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宣時代

第四節 石渠閣會議與榖梁學複興

石渠閣，位於未央宮殿北，相傳為蕭何所建，《三輔黃圖》卷6曰：“蕭何造其下礲石為渠以導水，若今禦溝，因為閣名。所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至於成帝，又於此藏秘書焉。”注引《三輔故事》曰：“石渠閣在未央宮殿北，藏秘書之所。”在古城西安，石渠閣今天仍有遺跡可見。有漢一代，石渠閣作為國家收藏典章圖籍的重要場所，宣帝甘露三年（前51），在此召開了一次討論五經異同的重要會議，即後人所謂的石渠閣會議。

在漢代經學發展史，石渠閣會議無疑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意義。會議“詔諸儒講五經同異”，由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宣帝親臨裁決，會議最後結果增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榖梁春秋》博士。《漢書·藝文誌》錄有會議參與者的發言稿，稱為“議奏”，或“雜議”，下注“石渠論”，凡四見：其中關於《書》的奏議四十二篇；《春秋》的奏議三十九篇；《論語》的奏議十八篇；另有被歸於《孝經》的《五經雜議》十八篇。可惜這些奏議都沒有流傳下來，也沒有像桓寬所做的《鹽鐵論》一類的會議記載，所以“石渠論”的詳細內容無從可考。

盡管見於記錄的會議奏議、雜議多達一百二十七篇，但真正引起宣帝關注的則是《公羊》與《榖梁》的討論的三十九篇奏議，史籍徑稱會議是“平《公羊》、《榖梁》同異”。同時以此次會議為標誌，在最高政治權力的強力介入下，《榖梁》從而取得官學的地位，一舉改變自武帝以來公羊學一枝獨秀的局麵。

早在武帝即位之初，試圖改變漢廷已實行多年的“無為政治”，建元元年（前140）冬十一月，“詔丞相、禦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顯示出武帝以儒學取代“黃老”的政治意圖，由於遭受篤信黃老政治竇太後的打壓，其誌未酬。建元六年（前135），竇太後去世，標誌著漢初已經實行多年的黃老政治壽終正寢。從此之後，武帝改正朔，易服色，定曆數，修郊祀，建封禪，開始了一個以“有為政治”取代“無為政治”的曆史時代。

元光元年（前134），武帝召集各地賢良、儒生至京師，親自策問。董仲舒進“天人三策”，認為“《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自此，罷黜百家、尊崇儒術，成為漢代經學與政治互動發展的一個顯著標誌。

雖然董仲舒所主張公羊學說引起武帝的濃厚興致，但公羊學真正興起則是在元光五年之後。是年，武帝第三次“詔舉賢良文學”，治公羊學者公孫弘再次應詔對策，所表達的思想與董仲舒“天人三策”基本相同，“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武帝所以將“居下”的公孫弘擢為第一，顯然與武帝對公羊學的日漸重視不無關係。其後，公孫多次上書言政事，深得武帝信任，迅速升遷，元朔五年（前124）任拜相封侯，《史記·平準書》曰：“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漢書·儒林傳》載：“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

與《春秋公羊》興盛之勢不同的是，《春秋榖梁》學則顯式微之態。《漢書·儒林傳》載：

瑕丘江公受《榖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公呐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

瑕丘江公“呐於口”，在辯論時不敵董仲舒，固然是榖梁學浸微的一個原因，但並不最主要的原因，甚至也不是因為董仲舒得到同治公羊學丞相公孫弘的支持，而在公孫弘背後的漢武帝才是決定性的因素。

盡管公羊學於武帝一朝取得顯赫的地位，榖梁學雖然式微，卻不絕如縷，好學者私下傳授，其中對榖梁複興起到重要作用的則是宣帝的祖父衛太子劉據。史載，衛太子既通公羊學後，“複私問《榖梁》而善之。”雖然此處記述甚為簡略，但衛太子對榖梁學“善之”的態度，為其後宣帝立榖梁於學官，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理論依據。而且，一些治榖梁學的經師，不知是否受到江公因“呐於口”不敵仲舒事的影響，特別注重提升學術修養，尤其是辯論才能，雖然傳授榖梁學者依然“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複受《榖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可見經過一些治榖梁學者的不懈努力，榖梁學“浸微”的形勢逐漸有所改觀。宣帝即位之後，榖梁學則加速了複興的進度：

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榖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榖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榖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榖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複求能為榖梁者，莫及千秋。上湣其學且絕，乃以千秋為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征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榖梁，欲令助之。江博士複死，乃征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榖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

這段記載透露出許多信息，首先，宣帝聽說祖父喜好《榖梁傳》，轉而征詢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史高的意見，由於韋賢等三人都是魯人，故支持複興屬於魯學的榖梁學。從中反映出公羊與榖梁之爭，不僅有經義之爭，亦有地域之爭，即所謂齊學與魯學之爭。一般說來，魯學嚴謹保守而少創新，恪守師學；齊學則駁雜浮誇，崇尚功利與富於權變。早在漢初，齊地儒生叔孫通參與製作禮樂活動，征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麵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這一故事很能反映出齊魯兩地學者不同的風格。

其次，宣帝雖然聽從了韋賢等三人的意見，有意複興榖梁春秋學，但其一貫持重，並沒有立即付諸實踐，而是召集治榖梁學者及治公羊者共同講經於禦前，經過比較後方表明對榖梁學的讚賞態度。

最後，宣帝非常清楚榖梁傳承的凋零情況，故而刻意扶植榖梁學。治榖梁學者蔡千秋因事左遷，因尋覓不到比他更好的傳授榖梁學的人選，宣帝複起蔡千秋為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榖梁。蔡千秋病卒後，征江公孫、周慶、丁姓等人繼續傳授，“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正是經過這樣長時期的精心準備，在石渠閣會議上才有出色的表現，“由是榖梁之學大盛。”

榖梁、公羊學之爭，從來就不是單純的學理之爭。兩者雖屬同今文經，但分屬魯、齊兩地，其實這情況在其他諸經中也同樣存在，如《詩》則有魯、齊、韓三家之多，較之《春秋》公羊、榖梁還多一家。但是，其他諸經與政治的結合，從來沒有像《春秋》經這樣緊密。榖梁與公羊雖是闡發《春秋》微言大義，但兩者的關注點是不同，如清代皮錫瑞曾評論《春秋》三傳優劣說：“《榖梁》雖暫盛於宣帝之時，而漢以前盛行《公羊》，漢以後盛行《左氏》，蓋《榖梁》之義不及《公羊》之大在，事不及《左氏》之祥，故雖監省《左氏》、《公羊》立說，較二家為公平，卒不能與二家鼎立。”這裏且不論晚出的《左傳》，僅與《公羊傳》相比，《榖梁傳》在闡發《春秋》微言大義上亦遠不如之，這實是榖梁學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在學理與政治上無法與公羊學抗衡的一個根本原因。

武帝時期且不論，如昭帝時期召開的鹽鐵會議，參與會議的賢良文學批評武帝時政時，就多出數於春秋公羊學，而少數出於春秋榖梁學。至於在以經學斷案方麵，春秋公羊學依舊保持理論權威。最著名的一例，就是發生始元五年（前82）的“衛太子案”。當“衛太子”現身京師時，朝中袞袞諸公無不困於真假之辨，而後至的京兆尹雋不疑立將“衛太子”縛送詔獄，所依據的理論依據就是春秋公羊學：“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由是昭帝與大將軍霍光對此深表讚賞：“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

然而，經過董仲舒改造過的春秋公羊學，對於最高統治者來說具有雙重作用：既可以“天人合一”、“春秋大一統”的理論深得君主的青睞，成為神化君權、改製興作的一個重要理論依據；亦可依據天人感應的學說，來限製止君主的過度索取與興作，以保護百姓社會生活能有序進行，而災異與祥瑞則是天意的具體反映。如董氏所言：“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董仲舒還身體力行，親自推演災異：“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屮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複言災異。”

需要指出，在武帝這樣強勢君主的統治下，推演災異一般都不敢直接涉及人主。董仲舒推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本意即為求雨，就是一明證。然而，武帝去世，昭帝即位，正處於主少國疑的多事之秋，再據《春秋》推論災異，矛頭不免直指人主，甚至引發要漢帝“禪讓”之說，這次事件的主角則是董仲舒的再傳弟子眭孟。

昭帝元鳳三年（前78），泰山萊蕪“有大石自立”，“昌邑有枯社木臥複生”，上林苑枯斷柳複生，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等奇異現象出現，眭孟以《春秋》推之：“石柳皆下民陰類，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數，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枯柳複起，非人力的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枯社木複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複興者也”。於是上書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裏，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顯然這種言論觸犯了最高統治階層的利益，眭孟以“大逆無道，妖言惑眾”的罪名被誅。宣帝即位之後，征任眭孟子為郎，或有酬謝“故廢之家公孫氏當複興”預言的意義於內。

但是，作為一名聰明的統治者，宣帝顯然不願意聽任春秋公羊學繼續張揚災異之說，這無疑會對自己的統治造成不利的影響。因此，在政治上扶植學風較為樸實，更關注“人事”的春秋榖梁學，從而將春秋公羊學的影響限製在一定範圍之內，這是宣帝複興榖梁學的一個重要原因；而衛太子好榖梁春秋事雲雲，則成為向韋賢等人明表己意的最好理由。

此外，宣帝雖然有意複興榖梁學，但為何沒有立即付諸實踐，隻是到了晚年才召開石渠閣會議，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是，治春秋公羊學者此時關注點已經發生轉移，幾乎充斥於昭帝一朝推演災異之說戛然而止，代之而起的則對所謂“符瑞”的歌頌。清人趙翼《廿二史劄記》“兩漢多鳳凰”條曰：“兩漢多鳳凰，而最多者，西漢則宣帝之世，東漢則章帝之世”，並釋其原因曰，“宣帝當武帝用兵勞擾之後，昭帝以來，與民休息，天下和樂。章帝承明帝之吏治肅清，太平日久，故宜有此瑞”。然而不排除“兩帝本喜符瑞，而臣下遂附會其事”的可能。事實上製造“符瑞”與推演“災異”，經學家如何作出解讀，關鍵取決於當時政治環境清明與否。從這一角度觀察，宣帝時期多“鳳凰”，擅長“天人感應”的公羊經學家可以作出新的解釋。至於所謂“附會”之事，不僅解讀“符瑞”時存在，推演“災異”時何嚐不是如此。總之，由於治春秋公羊學者的配合態度，是時沒有必要從根本動搖公羊學的傳統地位。

此外，還有一現象值得注意，公羊大師眭孟尚在時，傳人已成分裂之勢，這對於公羊學傳承發展而言未必是一幸事。《漢書·眭孟傳》載：“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雖然眭孟死後，嚴彭祖、顏安樂“各顓門教授”，再也不複見其師“弟子百餘人”之盛況，至少於宣帝一朝，治公羊春秋者已呈凋零之勢。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最初參與石渠閣會議辯論的公羊學者有博士嚴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顯四人，其中除嚴彭祖傳承有序外，申挽、伊推、宋顯等三人僅此一見。顯然，以這樣力量與榖梁學者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等名家“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實不是意外之事。為了扭轉辯論不利局麵，公羊派請增內侍郎許廣，榖梁相應增加中郎王亥，雙方各為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榖梁。由是榖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為博士”。可見由眭孟之死引發公羊學派的分裂，亦是石渠閣會議中公羊學派失利的一個因素。

《漢書·儒林傳》讚曰：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支葉藩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後，《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複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榖梁春秋。至元帝世，複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從漢武帝時的五經博士，到漢末亟增至十八經博士，宣帝時石渠閣會議在西漢經學發展史上，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