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神錢的民俗事狀和文化名象征

一、漢代墓葬出土的“錢樹”

漢代墓葬中，多有被稱為“錢樹”的隨葬明器出土。這種器物大多分為兩件：上部為青銅樹形鑄件，有主幹和枝葉，枝葉往往附有錢形掛飾，並且有人物、禽獸形象，有的樹幹上鑄有佛像；下部為樹座，樹座有陶質、石質和銅質多種，表麵有山巒、人物、神獸圖像，也多飾有錢紋，頂端中空，用以插立上部的青銅樹幹。

20世紀40年代，考古學者馮漢驥注意到四川彭山崖墓出土的這種器物，定名為“錢樹”，基本得到學界認同。也有的學者稱其為“搖錢樹”。

此後，這種器物陸續出土於四川、雲南、貴州漢代墓葬。就考古發掘資料的數量來說，以四川為最多，雲南次之，貴州數量較少。

由於這些漢代墓葬在發掘時大多已遭盜掘，“錢樹”出土時多為殘件，隻有四川彭山和廣漢出土的兩件依然完整。

有的學者綜合分析了“錢樹”出土資料，指出“錢樹”流行的時間，大致在東漢初年至三國蜀漢後期，也就是公元84年至公元253年期間。

已經發現“錢樹”或“錢樹座”的地點，有四川成都，雙流，新都，彭山，郫縣，樂山，新津，蘆山，寶興，西昌，廣漢，綿陽，三台，遂寧，簡陽，廣元，達縣，渠縣，新繁，茂汶；重慶忠縣；雲南昭通，呈貢，大理，保山；貴州清鎮，赫章；陝西城固；青海大通；甘肅武威。

研究者將這些地點之間的交通關係進行了分析，標示出一幅示意圖。從而敏銳地發現，迄今為止出土的“錢樹”及“錢樹座”，主要分布在古代西南絲綢之路三條主幹線上：西夷道（犛牛道，靈關道）上有成都（包括雙流，郫縣，新都，新繁，新津），蘆山，寶興，西昌；南夷道（五尺道）上有彭山，樂山，昭通，呈貢；博南道（永昌道）上有大理，保山。而廣漢、綿陽（包括三台）、廣元，則在漢代由成都至長安的通道（劍閣道，子午道）上，可視為西南絲綢之路向北的延伸。至於茂汶、大通，則在古代四川通西域的河南道上。

這一分析，可以說指出了重要的曆史文化線索。盡管個別意見尚須商榷，但是總的考察收獲，無疑使人們對於“錢樹”的分布及其有關社會文化現象，得到了新的認識。

所發現的“錢樹”的造型特征，共同之點在於均在樹幹及枝葉間懸掛錢形裝飾。其錢大多是“五銖”。附屬裝飾，有車馬，人物，龍、虎、象、鹿、羊、辟邪、玉兔、蟾蜍，出現相當多的神話形象，其中以西王母形象最引人注目。

四川彭山江口鎮1972年發現一座已經被盜的東漢崖墓，仍存留一件完整的“錢樹”。樹座為陶製，通高44厘米，上部頂端為“錢樹”的插口，徑5厘米。“錢樹”為銅鑄，通高100厘米。以1銅管作為樹幹，又以5套管將樹幹等分，以插枝葉。樹幹頂端立一朱雀，雀前有一人置一丸於雀口之內。葉片上部鑄西王母，側旁有跪姿玉兔，作搗藥狀。另一側為蟾蜍捧獻靈芝。西王母居中，坐龍虎座上。葉片下部用6枚銅錢組成茂密的樹葉形狀。葉片的枝頭上也有一朱雀，頭向內，尾向外。西王母左側的錢紋上鑄有羽翼飛馬。西王母右側的錢紋上有形式生動的雙羊。在枝葉下部彎曲處鑄掛3枚錢飾，其旁有二人，其中一人牽牛，一人持臿形農具。這一形象，是神話之外的實際社會生活的寫照。其意義，可以理解為對於“錢樹”的崇拜，是覆蓋較廣泛社會層麵的普遍的文化現象。

四川廣漢萬福鄉獅象村東漢墓1983年10月也出土了一件完整的“錢樹”，總體通高152厘米，其中座高48厘米，紅陶綠釉，雕塑傳說中的天祿、辟邪兩種神獸，腳下浮漫雲氣，“錢樹”正安插在神獸上方。樹身為青銅鑄作，樹幹高104厘米，分為6節，每節四麵懸掛葉片。樹葉形狀分3種，大小共64片。大葉片上方正中為西王母形象，身後有仿石龕的結構，推想應當是傳說中所謂“石室”。西王母頭戴方勝，籠手坐於龍虎座上，下方左右分列神話人物乘鹿、牽馬、騎射、搏擊、撫琴、雜技等圖案。其間有大小不等的銅錢9枚。小葉片上有鳳鳥、飛雀形象，以及5枚形製較小的銅錢。整株“錢樹”共有大小銅錢400枚。樹頂立一朱雀，口銜靈芝，展翅欲飛。

有的“錢樹”還飾有猿猴、鵬鳥等形象。而與西王母傳說有關的青鳥、九尾狐等，也構成神話世界的重要內容。

四川彭山東漢崖墓出土的一件“錢樹座”，通高64.1厘米，分四層。其中，“第三層為錢樹及人。右半為一錢樹及左中右三人。其左、右兩人皆椎髻著褲，上身似裸露，左手提一錢，右手舉一錢。左一人腰間還橫一長杖，中一人頭上高起，但不作椎髻狀。也著褲，腰上褲束結明顯。上身裸露，左足立樹枝上，左手托樹上一錢，右手持一鉤柄之物，似以擊錢。左半亦有一錢樹及左中右三人。左、右二人左肩上各橫一杖，杖端挑六錢，前後各三，左手挾杖而行。左一人右手提一錢。左、中兩人首飾皆不清晰，均著褲。右一人上身似裸露；左一人著方領衣；中一人腰部褲束結明顯，上身裸露，左膝跪地，兩手捧一筐狀物，中盛一錢，錢較大，比例與人不相稱。”這件“錢樹座”被定名為“飛羊乘人陶插座”，編號為M176：29。另一件編號為M550：24的所謂“飛羊乘人陶插座”，下部也可以看到“錢樹”的圖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