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宣時代

第三節 “如芒在背”——初登皇位

元平元年（前74）六月，昌邑王劉賀廢黜，朝廷再次無主，擁立新君以安宗廟，則成為霍光諸大臣亟待解決的問題。可是，另一棘手的問題立刻出現，武帝在世的直係子孫中，燕剌王劉旦謀反事敗自殺，其子孫當然不在議中，廣陵王劉胥在迎立劉賀之前已經被排除了即位可能，是時唯有戾太子之孫劉詢尚在，霍光實際上已經沒有其他可以選擇的餘地，隻能擁立劉詢為帝。然而，無心插柳柳成蔭，從此卻開啟了一個備受史家稱頌的“昭宣中興”時代。

但從宣帝即位的過程看，霍光此舉似乎有些不得已而為之的因素在內。從昌邑王劉賀六月癸巳被廢，到宣帝七月庚申入主未央宮即位，“漢朝無君二十七日”這與昭帝去世後，霍光遣大鴻臚事少府樂成等人急赴昌邑（今山東巨野南）迎劉賀即位，同樣是定策安宗廟之大計，兩者遲速似不相同。除霍光當時沒有其他可以選擇的餘地之外，亦與宣帝當時特殊的處境不無關係。

征和二年（前91），巫蠱之禍爆發後，衛氏家族幾遭滅頂之禍。衛太子孫宣帝方生數月，也不免牢獄之災，“坐收係郡邸獄。”丙吉“為廷尉監，治巫蠱於郡邸，憐曾孫之亡辜，使女徒複作淮陽趙征卿、渭城胡組更乳養，私給衣食發，視遇甚有恩。”宣帝幼年似乎多災多難，不僅因病“幾不全者數焉”，亦因巫蠱事連年不決而死於獄中，史載：

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係者，輕重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獄，吉拒閉，使者不得入，曾孫賴吉得全。

是條記錄頗多故事色彩，是否可信，現在無其他史料可以佐證。身為治獄小吏的丙吉，是否有力量阻止奉君命屠獄的內謁者令，本身亦十分可疑。實際上後元二年（前87），巫蠱之禍已近尾聲，已非“連年不決”之勢。早在征和三年（前90）九月，高寢郎田千秋上書訟太子冤，武帝已從巫蠱之禍最初的衝動中清醒過來，“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及泉鳩裏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為北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台於湖。天下聞而悲之。”征和四年，武帝又頒布著名的“輪台詔”，改弦易轍，以“與民休息”為時務。進入後元年間，因治巫蠱之獄有功封侯者，如重合侯馬通、邘侯商丘成、德侯景建、題侯張富昌、邗侯李壽五人，均以各罪被殺或自殺。其中既有武帝為“衛太子昭雪”之意圖，亦有“為轉變政策掃清道路之需要”。顯然在這種局勢下，武帝似乎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再大治巫蠱之獄。不過，盡管是條記載不盡可靠，尚在幼年的宣帝是在吉丙的庇護下安然度過獄中生活則是事實。

昭帝在位期間，宣帝雖“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但由於衛太子作為“得罪先帝，亡不即死”的“罪人”，衛太子後裔的劉詢能屬籍宗正，承認其皇室血統，養於掖庭，在當時的情況下已是較為圓滿的結局。事實也是如此，除廷尉監丙吉、掖庭令張賀等寥寥數人外，對於這位養在掖庭、生活於民間的皇曾孫，群臣基本上采取一種視而不見，甚或帶有一些輕蔑的目光，作為霍光副貳的車騎將軍張安世的態度就十分典型。當張安世兄長掖庭令張賀“數讚皇曾孫”，欲將女兒嫁與劉詢時，張安世認為“今幼主在，不宜讚之”，怒止其兄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複言予女事。”於是劉賀放棄這一念頭，改勸暴室嗇夫許廣漢將女嫁與劉詢，“時許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為內者令歐侯氏子婦。臨當入，歐侯氏子死。其母將行卜相，言當大貴，母獨喜。”然而，劉賀的勸說過程也頗具戲劇性：

乃置酒請之，酒酣，為言“曾孫體近，下人，乃關內侯，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嫗聞之，怒。廣漢重令為介，遂與曾孫。

由張賀所謂“體近”、“下人”、“關內侯”諸語可見，劉詢因為具有皇家血統，身份特殊，即便是才能低下，最終也能封為關內侯。但是，關內侯並不是許廣漢妻擇婿的標準，關內侯確實也稱不上“大貴”。如果不是“廣漢重令為介”，許女不可能嫁與劉詢為妻。同時亦表明，如果不是朝廷突然如此重大的事變，劉詢即便能擺脫以“庶人”身份“衣食縣官”的命運，最好的結果也隻能是以關內侯終其一生。然而，昭帝之死，昌邑王劉賀被廢，這一係列重大事件的發生，不僅徹底改變了劉詢的命運，也改變了西漢王朝中後期的曆史。

據《漢書·丙吉傳》，最初提議擁立宣帝的是光祿大夫丙吉。他在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及諸大臣議所立未定的情況下，奏記霍光曰：

將軍事孝武皇帝，受繈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複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群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眾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蓍龜，豈宜褒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

丙吉的“奏記”非常巧妙，在明知在位諸侯、宗室沒有合適人選的情況下，方建議要“有所聞於民間”；在盛讚皇曾孫劉詢“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諸美德之後，建議“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又不失持重謹慎之舉。在丙吉和另一位大臣杜延年的共同勸說下，大將軍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決心迎立劉詢為帝。

值得注意的是，昭帝在位期間，所謂當有“匹夫”崛起於民間的傳聞一直沒有止息過。昭帝元鳳三年（前78），泰山萊蕪“有大石自立”，“昌邑有枯社木臥複生”，上林苑枯斷柳複生，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等奇異現象出現，眭孟以《春秋》之意推之：“石柳皆下民陰類，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數，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枯柳複起，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枯社木複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複興者也”。於是眭弘上書曰：

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襢以帝位，而退自封百裏，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

其實，當眭孟上書之時，對於所謂將崛起於民間“匹夫”，實際上也“不知其所在”，隻是要求漢帝廣泛“求索賢人”而已，並沒有刻意附會劉詢之意。結果，眭孟以“大逆無道，妖言惑眾”的罪名被誅。

眭孟首次提出“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的“妖言”，實際上與武帝晚年激烈動蕩的政治局勢息息相關。巫蠱之禍的爆發，衛太子兵敗自殺，衛氏集團悉滅，致使嗣位之爭陡趨白熱化，燕王劉旦謀取太子之位，遭到武帝嚴厲的懲處。征和三年（前90），另一著名外戚李氏集團的首要人物貳師將軍李廣利與丞相劉屈氂因謀立昌邑王劉髆氂，被告發“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以與衛氏集團相似的罪名族誅。武帝臨終前始定幼子昭帝為嗣，更引起朝野諸多猜疑，正如《史記·三王世家》司馬貞“索隱”所雲：“昭帝，鉤弋夫人所生，武帝崩時，年才七八歲，胥、旦早封在外，實合有疑。然武帝春秋高，惑於內寵，誅太子而立童孺，能不使胥、旦疑怨。亦由權臣輔政，貪立幼主之利，遂得鉤弋子當陽。”

但是在五年之後（即元平元年），眭孟這些“妖言”果然都逐一“兌現”：所謂“昌邑枯社木複生”，王先謙《漢書補注》以為是“此則昌邑嗣立之應”；而所謂“公孫病已立”，此處的“公孫”，雖然連眭孟“亦不知其所在”，然而宣帝本名“病已”，果然又以“匹夫”興起民間，與此倒也吻合得絲絲入扣。難怪宣帝即位之後，立即征眭孟子為郎，其中未必沒有對眭孟所謂“妖言”的酬謝之意在內。

昌邑王劉賀的廢黜，二百多名昌邑臣被殺，不僅顯示出霍光赫赫的權勢與統治手段的冷酷，對於繼立的宣帝不啻是一嚴重的告誡。況且宣帝是以“庶人”之身一登“九五”之尊，在朝中沒有任何可以憑借的勢力，較之以諸侯王身份入主長安、有眾多昌邑舊臣輔助的劉賀更顯得勢單力薄。在這種情況下，“政事壹聽之”大將軍霍光，“垂拱南麵”，隻能是初即帝位劉詢的唯一抉擇。史載“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正是宣帝初即帝位時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