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宣時代

第三節 “尚德緩刑”與置“廷尉平”

宣帝一朝，除著力推行循吏政治、休養生息之外，另一項重要舉措是為維護統治秩序及法律法令的正常運轉，於地節三年（前67）十二月，始增廷尉平四人，以便公平鞫獄。而廷尉平的設置，與宣帝初年路舒溫上書建議“尚德緩刑”有直接關係。

路溫舒初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吏”，“又受《秦秋》，通大義”，這與武帝時期以儒術緣飾法令的選任治獄之吏的風格是一致的。昭帝元鳳年間，廷尉李光治詔獄，“請溫舒署奏曹掾，守廷尉史”。李光其人，據《漢書·百官公卿表》，昭帝元鳳六年（前75）為廷尉，宣帝即位後，因擁戴之功賜爵關內侯，地節三年免。關於李光所治“詔獄”，雖史無明言，似應是指霍光罷廢昌邑王劉賀、誅殺昌邑臣一案。元平元年，昌邑臣被殺二百餘人，僅王吉等少數人幸免，是為昭帝時期除上官氏“謀反案”之外另一重大案件，其案誅殺之廣，與上官氏謀反案堪稱伯仲。如果以上推測不誤，路溫舒可能是以守廷尉史的身份，參與審理昌邑王劉賀一案，因此對治獄之吏棰楚求辭、鍛練周納的酷烈風格應有親身體會，故於奏折中以“秦失”為例，引“俗語”為證，痛陳前朝治獄之酷烈：

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複生，絕者不可複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眾，文治之罪明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

路溫舒上書表麵上看似乎是泛泛而言，沒有一個明確的指向，且西漢時人指斥時政之弊，常常借秦喻漢，以申己見。但是，聯係到路溫舒上書的時間，雖然《漢書》本傳沒有明確記載，隻是籠統地說在“宣帝初即位”時，而《漢書·刑法誌》卻明確係年於地節三年，其矛頭所指顯然是時已死的大將軍霍光。如此看來，宣帝置廷尉平事，固然有“尚德緩刑”的考慮，亦與矯正霍光執政之酷烈不無關係。

《漢書·刑法誌》載路溫舒上書與置廷尉平事曰：

宣帝自在閭閻而知其若此，及即尊位，廷史路溫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語在溫舒傳。上深湣焉，乃下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鞫獄，任輕祿薄，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

廷史，即廷尉史之省稱，廷尉屬吏，秩級不詳，從上引宣帝詔書看，廷尉史“位輕祿薄”，秩級當在六百石之下。但是，廷史的執掌卻十分重要，如淳注《漢書·刑法誌》曰：“廷史，廷尉史也。以囚辭決獄事為鞠，謂疑獄也。”可見廷尉史盡管官秩低微，但由於直接參與各地決獄事宜，采取“囚辭”以決獄，故常常可一語而定“囚人”之生死，正如路溫舒所言，“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隻要獄吏善於鍛練周納“囚辭”，即使是理獄賢明如咎繇者，也無從判斷“囚辭”是非真偽，隻能聽任獄吏上下其手。所謂“俗語”“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真切地反映出人們對決獄及獄吏的恐懼與無奈之情。特別是律令之變化、治獄之寬嚴，經常受到人主態度的左右，以及社會政治環境變化之影響，如《史記·酷吏杜周列傳》載武帝時廷尉杜周事跡曰：

（杜）周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係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

杜周對“客”理直氣壯地駁斥，真實地反映出在一些治獄者眼中，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古法”，一切均以人主的意誌為轉移。因此，在“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風氣激蕩下，致使“治獄之吏”成為“秦失”之一，深為時人所痛恨。

值得注意的是，《漢書》凡言“宣帝自在閭閻”，或“宣帝自在民間”雲雲，基本上有兩層含義，一是表示宣帝對霍氏執政的弊病早已知曉，如《漢書·霍光傳》：“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二是表示早已聞知或相識某人，如《漢書·蕭望之傳》：“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此處《漢書·刑法誌》所載“宣帝自在閭閻而知其若此”，表達的正是第一層含義。宣帝可能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所以對路溫舒“尚德緩刑”的上書深表讚同，並設置廷尉平四人，官秩六百石，以示今後要大力矯正“疾吏”之風，公平鞫獄。

地節三年設置的廷尉平，在宣帝一朝究竟發揮了多大作用，現存的史料並沒有提供現成的答案，甚至連出任廷尉平者，《漢書·刑法誌》隻是籠統稱曰：“求明察寬恕如黃霸等以為廷平”；然據《漢書·循吏黃霸傳》，宣帝初年，“聞霸持法平，召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廷尉正，廷尉屬吏，秩千石，官秩高於廷尉平，兩者不知孰是，姑且存疑。宣帝以降，明確可知曾任廷尉平者僅馬宮一人。如此看來，西漢時期出任廷尉平者如此之少，與眾多出身廷尉史的高官者迥然不同，這似乎不全是史料失載的緣故，更可能是一個新置的官職，如果要想充分發揮其作用，需要經過一定的時間來檢驗。

盡管如此，廷尉平的設置西漢法製史上畢竟是一重要事件，對於修正自武帝以來、沿襲至昭帝時期“用法深”，“俗吏上嚴酷以為能”的遺風，起到一定的遏止作用。《漢書·刑法誌》載：“於是選於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如果說所謂“獄刑號為平”略顯空疏的話，而宣帝居宣室決事，則顯示出最高統治者對公平鞫獄的重視程度，對各郡國公平鞫獄不能不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核之《漢書·宣帝紀》，自地節三年首置廷尉平以後，在宣帝所頒布的各類詔書中，明顯地增加了許多表示要“尚德緩刑”的內容，並在某些律令條文上，作出從輕處罰的修正。如地節四年五月所頒“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曰：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同年九月“課獄吏殿最詔”曰：

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係者或以掠辜若饑寒瘐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係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裏，丞相禦史課殿最以聞。

元康二年（前64）夏五月“察吏詔”曰：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

元康四年春正月“憐耆老詔”曰：

朕惟耆老人，發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暴逆之心，今或羅於文法，執於囹圄，不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佗皆勿坐。

神爵四年（前58）夏四月“日食詔”曰：

皇天見異，以戒朕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稱也。以前使使者問民所疾苦，複遣丞相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冤獄，察擅為苛禁深刻不改者。

以上見於《宣帝紀》諸詔，涉及“尚德緩刑”的範圍相當廣泛，有除父子、夫妻、祖孫首匿之罪者，有禁獄吏暴虐行事者，有寬宥八十以上耆老犯罪者，有遣使郡國察舉冤獄者，盡管皇帝詔書一般而言多是些官樣文章，但聯係到些詔書都是陸續頒布於地節三年之後，從中反映出宣帝對“尚德緩刑”的重視，並且努力將之付諸實踐。從這一意義上講，路溫舒的上書，以及廷尉平的設置，為宣帝一朝“獄刑號為平”形勢的出現創造了條件。

不過，廷尉平在設置之時，就遭到涿郡太守鄭昌“不正本而理末”的嚴厲批評：

聖王置諫爭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

增置廷尉平不如刪定律令，鄭昌的批評自有其道理。西漢一代律令由簡入繁，至武帝時達到無可複加的地步，《漢書·刑法誌》載：

及至孝武即位……禁罔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奸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鹹冤傷之。

這裏暫且不考慮“奸吏因緣為市”的枉法情況，麵對著“典者不能遍睹”的律令條文，各郡國決獄出現“罪同而論異”的結果不足為奇。宣帝置廷尉平，企圖以提高官秩的方式，增加獄吏平在鞫獄時的分量，盡管用心良苦，但“未及修正”繁雜律令的情況下，究竟能取得多少積極的效果，實是令人生疑，難怪鄭昌有“不正其本”而“理其末”的批評。

元帝即位之初，下詔刪減律令曰：“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唯在便安萬姓而已。”初元五年（前44），元帝複下詔“省刑罰七十餘事。除光祿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產之令。”成帝河平元年（前28）下詔中省減律條：

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諭眾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夭絕亡辜，豈不哀哉。其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

是時省減律令似乎也沒有產生多少效果，“時有司不能廣宣上意，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盡管如此，從中或可反映出元、成時期，對其父、祖宣帝“未及修正”律條失誤的一種改正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