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宣時代

第一節 “奇女子”與“鉤弋子”

在甘肅玉門花海漢代烽遂出土的簡牘中，有一件七麵棱形觚，前半部分是一篇詔書的抄件，計一百三十三字：

製詔：皇大子，朕體不安，今將絕矣！與地合同，眾（終）將不複起。謹視皇天之笥（嗣），加曾（增）朕在，善禺（遇）百姓，賦斂以理；存賢近聖，必聚糈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胡孩（亥）自汜（圮），滅名絕紀。審察朕言，眾（終）身毋失。蒼蒼之天不可得久視，堂堂之地不可得久覆，道此絕矣！告後世及其孫子，忽忽錫錫，恐見故裏，毋負天地，更亡更在，去如舍廬，下敦閭裏。人固當死，慎毋敢佞。

據整理者分析，這篇詔書就是武帝後元二年（前87）臨終遺詔的抄寫本，雖然抄錄得不甚完全，但大體上能反映出武帝臨終前的真實心態。

這篇遺詔，語氣沉重而感傷，“蒼蒼之天不可得久視，堂堂之地不可得久覆，道此絕矣！”統馭宇內長達五十四年的一代英雄之主，以如此傷感的口氣道出生命末途的真實感言，不免令人深感悲切。然而，政治家本色在關鍵時刻還是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武帝在遺詔中諄諄告誡皇太子要善待百姓，賦斂有度，親近賢聖，集聚良才，奉行名教，遵從祖製，忠實履行天子的職責。秦二世自取滅亡，斷送祖先基業，應當時刻汲取這一教訓。

這篇遺詔是武帝留下的最後政治遺產，寄希望於昭帝及輔弼大臣霍光等能夠遵行遺詔，謹慎行事，開創一個屬於自己的時代。武帝這一希望並沒有落空，一個英雄時代的結束，代之而起的則是一個漢室中興的新時代。

在戰國時趙國故地的東北部，即今河北省的東北部，西漢初年，漢高祖劉邦曾設置一個河間郡。文帝十五年（前165），河間國複改為郡。景帝即位後，封皇子劉德為河間王。在眾多的諸侯國中，河間國隻是一個不甚引人注意的小國，然而卻因為河間王劉德“好學修古，實事求是”而一時間美名遠播。劉德孜孜於收藏善書古籍，不惜以金帛重賞獻書之人，以至“四方道術之人不遠萬裏，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劉德諡號）”，一個小小的河間國所藏的先秦古文舊書，竟然能與中央朝廷相媲美。

不過，趙地終究不像齊、魯地一樣有著悠久濃鬱的學術傳統，在河間王劉德死後，繼位的諸王多沉湎於酒色而碌碌無為，所精心培育的學術氛圍也隨之煙消雲散。然而在曆史上，趙地卻是以盛出美女豔婦而聞名遐邇，所謂“趙女”與“鄭姬”一樣，則成為天下美女一個優雅的代稱，是各國諸侯垂涎追逐的尤物。入秦為客的李斯，在麵臨著被驅逐的危險時上書秦王嬴政，即著名的《諫逐客書》說：“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將“隨俗雅化佳冶窈窕”的“趙女”與“宛珠之簪、傅璣之珥”等同樣令人心動的寶物相提並論，打動了喜好犬馬聲色的秦王嬴政之心，不僅使自己免於被驅逐的厄運，反而從此平步青雲，進入秦國統治集團上層，得以盡情地實展自己的政治才華。

李斯所說當然不是無的放矢。據說秦始皇的生母，原本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班固記述趙地風俗時說，“趙、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亂餘民。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起則椎剽掘塚，作奸巧，多弄物，為倡優。女子彈弦跕躧，遊媚富貴，遍諸侯後宮”。入漢之後，美豔的趙女同樣充斥著諸帝的後宮。文帝竇皇後、寵姬慎夫人、尹姬，武帝的寵姬王夫人、李夫人等均是出自於趙地的美女。

武帝十六歲即位，上天似乎對這位少年天子格外垂青，不僅給予他一個健壯的體魄，也賜予他一副多欲的情感，這與性格節儉謹慎的祖父文帝，行為中規守矩的父親景帝大相異趣。早在武帝年幼之時，就曾留下了一段“金屋藏嬌”的佳話，即位之後，對美女的追逐則更為熾烈。而在武帝美女如雲、翡顫翠搖的後宮之中，出於趙地的王夫人和李夫人堪稱寵中之最。王夫人之子劉閎於元狩六年（前117）封為齊王。在劉閎尚未封王之時，王夫人病重將死，武帝親臨探視。王夫人希望將愛子封在大都雒陽（今河南洛陽），但自從有漢以來，關中地區不分封諸侯王已成製度，武帝無法破壞祖製，遂以“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為由婉絕，並表示“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將劉閎封為齊王，滿足了寵姬王夫人最後的心願。王夫人卒後，武帝思念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自稱能降其神，於是“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使武帝居於他帳，遙望王夫人之貌。這種可望而不可即的幻境，更是勾起了武帝滿腹相思悲戚之情。少翁也因為降王夫人之神有功，竟然由一個以鼓舌為生的方士，轉瞬之間竟被封為文成將軍。

王夫人、李夫人如此得寵，表明武帝對美豔的趙女情有獨鍾。在王夫人、李夫人去世之後，武帝雖然已經步入老年，鬢生華發，但對“北方佳人”的喜愛之心，並沒有隨著身體的衰老而稍有減退，反而似乎更加鬱烈，於是，一個據說頗具奇異特征的美麗的河間少女又進入了武帝的視野之內。

武帝天性喜動厭靜，對禁衛森嚴、禮儀周備的宮廷生活頗為厭倦，即位不久就與親信近臣微行出遊，走馬南山，馳騁射獵，其樂融融。一生之中曾經多次巡行天下，周視郡國，遍覽山川之秀美，探悉民間之風情，更是武帝樂此不倦之事。而“尤敬鬼神之祀”的武帝最為喜歡的則是東巡，那山勢巍峨秀麗、一直被帝王視為封禪寶地的東嶽泰山，與那據說為群仙所居，充滿了芳草奇藥的神秘的海上世界，是最為吸引武帝注意的一個地方。自從元封元年（前110）武帝在壯健之時首次登泰山封禪，直到征和四年（前89）以衰老之軀最後一次東巡的近三十餘年間，曾經八次禦駕親臨泰山封修，數次至海濱候仙，可見神奇的東方之地，對於熱衷於求仙尋藥的武帝充滿巨大的吸引與誘惑。

在武帝每次巡行之時，除了侍從的文武百官及禁衛部隊之外，一批據說具有奇異之方、可與神靈交通的方士，或是通曉占卜之術、能夠預言凶吉的所謂望氣者，則是不可或缺的人物。這些善於揣摩人主之意，又巧舌如簧的方士及望氣者，或是進獻祠灶致福、辟穀卻老之方，或是大言不慚地自稱“常往來海中”，數與神仙“安期、羨門之屬”相見，盡管其中許多人屢屢因騙局事敗而身首異地，但是許多方士及望氣者還是紛至遝來，“莫不扼腕，自言有禁方，能神仙”，以謀求高官與財富。或許就在太始三年（前94）之前，武帝又一次東巡路過河間國的時候，這些方士與望氣者或是揣摩到了武帝對美豔的趙女的偏愛之心，或許是出於事先的某種精心安排以討取武帝的歡心，一位善於觀測星雲變化而能預知凶吉的所謂“望氣者”，斷言在河間國的東北處有一位“養在深閨無人識”，前途貴不可言的“奇女子”。果然，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了武帝的極大興趣，急忙派出使者召“奇女子”前來晉見。

這位姓趙的河間“奇女子”，據說從小就喜歡“清靜”，或雲“少好學沉靜”，曾經臥病六年，雖然日常飲食甚少，然而身態姿色卻是“甚佳”，不過那雙雋秀的小手（一說為右手）卻從此緊緊拳握起來，再也沒有舒展開來，似乎表明這位“奇女子”果然是與芸芸眾生大不相同。當這位亭亭玉立的趙地少女奉命隨使者來到武帝麵前的時候，武帝伸出手出去撫摸這雙緊緊拳握的小手，誰知奇跡頃刻之間出現，多年來那雙始終緊握的小手立刻舒展開來，原來在這位“奇女子”的右手中緊握著一個玉鉤。因為奇女子兩手皆拳的緣故，故而得到一個“拳夫人”的美稱。

這些見諸史籍、頗具傳奇與美豔色彩的記載究竟有多少真實性與可靠性，今日已經無法得知。不過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這幕武帝東巡巧逢“奇女子”的喜劇，或許是由一些扈從武帝巡行的大臣與“望氣者”共同謀劃，由趙氏女精心配合而共同完成的。以這種巧妙的方式為武帝舉薦美女，自然是一種聰明之舉，不僅能博得武帝“龍顏一粲”，或許也包含著“即貴，願無相忘”的冀望在內。其實，“拳夫人”除了這些出自於“望氣者”口中的經曆之外，其身世並沒有任何奇異之處，反而倒有些“煢煢孑立，形影相吊”，孤苦伶仃的苦澀意味：“先是，其父坐法宮刑，為中黃門，死長安，葬雍門。”除了這位身受被時人視為“詬莫大於宮刑”的父親外，母親及同胞兄弟姊妹均不見史籍記載。昭帝即位之後，隻能追尊外祖父為順成侯，外戚趙氏再無在位者。

在西漢都城長安城中，有一片“千門萬戶，不可記其名”巍峨壯麗的宮殿建築群，這就是武帝晚年時寵姬拳夫人所居住的“鉤弋宮”。由於拳夫人居住在鉤弋宮，故又號曰鉤弋夫人，亦作鉤翼夫人。關於鉤弋宮的得名，據說也與這位“奇女子”的經曆有密切關係。《藝文類聚》卷62《居處部二》引《列仙傳》曰：“鉤翼夫人，齊人也，右手拳。望色者雲‘東方有貴人氣’。及到，姿色甚偉。帝披其手，得一鉤，手尋下不拳，故名其宮曰鉤翼宮。”《太平禦覽》卷173《居處部一》引文與此同。若據是說，鉤翼宮之得名應與趙氏女初見武帝時手據玉鉤有關，故命其所居之宮為名鉤翼宮。不過，這種說法似乎是為了強調鉤弋夫人之得寵而多有附會。據《漢書·外戚傳上》載：“拳夫人進為婕妤，居鉤弋宮。”表明趙氏女初號為“拳夫人”，進為婕妤後才居住在鉤弋宮，始號為“鉤弋夫人”。《三輔黃圖》卷三述未央宮諸殿時亦雲其中有“鉤弋殿”。似應先有鉤弋宮，後有鉤弋夫人之號。

按漢製，夫人是皇帝眾多侍妾的通稱，婕妤則是武帝時始置的稱號，其地位僅次於皇後，“常從婕妤遷為皇後”。《漢書·外戚傳上》曰：“婕妤視上卿，比列侯。”顏師古注：“婕，言接於上也；妤，美稱也。”婕妤始置的具體時間不詳，但出現於武帝中晚年似屬無疑。武帝的寵姬王夫人、李夫人至死都用“夫人”的名號，顯然此時婕妤尚未設置。見諸《史記·外戚世家》及《漢書·外戚傳上》，始用婕妤之號的是在王夫人、李夫人死後，武帝的另一位寵姬尹婕妤，此外就是趙婕妤。拳夫人進宮後即被賜予婕妤的稱號，顯然是得寵於武帝的一個重要標誌。

然而，在佳麗雲集後宮之中，以色事人者光憑著年輕美貌，就幻想長期得到皇帝的寵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能為皇帝奉獻上一個天生貴胄的“龍子”，則是後宮諸佳麗固寵保位的最佳途徑。出身微賤的衛子夫能夠奪走“擅寵驕貴”陳阿嬌皇後的寶座，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陳皇後“十餘年而無子”，而衛子夫卻在元朔元年（前128）為武帝生下長子劉據。劉據被立為太子後，衛子夫母以子貴，登上皇後的寶座。王夫人與李夫人之所以能夠得到武帝如此的寵愛，除了自身美貌嫵媚之外，她們分別為武帝生下了兩位皇子，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鉤弋夫人或許真有些“奇異”，據說在“任（通妊）身十四個月”之後，於太始三年（前94）為武帝生下了一子，是年，武帝已逾六十，在垂暮之年又喜得一“龍子”，自然是喜出望外。況且其母與十月懷胎分娩的凡女大不相同，妊娠竟長達十四月，武帝難以抑製內心的喜悅，高興地說：“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於是“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少子名弗陵，號曰“鉤弋子”。堯帝十四個月而生的傳說不見於先秦典籍之記載，可能是較為晚起的一種傳聞。司馬遷著《史記·五帝本紀》，述堯帝事跡時亦不載其事，恐怕是將這一傳聞歸為“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一類。直至魏晉時人皇甫謐撰《帝王世紀》雲：“帝堯，陶唐氏，祁姓也。母曰慶都，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名曰放勳，或從母姓伊祁氏。”才將這一傳聞故事串綴得首尾俱全。

武帝是否真的相信少子是妊娠十四個月而生，或許這又是那些“望氣者”編造的所謂“奇女子”故事的續編，這一點已不可得知，其實也並不重要。因為至少到了武帝晚年、昭帝出生之時，西漢的各種禮儀製度的設置已相當完備，後宮製度亦應如此。東漢衛宏《漢舊儀》卷下“中宮及位號”載：“掖庭令晝漏未盡八刻，廬監以茵次上婕妤以下至掖庭，訪白錄所錄，所當推禦見。刻盡，去簪珥，蒙被入禁中，五刻罷，即留。女禦長入，扶以出。禦幸賜銀環，令書得環數，計月日無子，罷廢不得複禦。”這是婕妤以下的嬪妃得皇帝禦幸時的製度。鉤弋夫人貴為可與皇後抗禮的婕妤，自然不在此製之列，其禮製可能更為尊貴，但也更為嚴格，尤其在涉及皇子出生時辰這樣重要問題上，當然不可能搞錯或誤記。而武帝卻堅持宣稱“鉤弋子”十四月而生，不過是反映出老父對少子一種尤為強烈的舐犢之情。這種感情對於所有人而言不過是一種常情，武帝自然也不能超脫。但是，武帝終究是蒞臨天下的一國之君，父子親情不可能不受到政治因素的左右。高祖劉邦晚年因寵愛戚姬及少子如意，多次欲廢除太子劉盈而改立如意，但由於群臣的激烈反對而未果，即為一顯例。此時嗣君衛太子的地位已經確立多年，武帝又將剛剛出生的少子比之為古之聖王堯帝，將其母比之堯母，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失慎之舉。司馬光為此而評論說：

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後、太子皆無羔，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其名也。是以奸人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為嗣，遂有危皇後、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若是從“正名”的角度講，在皇後、太子俱在的情況下而命名鉤弋宮之門為“堯母門”，無論武帝出自於何種考慮，事實上必然會對皇後、太子的地位構成一種潛在的威脅，這確實如司馬光所言“非其名”；但若將三年後發生的，從而導致衛太子之死、外戚衛氏集團徹底誅滅的巫蠱之禍，完全歸於江充一類的“奸人”窺察到武帝“奇愛少子，欲以為嗣”之意，於是而產生“危皇後、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則不盡然。事實上，巫蠱之禍發生的背景極為複雜，江充一類的“奸人”固然在其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卻不是由他們所能決定和左右得了的，司馬光此論似乎又有誇大武帝命名“堯母門”的過失之嫌疑。

然而無論如何，此時衛太子因與武帝政見存在分歧而產生罅隙，其嗣君地位已經出現某些不穩的征兆。史稱太子劉據性格“仁恕溫謹”，武帝“嫌其材能少，不類己，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閎，李姬生子旦、胥，李夫人生子髆，皇後、太子寵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當武帝每次外出巡視時，“常以後事付太子，宮內付皇後。有所平決，（武帝）還，白其最”。而武帝“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皇後恐久獲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應擅有所縱舍。上聞之，是太子而非皇後。群臣寬厚長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而毀多。”特別是在大將軍衛青死後，衛太子在朝臣之中失去了一位最為堅決、亦是最有權勢的支持者，處境更為困難，“臣下無複外家為據，競欲構太子。”在這種形勢下，衛太子行事更加謹慎，常以“上聰明，不信邪佞，不足憂也”以自慰；而衛皇後則“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小心翼翼地維護著已有的地位。是時武帝諸子之中，除了齊王劉閎已卒之外，其餘三子似乎都存在著窺視太子之位的機遇。恰逢此時，“堯母門”中又走出了一位既深得武帝之寵、又同其母一樣“奇異”的“鉤弋子”，為武帝晚年的繼嗣明爭暗鬥再增添上一筆濃重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