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宣時代

第三節 猜忌心理與苛察群臣

在宣帝善納諫言的背後，猜忌心理是其性格中不可忽略的一個重要方麵。其中最為典型的事例，當是宣帝忌故昌邑王劉賀事。史載：

大將軍光更尊立武帝曾孫，是為孝宣帝。即位，心內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者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曰：“製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曰：“臣敞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為領錢物市買，朝內食物，它不得出入。督盜一人別主徼循，察往來者，以王家錢取卒，迾宮清中備盜賊。臣敞數遣丞吏行察。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臣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為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為，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後丞相禦史以臣敞書聞，奏可。皆以遣。”上由此知賀不足忌。

這是難得一見的珍貴史料，對於分析宣帝的猜忌心理非常重要。元康二年（前64），宣帝即位已逾十年，但依然猜忌被廢多年，困居山陽郡（治所昌邑，今山東巨野南），形同囚犯的故昌邑王劉賀。其中隱情，宣帝又不肯明言，於是命山陽太守張敞以“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的名義，偵伺劉賀動靜，並特意囑托張敞“毋下所賜書”。對此張敞心領神會，遂詳細密報地節三年（前67）、四年兩次親至劉賀處查問經過，得出的結論是劉賀“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宣帝因此安心，“知賀不足忌”。即使如此，宣帝對劉賀仍居故地委實放心不下，於次年封劉賀為海昏侯，遠遷至更為僻遠的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後又借故削戶三千，劉賀死後國除。宣帝雖然明知久廢的劉賀，實際上無法對其構成任何威脅，卻屢屢處置，唯一的解釋隻能是其猜忌心理作怪。對此，後世史家頗不以為然，如宋人洪邁曰：

漢廢昌邑王賀而立宣帝，賀居故國，帝心內忌之，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戒以謹備盜賊，敞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上知賀不足忌，始封為列侯。光武廢太子彊為東海王而立顯宗，顯宗即位，待彊彌厚。宣、顯皆雜霸道治，尚剛嚴，獨此事顯優於宣多矣。

如果說劉賀曾為二十七日短命天子，對宣帝是一潛在威脅，不能不嚴加防範，尚在情理之中；而對昭帝朝重臣、霍光副貳車騎將軍張安世的猜忌，則集中反映出宣帝性格中忌刻之深的一麵。宣帝即位前，張安世兄掖庭令張賀數“稱其材美”，欲以女嫁之。張安世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宣帝即位後，雖寬宏地向張安世表示：“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但實際內心不無怨恨。趙充國之子趙卬曾對辛武賢曰：“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嚐不快上，上欲誅之，卬家將軍（指趙充國）以為安世本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後因辛武賢告發，趙卬“以泄省中語”下吏自殺。

至於蓋寬饒、楊惲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不僅揭示出宣帝的猜忌心理，亦是宣帝苛察群臣，以刑名繩下的典型事例。

平實而論，蓋寬饒、楊惲性格雖為人“刻深”，“好言事譏刺，奸犯上意”，但其為吏，絕非是“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的“俗儒”，而是屬於“文法吏”一類的人物。宣帝雖然苛察，即位以來善納諫言，亦是不爭事實。然而，對於敢於觸犯君主猜忌心理底線的臣下，宣帝“以刑名繩下”的本色畢顯無遺。東漢時人崔稱讚宣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奸宄之膽”，正是深得宣帝馭下底蘊之言。蓋寬饒、楊惲之死即證明了這一點。

蓋寬饒“儒者”出身，“為人剛直高節，誌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而，宣帝的“優容”是有底線的，神爵二年，寬饒奏封事，直斥宣帝“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曰：

“方今聖道浸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指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湣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上書頌寬饒……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眾者莫不憐之。

蓋寬饒指責宣帝“信任中尚書宦官”，是指中書令石顯與中書仆射弘恭，兩人“皆少坐法腐刑，為中黃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為請奏，能稱其職。”石顯與弘恭弄權雖在元帝一朝，但根源是在宣帝之時。然而，正因宣帝時石顯、弘恭無弄權事實，反而“能稱其職”。蓋寬饒卻激烈指斥宣帝信任中書宦官是“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難免觸怒宣帝。但是，真正觸犯宣帝忌諱的則是蓋氏所引《韓氏易傳》雲雲，執金吾認為蓋寬饒所言“意欲求禪，大逆不道”，固然是誣指。然而，自昭帝時眭弘上書言禪讓事被誅後，這一敏感的話題很少有人再提及。蓋寬饒卻肆無忌憚，大談“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無疑觸動宣帝最為猜忌心理底線，所以盡管諫大夫鄭昌為之極力辯解，依然無法取得宣帝的諒解，蓋寬饒終於難免一死。

至於楊惲坐諷刺腰斬事，直是蓋寬饒一案的翻版。楊惲本漢代名家之後，其父楊敞曾任丞相，其母司馬遷之女，“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為左曹。霍氏謀反，惲先聞知，因侍中金安上以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惲等五人皆封，惲為平通侯，遷中郎將。”

楊惲仕途本一帆風順，為中郎將時革除“山郎”弊端，“廉挈無私，郎官稱分平”，擢升諸吏光祿勳。然其性格“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於朝廷”。楊惲先是與宣帝在民間相識者太仆戴長樂相攻忤而免官，複因致孫會宗書中有“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亨羊炰羔，鬥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董生不雲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製而責仆哉”等怨懟之語。宣帝見其書“惡之”，遂以“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為由，楊惲腰斬，妻子徙酒泉。

除蓋寬饒、楊惲因言辭譏諷觸犯宣帝忌諱而罹罪外，再如京兆尹趙廣漢、左馮翊韓延壽等“力吏”，或是與丞相魏相發生衝突而腰斬，或是與禦史大夫蕭望之相攻忤而棄市，因此洪邁評論曰：

趙廣漢之死由魏相，韓延壽之死由蕭望之。魏、蕭，賢公卿也，忍以其私陷二材臣於死地乎。楊惲坐語言怨望，而廷尉當以為大逆不道，以其時考之，乃於定國也。史稱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寃，豈其然乎？宣帝治尚嚴，而三人者又從而輔翼之，為可恨也。

洪氏將趙廣漢、韓延壽及楊惲之死，歸咎於當軸大臣魏相、蕭望之、於定國“輔翼”宣帝“治尚嚴”，雖有一定道理，但究其根源，宣帝或“惡之”、或“不直”的猜忌心理，則是導致趙、韓之死的關鍵因素。

蓋寬饒等“材臣”之死，對宣帝一朝的吏治不能不產生消極影響，班固“讚”趙廣漢等宣帝朝治理三輔的四位“材臣”事跡曰：“（趙）廣漢聰明，下不能欺，（韓）延壽厲善，所居移風，然皆訐上不信，以失身墮功。（尹）翁歸抱公挈己，為近世表。張敞履忠進言，緣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觀，然被輕媠之名。”四位“材臣”之中，有兩位竟因“訐上”而不得善終，教訓可謂深刻。

在宣帝統治晚年，甚至出現陳萬年這樣諂媚迎上、教子以諂的高級官吏，史載“（陳萬年）子鹹字子康，年十八，以萬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萬年嚐病，召鹹教戒於床下，語至夜半，鹹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鹹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鹹諂也。’萬年乃不複言。”對於宣帝孜孜以求“信賞必罰，綜核名實”的吏治風格，陳萬年的行為實在是一種莫大諷刺。因此，宋人蘇轍縱論西漢諸帝用人風格曰：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寘力焉，誅產、祿，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斬晁錯，而文、景不以為忤。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景、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仆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異議。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克，非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蓋寬饒，害趙廣漢、韓延壽，悍然無惻怛之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故莽以鬥筲之才，濟之以欺罔，而士無一人敢指其非者。

按蘇氏之論，漢之用人，首推高祖，次則文、景；武帝委任霍光，“翊昭建宣”，尚屬知人善任。至於宣帝，雖“明察”而性“忌克”，鮮容“高才之士”，以至禍延元、成，“朝無重臣”，追根溯源，宣帝一朝用人之失誤，及晚年重用宦官與外戚許、史及王氏，實啟西漢後期外戚專政之始，最終釀成王莽代漢之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