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宣時代

第一節 遊俠習性與儒生氣質

在西漢十一帝中，除開國皇帝漢高祖劉邦“興於布衣”外，其餘嗣位之君，唯有漢宣帝有與乃祖劉邦相似的閭裏生活經曆。宣帝早年的遭遇及在民間的生活經曆，加之本人性喜遊俠，兼具“儒生”氣質，因而對百姓疾苦及吏治得失有所了解，對其一生性格的形成，即位後的施政方針，以及政局走向皆有深刻的影響。

宣帝幼年生活可謂多災多難，由於巫蠱之禍的爆發，其祖父母衛太子與史良娣，父親史皇孫、母親王翁須，或自殺，或死於獄中。是時宣帝方生數月，也不免牢獄之災，“坐收係郡邸獄。”時為廷尉監的丙吉“治巫蠱於郡邸，憐曾孫之亡辜，使女徒複作淮陽趙征卿、渭城胡組更乳養，私給衣食發，視遇甚有恩。”宣帝在吉丙的庇護下，度過五年的獄中生活。出獄後，治獄使者丙吉“憐皇曾孫無所歸，載以付史恭（史良娣之兄）。恭母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自養視焉。”由老邁的太祖母撫養年幼的宣帝，其困窘之境可想而知。

宣帝處境真正有所改善，則是在“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之後。“掖庭養視”，可以保證宣帝衣食無憮；而“上屬籍宗正”，則是正式承認宣帝的皇室身份。漢宗正始設於高祖七年（前200），其目的為“以序九族”，以保證劉氏血統的純正。在處理與劉氏宗室相關事宜中，宗正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如昭帝始元元年，大將軍霍光聞燕王劉旦圖謀不軌，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及侍禦史兩人同至燕國“風諭”劉旦。宗正職掌宗室事務，於是見劉旦時“為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以消除劉旦“我安有弟在者”的疑惑，凡此可以證明宗正在處理劉氏宗室事務中的重要作用。宣帝屬籍於宗正，對於最終取得皇位是至關重要的因素。

宣帝究竟何時“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史載不一，據《漢書·外戚傳》，宣帝“積五歲乃遭赦”，並由太祖母貞君撫養一段時間後，方“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按時間推測，應在昭帝年間。然而，據《漢書·丙吉傳》，光祿大夫丙吉議立宣帝時有“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雲雲，所謂“遺詔”，當是指武帝之“遺詔”。又據《漢書·霍光傳》，霍光與丞相張敞聯名奏請立劉詢為帝時明確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養於掖庭”。顯然，丙吉、霍光等人堅持認為武帝時就有“遺詔”養宣帝於掖庭，上屬籍於宗正，無非是為擁立宣帝提供一個權威的解釋，所謂“《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指昭帝）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正是出於這樣的政治目的，故將宣帝“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歸結於武帝之“遺詔”。

但是，對是時宣帝而言，其詔出於武帝還是昭帝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標誌宣帝的身份發生根本性改變，從一“得罪先帝”的“罪人”的後嗣，不僅恢複了劉氏宗親的身份，並且可以居住於長安城中的尚冠裏。尚冠裏是當時權貴的一個居住區，霍光兄孫霍雲在尚冠裏就有住宅。更為幸運的，是時的掖庭令張賀嚐事戾太子，巫蠱之禍時坐罪當誅，因其兄張安世上書求情“得下蠶室。後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為取許妃，以家財聘之”。這段養於掖庭的經曆，對宣帝遊俠習性與儒生氣質性格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漢書》卷8《宣帝紀》載：

受《詩》於東海澓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遊俠，鬥雞走馬，具知閭裏奸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陵，周遍三輔，常困於蓮勺鹵中。尤樂杜、鄠之間，率常在下杜。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裏，身足下有毛，臥居數有光耀。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讎。亦以是自怪。

所謂“遊俠”，司馬遷將之曾概括為：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雲。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誌之不倦。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可見漢時所謂遊俠，就是活躍於民間，以“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相標榜的一些人物。盡管遊俠從來不是一個穩定的、有組織的社會集團，但他們可以憑借其財產與聲望，在社會上造成較大的影響。所謂“喜遊俠”者，充斥於社會各個階層，武帝時以直諫著名的大臣汲黯，史稱“好遊俠，任氣節，行修潔。其諫，犯主之顏色”。至於一些權臣與諸侯王，結交遊俠一類人物也蔚成風氣。所以班固曰“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遊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眾庶榮其名跡，覬而慕之”。經過武帝時期的嚴厲打擊，族誅大俠郭解之後，統治階層原先普遍存在的崇俠風氣有所改觀，史謂“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齒，衛、霍改節”；但在民間，喜好或崇尚遊俠風氣依然存在。《宣帝紀》謂宣帝“然亦喜遊俠，鬥雞走馬，具知閭裏奸邪，吏治得失”，正是在這種社會風尚影響下形成的。至於宣帝在民間最主要的活動區域——三輔與諸陵，從社會風尚上講，崇俠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班固述及秦地風俗時曰：

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並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支，非獨為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桀則遊俠通奸。

三輔與諸陵是觀察漢代社會風尚的一個最好的窗口。由於建都及徙陵的緣故，三輔及諸陵地區成為高訾富人、豪桀並兼之家、權臣貴戚集中居住區域，所謂“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桀則遊俠通奸”，是對該地風尚的高度概括。宣帝即位前遍遊三輔及諸陵，不僅對於喜好遊俠習性的形成有所裨益，而且可以深入觀察民間生活，“具知閭裏奸邪，吏治得失。”這與宣帝即位之後，極力推行循吏政治與試圖“尚德緩刑”，具有密不可分的源流關係。

除喜好遊俠之外，宣帝早年所受的儒家教育，對其儒生氣質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對於劉氏子孫的教育，從漢初時起就受到最高統治者的重視，盡管這一教育不一定是儒學教育。例如“竇太後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就是典型一例。然而自武帝推崇儒術來，儒學成為劉氏子孫受教育的主流，其中亦不排斥其餘諸家，從宣帝祖父戾太子所受的教育中即可反映出這一現象，“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又從瑕丘江公受《榖梁》。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對武帝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事，宋人司馬光以為這是導致太子敗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為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盡管戾太子敗亡的原因比較複雜，但“多以異端進者”，畢竟不是劉氏子孫所受教育的最好方式，從昭帝始元五年所頒布詔令，“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雲雲來看，儒學教育從是時起真正成為劉氏子孫所受教育的主流，所謂“異端”則明顯被逐出教育體係。

宣帝所受教育情況則比較特殊，從本紀及《張安世傳》看，宣帝最初“受《詩》於東海翁”，是由掖庭令張賀出私財助之，至於所受其他儒家諸經，末見記載，故丙吉在舉薦宣帝時籠統地說“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而霍光與張安世則具體拉出宣帝所受儒家教育的“清單”，“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從中不難看出，霍光等權臣特意強調宣帝由於經過儒家係統教育，具備了“躬行節儉，慈仁愛人”的“美行”，因此“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宣帝所具備的儒家氣質，是得到霍光等權臣認可，並順利即位的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