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宣時代

第二節 “巫蠱之禍”與“輪台詔”

距長安三百裏處右馮翊雲陽（今陝西淳化西北）縣界之內，有一座風景秀麗、林深草茂的甘泉山，這本是秦朝離宮林光宮所在之地，或因山為名，故又稱為甘泉宮。經過武帝建元年間大規模的修治，形成了周回十九裏，宮館台榭眾多、規模龐大的宮殿建築群。甘泉宮由於建築於甘泉山中，周圍林遮木掩，氣候清爽宜人，武帝尤喜在每年五月至八月酷熱襲人之時，到甘泉宮避暑休息，處理政務，接見郡國上計吏，接受諸侯王每年春正月的朝賀，宴饗外國來客，使甘泉宮成為除未央宮之外另一個重要的政治中心。特別是到了武帝的晚年，更是喜歡長駐甘泉宮，而此時經常伴隨武帝至甘泉宮者，自然是寵姬鉤弋夫人了。

征和二年（前91）夏，武帝又一次離開暑熱籠罩下的長安城到甘泉宮避暑。然而，這一次與以往卻大不同，氣候清爽宜人的甘泉宮似乎也不能使武帝煩躁的情緒平靜下來，剛剛老年得子的喜悅心情似乎也不能使武帝緊鎖的眉頭舒展。武帝如此心緒不定、煩躁不安是事出有因的。

多年以來，憑借文景時期積蓄的巨額財富，武帝奉行的是一條外事四夷、內興功利的“有為”的治國之道，在完成了前所未有的輝煌業績之後，同時也付出了“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的慘痛代價。到了武帝統治晚期天漢年間（前100-前97），國內政治局勢已經呈現出動蕩不安的局勢，百姓大量破產流亡，聚眾起事，呼嘯山林湖澤的現象日趨嚴重，幾乎遍及全國。史載是時“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群起，大群至數千人，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小者以百數掠鹵鄉裏者不可勝數，道路不通。”麵對著如此嚴峻的事態，作為一位老練的政治家，武帝一麵派遣“直指繡衣使者”分赴郡國，督察地方大員嚴酷鎮壓；一麵也思索著如何變革政治，施以仁政，給百姓以喘息休養之機。不過，武帝最初並沒有打算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改弦易轍，親自實行政策的變革，而是將希望寄托在性格“仁恕溫謹”的衛太子的身上。盡管武帝嫌衛太子“材能少，不類己”，衛太子與衛皇後為此而常惶惶不安，但尚沒有萌生更易太子的想法。武帝曾明確地向衛太子之舅、太將軍衛青明示過這種願望與設想，亦是為了安撫太子與皇後說：

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製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後與太子有不安之意，豈有之邪？可以意曉之。

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與安排，因此，當衛太子“每諫征伐四夷”時，武帝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遣汝，不亦可乎！”然而，征和年間巫蠱之禍的突然爆發，徹底打亂了武帝的這一部署。

在巫風盛行的西漢社會，時人認為以巫術詛咒或以木偶人埋於地下則可以害人，即是所謂的“巫蠱”之術。最初，巫蠱之術隻是流行於民間，後來傳入宮中，成為後宮美人爭寵相傾的工具。到了征和年間，“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左道惑眾，變幻無所不為。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結果由於後宮美人們“妒忌恚詈，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而是時武帝正值年老多病，疑心頗重，忌諱甚多，曾晝寐時夢見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之，遂“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於是窮治其事。

征和元年（前90），丞相公孫賀與其子太仆公孫敬聲被人告發“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次年春正月，公孫賀父子皆死於獄中，宗族盡滅。閏四月，衛皇後之女陽石公主、諸邑公主，衛青之子長平侯衛伉皆因巫蠱之事被誅殺，成為達宦顯貴之中巫蠱之禍的第一批犧牲者。自此，長安城、三輔乃至全國都陷入了瘋狂追查所謂巫蠱之術的浪潮之中。武帝任命為人刻深的趙國人江充為專治巫蠱之事的使者，在江充的指使下，“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汙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

值得注意的是，追治所謂巫蠱之事，其初始既是針對著衛氏外戚集團而來的。在巫蠱之禍的首批犧牲者中，丞相公孫賀是大將軍衛青多年的摯友，曾數次隨衛青出擊匈奴，其妻即衛皇後之姊子孺，無疑是衛氏集團中一位重要的成員，至於陽石、諸邑兩公主及長平侯衛伉與衛氏集團的關係則無需多言。而江充早就與衛太子結下了私怨，對此武帝本是十分清楚，卻偏偏任命江充主治巫蠱之事，自己卻在這一非常時期赴甘泉宮避暑，對於太子及皇後遣使請問一概不予回報，這對於衛太子及衛氏外戚集團而言，似乎都是某些不祥的征兆，客觀上也為江充任意所為、上下其手創造了條件。果然，在武帝離開長安後，江充更是無所顧忌，借口宮中有“蠱氣”，率胡巫入宮大肆掘蠱，“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後，遂掘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在這種形勢下，衛太子既為江充所挾持，又無法親赴甘泉宮見武帝自明心跡，情急之下，隻好采納了太子少傅石德的計策，收斬江充，焚燒胡巫，被迫發動兵變，與丞相劉屈氂指揮的漢兵激戰數日後兵敗，逃出長安後自殺身亡。衛皇後隨即被廢，淒慘地自殺，曾經聲名顯赫的衛氏外戚集團“悉滅”，從此徹底敗亡。

經過這一巨大的變故之後，武帝痛定思痛，追悔往事，不得不改變初衷，決定親自實行政策的轉變。征和四年三月，武帝表示：“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之。”於是應大鴻臚田千秋之請，盡數斥逐為他求仙尋藥而靡費無數財富的方士，顯示出即將實行重大政治變革的消息。同年六月，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禦史大夫聯名上奏，請在西域輪台地區增派士卒，擴展原有屯田規模，繼續修建亭障。盡管屯田與修築亭障所需費用與士卒遠不能與調集大軍遠征所相比，但是武帝經過一番思考之後，還是斷然否定了桑弘羊的奏請，並下詔“深陳既往之悔”，這就是著名的“罷輪台屯田詔”：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台。輪台西於車師千餘裏，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複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甚眾……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台，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隧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複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

武帝在“輪台詔”中沉痛自責多年來連續對匈奴用兵，尤其是貳師將軍李廣利兵敗匈奴之後，“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指出有司又請增益民賦、士卒，“遠田輪台，欲起亭障，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表示今後再也不忍聽到這類建議。申明從今以後，不再出兵征伐；當今政務要嚴禁苛暴，擅自征賦，大力推行本農政策，製定“馬複令”（一種優待民間養馬者的法令），保持一定的常備武力以應付事變。武帝為了保證政策的轉變，特意擢升大鴻臚田千秋為丞相，封為“富民侯”，以表示思富養民之誠意；任命趙過為搜粟都尉，負責推廣一種被稱為“代田”的精耕細作的耕種方法，改進農業生產工具，鼓勵發展農業生產。

“輪台詔”的頒布，很快使遍於全國各地的農民暴動暫時緩和下來，一些尖銳的社會矛盾初步得到緩和。同時也表明，一個旨在穩定政局的重大轉變終於由武帝親自實施了，盡管這是在付出了巫蠱之禍的巨大代價之後。“輪台詔”所體現的“與民休息”的基本宗旨，作為“先帝遺製”，為昭帝、宣帝所繼承，亦為日後“昭宣中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