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宣時代

第二節 善納諫言與擇善而從

在宣帝“中興”的背後，善納諫言無疑是一重要的前提條件。然而，在君主“善納”與群臣“諫言”之間，君主的態度無疑起著主導作用。元帝時，劉向上“變事”，為“忤於貴戚尚書”的前將軍蕭望之辯護時，曾引高祖赦免季布之罪，“以為將軍，高後、孝文之間卒為名臣。”武帝時寬貰兒寬、董仲舒之失，“（寬）位至禦史大夫，禦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在論及宣帝時事，劉向則引夏侯勝事為例曰：“夏侯勝坐誹謗係獄，三年免為庶人。宣帝複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

所謂夏侯勝誹謗事發生在本始二年（前72），“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詔丞相禦史議武帝廟樂，群臣皆曰：“宜如詔書”。而長信少府夏侯勝獨持異議曰：

“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裏，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複。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禦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

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之標準，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丞相長史黃霸以為武帝“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並非沒有依據。在宣帝議立武帝廟號之前，高、惠、文、景、武、昭諸帝，隻有高、文兩帝，於景帝元年（前156）上廟號太祖與太宗，其餘均無廟號，符合“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標準。在夏侯勝看來，武帝雖有開疆拓土之功，卻“亡德澤於民”，所以“不宜為立廟樂”。

然而，夏侯勝的行為確實給即位不久的宣帝出了一道難題。“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按漢製是為重罪，“係獄當死”，於法有據。不過，夏侯勝又是廢除劉賀、擁立宣帝的功臣之一，且與宣帝信任的大臣丙吉相交頗深；而與夏侯勝同時下獄的黃霸，則是宣帝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剛剛擢升的守丞相長史。因此，宣帝有意擱置此案，本始四年（前70），兩人遇赦出獄，“勝出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複得宣帝信任。為鼓勵夏侯勝繼續直諫，“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至於黃霸，任揚州刺史三年後擢為潁川太守，並特意製詔禦史：“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

對於“有道”君主而言，善納諫言固然是值得稱道的“美行”；而於眾多諫言中選擇合乎時務者並付諸實施，擇善而從，則是善納諫言的最高層次。至於擇善而從，於宣帝一朝堪稱典範者，當數排除眾議，起用老將趙充國平羌事。

西漢時期，羌人主要散居於今四川北部、甘肅西部及青海一帶。當匈奴勢力強大時，羌人依附匈奴，聯合與漢為敵。元狩二年（前121），漢武帝發動河西戰役，於河西地區設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除開通西域之外，另一戰略目的就是隔斷羌人與匈奴的聯係，嚴禁諸羌居住湟中（泛指今青海湟水兩岸），並設護羌校尉監護諸羌。

宣帝時期，羌地形勢發生變化，羌人與漢爭奪湟水流域牧地，逐漸渡湟水北岸漢地定居，“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前63）先零羌與諸羌種豪兩百餘人解仇結盟，終於釀成邊患。羌侯狼何又使至匈奴，欲借匈奴兵襲擊鄯善、敦煌，隔絕漢朝西域通道。神爵元年（前61），宣帝詔遣光祿大夫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義渠安國卻召斬先零羌豪三十餘人，又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終於釀成動亂，諸降羌和歸義羌侯楊玉等聯絡小種舉兵反抗，“攻城邑，殺長吏”，義渠安國敗退令居。在這種形勢下，宣帝起用諳熟邊事的老將趙充國平複羌亂。

趙充國至西部都尉府後，采取持重方針，“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堅持破解羌人聯盟，先平定“首為畔逆”的先零羌，以威信招降罕、開羌。而急於平息羌亂的宣帝，采納酒泉太守辛武賢的建議，出兵六萬餘人，準備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在鮮水（今青海湖）一帶的罕、幹諸羌。趙充國上書反對這一建議，認為大兵一出，轉運煩費，徭役複發，匈奴、烏桓可能乘機騷擾北邊，而且罕、幹羌隻是脅從先零羌，所以應“捐罕、開暗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俯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宣帝令群臣議其書，“公卿議者鹹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開助，不先破罕、開，則先零未可圖也。”於是宣帝以樂成侯許延壽為強弩將軍、酒泉太守辛武賢為破羌將軍，出兵擊罕、開羌，並書敕責讓趙充國，令其助擊罕、開羌。然而趙充國不為所動，“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繼續上書“陳兵利害”，堅持己見。宣帝最終采納趙充國的建議。先零羌被擊潰後，罕、開羌果然不煩兵而服。隨後趙充國又條陳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神爵二年（前59）秋，若零、離留等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帥諸羌四千餘人降，漢始置金城屬國安頓降羌，趙充國“振旅而還”。

在平羌之役中，趙充國的主張始終受到宣帝與群臣的質疑，史稱“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足見趙充國說服宣帝與群臣之艱難。然而趙充國反複上書陳述這一方針的正確性和必要性，終於為宣帝和大多數朝臣所接受。在趙充國與宣帝爭議平羌策略最為激烈之時，宣帝曾以璽書令趙充國進兵擊罕、開羌，甚至有“今詔破羌將軍（指辛武賢）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時趙充國病），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強弩將軍”這樣的威脅性語言。在宣帝的嚴斥與督促之下，趙充國子中郎將趙卬十分恐懼，又不敢獨勸其父，於是使客諫充國曰：

“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

宣帝的斥責不可謂不嚴厲，趙卬的擔憂不可謂無由，然而趙充國還是固執己見，不惜“以死守之”，正是相信宣帝是可納“忠言”的“明主”。就是在宣帝“兩從其計”，即從趙充國不出兵屯田之議，又從破羌將軍辛武賢出擊罕、開羌，多有斬獲的情況下，與趙充國往來甚密的浩星賜雖然認為“眾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還是勸趙充國晉見宣帝時，“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趙充國慨然表示：“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複言之者？”仍然堅持“以其意對”。最終得到宣帝的認同。紬繹《趙充國傳》所載宣帝與趙充國往來之書及辛武賢之議，趙氏不避利害以進“忠言”，宣帝博納眾議，擇善而從，君臣相知甚深之情景躍然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