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宣時代

前言

後元二年（前87）二月，武帝在其一生最後一次巡視，在巡行到位於長安城西南百餘裏的五柞宮（今陝西周至東）時一病不起，預感到死神即將降臨。二月乙醜日，武帝對環侍在周圍的群臣作出一生中最後一次重要的決策：詔立劉弗陵為皇太子，任命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與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禦史大夫桑弘羊等共受遺詔輔佐少主。遵照武帝生前的囑托，皇太子劉弗陵即位為帝，成為西漢王朝曆史上第六位皇帝，即漢昭帝。

在武帝長達54年統治期間，是西漢曆史上最為輝煌的一頁。景帝後元三年（前141）三月，父親景帝去世，16歲的少年劉徹登上皇帝的寶座，次年改元建元，在中國曆史上首次立創年號，從此開始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統治。此時，呈現在這位英姿勃發的少年皇帝麵前的，早已不是那個經過長期戰亂之後，民生凋敝、百業蕭條、經濟窘迫的社會，而是一個生機勃勃的大帝國。特別是景帝初年吳楚七國之亂的平定，對中央政權威脅最大的同姓諸王勢力大為削弱，中央集權得到前所未有地加強，皇帝政令通行無阻，朝野臣民翕然從命，為武帝施展雄圖大略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武帝即位之始，即試圖改變漢廷已經實行多年的“無為政治”。建元六年（前135），竇太後去世，標誌著漢初已經實行多年的黃老政治壽終正寢。從此之後，武帝改正朔、易服色、定曆數、修郊祀、建封禪，開始了一個以“有為政治”取代“無為政治”的曆史時代。元光元年（前134），武帝召集各地賢良、儒生至京師，親自策問，采納董仲舒“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的建議，推崇儒學。設《五經》博士，在長安興太學，郡國建學校，廣舉賢才，用人不拘一格。為了繼續強化中央集權，元朔二年（前127），武帝采納主父偃的意見，下詔實行“推恩令”，使諸侯王得以析分封邑封子弟為侯，致使王國中不斷分出眾多由郡統轄的小侯國。武帝在平定淮南王劉安、衡山劉賜謀反事件後，又製定“左官律”與“附益法”，貶斥諸侯王國官吏地位，嚴禁朝臣與諸侯王交通。自此，“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諸侯王與列侯的勢力日益衰落，再也無法對皇權構成威脅。

為了強化中央對地方的控製，武帝於元封五年（前106）設置十三州刺史部，將全國除京畿七郡（三輔、三河、弘農）以外的地區分為十三個州，命刺史於每年八月巡行境內，考察吏治，檢舉豪右，彈糾不法。其後，又於京畿七郡設置職能相似的司隸校尉，在全國建立起一個龐大而又頗有成效的監察係統。同時，武帝又重用一些酷吏，殘酷打擊各地的豪強勢力，以維護帝國的統治秩序。為了便於集權與削弱相權，元朔五年（前124），武帝擢升通曉儒術、善察人主旨意的布衣公孫弘為丞相，封列侯，結束了漢初以來一直由功臣、列侯或其後裔壟斷相位、相權頗重的局麵。武帝又引用左右近臣與親信構成中朝，對重要政事在宮廷之內作出決斷，支配以丞相、禦史大夫為首的外朝，形成了中朝決策，外朝奉命行事的中外朝的政治格局。

在武帝銳意進行政治、文化改製的同時，大規模的軍事征伐、開疆拓土的活動也隨之展開。元光二年，武帝在馬邑（今山西朔縣）設伏誘擊匈奴軍臣單於，一改漢初實行多年的與匈奴和親政策，從而對長期活躍於北境，對中原威脅最大的匈奴展開了聲勢浩大的軍事行動，名將衛青、霍去病等數次率領大軍遠涉大漠，追擊匈奴主力，迫使匈奴放棄漠南，遠走漠北，再也無力對北部邊境進行大規模的騷擾，但是漢廷也付出了“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的慘痛代價。在與匈奴激戰之際，武帝又廣開三邊，東征朝鮮，南擊兩越，西伐羌人，或是利用其內部矛盾分化瓦解，或是派遣大軍強行征服，設立郡縣，置於朝廷的直接管轄之下。經過武帝時期的多年經營，形成一個北極大漠，南逾五嶺，東瀕滄海，西至中亞一個強盛的帝國。除了戰爭之外，武帝還廣修宮殿，大置苑囿，四外巡遊，尋仙覓藥，封禪祭禮，揮霍了無數的財富，給大漢帝國帶來嚴重的經濟問題。為了彌補日益空虛的國庫，武帝重用精通聚財之術的桑弘羊等人，采取更改幣製、算緡告緡、鹽鐵官營等各種新財政措施來擴充政府的收入，雖然號稱“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但最終所有沉重的負擔隻能轉嫁到百姓身上。

到武帝統治晚期，百姓大量破產流亡，農民暴動的現象日趨嚴重。作為一位老練的政治家，武帝不是沒有察覺問題的嚴重性，而是把改弦易轍的希望寄托在性格寬厚仁恕的衛太子的身上。但是征和二年（前91），巫蠱之禍突然爆發，衛太子兵敗後自縊身亡，徹底打亂了武帝的部署。儲君之位空懸，社會動蕩不寧，武帝追悔往事，決心親自實行變革。征和四年，武帝頒布著名的“輪台詔”，宣布自今以後不再對外用兵，嚴禁苛政擾民，禁止擅征徭役，推崇本農。

武帝去世後，昭帝即位。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決斷政務，元始二年（前85）封為博陸侯，其長女與上官桀之子上官安結為婚姻，外孫女又立為昭帝皇後，地位愈加顯赫。依漢代製度，大司馬最初是加於功績卓著的將軍前的一種官號，地位本在丞相之下，但由於武帝遺命，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的身份輔政，開啟以大司馬秉政之先河；而當時的丞相車千秋，雖然職在“掌丞天子，助理萬機”，但因“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僅由於上書為衛太子訟冤而感悅武帝，旬月由郎官拜相封侯，盡管也同與霍光等共受遺命輔佐少主，但自知在朝廷中根基甚淺，所以每次公卿朝會，“終不肯有所言”，唯霍光之命是從，以致形成“政事壹決於大將軍光”的局麵。

霍光沒有辜負武帝臨終前的重托，精心輔佐年幼的昭帝，忠實地執行武帝晚年製定的“與民休息”的政策。霍光以昭帝的名義，屢次發布頒令，削減國家的財政支出，出皇家苑囿養馬以備邊郡及三輔傳馬之需，減免百姓的田租、口賦、更賦及馬口錢，開倉廩賑濟災民，罷中牟苑賦予貧民，借貸種子食糧，以鼓勵農耕生產。派遣使者巡視郡國，查問民間疾苦冤情。與此同時，與匈奴的關係也出現了逐步緩和的趨勢。漢廷遣使表達與匈奴重新恢複和親的願望，匈奴也送還被扣留多年的漢使蘇武等人以通善意，漢匈關係由長期的戰爭狀態開始向相對緩和的局勢轉化。這些政策的實施，對於穩定自武帝末年以來動蕩不安的社會局勢，恢複和發展凋敝的社會經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為宣帝時代漢室中興奠定了基礎。

在輔佐昭帝期間，霍光所推行的“與民休息”的政策，雖然是源自武帝晚年所親定的方針，但畢竟與武帝一朝長期實行的“有為政治”相悖，卻與文帝時期所實行的崇尚節儉的“時政”有某些相通之處。因此，在“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如何施政問題，在朝臣中間也存在著不同的見解。在這種形勢下，諫大夫杜延年始向霍光建議“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霍光采納其議，於是在始元六年（前81）二月，由昭帝下詔令丞相車千秋、禦史大夫桑弘羊召集各郡國賢良文學到長安，詢問民間疾苦所在，由此而引發了一場關於施政問題的大爭辯，這就是西漢曆史上著名的鹽鐵會議。

來自各郡國的六十多位的賢良文學們認為民間疾苦的根源在於武帝時期所製定推行的鹽鐵官營、酒榷、平準均輸等政策，這不僅與“與民爭利”，而且“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敗壞社會風俗，倡議廢除鹽鐵、酒榷、均輸官，以便“退本進末，廣利農業”；而早在武帝元狩年間即參與製定這些重要經濟政策的禦史大夫桑弘羊堅決反對這些主張，認為武帝“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擴大了政府財源，為抗擊匈奴，消除邊患提供了充足的費用，堵塞了豪強大家兼並牟利之路，有利於平民百姓，不宜罷除。除此之外，雙方爭辯的問題幾乎涉及武帝時期所有實施的內外政策、治國方針與思想，以及對社會現況的評價，古今關係的看法，道德觀念的作用等。會議之後，賢良文學們活躍於一時，“與民休息”的政策得到充分的肯定，對於恢複和發展昭帝乃至宣帝時期的經濟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元平元年（前74）四月，年輕的昭帝突然去世，帝位空懸，議立新君成為朝廷中的首要大事。其時武帝六子中僅廣陵王劉胥尚在，因此群臣皆主張立廣陵王，而大權在握的霍光卻另有一番考慮。廣陵王為人頗具勇力，行為舉止不循法度，不為武帝所喜，早在衛太子兵敗自殺之後，武帝就沒有考慮過立其為嗣的意圖。何況霍光能夠順利輔政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皇帝年幼，而此時廣陵王正值壯年，於是一位郎官上書朝廷，引用周初廢長立幼的故事，進言“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此言正合霍光心意，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劉德等人迎昌邑王劉賀即位。

劉賀能夠即位，完全取決於大將軍霍光的態度。因此，昌邑中尉王吉在隨同劉賀奔赴京城的途中，就告誡劉賀要“垂拱無為”，“政事壹聽”於大將軍霍光。但是劉賀沒有聽從王吉的勸諫，而是將昌邑屬官征至長安，大有以昌邑臣屬取代朝廷舊臣的跡象，這一舉動自然引起了霍光的嚴重關注。在劉賀入主長安短短的二十七天之後，霍光突然發動政變，挾持群臣奏請上官皇太後廢除劉賀，隨後又將昌邑群臣二百餘人誅殺，以血腥的手段再次顯示了其“威震天下”的權勢。

劉賀被廢黜後，議立皇帝再次成為朝野關注的焦點。霍光會集丞相以下百官商議所立。其時在武帝子嗣中廣陵王劉胥前已不用，燕王劉旦因謀反自殺，其子自然不在議中，武帝近親中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劉詢尚在民間，是年十八歲。於是霍光率群臣奏請皇太後迎立其為帝，從而成為西漢王朝第七代皇帝，是為宣帝。

宣帝的早年生活充滿了災難與坎坷。征和二年巫蠱之禍發生時，宣帝出生僅數月，因受巫蠱之禍的牽連被關押在郡邸獄中。祖父衛太子被迫自殺，祖母史良娣、父親史皇孫與母親俱遇害身亡。宣帝早年的遭遇及在民間生活經曆，加之本人又性喜遊俠，因此對百姓疾苦及吏治得失有所了解，對其一生性格的形成及其即位後的施政皆有深刻影響。

宣帝即位之初，雖然大將軍霍光曾表示要“稽首歸政”，但宣帝依然委政於霍光，“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禦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宣帝如此小心謹慎行事，自然有其不得已的原因。是時，霍氏家族的勢力膨脹到了極點，已經形成了“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的態勢。宣帝是以“庶人”之身，一登“九五”之尊，沒有任何可以憑借的勢力，較之以諸侯王身份入主長安、有眾多昌邑舊臣輔助的劉賀更顯得勢單力薄，況且昌邑王劉賀被廢黜的前車之鑒不遠，宣帝不能不小心謹慎行事，就是在許皇後產後突卒，也沒有進行深究，而是立霍光女為皇後，以免觸發與霍氏家族的矛盾，重蹈劉賀覆轍。宣帝這一做法顯然是極其明智的，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霍光的戒備防範之心。在宣帝初期霍光繼續執政的數年間，君臣間大體上維係著一種相安的局麵。

地節二年（前68），權傾朝野的大將軍霍光闔目長逝，為宣帝打破霍氏家族左右朝政的局麵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遇。於是宣帝著力整頓吏治，強化皇帝權威，“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事，以傅奏其言，考試功能”，一改霍光秉政時垂拱無為的局麵。同時又采納禦史大夫魏相的建議，廢除“副封”舊製，吏民可以直接上書奏事皇帝，以防領尚書事者從中壅蔽阻撓。“副封”製度的廢除預示著霍氏家族的失勢。不久，宣帝又進一步采取措施，更任霍禹為大司馬，罷除其右將軍屯兵及官屬，諸霍及親戚掌握兵權者皆削除兵權，或外放任為郡太守，或更任為文職散官，京師屯兵的及宮廷宿衛均外家許氏、史氏子弟代領。地節四年秋九月，大司馬霍禹等被人告發密謀反叛，於是家族盡誅。是時距霍光之死不過三年，一個自武帝後期就開始操縱朝綱，曾經隨意廢立天子的顯赫家族，就是這樣在西漢的曆史中被一筆勾銷，朝廷權力鬥爭的殘忍與冷酷由此暴露無遺。

雖然翦除霍氏家族在朝廷中間引發了強烈的震蕩，但它畢竟是統治階層內部的權力之爭，對於武帝後期所製定的“與民休息”政策的實施沒有任何影響。由於宣帝起自民間，深知吏治好壞與百姓生計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宣帝即位之後，慎選直接“牧民”的刺史守相，大力推行“循吏”政治，以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在宣帝的鼓勵與獎掖之下，在其統治的二十多年中，所出現的“循吏”居西漢時曆位皇帝之最，這與武帝時期“酷吏”縱橫的局麵，形成了一道迥然有別的政治風景線。為了使百姓安土重農，宣帝采取的一個重要措施就是招撫流亡，流民歸還者假予公田，貸種、食，免除算賦及徭役，降低鹽價。其後亦不斷有類似的詔令頒布，以滿足無地或少地貧民、流民對土地的需求。每逢遭遇水旱地震等災害或出現某種“祥瑞”，宣帝都要下詔減損宮廷費用，減免百姓租賦稅收，賞賜鰥寡孤獨老者錢帛牛酒，以示愛民尊老之意。正是采取這些政治經濟措施，使農業生產得以迅速恢複和發展。到了元康（前65-前62）年間，內地郡國穀價每石不過五錢，即使農業生產一直不甚發展的邊地金城、湟中等地，穀價每石也不過八錢左右，這是西漢曆史上有記載的最低穀價。

在宣帝統治期間，與四周少數民族的關係處於相對穩定發展的時期，特別是與匈奴的關係更是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昭帝時期，匈奴內部因奪爭單於之位發生嚴重分裂。到了宣帝五鳳時，匈奴五單於爭立，致使匈奴的內訌達到高潮。為了取得漢廷的支持而統一匈奴，呼韓邪單於甘露元年（前53）率部眾附漢，為漢匈結束敵對的戰爭狀態，重新恢複和親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匈奴臣服於漢的同時，西域的局勢也發生巨大的變化。匈奴在西漢初年就征服了西域諸國，設置“僮仆都尉”進行統治。武帝初年，為了聯絡大月氏夾攻匈奴，張騫應募首次出使西域，拉開與匈奴爭奪西域的序幕。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貳師將軍李廣利率軍攻破大宛，漢軍在西域名聲大振，嚴重動搖了匈奴在西域的統治。昭帝時漢軍在輪台、渠犁等地各駐兵數百，置使者校尉領護，以保護往來使者與商旅，這是漢廷在西域設置軍政機構的開始。此後，西域諸國與漢王朝的交往日益密切。宣帝時匈奴發生分裂，自顧不暇，對西域的統治趨於崩潰。神爵二年（前60），匈奴西部日逐王率部眾歸漢，隸屬於日逐王的僮仆都尉從此撤銷。漢廷在西域設置都護府，鄭吉首任都護，設治於烏壘城（今新疆輪台東），都護南道和北道諸國，督察烏孫、康居等國動靜。至此，西域諸國與漢王朝的臣屬關係完全確立。從張騫初使西域到神爵時設置都護，漢與匈奴在西域爭奪七十多年，終於實現了斷匈奴“右臂”的戰略目標。西域諸國臣屬於漢王朝，天山南北廣大區域與中原地區聯為一體，使中原與西域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日益密切。

宣帝是幸運的，在經曆了武帝時期激烈的民族衝突與昭帝時期的政策調整之後，迎來了一個邊陲安寧、民族和睦的新時代。

自從武帝采納董仲舒獨尊儒術的建議後，儒學的傳授出現了一個新的局麵，不但官學中經學博士齊備，民間的經學傳授也十分活躍。但是，由於經學師承不同，以致一經或有數家之學，各家歧義頗出，屢有分合興廢。為了統一經學，宣帝於甘露三年（前51）召集儒生蕭望之、劉向、韋玄成等儒生在石渠閣平議五經異同，宣帝製稱臨決，增立了梁丘《易》、夏侯《書》、榖梁《春秋》三家博士，會議講論的奏疏經整理後輯成《石渠奏議》一書。這就是著名的石渠閣會議。石渠閣會議，在西漢經學發展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雖然宣帝對於儒學的發展持以積極扶持的態度，但在其內心深處同他的“內多欲而外仁義”的曾祖父武帝頗有許多相似之處，對於那些“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的所謂“俗儒”十分鄙視，尊崇“霸王道雜用”的“漢家製度”。宣帝任用大臣重視名實相副，多為熟悉法令政策的文法之吏，熱衷於以刑名之學糾司繩治臣下。再因之宣帝初即位時深受權臣霍光的壓抑，所以親政後對大臣防範心態尤深，光祿勳楊惲、司隸校尉蓋寬饒等高官都以譏刺嘲諷政治的罪名被誅殺。太子劉奭認為宣帝持刑太深，建議重用儒生，也遭到了宣帝的嚴厲斥責。

地節三年（前67），為了維護統治秩序、法律法令的正常運轉，審核廷尉量刑輕重，宣帝采納路溫舒“省法製，寬刑罰”的建議，特增設廷尉平四人，以利公平鞫獄。次年，宣帝又下詔令各郡國於每年歲末呈報獄囚被掠笞而瘐死的名數，由丞相、禦史大夫統計後上奏。宣帝時期種種寬政的實施，基本上改變了武帝後期刑嚴法酷、赭衣滿道的局麵。

宣帝晚年，亦遇到與其曾祖父武帝一樣的廢立太子的問題。太子劉奭成年之後，“柔仁好儒”，對宣帝“多用文法吏，以刑名繩下”深表不然，政見與宣帝發生嚴重分歧，曾遭到宣帝的痛斥。宣帝由此對太子表示不滿，由是特別寵愛“明察好法”的淮陽王劉欽，再加上淮陽王之母張婕妤尤得寵幸，因此萌發廢黜太子而更立淮陽王的念頭。可是宣帝這一意圖，不僅激起了外戚許、史集團與朝臣們的強烈反對，而且宣帝在民間生活時多依賴許氏，與許皇後俱起於微末之時，夫妻感情甚篤，太子幼年喪母的不幸遭遇，亦使宣帝深為憐憫，在感情上不免陷入進退維穀的尷尬境地，最終還是沒有易立太子。

黃龍元年（前49）十二月，在位二十五年，享年四十三歲的宣帝在未央宮去世，一個被史家稱為“中興”的時代終於降下了帷幕。太子劉奭即位，是為元帝。自此，宣帝時代結束，西漢曆史又掀開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