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宣時代

第二節 短命的天子劉賀

剛逾弱冠之年昭帝的去世，霍光及群臣顯然缺乏心理的準備。按照漢製，皇帝即位後不久其陵墓即開始修建。是時平陵雖然竣工，但是昭帝之死事先並無任何征兆，以致“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而“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裏物”，企圖趁國喪之機牟利。大司農田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為。請沒入縣官。”從中不難看出，昭帝之死較為突然，乃至昭帝梓宮奉安所需“諸下裏物”一時間居然“未辦”。更為嚴重的是，由於昭帝沒有後嗣，嗣君之位空懸，早日擁立新君以定“劉氏”天下，當是朝廷的首要政務，權傾天下的大將軍霍光，再次成為朝野矚目的焦點。

是時，武帝六子中，僅廣陵王劉胥尚在，因此群臣皆主張立廣陵王。而霍光卻另有一番考慮。廣陵王為人頗具勇力，行為舉止不循法度，不為武帝所喜，早在衛太子兵敗自殺之後，武帝就沒有考慮過立其為嗣的意圖。何況霍光能夠順利輔政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皇帝年幼，而此時廣陵王劉胥正值壯年，如果一旦入主長安，霍光獨攬大權的局麵就會發生動搖，這當然是霍光不能容忍出現的情況。但是廣陵王畢竟是武帝唯一尚存之子，繼承帝位當在情理之中，這亦是群臣“鹹持廣陵王”，而霍光“內不自安”的一個重要原因，立嗣之議不能決，這是一個主要的因素。

正當朝議不決之時，或是揣摩到霍光的心理，或是出於霍光的授意，一位郎官上書朝廷，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此言正合霍光心意，隨即以承皇太後詔為由，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劉德等人迎立昌邑王劉賀。

劉賀是昌邑哀王劉髆氂之子，劉髆氂之母即是深得武帝寵愛的李夫人。天漢四年（前97年），劉髆氂被封為昌邑王。征和三年（前90），李廣利與劉屈氂為劉髆氂謀太子位事敗，劉屈髆氂以“大逆不道”罪腰斬，李廣利兵敗後投降匈奴。後元元年（前88），劉髆氂去世，劉賀嗣為昌邑王。劉賀生年亦無載，然據山陽太守張敞於地節三年（前67）五月見劉賀時，曾目測其歲數為“二十六七歲”。如果張敞所雲無誤，元平元年（前79）時劉賀可能十八九歲。顯然，較之廣陵王劉胥相比，年輕的劉賀則更易於被霍光操控。

劉賀所以能以諸侯王的身份入主朝廷，當然是取決於大將軍霍光一人之態度。是時霍光權勢之熾，是有漢以來諸功臣無法比擬，不僅“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連號稱百官之首的丞相，亦成為霍光手中的牽線木偶，除了秉承霍光旨意，在處理重大朝務之時循製領銜上奏之外，再無其他作為可言。時人所謂“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顓製者”當是確評。對於霍光的權勢，昌邑中尉王吉曾有深刻認識，在隨同劉賀奔赴京城的途中就告誡劉賀曰：

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嚐有過。先帝棄群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繈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麵而已。願留意，常以為念。

可是，劉賀對王吉的諫言似乎並沒有放在心上。從山東封國昌邑（今山東巨野東南）赴京師途中的表現看，劉賀輕佻的性格已顯現出日後難免失敗的征兆。史載：

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裏，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賀到濟陽，求長鳴雞，道買積竹杖。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旦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門，遂複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麵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

是段記錄翔實刻畫出劉賀急迫之心態，完全沒有代王劉恒入主長安時那種謀後而動、行而又止，“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反複探求諸大臣真實意圖的持重心態。至於“求長鳴雞”、“道買積竹杖”、“以衣車載女子”、“嗌痛，不能哭”等行為，反映出其不循禮法之處，更為日後被罷廢提供了充足的口實。

更為重要的，隨劉賀赴長安即位的昌邑故臣人數眾多，雖然具體數字史不見載，但僅被霍光誅殺的“二百餘人”外，途中因昌邑郎中令龔遂進諫，劉賀命返回昌邑的“郎謁者”還有“五十餘人”，可見隨劉賀赴京的“昌邑故人”至少在二百五十人以上。劉賀率如此之多的昌邑故人入京，不能不引起朝中大臣，特別是霍光的警覺。因此，昌邑郎中令龔遂援《詩》為諫，建議盡逐“昌邑故人”：

陛下之詩不雲乎？‘營營青蠅，至於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眾多，如是青蠅惡矣。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為福，皆放逐之。臣當先逐矣。

不僅昌邑臣有此類看法，朝廷屬官太仆丞張敞亦有類似上書：

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輦先遷，此過之大者也。

昌邑臣龔遂及朝臣張敞等極力諫阻劉賀應擢升“昌邑故人”，龔遂甚至激烈表示自己“當先逐”，而後再逐昌邑故人。但查諸史記，隨劉賀至長安的昌邑臣雖然多達二百餘人，可是，劉賀除了已故昌邑相安樂遷長樂衛尉外，張敞所謂“昌邑小輦先遷”雲雲，實際上基本都不能落實。

顯然，劉賀以安樂為長樂衛尉，是想效法劉恒“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之事，企圖將宮廷宿衛權控製在自己手中。然而，是時形勢與漢初已經完全不同。漢初功臣集團與劉氏諸侯王聯手誅滅諸呂後，迎立代王劉恒，完全是雙方互相妥協的結果，任何一方都無法單獨控製局勢。因此，劉恒才有可能在入主未央宮後，將宮廷宿衛權立即控製手中。此外，劉恒非常清楚，要想真正地控製朝廷局勢，必須迅速調整與劉氏王侯及諸大臣之間的關係。文帝元年十月至三月間，除十二月下詔“除收帑諸相坐律令”外，其餘舉措均與安撫劉氏諸侯王與獎掖誅諸呂功臣相關，而後才相機“循從代來功臣”。這些舉措對於穩定是時紛亂的政局相當重要，亦顯示出劉恒老練的政治手段及持重的性格。

然而，昌邑王劉賀所麵臨的政治形勢則不然，雖然沒有劉氏宗室威脅的存在，但霍光經營朝廷多年，親信黨羽遍布要津，朝中已無其他勢力可與之抗衡。王吉所謂“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指大將軍霍光），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麵而已”，顯然是深悉朝廷政局底蘊之言；龔遂所謂“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為左右”，則是勸諫劉賀效法劉恒故事，以獎掖當軸大臣，特別是霍氏子孫親信為先，以換取他們的支持。顯然，劉賀並不具備這樣的政治智慧，亦可能又急於求成，輕率地以昌邑相安樂為長樂衛尉事，這不僅不能損抑霍光權力，反而引起霍光的警覺，加速了廢黜劉賀的過程。對此，廖伯源先生分析得十分準確：

長樂宮為太後所居，有太後時置長樂衛尉，無太後時不置衛。昭帝新崩，昭帝皇後於昌邑王即位後為皇太後，長樂宮乃置衛尉。長樂衛尉常掌長樂宮門衛屯兵，昌邑即以此新職位安置其親信舊臣昌邑故相安樂。蓋其他職務，尤其是宮廷宿衛武力之指揮官職務，皆為霍光之親信占據，昌邑王即位，難調動舊職，此可透露霍光與昌邑王爭權之消息。

事實也是如此，劉賀即位二十七日後，霍光突然發動政變，廢黜劉賀。

不過，劉賀畢竟是霍光親自選定皇位繼承人，在短短的時日內又要將其廢黜，不可避免地要在朝廷引起激烈的震蕩。因此，霍光不得不謹慎行事，先與親信大司農田延年商議，複“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在取得二人的支持後，複遣田延年報知丞相楊敞，演出了甚為精彩的一幕：

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箱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

大司農田延年通過脅迫方式取得丞相楊敞的支持後，霍光於是名正言順地召集“丞相、禦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博士會議未央宮”，謀廢劉賀。盡管霍光預先已經進行充分的準備，但是事發突然，還是引起群臣震驚，史載“群臣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然在田延年持劍威脅之下，群臣不得不表示“唯大將軍令”。於是：

光即與群臣俱見白太後，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後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群臣。王入朝太後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群臣不得入……光使盡驅出昌邑群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

隨即，丞相張敞率領百官上奏，宣布劉賀“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家製度”諸罪狀，由是廢黜了短命天子——劉賀。

劉賀被廢黜並不是事變的終結，霍光再次以殘酷手段顯示出其“威震海內”的權勢，隨劉賀來京的昌邑群臣，除王吉等數人外，其餘二百餘人，皆以“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的“罪名”被悉數誅殺。臨刑之時，昌邑群臣二百餘人“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盡管這一切均是於事無補的後話，但證實了劉賀曾經試圖與霍光爭權的消息。

數年後，豫章故太守卒史孫萬世曾問已被貶為海昏侯的劉賀曰：“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軍，而聽人奪璽綬乎？”劉賀頗為後悔地答曰：“然。失之。”其實，以當時形勢衡之，在霍光盡控京師與宮廷宿衛力量的情況下，當時劉賀絕無據宮而守的實力，至於“斬大將軍”雲雲，更是不著邊際的無稽之談；反而顯示出劉賀即不能審時度勢，又缺乏處理複雜政治局勢之能力。盡管劉賀亦曾努力效法文帝故事，但除了促使霍光迅速采取行動外，並沒有收到任何實際效果，其敗亡當在意料之中了。

劉賀的敗亡，對繼立的宣帝無疑是一嚴重的告誡。況且宣帝是以“庶人”之身登“九五”之尊，較之以諸侯王身份入主長安、有眾多昌邑舊臣輔助的劉賀更顯得勢單力薄。在這種情況下，“政事壹聽之”大將軍霍光，隻能是宣帝的唯一抉擇。宣帝的做法是極其明智的，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霍光的戒備防範之心，為其後翦除霍氏家族創造了條件。劉賀失之“東隅”，宣帝收之“桑榆”，曆史就是以這樣的方式完成了一個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