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宣時代

第二節 來自兄長的威脅

昭帝即位之後，霍光等輔政大臣們紛紛遷官，彈冠相慶，飽經巫蠱之禍恐嚇驚駭的百官們緊繃的神經也鬆弛下來，無不希望新帝的登基能帶來祥和之運，朝廷內外也洋溢著企盼著與民休息、維新更始的氣氛。或許是對未來命運的美好憧憬感動了上蒼，始元元年（前86）春二月，一種名曰“黃鵠”的大鳥降臨到建章宮太液池中。據說“黃鵠”誌向高遠，能一舉千裏；而建章宮太液池是武帝時開鑿的，取其“津潤所及廣也”之意。吉祥之鳥降臨到恩澤廣被之池，真是天遂人願，於是公卿百官紛紛上壽，稱頌少年皇帝的聖德。當然，昭帝也免不了要依照諸侯王、列侯、宗室地位之高下賞賜“金錢各有差”，以報答公卿們的美意。然而，在遠離京城、地處北疆的兄長燕王劉旦的宮中，卻是另外一番與此迥然不同的景象。

就在武帝去世、昭帝即位後不久，燕王劉旦就接到了賜諸侯王的璽書，非但不肯依製而哭，以盡臣子之道，反而產生許多疑惑：“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所謂“璽書封小”，張晏注曰：“文少則封小。”據《漢舊儀》卷上載，漢代皇帝有六璽：“以‘皇帝行璽’凡雜以‘皇帝之璽’賜諸侯王書；以‘皇帝信璽’發兵；其征大臣，以‘天子行璽’；策拜外國事，以‘天子之璽’；事天地鬼神，以‘天子信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騎也，三騎行，晝夜行千裏為程。”天子賜諸侯王的璽書獨以二璽鈴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璽書封泥的選用、封套的格式、璽印鈴封的位置及其傳遞速度均有嚴格的規定。霍光多年侍奉內廷，昭帝即位後又領尚書事，自然熟悉各種璽書製作及傳遞的製度，況且此時賜諸侯王璽書的內容如此重要，在璽書的形式上不應該有什麽差錯，以免授人以柄。燕王劉旦以“璽書封小”而推斷“京師疑有變”，恐怕是為了采取進一步行動而探聽朝廷消息的托詞。事實也果然如此。在燕王劉旦收到璽書後不久，立即派遣心腹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人奔赴京師，名義上是詢問禮儀事宜，實際上是探聽武帝去世、昭帝即位的內情，以及經曆這一番巨大變故之後朝廷的消息，以便為進一步采取行動預作準備。

燕王劉旦的疑惑也並非完全沒有事實根據的。西漢王朝自創建以來一直實行“豫立太子”之製。除惠帝劉盈無子可以不計外，漢王劉邦稱帝後，王太子劉盈改立為皇太子；文帝即位初年，立長子劉啟為皇太子；景帝前三年（前154），先立長子劉榮，後易立膠東王劉徹為皇太子；武帝於元狩元年（前122）立長子劉據為皇太子。“豫立太子”，除表明“所以重宗廟，不忘天下”外，也是為了斷絕其他皇子的非分之想，以確保皇位的順利承繼。然而，自從征和二年（前91）巫蠱之禍爆發，衛太子劉據自縊身亡後，直至後元二年（前87）武帝去世，在長達近五年的時間之內，一直沒有再冊立皇太子。此時武帝已進入垂暮之年，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就是確立嗣君的問題；而嗣君之位卻遲遲不能確定，表明武帝在尚存的諸子之中盡管奇愛“類我”的少子，但還是存在著諸多顧慮，所以長時期沒有作出最終的決斷。正由於武帝的態度一直不甚明朗，“自以次第當立”的燕王劉旦，以及依仗其母有寵、又得到丞相劉屈氂、貳師將軍李廣利這樣重臣、外戚支持的昌邑王劉髆氂，就不可避免地對皇太子之位產生覬覦之心。也正是因為在皇太子之位歸屬未定的情況下，燕王劉旦才敢上書請求入京宿衛，公然謀求皇太子之位，雖然遭到父皇的痛斥及削地的處分，但是奪取嗣君之位的希望並沒有因此而完全泯滅。可是一封賜諸侯王的璽書擊碎了劉旦多年的幻想，自然不肯從此善罷甘休，向乳臭未幹的少弟俯首稱臣，因此無論璽書是否符合製度，他都不可能承認這一現實。

此外，更讓劉旦產生疑惑的則是武帝去世前後的情況。後元二年春正月，武帝在甘泉宮接受諸侯王朝賀。朝賀是在每年歲首皇帝接受諸侯百官慶賀的儀式，屬於國家的重要大典之一。秦始皇統一六國後，規定以十月為歲首，於十月朔日（初一）接受百官朝賀，是為朝賀製度之濫觴。西漢王朝建立後因之不改，諸侯王列侯常以十月朝賀。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改曆後，朝賀則於每年正月朔日舉行。朝賀時諸侯王列侯須親身前住，不及會則需得到皇帝的特許，否則就要受到相應的處分。有鑒於此，燕王劉旦肯定參加了後元二年春正月的朝賀，對武帝的身體狀況及朝廷的動靜應有所了解。因為在春正月武帝接受諸侯王的朝賀之後，緊接著就在下一個月就巡幸五柞宮，這至少可以向群臣及諸侯王表明，武帝雖然年老多病，但身體狀態尚可支持巡幸途中的勞頓之苦。然而到五柞宮後不久，武帝就病重去世，在臨終前始立少子劉弗陵為皇太子，而侍從武帝巡幸五柞宮的大臣主要是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等四人，又恰好都被指定為輔政大臣。宮廷之內風雲變幻如此迅烈，遠在藩國的劉旦自然不可能完全得知內情，不能不產生“京師疑有變”的疑問。

劉旦的心腹壽西長、孫縱之、王孺到達京師後，立刻圍繞著“帝崩所病，立者誰子，年幾歲”這幾個疑問四處探聽，可能是出於霍光等人事先防範的原因，與燕王劉旦關係較為親密、此時又擔負撫養昭帝重任的長姊鄂邑蓋長公主（即蓋主）沒有與燕王派遣的心腹相見，而王孺與執金吾郭廣意交談後，卻帶回了驚人的消息：郭廣意聲稱曾“待詔五莋（柞）宮，宮中讙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為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執金吾秩中二千石，職掌京師治安，皇帝出巡之時，緹騎輿服導行，權重責大；待詔本指應皇帝征召而隨時待命，以備谘詢顧問事宜，由於“待詔”的處所不同，故又有待詔公車、待詔金馬門等多種名目。郭廣意身為執金吾，職權所在，自應護衛武帝巡幸五柞宮，而臨時又加以“待詔五柞宮”之名，顯然在武帝的最後時刻一直都沒有離開五柞宮。然而不知由於何種原因，郭廣意雖侍從於武帝身旁，但是對武帝駕崩、遺詔立皇太子及指定輔政大臣這樣重大事件卻不知詳情，隻是在“宮中讙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為帝”之後方才知曉。這一消息似乎進一步證實了劉旦的疑慮：“上棄群臣，無言語，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怪也。”郭廣意也因向劉旦使者透露朝廷消息而斷送了仕途前程，旋即被免除執金吾一職。

為了進一步試探朝廷的動向，劉旦遣中大夫至京師上書，奏言：“竊見孝武皇帝躬聖道，孝宗廟，慈愛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威武洋溢，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封泰山、禪梁父，巡狩天下，遠方珍物陳於太廟，德甚休盛，請立廟郡國。”漢代宗廟之立自有製度。《漢書·韋玄成傳》載：“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孝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行所嚐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前72），複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即宣帝父史皇孫）各自居陵旁立廟，並為百七十六。”可見漢代立宗廟之製，除漢初曾令各諸侯王於國都普立太上皇廟外，自高祖以降諸帝都沒有實行各郡國普立之製，隻是在諸帝生前所巡幸過的郡國立廟，即所謂郡國廟。而高祖十年（前197）“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於國都”，自有其特殊意義。是時尚有若幹異姓諸侯王國存在，令於諸侯王國都立太上皇廟當有宗漢的政治意義在內，其後再未實行於諸侯王國普立宗廟之製，恐怕這是一個主要因素。

燕王劉旦上書請求在各郡國為武帝立廟，其主旨當然是為了燕國。但是無論是在各郡國，抑或是燕國，劉旦的請求既不符合漢代立宗廟之製，而且按照“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仆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的“《春秋》之義”，為先帝立廟隻能由當今皇上決定，作為諸侯王是絕無權力為先帝立廟的。可是，封王已有三十餘年，富有從政經驗，而且“為人辯略，博學經書雜說”的劉旦，並不是不通禮製、不懂漢立宗廟之製的昏聵之王，其上書固然隱含著向朝廷施加壓力，否認昭帝即位合法性的因素在內，而請求為武帝立郡國廟的理由又是詞嚴義正、冠冕堂皇。因此，當劉旦這一棘手的上書奏報朝廷之後，秉政的大將軍霍光不願意因此事而引起事端，更不好在昭帝剛剛登基的喜慶之日，就以昭帝的名義對皇帝的“至親”加以申斥，所以隻能“褒賜燕王錢三千萬，益封萬三千戶”，從而婉轉地否認了劉旦立廟的請求。

霍光試圖以褒賜金錢與封戶的方法來安撫燕王，並沒有取得什麽實際效果，反而暴露出朝廷頗為軟弱的態度，區區數千萬錢和萬餘封戶，與萬裏錦繡江山相比更是微不足道，反倒是激發了劉旦的怒氣：“吾當為帝，何賜也！”於是與宗室中山哀王劉昌之子劉長、齊孝王劉將閭之孫劉澤等人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表明劉旦已經決心起兵奪位。然自文帝時就有“強幹（指中央政權）弱支（指諸侯王國）”之議，景帝時吳楚七國之亂被平定後，裁抑諸侯王國更成為朝廷的既定政策。景帝中五年（前145），明令諸侯王不得治民，朝廷為王國置國相等主要官員。武帝時又行“推恩令”，製定“左官之律”與“附益之法”，析分諸侯王國，貶抑諸侯王國官吏，嚴禁朝臣交通諸侯王。通過這樣一係列措施，“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這一政策實施已久，更為諸侯王國官吏所周知，如果不能得到群臣的支持，起兵之事就無從落實，於是劉長奉令宣布劉旦的飭命，以試探燕國群臣的態度：

寡人賴先帝休德，獲奉北藩，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武備，任重職大，夙夜兢兢，子大夫將何以規佐寡人？且燕國雖小，成周之建國也，上自召公，下及昭、襄，於今千載，豈可謂無賢哉？寡人束帶聽朝三十餘年，曾無聞焉。其者寡人之不及與？意亦子大夫之思有所不至乎？其咎安在？方今寡人欲撟邪防非，撫循百姓，移風易俗，厥路何由？子大夫其各悉心以對，寡人將察焉。

這番語氣頓挫、內藏鋒機的王命，首先是要向燕國群臣表明：早在武帝在世之時，燕王就已經“親受明詔”，可以“職吏事，領庫兵，飭武備”，不在諸侯王不得治民、與職事的限製之例。至於武帝是否有這樣的“明詔”，揆之漢廷對諸侯王國既定的裁抑製度，所謂“受明詔”之事確如班固所雲“詐言”無疑。然而，從執金吾郭廣意口中所得到的消息已經使劉旦相信，武帝並無“遺詔”立嗣、指定輔政大臣之事；那麽，劉旦宣稱“親受明詔”，則大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之意。況且所謂“職吏事，領庫兵，飭武備”之事，並非完全是空穴來風，早在劉旦受封之時，因燕國北近匈奴，故武帝在封燕王的誥命多言及征伐匈奴之事，告誡燕王“毋乃廢備”，時刻準備抗禦邊患，這與同日受封的齊王、廣陵王的誥命中多為“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祗祗兢兢，乃惠乃順”，偏重於修身養性的諄諄教誨確有不同之處，這可能就是劉旦所雲“明詔”之藍本。其次，劉旦刻意討好誘使燕地之土，故特意上述周初召公奭建立燕國之功，下及戰國時燕昭、燕襄兩王興國安邦之勳，旨在表明燕國立國千餘年，累世賢士輩出，如今並非沒有賢士，隻是自己不曾“及與”，或是賢士未遇機遇，而今日正是賢士顯示才能的大好時機。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劉旦明確表示要“撟邪防非”，無疑視昭帝即位是為“邪”為“非”，自己將要“撟”要“防”，奪位之意暴露無遺；至於“厥路何由”，群臣要“各悉心以對”，“寡人將察焉”，則完全是以脅迫的口吻命令群臣當庭表明態度。

當燕王之命下達之後，“群臣皆免冠謝”。由於事關重大，身為燕國群臣之首的國相、職掌武職的中尉都不敢貿然應對，經曆了暫短的沉默之後，郎中成軫率先對劉旦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成軫的應對雖多諂媚之語，但至少可以表明部分燕國大臣對劉旦起兵奪位的支持。為了證明起兵奪位的合理性，亦是為了進一步說服群臣，劉旦說：“前高後時，偽立子弘為皇帝，諸侯交手事之八年。呂太後崩，大臣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乃知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

劉旦試圖以武力奪取皇位的計劃確定之後，立即緊鑼密鼓地付諸實施。劉旦先是與劉澤設謀，廣造輿論，聲稱“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誅之”。使人傳行各郡國，企圖動搖百姓，攪亂人心。繼之，劉旦派遣劉澤火速返歸北方重鎮、齊郡與青州刺史治所所在地臨淄（今山東淄博東北），刺殺青州刺史雋不疑，約定時日，發齊郡兵與其共同起兵。劉旦則在燕國大肆招徠“奸人”，賦斂銅鐵製作甲兵，數次檢閱燕國車騎、材官卒，征發百姓會獵國中以講習兵馬陣勢。劉旦又廣為收買人心，僭效天子之製，對於追隨自己起兵的郎中侍從者皆令以貂尾為冠羽、金蟬飾冠，號為侍中；而對敢於諫阻起兵之人，則無情地予以誅殺，先後有郎中韓義等十五人喪命於刀下。劉旦恩威並用，懾服了燕國群臣與國人，起兵之準備似乎一切都在有條不紊地進行，隻需約定的時日到來，即可舉兵西向京城。然而，一個突發性的事變打亂了劉旦的部署。

劉澤奉劉旦之命回到臨淄，準備刺殺青州刺史，征發齊郡兵，與燕國一同起兵奪位。這一圖謀除了考慮到齊郡與燕國地理位置相近，可以共同舉兵西向京城之外，另一重要的原因大概是劉旦企圖重演想呂太後死後，齊王劉襄率先舉兵西伐，在京城諸大臣與宗室趁勢盡誅諸呂，迎立文帝的故事。然而，劉澤尚未開始行動，消息就被中山靖王之子瓶侯劉成知曉，於是向青州刺史雋不疑舉報。雋不疑收捕劉澤下獄，並將情況上奏朝廷。大將軍霍光得報後，立即以昭帝的名義派遣大鴻臚丞趕赴臨淄，會同雋不疑一起審訊劉澤。會審之下，劉澤將與燕王劉旦的合謀全盤供出，隨即以謀反罪被誅殺，瓶侯劉成則因告發有功，受到益封食邑的嘉獎，不過，此案之中最難處理的卻是這一事件的主角、昭帝的至親——兄長劉旦。

劉澤被捕處死事在始元元年八月，此時昭帝剛剛即位一年有餘，大將軍霍光執政的地位尚沒有完全鞏固，如果深究燕王劉旦之罪，難免要授人以柄，反而倒印證了劉旦等人傳布的“少帝非武帝子”的流言，不免引起朝廷內外、宗室之間極深的嫌忌，這與新帝登極之初迫切需要穩定政局的初衷相左；但是，劉旦欲起兵奪位，依律當誅，公卿大臣也都請求嚴厲處置燕王，朝廷不予處置也難以服眾。在這種形勢下，霍光權衡利弊，以“燕王至親”為由，用昭帝的名義下詔“弗治”。同時，霍光派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及侍禦史兩人同至燕國“風諭”劉旦。宗正職掌宗室事務，於是先見劉旦，“為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意在消除劉旦“我安有弟在者”的疑惑；侍禦史職掌察舉事宜，次見劉旦，“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這種嚴厲的指責，旨在“驚動以文法”；通曉經術的太中大夫公戶滿意最後見劉旦，博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樂雅，曰“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為天下笑。”經過這種精心的安排以及強大的心理攻勢，終於懾服了燕王劉旦，“恐懼謝罪，叩頭服過。”

霍光以這種較為穩妥的方式，迅速平息了一場由昭帝兄長燕王劉旦挑起的事端，消弭了可能隨時爆發的政治危機，在執政大臣們的翼護下，少年天子平安地度過了即位的最初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