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宣時代

第四節 “衛太子案”

在挫敗劉旦、劉澤陰謀奪位的事件中，青州刺史雋不疑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正是由於雋不疑首先發覺了劉澤的圖謀，立即予以捕殺，才使劉旦精心籌劃的計劃胎死腹中。為了褒賞雋不疑忠於朝廷、處事果斷的功勞，霍光將其由秩六百石的刺史擢升為秩中二千石（一說為秩二千石）的京兆尹，賜錢一百萬。京兆尹職掌如郡太守，由於地處京畿，治所在京城長安，為“三輔”之一，故不稱郡，地位也較郡太守為高，名列九卿。三輔地區是高官貴戚、富戶豪傑以及不法之徒雲集之地，曆來號稱難治，而“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為劇”。京兆尹從來難選，亦更難勝任，“郡國二千石以高弟入守，及為真，久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大名，以罪過罷。”所謂“守”，即漢代所行的官吏試守之製，期限一年，滿歲轉正，得食全俸，即為“真”。雋不疑由刺史遷升京兆尹，不僅官秩擢升數級，而且不經“守”而直接為“真”，足見朝廷與霍光對其之信任。

雋不疑是渤海（治今河北滄縣東南）人，字曼倩。早年攻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以禮，聞名州郡。”武帝末年，各郡國民眾起事不斷，暴勝之以繡衣直指使者赴勃海督捕“盜賊”，素聞雋不疑的賢名，請其前來相見。雋不疑因是勸暴勝之曰：“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暴勝之深然其言，於是表薦雋不疑，“征詣公車，拜為青州刺史”。雋不疑所言，證明其確實具備為吏之才能，深識做官為宦之訣竅，身後又有一位性情寬厚慈善的母親的支持，史載雋不疑任京兆尹後，“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其治理京畿“嚴而不殘”，“京師吏民敬其威信”。霍光遷升雋不疑為京兆尹，可謂選官得人。這一安排不僅確保了朝廷所在的京畿地區的安寧，也為數年之後雋不疑果敢地處理“衛太子案”，提供了一個可供發揮其政治才能的舞台。

征和二年，巫蠱之禍爆發後，衛太子率賓客驅趕長安市民數萬人與丞相劉屈氂所率軍隊激戰數日，兵敗後逃出長安城，藏匿於湖縣（今陝西寶靈西北）泉鳩裏一故人處。對於太子的起兵，武帝極為震怒，深信太子已反，故痛斥欲“秘之，未敢發兵”的丞相劉屈氂“無周公之風，周公不誅管、蔡乎！”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省，自有賞罰……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出逃後，以“縱反者”的罪名腰斬對太子出逃負有直接責任的丞相司直田仁，以及初受太子節，但又閉門不出，坐觀成敗的護北軍使者任安，大肆捕殺隨太子起兵的賓客與士卒，而對與太子軍力戰有功者則履約受封。因太子逃亡在外，又置屯兵於長安城外，以防不測。就在武帝“怒甚，群下憂懼，不知所出”之時，壺關三老茂（姓佚，名茂）冒死上書，為衛太子訟冤，諫武帝“毋患太子之罪，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書奏，武帝始有感悟，但並沒有詔止追捕衛太子。八月，衛太子行跡被追捕的官吏發覺，“太子自度不能得脫，即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藏匿衛太子者）遂格鬥死，皇孫二人皆並遇害。”武帝既感傷太子之死，又不能不守約賞功，所以又頒布一道語氣頗堪尋味的詔書：“蓋行疑賞，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壽為邘侯，張富昌為題侯。”

從上述史實來看，衛太子死於湖縣鳩泉裏確鑿無疑。然而，在一個曆來強調“以孝治天下”的禮儀之邦，父子兵戎相見，並且直接導致太子之死，實在不是一件光彩之事。事後，與衛太子力戰有功之人幾乎都因各種理由被誅殺、或自殺。例如，丞相劉屈氂以咒詛、重合侯馬通（即莽通）、德侯景建以謀反罪腰斬，隨江充掘蠱太子宮的小黃門蘇文被焚殺，於鳩泉裏參與擒拿太子、後擢為北地太守者族誅，秺侯商丘成以“侍祠孝文廟太不敬”自殺，題侯張富昌被“賊人”所殺，邘侯李壽以“不道”被誅。顯然這絕不是一種巧合，也不單純是武帝因感傷太子之死而泄憒，似乎也有掩蓋巫蠱之禍事情真相的某種意圖在內。對於武帝這種諱忌的心態，群臣心領神會，當然不肯貿然談論衛太子之死。下麵一個事例就很能說明問題：衛太子死後不久，一位大臣奉命出使匈奴，狐鹿姑單於指使左右大臣詰難漢使曰：“漢，禮義之國，貳師道前太子反，何也？”漢使對太子之死避而不談，反將責任全都推在已死的丞相劉屈氂的身上，狡辯道：“丞相私與太子爭鬥，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誣之，故誅丞相。此子弄父兵，罪當笞，小過也。”並反唇相譏：“孰與冒頓單於身殺父代立，常妻後母，禽獸行也！”可見衛太子雖然已死，但在朝臣之中卻諱莫如深，民間百姓更是不明就裏、將信將疑。到了始元五年（前82），昭帝君臨天下，穩居未央宮已經多年，衛太子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記憶。或許是命運的安排，曾經攪得長安城天翻地覆的衛太子似乎不肯如此沉寂下去，居然再度現身京城，又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始元五年春季的某一天，京城長安未央宮北闕之前，突然一位頭戴黃帽的男子，乘坐插著黃錦的黃犢車出現在宮闕之前，自稱是“衛太子”前來求見。執掌吏民上書的公車司馬不敢有絲毫怠慢，急忙將“衛太子”重新現身的消息緊急報入宮中。

“衛太子”的出現，立刻在宮中引起了強烈的震撼。昭帝正是由於衛太子已死才得以登九五之尊，可是已死多年的前太子忽然複出，這是前所未有的奇事；況且巫蠱之禍爆發之時，昭帝尚在繈褓之中，對於那位異母兄長自然不可能留下什麽印象。至於如何處置這位前太子，則成為昭帝需要立即解決的棘手問題，於是立刻“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視”，以斷定真假之後再作商議。此時，“衛太子”重新出現的消息已經廣泛地傳播開來，長安吏民數萬人紛紛趕至未央宮北闕圍觀，人頭攢動，群聲鼎沸。右將軍王莽唯恐局麵失控，急忙調集禁軍勒兵闕下，以防發生不測事件。可是，當丞相田千秋、禦史大夫桑弘羊及中二千石等高官會集於北闕之時，幾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端坐於黃犢車中之人的容貌形狀簡直與衛太子毫無二致，以致在場的公卿大臣無不滿腹狐疑、噤若寒蟬，“丞相、禦史、中二千石至者並莫敢發言”，誰也不敢率先表態。就在眾人驚詫不已、束手無策之時，京兆尹雋不疑最後一個趕到北闕，立即叱令隨從的吏卒將“衛太子”收縛。有人勸解道：“是非未可知，且安之！”雋不疑毫不猶豫地回答道：“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諧，此罪人也。”於是雋不疑力排眾議，將“衛太子”縛送詔獄審訊。

在廷尉的驗治刑訊之下，這位自稱“衛太子”者，招供是夏陽（今陝西韓城西南）人，姓成名方遂，居於湖縣，以卜筮為生。因一位故衛太子的賓客曾請他卜筮，驚歎其“狀貌甚似衛太子”。於是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因此詐稱“衛太子”，詣闕求見。為了進一步取得證據，廷尉又“逮召鄉裏識知者張宗祿等”前來辨認。最終，成方遂“坐誣罔不道”，腰斬於長安東市。

在成方遂詐稱“衛太子”的一案中，一個基本的事實並沒有完全搞清楚。同為一人，《漢書·戾太子傳》記為成方遂，而《昭帝紀》中則記作張延年，在其真實姓名尚未清楚的情況下就匆匆將其腰斬，無非是表明朝廷急於平息“衛太子”一案在朝野臣民中引起種種疑惑與猜忌，而對追查是何人冒充衛太子並不重視。至於雋不疑所雲輒絕蒯聵複歸衛國之事，見《春秋公羊傳》哀公三年：蒯聵是衛靈公的世子，因為得罪靈公被逐出衛國，改立其子輒為世子。靈公死後，輒繼位為衛君。蒯聵企圖在晉國的支持下複位，被輒力拒而未果。輒拒絕其父蒯聵複位理由是“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完全符合《春秋》之大義。

從某種意義上講，成方遂冒稱亡命在外的“衛太子”諧闕“幾以得富貴”，與流亡他國而企圖重新複位的衛世子蒯聵，除身份真假有別外，當有許多相似之處；雋不疑在尚未判斷“衛太子”身份真假的時候，就認定即使是真的衛太子也是“得罪先帝”的“罪人”，立即將其下獄，與蒯以衛靈公之命堅拒其父複位的做法更是如出一轍。正因如此，昭帝與大將軍霍光對雋不疑以《春秋》果斷處理“衛太子”一案的做法甚為欣賞，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褒揚雋不疑精通經術，善以《春秋》大義決斷疑案。雋不疑“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霍光甚至想女兒將嫁與雋不疑，在雋不疑固辭方才作罷。宣帝時，以斷案精明著稱的京兆尹趙廣漢對雋不疑也極為佩服，曾公開宣稱：“我禁奸止邪，行於吏民。至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

實際上，以《春秋》之義決斷疑案，自武帝推崇儒學之後已漸成時尚。大儒董仲舒的弟子呂步舒以《春秋》專斷淮南王劉安謀反案，就得到了武帝的首肯。出身獄吏之家、原本不通儒學的廷尉張湯，為了投合武帝“方鄉文學”的心態，每決大獄，必符會古義，“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雋不疑以經術決斷“衛太子案”，正是這種時尚的反映。其實，就是沒有“《春秋》是之”，“衛太子”一案也隻能如此處理，清人何焯對此說得非常透徹：“定大事，非此不可，此權也，豈必果應經術。”退一步講，既使這位“衛太子”的身份真的被一些大臣所認可，昭帝與大將軍霍光等重臣恐怕也不會承認，更不可能“讓位”或與之分享權力與富貴。在政治利益與經義發生衝突之時，必然是拋開經義而服從現時政治的需要，何況在《春秋公羊傳》中還可以找到能夠作為“定大事”的依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