸，甚至拒絕同其他民族保持貿易關係。然而，這一國家中的商人渡過他們那條大江，雙方在某江岸上進行沒有任何語言交流，而僅根據簡單的目測估價的方法進行貿易，他們出售自己的商品，但從不采購我們的商品。”

漢代受到普遍崇拜的吉祥永壽之神西王母，在當時巫風大暢的背景下，其實可以看作西方神秘世界的一種典型象征。而漢代“錢樹”所見西王母形像，又有金錢富貴之神的意義。對於金錢的觀念，漢代人與其他時代有所不同。而這一文化現象所以形成的諸因素之中，不能排除也包括西方商人即“胡商”的影響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