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宣時代

第四節 霍氏之禍，萌於驂乘

在宣帝即位之前，代王劉恒、昌邑王劉賀均是以諸侯王的身份入繼大統的。由於缺乏皇位法定繼承人的權威性，特別是在即位初期很難取得朝廷重臣的擁護，不得不在相當程度上依靠諸侯國舊臣以維係統治，同時還需精心調整與朝廷重臣及諸侯國之間的關係，以保持朝廷政治格局的穩定性。在文帝成功與昌邑王劉賀敗亡的背後，都見有代臣與昌邑臣的影子。特別是劉賀前鑒不遠，調整與權臣霍光之關係，則是初即大統的宣帝首要之務。這亦是在地節二年（前68）霍光去世之前，宣帝在政治上幾乎很少有針對霍氏舉措的關鍵所在。

宣帝即位不久，霍光表示要“稽首歸政”，但宣帝依然委政於霍光，“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禦天子。”宣帝即位初始，即效法文帝，“論定策功”，益封霍光一萬七千戶，加之原先封戶，“所食凡二萬戶”。西漢一代，雖然封侯者不在少數，但是封戶逾萬者卻不多見。漢高祖時封侯者多達四百餘人，封侯萬戶者僅有二人：平陽侯曹參與留侯張良，而丞相蕭何方八千戶，少者僅五六百戶。雖然《漢書·高惠高後文功臣表·序》曰：“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但實際上三四萬戶的封侯並不見於史載。顏師古注曰：“曹參初封萬六百戶，至後嗣侯宗免時，有戶二萬三千，是為戶口蕃息故也。”曹參侯國傳四代，至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國除，距始封時已經69年，封戶方逾二萬。可見，霍光有生之年封戶就高達二萬，其權勢恩寵之盛，可以想見。

除霍光之外，其餘大臣，“車騎將軍富平侯張安世以下益封者十人，封侯者五人，賜爵關內侯者八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宣帝已經即位的情況下，丞相楊敞於元平元年九月去世，霍光扶持其故吏蔡義任丞相，封陽平侯，此次也在益封之例。是時，蔡義年逾八旬，“貌似老嫗，行步俯僂，常兩吏扶夾乃能行”，較之前任丞相楊敞更為老朽不堪。霍光將如此丞相強加於宣帝，當時就有霍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顓製者”的譏諷。

不僅蔡義為丞相時如此，蔡義於本始三年（前71）去世後，在繼任丞相的人選上，宣帝仍然沒有明確表達自己的意圖，而以長信少府韋賢為丞相。韋賢，初以鄒魯大儒的身份為帝師，“進授昭帝《詩》”，官至大鴻臚，與霍光共同尊立宣帝，賜爵關內侯，徙長信少府，“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從韋賢仕途經曆看，與大將軍霍光似乎不無關係，據《後漢書》載桓鬱語曰，昭帝即位之初，“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盡管韋賢不是霍光的故吏，亦是以“帝師”的身份出任丞相，且年逾七旬，“不習吏事”，為相五年，政事上毫無建樹，與蔡義幾無二致。由此可見，霍光所謂“以為人主師當為宰相，何謂雲雲？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也！”似乎並不是僅指蔡義而言，韋賢何嚐不是如此。如果說所謂“論定策功”隻是循例故事，恩寵群臣的一種手段的話；可是任命百官之首的丞相則是人主的權力所在，而宣帝則聽任霍光處置，這一做法在當時的條件下是極其明智的，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霍光的戒備防範之心，這也是在霍光去世前，君臣能相安無事的一個原因。

地節二年（前68）春，權傾朝野的大將軍霍光去世。宣帝為報答霍光的擁戴之恩，為霍光舉辦一個“皆同乘輿製度”的隆重葬禮，並下詔追思霍光功德曰：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義，率三公、諸侯、九卿、大夫定萬世策，以安宗廟。天下蒸庶，鹹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複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毋有所與。功如蕭相國。

然而，在“追思霍光功德”表象的背後，一個翦除霍氏集團的行動卻在有條不紊地展開。

此時霍光雖死，但霍氏家族的勢力依舊存在，霍禹嗣父爵為博陸侯，遷右將軍，樂平侯奉車都尉霍山複領尚書事，中郎將霍雲封冠陽侯，諸婿、親戚依舊兵權在握。但是霍光之死，畢竟為打破霍氏家族左右朝政的局麵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宣帝為強化皇帝權威，采納禦史大夫魏相的建議，廢除“副封”製度，同時詔魏相給事中，引入內朝，從中牽製霍氏集團；旋即又以“老病”免除丞相韋賢，代之以魏相，將中外朝都牢固地控製自己手中。與之同時，封皇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位特進，與其弟中郎將許舜共同監護太子，免除禍生腋下之慮。宣帝此舉斷絕了霍氏家族以外戚身份繼續操縱朝政的企圖。難怪霍夫人顯聞知許皇後子立為皇太子後“怒恚不食，嘔血，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後（霍皇後）有子，反為王邪？’”不久，宣帝又進一步采取措施，更任霍禹為大司馬，罷除其右將軍屯兵及官屬，諸霍及親戚掌握兵權者皆削除兵權，或外放任為郡太守，或更任為文職，京師屯兵的及宮廷宿衛均以外戚許氏、史氏子弟代領。地節四年（前66）秋九月，大司馬霍禹等被人告發密謀反叛，家族盡誅，霍皇後廢黜，“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

導致霍氏滅族的毒殺許後、謀廢宣帝兩個直接動因，呂思勉先生曾評議道：“霍氏誠有取禍之道，然謂禹謀自立，則與上官桀欲殺燕王而自立，同一無稽。即弑許後亦莫須有之事，附子非能殺人，尤不能殺人於俄傾也。宣帝非愚騃者，即視許後死不能救，又寧待魏相、許伯而後知之乎？”否認霍氏滅族是因謀反之故。呂先生的評議自有道理。霍氏謀反的方式幾乎與上官氏如出一轍。在上官氏父子一為左將軍、一為車騎將軍，兵權在握的情況下尚且不能殺霍光，廢除昭帝；霍氏家族在兵權盡解，護衛京城與皇宮的兵權早已掌握在宣帝親信的許氏、史氏子弟手中的情況下，采取如此必敗之道，確實有許多令人難以思議之處。

若從問題的另一方麵考察，宋代史家司馬光認為：

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昔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以親政矣。況孝宣十九即位，聰明剛毅，知民疾苦，而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私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雖然，鄉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弟，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複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叢釁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

司馬光認定霍氏罹禍不僅有其自身之原因，而且與宣帝“醞釀以成之”不無關係。司馬光這一看法具有代表性。霍光尚在世之時，“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的說法在民間已廣泛流傳，茂陵徐生曾斷言：“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眾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於是上書宣帝建議：“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製，無使至亡。”但是“書三上，輒報聞”，除此之外，宣帝沒有任何“以時抑製”的表示。

如果說來自民間徐生的上書不可能引起宣帝充分注意的話，在翦除霍氏集團中最為得力的丞相魏相，在霍光死後不久亦上書宣帝，表達了相近的意願：

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繇塚宰。今光死，子複為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浸不製。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

地節四年五月，山陽太守張敞也上書宣帝：

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弟。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幾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

是時，霍氏家族日見侵削，其勢危如累卵。魏相、張敞的上書顯然是在試圖為保全霍氏家族的做最後一次努力。但是這一努力同樣也沒有成功，宣帝雖然“甚善其計”，卻沒有采納張敞的建議。就在張敞上書後不到五個月，霍氏家族就以謀反的罪名族誅。

紬繹徐生、魏相、張敞諸人所言，實則都表達了一個共同的意願：即在削除霍氏權力的前提下，保全霍氏家族，同時也是為了保全宣帝“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的”仁慈之主的令名。實際上，自霍光去世後，削霍氏權力的部署已經有條不紊地完成了，“罷其三侯（霍禹、霍雲、霍山），令就第，親屬皆出補吏”，張敞所說“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魏相所雲“全功臣之世”的可能性已經存在，但是霍氏最終仍難逃滅族之禍，其間原因值得深思。

霍氏滅族雖是在霍光死後，但是禍因在霍光生前業已埋下。

霍光集中外朝權力於一身，雖無掣肘之慮，卻使霍氏集團自身也處於一種孤立無助的地位。因此霍光死後，一些與霍氏淵源較深者，紛紛以各種方式疏離霍光集團。如霍光女婿金日磾之子金賞在“霍氏有事萌芽”時“上書去妻”，以求避禍；曾為霍光一手擢升、位居其次，又有擁立之功的車騎將軍張安世更是“小心畏忌”，聞知宣帝欲以其“繼大將軍後”時惶恐不安，懇請“天子財哀，全老臣之命”，深懼朝臣將其視為霍光第二，亟於消弭與霍氏交往甚密的心跡顯見。丞相韋賢亦是如此，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免相，金氏、張氏、韋賢尚且如此，更遑論那些久在霍氏的威懾之下，早已心存怨望的其他朝臣。當霍禹對宣帝侵削霍氏權力怨望不已之時，霍禹故長史任宣就直言相告：“大將軍時何可複行！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積怨甚多，“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為不可。”表明霍氏集團內部一些人也認識到，霍光過分集權及為政嚴酷，已經嚴重地削弱了霍氏集團的統治基礎。

事實上，從霍光之死至霍氏滅族將近三年，客觀上為霍氏集團重新調整與宣帝的關係留下了足夠的時間。然而長期處於霍光權勢蔭庇之下的霍禹諸人，顯然缺乏必要政治才幹，不僅沒能利用這段寶貴的時間，反而以貴胄子弟的奢侈妄為的行為加速自身的滅亡。平心而論，霍光對其子霍禹的才幹曾有清醒的認識：當初，張安世之子張千秋與霍禹皆以中郎將隨度遼將軍範明友擊烏桓，還見霍光，“問戰鬥方略，山川地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再問霍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於是霍光“以禹為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但是為了保證霍氏權力的延續性，霍光在彌留之際還是借上書謝恩之機巧妙地為“不材”的霍禹求官。身居權力中樞又無相應政治才幹的惡果很快地就顯現出來，麵對著霍氏權力日益被削奪的嚴峻局勢，霍禹諸人除了“繕治第宅，走馬馳逐”，驕恣享樂，縱奴逞威，就是麵對宣帝的步步緊逼，相對啼泣，自怨自艾，幾乎沒有任何收斂的跡象及應變措施。如此之才幹與作為，即使有心“謀反”，也隻能是拙劣仿效上官氏，自罹其禍而已。正因為“禹、雲、山皆庸才”，所以宣帝在誅除霍氏時才能“匕鬯不驚”，呂思勉先生之語，實為確評。

宣帝初立，謁見高廟，大將軍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如芒在背……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班固《霍光傳》讚曰：

霍光以結發內侍，起於階闥之間，確然秉誌，誼形於主。受繈褓之托，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因權製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為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暗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後，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來自民間的“俗傳”與史家頗具感傷的讚歎，道出了霍氏滅族的重要原因。但並不足以涵蓋宣帝與霍氏關係的全部內容。

在錯綜複雜的曆史事件中，左右其發展運行的因素甚多，僅就西漢君臣關係而言，既有漢初名相蕭何，韜光晦跡保全自身及後裔的史實；也有同為漢初功臣之後，政治軍事才幹皆為一時之俊的周勃之子周亞夫，僅僅因為被景帝視為“此鞅鞅，非少主之臣”，就被誣謀反下獄、嘔血而死的史例；亦有自恃帝舅身份的丞相田蚡，“權移主上”，受到武帝警告後始有收斂，得以全身而終的史事。同樣，影響宣帝與霍氏家族關係變化的因素眾多，其中固然有霍氏的原因，但是與宣帝外寬內忌的性格，是時政治局勢的變化等諸多因素相關。通過對宣帝與霍氏關係的重新審視，不僅有助於深入分析西漢時期的君臣關係，亦可從中探究武帝末年昭宣之際政治局勢發展演變的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