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宣時代

第三節 “群兒自相貴”

雖然燕王劉旦與宗室劉澤合謀起兵奪位的事件，以劉澤被誅殺、劉旦“叩頭服過”平息下去，但其所造成的影響並不能在短時間內完全消失，劉旦的燕國尚在、王位依舊，作為武帝現存最長皇子的事實，在朝野之間仍具有相當的號召力；大將軍霍光在處理這一事件所采取的方式，不論從何種角度看都過於軟弱，其中似有許多難言之隱。《史記·三王世家》對此解釋為“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實，這種解釋並不十分得力，更深層的原因還是在於在朝臣、宗室乃至民間對昭帝的即位、霍光等人的執政地位的合法性仍存在許多疑惑。正如《三王世家》司馬貞“索隱”所雲：

昭帝，鉤弋夫人所生，武帝崩時，年才七八歲，胥、旦早封在外，實合有疑。然武帝春秋高，惑於內寵，誅太子而立童孺，能不使胥、旦疑怨。亦由權臣輔政，貪立幼主之利，遂得鉤弋子當陽。

雖然這是唐人的見解，但從中確實可以折射出漢人的看法。這些因素的存在，迫使霍光隻能如此處理，不敢也不能采取嚴厲的措施。這一事件盡管沒有對霍光尚未完全鞏固的執政地位構成十分嚴重的威脅，但也足夠引起了霍光的高度重視。為了確立其執政的權威，霍光迅速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以鞏固其政治地位。

前文已經提及，昭帝即位後，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三人是以中朝官的身份承武帝遺命輔政，可是三人均無列侯爵位，可謂官雖高而身不貴，這對於指揮以官爵俱顯的丞相為首的外朝官自然有不便或不順之處。古時曆來重視爵位之封，因為爵位之封不僅是君主馭使臣民的一個重要手段，也是標誌受封者身份尊貴、品性賢良、功勳顯赫的一個重要象征。《管子·法法篇》所曰“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未可求之也。故先王製軒冕，以著貴賤”，《淮南子·主術篇》所雲“爵祿者，人臣之銜轡也”，《北堂書鈔》卷46引《白虎通》“爵有德而賞有功”等說法，反映的正是這種思想。漢代列侯政治、社會地位極為顯赫，與丞相、大將軍等高官均賜金印紫綬，並享有議政、朝請、食邑及後裔嗣爵諸多的種種特權。即便是為了樹立與提高輔政大臣的權威與地位，霍光等三人封侯之事也勢在必行。

西漢封侯主要有四種途徑，即功臣、王子、外戚及恩澤侯，顯然後三者與霍光等三人無涉，他們隻能走功臣侯一途。可是功臣侯之“功”，在西漢初年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主要是指軍功而言，然而遺憾的是，三人之中除上官桀可能有一段暫短的從軍經曆外，霍光、金日磾二人從小就伺奉於內廷，何曾識兵革？況且高祖劉邦早有約定，“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深諳祖製的霍光等人自然不敢造次。不過，當霍光等人再次祭到至高無上的法寶——武帝“封侯”的遺詔時，使這一難題很快地迎刃而解。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巫蠱之禍發生後，因為久查而無實證，武帝開始懷疑衛太子之死多有冤情，於是夷滅首先誣告衛太子謀反的江充宗族及其黨羽以泄憤。侍中仆射馬何羅素與江充相善，其弟馬通在衛太子起兵時由於力戰有功，被封為重合侯。江充族滅之後，馬氏兄弟唯恐禍及自身，密謀反叛。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察覺馬氏兄弟舉動異常，於是暗中防範，時刻不離武帝左右；馬氏兄弟也察覺金日磾之意，“以故久不得發”。後元元年（前88）六月，武帝巡幸甘泉宮，金日磾等人隨行伺奉。在長安的馬何羅、馬通及小弟馬安成認為時機已到，於是“矯製夜出，共殺使者，發兵”，直奔甘泉宮刺殺武帝。次日清晨，馬何羅攜利刃潛入武帝寢宮中欲行刺，不料被金日磾發覺，大呼“莽何羅反”，奮力將其擒獲，窮治之下，馬氏兄弟“皆伏辜”。

在挫敗馬氏兄弟謀反事件中，金日磾功勞顯著，因功封侯有根有據；至於霍光、上官桀二人功勞何在？史書記載卻不甚清楚，故籠統言曰：“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清人王先謙認為：“日磾擒何羅，光、桀共捕誅通也。”處事一向果斷的武帝此次不知何故，沒有立即按功行酬，而是於次年二月在五柞宮臨終之時，“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為秺侯，上官桀為安陽侯，霍光為博陸侯。”

武帝駕崩，昭帝即位後，本應立即遵從武帝遺詔，封霍光等三人為列侯，但由於金日磾見昭帝年少，不肯受封，霍光、上官桀自然也不敢越金日磾而率先受封，封侯之事也就拖延下來。金日磾輔政一年有餘，病重將死，霍光急忙奏請昭帝，於是在病榻之前匆匆封侯。次日金日磾死，諡為敬侯。金日磾既然已經封侯，霍光、上官桀封侯也就順理成章。始元二年（前85）正月，霍光、上官桀終於如願以償地被封為列侯。

霍光等三人封侯之事經曆眾多周折，實情若隱若現，不免在群臣之中又引起諸多疑惑，然而那些老於世故的官僚們誰不知道其中利害，當然不肯貿然發難。不料，衛尉王莽之子，在武帝晚年曾任侍中的王忽，由於年輕氣盛，對霍光如此行事憤憤不平，揚言道：“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群兒自相貴耳。”在朝廷之上掀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封侯風波”。霍光聞後震怒，招來王莽痛加斥責。王莽深恨其子放言無忌，招惹是非，於是親手將王忽鴆殺。王忽之死對群臣無疑是一個嚴厲的警告，再也不敢妄加評議。對於王莽殺子封口的順從態度，霍光自然表示滿意，兩年後，遷升王莽之官，於原任衛尉之前再加封右將軍之職，引入內朝參議政事，或是對其喪子的一種酬謝吧。

霍光封為博陸侯後，可謂官、爵俱顯，但是，隻要昭帝還是“富於春秋”，存在於朝臣及宗室之中的“由權臣輔政，貪立幼主之利”的疑慮就不可能完全消失，這對霍光的執政仍是一個潛在的威脅。對待朝臣，霍光既可以依仗權勢懾服，威迫衛尉王莽殺子就是一個事例；又可以用恩寵收服，這裏又有一個著名的事例可資證明：在霍光初執政時，因“殿中嚐有怪，一夜群臣相驚”，於是霍光招來執掌天子符璽的郎官，欲收符璽自掌以防不測。符璽郎不肯授予，霍光遂欲強力奪之，符璽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對於忠於職守的郎官，霍光甚為讚歎。次日，奏請昭帝，增此郎官秩二等。眾臣聞之，無不交口稱譽霍光。

可是，對與皇室枝葉一體、骨肉相連的宗室而言，情況則較為複雜；迫之難免有輔政擅權、間離骨肉之譏；寵之不免又有朝綱不振、強枝弱幹之慮。於是，一位史佚其名、但頗具見識之人，引用諸呂當政、背棄劉氏宗室而終於導致敗亡的故事勸諫霍光曰：

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富春秋，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反諸呂道，如是則可以免慮。

霍光深然其言，於是擇宗室可用者，拜楚元王劉交之孫劉辟疆及宗室劉長樂皆為光祿大夫，劉辟疆守長樂衛尉，隨即徙為宗正，數月卒。其時劉辟疆年近八十，劉長樂則不知出於何係，可能是屬於劉氏疏宗遠室之故，兩人均以博學曾被舉為茂才。以耋耄老者及疏遠宗室之人出任光祿大夫，執掌議論，此舉既可為霍光“宜納宗室”、“反諸呂之道”增光添色，顯示其博納眾議之氣度，又絲毫不會危及其輔政地位與權威，真可謂一舉兩得。

恩威並用之下，霍光不僅成功地平息王忽掀起的“封侯風波”，而且也降服了像衛尉王莽這樣的一些名列九卿的重臣；又廣納諫言，引進劉氏宗室參與議政，以消弭宗室“由權臣輔政，貪立少主之利”的疑惑。這些措施的實行，對於迅速樹立以霍光為首的輔政大臣的權威大有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