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宣時代

第一節 輔翼少年天子的重臣們

武帝撒手西歸，不僅留下一位不諳政事、尚需大臣輔弼的少年天子，也留下一個政治上充滿危機、經濟上千瘡百孔、社會上動蕩不安的龐大帝國，如何改弦易轍，思富養民，重塑輝煌，輔政大臣霍光自然成為時人關注的對象。昭帝在位十四年間，與其說這是一個屬於昭帝時代，還不如說是屬於霍光與昭帝共有的時代。史稱“霍光以結發內侍，起於階闥之間，確然秉誌，誼形於主。受繈褓之托，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因權製敵，以成其忠。”霍光與昭帝，為曆史留下了一段君臣相知甚深的佳話。

後元二年二月戊辰，即武帝去世後的次日，遵照武帝的生前囑托，年僅八歲的皇太子劉弗陵在長安未央宮即皇帝之位，遵照曾祖父文帝即位時的成例，在拜謁高廟、祭祀告慰先祖之後，正式成為西漢王朝第六位最高統治者，即漢昭帝。母親趙婕妤死後，被就地埋葬於甘泉宮所在雲陽縣，兒子即位稱帝，母親理所當然地被追尊為皇太後，發士卒兩萬人修築雲陵。六月，大赦天下，以示與民維新更始之意。次年正月，改元始元（前86）。自此，西漢王朝進入了昭帝君臨天下的統治時代。

昭帝衝齡即位，乳臭未幹，不僅不具備處理政事的能力與經驗，就是自己的生活起居尚需有人照顧，可是因為母親趙婕妤已死，隻好請昭帝的長姊鄂邑蓋長公主居住在宮中，負責供養昭帝。朝政大權自然落入了以霍光為首，金日磾、上官桀為副的輔政大臣的手中。特別是霍光，身受武帝臨終重托，以大司馬大將軍的身份兼領尚書事，輔弼幼主，政由己出，開西漢王朝大司馬秉政之先河，更是成為朝廷內外炙手可熱、眾人矚目的對象。

霍光（？-前68），字子孟，河東平陽（今山西臨汾）人，是武帝最心愛的將領霍去病同父異母的弟弟。父親霍中孺，早年以縣吏服役於平陽公主家，與公主家侍者衛少兒私通生霍去病，吏事完畢後歸家，另娶婦生霍光，從此與霍去病斷絕音信。後衛少兒之妹子夫得到武帝寵愛，立為皇後，霍去病因是皇後姊子，一躍而成朝廷新貴。元狩年間，霍去病以驃騎將軍出擊匈奴，路過河東平陽時與相別多年的父親重逢，以重金為父親購買田宅奴婢而去；還軍後霍去病再過平陽，將年僅十餘歲的霍光帶至長安，從此霍光步入仕途。霍光初任為郎，稍遷為諸曹侍中，在霍去病死後，升任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奉車都尉是武帝時始置之官，秩比二千石，執掌皇帝車輿，多由皇帝的親信出任此職。霍光長期擔任奉車都尉一職，與武帝相處甚近，加之霍光本人小心翼翼，處事謹慎，成為武帝晚年最為親近信任的臣子之一。武帝臨終前“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因而成為武帝托孤大臣的首要人選。

在武帝臨終前指命輔政大臣時，霍光與金日磾惺惺相惜，曾以“臣不如金日磾”和“臣外國人，不如光”，相互推辭一番，結果金日磾被任為車騎將軍，作為霍光的副貳而共同輔政，可證金日磾在武帝與霍光的心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金日磾（前134-前86），字翁叔，原本是匈奴人，其父為匈奴休屠王。武帝元狩年間，驃騎將軍霍去病發動河西戰役，駐守於河西地區的休屠王與昆邪王屢戰屢敗，因恐被伊稚邪單於誅殺，於是相謀降漢。事至臨頭時休屠王突然反悔，被昆邪王所殺，兼並其族眾而降漢。金日磾因其父不肯降漢之故，與母親及弟金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歲。歲月悠悠，金日磾由一少年成長為“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的青年，其獨特的家世經曆，謙恭勤懇的養馬服役，引起武帝的好奇與重視，被拜為馬監，遷升為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侍從內廷，“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金日磾由一名在宮中服賤役的“胡兒”，成為一位漢廷的輔政大臣，其“篤慎”的性格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與霍光、金日磾相比，另一位輔政大臣上官桀之得寵似乎更為乖巧。上官桀（？-前80），隴西上邽（今甘肅天水）人。少時任羽林期門郎，以才力得到武帝的賞識，遷為未央廄令。一次，武帝久病痊愈後，見未央廄中禦馬多瘦，於是大怒，欲將上官桀下獄治罪。上官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語未盡，“泣數行下”。武帝大為感動，上宮桀也因禍得福，任侍中，遷升為太仆。武帝臨終前，上官桀被任命為左將軍，受遺詔與霍光、金日磾等共同輔政。不過，上官桀以官居九卿、秩中二千石的身份，為輔政大臣後反居於原官秩均低於他的霍光之後，心中自然難以服氣，也為其後與聯合禦史大夫桑弘羊等與霍光爭權埋下了伏筆。

紬繹霍光等三位主要輔政大臣的仕宦經曆就不難發現，都是侍從武帝多年，深得武帝信任，性格謹慎，竭示忠款的親近之人。在輔政之前，三人所任官職在高官貴戚雲集的朝廷中並不突出，除上官桀曾任九卿之一的太仆外，霍光所任奉車都尉與金日磾所任駙馬都尉，官秩皆為比二千石，不僅低於太仆之中二千石，也低於郡太守、諸侯王國相之二千石，三人又均無列侯爵位，自然更不能與爵為列侯、秩萬石的丞相、秩中二千石的禦史大夫及列卿相比。然而當時官職偏低、又無列侯爵位的霍光等人最終能夠逾越丞相、禦史大夫及列卿等朝廷重臣而成為首要的輔政大臣，主要是依靠武帝的充分信任及統治五十多年的權威與臨終重托，正如《資治通鑒》卷二十二所雲：“三人皆上所愛信者，故特舉之，授以後事”。當然，除了“所愛信者”這一原因外，武帝“特舉之”，其中還有兩個因素應當予以注意。

首先，武帝一朝，史有“漢之得人，於茲為盛”之譽。班固“讚曰”：

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落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數。

這種人才輩出情形，既符合武帝一貫主張的“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禦之也”，不拘一格的用人之道；同時也與其時創立製度、開疆拓土等大規模內興外作，迫切需要“跅弛”不羈之士效力密切相關。然而到了武帝晚年，隨著統治政策的急劇轉變，特別是出於輔弼少主，穩定動蕩不安的社會的需要，性格謹慎、善於守成循製之士，必然成為武帝托孤首要考慮的人選。正是在這種曆史大背景之下，霍光、金日磾幸運地成為“受遺”的代表人物。

其次，武帝臨終前指命霍光等三人分任大司馬大將軍、車騎將軍、左將軍之職，這一任命也是頗具深意的。三人所任之官均屬於中朝官。中朝官之“中”，指的是宮中、宮內，所以又稱內朝官，是與由丞相、禦史大夫、列卿及六百石以上官吏所組成的外朝官相對而言的。這種以“中”製“外”的中外朝政治格局的形成，是武帝一朝沿用親信近臣參議顧問朝政製度的延伸與擴展。武帝之前，朝臣並無中外之分，丞相為百官之首，協助皇帝處理全國政務。到了武帝時期，為了裁抑相權，始以親信之人為近臣，加侍中、常侍、給事中等職，在宮中值宿、理事，侍從左右，充當皇帝處理朝政和參謀與顧問，以致逐漸形成了皇帝與中朝官決策於宮中，外朝官奉命行事的中外朝的政治格局。

不同的是，對於大智大雄的武帝而言，無論是親信近臣，還是外朝之官，都可以根據不同的情況，隨心所欲地予以支配使用。這些親信近臣的身份也不是固定不變的，並且官秩並不太高，如為武帝建元三年（前138）獻策出兵援助東甌，元狩六年（前117）建議行“推恩令”析分諸侯國的近臣嚴助與主父偃，其時皆為官秩比二千石之中大夫，不久被分別任命為會稽太守與齊國相，由“近臣”變成“外臣”，這清楚地表明此時的近臣隻是以顧問參謀的身份參議朝政，除此而外並沒有過多的權力，自然不能與秉受先帝遺命、輔弼少主，以大司馬大將軍、車騎將軍、左將軍這樣顯赫身份輔政的霍光等人同日而語。這種中外朝體製對於樹立以霍光為首的輔政大臣的權威，輔弼年僅八歲的少年天子昭帝更顯得尤為重要，標誌著西漢中外朝製度的最後確立，也從製度上確保了霍光等人輔政的合法性。

霍光的輔政能否順利實施，以丞相田千秋、禦史大夫桑弘羊為首的外朝官的態度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因為霍光雖為輔政大臣之首，可以用昭帝的名義詔令天下，但是詔令的實施，以及全國大量的事務性工作必須由以丞相為首的外朝官來處理，這是霍光這些中朝官無法越俎代庖的。正因如此，武帝在五柞宮托孤之時，丞相田千秋盡管沒有在武帝病榻之前親承遺命，但也名列輔政大臣之中，與霍光等人共同輔弼少主。不過，從武帝的臨終安排來看，田千秋顯然流離於輔政大臣核心集團之外，其受信任之程度甚至還不如親承武帝遺命，由搜索粟都尉擢升為禦史大夫的桑弘羊，這對於身為百官之首，職在“掌丞天子，協理萬機”的丞相田千秋而言，不能不是一件頗為尷尬之事。然而，田千秋卻較為妥善地處理了這一局麵。《漢書·田千秋傳》載：“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負天下。’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乃至在昭帝一朝，形成“政事壹決於光”的態勢。霍光也“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數褒賞丞相”。

田千秋以“終不肯有所言”的方式換取了霍光的信任與尊重，固然顯示出其為人處世圓通的一麵，但亦也與其仕宦甚淺的經曆有著密切的關係。田千秋本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侍衛高祖廟的普通郎官，隻因巫蠱之禍時上書為衛太子起兵一事陳情辯冤，得到武帝的召見，立拜為大鴻臚，旋即取代劉屈氂出任丞相，封為富民侯。一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悟上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嚐有也”之人，其在群臣心目中之地位則不難想見，連匈奴單於也譏諷曰：“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這種狀況決定了田千秋在處理政務、協調與朝臣的關係時不能不采取審慎的態度。

可是從另一角度考察，田千秋確實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才幹，善於審時度勢。在他剛剛出任丞相之時，武帝還在嚴厲追查所謂巫蠱之事，群臣惶恐不安，噤若寒蟬，而田千秋卻能以巧妙的方式勸諫武帝頤養天年，寬和施政，史稱：“初，千秋始視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甚多，群下恐懼，思欲寬廣上意，尉安眾庶。乃與禦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誌和神，為天下自虞樂。”雖然武帝當時沒有完全聽從田千秋的建議，但內心之中還是深有感觸，對其後武帝頒布“輪台詔”，宣布對統治政策進行重大調整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班固為此而評論曰：“千秋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逾於前後數公”，實為有據之言。在武帝統治後期，丞相走馬燈式輪流替換，誅罰無常的險惡政治局勢下，田千秋能夠穩居相位，並被委以輔弼少主的重任，自然與其慎重的性格與圓通的處世方式有關。

在武帝親自欽定的五位輔政大臣之中，另一位值得重視的當是禦史大夫桑弘羊。與上述四位輔政大臣或以親近得寵、或以上書言事而發跡的經曆不同，桑弘羊在五人之中無疑是從政時間最長，行政能力最為突出，經驗最為豐富的一位大臣。桑弘羊出身於洛陽的一個商人家庭，據說幼能心計，十三歲為侍中，成為武帝的親信之臣，與當時著名的大商人東郭鹹陽、孔僅三人“以言利事析秋毫”而著稱，後出任大農丞、搜粟都尉、大農令等職。武帝一朝重大的經濟改製活動，諸如鹽、鐵、酒官營，均輸平均，統一貨幣，吏民入粟補官贖罪等，桑弘羊皆參與其事，並在其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這些經濟政策的實施，聚斂了巨額的財政收入，對武帝因長期“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所造成的巨額財富消耗多有彌補，故有“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之說。桑弘羊也因斂財有功，賜爵為左庶長。武帝臨終前將桑弘羊擢升為禦史大夫，顯然是十分看重其卓越的理財能力，自然是希望他在輔弼少主之時能充分發揮這一特長，為改善當時形勢十分嚴峻的國家財政收入狀況而盡心盡責。

為了確保年幼的昭帝能夠順利地即位，並且實現武帝晚年親自製定的由“多欲”政治到“與民休息”政策的轉變，遴選性格謹慎穩重、善於守成的輔政大臣自然成為問題的關鍵所在。武帝晚年指定以霍光為首的大臣輔弼少主，基本上達到了這一預期目的。在昭帝統治初期，輔政重臣們麵對的不僅是一個不諳政事的少年天子，而且又是一個經過慘烈的巫蠱之禍及幾乎遍布全國的農民起事後仍在動蕩不安的社會，出於實現武帝之後政權的平穩過渡，迅速穩定朝野政治局勢的需要，這些輔政重臣們必須要和衷共濟，同心輔弼少主，其內部的矛盾則被暫時掩蓋起來，因此朝廷之中呈現出一片較為祥和的氣氛。在這些輔政重臣的翼護之下，一個八歲少年在長安未央宮開始了君臨天下的皇帝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