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宣時代

第五節 鹽鐵會議

武帝撒手西歸，留下的不僅是一位不諳政事、尚需大臣輔弼的少年天子，也留下一個政治上充滿了危機、經濟上千瘡百孔、社會上動蕩不安的龐大帝國。盡管在武帝晚年已經充分認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頒布了著名的“輪台詔”，企圖改弦易轍，思富養民，並且迅速取得了一些積極的效果。然而，已到暮年的武帝畢竟是來日無多，要想在短時間內就盡革積弊，重現昔日大漢王朝的輝煌，隻能是一種良好的願望，具有幾十年豐富統治經驗的武帝，自然不會如此簡單地認識或處理這一複雜棘手的問題，而是把最終實現政策轉變的希望，寄托在晚年親自遴選的輔政大臣霍光的身上。

昭帝即位後，大將軍霍光集大權於一身，其如何施政，自然成為朝野內外萬眾矚目之事。霍光早年侍從武帝身邊二十多年，對武帝統治晚年的弊病當有深刻了解，史稱昭帝之時“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仍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所謂“海內虛耗，戶口減半”之說，其中難免有史家誇大之成分，但武帝身後局勢相當嚴峻，確是一個不爭之事實。霍光遵從先帝遺訓，繼續推行武帝晚年欽定的“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不僅包含了武帝對霍光的殷殷之期望，也是“時務之要”所決定。

始元元年（前86）閏九月，霍光以昭帝的名義遣派“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冤、失職者。”遣派使者巡行郡國，查問民情，雖是漢王朝的慣例，但一般均遣派官秩較低的謁者或博士充當皇帝使者，如文帝十二年（前168），“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三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武帝元狩六年（前117），“遣博士（褚）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而此次出行則一改慣例，以曾任廷尉的高官王平等人充當皇帝使者，持節巡行郡國，巡行之重點又放在考察民情、賑濟窮苦與恢複農業生產之上，足見霍光對昭帝即位後首次遣派使者出巡之重視。特別是在經曆了武帝晚年，民間百姓罕見謁者、博士巡行風俗，反倒常見直指繡衣使者持斧鉞交錯道路，奔波於郡國之間督捕“盜賊”的場麵後，這次看似尋常的巡行就更顯得尤為及時與必要。雖然從現有的史料上還無法斷定此次巡行是否與五年之後舉行的鹽鐵會議有著必然之聯係，但從所“問民間所疾苦”來看，與鹽鐵會議討論的宗旨確實有相通之處，至少是為鹽鐵會議的舉行先期進行必要的“輿論”準備工作。

除遣派使者察視民間疾苦外，霍光還采取了一些切實可行的措施用以賑濟貧民，恢複與發展農業生產。始元二年春三月，朝廷再次遣派使者“賑貸貧民無種、食者”。三月正值春耕時節，貧苦之民地無五穀之種可播種，家無食糧可度日，其處境之艱辛可想而知。政府采取賑濟或借貸的方式援以穀種與食糧，對於嗷嗷待哺的貧民來說確實是一種仁政。到了秋八月，由於災害頻仍，收成欠豐，霍光又以昭帝的名義頒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賑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免收田租，雖然是有漢以來經常實行的一項惠民政策，一般都是出於某種具體之原因，而且多在局部區域內免收：如“漢二年（前205），蜀、漢民給事勞苦，複勿租稅二年”，就是出於軍事之目的；高祖十二年（前195），劉邦錦歸故裏，“以沛為朕湯沐邑。複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是對龍興之地父老鄉親的特殊恩典；文帝三年（前177），“因幸太原……複晉陽、中都民三歲租”，武帝元封五年（前106）詔曰：“朕巡荊揚……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就是由於皇帝巡行所過之故，等等。但在全國範圍免收當年田租畢竟少見，文帝前十三年（前167），因“勸農之道未備”而再頒重農之詔，“其除田之租稅”，則是昭帝之前僅見的全國性免收田租之記載。始元二年“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其直接原因雖然是為賑濟受災多年之貧民，但從中已經透露出霍光欲複行文景時期“與民休息”“王道”之消息，正如《漢書補注》引何焯語所雲：“稍修文景之政，天下所以複安。”

通過上述查問民間疾苦、免收田租的舉措之後，霍光欲複“文景之政”、修改武帝之政的意圖已經凸顯出來。然而，霍光此時所推行的“與民休息”的政策，從大的原則上講並沒有超出武帝晚年頒布的“方今之務，在於力農”的“輪台詔”所許認可的範圍，但要真正落實“與民休息”的政策，從某種意義上講就需要恢複漢初所行“無為而治”的政策，不可能不與武帝一朝長期奉行的“多欲政治”相抵觸，為此霍光一時間也是難以決斷。正當霍光為如何施政而躊躇不決之際，諫大夫杜延年“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大將軍光言：年歲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悅民意，年歲宜應。”杜延年所謂“宜修孝文時政”，其用意決不是局限於一般意義上的諸如“與民休息”、“勸民力農”等漢家常行之策，因為這些措施在武帝的遺訓已經得到充分的肯定，而是要在經濟上恢複文帝時期所實行許民鑄錢、冶鐵、煮鹽的放任政策，這樣一來，勢必要修改武帝時製定的許多重要的經濟管理政策，諸如已經實施多年、並且建立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機構的鹽鐵專營、酒類專賣、平準均輸等；如果對武帝之政進行較大規模的改變，又難免在朝野內外引起劇烈的震蕩。在杜延年的建議鼓動下，旨在探對民間疾苦所在，平議文帝、武帝“時政”優劣，以及決定今後如何施政的重要會議——鹽鐵會議的舉行也就勢在必行了。

始元五年六月，在鹽鐵會議既將舉行的八個月前，昭帝頒布了一道極為重要的詔令，為參加鹽鐵會議民間人選問題作出了精心的安排：

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雲有明。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賜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

昭帝詔中所雲習受之書皆為儒學經典，無非是特意強調自己從小所受純為儒家之教，其中喻義十清楚，自然是嚴令郡國所舉賢良、文學必須是純治儒學之人。賢良、文學係西漢察舉科目之一，均始於文帝初年，因兩者性質相近，故又通稱賢良文學。最初賢良文學之舉並不僅局限於治儒學者，如文帝時期以賢良文學對策“高第”而著稱的晁錯，就是一位既學申、商刑名之學，又受儒家之經典今文《尚書》者。武帝初年，由於崇儒之需要，丞相衛綰奏請“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不治儒學者已被摒棄於賢良文學的察舉範圍之外。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所舉之人未必都是像董仲舒那樣的“純儒”，如以賢良出身、位至丞相的公孫弘就是一位“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者，很有些“雜儒”的意味。至於以應賢良文學之舉的名義上書言政事者，所學固以儒學為主，但兼治諸如“蘇秦從橫”等的學者恐怕亦有雜廁於其中者。有鑒於此，昭帝在此詔不厭其煩地將自己就學之後曾習之書一一羅列，恐怕是有防範不是純儒者混跡於賢良、文學之列的意思。

再從參加鹽鐵會議的六十餘位來自三輔與太常所舉薦的賢良，以及由各郡國舉薦的文學闡述的觀點來看，果然都是一些如同桑弘羊所說“祖述仲尼，稱頌其德”的“純儒”，足證這一詔令確實在各郡國都得到了嚴格地落實。對此，被舉的賢良文學也是心領神會，正如《鹽鐵論·複古》篇引賢良語所雲：“陛下宣聖德，昭明光，令郡國賢良、文學之士，乘傳諧公車，議五帝之道，舒六藝之風，冊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粲然。”

始元六年春正月，昭帝“耕於上林”，舉行即位後的第一次正式籍田典禮，向天下百姓昭示朝廷重農的旨意。在西漢諸帝之中，最早恢複籍田古禮就是文帝。昭帝此舉，似乎在表明朝廷準備恢複“文帝時政”的決心。緊接著在二月，昭帝再次下詔令丞相公孫弘、禦史夫桑弘羊召集各郡國所舉賢良、文學至長安，詢問“民間所疾苦”。於是，一次經過長時期精心籌劃的鹽鐵會議終於舉行了。本來依照漢廷慣例，“自孝文親策晁錯之後，賢良、方正皆承親策，上親覽而第優劣。”如此重要之會議，昭帝卻不能親自策問，而今詔有司策問，當然是因為昭帝此時尚且年幼之故。

需要指出的是，此次會議舉行的宗旨是為了詢問民間疾苦所在，最初並沒有冠以“鹽鐵”之名，但來自郡國的賢良文學都認為武帝時推行的鹽鐵官營等經濟政策是造成民間疾苦的主要原因，請求“罷鹽、鐵、酒榷、均輸”，以期達到“進本退末，廣利農業”的目的，遭到禦史大夫桑弘羊的嚴厲駁斥，從而引發了一場激烈的辯論。由於辯論是因“鹽鐵”而起，故被冠以“鹽鐵會議”之名。

鹽與鐵，在古代農業社會中是重要的生產與生活資料，誰掌握了冶鐵與煮鹽的權力，就等於控製了財富的來源。西漢前期，汲取秦王朝暴政虐民之教訓，推行無為而治、與民休息之策，開關梁山澤之禁，允許民間經營鹽鐵業，由此而暴富者甚眾。《史記·平準書》雲，其時“冶鐵煮鹽”的豪強巨賈，“財或累萬金”，不僅“不佐公家之急”，而且又使役使貧民，致使“黎民重困”。獲利如此豐厚的產業完全歸於私人掌管，這種放任的狀態自然不可能長期維係下去，因此到武帝元狩年間，由於開疆拓土，費耗甚巨的緣故，所以起用“言利之臣”桑弘羊等人，製定鹽鐵官營等一係新的經濟政策，充裕了國家財政，也為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經濟基礎。

不過，鹽鐵官營在實施的過程中，諸如鐵器苦惡、鹽價上揚、強征百姓冶鐵煮鹽等弊端也逐漸呈現出來，成為武帝統治後期社會動蕩一個原因。昭帝即位之後，所麵臨局勢與漢初確有某些相似之處，都是一個經過大動蕩之後亟須調整統治政策的關鍵時期。明於此，就不難理解來自民間的賢良文學們，為什麽都把“百姓疾苦”的原因歸咎於鹽鐵官營政策，強烈要求罷廢鹽鐵官營等政策，重行“文帝時政”，還利於民。此議自然遭到了禦史大夫桑弘羊的反對。作為武帝時新經濟政策製定的一位主要參與者，維護“先帝”欽定政策的立場十分堅決。桑弘羊認為武帝“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不僅擴大了政府財源，為抗擊匈奴，消除邊患提供了充足的費用，而且堵塞了豪強大家兼並牟利之路，有利於平民百姓，決不能輕言罷除。

除了鹽鐵政策之外，武帝對匈奴政策的得失也成為會議辯論的另一個要點。自漢初以來，匈奴對中原的侵擾一直是朝廷心腹之患。高祖劉邦在出兵征戰失利的情況下，不得已行“和親”之策，企圖以金帛女子換取北境之安寧，此策曆經六七十年，數代皇帝循行而不改。但是到了元光年間，武帝以征戰取代和親，調動數十萬大軍與無數民役，窮追猛擊匈奴四十餘年，徹底扭轉了漢匈戰爭的局勢，但漢廷也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因此，武帝對匈奴的攻伐政策就成為賢良文學們猛烈抨擊的一個目標。

賢良文學對武帝連年用兵匈奴及四邊極為不滿，認為武帝之時“退文任武，勞師苦眾，以略無用之地，立郡沙石之間，民不能自守，發屯乘城，挽輦而贍之。愚竊見其亡，不睹其成”。甚至將武帝之政與亡秦失政聯係起來，說“秦南禽勁越，北挫強胡，竭中國以役四夷，人罷極而人主不恤，國內潰而上不知”；對漢初的“和親政策”卻極為推崇，認為“兩主和好，內外交通，天下安寧，世世無患”，並向朝廷獻策曰：“方今為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士，厚幣結和親”。對於賢良文學們的說法，桑弘羊同樣予以嚴厲的駁斥。他認為“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可是匈奴“挾不信之心，懷不測之詐”，金帛女子不能厭其欲，重質厚賂不能改其行，反而“暴害滋甚”，“今不征伐，則暴害不息；不備，則是以黎民委敵也”，所以武帝“睹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廣將帥，招奮擊，以討厥罪，”出擊匈奴不僅無過，而且“功勳粲然，著於海內，藏於紀府”，此乃“當世之功，後世之利”，並反詰賢良文學曰：“匈奴以虛名市於漢，而實不從；數為蠻、貉所欺，不痛之，何故也？”

關於施政方針與治國之道，也是這次會議討論的一項重要內容。賢良文學信奉儒家仁義學說，主張以德治國，以為實行仁義就可無敵於天下，對於“禮周教明”的所謂“三王之道”甚為推崇，“夫為君者法三王，為相者法周公，為術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即是賢良文學主張以德治國思想的典型反映。他們還繼承了漢初絕大多數思想家“過秦”的傳統，引證曆史教訓，以為嚴刑酷法隻能是亡國之道，“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上下相遁，奸偽萌生，有司治之，若救爛撲焦，而不能禁”，並借秦譏今，指斥武帝之時法繁刑酷，“律令塵蠹於棧閣，吏不能遍睹……斷獄滋眾，而民犯禁滋多”，“故治民之道，務篤其教而已。”桑弘羊則崇尚以法治國，對於賢良文學“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的”的主張深為不然，認為“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令嚴而民慎，法設而奸禁；罔疏則獸失，法疏則罪漏。”賢良文學借秦譏今的做法更是引起桑弘羊的不滿，為此他盛讚“商君刑棄灰於道而秦民治”，“今刑法設備，而民猶犯之，況無法乎？其亂必也！”

此外，在這次會議上，賢良文學與禦史大夫桑弘羊及其屬吏還就農業與工商業的所謂本末之辨、古與今之關係、對當今社會風俗、道德價值之評判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宣帝時廬江太守丞桓寬根據會議記錄“推衍”和“增廣”而成的《鹽鐵論》一書，既真實、又頗為傳神地向後人展示這次會議的全貌。

參與鹽鐵會議者，一方是奉昭帝旨意、“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的朝廷重臣丞相田千秋與禦史大夫桑弘羊，另一方則是來自民間、尚無官秩的六十餘位賢良文學，盡管雙方社會地位相差懸殊，但爭辯之激烈，觀點之對立，卻是有漢以來所不多見。《鹽鐵論·國疾》載丞相史語曰：“夫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正是會議爭辯之激烈的真實寫照。桓寬讚揚與會的賢良文學“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實際上他們“譏刺”的對象何止公卿，許多譏諷非議就是針對“聖主”——武帝而發的。例如在議論所謂“國疾”之時，賢良曰：

建元之始，祟文修德，天下乂安。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告緡，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罰贖科適，細微並行，不可勝載。夏蘭之屬妄博，王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悟，乃刑戮充等，誅滅殘賊，以殺死罪之怨，塞天下之責，然居民肆然複安。然其禍累世不複，瘡痍至今未息。

在賢良的眼中，除了緊承“文景之治”的建元初年尚有善政可陳之外，建元之後武帝近五十餘年的統治竟被描繪得如此不堪，雖然賢良將“責任”歸結為“邪臣”亂政，但抨擊的矛頭無疑卻是直指“聖主”。麵對賢良文學咄咄逼人的氣勢，名為會議最高主持人，“即周、呂之列，當軸處中”，但處世周通圓滑的丞相車千秋宛如泥菩薩一般“括囊不言，容身而去”，以致形成桑弘羊為捍衛武帝遺製，孤身奮爭、舌戰群儒的局麵。

平心而論，賢良文學對“武帝時政”一些弊端的批評並不是全然無據，但是“儒者不善治世而善訾議”的弱點，在他們與桑弘羊的辯論過程中表現得十分突出。賢良文學的優長在於通曉儒家之經典、先朝先聖之典故，又都來自於民間，對於“武帝時政”在推行的過程中產生的各種弊端及給百姓造成的疾苦多有深刻了解，因此對之進行道德與價值的評判及述說民間疾苦時就顯得十分得心應手；可是由於他們之中大多數人都沒有仕宦經曆，缺乏必要的行政管理經驗，在涉及武帝製訂的一些具體的治國之策，例如當涉及國家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方麵鹽鐵官營能否應當廢除之時，盡管所議“訚訚焉，侃侃焉”，但其中之迂闊與不切合實際之處一望可知，誠如桑弘羊所言，賢良文學“信往而乖於今，道古而不合於世務”。

作為朝廷重臣的桑弘羊，多年來一直深得武帝寵信，自元狩年間以後，在他參與和主持之下，先後實行了鹽、鐵、酒官營，均輸平準，算緡告緡、統一鑄幣等重要經濟政策，當然深知這些政策製定與實施的來龍去脈及其必要性與重要性，因此在答複賢良文學的詰難時顯得成竹在胸，議論有理有據，就是在思想感情上傾向於賢良文學的桓寬，雖然將桑弘羊的答辯貶斥為“辟略小辯”，但也承認其所雲“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恧然，不能自解，可謂博通士矣。”所謂“博通”，正是桑弘羊“據當世，合時變”的必然結果，也是那些“呻吟杭簡，誦死人之語”，不通世務的賢良文學所不能比擬之處。在桑弘羊的堅持之下，鹽鐵官營等“武帝時政”，盡管備受賢良文學的抨擊，但畢竟是涉及國家財政收入的重大問題，當朝執政者當然沒有人敢輕言廢除，結果仍是沿襲不變。桑弘羊與丞相田千秋聯名上奏，廢止了對全局影響不甚重大的酒類專賣與關內鐵官，作為對賢良文學所代表民意的一個讓步。

鹽鐵會議雖然僅廢止了酒類專賣與關內鐵官，並沒如同賢良文學所企盼那樣全麵罷止“鹽、鐵、均輸、榷酤”等“武帝時政”，完全恢複“文帝時政”，但他們無疑是鹽鐵會議之上一大贏家。因為按照桑弘羊的本意，武帝欽定鹽鐵等政策是“人主為之夙夜不寧，群臣盡力畢議”的結果，自然不允許有絲毫的改動，遵照“臣忠子孝”的道德觀念，“君薨，臣不變君之政；父沒，子不改父之道也……今鹽鐵、均輸，所從來久矣，而欲罷之，得無害先帝之功，而妨聖主之德乎？”不過武帝畢竟棄世有年，時代已經發生了新舊交替的變化，少年天子和輔政的大將軍霍光為了與民更始，俯順民意，以樹立自己的權威與形象，變更武帝的某些政策自在情理之中，況且文學們所說的“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世而製”，忠臣孝子拾補君父之闕失，“不可謂變祖之所為，而改父之道也”，同樣也是一個不容折辯的堂皇的理由。隨著時變境遷，在“君旨民意”的巨大壓力之下，桑弘羊在會議之中常常在賢良文學的逼問之下或“勃然作色”，或“默然不應”，最後也不得不違心對被他視為“發於畎畝，出於窮巷”、“不明縣官事”的賢良文學作出讓步。這對於武帝當政時仕途一帆風順、受遺命為輔政大臣、位尊而又年老的桑弘羊，在政治及人格上無疑是一次沉重的折辱。亦為次年桑弘羊與霍光結怨，從而卷入同上官桀父子等人與霍光爭權的漩渦之中，最後導致滅族的慘禍埋下了伏筆。

鹽鐵會議結束後，與會的賢良文學們均被賜予公大夫的爵位，其中的一些人，如魏相等則被授予縣令之類的小官，從而進入了為君“牧民”的仕途。灑類專賣罷止的舉措，從中透露出“昭帝務本抑未，不與天下爭利”的消息，表明“與民休息”的政策得到了朝廷的進一步肯定，對昭帝，乃至宣帝時期的社會經濟的恢複與發展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因此，《資治通鑒》在評論“鹽鐵會議”的結果時也認為：“罷榷酤官，從賢良文學之議……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複文、景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