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成之世

四、漢元帝時期的大事

（一）改革皇帝宗廟禮製

廟，最早是供奉、祭祀祖先的屋子，後來禮拜神佛之處也稱為廟。傳統上“國之大事，惟祀與戎”。這就是說祭祀和武力是維護政權的兩大基石，也就成了國家最重要的事情。祭祀包括兩個方麵，一是祭天祭上帝。二是祭祀祖先神。在君權神授的觀念指導下，祭天祭上帝絲毫不能含糊。祭祀祖先神也是維係貴族宗法製的法寶，讓祖先的神靈保佑子孫昌盛多福。祭天祭上帝就是郊祀，祭祀祖先神就是宗廟禮祀，兩者在漢代都並重不廢。

1、先秦時期的祭祀

中國早在夏商周以前，墓葬是沒有墳丘的。那時對祖先的祭祀，是在統治中心地所建的宗廟中進行的，即《荀子·禮論》中所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宗廟仿照宮殿的規模建築。前麵設有廟（相當於朝堂），用來陳設祖先的神主，作為朝拜和祭祀的地方。後麵設有寢（相當於後宮），用來陳設家具和生活用品，作為祖先在天之靈生活起居之地。

在祭祀製度方麵，殷商實行“周祭”，即按先祖、先妣的天幹命日遍祀一周。周代的宗廟開始有了數量限製，“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根據在宗法製的等級地位，天子可以祭祀七位先祖，以下依次遞減。周代在祭祀宗廟的方式上，有日祭、月享、時獻、歲祀等複雜的一套禮製。

從春秋晚期到戰國，墳丘式的墓葬開始在中原地區普遍出現，而且墳丘高低及墓上種樹多少成為身份等級差別的標誌。君主墳墓造得最高，人們形象地比作崇高的山陵，這也是對君權的一種推崇。如君主去世，人們就隱諱地稱為“山陵崩”。到了戰國晚期和秦，先是把寢殿移至陵墓的側邊，作為墓主靈魂生活起居的處所，這就是“陵寢製度”。

秦統一後，曾經稽古禮文，實行皇帝七廟製度。雖然叔孫通采擷先秦及秦代有關禮製製定漢禮，但因疏闊、違古而為後世所諷，皇帝宗廟製度與周禮不合，皇帝宗廟廟數遠遠超過了天子七廟的古禮規定。

西漢大體承襲秦代製度。根據設置地點的不同，西漢初、中期皇帝宗廟大致可以分為京廟、陵廟、郡國廟三種類型，上述三種類型宗廟廟數總計為167所。

西漢時期，不但把寢與陵墓造在一起，而且陵園旁邊還出現了廟。西漢王朝在廟祭體例上繼承秦製而不遵古禮，既造成沉重的財政負擔，也引起日益得勢的儒生們的不滿。漢高祖劉邦時，下令分封各地的同姓諸侯王，都要在當地為太上皇（劉邦的父親）立廟。劉邦死後，漢惠帝尊之為太祖；漢文帝死，漢景帝又尊之為太宗。除了在陵墓旁、長安城中各有太祖廟、太宗廟之外，他們生前曾經到過的地方各郡、諸侯國也都要設立太祖廟、太宗廟。到了漢宣帝的本始二年（前72年），漢武帝也被尊為世宗，沿用先例，武帝劉徹生前足跡所及的地方也都設有世宗廟。

漢元帝即位後，在京城長安從高祖至漢宣帝之廟，還有加上太上皇、悼皇考（宣帝之父史皇孫）在內的帝陵旁邊所設之廟，總計設在地方郡、國的祖宗之廟分為86處，共167所。另外，陵園中（陵廟在陵園之外旁邊）還有寢殿、便殿等。

按照西漢的宗廟祭祀製度，日祭（每天對父祖祭祀）於寢，月祭（每月初一以特羊朝廟，因而告朔）於廟，時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嚐，冬曰蒸）於便殿。對寢是一天四次上食，對廟是一年二十五祠（除每月一次告朔外，還有嚐麥、三伏、立秋等名目），對便殿是一年四祠。還有一月一次的“遊衣冠”（從帝陵園寢中出衣冠遊於該帝之廟）。除了諸皇帝的陵寢外，還有昭靈後（劉邦母親）、武哀王（劉邦哥哥）、昭哀後（劉邦姐姐）、孝王太後（劉邦薄姬、文帝生母）、孝昭太後（漢武趙婕妤、昭帝生母）、衛思後（武帝廢皇後衛子夫）、戾太子（武帝廢太子劉據）、戾後（劉據妾史良娣，宣帝祖母）等人也都有獨立的陵寢之園。

這樣，把京城附近所有的皇家陵園加在一起，有30所需要經常性祭祀。據《漢書·韋玄成傳》記載，一年之中共需要上食24455次，使用衛士45129人，祭祀禮樂、屠宰、烹調等專職人員12147人，還不包括使用的飼養牲畜人員。對廣大人民來說，死帝王和活帝王一樣，同樣是一項沉重的負擔。

2、宗廟禮製改革的緣起

自西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後，儒家思想逐漸成為社會主導思想。元帝即位之初，天災、人禍迭出不窮，統治階層內部黨爭不斷，社會各種矛盾不斷激化。因而，依據儒家經典有關記載對西漢以往變亂古禮的相關製度進行變革，已經逐漸成為當時尊奉儒學的統治階層，尤其是士大夫階層的普遍共識。漢元帝永光年間，最終依據儒家禮經，對西漢以往皇帝宗廟製度進行了變革。罷棄西漢初、中期為因有功德而有"祖"、"宗"廟號的高、文、武三帝所立的郡國廟，依據古禮確立宗廟毀廟製度是此次宗廟禮製改革的主要內容。

漢元帝即位不久，貢禹曾經上奏說：“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帝、孝景帝之廟皆親盡，宜毀。在地方郡、國建立宗廟也不符合古禮，應該一律撤銷”。雖然漢元帝好儒，也從內心讚賞貢禹的建議，但這畢竟涉及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不能倉促實行。

永光四年（前40年），在儒學士大夫階層的建議、推動下，元帝下詔罷棄以往在郡國為高、文、武三帝設置的宗廟，由此拉開了西漢中、後期宗廟禮製改革的序幕。元帝詔書說：“朕聞明王治理天下，應時製法，因事製宜。以往天下初定，遠方尚未賓服，借先帝曾巡幸之地以立宗廟，來建立我朝權威，消除反叛之萌，為統一天下民心的權宜之計。今賴天地神靈和宗廟祖宗庇佑，四方同軌，蠻貊入貢。如果還遵行權宜之計而不定古禮，令疏遠之親卑賤之位也來承擔尊祀祖先之職（按宗法製隻有嫡長子才有主祭祖宗之權），決非皇天祖宗之意，朕非常恐懼。《論語》孔子說過：‘吾不與祭，如不祭。’請丞相、禦史與諸朝臣討論這個問題。”

討論的結果是，以丞相韋玄成、禦史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為首的朝官共71人一致認為：“臣聞祭祀之事，非僅僅是表現在外麵的禮儀形式，還應該由內心中發出，要情禮皆備。所以隻有聖人能做到饗（祭祀供奉）帝，孝子能做到饗（祭祀供奉）親。立祖宗廟於京師之地，皇帝親自承應主祭祖宗之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其位來助祭，這是尊祖敬宗的大義，五帝三王同行此道，決不變改。按《春秋》之義，祭祀父親不能在支庶（非嫡長子的別子）之宅，祭祀君主不能在臣仆之家，祭祀天子不能在諸侯領地。臣等認為凡是漢朝宗廟在郡國所設者，均不應再行祭祀之事。”

於是，漢元帝批準韋玄成等人的提議，九月戊子日，下詔先撤除昭靈後、武哀王、昭哀後、衛思後、戾太子、戾後等的墓園及內外寢、廟、便殿的祭祀，僅派一些吏卒衛護陵墓。十月乙醜日，又下詔撤除了對郡國宗廟的所有祭祀活動。

接著，漢元帝把問題引向更為敏感的方麵，他下詔說：“蓋聞明王製禮，立親廟四（直係上溯四代），祖宗之廟（太祖太宗的廟）萬世不毀，所以體現尊祖敬宗和親親之意。朕承祖宗托付之重，大禮缺疏不備，戰栗恐懼，不敢自專，請丞相、禦史與朝臣討論這個問題。”

按照元帝的本意，天子宗廟應該是"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當時有"祖"、"宗"廟號的僅有高帝高祖廟、文帝太宗廟、武帝世宗廟，如果按照元帝設想立廟，則恰與禮書中記載的周代"天子七廟"之製相符。

討論的結果是，以丞相韋玄成為首的44位儒學士大夫堅決反對，他們依據宗法製度，堅持天子五廟製度。韋玄成等人認為，按照宗法製度，以武帝、昭帝、皇考、宣帝四廟作為元帝"四親廟"，與高廟合而為"五廟"，可以說是對宣帝時期有關政策的延續、繼承。韋玄成等人還說，按照古禮，始受天命而有天下，又分封諸侯的開國之君為太祖，以下隻祭五廟，親盡而迭毀，親疏而漸降，表示有終也。周代之所以實行七廟，是因為後稷始封，文王和武王都受天命而王，這三廟永世不毀，加上親廟四代，合而為七。現今漢朝，高帝受命定天下，應該為太祖之廟，世世不毀。以下太上皇、漢惠帝、文帝、景帝皆已親盡應毀廟，親未盡的四廟是漢武帝、漢昭帝、悼皇考（元帝祖父史皇孫）和漢宣帝。因此，隻有高帝廟才具有不遷毀的資格，其餘諸帝廟"親盡"後應被依次遷毀。太上皇、惠、文、景諸廟應被遷毀，隻保留高廟、武帝（元帝高祖）廟、昭帝（曾祖）廟、皇考（祖）廟、宣帝（父）五所宗廟。

韋玄成之議引起許嘉、尹忠、尹更始等人的駁難。以車騎將軍許嘉為首的29人認為，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應該為太宗之廟，世世不毀。

廷尉尹忠認為，漢武帝文治武功，應該為世宗之廟，也世世不毀。

諫大夫尹更始等18人認為，悼皇考被序入昭、穆之中，不合正禮，應該毀廟。

所謂"毀廟"，就是按照世數的遞進，依次遷毀宗廟中逾越血緣關係的祖先神主。據儒家禮書的記載，商、周時期已經實行比較嚴格的宗廟毀廟製度。秦二世時雖曾一度實行宗廟毀廟之禮，但西漢自建立至元帝永光五年前，此禮久廢不行。因而往往因此為後世所譏諷："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製，不用周禮。每帝即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

韋玄成的提議、尹更始等人的駁難所依據的理由冠冕堂皇，不能不重視。屏棄文帝廟，確實又有違以往褒崇文帝的用意。但即便將皇考廟排除於皇帝廟製係統之外，"四親廟"也隻能至孝景帝廟而止。如果加上文帝廟，那麽，宗廟廟數將突破"五廟"之製。由於各種論爭因涉及禮製、宗法以及當時政治現實諸多因素，已經無法由臣下議決，隻能留待皇帝作出宸斷。對於恪守傳統禮製的元帝來說，此次宗廟禮議反映出來的"君統"與"宗統"的矛盾、情與禮的衝突，迫使他不得不萬分謹慎，以至從三種意見上呈至元帝對此問題加以裁斷，其間間隔竟長達一年之久。漢元帝一直猶豫不決，拖了一年多的時間。與剛剛結束不久的因合乎國情，且得到統治階層，尤其是具有廣泛社會影響力的儒學士大夫階層的普遍支持而順利推行的罷棄郡國廟相比，皇帝宗廟迭毀製度的確立、實行卻因受參與政策討論、製定者援引經典的不同，以及現實政治因素的影響而充滿了坎坷、波折。

這樣，繼永光四年罷棄高、文、武三帝郡國廟後，永光五年（前39年）十二月乙酉日，漢元帝下詔宣布，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再加上武帝、昭帝和宣帝三廟，親情最近。除這五廟外，惠帝、景帝及悼皇考廟皆親盡應毀。

但是，丞相韋玄成等人又奏請說：“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

最後執行的正是這個修正方案：享受子孫祭祀的是高祖、孝文、孝景（昭）、孝武（穆）、孝昭（昭）、悼皇考（穆）、孝宣（昭）這七廟；停止祭祀的是太上皇、孝惠兩廟。太上皇的神主（牌位）埋入墓園土中，惠帝神主遷入太祖劉邦廟中，寢園“無複修”。

次年，經過韋玄成提議，孝文薄太後和孝昭趙太後的寢廟也被撤除。

建昭三年（前36年），韋玄成因病去世，匡衡成為新的丞相。這時，漢元帝病得非常厲害，夢見祖宗責備他不該撤銷在郡、國的宗廟，他的弟弟楚王劉囂也做了同樣的夢。於是，他就下詔垂問匡衡，想把已經毀罷的祖宗之廟統統再恢複過來。

匡衡堅持按照已經改革的辦法做，但為了慰籍元帝之心，他先是以丞相的身份祈禱高祖、孝文和孝武三廟，解釋為什麽要罷除郡、國之廟，一是要以“古聖之經”為本；二是荒災連年，百姓困乏，無力修立宗廟。他說，如果有違祖宗之心，請把災殃降到自己身上，而使皇帝“所疾日瘳”，“宜蒙佑福”。

接著，他又寫了一篇謝罪書，到京城已毀宗廟依次宣讀，解釋毀廟原因，請求祖宗理解，如降罪則在他匡衡，仍請保佑皇帝等。

漢元帝的病越來越嚴重，他深信這是祖宗震怒的結果，因久病不愈，元帝疑心是因以往罷棄先帝、後郡國廟及寢廟園、定宗廟迭毀禮而引起祖先不滿、降災所致，多次想恢複以往成製，由於匡衡諫阻而罷。於是在建昭五年（前34年）七月，把太上皇、原廟（劉邦廟本在長安城中，因一月一次從長陵寢中出遊衣冠不便，更於渭北作廟）、昭靈後、武哀王、昭哀後、衛思後等已毀之廟盡行恢複，隻是郡、國之廟罷廢如故。

此舉並未得到列祖列宗在天之靈的“諒解”，不到一年漢元帝就病死了。匡衡以儒家一向的執著態度，馬上提出“前皇帝身體欠安，所以原罷之祭廟墓園盡行恢複，但終未能蒙受賜福，衛思後、戾太子、戾後墓園，親未盡，不應撤除。孝惠、孝景廟親情已盡，宜毀。太上皇、孝文太後、孝昭太後、昭靈後、武哀王的祠廟也應一並撤除。”

新皇帝批準實行。

但是，此後皇帝宗廟毀廟禮製卻屢有變動。與元帝相仿的是，成帝也將即位後久無後嗣一事歸咎於遷毀祖先宗廟。河平元年（前28），成帝采納給事中平當的建議，再次恢複太上皇寢廟園。劉邦母親、姐姐、哥哥的神主並遷入太上皇寢廟，世世奉祀不絕。同時，為杜絕異議，成帝又恢複了漢初為禁止臣下擅議宗廟製度而製定的"敢有擅議者棄市"的法令。西漢初年製定的"敢有擅議者棄市"的這條法令，其實還有深層次的政治原因，這在當時是鞏固新政權的一種需要。漢元帝實行改製，其實是廢除了這道法令。漢成帝時恢複太上皇寢廟的祭祀，同時也把"擅議宗廟之命"恢複，不許人討論宗廟事。

成帝死後，哀帝即位，諸廟或罷或複，一直紛爭不下，議論者多方變更成帝以往成製，其焦點是如何對待漢武帝之廟。丞相孔光等廢止成帝禁止擅議宗廟法令的建議，也得到了哀帝的支持，一度廢棄的皇帝宗廟遷毀之禮又得以實施。由於成帝廟列入皇帝宗廟係統中，彭宣、左鹹等53人認為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依據是"祖宗以下，五廟迭毀"。王舜、劉歆等認為《禮記·王製》和《春秋穀梁傳》都規定，天子七廟。而且“七”是一個正數、常數，被尊為“宗”的不在七廟之內，是一個變數。所以孝武功烈超常，其寢廟不應毀。劉歆列舉了武帝赫赫文治武功，武帝功德顯赫，如果遷毀其廟，則名實不符，既無以彰顯尊德貴功的用意，又不足以勸勉後世皇帝奮發有為。或許是因為劉歆的上述說教恰恰撥動了哀帝意欲重興漢室的敏感心弦，所以，哀帝采納了他的建議，圍繞武帝世宗廟存毀而展開的爭議亦就此平息。

這樣，至哀帝時，按照皇帝統係已經確立了高廟、文帝太宗廟、武帝世宗廟、昭、宣、元、成帝廟"七廟"之製。這與禮書記載的"一祖二宗四親廟"廟製在形式上雖然頗有相似之處，但這僅僅是依據"君統"統係而言，並不是當時宗廟總數。據史籍記載及前文論述，這時還有雖未被列入皇帝宗廟係統，但並沒有被遷毀的皇考廟、哀帝為其本生父定陶共皇所立之廟。因此，就數目而言，此時西漢皇帝宗廟實際應是"九廟"。

哀帝去世後，被哀帝抑絀的王氏家族通過一次迅速的政變重新執掌政權，並立哀帝從弟劉衎入統，承成帝後，是為孝平皇帝。因哀帝、平帝為從兄弟，所以皇帝宗廟無所登除。篤信古禮的王莽一方麵毀棄宣帝所立的皇考廟、哀帝所立的定陶共皇廟，以明"一統"禮義；另一方麵則采擇劉歆之說，於平帝元始四年（前4年）"尊孝宣廟為中宗，孝元廟為高宗，天子世世獻祭。"平帝去世後，又"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這樣，在王莽以新代漢之前，西漢有"祖"、"宗"廟號的皇帝廟共有七所，恰與"天子七廟"的古禮相符。雖然王莽追尊孝宣、孝元、孝成、孝平諸帝廟"宗"號，但是，它不過是"一祖二宗與四親廟"模式的一種變易而已。

可以看出，西漢中、後期，由於傳統禮學思想對社會影響漸趨複盛，從而開啟了始於西漢元帝時期的皇帝宗廟製度禮製化進程。盡管傳統經典禮製仍然是當時士僚援引立論的依據，但當理論與社會現實、情與禮發生矛盾、衝突而又難以彌縫時，後者對前者的影響就比較凸顯出來，從而導致議製者在大多數情況下往往不得不或隱或顯的曲釋禮經學說，以適應現實之需要，元帝永光、建昭年間議宗廟立廟、毀廟之製事無疑對此作出了絕好的詮釋。

中國古代陵寢廟祭製度到了東漢時期最終確立。先帝死而無知，祭祀無益；祖宗死而有知，親親之情如何一刀兩斷？像西漢不管五廟或七廟，“親盡則廟毀”，那些享受子孫煙火慣了的祖先，豈不成了無主的幽魂餓鬼？但讓越來越多的祠廟滿地都是，耗費大量錢財，也不妥當。儒家的理論基礎是血緣宗法製，講究親親尊尊，不能對祭祖之事太薄情。儒家又提倡富民愛民，減賦節約。所以，夾縫中的儒生們論爭紛紜，手忙腳亂。東漢之後，不但廢除了西漢在陵園附近設立宗廟的製度，而且取消了為每個神主建立一廟的製度，隻是把許多神主供奉在一個祖廟裏，實行“同堂異室”的供奉辦法，在宗廟重要性減退的同時，上陵朝拜開始成為重要的祭祀方式，皇帝要親率百官每年一月和八月兩次到帝陵，隆重朝拜祭祀。

以後曆代的宗廟和陵寢製度都仿此而行。

（二）重用儒臣純任德教

早在元帝做太子時，就向宣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則訓斥他說："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所謂"霸道"就是先秦法家治國之道；所謂"王道"就是儒家的仁道。宣帝見太子要用"純儒"，就歎息說："亂我家者，太子也！"並且想以"明察好法"的淮陽憲王劉欽來更易太子，後來因為懷念亡妻許平君，才終於沒有廢兄立弟。但是，宣帝對太子進行皇家教育時，卻以儒生為師傅，用儒經為教育內容，所以，漢元帝成為中國曆史上"儒化"很深的皇帝。西漢帛書信劄劉奭所習之經十分廣泛，包括《春秋》、《詩》、《尚書》、《禮》、《論語》等。元帝的經學功底，不僅遠過乃父，就是在西漢一代所有帝王中，也可謂首屈一指。

1、儒家在西漢得到重視

自西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後，儒家思想逐漸成為社會主導思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既是中國古代文化大傳統發展的必然，同時又進一步促成了統治集團指導思想的調整，還加速了儒學自身的繁榮。

在漢宣帝以前，基本上實行的是"霸王道雜之"的統治方略。漢宣帝雖然把自己的統治方略概括為"霸王道雜之"，其實他並不很欣賞“王道”。這從一些“上禮儀，好古教化”的儒家型官吏的悲劇結局可以看出。蓋寬饒以“明經”、“孝廉”、“方正”的名義，從郡文學而對策高第，到中央政府任職司隸校尉，走的是一條讀經入仕的路。一方麵，漢宣帝欣賞他“剛直高節，誌在奉公”，一方麵，又不滿意他“好言事刺譏，幹犯上意”。就是因為剛直不阿的性格而觸犯漢宣帝，最後不得不在未央宮北闕下引刀自殺。

韓延壽是宣帝時最有影響的儒家型循吏。他出身郡文學，深受經學熏陶，“上禮儀，好古教化”。但最終，這位主張以禮樂教化治民的官吏卻在左馮翊的任上被處以死刑。韓延壽的悲劇結局說明，儒家在漢代，為重建文化大傳統而努力推行禮樂教化，這和朝廷的法律令之間，是存在某種深刻的內在矛盾的。

史書記載說，元帝從小受過良好的經學教育，有著深厚的經學功底，尤精於《詩》。他尊師重儒，在其大力提倡之下，整個社會儒風蔚然，《詩經》學亦因元帝之力，成為治國主導思想。元帝好儒，選官用人，以經明行修為基本準則，因此儒生布滿朝廷上下。元帝對經學的貢獻就在於通過習經重儒、治國以儒，使儒學徹底取代了“霸王”之道。

元帝即位初期，各種社會矛盾已十分尖銳，迫使統治者不得不改變前朝"霸王道雜之"的統治方略，而采用"以柔治國"的儒家方略，以緩和社會矛盾；加之元帝本人十分尊崇儒家經學，受過良好的經學教育，具有深厚的經學功底，這就是元帝重用經學之士的原因。元帝多種渠道選用經學之士，使當時官吏隊伍的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社會矛盾有所緩和，促進了經學和封建文化的發展。

在元帝大力倡導下，重用儒生，委之以國政，名儒蕭望之、周堪、貢禹、薛廣德、韋賢、匡衡、韋玄成、劉向、鄭弘等人相繼為丞相。元帝推行儒政、仁政，如提倡節儉、減少政府開支，減輕百姓負擔，削減衛卒，生子由三歲出口錢，改為七歲仍出口錢；成帝時，算賦由120錢減為80錢，等等，都堪為善政。還有擴大博士弟子名額，令郡國設置五經百石卒吏，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讓光祿大夫劉向整理宮中藏書，等等，對促進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都是有益的措施。同時京房提出的“考功課吏法”如能認真執行，對於政治清廉，提高官吏的工作效率，也有所裨益。但是，由於儒家的保守、迂腐以及讖緯迷信的消極作用，特別是由於宦官當政，元帝優柔寡斷，使儒家仁政難以貫徹執行，而其消極因素卻得到惡性發展。

2、純任德教

元帝時期，單崇儒家，純任德教，治國完全以經學為指導，選官用人完全用儒家標準。那麽，為什麽元帝摒棄主張嚴刑峻法的"霸術"，而改用"以柔治國"、強調"教化"的儒術呢？

我們知道，宣帝統治後期，西漢王朝文、景繁榮，武帝時期國力的強盛，昭帝以來的"中興"已經逐漸煙消雲散，西漢王朝衰頹的趨勢已經不可遏止。元帝即位之初，天災、人禍迭出不窮，統治階層內部黨爭不斷，社會各種矛盾不斷激化。因此，元帝"純任德教"除了他自身具有深厚的經學修養外，更重要的是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即土地兼並日趨加劇，農民紛紛破產，有的投入田莊淪為佃客和奴隸，有的接受政府假田，成為假田農民（國家佃農），有的成為流民，而這些人原來所承擔的租稅賦役，又都轉嫁給編戶齊民，即自耕農身上。再加上政治腐敗，官吏貪殘，天災頻繁，各地不斷爆發反抗西漢統治的鬥爭。所以，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統治者隻好放棄"霸術"，純任德教，以期緩和社會矛盾。這種方略的改變，是由元帝提出並加以實施的。

在實行"教化"的儒術方麵，元帝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一是尊崇儒學。漢元帝篤信儒學，他即位當年，即采取尊奉孔子的措施。孔子第13世孫孔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立即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這是以皇帝名義奉祀孔子的重大舉措，孔霸被封為關內侯，賜食邑800戶，號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斤200斤，府第一所。孔霸去世，元帝兩次穿素服去吊祭，賜給東園秘器錢帛，贈予列侯禮安葬，諡號"烈君"。初元二年（前47年），起用師傅蕭望之，賜爵關內侯，食邑800戶。夏侯勝卒後，"賜塚塋，葬平陵。太後賜錢二萬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尊崇帝師的社會效應，必然導致人心向儒，這自然大大提高了儒家的社會地位。

二是以儒家標準選官用人。元帝即位不久，即大幅度增加太學博士弟子數量，由宣帝時的200人，激增至千人。對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試，考試合格者，即可授以相應的官職。因此，當時社會上流傳著這樣的話："遺子黃金滿籯（yíng，竹籠），不如一經。"儒學宗師夏侯勝也常常教導他的弟子說："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指高官）如俯拾地芥耳。"可見讀儒經做官，已成為當時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徑。

在元帝用儒方針的指引下，朝廷大臣以經學相矜尚，儒生布滿朝廷上下，他們或位至公卿，或為地方長官。郭沫若說："元、成以後……明經逐漸成為舉足輕重的政治勢力，出現了'州牧郡守，家世傳業'的經術世家。"而大批儒生進入政界後，又必然會把儒家理念施之於政事。

三是以經義為本，治國施政。元帝即位後，摒棄了宣帝霸王之道相雜的政治，發布的各項政令以及詔書，多引經為據。質問大臣，則窮究"經義何以處之"；大臣執法，則要求其"順經術意"；如果大臣奏議上的語言不符合經義，則必然遭到嚴厲的批評。元帝的好儒，並不是要官吏做表麵文章，而是要付諸實施。

由於利祿的誘惑，傳授、研習儒家經學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自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以來，到了元帝時期，經學才真正昌盛起來。正是由於以儒家仁義之道為治國指導思想，才使得業以動蕩的社會又暫時平靜下來，西漢王朝才沒有立刻崩潰，而又苟延殘喘了幾十年。

漢元帝在位期間，先後任用儒生貢禹、薛廣德、韋玄成、匡衡等儒生為丞相。他們通讀經書，平常引章據典，但是真正到了處理實際事務的時候，卻顯得過於迂腐，均是不通事理、無治世之才的俗儒，所以並未有什麽作為建樹。隻是匡衡多次上疏，建議整肅吏治，從京城做起，主張“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好仁樂施”、“上議高節”、“寬柔和惠”。此外，匡衡還提出“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雖然漢元帝非常支持和讚賞匡衡的這些主張，但在漢元帝皇後王政君等人的幹政下，並無多大的決策權力。所以致使此時出現的種種弊病尤其是宮廷、官吏以致地方豪強搜刮斂財、奢靡成風。

3、大權旁落

漢元帝以儒治國也留下了負麵影響。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評價元帝廣用儒生之事說："自是以後，漢無剛正之士，遂舉社稷以奉人。"同時，以經取士固然為漢王朝選送了大批人才，但由此也決定了許多人讀經即為做官，因而在入仕以後，往往不是盡忠守職而隻圖保持祿位，屍位素餐而已。能治者不能為官，為官者不能為治，士與吏截然兩途，這不能不影響到西漢後期各級政權的效能，給當時的社會帶來了嚴重的消極影響。尤其是，元帝強調以經取士，使一些隻知書本、而不省吏事的"書呆子"也被選進了各級政府機構。

在中國古代，儒家主張實行人治。孟子說過："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他們相信，隻要統治者以身作則，言傳身教，為臣民垂範道德人格，就可以實現天下大治。但是，君主握有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力，再沒有可以對其約束的機製，那麽，"天子聖明"靠什麽來保證呢？儒家無法解決這個矛盾，隻能奢談"正君心是大根本"，把政治問題徑直變成了一個君主的道德修養問題。所以，蕭望之等人就寄希望於對皇帝的教育，引導元帝努力實現儒家的"王道政治"的理想，以期改造一個國家或社會，扭轉一個時期的社會風氣。誠然，教育的功能不可低估，但絕不是萬能的，蕭望之等人太過於天真了！

當時，宦官弘恭、石顯掌管中書，與史高結納，排斥蕭望之和周堪等人。漢元帝雖然尊重蕭、周的德望，但不明是非，被弘、石所欺蒙，終於將周堪、劉向等免職，蕭望之被迫自殺。弘恭死後，任石顯為中書令。元帝多病，不常理政，政權完全落到石顯及其黨徒手中。

其實，元帝之所以大權旁落，不僅在於近幸的狡猾佞巧，更在於他自身政治水平的低能。司馬光評述道："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悟也。"宦官石顯的專權，實際上正是漢元帝縱容的結果。

西漢中後期出現了一批"儒宗宰相"，他們是當代鴻儒，享有很高的聲譽，就文化素質而言，堪稱傑出人才。但是他們所逢之時，相權已經受到嚴重削弱，在皇權加強的政治體製下，他們難有大的作為。作為"識時務"的儒者，他們中的多數以"持祿保位"為基本的人生宗旨，缺乏責任感，在政治上不敢建樹。這也為西漢後期的朝政蒙上了陰影。

（三）史氏許氏輪流專權

熟悉漢朝曆史的人應該都會知道，漢朝是外戚和宦官交替專權的時代。一旦某個女子當上了皇後，那她家中的人們都會憑借她的裙帶關係，迅速得到提升，直到大權在握為止。而與之相對應的就是漢朝曆代皇帝，在登上皇位之後很長的一段時間都不能親政，大部分都是由太後聽政。雖然漢武帝曾經立下"立子殺母"的規矩即太子被立之後，如果母親正值年輕，就要把母親殺掉，目的就是為了怕太後專擅國政，把權力轉移到外戚的手中。但是在漢武帝之後，太後幹政的事情卻愈演愈烈。漢成帝的母親王政君也是如此。

漢元帝時，皇家威權下降。朝中各種勢力乘勢而起，展開了激烈的爭權奪利的鬥爭。外戚和宦官輪流把持朝政。外戚，其成分是指皇室的外姓親屬以及後妃係統的親族，還包括皇家係統的夫族。實際上，他們是一個直接依附於太後、皇後或皇族寵妃的裙帶集團，其中以漢代後期的外戚集團最為活躍，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焦點。

漢元帝時期的外戚實權者大概有三派人物，並且都是承接漢宣帝時期的權勢而來的。一是漢宣帝祖母史良娣一係，有史高（史良娣兄史恭之子，漢宣帝表叔），在漢宣帝末年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受遺詔輔政一直到漢元帝初元五年（前44年）；二是漢元帝母親翁須一係，有王接、王商（均宣帝舅父之子），王接於漢元帝時繼史高為大司馬，王商漢元帝時為右將軍、光祿大夫，漢成帝時繼匡衡為丞相；三是漢元帝的母親許氏一係，有許延壽（漢宣帝嶽父之弟）、許嘉（許延壽之子），許延壽在漢宣帝時為大司馬，是史高前任，許嘉於漢元帝時繼王接為大司馬。當時重要的外戚還有漢元帝的皇後王政君王氏家族，但在漢元帝時期，這支勢力還沒有掌權，直到漢成帝的時候才成為權傾一時的外戚。

漢宣帝臨終前，已給元帝安排好了輔政大臣，第一位是外戚侍中、樂陵侯史高，另兩位是太子太傅蕭望之和太子少傅周堪，並提升史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周堪為光祿大夫，三人並領尚書事。

信用外戚是西漢政治長期形成的傳統，宣帝也不例外。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孫，宣帝幼年時養在史家，與史高有親密關係，因此宣帝命他握有中朝決策大權，地位最為重要。史高以外戚之親的身份"領尚書事"，蕭望之和周堪是他的副手。但開始時，漢元帝對自己的兩位名儒師傅特別信任，蕭望之等人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於是，史高的心理失去平衡，與蕭望之的嫌隙日深，這便為宦官石顯弄權提供了條件。

從曆史記載可以看出，史高、王接和許嘉三位大司馬是前後順接而來的。外戚史高在宣帝臨終時被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受遺詔與蕭望之、周堪共同輔佐漢元帝。漢元帝即位之初，他特別信任自己的老師蕭望之和周堪，經常與他們一起討論朝政。蕭、周又舉薦宗室劉向與侍中金敞，他們四人誌同道合，就在漢元帝身邊“同心謀議”。漢元帝對他們的意見多有采納，久而久之，蕭望之等人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史高雖然官居高位，卻不顯山露水，成了一個擺設。

史高受到排擠，心裏失去平衡，與蕭望之等人嫌隙日深，便與宦官中書令弘恭、仆射石顯相勾結。弘、石二人在宣帝時就掌握了朝廷機要。漢元帝對之信用不疑，委以朝政。蕭望之等人擔憂外戚史氏與外戚許氏的放縱及弘恭、石顯的擅權，多次勸諫漢元帝斥逐這些奸佞，整頓朝廷綱紀。可是漢元帝卻沒有聽從，“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任憑“群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嘩於民間”。經過數年的鬥爭，漢元帝竟在石顯等人的挑撥下，迫使蕭望之自殺，摒棄周堪、劉向等人於權力中心之外。從此，外戚與宦官合力把持了朝政，尤其是後來漢元帝久疏政事，朝中大小事皆由他們做主。

公元前43年9月，發生了隕石和霜凍等自然災害，全國莊稼大麵積歉收，使得饑民遍地。在這種情況下，當時的丞相於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禦史大夫薛廣德等人都以天降災異為由上書皇帝，請求準許告老還鄉，漢元帝奏準。不久，侍中、衛尉王接被封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兩年之後，即公元前41年4月，大司馬王接去世。7月，左將軍許嘉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從以上事例可以看出，漢元帝時的最高權力始終掌握在外戚手中。公元前33年，漢元帝病死，劉驁繼位，是為漢成帝。漢元帝的去世，引發了宮廷內外新一輪的政權鬥爭。這時逐漸控製了朝中大權的以皇太後王政君為首的王氏家族正虎視眈眈，隨時準備取代政權。王氏集團的主要敵人，是以大司馬許嘉為代表的許氏官僚集團。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許嘉在元帝時輔政長達九年之久。成帝親政後，為了平衡這支力量，封其舅陽平侯王鳳作平行的大司馬去牽製許嘉。王鳳登台以後，即在成帝的支持下，向許氏集團發動猛攻。

起初，這一攻勢得到了以杜欽、穀永為代表的清流集團的聲援，在他們的經書法寶的威脅下，許氏集團的勢力得到遏製。後來，當許氏集團已經削弱以後，坐大了的王氏集團又引起清流官僚的恐懼，他們反過來把希望押在業已失寵的許氏集團身上，這就發生了曆史上的祝詛事件。從此，許氏家族的勢力一落千丈。

史高、王接和許嘉三位外戚把持了整個漢元帝時期的大司馬職位，可以看出當時外戚的實力。在這裏，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大司馬職位的由來和實際權力。漢武帝之前，皇帝一人之下，丞相統帥百官，總管政務，原本沒有中朝和外朝之分。漢武帝時開始在以丞相為首的“三公六卿”朝臣係統之外，另在皇宮中又設立了一套機構，由侍中、左右曹、太中大夫、光祿大夫、尚書和大司馬、前後左右將軍等天子賓客和心腹重臣組成。這些人的聲望不高，但是由於能出入宮禁，直接為皇上辦事，實際上組成了一個對皇上決策有很大影響的權力機關，被稱為“中朝”。從此形成慣例，皇上利用中朝來控製外朝，大司馬大將軍是中朝的首腦。實際上，大司馬的權力遠遠要高於丞相，隻在皇帝一人之下。

在中國封建社會，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史氏、王氏和許氏的整個家族勢力在他們各自的代表人物掌權之後，會在一夜之間遍布全國。西漢後期，外戚專權加速了西漢王朝的滅亡。

成帝雖然名義上是一國之君，可是心裏卻萬分苦悶，對母親幹預朝政雖然十分的反感，可是卻不能說什麽。再加上對母親的叛逆心理，他就把自己的心思放在了女人身上。在他的後宮之中出現過一係列的爭風吃醋，可以稱得上是群美鬥法，各顯神通。但是不管女人們如何爭寵，作為漢成帝的母親、身為太後的王政君都牢牢把握著後宮的生殺大權。為了王家的前途，她不遺餘力地打擊一切對自己家族不利的女子。

漢成帝的皇後許氏年輕的時候是一位絕色美女，漢成帝幾乎與她形影不離，這引起了王政君和王氏集團的擔心，因為許皇後的父親許嘉輔佐漢元帝達十多年，是位高權重的大臣，而且非常有政治才能。王政君怕許皇後得寵之後，許家的風頭蓋過王家，所以，王政君和王氏家族，一有機會就攻擊許皇後。為了能找到一個既不會給王氏集團造成麻煩，又能轉移漢成帝目光的女子，王政君可謂費盡心思。

（四）陳湯矯詔平滅郅支

漢宣帝時期，隨著國力的增強，匈奴力量一再削弱，漢匈關係發生了曆史性的變化。神爵二年（前60年）以後，匈奴統治集團內部出現權力之爭，初有"五單於爭立"，互相不容，屠戮兼並，最後形成呼韓邪單於和郅支單於兩大集團的對立。漢元帝期間，在漢匈關係上出現了兩件大事，一件是陳湯平滅郅支，一件是昭君和親出塞。

漢元帝剛即位的時候，匈奴郅支單於自以為與漢朝距離遙遠，加之怨恨漢朝支持他的仇敵呼韓邪單於，就有與漢絕交之意，並且與康居王勾結起來，在都賴水（今恒邏斯河）畔興建了一座郅支城（今江布爾），作為進一步擴張勢力的基地。郅支將勢力向漢西域發展，直接威脅漢朝在西域的統治。建昭三年（前36年），新一任西域太守對匈奴發動攻擊，獲得大勝。至此，漢朝最後消滅了虎視西域的敵對勢力。以後近四十年，西域維持著和平狀態，中西交通暢通無阻。

1、漢匈曆史的曆史回顧

（1）漢高祖時期

匈奴一直是漢政權的一塊心病。公元前200年，漢朝初立，被劉邦徙至代地的韓信（是韓王信，不是淮陽侯韓信）同匈奴在馬邑作戰時失敗投降，冒頓單於引兵攻太原，包圍晉陽。氣勢正盛的漢高祖劉邦親自帶兵進擊匈奴。其時正趕上大寒雨雪，冒頓單於假裝兵敗撤退，引誘漢兵追擊。漢軍一路勢如破竹，隻見匈奴都是老弱殘兵，於是聚集三十二萬大軍乘勝冒進。

劉邦自己親率先頭部隊抵達平城，立馬未穩，冒頓單於忽然率領一直埋伏等待的三十多萬精銳騎兵把劉邦軍隊切斷。堂堂大漢皇帝被圍於白登七天七夜，缺水少糧，軍士凍得瑟瑟發抖。四下望去，隻見匈奴兵馬強悍，東西南北的戰馬都各分一色，鎧甲鮮明，雄壯整齊。情急之下，劉邦確實是個能使各種伎倆的奇才，他派人給冒頓夫人送去厚禮，其間詳情，史無所載。單於夫人對冒頓單於說："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於終非能居之。且漢主有神，單於察之。"美人說話果然管用，加上降將韓王信的兵馬遲遲未到，冒頓單於就聽從夫人勸告，在包圍圈中敞開一個空道，劉邦令軍士引弓持滿外向，解圍而出，狼狽不堪地與後軍相會。隨後，雙方罷兵，劉邦派宗室劉敬與匈奴結和親之約，並嫁宗室女為單於側室，約為兄弟以和親，實際上是單於給漢廷一個麵子，讓他們借送女人之機進貢。

"白登之圍"後，劉邦隻好和親匈奴，以"宗室女翁主"嫁給單於為閼氏，並和冒頓單於結為兄弟，從此開了和親的先河。

劉邦死後，倨傲的冒頓單於還給呂後寫信，表示"你我都單身，不如配對一起大家歡樂。"呂後大怒，她有勇無謀的妹夫樊噲也大言要"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間"。這位樊噲曆史上隻在鴻門宴上表現出眾，史書記載他在霸王項羽麵前大吃生豬腿。他最佩服的人就是淮陰侯韓信。韓信被免掉王爵後，終日怏怏不快，有一次來到樊噲家裏串門，這位大將喜出望外，跪接跪送，感激涕零，說："大王您竟然肯到為臣我這裏來！"韓信離開樊噲處，對隨從歎息說："我現在淪落，竟與樊噲這樣的人為伍！"劉邦死前他在外打仗，被人告發企圖謀反，劉邦派人殺他，幸虧他是呂後妹夫，大臣們留他一命，怕呂後在劉邦死後反攻倒算。最終大臣季布解勸："高祖軍隊32萬被圍白登十日，當時樊噲任上將軍就在附近不能解圍，現在誇口領兵十萬擊匈奴簡直就是欺君。夷狄（冒頓單於）就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呂後聞言息怒，卑辭報書，曉之以理，雙方又互換禮物和親。

（2）文景時期

漢文帝之時，繼續和親政策。"複遣宗人女翁主為單於閼氏"。漢景帝時，"遣翁主如故約"。這樣的和親模式，其實是一種妥協行為，漢朝想以此來求得短暫的安寧。當時匈奴右賢王常率兵侵掠邊塞，俘奪人民，漢文帝隻能親自帶兵到太原征討，恰巧國內濟北王造反，不得已收兵。當時冒頓單於剛剛大破月氏國，對屬下右賢王掠奪漢境之事假裝不知道，又遣使來請和親，漢朝懾於其勢強，不得不答應，依常例送大批珍寶禮物過去。

不久，冒頓單於病死，其子稽粥立，號老上單於。漢文帝又送宗室女去匈奴，讓太監燕地人中行說作為陪同侍臣一起去。中行說不肯去，被漢廷強行派遣。怨恨之下，他到了匈奴就歸降，並深受老上單於歡喜。中行說竭力勸說匈奴不要過於看中漢朝衣服食物的精美，由於他的說教，匈奴人由此增加了對自己食物、器械和風俗的自信心，傳說中行說還教給匈奴人記數方法。在中行說的鼓動下，老上單於在給漢帝回書中口氣非常傲慢，對漢朝使臣也威逼利誘，動輒就索要錢物金銀，如不給就威脅說秋熟後準備發兵進入漢境。漢文帝十四年，匈奴十四萬入侵，殺漢朝北地都尉，俘搶大量人畜。等到漢軍趕到當地反擊時，根本連人影都看不見，結果無獲而還。老上單於死後，其子軍臣單於繼位，也是時而和親時而入侵，殺掠漢人。

漢景帝七國之亂時，匈奴還想與反叛諸侯王裏應外合攻擊漢朝。漢景帝平定七國之亂後，繼續與匈奴和親，通關市，厚賜單於。所以，終景帝之世，匈奴沒有太大的入侵。

（3）武昭宣時期

漢武帝繼位後，繼續開通關市，厚遇匈奴。但劉徹為人堅毅勇猛，又承"文景之治"遺留的強大國力。恰逢馬邑人聶壹願意假降匈奴，以此誘匈奴入關。他獻計說漢軍可埋伏人馬伏殲匈奴。武帝大喜，伏兵三十餘萬，等待匈奴入伏擊圈。匈奴單於離馬邑還有百餘裏，就見漫山遍野都是牛羊，匈奴人感到非常奇怪。就近攻陷漢朝一個亭守，俘虜雁門負責巡邊的一個尉使，得知了漢朝的計劃。馬邑之謀最終無法實現，自此漢與匈奴斷絕關係，漢朝邊境不斷受到匈奴騎兵的侵襲。

公元前129年，漢武帝遣四路大軍進攻匈奴，這是漢朝建國以來的首次先發製人。最終三路皆北，隻有衛青一軍得勝，斬首七百。此次戰役雖屬小勝，但已經為漢軍大舉進攻匈奴積累了經驗，同時也可以說是進行了熱身訓練。不久，衛青精騎三萬出雁門，斬首數千。轉年，又轉戰隴西，擊敗匈奴二王，斬首數千，得羊百餘萬，盡取河南之地，築朔方城（內蒙杭錦旗附近），修繕秦朝蒙恬所修的塞壘，憑依黃河為固。軍臣單於死後，其弟伊稚斜單於立，不時進攻雁門、代郡、定襄、上郡等地，殺掠人民。漢武帝又派衛青率十萬人馬，出塞六七百裏，擊破匈奴右賢王，俘人眾一萬五千多人。隔年，衛青十多萬大軍又出定襄數百裏擊匈奴，前後斬首一萬九千多級。驃騎將軍霍去病率萬餘人馬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裏，斬首八千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一座；又出隴西、北地二千裏，過居延，攻祁連山，斬匈奴三萬，整個河西走廊全部為漢軍所有。逃竄途中，匈奴人悲歌道："失我祁連山，任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

公元前60年，匈奴虛閻權渠單於逝世，因單於位繼承問題，匈奴內部分裂，出現五單於分立局勢。經過一段紛爭混戰之後，隻剩下呼韓邪單於和郅支單於兩大勢力。呼韓邪單於領地靠近漢的邊塞，遂歸服漢朝。郅支單於得知呼韓邪有漢朝作依靠，難以與之抗爭，遂向西發展，先聯合康居攻擊烏孫，後又攻占康居，橫行西域，漢在西域的統治也受到威脅。

漢宣帝時，匈奴貴族爭奪權力，勢漸衰落，五個單於分立，互相攻打不休。呼韓邪單於繼位後，與其兄郅支單於互相攻戰不斷，公元前54年，兩個單於窩裏鬥大戰，兩敗俱傷，同時向漢朝乞援，遣子入侍（送兒子當人質），同時依舊例請求和親。

呼韓邪單於被他的哥哥郅支單於打敗後，決心跟漢朝和好，甘露三年（前51年）第一次入朝覲見宣帝。他是第一個到中原來朝見的單於，漢宣帝親自到長安郊外去迎接他，為他舉行了盛大的宴會。呼韓邪單於在長安住了一個多月，要求宣帝幫助他回去。漢宣帝答應了，並賜以厚禮，派了兩個將軍帶領一萬名騎兵護送他到了漠南。這時候，匈奴正缺少糧食，漢朝還送去三萬四千斛糧食。呼韓邪單於十分感激，一心與漢朝和好。西域各國聽說匈奴和漢朝和好了，也都爭先恐後地同漢朝打交道。

次年，呼韓邪單於第二次入朝覲見。兩年兩次覲見，其頻繁的程度可見一斑。呼韓邪單於入朝覲見，在表示臣服的同時，也和漢朝商定了共同對付郅支單於的策略。郅支單於自感無力對付漢朝和呼韓邪單於的聯盟，遂轉往今伊犁河流域一帶發展。

（4）元成時期

漢宣帝死後，他的兒子劉奭即位，這就是漢元帝。漢元帝在位期間，漢匈雙方經過一百多年的戰爭，據《漢書·匈奴傳》記載當時的情況是"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不僅屬國都已背叛匈奴，而且匈奴內部也分崩離析，最多的時候，居然有五個單於在互相攻伐，最終隻剩下了呼韓邪單於和他的哥哥郅支單於。郅支單於領導北匈奴，呼韓邪單於領導南匈奴。

郅支單於西移後，兼並匈奴各部，又擊破烏孫、烏揭、堅昆、丁零等國，並定都於堅昆故城。由於怨恨漢朝幫助呼韓邪單於，又距離漢地十分遙遠，郅支單於開始對漢朝不恭敬，常常借故困辱漢朝使臣。漢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郅支單於派使臣到長安，要求作為人質的兒子回國。

朝廷想派遣衛司馬穀吉送郅支太子回國，禦史大夫貢禹等人認為郅支單於所在絕遠，歸化之心未彰，建議朝廷使者送郅支太子到邊塞即可。穀吉自己上書表示願意作為使臣前往。漢元帝以穀吉上表宣示群臣，貢禹等人仍堅持不可，認為穀吉去匈奴內庭肯定會為漢朝取悔生事。唯獨右將軍馮奉世認為可以，漢元帝就派穀吉等人出使匈奴。

漢使迢迢千裏把郅支太子送回國都，這位單於不僅不領情，還把使臣穀吉等人殺掉。郅支單於痛快過後，細想自己已經和漢朝鬧翻，呼韓邪單於又在近處覬覦不已，就率眾往西直奔康居。康居國王和郅支單於互相嫁女於對方，成為姻親。郅支單於多次借康居兵攻打烏孫，殺略搶劫，烏孫不敢抵抗。漢朝三次派使臣向郅支單於索取穀吉等人屍骨，郅支不肯，還困辱使者，百般欺罵。

漢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西域都護甘延壽和副校尉陳湯"矯製"出兵，在康居誅斬郅支單於，在給朝廷的上疏中，二人喊出了既空前更絕後的劃時代最強音："犯強漢者，雖遠必誅"這句著名的豪言壯語，顯示著漢朝的國力已達頂峰。對此，呼韓邪單於且喜且懼，連忙上書請求前往長安朝覲，以盡藩臣之禮。此時，匈奴已經到了"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的地步。

《漢書·匈奴傳》生動地記載了呼韓邪單於此時的心情：郅支既誅，呼韓邪單於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呼韓邪單於喜的是郅支單於已被誅殺，整個匈奴終於都歸自己統轄了；懼的是漢朝國力如此強盛，哪一天自己難免不會重蹈郅支單於的覆轍。

漢元帝竟寧元年（前33年），呼韓邪單於第三次入朝覲見，並"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他以漢朝的女婿自居，而以前雙方的關係都是對等的，都是"約為兄弟"。"願婿漢氏以自親"，這句陪著小心，誠惶誠恐又撒嬌的話，雄辯地表明了這次和親迥異於此前的任何一次和親模式。

2、犯強漢者，雖遠必誅

建昭三年（前36年），陳湯奉命到西域。陳湯，字子公，好讀書，善屬文。他年輕時家裏很窮，常常四處向人借錢度日，同鄉人很討厭他。到長安後，富平侯張勃看中他的才能，於元帝初元二年上薦他為茂材。陳湯做官心切，父死也不回家奔喪，為司隸所究，張勃受連累也被削奪封戶二百。根據漢法，陳湯不孝應下獄，後來，因為他確實很有才能，被推薦為郎官。陳湯自己也無顏呆在都城，多次上書請求出使外派。正趕上甘延壽為西域都護，他就以西域副校尉的身份一同前往邊塞。

陳湯為人深沉智勇，一路上每經過城邑山川，都要登高望遠，觀察地形。到西域都護治所以後，陳湯對甘延壽說："夷狄之人畏服強者是他們的天性。西域本來就是匈奴的地盤，郅支單於又威名遠聞，不時侵陵烏孫、大宛等國，又常常為康居國出主意四出劫掠，假設他滅掉烏孫和大宛，挾眾四處擴張，數年之間那些向漢朝進貢的國家肯定都會被他滅掉。而且郅支單於為人剽悍凶猛，喜好征伐，屢戰屢勝，長久姑息，以後必為西域大患。郅支單於雖然所在絕遠，但匈奴傳統上沒有堅城勁弩的守備，如果我們調發屯田兵士，加上烏孫國士兵，出其不意直攻其城，想必他逃跑也無處可去，守城也不足自保，千載之功，一朝可成。"

公元前36年，西域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看到郅支單於肆虐西域，深感憂慮。陳湯“沉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他已經意識到如不及時製服郅支，數年之後，西域的局勢將不堪設想。但他又知道當權的宦官和儒臣都不關心邊事，如先報請朝廷等批示後再行動，就會貽誤軍機。甘延壽認為陳湯的話很有道理，想上奏朝廷請求發兵，但陳湯說："朝廷那些公卿大夫都是空談，肯定不會依從我們的計謀。"甘延壽堅持要上奏。正巧那些日子這位西域都護久病不愈不能聽事，陳湯自己就假借朝廷名義征發西域各城郭國兵以及屯田的漢軍。直到城外大軍紛紛調動，甘延壽這才驚覺起來，他想出外製止，但為時已晚，隻能依勢就勢，一起率部前行，增加揚威、白虎、合騎三個縱隊，共有軍人四萬多。同時，他們上書自劾矯製出兵的情狀，即日出兵。

四萬大軍分為六隊。三隊從南道越過蔥嶺直向大宛，另外三隊從北道入赤穀，經過烏孫，到達康居國境。行進中趕上康居副王帶數千騎人馬侵掠赤穀城，他們搶奪大批畜產，還常常侵襲漢軍。陳湯命所部西域聯軍進攻康居副王，殺死四百多人，奪回被康居副王俘虜的赤穀城民，把俘獲的牛、羊、馬作為軍糧。到達康居東界後，又嚴禁軍人搶掠當地人，並與當地的康居首領飲酒為盟，樹立威信。大軍勢如破竹，一直到單於城六十裏才停軍立營。當地的康居人也怨恨郅支單於的殘暴，把城內匈奴人的實情盡數告知陳湯。

轉日，大軍又前行三十裏，紮營待命。直到此時，郅支單於才知漢兵已到眼前，驚慌之中急派使臣前來問詢："漢兵為什麽來？"陳湯答："天子可憐單於遠棄國土，屈身於康居境內，現在派西域都護前來迎接單於一家回去，怕驚動單於，所以沒有直接抵達城下。"甘延壽、陳湯等待攻城準備工作就緒後，直接譴責郅支單於使臣："我們為單於而遠道前來，至今沒有名王大人前來拜見聽命？我們兵來道遠，人畜疲憊已極，軍糧已盡，希望單於與大臣趕緊商量回複我們。"

第三天，聯軍繼續前進，最後在距城三裏的地方安營紮陣。向前望去，單於城上遍布五彩旗幡，數百人披甲站立於城上，又有百餘騎在城下來往馳騁，以耀兵威。城門口還有百餘步兵擺成魚鱗陣，操練演習。陳湯命令聯軍向城門口的騎兵和步兵放箭，那些人嚇得紛紛跑回城中。甘延壽、陳湯親自上陣擊鼓，以鼓舞士氣，諸路大軍趁機一齊向前衝，直撲城下，穿塹攻城，以勁弩射得樓上披甲兵士跑往樓下。由於土城外有木城，匈奴兵從木城柵格裏向外射箭，殺傷力很大，漢軍根本不能靠前。最後，聯軍縱火燒掉木城，天黑時數百騎匈奴禁不住大火灼燒，趁黑往外逃，全被迎頭射殺。

郅支單於剛開始知道漢兵來到的消息時，本來想逃跑。但他懷疑康居人怨恨自己而作漢兵的內應，又聽說敵國烏孫及其他城郭國都出兵助漢人征伐自己，感覺無所逃遁。當時他已經帶人出城，思前想後，決定回城堅守，對左右說："漢兵遠來，不能久攻。"

郅支單於身披甲胄在樓上指揮，他的閼氏夫人們也很英勇，紛紛操弓向漢軍射箭。聯軍矢發如雨，一隻箭不偏不倚射中郅支單於的鼻子。郅支單於勉強支持著下城騎馬，逃入內城。黎明時分，四麵火起，聯軍士兵大喊登城，鑼鼓驚天動地，漢軍推著攻城車攻進土城中。康居兵見勢不好，紛紛逃走。漢兵趁勢攻入內城，到處縱火，聯軍士兵蜂擁入內，格鬥中郅支單於被殺。此次戰役，共斬單於閼氏、太子、名王以下一千五百多級，生俘一百四十五人，投降的匈奴有一千多人。

3、功高賞微，後事默默

甘延壽、陳湯給漢元帝發去那封流傳千古、揚眉吐氣的疏奏：“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匈奴呼韓邪單於已稱北藩，唯郅支單於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強漢不能臣也。郅支單於慘毒行於民，大惡逼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陷陣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槁於蠻夷邸間，以示萬裏，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此雄辭壯語，想必非軍中文書所為，應該是由陳湯自己親自撰寫，史書中明確記載陳湯"善屬文"，後來他還不斷替人"寫狀子"，因此可以想見這位文武全才的大漢將軍真是"氣吞萬裏如虎"。

大獲全勝之後，陳湯遂將勝利捷報和郅支的首級送至長安，這一消息對元帝來說真是喜從天降，遂下詔桐告郊廟，慶祝勝利，但對甘延濤陳湯的封賞問題，卻拖延不決，盡管元帝知道甘、陳立下不世奇功，應該封賞，但宦官石顯和儒臣匡衡卻以甘、陳“矯詔”發兵為由，認為不處罪已屬寬大，絕對不能再加封賞。本來是皆大歡喜的事情，卻讓人從中挑出了大毛病。

陳湯等人建立如此不世之功，書奏朝廷後，不但沒有得到嘉獎，反而丞相、禦史都怪罪陳湯、甘延壽兩個人矯製發兵，中書令石顯過去曾想把自己姐姐嫁給甘延壽，但甘延壽竟然不給麵子，拒絕了這門親事。於是，石顯就對他恨之入骨，等到甘延壽從前線歸來，正好丞相匡衡也對他和陳湯的“矯製”（假傳朝命以行事）行為深惡痛絕，對他們的功勞卻閉口不提，石顯乘機公報私仇，攻擊兩個人為國生事招難。

陳湯本人確實有貪財的毛病，私心比較重一些，違反漢律，私自把從國外得到的金銀財物帶入國境，又將不少勝利品歸為己有，也為司隸校尉所彈劾，司隸校尉通知沿途的地方政府，逮捕陳湯部下以便並派人前去按驗審查。情急之下，陳湯連忙上疏漢元帝："臣與將士部下共同誅伐郅支單於，使其覆滅，萬裏振旅凱旋，理應有朝廷使者沿路慰問歡迎。現在司隸反其道而行之，派人來審查按驗，大批逮捕我的部下官兵，這是為郅支單於報仇啊。"元帝認為陳湯說得有理，遂詔令釋放他們，並讓州縣準備酒食於路勞軍。甘延壽、陳湯千裏回朝後，理應論功行賞，但石顯等人不斷上書二人乘危僥幸、矯製興軍之罪。他們說：“甘延壽、陳湯假傳朝命，擅自調發部隊，罪惡深重。不銖伐他們已經算是寬大了，如果再加爵封土，就會開啟惡例，使後來的奉使者爭著冒險以圖僥幸，惹是生非於蠻夷，為國家招來麻煩。此例決不能開。”漢元帝內心其實很讚賞兩人的大功，但漢法嚴厲，因此遲疑不決，賞罰詔令一時間也拿不定。

這時，漢朝宗室劉向看不過去了，他給皇帝上疏說："郅支單於囚殺漢朝使者和官兵數以百計，嚴重損傷了漢朝在國外的威信。殿下曾赫然發怒，準備誅滅之，此意臣下何嚐忘記過。西域都護甘延壽、陳湯秉承聖上旨意，賴祖先上天之靈護佑，率百夷之君，集西域之兵，出百死，入絕域，直指康居，斬郅支之首，懸旌萬裏之外，振軍威於昆侖之西，懸旌旗於萬裏之外，掃穀吉被殺之恥，外夷莫不恐懼懾服。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群臣功勞莫過於此！武帝時代貳師將軍李廣利興師五萬，費錢數億，經四年勞頓，僅獲駿馬三十匹，武帝仍不錄其過錯，封拜軍人共兩侯、三卿、二千石一百多人。現在甘延壽、陳湯不勞漢師，不費鬥糧，斬郅支之首，功高百倍於貳師將軍。應該高官厚爵，以獎有功。"漢元帝看到這份上疏後，大為震驚，當即下詔赦免甘延壽、陳湯“矯製”之罪，不再追究，同時讓公卿朝臣議封賞之事。大家都認為應該按照軍法“捕斬單於”的賞格執行，匡衡和石顯仍然執意阻擾封賞之事。他們說：“郅支已經逃亡失國，躲在荒蠻的絕域，隻是一個冒牌貨，而不算是真單於。”漢元帝援引鄭吉當年俘獲匈奴日逐王的先例，也仿照此例封甘、陳二人食邑各一千戶，匡衡和石顯依舊反對，優柔寡斷的漢元帝，一直拿不定主意，使問題拖延三年有餘，到公元前33年，才封甘延壽為列侯，陳湯為關內侯，各食邑三百戶，另賜黃金百斤。又任命甘延壽為長水校尉，陳湯為射聲校尉。

不久，甘延壽病死。漢成帝即位後，從前詆毀甘延壽、陳湯兩人的匡衡等朝臣又複奏甘、陳二人盜收康居國財物，陳湯被免為民。後來，陳湯又犯事下獄當死，因前功被免貶為士兵。

十多年後，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圍困，上書告急，希望朝廷征發敦煌士卒救援。當時的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官商議數日也做不了決策。最後，王鳳提醒漢成帝說陳湯對西域事了解很多，可召見問他的意見。

成帝命人將段會宗的告急文書拿給陳湯他看，希望他能不計前嫌。陳湯以前在攻打郅支單於時患上嚴重的風濕病，雙臂不能伸屈。此時久廢在家，本來就有一肚子怨氣無處發泄，遂推辭說："將相九卿賢達聰明，小臣區區一個殘廢人，不值得問我國家大事。"成帝安慰他說："國家有急，您不要推辭。"陳湯想了想，說出自己的看法："臣以為肯定沒有什麽事，敵圍自解。"成帝問其原因。陳湯說："胡兵五個才能當一個漢兵，因為他們的兵器質量差。最近聽說他們的鑄造技巧已效仿漢人得以改進，仍然是三個當一個。現在包圍段會宗的烏孫兵人數不足戰勝漢軍，又不能久攻，不出五天，當有好消息傳來。"四天之後，段會宗疏奏果然送到，報告說敵圍已解。由此，大將軍王鳳上報皇帝以陳湯為從事中郎，參決軍政事宜。

陳湯複官後，老毛病又犯，常常受人金錢為人作奏章。後來王鳳的政敵成都侯王商執掌朝政，又上奏指出陳湯的缺點，由於犯了惑眾不道和大不敬之罪，陳湯被貶至敦煌。敦煌太守聞訊後上奏說："陳湯先前親誅郅支單於，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朝廷又把他遷到安定安置。

最後，還是議郎耿育上書皇帝稱"陳湯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郅支遺虜所笑！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嚐不陳說大漢誅殺郅支單於的國威。朝廷現在非但不重視功臣，反而貶罰他們，使其死無其所。今國家既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梟俊擒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書奏後，陳湯得以回歸長安家中，不久病死。

陳湯為官雖有不少劣跡，但他矯詔興